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不同类特征结构下的中欧建筑评价系统

从类型角度上讲, 人的分类行为其实源于具体生活和认知需要, 如果不是以上所须的, 则很多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就难以分为一类, 甚至没被看作是有关系的。比如人体和柱式, 他们从哪个角度上能分为一类对实际影响并不大, 然而维特鲁维把该两者联系到一起, 并做比较:多立克式柱式体现了“男子身体比例的刚劲和优美”;爱奥尼式柱式体现了“窈窕而有装饰的匀称的女性姿态”;科林斯式柱式则是“模仿少女的窈窕姿态。”在这个比喻中, 人和柱从功用上不存在同类属性, 是排除了认知定义的干扰的。退到“上帝”的层面来看, 男人和多立克柱的确有某种接近。那么, 象这种基于内在属性的、与具体形式无关的“型”上类似, 我们便可以看作是类特征。

类特征是可以通过比较找出来的。要探寻类特征, 就应基于平行比较, 要排除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内在结构要素的不同。在认识上, 人是生命体、是有血有肉的。柱是无生命的、是石料筑成的。血肉就是人的表现形式, 石料是柱子的是表现形式 ( 也是各自结构上的一种要素) . 而石料与血肉本无干系, 所以维特鲁维就没有在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作比较, 只能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去比较, 去寻找他们的类特征。否则, 形式不同的两类事物只能是硬性比较 ( 又比如怎样给建筑和音乐做比较呢?) 。所以, 我们只能以研究各自的内在结构关系入手以保证相对性。为便于理解, 这里不妨假想一个拓扑图来表达建筑的结构关系 (图1) :

中心圆是研究的对象, 它代表母体;周围小圆是构成母体的结构要素, 其中A、

B、C、D与母体有直接 (影响) 关系, 是母体的表象形式;1、2、3、4 与母体有间接 ( 影响) 关系, 但却是母体的深层结构;另外, 要素之间也有联系, 只是直接间接、远近不同罢了。线联系起各要素, 形成一个特定的结构关系, 它决定了整个结构模式决定了母体的性质, 是类特征的决定性要素。然后再试以用此图来研究“建筑形态”的整个结构关系。

图中, 结构材料运用、平立面规划这一环直接影响建筑形态。而社会文化、技术水平、历史形制、使用需求这一环的要素不直接影响建筑形态 (此为向量图, 不涉及具体程度) 。可以发现, 这是根据当代建筑的评价系统绘制的关系图,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单单要素而言, 不论古今还是地区差异, 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具备图中列出的九个要素。然而却又不能通过要素与要素间的硬性比较来寻找类特征。以中西方平面形制对建筑形态的关系为例:

伊东宗太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作了一个《中国建筑配置形式比较图》, 然后得出结论大概是说中国建筑形态过于程式化, 因循于俗套, 无性格可言。认为, 中国建筑几乎都保持一个中心对称的形式, 都是连廊——单体建筑——连廊的重复, 不论年代不论种类的建筑都大同小异, 如出自一人之手。其实, 他这就是单纯地把上图中的结构要素拿出来作硬性比较。的确, 如果不把中国建筑内在的结构关系模式连同一起作分析比较的话, 如此观点结论也只能说是“情况属实”。

众所周知, 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结构就是现代意义的框架结构, 内部空间需求以各种“分盘”形式实现, 建筑规模上的大小以“间” (bay) 为单元进行增减、缩放来实现, 这些固定形制都共有“便于营造”等优点, 单体都是建筑群的单体, 所以这势必导致平面趋于标准化 ( 当然也有文化和制度上的因素) 。再者, “通用式”1的设计思想也使建筑更加趋同更加规范。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中国建筑 (群) 为什么有那么多矩形平面和对称布局了。所以, 对整个中国传统建筑形态来讲, 它的评价系统并不专注于单体, 平面形制就更是无济于事了 (图2) 。

西方则完全不同。比如中世纪西欧出现的哥特式教堂。它的出现与发展, 除归咎于技术上的突破外, 还与特定的拉丁平面 (图3) 所承载的功用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使用者的需求结构, 如礼拜、主持等仪式与该形制构成一个整体的综合评价结构。而到文艺复兴时期, 由于反神学思想的出现渐渐又营建出更多的古典十字平面 (图4) 。但无论哪种, 西方教堂所综合的那一套都归属于单体建筑体系, 评价系统基本以“栋”为单位。更何况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近千年里, 封建传统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有企图利用建筑形态来表态政治立场, 可见, 中欧建筑的形态差异更多源于整体评价结构和内在逻辑的差异。

以上差异具体到拓扑图上, 就是其平面形制作为一个局部要素在整个内在结构关系中的“份量”是各有轻重的。如中国古建, 平面形制要素可能退到了“间接影响”的那一层。这样一来, 整个结构系统发生了离位现象, 而类特征其实是关系的类特征。所以就这个局部问题而言, 上图就不适于两者, 自然也就没有类特征的重合了, 就不能说明中西哪一方的建筑平面更有历史意义哪方的建筑形态更能反映传统文化之类的问题了, 况且中国建筑的精髓并非只在单体建筑上。所以此时, 评价也只能是对两者作从属的、各自的、相对性的评价, “比较”也只能是个无限接近的约等号 (当然, 如果可以量化这个“份量”的差异, 把结构模式图变成作矢量图表达, 那么找到一个绝对公正的平台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否能做到这种理想状态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而且这种绝对严格的状态类似于昆西有关模型的概念, 而非类型) 。

关于类特征, 还有一种情况——非同类事物之间的类特征研究。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有部分关系上的类特征, 只不过结构要素 (表现形式) 不一和柱的例子) 。梁思成曾取建筑与音乐做比较, 结论便是有节奏的特征在里面, 并拟成谱, 从图五中可以看出, 这里的“节奏”与它本身在结构关系中的位置所形成的小“集团”便是两者间的类特征, 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一个取于视觉符号, 一个取于听觉符号而已。所以类特征在这里便是两者局部关系上的类特征。

图5建筑与音乐的“节奏”, 可以理解为样 (如元素的重复出现。塔的檐和音符的节同人拍便是不同要素, 而构成却是一样.2

上例均旨在把“结构关系”解释得更加形象具体。其实, 这接近于结构主义思想的整体观念, 即反对把评价陷于孤立式的“断章取义”, 虽然某些评价和比较有时候看上去是处于同一平台和层级的。这里也不是要强迫两个完全相同的结构才具有可比拟性, 但或者应至少切割成一个相对整体的“关系团”。比如动物界中的非洲鬣狗, 若一般性地在形象、称谓上作分类比较的话, 则可分为斑鬣狗和灰鬣狗等。而对于这种动物在其他结构上的归属, 例如它属于哪一科动物或, 若不从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等内在“关系团”来考虑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以为它是犬科动物, 至少在名字上是容易造成这种误导的。当明确了这是一个逻辑惯性的陷阱后, 伊东宗太的那番论述就值得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