中国家谱起源范文

第一篇：中国家谱起源范文

中国家谱沉浮

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其动因，“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 游客在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博物馆翻看馆藏的中国家谱。

■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 2014年5月23日，海南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整理该校珍藏的家谱丛书。

■ “右派”能写进家谱吗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每忆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从未如此提及，这个文件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谱牒的高度重视，是谱牒文化正式解冻的官方信号。”不过，政治环境的宽松并未加快家谱复苏的步伐。国家性的谱牒研究机构迟迟未有起色：国家档案局心存余悸，难以牵头组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调查族谱，只是建议地方学术机构试办。

恰逢此时，两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对家谱的重视。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市长，要求查找始祖王子乔的资料。次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要求查证始祖来自南京还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收集资料。此工作引起了国家档案局的注意。经过他们建议，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牵头，中国谱牒研究会筹建成立，当代中国谱牒文化全面复苏。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家谱专家胡德向本刊记者回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民间修谱开始出现萌芽，当时有很多人找他咨询如何修家谱，“都还不敢张扬。”1993年，有位老人找到他，拐弯抹角地讨教：家里有一个人是在1949年后被判刑的，还有两个于“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的，能写进家谱吗?如果写进去，有关部门会不会来家里“抓人”?其修好家谱后也不敢出版。

不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对民间修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修谱最先形成气候的江浙一带，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率先复苏的区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传统宗族制度很发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向本刊记者介绍，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都是“文革”后最早开始重修家谱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较正规的家谱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脉络和体例，很多新修家谱加入了女性记载。

★ 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新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图为连战夫妇赴湖北广水寻

根。

■ 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认为，“文革”后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陈建华告诉本刊记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李吉回忆。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当地有关部门临时为他复印了一部，还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坏的祖墓。

为此，包玉刚很受感动，先后捐资数千万元，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沿海一带省市对家谱的评价渐趋正面化。

“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常建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子、修公路、办学校，政府当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李吉说，“那时的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 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有重要价值。

■ 家族的荣耀

但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统内部文件，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是会担风险的。”李吉回忆。

1995年，四川一位非常热衷续修自家家谱的农民被公安机关以搞封建宗族活动为由逮捕。李吉拿出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致函公安机关，他才被放了出来。

李吉认为，“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编修家谱尤其是创修需要有经济基础。”陈建华说。

此外，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里出了名人”，“比如省长甚至镇长，为了光宗耀祖修家谱，那绝对是不差钱。”胡德说。

比如他曾参加江苏武进一个张姓家族的颁谱仪式。该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几位厂长、镇长，仪式上很多人来捧场。

正式的颁谱大会上，众人按照家族辈分，上台签字领谱。签字时要签署一份“公约”，明确规定要把家谱保管好，如发生遗失、虫咬或私自变卖，都有相应惩罚。

“是否举行颁谱仪式与该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和经济条件有关，”胡德说，比如仪式前要连唱三天戏，晚上还要在稻谷场上放电影，经济条件差些的也许只聚在一起吃顿饭。

★ 大热的重修家谱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行当——“修谱师”。

■ 修谱的生意

随着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修谱逐渐商业化，成了一门生意。

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谱坊创建于1980年。那时他父亲在创业浪潮中从纸浆生意做起，“做纸浆，要收废品，这过程中就不断收集到了许多老家谱。”成毓升向本刊记者展示着当初收来、如今已破烂不堪的旧家谱。

“人们听说你手里有收来的谱，就跑来借去看有没有与自己家相关的。可很多时候看不懂。我父亲是北师大毕业的，人们就来求助于他，他也乐意帮忙修谱。渐渐地口碑相传，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前来求助修谱的人无以为报，于是背来米、面，甚至烧酒。成毓升的父亲因此觉得这门手艺做下去，“家里的生计一定不成问题”。

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制”，为客户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们修谱虽然是生意，但是没有定价。”在北京中关村，同样做家谱生意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创始人涂金灿的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

“最近几年家谱大热，业务根本做不过来。”热衷于修家谱的人多是离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万离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家族文化情怀。”他对本刊记者说。

“尤其是2000年以后，民间修谱大热。一个企业家不修谱，村里老人家都会给你找麻烦，挣了钱你为什么不修谱?”李吉说，仅在常州市300多个姓氏中的280个都修了家谱。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对把家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内容，显示出越来越高的热情。

在仅0.3平方公里的无锡惠山古镇，政府投资25亿元，对118个祠堂和81个姓氏文化进行修复。

“以1993年为界，这之前上海图书馆每个月只能收到一两部家谱。”胡德总结说，“现在每月都能收到几十部。”谱牒文化大热，民间修谱热情高涨，看似大好的形势，李吉却仍有所担忧，“谱牒是专门的学问，过去有谱师，现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知识储备参差不齐。”而比续谱存伪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谱牒研究的断层。“学校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学生也不爱学。我们老一辈学历史出来的半路出家做谱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却无奈后继无人。”李吉感慨道。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实亡。“其实1992年我们已经不再展开实质性工作，民政机构每年要我们有20万元才允许活动，但我们没有资金。”李吉说，“研究会没有了，从事谱牒研究的老一辈也快死光了，刊物停办了。其他地方也不愿意弄这个，太麻烦。”

原作者: 王斯璇 于晓伟 葛江涛|来自: 瞭望东方周刊

第二篇：中国象棋的起源

相对于围棋而言，中国象棋的起源更加扑朔迷离，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也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流，并与五子棋及孔明棋一起留给了人们太多的快乐和启示。 中国象棋流传的历史也是相当久远了，象棋在古代被称为“象戏”。据考证，象棋大约起源于战国时代，是根据春秋战国时两军对垒的战阵创造的战斗游戏。唐朝时，象棋已经很普及。到了宋代，中国象棋基本定型，并且在全国流行。 中国象棋的棋盘是正方形的，棋盘的中间有一条“界河”，把对垒的双方隔在两边。两边画有交叉线的地方共有90个交叉点。中国象棋共有32枚棋子，分为黑红两组，下棋的双方各用一组，每组各有一帅(将)、两士(仕)、两相(象)、两马、两车(車)、两炮、五兵(卒)。两人对局时，按照规定的位置将各自的棋子摆好，红方先走，然后轮流下棋子。各种棋子走法不同，如：马走日字，相走田字，车可以“横冲直撞”，兵只可前行……最后以把对方将死为胜，不分胜负为和棋。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在我国古文献中也有几种有趣的传说，有的说起源于神农氏，有的说起源于黄帝，有的说起源于武王伐纣，有的说起源于战国，有的说起源于北周武帝。版本不一，但都说明中国象棋在古代确实流传甚广，而且深受人们的喜爱。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如《楚辞·招魂》中就有关于象棋的称谓和记载。由此可见，战国时代，象棋在贵族阶层中就已流行开来。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加以推断，象棋应该是在周代建朝(公元前11世纪)前后产生于中国南部的氏族地区。早期的象棋，是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两方行棋，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二枚)。棋子用象牙雕刻而成。箸，相当于现在的骰子，在下棋之前先要投箸。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比赛时，投箸是什么数字，就走几步棋，这种玩法斗巧斗智，相互进攻逼迫，而置对方于死地。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春秋战国时的兵制，就是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而且当时作为军事训练的足球游戏，也是每方六人。由此可见，早期的象棋，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形式。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叫“塞”的棋戏，该棋戏只行棋不投箸，摆脱了早期象棋中侥幸取胜的成分。秦汉时期，塞戏在全国范围内颇为流行，当时人们又把塞戏称为“格五”。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的塞戏棋盘和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塞戏，可以印证汉代边韶《塞赋》中对塞戏形制的描写。三国时期，象棋的形制不断地变化，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制《象经》，王褒[bāo]写《戏·序》，庚信写《象戏经赋》，标志着象棋形制第二次大改革的完成。 隋唐时期，史籍上经常看到关于象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士礼居丛书》载《梁公九谏》中对武则天梦中下象棋的记叙和牛僧孺《玄怪录》中关于宝应元年(762)岑顺梦见象棋的一段故事。结合现在能见到的北宋初期饰有“琴棋书画”的四样图案，以八格乘八格的明暗相间的棋盘来表示棋的苏州织锦和河南开封出土的背面绘有图形的铜质棋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唐代的象棋形制和早期的国际象棋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当时象棋的流行情况，从诗文传奇等诸多记载中，都可略见一斑。而象棋谱《樗[chū]蒲象戏格》三卷则可能是唐代的著作。宋代是象棋广泛流行，形制大变革的时代。北宋时期，先后有司马光的《七国象戏》，尹洙的《象戏格》、《棋势》，晁[cháo]补之的《广象戏图》等著述问世，民间还流行“大象戏”。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年基本形成现在的模式：32枚旗子，有河界的棋盘，将在九宫之中等。南宋时期，象棋称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李清照、刘克庄等文学家，洪遵、文天祥等政治家，都嗜好下象棋。宫廷设的“棋院”中，象棋手占一半以上。民间有称为“棋师”的专业者和专制象棋子和棋盘的手工业者。南宋还出现了洪迈的《棋经论》、叶茂卿的《象棋神机集》、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多种象棋著述。

元明清时期，象棋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梦入神机》、《金鹏十八变》、《橘中秘》、《适情雅趣》、《梅花谱》、《竹香斋象棋谱》等。杨慎、唐寅、郎英、罗欣、袁枚等文人学者都爱好下棋，大批著名棋手的涌现，显示了象棋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喜爱的状况。

我不是尚书说起象棋来，尚书当年可是高手的哦，前推小区大爷，后秒街边大叔。这都是常有的事哈!!!

第三篇：中国佛教三大派别的起源

一、汉地佛教的起源

自从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随着佛经译介的发展，佛教越来越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到了南北朝时期(420-589)，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出现了诸多的佛教学派。这些佛教学派各自以研究一部分佛典佛经为宗旨，独尊一经一论，各学派分别以大小乘佛教的佛典佛经中的某一部为研习对象，进行不同的阐释，互相辩论、争鸣。佛教学派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为佛教宗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了隋唐时期(589-907)，为了满足各个阶层广大佛教徒对教义、教规和修持的要求，以适应佛教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各个佛教寺院的经济利益，从印度传入的“判教”(也称教相判释)得以广泛流行。佛教各宗派为了树立自家的理论权威和地位，对佛教的经典著作和各派教义作出了不同的综合分类，判别浅、深、大、小、权、实、偏、圆等，判定哪一部佛经、哪一种教义是佛祖的最终和最圆满的说法，同时把自家的阐述理论摆在最高地位，以此作为立宗的依据，这就是“判教”。这样，中国佛教宗派产生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八大宗派。

二、藏传佛教的起源

藏传佛教的经典以藏文为主，因主要在西藏形成和流行，故得名。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为藏语，是上师的意思。

7世纪，西藏赞普松赞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尼泊尔公主布丽库蒂(一译墀尊)和唐代文成公主的影响下，信奉了佛教，他还专门为两位公主建造了惹摩伽寺和大昭寺，用以供奉佛像。松赞干布积极支持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组织人员将佛经翻译成藏文。650年，松赞干布去世，西藏佛教发展陷入缓慢时期。8世纪时，天竺僧人寂护、莲华生等到西藏传播显、密两系宗教。9世纪，赞普朗达玛禁止佛教流行，使得佛教传播在西藏中断了一百多年。10世纪末期，在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支持下，佛教以喇嘛教的形式得以复兴。喇嘛教是佛教与西藏原有的本教(又称笨教)长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13世纪后期，由于元朝统治阶级的支持，上层喇嘛开始掌握政权，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并将该教传入蒙古和中原等地区。

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教派，主要有七大宗派。

三、云南上座部佛教的起源

古印度原始佛教分化以后，形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两个派别。据史载说，释迦牟尼逝世后二百年，阿育王举行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派传教师向周围国家和地区传播上座部佛教，其王子摩哂等比丘被派往今斯里兰卡创立以大寺为中心的上座部佛教僧团。约公元前1世纪，在斯里兰卡举行上座部佛教第四次结集，首次用巴利文将上座部佛教三藏记录成册。11-14世纪，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确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为最初到南亚、东南亚一带传播佛教的比丘属于上座部，所以南传佛教徒便称它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又因为南传佛教使用的经典属于巴利文语系，所以又称巴利佛教。目前，南传佛教传播的地区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及我国云南地区。

云南上座部佛教属于中国三大佛教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地区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以及其他民族部分民众之中。由于信徒以傣族居多，所以又称傣族佛教。在6-7世纪时缅甸系佛教曾传入云南，后由于战争等原因而绝灭;8世纪以后治地佛教也曾影响这一地区;12世纪，泰国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紧接着缅甸佛教再次传入;15世纪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直至今天。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教义较多地保持原始佛教精神，它尊崇释迦牟尼为唯一的教主，不承认释迦牟尼以外还有其他诸佛、菩萨的存在，因此佛寺中普遍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只使用巴利文佛经;注重“自度”，通过个人努力，以期达到阿罗汉最高果位;以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修持八正道、戒定慧;僧侣保持托钵化缘、过午不食、雨季安居等教规;将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涅槃合并在一起纪念，称作泼水节。

云南上座部佛教与其他佛教一样，也有几大派别(主要有五大宗派)，每派又有若干支系。

第四篇：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有感

这是一本小书，只有八万三千字，加上那些难以舍弃的珍贵照片和图表，也不过薄薄

的一册。这是一篇大作，它对中国考古学70余年的历史作了全局性的归纳，叙述我国三四

代考古学家尤其是作者自己为建立具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派、实现考古学梦想所走过的艰辛

道路，展现我国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总结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创建经过和实际应

用，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传世

之作”。这本书的内容距离我们最遥远，讲的是陌生的考古学。有瓶鬲杯鼎等考古遗存的演

化轨迹，有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及相互关系，非认真细读，我们无缘知晓中国文明的起源、

交汇和演进以及国家形成的真实过程。这本书的主旨距离我们最切近，它要反思人类历史的

真迹，寻找古与今最本质的联系，探究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理解中华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

神支柱，启示当今时代。历史虽逝，考古学使之复活;生命已没，考古学使之重现。今天要

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今天与未来之间的协调

关系，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智慧。这本书的语言标准平实，作者

称“雅俗共赏”是考古学的追求目标;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

简洁地说出来”。这本书的精神惊奇骇人，对着那些至今仍统治着众生头脑和学校教材的基

本思想，对着那些主导了20世纪中国历史、考古甚至整个文史界的根本教条，对着那些世

界范围内对中华文明深刻的无知和偏见，它要颠覆，它要伸张。几十年来在历史教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两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把“本

本”上现成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在中华大一统观念之下，汉族是正统、中

心，汉族史是正史，其他民族则被列于正史之外，鄙为蛮夷。这样，文化来源不同的三家夏、

商、周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更朝换代;黄河流域成为所谓中华文明的摇篮，中

华文化先在中原发展起来，再影响落后的四周地区文化，夏不断同化夷，辽西、山东甚至江

南等地的考古文化成为中原仰韶文化的地方变体;中华文明是单纯的农业文明，也是一种封

闭的大陆文明;重要的发明创造产生于北方，然后南移;等等。按照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

我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北方，东方，中原，东南部，西南部和南方。这些文化渊源

有自，特征和发展脉络各不相同，散布在中华大地上有如“满天星斗”，紧密相连，息息相

通，并且连结着中国与世界。北方在中国古文明的缔造史上地位特殊，秦汉之后北方草原民

族数次入主中原等大事件在此发生;同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

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成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及东北亚之

间的重要通道。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三族都是“外来户”，他们在这里交错存在，

凝聚形成中华民族。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是面向海洋的东南半壁，轻舟渡海，渔猎为

生，具有极早的海洋文明特征。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的西南部，连结着欧亚大陆;在这里，

楚文化在秦统一中国前后很长时期内，影响着整个南中国，四川则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沟通

的龙头。南方也有自己的青铜文化，并且北接中原，南连印度洋和太平洋，面向南海诸岛和

东南亚，成为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这些文化相互交流、渗透。其中东方、

东南部和西南部影响了中原地区，苏鲁豫皖邻境区是中介;辽西、河套北方古文化影响了中

原古文化，晋文化是纽带;南方则以“印纹陶”的传布影响了中原。当然，中原文化对其他

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是周秦以下，这就是今天12亿人口56个民族凝聚到一起的基

础，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涓涓细流汇长江大河。值得注意的是，传诵了两千年的“五千年

文明古国”的说法，只是到了80年代才找到确切的考古证据，这就是辽西红山文化庙坛冢

考古新发现。另外，本书称“中国”文明起源新论，而不称“中华”文明的原因在于，只有

分工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原始公社制度的破坏，才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5000年前，

经过裂变、撞击、融合等过程，根植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出现了。在古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城，经过进一步的重组，进入古国时代，万邦林立。4000年前的夏商周已是称霸一方的方国，经由“群雄逐鹿”或“从洪水到治水”等方式，终于在2000年前，产生了秦汉帝国。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一部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由于政治的原因或政治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一部分中国人，受到“本本”上现成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影响。从《中国通史》读本到考古学教材，从历史博物馆的陈列说明到少数民族史的调查报告，甚至今天的中小学历史课本，无一不留下深深的烙印。今天，中国考古学经过70余年的探索，终于为历史学提供了科学的结论。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自有根，彼此交汇，相互同化。中国文人有很强的天下观。孔子“有教无类”，反对对学生的种族歧视;司马迁《史记》对四夷单独列传，表达“天下一家”的理想。民族间的交融从来没有断过。秦汉之前，夷、夏之间消长融合;秦汉之后，北方草原民族数次迁徙入主中原：鲜卑人建立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辽”，蒙古人建立“元”，满族人建立“清”。他们骑马得天下，统治汉民族，继承汉文化。尤其是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以渔猎为生，与自然界关系协调，没有国界概念，敢说长城内外是一家。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无与伦比，其青铜冶炼技术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有准确的时空框架和丰富的内涵，这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中国落后了。我相信这是大国暂时的衰歇，这是文明阶段性的低谷。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反思、求索、奋进。尽管今天仍存在功利主义盛行，要么自卑，事事抄袭西方;要么自大，敌视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两者都把真正的民族自觉意识视为迂阔无当—但我觉得一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和伟大复兴，会自主地从古代、从西方吸取智慧，建立真正的民族自觉意识，而未来的中国文化一定能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学——五言诗的起源

现存有主名的东汉文人五言寺，数量虽然不多，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下面是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第一节　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远在四言诗盛行时代，五言诗即已萌芽。例如《诗经》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这不过是四言诗中偶然杂有一些五言诗句而已，当然不能算五言诗。到了春秋末期，楚国民歌出现了《孺子歌》那样的形式(《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现秦始皇时的《长城歌》的形式，虽然都是连句用韵，韵密而调促，而前者还带有语助词，但已经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及至西汉，五言的歌谣谚语越来越多，其中如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巅。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音节比较舒缓协调，是五言歌谣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以后，这种形式的五言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它们有不少的新颖故事，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适应于新的内容的。汉初的四言诗本是继承《诗经》三百篇的形式，后来四言诗不能表达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旧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来代替它。所以东汉初年便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的大动荡，一些接近民间的文士忧生念乱，愈来愈感觉四言的旧形式不能适应，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就大量产生，而且艺术技巧日益成熟。钟嵘在《诗品序》里说过，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具体地说，五言句所包含的词和音节可以比四言句多，运用起来伸缩性也较大，所以在表达上确实更灵活更方便些。明白这一点，不仅可以了解五言诗所以兴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为作家所乐用的五言诗为什么发达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诗“兰若生春阳”题为枚乘所作，是没有根据的。所以钟嵘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五言诗发展的趋势看来，枚乘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优美的文人五言诗。《文选》又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中抒写朋友夫妻离别之情，行役战场之苦，与苏李赠别的事无关;诗中所写“江汉”、“河梁”、“山海”、“中州”等语，更与苏李二人当日的情事和行踪不合。显然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众多的无名氏古诗的一部分，被讹传为苏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诸书所载的苏李诗，那就更不必说了。此外《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认为汉武帝太初以前的诗，实是出于误解(详后)。《文选》又把乐府古辞的《怨歌行》题为班婕妤作，也有问题。而古乐府《白头吟》的“皑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可见齐梁时人已经不相信西汉时有文人五言诗了。)

第二节　东汉文人的五言诗

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体诗，技巧还很不熟练。其后张衡作《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语气，可能有所寄托。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表达技巧已有一定的进步。如“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数句，颇有乐府民歌情调，后来陶渊明《闲情赋》中“愿在衣而为领”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启发。东汉末，桓、灵之际，五言诗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诗，又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五言诗，说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而在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赠妇诗》叙述作者秦役离家，不得与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绪，如云：“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犹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以整齐排偶的语言，写真挚深厚的感情，朴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学习五言寺的技巧已渐趋熟练。蔡邕的《翠鸟》以鸟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脱世网的心情。郦炎的《见志诗》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迈绝尘的雄心壮志和贤材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别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篇末二诗，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黑暗，充满愤激情绪，其第一首有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使人联想到李白的诗句：“万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时的共同命运。

东汉的文人五言诗之所以日趋成熟，是和学习乐府民歌分不开的。上述几首诗，无论语言风格、比兴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乐府民歌的影响。但其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则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二篇。前者写胡姬的抗拒豪强，后者假设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问答，感叹盛年一去，即遭捐弃的不幸命运。风格逼近乐府民歌。不但表现技巧纯熟，而且深得乐府民歌的精神。现录《羽林郎》一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人和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渝。多谢多吾子，私爱徒区区。

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乐府民歌的下层文人。《羽林郎》是乐府中的“杂曲歌辞”。它反映汉末官僚贵族、豪强恶霸对人民横加欺压的不法行为，故事情节颇与《陌上桑》相似。诗中极力描写胡姬服饰的豪华，有模拟《陌上桑》迹象。胡姬拒绝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显示了她的坚贞不屈的品格，这也和罗敷一样，都是民间女性中的光辉形象。诗中的故事、对话、结构和夸张的描写方法都具有乐府民歌的特色。

此外，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其中一部分代表了那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前面提到的无名氏“古诗”，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古诗十九首》载于《文选》，因为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故《文选》的编者题为“古诗”。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历来有许多推测，或谓枚乘、傅毅，固不可靠;即曹植、王餐也是揣度之辞。因为从诗歌发展上看，不但枚乘，即与班固同时，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对五言诗取得这样的成就。至汉末建安中，洛阳被董卓焚毁，早已化为灰烬。曹植《送应氏》诗就描写过它的萧条景象。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巍然无恙，冠带往来游宴如故。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世。后人又有据“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断定这首诗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作品。其实这是误解。这里的孟冬不是指季节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时刻，不能作为西汉时已有五言诗之证。据我们看，这些古诗虽不是一人所作，但风格内容大体相同。其产生的时代，先后距离必不甚远。再从文人五言寺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有关历史事实综合考察，估计《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们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很复杂的。大体说来，其中有写热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三首。有写游子思归的，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八首。有写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如“青青陵上柏”、“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四首。有写朋友交情的凉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还有主题不明确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二首，可能是指夫妇，也可能是指朋友。“冉冉孤生竹”一首，表面上是思妇之词，也可能别有寄托。“迢迢牵牛星”一首，表面上是咏物的诗，实际上也是借牛女双星比男女离别之情。《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如“今日良宴会”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回车驾言迈”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所有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当社会大**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他们和乐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这些人就是诗中所谓“游子”和荡子”。他们长期出外，家属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伤离怨别的情绪。这对思妇来说，就会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叹息;对游子自己来说，就会发生”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和“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赠妇诗》，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徐干(中论?谴交)篇叙述汉末游宦风气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送往迎来，亭传常满”。于是士人“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最后他对这一社会病态提出批评道：“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见，那时候为什么“游子”、“荡子”会这样多;《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至于那些“游子”和“荡子”或出身于太学，或起家于征辟，大都是有较好的文学素养之士。其中有遇时不遇时，有得意不得意，失意的人羡慕得意的人。当他们游宦四方，想着策高足，据要津，却得不到帮助时，就不免愤愤不平地慨叹：“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失意者的牢骚就是这样来的。试看那时陈重、雷义互相推荐的友谊被人称为比胶漆还坚固，就可以了解诗人的心情了。他们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闷，所以一当听到动人的“慷慨有馀哀”的清商曲调随风传出楼外时，不禁触物兴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而由此出发的消极情绪也会油然而生，于是“人生非金石”、“人生忽如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等想法都来了。加以东汉末年已是大乱将临的时候，到处农民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剥削阶级的每一个人。在此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没有出路的游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华，又不禁发生一连串的纵情享乐思想：“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甚至秉烛夜游的想法也都一齐来了。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内容，也就是东汉末年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镜头。它们的思想价值虽不高，却也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很突出的，在我国早期的五言抒情诗中，这样优秀的作品也是比较少见的。因此，自魏晋以来一直受到作家们的重视，历来批评家对它的评价都极高，甚至有过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所以能取得这样卓越的艺术成就，主要是作者从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汲取营养的结果。由于作者都是中下层文人，没有能够接受民歌的战斗精神，只在艺术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某些表现方法上，同时也接受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因而造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例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作者通过假想的牛女形象的描绘，抒写男女离别之情，通篇全是写景，而情在其中。这关键就在“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及“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等句。因为这几句仍然是扣紧织女的形象和现实的景物来描写的，所以读者只觉得是泛泛写景，而织女的离愁却轻轻地点了出来。这首诗虽从《诗经?大东》化出，而写天上无情的双星，居然像人间绸缪的夫妇，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又如“明月何皎皎”一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傍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这首诗写一个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对着照射罗帏的皎皎月光，愈加触动了乡愁。自然愁思是压不下去的，只得揽衣而起，徘徊空房之中，不觉自言自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时明月满地，夜凉如水。索性打开门来走出去望一望千里相共的明月吧。他踌躇四顾一下，除了一片茫茫的月光什么也看不到，满怀愁绪，向谁去倾诉呢?不得已回到房中，不觉落下泪来。通篇只起头二句是写景，以下全是写情，而月明如昼的景色悉在其中，那个“忧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鲜明。

五言诗的起源

《古诗十九首》的另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例如“西北有高楼”一首写一个追求名利的失意者的心情，并不抽象地写他如何怀才不遇，失路傍徨，却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无意中流露了对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从而表明了主人公对那个闻声而未见面的人是一个旷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时的侘傺无聊;最后希望化为双鸿鹄同她一起奋翅高飞，更表明了主人公是个如何奋发有为，而又四顾无侣的形象。又如“凛凛岁云暮”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感伤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呀!谁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得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到这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这样抒情叙事双管齐下的写法还很多，“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篇都是如此。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衬映烘托，着墨不多，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蕴藉，馀味无穷。例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等句都是。尤其温丽清新、自然贴切，富于“风”、“骚”意味的莫过于“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等首。“冉冉孤生竹”既以孤竹结根于泰山起兴，又以兔丝附于女萝为比，下面“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句，则是比中之比，层出不穷，既有新婚少妇光华艳丽的形象，又有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感慨，深沉储蓄，而不尽之情自在言外。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炼，含义丰富，十分耐人寻味：这也是一个特点。例如说：“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同心而离居，快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孟冬寒气至”)，一种真挚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见。“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陵上柏”)，官僚们钻营驰逐的情况可以想见。“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失望的心情可以想见。写景如“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东城高且长”)，叠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双关如“客从远方来”的“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都是语言方面的特点。

《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是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以外的无名氏“古诗”散见于《文选》、《玉台新咏》等书的还不少。其中除《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二首已在上章乐府诗中论述外，尚有“兰若生春阳”、“新树兰蕙葩”、“步出城东门”等首也是游子思妇之词;“悲与亲友别”一首则是送别亲友之作;“橘柚垂华实”一首借咏物以寓人材被弃之感。以上诸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基本上与《古诗十九首》一致，而“新树兰蕙葩”的韵调尤其相似，可以认定都是同时代的作品。

还有《文选》中题为苏武、李陵的五言诗共七首，一般称为“苏李诗”。这几首诗不是苏武、李陵所作，前人早有定论。但有人认为出于齐梁时代，未免估计太晚。因为颜延之的《庭诰》早已谈到李陵诗的真伪问题(见《太平御览》五八六)，裴子野《雕虫论》也有“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之语。我们根据诗的内容、风格和词句来考察，大致可以肯定它们的时代与《古诗十九首》接近。

这批古诗的主题都是为送行赠别而作，有送朋友远游的，有送丈夫从军的，诗中或称“征夫”，或称“游子”，或称“行人”。大抵缠绵悱恻，表现了亲友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结发为夫妻”一首有云：“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又云：“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写夫妻离别之情非常令人感动。

刘勰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这话并不过分。就“古诗”所达到的成就及其在诗歌创作上所产生的影响来说，它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