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孤独的女孩范文
孤独的人，孤独的心
总觉得午夜仍在听收音机的人是孤独的。夜深了，而这些人的灵魂却是清醒的。他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灵魂深处的那份漂泊无依，那份孤独。
曾有人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我觉得孤独的人是可悲的。孤独的人有着孤独的灵魂。
他们带着孤独的灵魂穿梭与都市之中，清醒在午夜时分。
他们为什么孤独?他们又是否曾感到过寂寞呢?或者他们天生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静静的感觉，喜欢那种在黑暗角落的感觉，喜欢独行在夜都市中;或者他们只是一群敏感的家伙，不愿与人纠缠，更害怕受到任何的伤害，只有孤独才能保护他们脆弱的灵魂;或者他们曾受到过伤害，所以开始失望，不再信任人和事;或者……
夜深人静的时候，喜欢轻轻地打开收音机，聆听电波那头的声音。听那些有着淡淡哀愁的音乐，听那些直指人心的情感故事。有时觉得感到，有时觉得心里有着阵阵的痛。白日里是非常忌讳流泪的，但是这样的夜是真的希望能够心痛到流泪。
原来外表的坚强只是为了保护那脆弱的内心。能够独处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把独处当做了一种习惯却未必是件好事。
离群太久了，你会觉得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甚至可以说得到了一份自由。你不必为了别人而放弃什么。你会从容地做着很多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例如，望着天空发半天的呆，突然笑出声音，经常在纸上写一些别人无法看懂的东西……
渐渐地发现自己越走越远了，想要回到原地，但是……
孤独的时间长了，也就再也无法回到人群中了。习惯孤独，喜欢孤独，爱上孤独，这一切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当孤独成为一中习惯，当生活再也少不了孤独，人生也似乎无法改变了。所以，最终还是喜欢与孤独为伍。
第二篇：孤独是孤独者的盛装
我始终相信，一个深切憎恨的发生，必然经由了此前无数个腻歪的积攒。
人在情感的爆发上，腻歪是可以一步到位的，憎恨却不易猝然降临。除非是敌我冲突，否则，更多的情绪是需要一点一点发酵的。爱是，恨也是。
如果一个人混到被别人降低标准，只求他活得不那么腻歪人，差不多就已经很让人讨厌了。当然了，若此时还有人肯为他妥协，说明他还有人情味儿。在交往的层面上，人情味儿是彼此最初的守望，也是最后的退让。
此后，不是绝路，而是陌路，不是再见，而是再也不见。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喜欢。但若让所有的人腻歪，必然是人性的猥琐和促狭，逼退了全部的亲近。丑恶的人性，是一根穿透时光的长刺，你都与那个腻歪的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想起他来还是会心底一沉。这就是恶的遥远回响。因为这个回响的存在，无论他说什么干什么，你都会看不惯他。
这样说来，一个人活到被人腻歪，就真的活腻了。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此再无人愿意走近他。尽管他还可以继续腻歪下去，但人世的好多路，被渐次堵死，最后走到孤绝。
一个腻歪的人，只有在一个更腻歪的人那里，才能照得见自己，进而，被后者震慑或杀灭。在丑恶人性的调理上，善良的感化是极其有限的，只能以毒攻毒，唯如此，才能一物降一物。
前一刻，你搂着一个人，十分动情地跟大家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下一刻，你又跟另一个人热烈地拥抱，对所有人说，这是我处得最铁的哥们儿。无论什么场合，不管对谁，你都能这么信誓旦旦铿锵作响。这样的表演，叫当面的虚伪。
你以为你拿出的是热情和坦诚，实际上袒露的是圆滑和世故。你以为你在戏台上出将入相，满脸的江山社稷，实际上是一肚子的阳奉阴违大奸似忠。
没有比这个更没意思的事了。你以这么繁盛的虚伪，去套现并不设防的挚诚，这种聪明，看似有益，实则歹毒。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厚道者始终拙朴，只有虚假的人才那么依赖浓烈。
人在口吐赞美的时候，往往云山雾罩真假难辨，只有在表达厌恶和愤怒的时候，才显得真实。所以，在一个人发脾气闹情绪的时候去认识他，总比在他舌灿莲花时更靠谱一些。因为，这个世界辽阔的欺骗，差不多都在恭维、奉承和歌颂里。不过，有的人吃这一套，有的人不吃这一套。最后，吃的人坑了不吃的人，多少庄重的场合，因此陷于媚乱和轻浮。
迷恋这样的虚空，其实是虚荣的表现。生活中，虚荣和虚伪太容易苟且在一起。这也说明了：哪里有卑鄙的需要，哪里就会有肮脏的成全。
按理说，这么虚伪的人应该没有市场。事实恰恰相反，八面玲珑的人往往可以混得自在逍遥。这个世界，如果一切可以用生活逻辑解释清楚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扑朔迷离和深不可测了。
孤独，是精神对尘俗的绝地倒戈，是时光对灵魂的深度架空。
没有比孤独本身更孤独的事了。最深的孤独是道不出来的。道出来的孤独，无论多么响亮，也已然喑哑。
深刻的孤独无人会说。因为说了，无人能懂。现实生活中，喊孤独的大都是有钱人，穷人只能喊一喊孤苦或孤单。从这个层面上讲，孤独是件很奢侈的事，你要是吃不饱穿不暖，连喊孤独的资格都没有。
孤独是个人的弦歌雅意，也是自我的落寞萧索。权贵们在人生到达某个顶点之后，太容易失去方向和目标，太容易空虚和无聊，于是，他们以孤独自居，也以孤独疗伤。其实，真正的孤独只是找不到另一个相似的灵魂，或者灵魂始终收不到有质量的回响。这是一种四顾无人的荒凉感，跟有多少钱、混到什么位置毫无关系。
因为灵魂有远方，才有盛开的孤独。所以，真正的孤独，是高质量灵魂的上层建筑。孤独者都是这个世界的勇士，尽管茕茕孑立，还要孤绝地站在高处，即便形影相吊，也要孤寒地走向远方。
孤独，不是孤独者的囚服，而是他们行走于世的盛装。
第三篇：落寞的孤独者——读《孤独者》有感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食指《鱼儿三部曲》
我松下一口气,终于把鲁迅的《孤独者》读完了，这是一篇仅为十几页的短篇小说，可我却分了几次才读完，不仅是因为鲁迅先生文笔的晦涩与深奥，更是文中的冷峻与黑暗让我难以品味。
余杰说：“我习惯在夏夜最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冰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一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掏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我同样也是在这么一个酷夏读着鲁迅的小说，“灵魂”真若“被掏空了一般”，空旷而迷茫，失落而无望。有时我真恨鲁迅，他首先为我们揭示一个黑暗的“现实”，然后再隐约点亮一丝希望，最后当这点零星的“希望之光”还尚为火星之时，再迅速拈灭它，如从未出现过一般。
如《药》中的夏瑜的坟上纵有凭空出现的花环， 但连乌鸦也不愿栖在上面;又如《孤独者》中作者借魏连殳的话表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然而又让“天真”的孩子“拿着一片芦叶”指着魏连殳道：杀!而那个孩子“还不很能走路……”。我知道这怨不得鲁迅，鲁迅先生是讲真话的人，事实如此。只是我还像很多人一样，即使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却还要寄托一丝美好的希翼，中国人历来喜欢圆满。
这个故事是送殓始送殓终，“满脸黑气”的革命者魏连殳走了，不是
死于革命，而是死于痨病。为他送葬的一切也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都是”，这些是“敬”他的人，是他死前去做顾问“交运”赚来的“敬”，是的，他为了摆脱生活的惨状，他从事了他所反对的。他不再是孤独者与异人，而是人们敬重的“魏大人”。这些是他“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所换来的，也就是说他放弃先前毕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而俯就于所反对的现实黑暗。他叫老人家为老太太时不得敬，他温和恭敬的请孩子们吃花生时不得敬，而他“交了运”后唤老人为老家伙，给孩子们东西让他们学狗叫或磕头时却得了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悲?魏连殳虽然改变了自身的生活惨状，但用他的话说却是“已经真的失败”。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败，身处绝境尚有生还之机，而心处绝望就无复活之望了。可怕的不是黑暗存在的本身，而是习惯黑暗并歌颂黑暗，艰难的不是为追求理想去对抗现实，而是放弃理想俯就现实。精神上被杀死了，剩下的肉体不过只是精神的尸体。其实我们往往在梦想的追求之路上遇到“好心人”的“现实”相劝，让我们现实一点，学会圆滑，奉迎与媚笑。但我们内心真是只愿为生存而俯就“现实”吗?肉体死去倒不是终结，梦想死去我们就真的如行尸了。面对现实但不是放弃梦想。魏连殳最终也未能改变什么，他依然是孤独者，落寞的孤独者……
第四篇：孤独的守候
忠，信仰，选择孤独的守候，勇挫，遗忘，守候不再孤独的题词。
撒落甘甜的水滴，播种希望的幼芽，收获优异的成辛勤地耕耘，踏落成功路上的限辛。您那被岁月蚀的容颜，是为谁的守候。
亘古不变的尘云间，一时迷失了多少智勇者，一抺金色的三尺讲台，曾是你一生的牵伴，俯身触一指岁月的尘埃，吹散于风中，曾经的过往被微风唤醒，在那三尺讲台上您曾走过多少个春秋谱写了多少人生的乐章。那足迹，的烙印是您多少次挥汗如雨，育愚成才的的铁证。那厚厚的尘埃是您多少个日夜用智慧聚集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将带着它走向胜利的辉煌，轻轻吹散让它去填补记忆的残缺，记录忠于信仰的灵魂的勇伟。
穿越千年，一把戒尺敲打出多少风流才子，
……….鞭打出多少顽固浪子，戒尺敲落的声音，仿佛您无语的警笛，仿佛是用心的交流倾诉，时过千年，那神圣之音却一直嘹亮耳迹，那被岁月搓磨的痕迹是见证您展现华丽的教之风采之后，颜容归去，独守候寂寞色顿时沸腾。瞬间记忆的碎片回演，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天乙非常遥远，只留下一抺身影，孤独的守候。
旅遍全程抚着墙壁行走间，瞬间记忆的窗户被打开，顿时被装饰着色彩的数字，汉字以及英文字母，物理公式，以及那一魅影飞出脑海，变成我隐形的翅膀，带我遨回忆校园的神采。还有那听喳喳写个不停的粉笔，不就是您一生所追求的信仰。
您，您是勇于坚守信仰的人，是孤独的守候者，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我心中的敬爱的好老师。
忠，信仰，选择了孤独的守候。勇挫。遗忘守候不在孤独。让“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得到全释民。
夜，静。风、轻、一生有你，足矣!
那柏杨
三十个春夏秋冬
三十年风雨依就
你仍然坚守你的岗位
啊!北方的柏杨
我歌颂你
我的家乡在一个遍僻的小山村，那里的风景不像南方，有大片的森林，有大江大河，有广阔的绿地，但那是一排在排的杨树也是很美的。我独爱学校的那些白柏。
我喜欢白杨是学了《柏杨树》那一篇课文开始的，之前，我只知道白杨树砍了之后可以盖房，但过些年后，那些白杨椽会被虫子咬坏。因而感觉他不好，学了《白杨树》之后，老师告诉我们柏杨树可以防风沙，因为北方沙多，还可以净化空气，这只是人闪能够看到的，当语文老师讲到北方沙漠，沙漠中的白杨树，回头向窗外看看唦唦作响的柏杨树，在看看讲课的老师，觉得他很像那柏杨。
有一次上课，一位同学到黑板上写生字，把“人字”写成“入”字，在检查错误时，很多同学哈哈大笑，那同学羞的面红耳赤。语文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下了正确的“人”字，转过身向同学们讲到：“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长处，一捺是短处，它告诉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不要骄傲自满，又不要妄自非薄，天生我才必有用，正是这长处和短
处，组成了形形色色的我，我们要勇于扬长避短，完善自我把自己打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使得那些笑的“灿烂的学生都脸红了，接着教室里一片掌声，课后，看着教室前面的白杨树，默默地告诉它，今天，我又成长了。
他像校园那白杨，为同学们默默奉献，索取的是一个个童真的笑和一个个考上好学校学生的消息。人们用柏杨树盖房子，而他以知识教育着一棵小柏杨，让他们成为祖国的栋梁，建设祖国的未来。
水晶之光
纯洁的水晶释放出光芒
明月装饰了您
而您却装饰了别人的梦
“学春蚕吐丝丝丝不断，做蜡烛照路路路通明。”千百年来多少人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在她的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中，又有多少祖国的花朵成为九州华夏的栋梁之材。
“水晶”发出微弱的光芒，用她比喻为我们辛勤劳动的老师们，这也恰到好处，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三尺讲台是她的
家，她却在家中留下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她发出的光不知照射了多少栋梁，谁又能知道这其中包含着多少的汗水与泪水，也许老师那丝丝白发，斑斑皱纹是最好的见证，而我们却吸取了他身体上的精华，她们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了。
当我们第一次踏上求学的旅程时，老师和蔼的微笑，温和的话语就像快活的音符奏出美丽的乐章，老师轻盈的步伐，娇健的身姿就像美秒的图画画世间的异彩纷呈，让我们如痴如醉。
就这样，老师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快乐的火种，校园中时时响着我们悦耳动听的声音，这是幸福的声音，这一切都因老师的爱而升起，有的时候，我们犯误了，或者顶撞了老师，老师不计前嫌，抚摸着我们的额头，讲着人生的大道理，说的条条有理头头是道，使得我们不得不不向老师道谦，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老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正是这样，苦心培育人们的老师在爱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
在学习的旅程中，因为有老师的鼓励，我们才不甘落后，一直奋发向上，因为梦想在这里起航。
人记得老师用丰富的知识和我们对话，我们结巴时老师的眼神告诉我，你是最棒的，你喜欢听我们谈论梦想，当我们说出梦想的霎那，您的目光是亮晶晶好似幻想未来的我
们，您小心翼翼将我们的梦想收藏，当我们贪玩不听话时，老师又会重新拿出严肃的表情从而警示我们好好学习，实现梦想。
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对老师的感激，感谢老师!您用您的心血染成了我青春的色彩，您用您的爱铸成了我不屈的性格、、、、、、老师在我生命的火花里闪耀着，只因为您的信念，您发出的微弱的光越发显得强烈，但没有别的物质掺杂，是那那样的纯洁，就像水晶一般。
老师，感谢您谆淳的教诲，就让他化作我脑中的智慧，胸中的热血和规范的行为，因为您们一片爱心灌溉，一片耕耘的辛劳，才会有桃李的绚丽。
老师永远是三尺讲台上最亮的那一点因这里桃李芬芳，她们这一生不为别的只为祖国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她们跟水晶一样纯洁，她们用发出的微弱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旅途。
第五篇：质数的孤独
《质数的孤独》批判
在文学中，不是所有坏的东西都值得去批判。坏的侦探小说，坏的色情读物，坏的幻想文学，本身就以次品的方式包装自己，它们并不怀着超越自身品类的奢望，不劳我们郑重拉杂摧烧之。还有一类作品，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写坏了”，如才力不足者勉力为之而终不免竭蹶，像这类“坏”，实值得我们同情，也不必去批判。只有一种坏，非批判不可，它们以精心结撰之名饰精心算计之实。这种淆乱读者耳目的坏，即所谓“坏的好文学”(bad good litera-ture)，初看上去精致、深沉、藏着浅笑、忍着热泪、两个背影、一声长叹，细加审视，这些貌似“纯文学”的作品却原来是装配出来的，是在流水线上这里添一只高雅的胳膊，那里加一条深刻的大腿那样凑泊起来的。它们是如此光滑平顺，如此无辜无害，它们缺少的，或许正是罗兰·巴特提出的那个“刺点”。
《质数的孤独》初看上去具备“好文学”的诸要素：创痛、孤独、自我省察、心灵洁癖、尖新的譬喻、圆熟的文笔。作为一位理科博士生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最令人惊异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圆熟、在于它的看似远非“处女”。
保罗·乔尔达诺的聪明充分体现在他写的第一章以及他对第一章的设计。少女爱丽丝不情愿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学习滑雪，乔尔达诺写下整本小说中最富文学意味的情节。在天寒地冻的雪野，爱丽丝忍不住要小便：“尿就流在滑雪服里，流在连裤袜里……„这真是一种解脱‟，每当那股温热的液体流过她冻僵的双腿时，她都会蹲在那里这么想。”不止有尿，还有屎，爱丽丝的内裤也曾承托一团大便。昆德拉说，媚俗就是对屎的绝对否定，乔尔达诺似乎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媚俗的超越。他写道：“父亲曾经告诉她，被冻死的人，在完蛋前的片刻会感觉浑身燥热难忍，想脱掉衣服，因此所有冻死的人被发现时都只穿着内裤。这下可惨了，她的内裤可是脏的。”这种超然的笔调，置诸当代任何名家的小说中，都不会相形失色。故事刚开始，乔尔达诺已达到了其文笔的顶峰，接下来，他所做的就只是顺着坡道一路滚下来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情节设计：女方爱丽丝，在第一章里摔瘸了一条腿，男方马蒂亚，在第二章里将智力有障碍的妹妹弄丢了。两人原初的创伤就此形成。两人的自我伤害也是对称性的：女方是厌食，男方是自残。接着，一个反面人物出现了，美丽而残忍的女学生薇奥拉，她将男女双方原本并行的关系扭结起来并促使它稳固起来。当一个外在的不祥突然降临，男方飞往北欧某大学开始了其天才数学家的生涯，女方则留在原地，读者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计，这次分离是为二人其后聚首所兴的一点波澜。小说作者对称地为男女双方各安排了一个情人，他们现身之突兀如出一辙：追求爱丽丝的法比奥上前搭讪，与马蒂亚一见钟情的女人娜迪娅则陡然出现在马蒂亚朋友的餐桌边。当然，如我们所知，这一对称的恋情插曲无非是用过即弃型的。
作为一枚糖衣花生，无论其文学的糖衣有多厚，《质数的孤独》里面有的只可能是一颗韩剧的心;“韩剧”，在此，是以其最庸俗、最刻板的意味被使用的。韩剧可贵的地方当然不是那些儿女痴缠、哀感顽艳，事实上，令韩剧了不起的是日常的伦理结构与情感互动的反复堆叠，各种形态、组合被无数次地叠加，遂形成人类行为特征无尽藏的素材库。而《质数的孤独》的内核之为“韩剧”，在于它取了韩剧的糟粕，弃了韩剧的精华，它以极单薄的男女恋情线索为出发点，而非从丰满的人物身上生发故事。作者对马蒂亚的设计具有明显的韩剧特征：俊美、内向、才华横溢。理科博士生对数学天才的形象设置居然与偶像剧编剧一般无二，毫无内在的特征，毫无有机的联系，甚至对生活在数学世界中的人的细节也欠奉。随着情节进展，我们已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作者根本无心再做什么雕凿，像第一章那样有冲击力的细节再也没有出现过，越逼近终局，文字越潦草，就像作者急着要起身去小便似的。
什么是好文学?好文学增加、修正、深化我们对人以及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识。而“韩剧”则与此相反，它固化我们的认识，用浅薄的模式替代它，说到底，这是一种怯懦、懒惰的认识，它形成一种内循环，无须与客观世界发生碰撞，满足于A、B、C等几个字母的排列组合。《质数的孤独》没有帮助我们进入数学天才的内心、进入厌食少女的内心，更没想到进入那被当成陪衬、布景的父母的内心，它使我们困在自己贫乏的对世界的想象里，没有为它注入新的元素，也没有对它造成一丁点扰动。
作者故意将页码设置为不同寻常的质数排列，无非是一种噱头，是纯形式，因为当你一页一页读下去的时候，根本不会觉得页码如此印刷有任何必要———它不过是高级一点的言情小说。《质数的孤独》是一部没有内在性的作品，而这正是我们要特别批判它的理由。
[国外观点]
“这是一部非常成熟的作品，获得成功理所当然……小说的成功部分来自其风格的极简主义。场景、对话、描写，都与通常意大利小说华丽的文风迥乎不同，简练，近乎节俭……这是一部忧郁然而出奇优美的书。”
———托比阿斯·琼斯，英国《卫报》
“我只是奇怪，成千上万的欧洲读者都(想必)认同作者悲观的出发点，借着他们的奉承吹捧，这只哭唧唧的小兽摇身一变成了文学的雄狮。”
———卡罗琳·施，美国《华盛顿邮报》
深处的中国——海斯勒《寻路中国》
文 / 刘铮
2006年，《甲骨文》(Oracle Bones)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却终于落选，应该感到遗憾的并不只是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个人。《甲骨文》具备将海斯勒名气推高的那些必要元素，它谈到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谈到了北京奥运筹建工作、谈到了极富政治意涵的广场，这些符号性的、易于粘贴政治标签的或许更符合一个《纽约客》杂志驻京记者身份的内容，即便未必真能深入中国腠理，仍然是吸引英美广大读者的不二法门。相比之下，2010在美国出版的《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更平实，更内敛，它撇去了政治浮沫，它所讲述的一切都不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价值，海斯勒只是自顾自地走向了中国深处，在那里，渊默如雷。但也正因为方便的标签和坐标都不存在了，这本原本写给英语世界的人们的着作，最终，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读出其中的味道。
我看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经济学人》等十来家媒体的评论，觉得不读亦无妨。读这本书，先有一个陷阱，就是以为这是一本讲汽车文化的书，或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外国的书评人一个挨一个从这里掉下去。而参与设下这个陷阱的，就有彼得.海斯勒自己。在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演中，海斯勒从书里摘取了中国交规考试的试题，做成幻灯片，打在白幕上，比如：
352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台下的美国人看到这里，笑声一片。在表达一点点善意不致带来太多不便的场合里，文明人是慷慨的，于是他们笑了，为东方人大脑里过多的沟回而笑。然而，这种文化差异的笑料，无论多么无害，究竟是浅俗的，是可有可无的，就整体而言，是干扰视线的，它轻快的调子冲淡了《寻路中国》深沉的底色。我想我并非完全不懂欣赏幽默，海斯勒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即所谓dry sense of humor，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美国的非虚构作家有这样的幽默感，不是太理所当然了吗?与那些我们早就司空见惯的旅行作家相区别的，不是彼得.海斯勒的幽默感，而是他与中国人事实上与情感上纠缠的深切程度。
诚然，汽车一路风尘，驶过《寻路中国》整本书，然而，与其说它是书的主题，不如说它是书的线索，就像我们叫做项链的那种东西，重点在被串起的那串珠子，而不在那条线索上。若说关于汽车的一切只是掩盖着陷阱的表面现象，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或者说，那线索串起的珠子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容易回答。
从结构上来说，《寻路中国》的三个部分—城墙、村庄、工厂—看似均衡，实则写作的出发点及情感投入的程度均有极大差异。第一部分长城探寻之旅，与《甲骨文》的设计很相似，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为媒介，希求借此把握古今流变的脉络，为中国观察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问题是，此类过于明显的企图，往往无法在中国的现实中得到有效回应。事实上，海斯勒沿着长城遗址向西的旅途中的见闻缺乏一致性，这是由其线路的机械性预先决定了的。他在成吉思汗陵见到三个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领导”与入门检票员展开顽强的讲价，他在甘肃的廉价卡车司机旅馆里得知这楼上住着一个“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卖淫的俄罗斯女人，他在张家口的公路餐馆遇到自称是“美利坚合众源公司中国办事处副主任”的老板娘……这些不失为有意思的当代中国世相的剪影，可是，它们与长城没有必然的联系，假若海斯勒任意选定一条由北京至甘肃的自驾路线，他也极有可能目睹类似的林林总总。长城，这一重要的中华文化象征，已然与中国的现实全然无关，对这一点，《寻路中国》表现得很充分，有足够的说服力，不过，这不是一个值得用一百多页去说明的事实。
尽管事先设定的目标未必合理，海斯勒还是凭借其犀利的观察超越了预设的种种限制。他的观察，准确地说，他的社会观察，有显隐两种表现。显性的，如他在“首都汽车”租车时获得的经验：“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在我读的Kindle版英文原着里标明，最后这两句话已经有59位读者在我之前画了线，显然，读者对海斯勒把握社会规则和运行模式的能力印象深刻。而我更看重的毋宁是那些也许无法上升为判断、归纳为警句的隐性观察。在山西、内蒙一带行车时，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海斯勒每天的惯例，而搭顺风车的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较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
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在海斯勒的叙述中其实已融入了部分对现象的解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不妨将这一现象再拆解一下：首先，成年男性劳动力从农村抽离，造成农村性别比例失调;其次，部分年轻女性出于伦理考虑，选择在离家更近的地区工作;第三，女性工作的性质往往使她们有机会在春节以外的假期回家探视;第四，由于缺乏足够便利的公路运输系统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些回家的女性至少要在旅途的某一段上选择步行。也许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拆解继续下去，一直分析到中国社会最细微、最基本的元素，不过，这样其实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看到，路上的女性搭车客，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现象，将中国劳动力流向、家庭伦理、职业特点、出行方式等重大的、多元的社会因素扭结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的评价。比起讲述中国人在驾驶时如何恣意妄为、长城的部分残垣如何尘封土掩，我觉得海斯勒对搭车客的观察能向中国的城市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这也是中国读者与英语世界的读者关注点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
循一定线路的旅程必然是一掠而过式的，旅行者无法与遭遇的当地人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到了《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感情的浓度陡然上升，这是因为海斯勒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地点并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培养、维系与这个地方的关系，到后来，这种关系反过来自我催化，其强烈程度恐怕超过了海斯勒之前的期待。
2002年，海斯勒与女性美国友人郭眯眯在燕山山麓的小村子三岔租了一处农居，这里距北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落后于时代。关于三岔，海斯勒写下了书中最富抒情诗风格的几个段落，其中与村民一起采摘核桃，用棍子击打树枝的一段让人有恍惚之感：“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在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然而，宁静和谐不过是极短暂的间奏而已，正是在三岔，海斯勒目睹了乡村政治的蜗角之争、旅游文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农民在城市化剧烈震荡中经历的思想蜕变。“要人们在变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保持一种方向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岔的叙述围绕一个姓魏的中年农民展开。这个脑袋灵光、不安于现状的男人，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把握住了商机，入了党，买了二手车，为智力障碍的哥哥争取到了补助，尽管最终在竞争村支部书记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斯勒通过这个人物及其家庭，将北方农村的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实态、信仰状况、风俗习惯、情感结构都写得玲珑剔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完成的是一个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唯有在魏家的小男孩身上，海斯勒的情感灌注远远逾越了人类学家应有的超然。小男孩患上血小板减少症，海斯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请在美国的三位医学专业人士做了跨洋诊断，让郭眯眯为孩子安排到高一级医院住院，通过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商购血液球蛋白。在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时，海斯勒对血液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引起医生的反感。海斯勒建议对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医生回答：“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海斯勒写道：“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他气得发抖。在整本书中，这是海斯勒唯一情感失控的时刻。我们可以借此推知他与小男孩之间感情的深度。然而，不止于此，恰恰在这失控的一刻，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美国人对事情理应怎么做的真实看法，同时也看到，海斯勒这个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命运。这个孩子很幸运，因为不但有人关心他的健康，而且这个关心他的人还有能力调动一般人不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可问题在于，紧要关头，海斯勒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这一善良的冲动，当然情有可原，甚至令人感动，但当海斯勒揶揄中国公路上的司机不守交规时，他是否也考虑过人们不愿遵循规则也许有更深层的制度背景呢?是什么决定了在中国做事首先想到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为何海斯勒未能在紧要关头将美国人阳光般的正直贯彻到底?我想，这些问题，比
起某个人自发的善心，更值得我们掩卷思考。
如果说三岔的写法更接近海斯勒在《消失中的江城》(River Town)中的叙事模式，那么《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关于浙江丽水的部分，则最大地发挥了海斯勒的特长：一方面，他选定一个据点，在这个据点上，他与人建立起极紧密的关系，然后像小说家一样，细致描摹这里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记者那样，在这个据点周边来回游弋，捕捉闪光的片断，用以充实、丰富他得自某一局部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完善在这些微观事实背后的宏大背景。
海斯勒是在马路边与丽水那个专门生产胸罩肩带调节环的私企老板结识的，此后他多次来到这家工厂，与员工吃住在一起，参与了工厂筹建、设备安装、投产、迁址的全过程。他对这里的一切的关切程度竟让老板一度疑心他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而我们这些读者也有了机会，如同《经济学人》的书评说的那样，像“墙上的苍蝇”一般倾听、观察他们的一言一动。在这里，海斯勒呈现的人性的幽微曲折、社会的陆离百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读到过对当代中国工人如此深入的描绘。
任何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其细节的丰富性，而细节恰恰是这一叙述最可珍视的组成部分。我只想谈谈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劳动与劳动者疏离、劳动外在于劳动者的现象。调节环工厂15岁的女工陶玉凤手法灵巧，她为胸罩放置衬骨，“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一个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陶玉凤说道：“说实话，我经常会感觉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对这种工作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有多么不好，但我感觉，在这平静里面有某种让人窒息的东西。在当地以临摹欧美绘画出口海外为业的绘画作坊里，海斯勒问女画师：“你喜欢画画吗?”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海斯勒写道：“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了水……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类着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生动地表现何为“异化”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代价，已有太多讨论，但对人的异化这一代价，我们谈论得还很少。假如人被抽空了，那么现代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对人的空洞化、社会的空洞化，海斯勒有许多精妙的刻画，而他的总结归纳也往往精确得让人痛心：“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赢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海斯勒说，那些善于为自己做周详打算的中国人“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到这个点附近?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是否已经有了那种感觉?也许得出答案并不困难，只是我们明白说出答案未必会有什么效果。
最理想的社会演进，或许应该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那样一种变化，它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然而，中国的许多变化，尤其是发生在农村的许多变化，却是一种无论如何难以让人乐观的变化：它让很多人的境况变坏了，而境况变好的少数人都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企业主，开发商，此外还有什么人抚掌而笑了，而农民却要以肉身承受那些几乎无法承受的陵谷巨变。谁该为这种演进负责、为它提供合法性证据?
海斯勒有时不免灰心地写道：“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问题是，海斯勒可以离我们而去，我们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读海斯勒的书，为的就是了解这里、理解这里、改变这里，或者说，不让这里被以现在的方式被改变。
就算你知道中译本194页第二段以下删去了将近三页的内容，就算你知道书中许多字眼被悄悄地改得温和了，就算你知道个别句子的意思被译错了，你还是应该对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心存感激，这感激首先应归于书的作者—彼得.海斯勒，伟大的中国观察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至于那“人民”二字包括哪些人不包括哪些人，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