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第一篇：财政学理论论文范文

我国是财政学理论的创始国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财政学是随着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从国体与政体的组织形态演进分类提出，财政制度和理论经历了家族自治国家的财务财政、家族行政国家的政务财政、民族立宪国家的政治财政和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党财政四个阶段，而后一个阶段理论是前一个阶段理论与时俱进的边际发展，可见，我国是财政学理论的创始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反思并重新认识古今的中西财政学理论，从而为丰富世界财政学理论贡献中国的原创思想。

关键词财政学中国创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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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对主流认识的思辨

国内外主流财政学界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一方面标志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另一方面标志着财政学具有了科学性质。其后经英、法、德、意等国学者持续的接力研究，财政学得以日臻完善。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近代以来一直弥漫在中国的财政学界。在目前的财政学教科书中，丝毫看不到西方之外国家的贡献，尤其是中国人对财政学的贡献。

直到今天，国内绝大部分学者仍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财政学理论，至少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财政学理论体系。一种典型的说法是：“尽管中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财政思想，但从总体上讲，作为一门科学的财政学，则属于‘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确切地说，中国财政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引进西方财政学的基础之上的，最初并没有根植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而存在。”①而一种理论本身不过是一种思想认识的逻辑展开，说有财政思想而没有财政理论体系，不去考察它的思考逻辑和实践来源就像承认有娘而不知道自己是她的后代一样。这样的懒汉思想实在让严肃思考的人觉得滑稽，必将被后人贻笑大方。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有国家就有财政，有财政就有财政理论。财政制度发达，则财政理论也相应的发达。因为社会制度体系是奠基在社会实践与利益权衡的理论分析之上。历史上从来没有凭空的制度，也没有凭空的理论。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可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试问：17世纪以前的农业经济时代，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体，政治经济发达必然思想、理论、体制也相应的发达。说一个持续发达的政治经济体没有先进的理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林毅夫序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1页。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财政学的发展是渐进累积形成的，是先有人类的社会实践之后，才有学者们对实践规律的总结、归纳，以及基于实践因果逻辑的主观演绎。本文将对中国财政学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梳理，说明中国是财政学理论的重要创始国。

在学说史上，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相传古希腊的色诺芬著有《雅典收入论》，即《家政论》，对当时的财政有所论及，但希腊、罗马时期尚未确立赋税制度，因此古代欧洲无财政学。⑦何廉、李锐：《财政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15、5页。尹文敬认为，欧洲中世纪“公私之别不明，制用之术未精，专门之财政论，尚无从发生也”。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8页。这个观点基本符合史实。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5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执政者运用战争的方式去形成国家力量，构建秩序，这需要养活陆军和大量的海军，也需要钱和管理机制，于是，开始出现国家的税收体制。[美]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第九版)，杨培雷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柏斯特布尔认为，到中古末期，德、意等城市，渐趋繁盛，人民之经济活动，日益扩大，财政理论之探讨，因之而起，佛洛伦丁之累进税辩论，实为近代财政学说之滥觞。转引自何廉、李锐：《财政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需要指出，这个阶段德国和意大利还只是一些分治的城邦政府。因此，财政理论的基础、结构和所涉及的领域还十分有限。

如果把财政学狭义地理解为“关于政府为执行职务所需资财之取得、使用及管理之科学”，⑦即财政学是一门研究政府理财的学问，则财政学的历史与国家一样久远。如果换一种实证套路的说法，财政学研究的是财政运行的方式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又应该怎么样”，那么西方可以有，中国当然可以有;古代可以有，现代也应该有。再如果把财政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财政规律的研究、财政制度或工程的设计研究、财政管理的研究。那么在这三个层次上，我国古今都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成果，不能说没有财政学理论体系。

本文认为，财政学与国家演进、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相适应。作为一门实践学科，一个时代的财政理论必然同那个时代的信仰、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相联系，也必然呈现为与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状况共生同构的结果。

二、国家演进与我国的古典财政学

17世纪以前，人类社会主要以农业和牧业为主，以自然力和手工动力为基础，技术长期停滞在手工铁器制造阶段，社会组织以家庭、家族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与国家为主要组织，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政府和家庭为主。所以，财政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和讨论的是国家与人民、政府和家庭的经济行为关系，其中国家与政府的理财学是经济文献资料的绝大部分，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帝王的政治经济决策服务。所以，我国古典财政学的先行探索者都把自己的学问定格在“制国用”，研究国家财富的创造及其分配上，也可称之为国家的理财学。林光彬：《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从国体与政体的组织形态演进分类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家族自治国家、家族行政国家(以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标志)、民族立宪国家(以近代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为标志)和民族民主国家(以政党民主选举为标志)。与此对应，财政制度也经历了家族自治国家的财务财政、家族行政国家的政务财政、民族立宪国家的政治财政和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党财政这样四个发展阶段。我国财政学理论在前两个阶段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 家族自治国家时期的财政制度与管理

在家族自治国家阶段，人类尚处于以家族为主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在政体上是分封联邦自治制度为族群间的外部关系。基本经济制度是家族或族群共有制。财政以封地为单位，以实物为主。财政收入主要是土地税、物产税、人头税等。财局与政局博弈的主体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封臣，以及宗主国与藩属国。

有国家以来，财政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获得国家治理所需的劳务和货物。在古代，国家之内有形的财富主要是土地和人民。政府主要通过确定土地所有制和财政税收制度来控制国家经济。因此，丈量土地和核查人口户籍就是政府治理的基础。在国家财政治理的这个需要下，统计土地、物产、人口和税收的实践和理论得到了最先的发展。从《史记·夏本纪》可知大禹除了治水，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是勘查统计全国的土地、物产和人口，建立世界最早的经济数据库，确定了天下九州的赋税制度。《通典·食货·赋税》记载说：“(禹)定九州，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分田定赋，什一而税”。也就是说，至少在距今4100年前，我国就已经建立了适合当时发展阶段的财税制度。政府赋税的收取已经实行因地、因时、因物、因远近、因人制税，具备平等、确实、便利、充分、弹性、正义、普遍等现代租税原则所体现的税收精神。根据《史记》记载，舜帝时，派禹对疆域内的土地和物产进行勘查鉴定，给土地定等级，按照土地级差、距离远近和开垦的程度收取田赋，并有弹性区间，按照物产收取贡赋;田赋和贡赋都征实物税。比如：梁州的土为黑色，田定为第七等，赋税是第八等，还可以在上下三种浮动。……同时，还根据距离的远近对田税的缴纳进行具体规定：规定在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域成为甸服：百里赋纳总(全禾)，二百里纳铚(禾穗)，三百里纳秸服(脱去芒尖的禾穗)、四百里粟(谷粒)，五百里米(米粒)(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4～30页)。这在人类制度创造史上是了不起的贡献。

夏商周期间我国有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自治邦国1800个左右，赋税制度是“夏贡、商助、周彻”的什一税制度。这一阶段，财政支出理论与支出框架结构已经比较完善了。《尚书·洪范》将政府支出分为经济、宗教、公共工程、教育、司法、外交、军事等七类，已经具备现代政府支出的典型特征。《尚书·尧典》将政府支出分为物质福利、心智道德建设和政府事务三大类，其中物质福利支出包括水土治理等有关自然环境的公共工程、农业、劳工、自然资源管理等;心智道德建设支出包括教育、宗教、音乐等。

发展到距今3100年前，我国周朝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备的财政制度。《礼记·王制篇》中详细记载了西周的财政制度，其中财政制度的总原则是“量入为出”，即“家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财政收入分为封建王侯对王室的贡纳和人民对王室的贡纳，包括因地因人设立的职贡、朝贡和贡赋、力役。税收原则是任土所宜、平均负担;财政支出分为九大类，并且有专税专用的规定。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7页。《周礼》是中国古典最重要的社会百科全书，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典政府理论在文字上的形成和创立。《周礼》中详细记载和论述了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财政税收制度，是一部典型的“国家内政学”。《周礼》认为，赋贡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驾驭社会所必须的费用。《周礼》记载了政府财政与经济治理的九赋(九类赋役收入来源)、参见《周礼》(上)，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35页。“以九赋敛财贿(财贿即货币与食物)。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九式(九类财政支出)、参见《周礼》(上)，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36页。“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九贡(九类实物收入来源)、参见《周礼》(上)，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37页。“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九两(九类得到民众拥护的治理方式)法则。参见《周礼》(上)，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37页。“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这些关于财政收支取用、培植税源和行政管理的古典法则，包括“收支对口，量入为出”的财政预决算基本原则，“均节财用”“均万民”(公平理财)等最基本的政府理财宗旨和理财思想;在财政制度设计上，强调“牵制制衡”的原则，有完善配套的会计审计制度设计。已经有专业化的税收队伍，能做到政府支出分类管理、收入专税专用，进行预决算管理，收支两条线。参见《周礼》(上)，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50～151页。“职内掌邦之赋入，辨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入之数，以逆邦国之赋用。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周礼》还记载了最早的预算编制方案，由冢宰负责编制，包括预算编制的时间、编制机关、编制依据以及编制原则等内容。特别是《周礼·天官·冢宰》中将九赋和九式对称排列的编制，就是一个十分简明的国家预算图式。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有文字记录的最早国家预算文本。《周礼》还记载了世界最早的房产税(廛布)、商税和关税等市场税收。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了“治国先富民”的改革思想，在齐国推行了最早的税制改革，通过税制促进经济发展和调控宏观经济。

《史记》中还对舜、禹以后直到西汉武帝时期的税赋确立的原则、税收制度、税收的种类、财政收支原则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范围等进行了清晰的历史记载和分析。我国夏商周期间土地管理实行国家所有、官府授田、家庭经营的井田制，按当地的出产和人口的多少向国家交纳贡赋，即根据“贡土所宜和负担均平”的思想征税，采用什一税的原则征税，强调取之有节，不过度，并且强调赋税承担上要公平，以量入为出作为收税原则。

总得来说，这一阶段的财政制度主要是财务财政，其特征包括：以收定支，量入为出，以财务管理为主;在财政收入理论上，主要是赋税理论，比例税制，什一税;税制在实践中形成适宜原则、公平原则、正义原则、比例原则、弹性原则等;在财政支出理论上，实行分类管理，专税专用，遵循节约原则;在财政行政上，已经形成制衡原则，创立了初步的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审计制度、国库制度、统计制度等。这些都奠定了世界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影响至今。

2. 家族行政国家时期的财政制度与管理

在这一阶段，人类仍处于以家族为主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在政体上，公元前3世纪，我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家族行政体制，在国家行政管理上走在世界的前列。秦朝通过土地私有化，建立科层官僚制度和郡县制，颁布实施《秦律》，秦律是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秦律》中明确规定了农民缴纳的田赋、应付徭役，并从品目、税率、质量以及处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是世界最早的税法。两汉有上计之法至宋大昌。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发展交通，中央政府的治理达到郡县一级，农战合一的政经体制成型，财政制度由财务财政发展到政务财政，财政被称为庶政之母。财政以郡县为单位，以实物、货币和劳役为载体。财政的博弈主体发展为以皇帝为首的政府与豪族地主，以及豪族地主与普通劳动者。

战国后期，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实行土地私有制，三代计口授田之制，至是始破坏无余。中国的田赋制度也发生了巨变，即从什一税变为视民力地利而征之赋税。何廉、李锐：《财政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7页。到了西汉肇始：“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624页。即政府依据官吏的俸禄和政务开支的多少来向百姓征收赋税。财政总原则从“量入为出”改为“量出为入”，以支定收，以开源节流为主;同时铸币收入、专营专卖收入、公业收入成为政府收入新的重要来源。这是财政制度史上一次巨大的转变。到了秦汉以后，皇家支出与政府支出更是通过法律明文分开，分别有不同的收入来源，皇室靠自有土地、山林和产业收入，政府靠税赋、政府专营专卖收入等。

到了隋唐，我国财政税收制度和管理也更加完备，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国库制度等更加缜密。比如：“唐高祖武德六年下令，三年造一次户籍，一年编一次预算。预算编制起正月上旬。编制方法，据《唐六典》所记，预算是从县一级开始编制，县报到州，州报到省，最后由户部汇总，编成全国预算”。孙翊刚主编：《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唐人李吉甫著有《元和国计薄》，使会计制度和理论得以完善。公元780年，杨炎制定并实施“两税法”，参见宋王溥：《唐会要》，八十三卷·租税上。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按照“量出以制入”的原则，采用“以资产的多少作为课税标准”，代替了以前“以人丁为课税标准”的租庸调制，改变了长期存在的贫富负担赋税的不合理现象。两税法简化了税制，便利了征收，节约了交易费用，免去了官吏在原有制度下的设租寻租，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实现了“赋不加敛而增入”。两税法公开免除了徭役，使中国政府治理从徭役制向赋税制和预算制转变。

到了宋明，我国财政税收制度和管理大发展，尤其是政府会计、统计、审计制度和专营专卖制度。《宋史·食货志》特设会计一门。盐铁使陈恕主持编写了《咸平占额图》(998-1003年)，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分析了军、民、财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苏子由著有《元佑会计录》，三使丁谓主编了《景德会计录》《皇祐会计录》《治平会计录》《熙宁会计录》四书，其中《景德会计录》将咸平六年和景德四年的财赋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核算，对中央政府全面精确地掌握财政收支提供了基本依据。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一系列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更是将我国财政制度和理论推到了货币经济的新高度，它还完善了国家的财政预决算理论。现代的税负转嫁理论当时已有人论及。因为北宋以来税负转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王岩叟(1044-1094年 )就新盐税法实行后税负转嫁的实质和利弊进行了分析。明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将地税和徭役合而为一，按田亩计税，以银缴纳，简化了税制，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使我国经济进一步向白银为主的货币经济和近代税制形态转变，劳役制因此逐渐消失。在会计、预算制度方面，汪大鲸著有《大明会计录》，张学颜著有《万历会计录》，邱濬在唐宋会计录法式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洪武、永乐以来的财政预决算大纲，按照每年的财政收支出入，分类统计，每朝编写一卷，使我国的会计与预算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

3.世界财政理论史上的中国经典

在家族自治国家向家族行政国家过渡期间，出现了世界财政理论史上第一次大繁荣，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特别是管子、孔子、李悝、孟子、孙武等人的财政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周礼》作为世界第一部财政制度学经典，其所设计的财政制度一直影响到19世纪的中国。两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专列《货值列传》《平准书》对财政史和财政思想史进行综述和分析。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我国政府修订的正史中专辟《食货志》对赋税、货币、田制、土地、人口、国用等财政经济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演进思想进行专门的记载和评述。我国古代关于财政经济典章制度集中论述最为详细的是“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首列《食货》十二卷)、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既是经济史、经济制度史和经济思想史专著，也是社会经济统计著作。比如《文献通考》上起三代，下止南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其中涉及财政的就有八门30多万字，收录关于食货者共二十七卷，首列田赋诸考，特列《国用考》为前人所没有。后来人沿着“三通”持续耕耘，到清代发展为“十通”。这些都是世界上时间接续的独一无二的财政学学术成果，为我们保留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财政史、财政制度史和财政学术史演进的历史脉络。在专论方面，北宋有张方平(1007-1092年)的《食货论》(被称为中国第一篇财政专论)，曾巩(1019-1083年)的《议经费》，苏辙(1039-1112年)的《元祐会计录·收支叙》等;南宋有叶适(1150-1223年)的《财计》(被称为第一部财政专论)和《应诏条奏财总论》等。到了明代，邱濬(1418-1495年)的《制国用》则近乎封建国家的《财政学》。孙学文主编：《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

4.我国古典财政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财政的本质。我国最早的综合百科全书《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157～159页。可见，我国先秦时期的知识界把“财”作为社会财富，作为形成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作为施行仁政、聚拢人心的最主要工具。东汉的班固在《汉书》中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他已经间接地提出财政是“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养其政。”③这个归纳说明财政取决于政治、服务于政治，体现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这很符合财政的本质特征，也更加简洁准确。

关于财政税收的一般原理与原则。我国最早的专论税收制度的《禹贡》《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详述了夏禹时代的贡赋制度。作者已不可考，大多数学者认为系战国时代的作品。提出，征收贡赋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贡土所宜;二是负担均平。这两个原则后来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的思想家们所公认的必须遵循的贡赋原则。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税收正义的原则，“提倡节用(政财节用，节用而爱人，使民有时)，反对聚敛;强调培养税源，按照能力征税的原则，反对竭泽而渔，主张什一之税”的财税观。胡寄窗先生认为，孔子能从生产观点去理解租税问题，在财政思想上的确是一种卓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9页。孟子在财政上主张行仁政，在理论上提出租税的增加与否要以有利于人民和良政为断;提出平等、累进、普遍等征税原则;主张实行农业抽十分之一的单一税制作为大国的最适税率，对工商业按照净所得征税，即征收增值税，这样工商业就会繁荣。《孟子·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不愿藏于其市也。”他已经清楚地区别了大国和小国的税收制度，对最优税率进行了初步探讨。公元前400年左右，我国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税收模型。参见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其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中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买)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馀四百石;中孰自三，馀三百石;下孰自倍，馀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该模型分析的因素包括了土地、人口、劳动生产率、市场、价格、税收、消费、政府调节与救济等。这是李悝在魏国搞土地与税收改革时，为了说服魏文侯支持改革，而给魏文侯算的一笔税改经济账。李悝首先说“尽地力之教”，即国家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次分析了一个地方的土地情况，农产品价格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接着引出国家应该执行的政策——“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后分析了家庭的土地、生产、收入与税收、消费的匹配问题;最后得出政府要改革土地制度，根据农业的收成实行有弹性的农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农和民两不伤，实现民富国强。李悝从农业生产力、农民的生活与消费、官吏俸禄、政府运转等提出土地所有制与税制改革的依据和基准，确定税收界限与原则，在今天看来，也明显具有科学性，可以称之为制定改革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一般原理。魏晋时期的傅玄(217-278年)认为赋税的轻重应根据客观的需要，治平无事之世宜役减而赋轻，如非常事故则不妨役繁而赋重。他在《傅子》平赋役篇中提出至平、趣公、有常财税三原则，即公平原则、国家公利原则、制度化原则。他在理财上强调“趣公、积俭”，坚持把封建国家的财政与帝王的私人财库划分开来，财政要为国家公利而不是统治者的个人私利进行理财，并把财政开支的节约作为国家理财的一个原则。在财政制度上，他强调“有常”，即制度规定的法定化、稳定化、常态化。胡寄窗先生认为，这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却是一套很不平凡的租税原则。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244页。唐代财政学家杨炎创立了适应经济发展的“以资产的多少作为课税标准”的征税理论，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即根据租税负担能力进行征税。这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建，在中国财政学说史和制度史上是一个大突破。

关于财政的源与流。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财政受制于经济发展，经济规模大则财政收入多，经济规模小则财政收入少。孔子强调培养税源。他的弟子们又在《大学》中提出“培养财源”的观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里清楚地反映出《大学》的作者已经认识到国民财富充足与否不能只从其绝对量看，应从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关系上去考察。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1～99、107页。更主要的是，它讲清楚了生产与赋税之间的一般原理。此外，荀子提出了“开源节流”的财政创见，一直影响至今。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证了农虞工商与财政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源大则饶，源小则鲜”的经济与财政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农渔工商四大产业是国家财富与财政的主要来源，只有充分发展这四大产业，国和家才能富足。这个可以称之为农渔工商产业发展平等原理和财政充足原理，也可称为税收与税基的关系原理、财政的源与流的关系原理。

关于财局与政局。儒家经典《大学》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财聚民散，财散则民聚”的基本命题。儒家强调政局决定财局。国家的理财要获得人民的拥护，国君和政府要慎乎德，以德得众，然后通过民众生产财富;不能征收过重的税负，把财富聚集到政府或少数人手里。军事家孙武从经济基本制度的角度，观察到一国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决定政府是行仁政还是恶政，决定政权得民心还是失民心，进而决定国家的兴亡，即“可根据各诸侯国的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改革状况预测该国的存亡”(见《孙子兵法·吴问》)。这是对“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一种很了不起的理论建构，是财政理论和国家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建构。班固在《汉书》中把秦朝覆亡的经验归纳为：财政的过度、甚至无度征敛，导致民不聊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宋代永嘉学派的叶适在《应诏条奏财总论》中提出：“……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叶适实际上提出并论证了“财局与政局”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命题，并提出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谋虑取舍，定计数”，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总结前人基础上提炼出两个理论命题：一是国家的兴衰与政府聚财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即“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二是民富国财实，帝王及政府享乐挥霍则财匮民怨，国将衰败。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考五。

关于财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后人根据管仲思想综合集成的《管子》一书创立了世界最早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包括通过产业、税收、价格、财政等经济手段形成配套经济政策和改革，“放活微观，管制宏观”;通过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发展专业化经济;根据土地好坏与农业丰歉程度不同实行弹性税制;《管子·大匡篇》：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15%;中等之年，每年征10%;下等之年，每年征5%;如遇饥荒，则免税。通过国储粮制度和限制操纵粮价等措施稳定宏观经济;特别是提出和推行“寓税于价”的间接商品税，国有民营的盐铁专营经济制度，应对经济萧条的逆风向消费与生产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期间，政府应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鼓励富人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在《管子·乘马》中提出：“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在《管子·侈靡》中提出：“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在《乘马》中他说，每当年岁凶歉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平衡经济。宋代王安石(1021-1086年)在治理整顿北宋后期的财政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财政措施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与理论、反商业垄断和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金融化的举措，在财政史和财政经济理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治国理念暗合于政治之原理，而且是东西方诸国19世纪实施后行之有效的”。转引自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序第1页。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黄仁宇：《嚇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第157页。王安石的经济理论已经具有明显的国民经济、商业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特征，尤其是通过减税发展经济增量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存量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将我国财政经济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后人把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视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此外，北宋的范仲淹和沈括从救荒的角度，提出扩大消费可以刺激生产并增加就业的思想并成功地付诸实施。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7页。也就是说，到了宋代，有关经济萧条期间实行积极的宏观财政政策已成为基本共识，这个比西方要早800年左右。

关于政府专营专卖理论。我国政府专营理论最早可见于《管子》《周礼》，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和防治水旱天灾人祸，政府创立国储粮制度以备不测。在理论上，西汉桑弘羊创立了系统的政府专营专卖理论。他通过推行均输制度、平准制度和盐铁专营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政府财政收入问题，并被以后的历代政府所继承与创新。政府专营专卖制度本意良善——平万物而便百姓。但汉代桓宽编的《盐铁论》中记载：反对官营政策的贤良文学们认为，政府官营盐铁、专卖酒、均输，将这些赢利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工商业，就是与民争利，破坏了社会敦朴的风气。盐铁官营之后，产品质量差，价钱贵，有时还强迫购买，给人们造成很多不便。面对这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桑弘羊在理论上提出官营事业对国家来说是利多弊少，应当选良吏除流弊，继续坚持下去。他论证说，当国防和救济等需要大量的政府开支时，如果不搞这些官营事业，增加政府的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如果国家不经营，豪强大贾就会把持这些工商业，他们不但借此鱼肉百姓，操纵市场，还会因而形成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加强国家的统—。由此可见，政府专营制度是政治经济利弊权衡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垄断制度。唐代财政学家刘晏(718-780年)发明“榷盐法”和“漕运法”，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专营领域，将盐的国家专卖权让渡给商人，将漕运开放给商人经营，进一步扩大商业税的税基，使国家能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刘晏的这两个发明，被后世的改革家王安石和张居正继承下来，而且王安石改革将政府专营专卖制度全面化、货币化。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政府专营专卖制度演进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榖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页。马端临的这段话说明政府专营制度的初衷虽好，但随着时间推移，官商民三方互动博弈，利弊此消彼长，尤其是经不住官吏从中牟利，制度执行扭曲变形，成为害民的制度。这说明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官商民三者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制度不能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而不得不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制度成本收益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所能解释。林光彬：《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关于财政学理论的综合集成。前文已指出明代邱濬的《制国用》则近乎封建国家的《财政学》。他的《大学衍义补》共160卷，涉及财政者达31卷，有整整23卷系统阐述了与财政有关的理论问题，在写法上秉承《大学衍义》，首先罗列《大学》中的财政观点及历代财政思想家、理财家、改革家从不同角度对《大学》财政思想的阐释，然后以按语的形式对这些观点进行系统的点评，结合明朝的具体情况，提出他本人的观点和建议，内容几乎涵盖财政政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所有财政领域。孙学文主编：《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邱濬的财政理论包括立政养民、理财与生财相结合的财政思想，强调财富的分配尤其是财政再分配须服从财富的生产，提出了“民财是源，国财是流”的理论，主张理财要合乎天理公平(公平赋税)、调节勤惰和各得分愿，理国之财一要节用，二要先做预算、量入为出，三要去掉害财之费(冗吏、冗兵、冗费)，无过取，无泛用;在财政收入上主张轻税论、增户论、税率税种适中论、以田为税论、反对重复课征、反对摊逃预借、反对官营事业、主张互市通商征税、平粜论等;在财政支出上主张量入为出，实行节用，反对官吏低俸禄，主张高薪养廉;在财政行政的理论上，主张公私财税分离论、预算论、会计论、漕运论。他还进一步完善了王安石的财政预决算理论，对国家预算的编造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而且对国家预算编制的依据、思想和参考资料进行了完善和补充。邱濬已经明确提出了税率高低与税收关系的理论命题。他很欣赏李翱的“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的观点。②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2、369页。他还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和调查，对1283-1329年间47年的海运粮记录进行了定量研究，从统计分析得出海运损耗远较河运为小的结论。这是世界上运用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最早典型。他还提出赋役是对政府保护人民安全和财产的服务付出。他说：“凡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役乎民”，其理由是人民的家屋田产均赖官府庇护，故服力役是人民的“职分之所当为”。②在研究方法上，他尊重前人经验、尊重历史，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讲究经济效益的务实精神。

三、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见我国是古典财政学理论的创始国。至少可以说，在农业经济时代，在家族自治国家和家族行政国家时期，我国有自己完整持续演进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其中阐明的许多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命题，不因时空的变化而失去光芒，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只是没有被现代人所重视、所挖掘，甚至被西方中心论者有意遮蔽。

我们的先贤就国家治理的仁政与财政的关系，财政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财政收入与支出，财政行政与立法，征税的原则与依据，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会计制度、财政货币化金融化、政府专营专卖等规律性的认识与总结，其先进性、思想性和分析的深度在许多方面一直影响到今天。尤其是根据政府运转所需支出，结合生产力和人民生存，提出税制改革的依据，为历代政府确立税率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仅从财政学的理论体系看，我国古代除了没有公债理论，其余都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在世界上居于开创和领先的地位。这与我国作为农业社会最持久的发达经济体有关，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竞争环境，秦汉以后一直以中央集权的科层管理制度为本位，有最为持久的系统的大国财政经济发展实践和制度创新，财政学得以不断创新与丰富发展。《禹贡》《管子》《周礼》《礼记》《史记》《汉书》《十通》《食货论》《财计》《制国用》等中国古典财政学家们的“天才和创见”，对后来中西方近代财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

尽管18世纪以后我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先行资本主义国家，但不能由此认为我国没有财政学理论。历史的启示是，财政学的重大进步一般来源于人类演进中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政治辩论。财政制度和财政理论的发展是社会财政经济矛盾展开-克服-再展开无限循环的结果。

中国和世界的财政学说史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财政学说史;另一个则是后人整体、研究、撰写的财政学说史，是描述性的，不一定真实。就目前状况来看，明显忽视了中国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财政学。因此，在近代100多年来以西方发展为向导的财政学理论构建进程中，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古今中西的财政学理论!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财政学人中建立理论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丰富世界财政学理论大厦贡献中国人的原创思想。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韩海燕

作者：林光彬

第二篇：新时期财政学理论探讨

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关键词：财政;新时期;文化

一、财政文化的本质

说到为财政注入青春活力，我们必须先探寻文化的本质，而探寻文化的本质，就必须从文化说起。文化的定义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它本身的定义本就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亦或者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能是人类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当然，它更是人类群体所共享物质观，价值观以及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财政则是国家为了完成其相应职能对其资源所进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职能。文化融汇于财政，寓财政之精髓于文化。对一个群体来说，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而财政则是具有导向性的，而财政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简单的财政，而是财政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从古时担任节用、赋役等职能的官吏，发展到现在新时期的财务人员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这种精神财富，并传承着财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财政文化独特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时期财政文化无疑是一个行业风向标，是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状态，为了实现为广大纳税人提供高效而科学的服务以此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当下的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强并推动财政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

当前，改革和创新已成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财政监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监管，着力创新，服务改革，争做贡献。立足监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编办、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工作职能，强化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积极推进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探索监管新思路，丰富监管新内容，拓展监管新领域，尝试工作新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服务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财政监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财政监管新机制，服务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服务专员办职能的调整和完善。“争做贡献”，就是要坚持讲政治、讲奉献，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强化中央财政监管和专员办发展做出新贡献。由于财政监督涉及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各个领域，专员办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击，而应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1.把握全局

根据我国当下的国情已经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表象，我国势必将继续推进财务相关的体制改革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财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强化有关部门的预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税费制度，这些相关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将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今后财政监督的重点工作。

2.抓住热点

专员办要根据财政支出在编制预算、资金拨付、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加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管力度，强化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加强对财政支出的专项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的履行相关的审核调查并保证其的科学性，认真监管财政资金的管理情况。同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工作，按照“审查分离”原则强化初审调查以及监督检查，保证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资金申报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点

专员办作为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要根据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责，结合财政改革的总体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强化中央预算收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对中央预算执法部门的监督，重点是税务、海关和国库等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实施全面的专项检查并全面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二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重点是积极参与“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范对中央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并纳人专员办日常监管范围，保证国家“收支两条线”政策顺利贯彻实施。三是继续抓好中央财政非税性专项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和定期对账制度，定期对各项收人进行清算对账，确保专项收人“颗粒归仓”。

4.加强研究

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管理的加强，财政监督工作也应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和财政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检查和调研，提高财政监督工作层次。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加强信息反馈，增加之间的交流，通过监督与交流发现一些重点的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积极建议，针对调研情况提出修订完善财税法规制度的建议并提出相对的改进意见促进被监督单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治乱”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财会基础工作混乱局面，加强财税监督和财会管理，打击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财会行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更要明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工作原则，把处理人和处理事结合起来，坚持疏堵并重，既要严格处理违法违纪问题，也要促进相关单位加强内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实行“上下联动”，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独资银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中央军工企业的决算审查工作，依法检查处理群众举报案件。

6.加强建设

我国财政系统正在实施的“金财工程”是通过建立包括部门、单位、地域、序号等属性的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每个部门、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来龙去脉和每一个时点的资金运动情况，涵盖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动态监控任一时点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被挤占挪用。

三、着力构建新时代财政文化

财政文化作为财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财政领域所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的文化。把财政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财产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众，财政为民”的宗旨，做到取众人钱财，为众人办事尽财政之责，这是财政所特有的品质，也是财政核心内容“公共”所在，体现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文化核心理念。

组织国家收入，为支出筹集资金;公共支出，为满足政府职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财政管理，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作为一项国家职能，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之根也并不为过，而随着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和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取消了沿袭2600多年的农业“皇粮国税”，改向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而且将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等也作为头等大事，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更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重要的改变!财政知识是财政文化建设的支撑力，财政文化建设如果离开知识，将是无迹可寻的空话。在财政文化建设上，财政知识建设才是支柱和根本。财政工作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应重视提高个人素质，积极开展理论调研、文艺演出、体育竟赛，丰富财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扩大财政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财政青年来说，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时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政治时事，将实戏与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财政文化应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着眼于长远。着力建设好为公的财政文化，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公共，时刻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建设好均等的财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着力建设好权利与责任并重的财政文化，处处体现责任，为民理好每一分钱;着力建设规范与规则的财政文化;着力建设好服务与发展的财政文化，为民、为公做好服务，促进财政发展;着力做好和谐与合作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勤政与廉洁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诚实与信用的财政文化，讲诚信，树新风，构建诚信文化，做到为民为公。

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财政青年新的任务和新的气象。作为财政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新时代的财政青年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文化建设的成致和功效。推进财政文化建设，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财政文化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之中，先进的文化必将把我们带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领地，使新时期的财政事业得到腾飞!

参考文献：

[1]胡柏技: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J].法制与监督，2003年5期.

[2]周多多：为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注入青春活[J].中国财政，2009年14期.

作者：彭国彬

第三篇：关于中国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理论思考

摘要:财政监督是指国家财政机关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以及对涉及财政收支、会计资料和国有资本金管理等事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而监督财政,主要是指人大、审计、税务、司法、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

关键词:财政监督;监督财政;财政

一、文献回顾

中国财政学家在苏联财政学家提出的财政职能两分法的基础上,先后提出财政职能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均认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至于什么是财政监督,叶振鹏(1980)说,“监督职能就是利用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通过财政资金运动来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情况,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使国家有可能有计划地分配资金、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自觉地组织平衡实现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核算与监督。”[1]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监督的考察,间接提出了与一个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财政监督的特征。如徐瑞蛾对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财政监督的状况进行了整理。并提出其共同点是:公共资金是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体系,包括财政部门监督、审计监督、议会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财政监督高度法治化、透明度很高[2]。还有不少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监督包括财政、审计、税务、司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财政监督是指财政机关及其专职机构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以及对财政收支等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督察、调查和检查活动。

针对中国现行财政监督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傅道忠认为,“目前财政监督的方式“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对公共收入检查多,对公共支出监督少。”[3]部分研究者对此提出改进建议,如贾康认为,财政监督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从事后检查、事后处罚为主向事前、事中监督和及时纠正调整的方向转变;二是要从合规性检查向合规性与合理性检查相结合,并且加强政策性、纳税绩效性的检查方向转变[4]。

二、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重新界定

在界定“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之前,有必要明确“监督”和“财政‘的概念。《辞海》将“监”释为“监视、监察”,《新华辞典》将“监”释为“察看”,将“督”释为“监管、察看”,因此“监督”连成一词,基本意思是从旁察看,发现问题。从经济角度看,监督是委托人通过预算约束、要求和制定操作规则等方式来控制代理人行为所作的努力,目的是为了减少便车行为以及偷懒行为,从而使效益最大化。从管理角度看,监督是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目标而对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所实施的检查、审核、督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

什么叫“财政”,20世纪4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对“财政”一词做如下解释:财政谓理财之政,即国家或公共团体以维持其生存发达之目的,而活动收入、支出经费之经济行为也。陈共教授对“财政”的解释是,从实际工作来看,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它的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指出,财政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这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①的分配体系必然引出了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的问题。

至于什么叫“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从前面的文献回顾来看,学界都没有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概念区分开来,把监督财政的概念并入财政监督的概念来理解,普遍认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②我认为,这样对财政监督进行下定义过于含糊,真是概念和范畴没有搞清楚,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很难处理好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

三、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联系及其主要区别

1.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联系。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所进行的各类监督活动,都是国家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都是国家监督活动,都有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督程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两者的作用都是维护全局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税政策的贯彻落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6]。

2.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主要区别。首先是监督的主体不同。关于财政监督的主体问题,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有三种:一种是单指财政部门(这里指广义财政部门而非仅指财政部,如有的国家包括国库部、财政部,有的包括计划预算部、财政部等);另一种是独立审计部门;还有一种是最高权力机关[7]。这也是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两个概念进行混淆而得出的结果。这种认识显然是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主体混在一起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应该把两者的监督主体分开来看,即财政监督的主体是财政部门,包括各级财政机关的专职财政监督机构和其他业务机构。而监督财政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主要是人大、审计、税务、司法、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的纳税民众。在监督财政的诸多主体中,最有力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其次是监督的客体范围不同。监督的客体在法律上主要是针对什么进行监督,即监督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范围和客体主要是两方面:一种是仅对财政收支活动进行监督;另一种是对政府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预算监督、税务监督、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国有财产监督等[8]。还有的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范围和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预算管理监督、财政收入监督、财政支出监督、国有权益监督、会计监督、内部监督[9]。以上观点都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范围和客体进行了混淆。在实际当中必然会出现谁都想监督,结果谁都监督不了的现象。即监督“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严格来说财政监督的客体和范围主要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涉及的财政收支活动。主要是财政部门日常的财政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国有财产监督等。而监督财政的范围和客体主要是指对政府财政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财政结算计划,政府的各项支出等方面[10]。最后是,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性质不同。财政监督的性质是各级财政机关履行国家的行政权利,是受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委托,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履行财政监督的权力,保证国家财政运行透明化,真正保证依法理财,体现“民生财政”。而监督财政的性质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民代表履行国家权力。主要受广大纳税者及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或纳税者的意志履行监督财政的职能。同时,审计、司法、税务、新闻媒体以及各类群众组织和团体也是代表广大人民或纳税者的意志进行社会监督,是履行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30.

[2]徐瑞娥.世界各国财政监督制度情况简介[J].经济研究参考,2002,(63).

[3]傅道忠.构建新型财政监督机制研究[J].理论探索,2007,(4).

[4]贾康.关于财政监督问题的探讨[J].经济纵横,2007,(2).

[5]陈共.财政学: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

[6]顾超滨.财政监督概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7]段景泉,等.财政监督学概论[M].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8]李武好,等.公共财政框架中的财政监督[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9]张艳霞.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J].辽宁财税,2000,(1).

[10]财政部“财政监督”课题组.财政监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王建国]

作者：肖太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