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2023-03-17

第一篇：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解读《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施方案》

1、问：请您介绍一下《实施方案》的出台背景

答：2015年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以下简称《意见》)。2016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6〕4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2017年5月26日，市委、市政府以“两办”名义印发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方案》(巴委办〔2017〕45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对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相关内容和要求进行了细化、明确和强调，为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夯实社会和谐稳定基础、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撑。

2、问：制定《实施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制定《实施方案》的核心目的就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矛盾纠纷，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最大限度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安定有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3、问：《实施方案》适用于哪些范围和对象?

答：本方案主要适用于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各级各类调解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参照执行本方案。

4、问：起草制定《实施方案》主要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答：在起草制定文件时，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出台《实施方案》是满足我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需求的迫切需要。矛盾纠纷产生于各个领域，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当事人的诉求也有所不同，对解决方式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多元化的纠纷主体及需求、多样化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当前，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过度依赖诉讼，这不但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关系的修复和矛盾的缓和，反而会导致一些当事人为诉所累、因诉返贫，破坏了和为贵、重诚信等重要的传统美德和价值理念。因此，通过出台《实施方案》进一步整合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等多种非诉讼化解资源，形成高效、便民、经济、互惠的多元化解机制，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元化解纠纷的需求，有利于更好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出台《实施方案》为完善我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和支撑。《实施方案》结合巴中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工作机制，如，健全矛盾纠纷排查研判机制，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集中排查与动态排查相结合、综合研判与重点研判相结合的矛盾纠纷排查研判机制，县(区)每月、乡镇(街道)每半月召开分析研判会议;完善“三大调解”对接机制，建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长效机制，建立诉前告知、诉中委托人民调解等制度，规范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程序，强化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这些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大大增强了《实施方案》的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遵循。

三是《实施方案》充分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我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对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职责分工不明晰、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实施方案》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坚持以法治视角和法治方式，从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促进非诉矛盾纠纷规范化解、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解决路径、机制和方法，从制度和实践层面促进了多元化解工作向法治化、规范化方向的良性发展，为推动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5、问：《实施方案》主要由哪些内容构成?

答：《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责任主体。《实施方案》对各级党委政府，各级综治组织，各级政法机关、政府法制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任务作了强调和明确，有利于推动各方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实施方案》同时规定，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承担分管工作范围内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责任，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作用，更好地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二是健全工作机制。通过规范调解工作机制，健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制度，推动非诉讼矛盾纠纷规范化解，形成多方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通过健全源头排查调处、工作联动协调、效力衔接保障等机制，把“三大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程序对接和工作联动，增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加快推进综合协调、诉调对接、专业化解等平台建设，强化信息化、专家库建设, 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整体效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三是强化工作保障。主要对加强各项工作保障作了强调和要求。包括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为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的重要内容，纳入综治领导责任制范畴统一管理考核;加强督查考核，推动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排查化解责任和措施;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规范调解行为，提高调解水平，推动调解工作由综合型向专业性、行业性发展;加强经费保障，将有关工作经费、工作人员补贴、司法救助资金、各类调解个案补助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常态保障机制;加强工作宣传，推动调解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6、问：《实施方案》有哪些主要特点?

答：《实施方案》是结合巴中实际，对中央《意见》和省上《实施意见》主要精神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实施方案》对完善多元化解机制、构建多元化解工作格局等主要方面进行了细化、深化和具体化。《实施方案》同中央《意见》和省上《实施意见》一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大的意义，是今后推动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具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职责任务更加明确。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综治组织、政法机关、政府法制机构和信访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任务，对相关责任和工作要求进行了细化、强调和明确，并落实了牵头单位和配合部门。二是工作方法更加务实。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不断提高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实施方案》健全了组织领导和人员、经费等工作保障机制，完善了奖惩督导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整合各方面力量资源，激励、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促进各项任务、要求和措施落实落地。特别是明确要求，市、县(区)要按同级部门副职配备多元化解中心专职副主任，乡镇(街道)要按同级党政副职配备专职副主任，这为确保各级中心有人管、有人抓、有人负责、有人落实从根本上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支撑。同时，强调要将调解个案补贴、司法救助资金、工作人员补贴等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全额保障支持，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正常、有序、有效开展。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有利于确保中央、省、市《意见》、《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的各项规定要求真正落实，有利于确保省、市确定的相关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真正落实，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和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质增效、升级发展。

7、问：如何保证《实施方案》的规定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答：按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采用多种方式，确保《实施方案》的规定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一要强化宣传。充分运用各类传统媒体、新媒体，运用会议、简报、版报、宣传手册、主题宣讲等多种方式，深入解读、广泛宣传《实施方案》的目的意义、特点内涵、主旨要义，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灵活、高效、便捷的优越性，引导其更多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不断扩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受众面和影响力，有效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纵深发展。二要强化推动。各级综治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要带头贯彻落实，引导、推动各级综治组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强化工作统筹，加强多方联动，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形成工作合力，助力推动《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对履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职责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公开曝光，确保《实施方案》的各项规定要求不折不扣全面落实。三要强化基础。市、县(区)、乡镇(街道)按照《实施方案》的规定要求，加强综合协调平台建设，完善机构，落实人员，深化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警民联调等衔接机制建设，推动基层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协作开展纠纷化解，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效。

第二篇：关于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呈现出增多、加剧的趋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新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是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和体系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向指引，尤其在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尖锐化的形势下，迫切需要以“全民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打造一套科学完备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我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基本经验

我区始终把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和信访突出问题，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提高了解决矛盾纠纷和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

1、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排查化解稳控责任。按照“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稳控局面”的总体要求，区委、区政府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核心任务来抓，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和“多管齐下、分工负责、协调配合”、“哪里有问题就整治哪里”的工作方法，制定了《崆峒区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行动实施方案》，并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为组长的矛盾纠纷大排查暨社会治安秩序大整治行动领导小组，通过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明确了排查化解的责任，在全区组织开展为期

4个月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行动。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根本的利益问题，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为增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能力，尽快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应重点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创新。同时，健全完善了党政领导包案制度(一个问题、一个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推行县级领导包乡、乡镇领导包抓落。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保持法院干警正确的正确方向，政治上的清醒与警惕。

二是加强工作作风建设。以各种学习活动为载体，认真查摆工作作风存在问题，充分征询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做人民满意的法官。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审判形势，完善学习和工作培训机制，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开展岗位竞赛、法律文书评比、岗位炼兵活动，提升干警的业务能力。

三是健全干警的目标责任制与业绩考评制度，搭建起工作竞争平台和岗位竞争平台，落实“一岗双责”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仅仅以“十率”为依据，更要以胜败皆明、定纷止争、案线路事了为依据，以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人民群众满意程度为依据。

四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促进干警廉洁自律。

(三)切实规范涉诉信访工作

信访具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投诉请求等功能。在审判实践中，应当保护合法的上访者，以保证当事人的申诉权，通过审查确有问题的，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对无理的上访者，充分做也释明工作，给其一个合理的“说法”。对违法上访者，给予法律制裁。

一是要建立健全涉诉信访的各项规章制度。目前我院在涉诉信访工作上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如《泰宁法院关于集中开展重信重访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泰宁法院关于做好信访工作的应急预案》、《泰宁县人民法院信访工作制度》、《泰宁县人民法院院长接访、下访工作办法》、《法庭“首问责任制”》、《法庭信访、接待工作方法》。此外，我院在审判、管理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真正做到了以制度管人管事。

二是进一步完善涉诉信访的各项工作机制。①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把信访工作纳入法院工作重要议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实行院领导包案处理，由院长负总责，分管院长具体抓，立案庭为具体工作职能部门，各案件承办庭相互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信访、申诉问责制》，以提高干警办理涉诉重信重访案件的责任心，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评定。②进一步推行首问责任制。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给予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予以登记，约定时间给予解决，提高信访案件的处结率与息诉息访率。③贯彻落实案件“判后答疑”制度，做好案件判决的释明工作。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来访及时对生效判决的初访由承办案件的法官接待，对承办法官有异议的来访由法官所在业务庭庭长接待，对业务庭庭长有意见的来访由主管院领导接待，增强干警“人人都是信访责任主体”的观念。④建立信访工作联动机制。加强上下级法院间的纵向联动。对二审法院改判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下级法院不便处理的，及时主动的向上级人民法院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问题解决。加强与人大、政府、信访局、司法局等的横向联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对涉及面广、当地影响大、情况复杂的、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处理，及时化解不和谐因素。⑤定期召开信访工作分析会，建立起案件讨论制度。对涉诉信访案件进行认真排查输，突出排查上访老户，已线线路未息案件，排查正在审理的敏感性案件，有效预防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化解不稳定因素。

三是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坚持“宜疏不宜堵、宜顺不宜激”的原则，广开言路，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办案干警的接待行为，善于做来访群众的“倾听者”，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正确引导信访人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告知当事人风险以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预防无理滥诉、缠诉。实行挂牌上岗，文明接待，凡态度粗暴、方法简单，甚至对来访群众“冷、横、硬、推”，造成矛盾激化的，引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日，严肃查究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要按照“保护合法上访”的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对无理取闹、无理缠访的闹事的上访者，坚决予以打击，决不姑息，制止各种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的行为发生。

(四)构建“大调解”格局，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是正确认识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调解与审判是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两种手段，也同样都是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二者在促进“案结事了”这一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当前形势下，践行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既不能一味的强调法律效果，而不顾社会效果，也不能一味的追求调解率而使有的个别案件久拖不判，要针对不同的纠纷类型采取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最终促进矛盾的化解。

二是建立健全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目前我院已经出台了《泰宁县人民法院庭前调解办法》、《泰宁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在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制度是工作的保障，特别是完善相关的程序，切实规范调解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结束。明确可以调解案件的范围，哪些能调与哪些不适合调，鼓励进行诉前调解，但不能因此而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同时要明确规定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相关协议的效力。通过制度规定，避免调解过程的随意性，同时也对法官的调解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

三是调执结合，进一步提高调解结案案件的自动履行率。当事人不论通过诉讼还是调解、仲裁等各种方式解决纠纷，最终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合法的利益，所以利益能否得到执行至关重要。在调解过程中，能够即时履行的，应当促使当事人尽量当场履行，不能即时履行的，可以为义务人设定担保惩罚条款，为执行工作打好基础。对需要分期履行的，采取回访的方式，了解案件的执行情况，及时敦促当事人自动履行，提高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

四是构建起大调解网络，实现诉调对接。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协调等多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紧密配合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工作机制，规范人民调解，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制度。建立由法庭和辖区司法所各一名专职人员作为协调人，定期召开席系会议，密切配合各乡镇司法所，制定培训计划，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业务指导。同是法庭在巡回办案时及时了解各乡镇存在的民事纠纷基本情况，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积极主动向基层调解组织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加强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在做好诉讼案件的同时，继续强化行政非诉案件协调说教机制，尽可能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不仅做到慎用警力，尽最大能力执结案件。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力争做到“案结事了

”，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第三篇：建立多层次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平安生活”、“和谐社会”，决不是无矛盾的生活、无差别的社会，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和冲突的社会生活。在建设市容环境、做好旧区改造(特别是动拆迁)等诸多矛盾和问题中，其立足点是在矛盾冲突的社会生活中，找寻缓解矛盾、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在众多社会矛盾中，关键是要调节好个人的自我心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协调好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在调节纠纷、化解矛盾方面，中西方有着各自的思维、方法和途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治的社会，礼治以性善论为根基，以仁爱为核心，注重的是“教化”的作用。而西方社会是一个偏重法治的社会，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以控制为手段，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其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社会矛盾的防治理念上，古代中国强调的是道德约束力，反映了以“礼”和“德”的精神处理民间纠纷的理想，把精神道德作为解决现实民间财产利益纷争和社会群体利益纷争的良药，德治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而西方强调的是制度约束力，认为法律制度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和民间利益纠纷的保障，并把法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二是在人的心理矛盾调节方法上，古代中国讲究精神上的清心寡欲、淡泊明志，行为上的去欲、寡欲、禁欲，强调修身养性、自省自重，注重人的自我调节。而西方倡导的是平等、自由、生存、健康，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护个人财产权，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对人的心理调适，主要依靠外在的干预和疏导。三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处理机制上，古代中国倡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价值观，强调妻对夫、子对父、臣对君的人身依附和从属关系，注重家庭内部、族群内部、单位内部的矛盾协商和调节，主张“家丑不外扬”。而西方的法律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不能被任何他人剥夺，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民事纠纷中，主张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四是在人与社会的矛盾处理观念上，古代中国崇尚社会群体的价值，倡导集体观念、家族观念，当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强调的是个人从属家族、国家利益，有时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体利益。而西方则强调个人的权利，突出的是个体意志，承认个人的价值，当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往往倾向个人权利的维护。从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处理社会矛盾方法的差异的比较中，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重礼治、重教化、重德治;而西方社会重规范、重制度、重法治。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竞争压力的加大，容易导致个人心理的失衡，人际关系的紧张，社会矛盾加剧，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生活安定和社会和谐。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与纠纷，我们要打造平安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既应传承中国古代社会的崇礼、尚德，注重“德治”的良好传统，也应汲取西方社会重理、尚法，注重“法治”秩序的做法，通过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式、调节机制的创新，理顺个人的情绪、调节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一、建立以自我修养为内核的人的心理调节机制

注重自我修养，善于心理自我调节，保持人的平和的心态和情绪，是打造平安生活、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人的情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核心，情绪的波动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对此，一要强调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修养。要加强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培育，不断提高人对善与恶、益与害、正义与非正义的把握能力，从而寻找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理顺心态，平和情绪。二要善于学会自我情绪的调节控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伤心、悲痛、愤怒、焦虑等消极情绪，往往容易引发心理矛盾，进而导致家庭和社会矛盾。要通过心理辅导，理智控制自已，不能苛求社会与他人满足自己的一切愿望，使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符合社会道德和规范，用理智打消非理智、非道德的念头，以维持心理平衡，培养健康情绪。三要建立心理咨询机构和网络。通过心理咨询活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心理情绪，培养社会成员具有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困难和挫折，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相信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从而勇敢地面对现实，努力进取，永不失望。或向心理咨询机构倾诉自己的苦恼和忧伤，消除心中的烦恼、压抑，适当地发泄积存在心中的不良情绪，从而达到心平气和。四要培育社会成员的康复能力。每一个人生活在客观环境中，难免会受到这样那样的精神打击或精神刺激，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要培育心理师和精神科专业医生队伍，当人受到精神打击和心理创伤后，能求助于心理师和精神科专业医生，帮助心理受伤者增强精神康复能力，保持一个平稳心态。

二、建立以宽容精神为核心的人际纠纷调节机制宽容精神的核心，是对他人和外在世界的异己意见和不同声音，保持一种大度谅解的态度，坦然面对和宽厚容忍他人由于知识能力不足和正义感的偏离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和危险，给他人留下思考、活动的空间和条件。一要倡导社会个体 “尊重人”的精神。倡导相互尊重精神与胸怀，营造相互沟通、相互谅解的氛围，社会个体就能够摆脱各种无聊的纷争和烦恼，排遣内心的浮躁和焦虑，达到身心和谐，更加乐观洒脱地面对人生，从而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二要培育人际之间的“宽容人”环境。营造一种宽松的人际环境，引导处于矛盾和冲突的主体之间，能以宽容精神为怀，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念，通过彼此之间的利益选择与取舍，减少摩擦和对抗，化消极为积极，来求得共识，达成互让互谅，从而解决问题。三要建立民间纠纷调解机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相同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利益存在，人际之间产生隔阂与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在矛盾纠纷产生后的处理途径与方法。应建立社区为单位的纠纷调解组织，设立社区道德法庭等有效载体，通过第三方调节协商，促进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相互谦让，形成共识，达成妥协，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三、建立以法律制度为规范的理性强制机制国家法律是调控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有力武器，是解决对抗性和协调非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最强有力武器，是打造平安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的最后防线。一要善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不但应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经过一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强化有关调节民事矛盾的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法律制度成为有效维护公众权利的“保护伞”、处理民事纠纷的“调节器”，使人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切身利益。二要善于用法律手段处理矛盾纠纷。要确立法律制度在协调经济和社会矛盾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引导用法律制度来协调现实各个社会阶层的具体利

益，使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能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在法律框架内得公平、公正的解决，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和正义。三要用法律强制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不但要以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刚性的尺度来衡量大众的行为，更要对严重的群体性矛盾、社会性冲突，能依靠法律强制性手段加以解决，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平安与稳定。目前，由于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分配而导致的冲突和矛盾也更加复杂多样，要打造平安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注重社会矛盾冲突的事后处理，健全强制性的现代法律制度，又要注重社会矛盾形成过程中的前置调解，充分依靠传统的矛盾纠纷协商调解机制，更要注重社会矛盾萌芽状态的疏导化解，建立人的心理自我调节机制，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平安生活、建设和谐社会。

第四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法律问题的研究

【摘要】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中央审时度势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矛盾机制预防创新法律研究【正文】

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做好三项重点工作的根本目标。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各类矛盾突发的特殊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对抗强、化解难等特点，这要求必须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适时地回应与解决社会矛盾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现有的危机管理制度和法治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探讨和创新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律机制成为法治秩序构建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表现

1、内容复杂化。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基层选举、企业改制等纠纷激化所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2、规模群体化。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中，由于矛盾纠纷的起因往往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的利益问题极易产生共鸣，因而参与人员众多，牵涉群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城镇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

3、类型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愈来愈多，造成各类纠纷复杂多样。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流转、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社会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发展。

4、方式激烈化。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于调处不及时、不得当，一些纠纷导致矛盾激化，并引发上访或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或冲击党政机关，或阻塞交通、影响生产等，有的酿成刑事案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5、矛盾易激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类矛盾纠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造成矛盾纠纷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一是快速激化。有些纠纷激化过程短，在行进中、工作中、用餐中一触即发，几分钟、几秒钟内激化，酿成刑事案件。二是小事激化。有些纠纷并非利害冲突，只是为一点小事、一句话大动干戈，发生恶性事件。三

2 是潜伏激化。有的纠纷潜伏期较长，表露不明显，经过矛盾集聚，突然激化成大案要案。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1、社会原因。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多发;二是，因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剧增;三是，社会管理机制运转不畅引发社会矛盾;四是，意识形态滑坡、思想观念落后。

2、法律制度原因

①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利益升降，所有社会成员在受益于改革的同时也会受损于改革的利益调整。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需要一整套科学论证和周密的策划安排，权衡利弊，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得失。“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制订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时，对基层群众考虑不周，利益结构失调，对群众的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人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的服务类公共品。”

②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广大群众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和利益的政治机制。” 法律的实施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互动的产物。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

③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矛盾凸显，纠纷增多，但当前矛盾与纠纷化解的机制却十分缺乏，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相关部门近年来不断出台关于调解优先、检调对接、

3 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纠纷的各项机制，但这些规定没有形成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各项措施之间存在制度漏洞和间隙。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律建设

“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针对当前的社会矛盾的特征及成因，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

1、健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制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凸显了党对新时期收入分配失衡所带来的矛盾隐患问题的充分认识，着力健全群众权利保障机制建设的正确决策。要切实从法律层面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的主题贯穿于所有法律法规之中，把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在所有的执法活动中。除了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增加保护群众权益的条文之外，出台一部专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从全方位的角度规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的机制，从程序到实体，做到维权有法可以、侵权追究有据、诉权渠道畅通。

2、从法律上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利益矛盾、呈现利益冲突时,有的地方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演变成了剧烈的群体性事件，而有的地方政府却能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内，原因就在于利益协调机制的作用。”从法律上构建公正的社会规则，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界定，此外，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除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3、建立重大项目风险评估法律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上马前通常能够出具书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该报告侧重于立项依据、市场需求、应用前景、投资效益等旨在证明项目可行的内容，而忽略甚至回避项目的不可行性因素尤其是社会风险分析。这是导致集体土地征用、重大环境污染等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评估法律机制的建构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风险评估机制必须法定化。二是法定化的风险评估机制需要高效率的执行与实施机构作为执法主体。三是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

4、构建全方位的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的情感、尊严要求应受到基本的尊重。改革社会管理弊端的实质是政府转型，要求各级政府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社会管理中更多的运用服务型的手段，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引导群众增强法制意识，教育群众遵纪守法，有序参与民主实践，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有利于逐步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培育造就新型公民。构建重构听证，强化协商，民主谈判，间性克服等系统性制度，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机会，扩大和加强群众的政治和民主参与，畅通信访、诉讼途径，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和其他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使群众的意愿反映和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去，确保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才是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化解的治本之策。

5、实现信访、复议、诉讼的相互配合、协调机制。信访机构主要任务是处理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或超过时效的案件。信访工作人员对于属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能解决的问题，要求信访人员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对拒绝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信访机构一般不再接待。改变现有的诉讼类

5 信访案件按行政化信访处理的模式，将其纳入正常的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并加以必要的限制，剥离公民权利救济功能。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转入司法领域，形成信访呈情与行政、司法救济有机对接，使其逐步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中。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使老百姓信“访”,也要信“法”。

6、构建社会、行政、司法等多方参与协调的大调解格局，加强大调解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机制。“要化解社会矛盾，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整合调解资源，扩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是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调节。 “要用群众的语言、情理、方法去沟通协商，用法律的、政策的、道德的以及乡规民约等多种手段综合调处，从而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能力，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打官司难、申诉难、执行难等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司法救助而寻求上访的问题。

7、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建设。出台《法律监督法》，加强法律执行的监督。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是各类创新的支撑和保障。无论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必须有法规范作支撑、制度作保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我们的监督体系不容乐观，“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状况导致法律执行出现偏差和任意的现象。出台《法律监督法》可以使法律监督工作有了遵循的规范和程序，可以使监督机关排除干

6 扰、顶住压力，严肃查处违法乱纪和职务犯罪案件，有效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建设，把行政执法纳入法律监督视野，形成“只要有执法就有监督，只要有侵权就有救济”的法治化路径。从源头上建成完善的法律对权益的保障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法治权威，构建和谐社会。

(二)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非公权力机制

创新科学、系统、完整的非公权力化机制，是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大力发扬民间调解机制。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过去乡村中出现家庭、邻里或宗族成员矛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一般都由尊长里老、绅士族长、亲朋好友等出面调和解决，很少诉诸公堂。这是一种民间自治，虽然没有组织机构，也没有明文的规章程式，但是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比较好，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传承中华“和为贵”的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和谐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这方面的作用被忽略、萎缩了。新时期，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我国的社会治理力量和方式尤其是公权力手段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方面，大力发扬民间调解这种带有强烈本土化色彩的社会治理方式，既有现实需求，又有历史经验，对完善我国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大力宣传、积极培育、加强引导、适度规范民间调解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民间调解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与民间调解不同，它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依照法律、

7 政策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纠纷解决方式。我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大都设立了这种调解组织，有效地缓解和消除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队伍素质、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当通过完善人民调解立法和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自身改革，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覆盖面，壮大人民调解组织，加大经费、培训等保障力度，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从而促进人民调解事业再上新台阶。

3、发展行业调解。我国有许多行业协会，在规范和促进行业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各种经济纠纷方面却存在盲区，缺乏应有的认识、制度、职能和手段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协会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在合资、合作、产品买卖、生产经营等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即彼此之间一般都有协作关系和利益依赖关系，往往都是一系列的合同链条，一个环节发生纠纷，就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生产经营。行业协会处理这些纠纷具有独特优势，他们熟悉本行业的生产现状、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知识技术、行规惯例、交易规则和会员情况等，可利用其在本行业的权威地位，对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部的各种纠纷通过行业调解的方式解决。我们可以尝试从法律上的认可，使其在调解方面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调处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4、创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众所周知，律师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目前许多律师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当事人“打官司”，作为“在野法曹”，

8 其独特的优势和潜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应尽快研究建立律师独立调解制度，即除了代理当事人诉讼或仲裁以外，律师在当事人提起诉裁前，独立地直接主持调解各类纠纷。律师具备专业法律素养，熟知法律和政策，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能对纠纷产生原因、问题焦点、是非曲直等作出基本判断和预测，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由于律师身份特殊，地位超然，更容易发现客观事实，掌握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而且律师调解程序简单、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等，既节省当事人费用，又节省司法资源，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较低。充分发挥律师独立调解的作用，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首先应从立法上赋予律师调解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解除后顾之忧;其次应从制度上调动律师主动调解的积极性，如规定律师独立调解的收费标准可以高于诉讼或仲裁代理的收费标准;再次可以考虑在律师队伍中逐渐分离出专事调解的律师和专门出庭的律师，以确保调解律师的力量。

5、构建专家解决纠纷制度。社会纠纷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而不同领域和行业又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如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经济贸易专家、自然科学专家等，如何发挥专家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也是我国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专家具有深厚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专业经验，对特定领域发生的纠纷起因、问题实质、解决方案等具有权威的认知，由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官、律师技术知识与经验的欠缺，可信度高，说服力强，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尤其涉及复杂的专业性强的案件，专家参与解决纠纷就更显优势。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特定领域的专家长期固定组成或者临时组成独立的调解组织，由当事人聘请专家或者专家主动主持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也可由专家担任法院特邀调解员、专家证人、人民陪审员等。

6、改革创新仲裁制度。现代仲裁制度建立以来，其在处理国际贸易和商事

9 纠纷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仲裁制度又被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纠纷解决过程中。1995年，我国《仲裁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现代仲裁制度的正式确立。新的仲裁制度既体现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传统惯例，又体现了意思自治、程序简便、灵活高效、成本低廉等优势。这些年来，全国仲裁机构得到重建和壮大，仲裁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我国通过仲裁解决的纠纷绝对量还很小，仲裁的巨大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民商事纠纷数量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探索仲裁制度改革。目前，应在坚持仲裁的民间化、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实现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一元化体制、建立临时仲裁和专业仲裁制度、扩大仲裁庭职权、改革仲裁员制度、改善司法与仲裁的关系等方面改革和完善仲裁制度。还要修改完善《仲裁法》，进一步扩大仲裁案件的范围，放宽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从严规定，从立法上赋予仲裁裁决较高的法律效力。应特别注意大力宣传仲裁制度，让全社会了解仲裁制度和仲裁机构，认识仲裁机制的优势，使更多的法人、自然人积极运用仲裁方式解决各种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