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论文

第一篇：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论文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理路探析

摘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关联，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有利于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保障体制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共有的核心要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主要是核心要素的衔接，其衔接理路是：坚持解决脱贫问题与实现产业兴旺相统一，实现产业发展相衔接;坚持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统一，实现动力机制相衔接;坚持派驻村干部与提升村干部能力相统一，实现保障体制相衔接。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保障体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研究”(12XKS022)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与此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日渐显露。我国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不充分。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略部署，我国将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在面向21世纪中叶谋划国家发展大计时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脫贫攻坚的任务具有具象性、局域性、紧迫性，乡村振兴的任务具有抽象性、全面性、长期性，两者相关而不相同。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有利于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脱贫攻坚。但是，由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任务具有差异性，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不能有效衔接，只就事论事，往往会出现重眼前轻长远、重物质轻精神、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难以形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甚至可能导致负面效应。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有利于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抓好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和保障体制的衔接，是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

一、产业发展衔接：解决脱贫问题与实现产业兴旺相统一

发展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① 中国有14亿人口，农村地域广袤，仅靠城镇化手段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实现不了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在城镇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乡村建设，以发展乡村经济为推手，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国贫困地区农村落后的根源是经济发展不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化的高效率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低效率形成鲜明对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拉开了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了城市资源的优先配置。在城乡劳动力价格差异、公共服务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下，农村的资本向城市流动，优质人力资源向城市聚集，城乡之间的财富积累出现马太效应。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也是农村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要解决农村的贫穷落后问题，就要实现资源的逆城镇化配置，让城市资本来到农村，让优质人力资源回到农村，改变“老人农业”的现状，改变农业低效率的局面。实现这种改变，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又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要通过农村的发展吸引资本和人力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在农村留得住、过得好，才能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对乡村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虹吸”问题，才能真正让贫困地区的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富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需要通过发展产业来解决经济问题，因此产业发展要有长远性，要保持产业发展的相对稳定性。要立足于乡村振兴发展脱贫攻坚的产业，使脱贫攻坚发展的产业不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立马被淘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相衔接。

解决脱贫问题必须培植支柱产业。脱贫攻坚要解决贫困户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国家制定了脱贫验收的具体考核标准体系，这一标准体系坚持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凸显了国家对“真脱贫”的要求。“两不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贫困户的收入问题，实现“两不愁”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三保障”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发展问题，实现“三保障”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在脱贫考核中，“三保障”的指标较硬，“两不愁”的指标较软。因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无保障是显性标准，主观因素对其影响不大，而不愁吃、不愁穿是一个隐性标准，主观因素对其影响很大。国务院扶贫办针对“两不愁、三保障”的全国摸底调查显示，“两不愁”已基本解决，“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② 不是“两不愁”比“三保障”容易解决，而是“两不愁”比“三保障”难以客观统计。虽然国家为了体现“两不愁”考核标准的客观性，按照不同区域设置了收入的脱贫标准，但是对于收入的统计仍然摆脱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③ 贫困户是否脱贫，关键要看其是否有稳定达标的收入来源。没有稳定达标的收入来源，验收脱贫了还可以返贫，这是深度贫困地区返贫率高的重要原因。贫困户多是农民中的弱者，或是智不如人，或是体弱多病，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稳定就业是脱贫的重要手段。要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就需要在农村就近培植支柱产业，让贫困人口凭自身的能力在家门口就业，有尊严地获得劳动报酬。

生态文明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前60年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是不够的，近10年生态文明才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指出：“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现在温饱问题稳定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④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但发展产业必须保护生态，不能破坏生态。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急功近利，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如发展养殖业不考虑牲畜排泄物的环保处理，直接外排，导致环境污染、臭气熏天;发展种植业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污染、地力降低，农产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发展乡村旅游不考虑资源承载能力，缺乏科学规划，盲目发展，破坏自然生态等等。这些做法，从短期来看是产生了收益，帮助贫困户摆脱了贫困，也有了政绩，但从长远来看，破坏了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需要更大的投入，得不偿失。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⑤，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底线思维来规划产业发展的蓝图，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不承接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项目，不发展破坏生态的产业。

精品特色农业是落后地区的最佳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的农业也在不断进步，农业科技推广促进了农业效益的提升。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我国农业的主体是农户分散经营，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类农副产品大幅增收，个体农业发展成效显著。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分散的农户经营难以形成规模，农业的比较效益日益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地方实行土地流转，形成一定水平的规模农业，以规模经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另一部分地方仍然实行小农户分散经营，维持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现代化难以推进，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业经营户有2.0743亿户，其中小农户占98.1%。“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不多，传统生产方式创造的财富很难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很多农民不得不离土进城，靠务工维持生计;那些因各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的农民仍然依附在贫瘠的土地上，最后多成为贫困人口。脱贫攻坚要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靠传统农业行不通，必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在精品农业和特色农业上下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做出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才能在规模有限的情况下获取更多的收益，从而摆脱贫困，达到生活富裕。

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农村除了大规模农场或农庄之外，很少有靠单一农业兴旺发达起来的。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地方，比较兴旺的乡村几乎没有是因农业收入而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依靠第二、三产业发展。在中国十大名村中，除了小岗村是以农业为主外，其余村均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农业占比极低。贫困地区农业本来就缺乏优势，单纯以发展农业来提升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是行不通的。农业生产的多为保质期短、时令性强的鲜活产品，如果没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很可能就会烂掉，不能成为商品;即使能够销售出去，但由于是初级产品，产品附加值低，农民的收益也不会很大。只有建立起农产品加工业，将农产品加工成符合市场需求的商品，并赋予其品牌价值，才能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田园风光本来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如果把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办民宿、开展乡村旅游服务，就更能够提升农业的品位，聚积乡村的人气，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乡村振兴要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必须第一、二、三产业并举，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二、动力机制衔接：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统一

政府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是相统一的。政府和农民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两支重要力量。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政府是蓝图的制定者、资源的配置者、任务落实的督办者，政府发挥的是主导作用，这种作用彰显的是政府的主导性;农民是政府规划蓝图的建设者、脱贫攻坚的劳动者、美丽乡村的创造者，农民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这种作用彰显的是农民的主体性。主导性是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的引导性、控制性、规范性等规定性，主体性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等主体的规定性。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政府的主导性和农民的主体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政府的主导性和农民的主体性是相互联系的，政府的主导性包含了对农民的引导和规范，农民的主体性反映了农民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政府的主导性和农民的主体性是不能割裂的，没有政府的主导性，仅靠农民自发自在地进行乡村建设，是不可能完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的;没有农民的主体性，仅靠政府力量推行乡村建设，同样不可能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乡村建设中，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又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只有把政府的主导性与农民的主体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激发活力，高效推进乡村建设，完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在脱贫攻坚中，一些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忽视了农民主体性的发挥，造成了干部干、农民看的局面，出現了农户相互攀比争要扶贫款项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扶贫干部不给足满意的钱物贫困户就不签字承认脱贫的极端现象。如果不培植农民的主体性，缺乏农民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也是难以实现的。

政府主导是聚合力量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在40多年的接续扶持中，我国农业农村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不断被边缘化，农业农村仍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仍然有数千万农民处于贫困线下，农民仍是弱势群体。实践证明，单靠政策扶持和引导，短时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完不成脱贫攻坚任务，也实现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任务，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用乡村振兴统领“三农”工作。五级书记抓，彰现的是政府的主导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只有政府主导，宏观规划好农业农村的发展蓝图，才能变农民的自发行动为社会的统一行动，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才能聚合全社会力量支持“三农”发展。

政府主导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政府主导性不能代替农民的主体性。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主体性。推进农村产业发展，需要政府规划引领，但具体种什么、养什么，要农民自己说了算，不能强制性推进。政府的产业发展意图要征求农民意见，看农民是否认可，不能脱离实际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更不能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否则会遭到农民的抵制，导致政府与农民产生冲突。即使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是正确的，也要通过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农民理解、认同，把政府的主导性转化为农民的自觉性，不能政府代替农民做主而强制推行。二是社会的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角色意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是否参与、农民的合理意见是否被采纳、农民的政治权利是否得到保障都能反映社会主体性。乡村治理没有农民的参与，体现不了农民自己的意愿，再好的事情也难以得到农民的认同。乡村治理没有农民意见的充分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回应，乡村治理就无法有序顺利推进。乡村治理没有农民政治权利的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会流于形式，农民对乡村治理就会漠不关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三是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农民对乡村优秀文化的坚守。农耕文化是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积淀，是乡村文化的主体。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愁的承载者，就是因为乡村的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农耕文化逐渐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现代文化，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语言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消失。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政府不能阻挡现代文化的传播，但要支持农民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政府主导要培育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的是农民摆脱贫困、走上生活富裕之路。政府主导不能让农民的主人翁意识缺席。在脱贫攻坚中，少数贫困户错误地认为，让他们脱贫是政府的责任，是联系干部的义务，因此一心等靠要，缺乏主人翁意识，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缺乏主人翁意识的贫困人口很难摆脱贫困，即使在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脱了贫，失去持续的帮扶后很快也会返贫。“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⑦，没有农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都是难以实现的。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必须培育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一是要让农民知道政府主导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为了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要求，为的是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府主导谋划农民幸福的未来，农民作为成果的享有者必须有主人翁意识。二是要让农民知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依靠谁。政府的主导性是外因，农民的主体性是内因，政府的主导性通过农民主体性的发挥而起作用。“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者。”⑧ 农民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没有农民的努力奋斗，幸福生活不会送上门来。

政府主导要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政府主导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就要善于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最了解农业农村的不是学者和官员，而是农民;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农业农村就有活力。要激发农民的创造力，必须使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一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是农业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者，他们在实践中一定会有许多前人没有经历过的探索。这种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创者，党和国家只是尊重农民的选择，把它变成了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农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⑩ 二是要保障农民的权利。国家法律和政策赋予农民的权利要予以落实，不能借口政府主导随意变更。农民的权利不能有效保障，就不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政府主导要减少微观干预。政府主导是把握方向、配置资源，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激发农民的创造性，而不是在具体事务上进行干预。要减少干预，还权于民，让农民的自主性得到充分体现。

三、保障体制衔接：派驻村干部与提升村干部能力相统一

强化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重大，落实在基层农村，关键要靠村“两委”干部的执行力。在中国数十万个行政村中，大凡“两委”执行力强的村，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都做得比较好，村民们也能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贫困村除了自然禀赋差以外，大多“两委”班子也缺乏执行力，面对贫困这个“敌人”无能为力。“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治穷致富，关键在党支部。”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好，“两委”干部执行力就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两委”干部执行力就弱。村干部执行力弱化，就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就无法扛起带领群众脱贫攻坚和振兴乡村的重任。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实施者。“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职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的作用，确保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增强党的凝聚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谋划发展的作用，因地制宜，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目标的如期实现;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作用，充分发扬民主，落實村民自治，激发村民热爱村庄、建设村庄的主人翁意识;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稳定的作用，化解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派驻村干部加强村领导班子建设。在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村级领导班子弱化的问题较为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年龄老化。在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年轻人离乡离土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幼，农业变为“老人农业”，随之而来的是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老化。很多地方，村“两委”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超过45岁，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出现了村“两委”班子难选接班人，个别地方60岁以上还在干的现象。二是领导力弱化。村“两委”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于新理念、新政策理解不到位、落实不得力;学习能力差，对于互联网技术在公共服务中应用不足，习惯于传统工作方式;执行力不强，不能准确地把各项涉农政策落地落实，群众信任度低。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调查”结果显示，有43%的村民认为村庄一把手对于村庄的发展没什么贡献，44.2%的村民认为现任村一把手很少能提出新的想法，37.1%的村民认为村里的一把手不能严格地落实政府政策。 三是责任心退化。一些村干部热衷于有获利空间的事情，对于没有获利空间的事情缺乏积极性，在需要承担责任时极力推脱，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在精准扶贫中，为了解决村级领导班子弱化问题，各地普遍采取了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专班的办法，以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为脱贫攻坚提供了组织保障。

凝聚驻村干部与村“两委”干部工作合力。派驻村干部加强了村级领导班子建设，有利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但如果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尤其是第一书记和村书记关系不和谐，就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工作开展。造成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关系不和谐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工作中村“两委”干部过度依赖驻村干部，大事、难事都希望驻村干部来解决，有的地方出现了村“两委”把精准扶贫的责任完全推给驻村干部的现象。二是驻村干部与村“两委”干部争夺决策权，都想当家作主，从而引发矛盾冲突。三是驻村干部缺乏主人翁意识，遇事推诿，不愿担当。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各有优势，驻村干部有外部资源、见识广、思路开阔，有利于争取资金和项目，善于使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村“两委”干部熟悉农村基层工作、了解社情、有良好的基层人脉关系，有利于组织群众开展工作，善于化解矛盾。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有利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要聚合好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的力量，必须明确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尤其是第一书记和村书记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防范争权推责;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推动决策民主化，防止个人说了算，防范腐败风险;必须加强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尤其是第一书记和村书记的个人修养，克服本位思想，防止山头主义，培养合作精神。

提升村“两委”干部的领导能力。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源。 派驻村干部固然能够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但毕竟是权宜之策，不是解决村级领导班子弱化问题的长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村级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必须把提升村“两委”干部的领导能力放在首位。一是要解决村“两委”班子老龄化问题，推进村“两委”班子年轻化。老龄化是村“两委”班子领导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心态老化，观念老化，知识老化，自然不能适应新时代农村工作的要求。农村年轻人少，村干部选拔困难。国家要出台支持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创业成功人士返乡担任村“两委”干部。要提高村干部待遇，增强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二是要加强村“两委”领头人的培养。村书记强，村领导班子才会强。选拔培养好村书记是提升村“两委”班子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可把村书记岗位设置为公务员岗位，从优秀年轻乡镇公务员和大学生村官中选拔任用。要让村书记有政治地位和稳定的经济收入，解决其后顾之忧，使他们能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应实施乡镇领导优先从优秀村书记中提拔的制度，畅通村书记的发展通道，增强村书记岗位的吸引力。三是要加强村“两委”干部的培训工作。要通过县市委党校定期对村干部进行轮训，提高村干部的政治领导能力、思想引领能力、群众组织能力、社会号召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要通过高等院校举办村干部专科班，设置专门课程，提升村干部文化水平，确保村干部都达到专科以上学历。

建立驻村干部的渐次退出机制。贫困村脱贫以后派驻的村干部能不能退出?从理论上讲，派驻的扶贫村干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是可以退出的，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但是事实上，驻村干部立即退出可能导致脱贫村的倒退，因为他们的离开可能会导致扶持的产业衰败、拥有的资源优势消失、农村的治理水平降低。因此，在整村脱贫后，驻村干部不能马上退出。要制定退出标准，渐次退出，才有利于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只是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仍然是相对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在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才能缩小与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的差距。换句话说，即使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贫困地区仍然需要扶贫，不过扶贫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即由精准扶贫的“两不愁、三保障”转变为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也不可能长期靠派驻村干部来落实，驻村干部参与一段时间后也必将退出。退出必须有可退出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精准扶贫的标准，至少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一是产业发展标准，要看村民有没有稳定就业的致富产业，要确保村民有稳定且能保障生产生活的经济收入。二是公共服务标准，要看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和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的保障情况。三是村干部标准，要看村领导班子是否实现了年轻化，要看村书记是否具有较强的政治领导能力、经济发展谋划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经考核达到上述标准，驻村干部可以退出。

四、结语

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工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保障体制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共有的核心要素。“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必须解决农村的产业发展问题。没有高效的产业发展，难以真正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也只是一句空话。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没有强大的动力不行，这种动力既有政府的大力推进，更有农民自身的内生动力，只有政府和农民同向发力，才会形成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合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保障，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实现产业发展衔接、动力机制衔接和保障体制衔接，是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人民日报》2018年6月15日。

② 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9年4月18日。

③ 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

④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2、393页。

⑥ 李为善、刘奔：《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⑦ 习近平2018年新年贺词，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1月1日。

⑧ 黄丽萍：《充分发挥贫困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福建日报》2006年7月24日。

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月28日。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沂蒙精神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4日。

舒全峰：《乡村振兴中领导力短板现象分析》，《中国领导科学》2019年第3期。

徐晓军、张楠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对接：逻辑转换与实践路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9月23日。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作者简介：邓磊，湖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恩施，445000;罗欣，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邓磊 罗欣

第二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于2020年11月12日至20日举行，会议以“内外循环·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为主题，采用“大会现场直播”的方式在线同步举行。本次会议是全国性质的高级别专业性会议，聚焦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激发县域新活力，助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聚焦县域现代农业发展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但当前农业正面临着疫情、灾情和国内外市场波动叠加的风险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如何充分发挥“三农”压舱石的作用，稳定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会议对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探讨，通过案例剖析、典范分享，相互交流学习，并在新时代、新格局背景下对农业发展趋势与方向进行研判，为后疫情时代及未来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指导。会议从国际贸易合作、数字农业技术、农业社会化服务、设施农业宜机化、农业品牌及农产品加工流通等方面进行探讨，为双循环格局下全面小康社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及方向预判。会议还征集乡村振兴优秀案例28个，收录县域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文章51篇，发布行业报告5个，发布行业书籍2本，使县域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体系的研究更加与时俱进。会议收录近450篇行业研究文章、发布近40个行业报告/行业书籍、征集近80个乡村振兴优秀案例，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谋求县域农业发展新思路与新方向的盛会。

集聚农业高端发展智库

“第十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采用“大会现场直播”方式在线同步召开，农业农村部相关部委办局领导、各级政府领导、国内外专家及企业代表等云集一堂，集聚了国内研究农业发展的顶级、权威专家，代表了当前我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成果的高水平。

本次会议邀请到了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刘涵，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宗毅等部委领导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等国内涉农院校专家。共有院士、国务院参事、副部级领导18人次在会议上做主旨报告，副厅局级及以上领导90位、副县处级及以上领导121位参与会议发言讨论。

搭建线上国际交流平台

本次会议创新会议交流方式，国际嘉宾采取线上交流。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投资处公使尤凯利先生、法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白峰朔先生、中德农业中心德方执行主任周裕耕博士等国际嘉宾采用视频和连线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农业科技交流，发言主题紧扣当前国内外发展新形势，从国际贸易、农业科技等方面展开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国际农业的发展理念，借鉴国际农业发展先进经验，掌握国际农业前沿技术与装备信息，促进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推动区域对外开放及现代农业发展。本次会议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65位国际嘉宾参与，来自津巴布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立陶宛、俄罗斯、日本等驻华大使馆领导及国际专家也发来祝贺。此外，还举办了2场国际交流专题研讨会，加深了国际合作交流，为国内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展示现代农业新形象

本次会议设置了1场“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推介会，分别推介了江苏省东台市三仓镇的果蔬现代化农业产业、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的有机旱作新型发展道路、北京市通州区的历史文化及农业产业发展蓝图，展示了乡村美、产业强、农民富、县域兴的美丽新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推介会线上观众已达到55万人次。

本次会议还设置了3场云参观，通过对广西“五彩田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北京国际都市农业科技园、江苏金湖水漾年华的直播推广，宣传地方农业特色产业，展现国内现代农业科技，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经验，对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村经济综合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创新形式扩大宣传影响力

“第十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首次以线上直播为主，摆脱线下时间及空间限制，让更多致力于“三农”的工作者学习理论经验，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助力现代化农业推广。

央视新闻、新华社现场云、百度、中國科技网、新浪、爱奇艺等十余家线上媒体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直播，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范围，增强了会议的宣传力度，极大增加了本次会议的影响力。据统计，11月14日的主论坛有20家媒体发布报道，论坛结束当天线上覆盖人群已达到820万人次，整个县域会持续大概一周的时间，线上观看量已达到1350万人次。

作者：范玉琴

第三篇：探索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摘 要： 基于国内2047县（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将国内设立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与20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实践视为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两项区域政策的实践绩效。分析表明，两项政策实践均能提升政策实施地的经济绩效;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越高地区和市场经济活力弱势地区存在政策绩效增强效应;基于片区、省际、市域和县域层面的成效差异和两项政策效果异化表明深度贫困地区会陷入先天劣势不足、内生动力不足、长期依赖于政策帮扶的困境。更为关键的是，本文基于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费用理论，分别从农村产业革命、农村经营主体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探索乡村振兴的行为路径。此外，必须自始至终将坚守土地产权稳定、农民主体地位、集体所有制公平原则等，完善土地用益物权、构建产业长效发展机制和实现教育、医疗和人居环境等提上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改革试验议程。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政策;交易费用;路径选择

一、引言与问题提出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探索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路径自此选择横亘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出台了包括《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致力于从国家到地方形成合力聚焦乡村振兴问题。[1]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不难发现，党和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正积极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而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受益。

诚然，一个经济体唯有兼顾效率与公平，着力促使经济增长惠及穷人、“涓滴效应”方能出现。[2]一个国家唯有解决人民基本生存问题、改善人民生活，方能推动现代化进程。人民是否能普遍地从现代化建设中受惠成为检验乡村振兴成色的关键因素[3]，特别是对于深受恶劣自然条件影响、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分散的西部农村地区[4]。通过“内力”精准滴灌、唤醒心理资本以激发贫困个体脱贫主观能动性和依托扶“智”后的人力资本转化比物质资本更为紧要。[5]基于行政统筹机制制度设计下的全民动员、全民投入和全民创造是国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经验。[6]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和民族差异。完成脱贫攻坚的扶贫开发和代表探索乡村振兴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绩效如何？基于片区、省际、市域和县域个体的成效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存在一些因素如少数民族地区等的政策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地，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这三类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哪一类取得更为直观的成效，基于什么原因受到什么阻碍抑或是仍存在什么障碍？除去制度创新，探索乡村振兴还存在哪些路径选择，下文将一一拆解。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鉴于我国脱贫攻坚时期以“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标准，在此基础上摆脱贫困，因而扶贫攻坚作为不发达条件下尽快消除贫困的“超常规”但却行之有效的路径[7]是本文梳理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切入点。同时，长期以来地处偏远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是我国贫困人口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将聚焦于农村地区的脱贫历程和农村制度改革。

“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8]在中国的减贫事业进程中，学界以个人能力贫困范式[9-10]、机会贫困范式[11]、社会排斥范式[12]等维度找寻致贫成因和总结贫困经验，将依托权利贫困范式[13]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国内扶贫开发战略政策演变[14]为框架解构扶贫攻坚历程①    ①阿玛蒂亚·森将贫困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权利贫困等，将贫困的原因分析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扩展到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观，认为只有让人们享有更大限度的行动自由，拥有更多的机会，作出更多的选择，才能从本质上消除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贫困治理不仅仅要让农村贫困人口提高收入（经济因素方面）摆脱绝对贫困，更加注重的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为依据来调整我国扶贫政策。因此，依托权利贫困范式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国内扶贫开发战略政策演变进而来解构我国的扶贫攻坚历程。  。

贫困村消解人口内卷的低效与贫困，有赖于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承诺等三个制度变迁要素[15]。1978年始，我国开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的进程。首先，该时期以土地产权中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资源内在化优化激励机制、弱化农民土地产权贫困问题;[16-17]进一步，因土地产权贫困是农村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的核心，借着土地产权贫困问题的突破和市场管制的逐渐解绑，原有内卷于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寻求更高收益的生产与分工。随着土地和市场制度的松绑，老少边远地区生产性和交易性产权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直观显现。1986年，国务院下设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政策这一原外生变量也开始内化为扶贫体系中的重要内生动力，标志着我国扶贫事业由道义性扶贫转向制度性扶贫[18]，区域不平衡时情使得扶贫办设立之初采取贫困地区工业化开发推进扶贫的路径。直至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从关乎温饱问题的种养业入手，利用入户项目支持、生态移民政策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性贫困问题，而后东西部扶贫协作又在此基础上以科技扶贫、扶贫协作人才交流形式、劳务输出为西部贫困地区注入外部性减贫资源产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开展真正意义上实现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2001年，第一个长期规划的扶贫纲要发布，在继续发展种养业和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的基础上，推进农业化和以贫困乡、村为单位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改善贫困地区产业产品和劳动力交换性产权贫困;2007年，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此，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等“三支柱”[19]的构建标志着我国综合性扶贫体系的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历程实际上突显了强化行政扶贫工作力度的必要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六个精准”政策进一步将项目、资金、扶贫措施、扶贫干部落实到户，特别是精准到户的落实与执行使得行政统筹和考核机制得以最大限度运转[20]，基于考核机制下的信号和反馈机制使得政府扶贫行为这一公共服务产品成为扶贫体系的主导力量[21]。精准行政扶贫模式下深度动员、财政专项统筹和基层建设等路径有效克服扶贫中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

一般来讲，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是推动贫困治理最为关键的因素[22]，而国家设立扶贫开发重点县与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就是让多种扶贫资源向该区域倾斜，提升经济绩效。左停等对扶贫改革试验区精准扶贫政策创新的比较发现，扶贫政策在时空顺序上相互协调，使贫困户形成稳固的生计系统，从而更有利于精准长效脱贫。[23]胡东生总结了福建三明市改革试验区在精准扶贫模式上的创新后，认为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方式的重大创新。[24]李卓和左停基于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Z市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精准扶贫作为贫困治理的重要机制创新，让改革试验区的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效。[25]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均为区域政策区，是政府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而采取的空间内经济活动干预。[26]区域政策有着“多元主体、上下协同”的组织特征，扶贫开发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创设均以缩小差距和打造增长极为目标，两项政策均可以视作政策实施地付诸的行政成本、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此外，不同的政策实施地因生产、交易和人力资本等原始禀赋条件的差异，在区域政策实施中将政策实施地置于东西中部等片区，置于省内各县、置于市内各县等层级对照，不同层级势必会存在不同的政策成效。综上所述，提出：

假设1：扶贫开发重點县与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策实施地的经济绩效，基于片区、省际、市域和县域层面的成效存在差异。

从全国的层面上来看，东部发达地区依靠着先天性的优势造就了其无论在制度环境、地理位置上，还是本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方面，都强于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程度较高地区及市场经济活力较弱的地区。[27]为此，“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基建投资持续向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地区和市场经济活力较弱地区倾斜。[28]依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般可以判定扶贫政策绩效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但对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地区和市场经济活力较弱地区处于持续递增状态。综上所述，提出：

假设2：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越高地区和市场经济活力越弱地区会存在政策绩效增强效应。

三、识别策略、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识别策略

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确立的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农业农村部先后于2011、2014、2017和2019年设立的农村改革试验是一项自然实验，本文将运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各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当地经济运行走势的影响。双重差分法通过对政策试验实施前后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差异的比较，进一步分析政策干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因而，参照张国建等（2019）[23]设定模型形式如下：

Y C t=β 0+β 1DID C ti+β 2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1）

其中，Y C t是被解释变量，主要由各县（区）对应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构成，用以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下的绩效评价指标;DID C t为核心因变量，DID C t=implementation ci ×period t ， 其中，i=（1，2，3）依次分别代表各县（区）于2012年受到扶贫工作开发重点县认定、2011年确立为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和2014年确立为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影响，且若样本中的县确认为扶贫工作开发重点县或农村改革试验区，则 implementation ci=1 ，否则为0。此外，当i=1且t≥2013时， period t=1 ，否则为0;当i=2且t≥2012时， period t=1 ，否则为0;当i=3且t≥2014时， period t=1 ，否则为0。除去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为了判定各层次区间内的政策效度， η region 、 η province 、 η city 、 η country 分别表示片区固定效应、省际固定效应、地市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γ t 表示时期固定效应; control C t 表示控制了各县随着县际间个体和时间变动且影响GDP的变量，主要用县域人口密度、第一生产部门占比、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地区实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每十万人医院床位数四个指标分别控制各县经济集聚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控制工业化发展水平、控制居民储蓄率水平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程度; ε C ti 表示误差项。同时，为了控制扰动项的组内相关性和异方差性问题，下文实证经验中的计量结果均以县（区）为单位进行聚类分析再计算。最后，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有效检验判定为估计系数 β 1 是否显著为正。

除去基准模型（1）以外，为了测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和市场经济活跃水平是否会对扶贫开发重点区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绩效产生溢出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扩展，构建模型如下：

Y C t   = β 0  + β 1 DID C t i ×minority C t   C t   + β 2 minority C t   C t   + β 3 control C t   + η region  + η province  + η city  + η country  + γ t  + ε C t i   （2）

Y C t=β 0+β 1DID C ti×rsp C t+β 2rsp C t+β 3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3）

Y C t=β 0+β 1DID C ti×spendingp C t+β 2spendingp C t+β 3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4）

其中，模型（2）中的 minority C t 為是否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哑变量，若该县（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 minority C t=1 ，否则为0;模型（3）中 rsp C t 为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与支出之比，反映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即地方政府发展资金上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是否会产生政策溢出或增强效应;模型（4）中的 spendingp C t 为财政支出比例占地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是否会产生政策溢出或增强效应。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使用2006～2018年共覆盖全国31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2047县、区或县级市（其中含少数民族自治县、自治旗共164个）①    ①少数民族聚居县区以官方县域命名中带有“自治”或“旗”等字眼甄别，除西藏自治区各县区因为命名缘由无法用此方法甄别外，其他省区均较为合理。  的面板数据来评估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绩效。数据以《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结合历年各省《省域统计年鉴》和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补充。不可避免的，2047县数据中仅1896县在库内拥有完备数据，视情况运用移动平均法和指数平滑法对册亨等87县补齐空缺1年数据，对丹寨等30县补齐空缺2年数据，对瓜州等12县补齐空缺3年数据，对华亭等22县补齐空缺4年的数据。同时，采用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来自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2年3月19日确认的592个县区，因部分县区数据不完善使用的数据库收录592个县区中的580个县区;本文采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名单分别来自2011年、2014年和2017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先后四次确立的三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批复文件，除去2019年增补的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共203个区县（先后多次设为试验区视为一个，市级改革试验区视其下属区县均在改革试验区之列），其中涉及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57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108个，农业经营制度改革113个。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四、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来自县（区）的实践经验

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是指引中国发展之路的核心目标，从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战略、邓小平时代的“三步走”战略到新时期的“三步走”战略，无论时代怎样改变，经济建设始终是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保障。[29]本部分将从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作实证性检验分析。本部分的主要实证检验分为三部分：1）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衡量片区效应、省际效应、地市效应和县域个体效应下的政策绩效;2）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资产依赖程度和市场经济活跃程度对两个政策选择的溢出和增强效应;3）分别对两大政策的实施作平行趋势检验，采用事件分析法生成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并加入模型进行回归，反映历经政策干预的区域与未经政策干预的区域存在的差异，确保政策干预影响绩效假设的真实性和稳健性。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部分考察扶贫开发重点县与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综合政策绩效结果，对模型（1）进行估计得出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至第（5）列考察扶贫开发重点县绩效，第（6）列至第（10）列考察农村改革试验区绩效，表中的每一列除了对时期效应进行控制以外，控制各县经济集聚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控制工业化发展水平、控制居民储蓄率水平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程度等四个变量。其中，列（2）和列（7）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进程的相似性将全国分为西南地区、中部五省经济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三省等五大片区并进行固定;列（3）和列（8）以省份为单位进行省级效应固定;列（4）和列（9）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地市效应固定;列（5）和列（10）对县域个体层面进行个体效应固定。需要说明的是， didpsc=implementation c1×period t ，表示的是基于双重差分法下的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干预指标; didall=implementation c2、3×period t ，表示的是基于双重差分法下的分别公示于2011年和2014年的两次农业改革试验区的干预指标; psp 和 sbp 分别表示工业化发展水平指标和储蓄率指标。

1.政策改造贫困产权 助力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阶段，通过贫困人口规模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名额由省逐级分解到行政村。基于扶持对象的精准，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措施因人因地施策，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以农地经营权、产业扶贫资金等要素入股成立内置金融型合作社等产业扶贫模式或易地扶贫搬迁模式，整合内外要素改造生产性产权贫困;二是开展公路和通信等基础建设改造偏远山区交易性产权贫困问题，促进农作物流通，推进劳务输出协作;三是通过技能扶贫、教育扶贫等方式提升人力资本能力;四是医疗扶贫、设立公益性岗位和延续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对失能贫困户进行兜底。[30]为应对贫困人口在经济、健康、知识、思维和能力各层面的权利缺失问题[31]，扶贫开发重点县在发挥内部资源优势和才能特点基础上，对外部资金支持、技术合作、市场需求等扶贫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达成脱贫攻坚成效。从数据分析来看，通过列（1）和列（6）表明，在考虑四个控制变量和时期效应的情形下，设立扶贫开发重点县与农村改革试验区均能较为显著地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假设1由此得证。

2.贫困地区先天劣势 短期难彻底改观

然而，当本文控制片区、省际和地市效应之后，扶贫开发重点县所列出的（2）～（4）列和农村改革试验区所列示的（7）～（9）列却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化;扶贫开发重点县在控制片区效应、省际效应和地市效应后， psp 指标和 sbp 指标的系数未发生显著变动， didpsc 指标系数均为负值。与此同时，与 didpsc 对标的 didall 指标未呈现方向上的逆转，除去农村改革试验区由较多样本以整市为单位推行外，数据反映的确立为扶贫开发重点县极为恶劣的资源禀赋更应引起学界关注。举例来说，哪怕是相较于同处于西南片区或是历来以贫穷作为标签的贵州省区域内的其他县区，诸如从江和赫章等县虽然在脱贫攻坚阶段在固定个体县域效应后仍表现出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相比区域内部分县区，先天禀赋劣势下的脱贫摘帽仍是低水平的脱贫，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返贫风险、福利依赖及开发与脆弱生态保护等难题。扶贫开发重点县在控制片区、省际和地市效应后，在接收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利好的情形下，仍呈现出与同地区具有相对禀赋优势地区的落后态势。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选取在一定程度上会选取有相应农村改革经验和对等改革成效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往往在生产、交易和人力资本等等层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进而在固定上述三项效应后 didall 指标的系数未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二）异质性及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控制片区、省际和地市效应后所反映出的深层次的自然禀赋差异，此部分将进一步探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和市场经济活跃水平是否会对扶贫开发重点区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绩效产生政策效果溢出或是增强情形。

1.生產性产权贫困民族地区更依赖政策帮扶

表3反映的是在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政策干预下除了 didpsc 和 didall 变量以外的六个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对数的影响。其中， minority、country 、 spendingp 和 rsp 分别表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县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性支付依赖程度和市场经济活跃水平， didpscm / didallm 、 didpscp / didallsp 、 didpscr / didallr 分别既表示将基于上述三种县区禀赋差异化的情形下的交叉项加入回归，表明将该因素加入到固定效应。

在考量少数民族聚居情况下，第（4）列农村改革试验区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样本量少未呈现显著影响，第（1）列扶贫开发重点县 didpscm 指标系数为正数，呈现出增强效应，而张建国等以辽宁省县域数据表明：与非少数民族区县相比，少数民族区县的政策效应会呈现溢出削弱倾向且原政策效应依然显著为正。然而，将样本从辽宁省扩散到全国，扶贫重点开发县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呈现出政策增强效应且在固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一固定效应后， didpsc 指标系数转为负值。综合上述，两项指标表明脱贫攻坚建设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受到上级政府更多的关注，这也正契合我国在脱贫攻坚阶段强化对三区三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努力与付出，而缘何辽宁省样本与全国样本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辽宁省是国内少有的矿产资源大省且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省区，少数民族地区多有各自特色矿产资源且矿产地集中，如宽甸（硼矿）、恒仁（铜锌矿）、本溪（煤铁）、岫岩（岫玉）、喀左县（紫砂），基于矿产资源丰富上的生产性产权优势使得扶贫开发政策在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会呈现出政策弱化。而对于全国而言，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且生产区产权极度贫困而更为依赖扶贫开发政策帮扶，数据证实假说2的前半部分。

2.脱贫成效稳定性长期取决于政策帮扶

从外生性转移支付依赖视角来看，列（2）扶贫开发重点县 didpscsp 指标系数呈现出正向增强效应，列（5）农村改革试验区 didallsp 指标呈现出负向溢出效应，本处的差异与分析表（1）的差异因由上是相似的，先天禀赋劣势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基础薄弱，在扶贫开发中唯有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在脱贫攻坚阶段享受到显著的政策利好;而设为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地区在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如若存在对转移性支付的高度依赖往往也暗含着该县区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或者经济乏力等情形。从市场经济活力视角（此处数值越大，活力越小）来看，列（6）农村改革试验区未呈现出显著趋向，列（3）扶贫开发重点县 didpscr 系数呈现正向趋向，不同的表征却有着近似的原因， rsp 系数越大反映地方生产总值更多地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表明内生动力的缺乏，因而对于扶贫开发重点县能产生政策性增强效应，数据证实假说2的后半部分。

对于扶贫开发重点县而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以及低活跃度的市场经济均会对政策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对于农村改革试验区而言，虽受制于样本，但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指标却出现有异于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反馈。这证实了前文的假设2，少数民族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越高地区和市场经济活力越弱地区因地区资源禀赋条件会存在政策绩效增强效应。此外，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原有的深度贫困地区仍存在本质上的工业基础薄弱和内生动力不足问题。

（三）识别假定检验

基于表2的分析，实证检验假设1，得出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业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均能有效改善县域经济绩效。为了验证该结论，验明双重差分法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对其稳健性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将政策干预前后共11年生成年份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的交互项并替换模型（1）中的 β 1DID c ti ，估计方程变换如下：

Y C t=β 0+∑N j=-mζ jimplementation i+β 4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5）

其中， implementation i 是政策推行时所表现的虚拟变量，j反映的是政策推行前M年的情况，N反映的是政策实施后N年的情况。图1中（a）（b）（c）分别以2012、2011和2014年为政策实施起始点，且实线汇报了平行趋势检验估计值，虚线在90%的置信区间汇报对应的估计区间。其中，（a）汇报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政策实施估计，（b）和（c）分别汇报2011和2014年两次农村改革试验区估计趋势。（a）和（c）均在政策实施后曲线呈现上扬状态并具有持续性，（b）存在一年政策滞后效应且于一年后亦呈现上扬状态，图1三图以平行趋势检验验证着双重差分法下假设的稳健性。

五、路径探索：基于集体所有制的特性分析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理论依据同源、目标指引一致、任务内容连续的两项重大战略，是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逆市场法则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而缘何两项逆市场规则的战略需要在我国推行？本部分将基于2047县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两项政策实践所得的实证结果，进一步探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阶段衔接路径。

首要问题是统筹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合理配置乡村发展要素资源，补短板、强优势、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阶段，我国扶贫开发模式是一种普惠性贫困治理制度，其建设依据是多维正义[32]。尽管乡村振兴阶段不似扶贫开发阶段强调兜底性保障的全面性，但乡村振兴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基于多维正义政府向广义的市场投入的公共服务产品势必存在广义的交易费用。实然，此处的交易费用既包含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33]，有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34]，也有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35]，即总交易费用由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成本构成。如何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项战略，从交易费用理论，本文提出：以农村产业革命为发展动力，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壮大集体经济，激发村落内生性发展动力是乡村振兴阶段中的必经路径。此外，受制于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相对较高的交易性制度成本，推进农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层面的制度创新成为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制度红利源泉。

从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角度来看，农村产业革命路径通过从生产资料集中采购的规模生产环节到技术、物流和市场信息共建共享，从整合生产性产权和优化交易性产权两个层面着手实现从提篮小卖向农业产业现代化转变。同时，基于农村产业革命视角，战略目标上，乡村振兴阶段要实现全面普惠、精英培植、探索产业可持续化发展路径;战略定位上，要实现综合性、整体性及长期性的战略选择定位。产业选择上，要倾向于依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基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外加借鉴贵州省在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实践总结提炼出的“八要素”理论，挖掘本地特色资源差异化产业，适当构建共同性生产体系和生产服务体系建设;通过从农业中找工业和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延长产业链条，以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打造现代绿色高效农业和生态高值功能农业，形成以区域整体发展和龙头企业带动的以农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在通过农村产业革命改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同时，注重基层治理、文化革新和生态环境治理。

以减少管理型交易费用为目标，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合作机制是重要的突破口。乡村振兴阶段要利用好脱贫攻坚阶段培训的干部资源，依托多层次、多形式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育乡村本土内生性人才。通过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大土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营造农村创业环境，以实现人才的逆向回流和激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创业活力。总而言之，基于自生诱导、合作共赢和行为协调原则，通过农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入股和农业生产托管等规模化经营方式培育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探索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乡村振兴。

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探讨潜在的制度变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是优化政治型交易成本的重要一环。无疑，产业发展和主体活力的激发，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激活土地要素潜能、离不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离不开构建有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治理体系，因为这可以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制度改革等均能在两大战略衔接中赋能助力。“先试点、再推广”是制度变革中一项重要的方法论，我国也顺势在局部县区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而这些农村改革试验区也为以制度创新优化政治型交易成本提供重要的实践经验，本部分将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路径下我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

上文从农村产业革命、农村经营主体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探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下文也将进一步从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農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三个方向依据我国三轮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实践经验评估其改革绩效。表4反映着 didf 、 didr 和 dido 三个变量与农村改革试验区国民生产总值对数的关联，三个变量分别表示其代表着的改革方向的实施交叉项。同理 didf=implementation cf×period t 、 didr=implementation cr×period t 、 dido=implementation co×period t 表示的是基于双重差分法下分别侧重于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试验的干预指标。

其中，除去表4均控制前文所述四个变量和时期效应外，（2）（5）（8）控制省际效应，（3）（6）（9）控制个体效应。

农村改革试验区作为探索性的区域政策，在“局部干预、上下协同”的合作模式中，通过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促进试验区的经济发展。在表4中，各项改革试验均呈现出正向效应。实践经验表明，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成效高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一方面，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的推行相较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改革的高改革阻力和高风险，通过金融服务体系改革优化要素配置进展则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成效更为明晰，但潜在的金融风险和城市资本下乡对农村资产的侵占，仍时刻值得警醒。

六、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收入差距激励提升效率的“级差式”和有能者或拥有特殊资源的地区通过政策加持先富的“分离化”发展方式取得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巨大成就，但无异也加速了城乡分离与对立。[36]从表2的实证分析中，扶贫开发重点县因其先天禀赋劣势，在控制片区、省际和地市效应后，在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利好的情形下，仍呈现出与同地区具有相对禀赋优势地区的落后态势;在表3的接续探索中，不同于学界基于辽宁省县域数据，得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政府会产生溢出效应。基于全国2047县数据来看，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生性财政转移支付依赖、低活跃度的市场经济均对政策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学者们，在脱贫攻坚完成后，仍需关注原有的深度贫困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

基于2047区县的扶贫开发和农村改革两项“政策性实验”所得出的经验，第五部分以降低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成本为目标，从农村产业革命、农村经营主体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探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此外，我国三轮农业改革试验区的实践经验反映，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推行成效较为显著，其他层面的制度创新仍需进一步探讨，以挖掘制度红利惠及乡村振兴。

探讨乡村振兴路径选择是基于实现城乡对立往城乡融合的转型的，上述内容从产权和交易费用出发，为迈向乡村振兴目标提供了较为明晰的行为路径。然而，衡量政策成就不仅需要以分配正义来衡量，还应看被分配的福利和公共资源是否促进政策目标群体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基于我国农村地区集体所有制的特性，更是需要基于公平原则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效率目标，而土地产权稳定性、财政转移资金支持和农民主体性保护原则是基于乡村振兴考虑公平问题不可忽视的三个重要部分。

（一） 土地产权稳定性

改革开放后，城市工业化和乡镇工业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为缓解我国土地自古以来的破碎分散化问题带来了一丝转机[37]，土地流转作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关键路径提上议程。土地公有制背景下的土地集体所有所引出的产权残缺问题[38]是农地产权法律维度探讨的起点，产权残缺带来的是缺乏明晰性的经营权、集体权属衍生的非排他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农地转让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39]

2014年，我国《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创新性地将“承包经营权”分割开来，实现了农地三权分置，整体改革围绕着“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方向进行。[40]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管理、退出机制、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和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等多项改革试验相继推出。尽管推行农地流转、承包土地和宅基地退出机制是破除我国农耕土地破碎化、农业生产内卷化的关键路径，[41]但在政策实施中，不忘土地兼具保障性兜底的属性和作为集体合作制重要的入股资产，维护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是必须秉持的基准原则。

（二）财政转移资金支持

减贫是对减贫资源产权的重新界定。[42]脱贫攻坚时期，我国通过财政转移为主、地方及企业对口帮扶为辅的方式，集中向生产性产权贫困、交易产权贫困和因个人能力、健康、教育等因素导致的人力资本产权贫困地区或对象，投入巨额资金促进其发展。在转向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中，尽管现有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倡导利用普惠金融，通过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或以地权、林权和宅基地等农村资产资本化等方式实现造血型的资金投入。但是，千年来边远山区民众的积贫积弱、数百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既成格局。因此，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即借助财政转移资金支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实现知识农业、智慧农业、设施农业，乡村生态从生态治理恢复转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持续可包容的生态振兴，乡村居住环境从“两不愁、三保障”转向城乡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事业的一体化。

（三）农民主体性保护原则

乡村主体结构生态的变迁中，现代性因素冲击着传统功能性组织，由此衍生的认同和治理模式与土地制度等物质性制度安排息息相关[43]，土地的经济绩效推进城乡要素的流通。随着资本下乡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利益因为地方食利主体结成的“地利共同体”造成土地分利秩序上的低水平均衡。[44]尽管农业试验区多地开启以实现农业改革红利让利于民为目标，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股份合作性改革，但由于脱贫攻坚时期大量的基层扶贫干部受制于脱贫目标考核压力，短平快地进行外部产业植入，使得脱贫红利较大份额被外来企业侵占，甚至出现企业跑路、土地搁置抛荒等现象。“进入后扶贫时代”[45]引入外生资源转向内生精英培育，实现农民在农业改革中的经营与收益的主体性地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

现阶段必须毫不猶豫地维护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坚守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并长期对农村地区予以财政性支持。此外，下述三项在农村改革试验中长期被忽略的农村发展困境的解决亦应提上议程。第一，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权利体系，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满足农民多元化收入和金融服务需求。[46]第二，立足于农村当地专精特色，以优势特色产业构建可持续产业长效发展机制，加强引导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和生产迂回化，通过产业发展合作机制推动全产业链延伸，防止农民工不得不外出而导致的空心化。[47]第三，以实现教育、医疗和人居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留住本土乡村人才，吸引外出务工和城市人才，满足人才及其子代的生存发展需求，强化人才资源开发，释放生产要素活力[48]，以人活村、以产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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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ath choice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2047 counties （districts） from 2006 to 2018

HONG Mingyong，LI Fuhong，LOU Lei，LONG Jiao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0）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047 counties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8， the policy practice of setting up 592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counties and 203 rural reform pilot areas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two regional polic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wo policy practices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reas; among them， the minority area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counties， the areas with higher dependence on exogenous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 areas with weak market economic vitality will have the policy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effect; but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g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and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two policies Urbanization reflects the inherent weakness and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which will rely on policy support for a long time. More importantly， based on the market-oriented， management oriented and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ehavior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ural industrial revolution， r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addi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put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usufructuary rights，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the reform agend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

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regional policy;transaction costs;path selection

責任编辑：张建伟 张 领

作者：洪名勇 李富鸿 娄磊 龙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