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治管理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社会管理创新是运用广泛的社会力量开展社会管理的理性选择。就检察机关来说，创新社会管理是增强检察活力，而不是限制检察活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依据和基础。
第一篇：法治管理论文范文
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摘要]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基于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内涵，从法治运作的立法、司法、执法和监督视角，提出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基本路径：立法先行，奠定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前提；司法公正，恪守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底线；依法行政，把握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关键；法律监督，促进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实现。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对十七大报告“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深化，官方文件首次提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强调了“法治保障”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社会管理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来源，是完善社会管理的根本，也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必由之路。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严格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研究涉及到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它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多领域的广泛合作，多视角的集成创新。[1]已有成果从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手段、法治实践等方面研究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内涵、方向、原则等，为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精细化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从法治程序保障的角度深入探讨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一、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 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这个宣言权威性地总结出法治的三条原则：第一，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第二，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行政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第三，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法治吸收了古典法治思想的精髓，并在内涵上更为丰富，拓展为用完善的法律保障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
国内学者探讨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成果不多。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指出，社会管理创新中应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通过立法先行，为依法管理社会奠定制度基础；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践行司法为民，化解社会矛盾，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他认为法治国家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且法律是“良善”的法律。（2）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3）公共权力受到制约、政府严格依法行政。这是法治的最核心特征。（4）法治意味着一个社会基本实现了理性、公平、正义、自由等基本法律价值。[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社会管理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精神统帅社会管理全局，用法治眼光审视社会管理现状，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管理战略，用法治手段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用法治方法巩固社会管理成果。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应该以形式法治为基础，以实质法治为主导，以行政法治为重点，以程序法治为核心，以民生法治為后盾。[1]蒋晓伟教授认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为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2]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我们通常认为法治应包含以下要素：其一，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必先有法可依，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必备前提。成熟法律体系的理想化状态是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均有法可依。其二，已制定的法律必须公布。法律不公布就没有效力，因为每个人将会生活在极度不确定和无法预期的混乱之中。当然，法律公布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确切地了解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而是要求存在一系列方便易行的获取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制度和渠道，以使任何有需要的人都能不受阻碍地获知相关内容。其三，法律必须是明确且可预期的。法律规则必须能够为其接收者所认知和理解，如果法律模糊不清、支离破碎，则会危害法治。同时，法律规则在被遵守前应当是可预期的，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其四，法律稳定且无内在矛盾。频繁改变的法律和溯及既往的法律会危害法治，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样会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在稳定性之外，法律还应当内部和谐，不应出现规则之间的抵触。公认的解决原则是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其五，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如果司法依附于法律以外的权威，便不可能依靠司法来实现法治。司法独立意味着法律必须高于政府，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司法独立实现之后，司法公正便是关键。只有法官公正地适用法律，才能通过法律来伸张社会正义，当事人也才会受法律的引导。[3]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的行为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弄脏了水流，前者却败坏了水源。”
二、立法先行，奠定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前提
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依法管理社会奠定制度基础。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民生民权服务保障法制；社会纠纷多元解决法制；安全稳定维护应对法制；公民社会培育发展法制；社会管理队伍建设法制和社会管理组织法制。[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且生效的社会管理类法律法规主要有 105 件：（1）社会法类（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共计 37 件，其中，法律及决定 21 件，行政法规 16 件。（2）行业管理类法律 10件。（3）生态环境保护类法律法规 15 件，其中法律 13 件，法规2 件。（4）维稳与平安建设法律法规 39 件，其中法律16 件，法规 13 件。（5）城市管理立法 2 件，其中法律 1件，法规 1 件。（6）城乡统筹法律法规 2 件。[5] 2010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郑重宣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不代表立法工作停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将在动态、开放、发展的格局中不断完善。既有的社会管理类法律法规存在以下问题：社会法立法不充分；社会组织自治、公民权利、社会事业立法欠缺；社会管理法律空白较多，已有社会管理立法的“管制”色彩鲜明。民生领域的基础立法是社会保障法，可我国尚没有一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法》。
加快社会法的立法进程。社会法一般是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维护弱者的权利和民生福祉是其核心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民生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报告时强调：人大立法工作要在继续完善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已颁布的社会法有工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环境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快社会领域一些基本法律建设，如工资法、集体劳动关系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6]近年来全国人大在民生立法方面成就卓著，《物权法》、《劳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精神卫生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等关系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集中民智、反映民情、贴近民生，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
完善网络信息管理法律法规。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39.9%。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的色情、诈骗、赌博、假新闻、恶意人身攻击、造谣、诬告陷害等违法犯罪现象。现有立法为清理网络上不良现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法律依据，但也存在以下问题：网络违法犯罪认定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网络电子证据力度不够，调查举证难度增大；网络犯罪后果缺乏权威评估，实际损失难以量化；网络虚拟财产流通局限性强，现实经济价值难以认定；网络犯罪案件跨域性广，管辖权限难以明确，等等。尽快完善立法惩治网络虚拟社会犯罪，刻不容缓。为此，需要完善现行刑法中的计算机犯罪条款，增加非法使用计算机存贮容量、盗用计算机服务等罪名，扩大“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概念外延，将金融、交通、电力、医疗、社保等涉及国家安全、民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纳入保护范围。需要明确网络犯罪的立案标准，确定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和受保護性，并给予电子证据应有的法律地位。同时，加强对民法、行政法、部门法规等的修订，逐步建立起系统、高效、严谨的虚拟社会法律规范体系。
健全社会组织立法。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其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的前提条件。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健全法制、规范管理、优化服务，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强化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1]目前政府部门用于审批和管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法规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带有控制、限制的基调和烦琐的手续规定及其制度性框架，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具体表现为：偏重以登记管理为核心的程序性规定，缺乏对公民结社的实体内容的系统规范；偏重对行政管理的规定，缺乏对社会组织内部组织与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立法规范；偏重以“年检”为标志的检查制度的设置，缺乏检查内容、操作程序、违规处罚，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操作性规范。降低登记门槛、放宽社会组织准入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突破，亟待公开透明的立法予以确认。国家应通过立法，赋予社会组织行政主体或公法人的资格，并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财务管理等，使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尽快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三、司法公正，恪守社会管理法治保障的底线
司法公正一般是指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能够坚持和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2]它是司法结果公正与司法过程公正的有机统一，即通过实质的司法过程公正来追求实质的司法结果公正。司法公正还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辩证统一，这至少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司法裁判必须具有居中性，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第二，司法活动中必须保证纠纷的当事人享有自由充分的辩护权、发言权、申诉权，保证纠纷的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利用司法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司法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进行裁判，不能徇私枉法。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司法终局的主要内容包括：尊重司法权威；认同司法为解决纠纷的终极机制；自觉接受生效裁判结果；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裁判结果。
恪守司法公正的底线。一要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队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队和个人的干涉。”这两条宪法原则强调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体现了司法的本质和规律。二要强化程序意识和程序正义。科学严密的司法程序，有利于保证诉讼过程的公平性和结果的正确性，维护司法的尊严和权威。强化程序正义的关键是维护程序的严肃性，严格执行程序法的各项规定，保持司法者的中立和平等，增强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当事人更加理解、服从和信赖诉讼的结果。三要妥善推进能动司法。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开展能动司法，弥合法律规定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司法回应社会现实的理性选择，也体现了司法的自身发现规律。能动司法要建立健全涉诉民意沟通表达机制、诉讼利益协调平衡机制、司法公开机制、公共政策司法运用机制。但能动司法必须守护法律的底线，不能否定“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务”，防止它成为部分非法行政行为的助推器。
强化民生司法。民生司法就是为民司法，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立法服务。”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3月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到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司法关注民生，将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和化解民生矛盾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司法保障民生，将全力保障民生权利和维护民生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着力点；司法改善民生，将依法增加民生福利和实现民生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落脚点。
作者：梁德阔
第二篇：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
社会管理创新是运用广泛的社会力量开展社会管理的理性选择。就检察机关来说，创新社会管理是增强检察活力，而不是限制检察活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依据和基础。检察机关属于广义的重要社会管理主体之一，其执法办案活动是广义的社会管理活动。同时，检察机关作为重要的法律监督机关，对部分社会管理活动负有监督的职责。因此，检察机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又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力量，也是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性环节。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检察机关应承担起纽带作用。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的冲突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之下，社会管理创新并不是任意而为的，它还面临着如何与法治相协调的问题。从法治的内涵可知，法治以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为基本要求，以法律的稳定性为基本保障。有别于此，社会领域的创新则要求人们对既有的体制、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时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法治所要求的稳定性和创新所体现的变动性至少在表面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要进行创新，就势必面临如何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稳定性问题;另一方面，要实施法治，则又面临如何保证创新的及时进行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问题。在社会管理领域，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如何在创新的变动性与法律的至上性和稳定性之间保持平衡，超越创新与法治的紧张，促进其协调一致乃至相互促进，是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
(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的协调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不可超越法律的基本框架。诚然，法律可能出现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情形，但即使这样，社会管理创新也应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否则，社会管理主体本身不遵守法律的行为将引起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的效仿，使得法律的尊严无从维护，法律的崇高地位无从保证，创新不但不能达到加强社会管理，反而可能导致社会处于更加不确定的无序状态。
其次，社会管理创新应实现制度化。社会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社会管理的主体、权限、程序、方法、途径、手段等，相应地，作为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的创新，也涉及所有这些方面的内容。为保证成功的创新经验得到长期和广泛的应用，增强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应及时将其制度化，通过制度形式将其固定下来。
最后，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要进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应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但法律本身不应是长期僵化不变的，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或出现因法律的局限而导致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无法开展的时候，应着手对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进行创新，也就是开展法律制度的修订工作。这种修订不仅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进行，保证社会管理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不致出现表面上“良性违法”、实际上有损法律尊严的状况。
(三)法治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
1.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法治视角下的社会管理理念，要求必须摒弃原来的那种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思维，认识到社会自组织性的重要价值，允许社会组织的发育，形成完善的、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结构。同时，在管理活动中，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以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应尊重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各方合法权利的维护与实现;应贴近社会生活，增强服务意识，密切与管理对象的关系;所有社会管理创新活动，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可脱离法律的约束。只有牢牢树立依法开展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理念，才能带动社会管理主体、方法、程序等方面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根本目的。
2.社会管理主体的创新。在法治视角之下，要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就必须进行主体的创新，由单一的行政化管理向社会化管理转变，由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明确各主体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机制，在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作用，形成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3.社会管理手段的创新。当今社会是个多元社会，与之相应，社会管理的手段也应该是多元的，在保留必要的强制性手段的同时，应视管理内容的性质和类别，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管理。尤其要重视疏导性手段的应用，防患于未然，将矛盾消除于形成之前，化解于无形之中。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应及时采取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如采取现代信息技术、网络等手段实行社会管理。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
基于是否以执法办案为载体，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间接参与”，第二个层次是“直接参与”。
“间接参与”体现为检察机关通过具体个案的妥善解决，在微观层面上达致化解社会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效果，为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在稳定有序的状态中不断发展。
“直接参与”则体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将检察职能进行横向延伸和深化，即在原有检察职能范围中、在各项工作从入口到出口形成的线性管辖区间内把两端向外延伸，即“入口”前提和“出口”后置，以达到延伸检察职能、完善社会管理的目的。[1]实践操作中，“入口”前提的典型表现是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例如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2]深入社区、企业、学校宣传讲解法律知识，提示群众远离违法犯罪等;“出口”后置的典型代表是对犯罪的特殊预防，例如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协助做好特殊人群(如犯罪未成年人、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等。第二种情况，检察机关基于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采取多种形式主动参与社会管理，与执法办案工作联系很少。比如：依法监督政府施政的合法性，多方面为政府施政提供专业协助(如向行政部门提交法律咨询或法律意见，就政府的法案提出建议等)，加强工作协调、推动完善法制，向社团、机构提供法律咨询等。[3]分析上述两个层次，检察机关并不像行政机关、党群组织及其它社会组织一样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组织成员等的行为或者相关社会关系进行规划、控制，而均需要通过与其它机关的配合协调，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供咨询等方式参与社会管理，以达致完善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延伸检察职能，创新社会管理
(一)转变理念，厘清认识
一要增强公平理念。检察机关应切实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范及时、充分且准确地转化为各类法规范和制度，转化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切实确立和竭力践行的基本价值追求，转化为各类社会管理主体进行价值取舍和决策判断的基本行为准则。[4]二要增强人本理念。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和谐稳定社会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尊重各方各类利益诉求，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进而形成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创新。三要增强可持续理念。当前，社会管理方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今后一个时期政法机关的重点工作，检察机关责无旁贷。四是增强统筹理念。检察机关应以法律监督为纽带，统筹好各方主体，统筹好各种职能，兼顾好各种利益，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效果最大化。
(二)主体定位，参与管理
从权力属性上来讲，检察机关不是典型的社会管理主体，不具有社会管理职能。但从广义的社会管理来讲，检察机关具有对内管理的职能，同时，部分检察职能如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主动追诉犯罪的功能，相对于中立的司法属性而言，具有一定的控制犯罪的社会管理性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检察机关具有一定的打击和控制犯罪的职能，具有对内管理的职能，这些都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职能，但从狭义的社会管理职能上来讲，检察机关不是社会管理的直接主体。但是，检察机关在我国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有相对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公诉部门可以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可以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对刑罚执行活动以及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监督，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及其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反贪、反渎职侵权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还可以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公安机关、法院、监狱、看守所、行政机关作为被监督者，其中除法院属于司法机关外，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和行政机关都具有明确的社会管理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相对于被监督对象而言是具有一定法律强制力的外部监督，对于被监督机关的内部监督和管理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规范被监督机关的内部管理。同时，对于促进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完善和创新其管理社会的体制机制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属于广义的社会管理主体，其执法办案活动是广义的社会管理活动，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部分社会管理活动负有监督职责，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推进创新的力量。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推动法治化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促进作用。
(三)创新途径，延伸职能
一要向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延伸检察职能。探索建立和完善派出乡镇检察室等新机制，努力延伸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参与社会建设的触角，积极搭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新平台。设立基层检察工作室[5]有助于增强法律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基层派出机构的立案、侦查、审判和社区矫正等活动的同步监督、全程监督，切实增强法律监督效果。
二要向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延伸检察职能。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人员、轻微犯罪被不起诉人等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与共青团、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密切配合，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加强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共同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三要向促进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延伸检察职能。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检察机关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一要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颠覆国家政权、窃取国家秘密，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秩序;二要分析网络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和提出立法建议，促进网络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三要高度重视涉检网络舆情，建立健全应对、引导机制。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对涉检负面舆论快速反应，及早处理，正确引导，营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四要重视检察门户网站建设和维护，建设好“网上检察院”，利用网络大力开展“阳光检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最大限度争取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了解，提升执法公信力。
四要向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社会管理延伸检察职能。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交往摩擦产生的矛盾，即各种人际交往、经济交流等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二是社会管理存在偏差产生的矛盾，即由于管理上存在瑕疵或错误，导致相关当事人采取不当行为而产生矛盾。检察机关所办理的案件，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矛盾纠纷的激化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重大误解导致;也可能是一方采取严重的欺骗、侵权等，导致严重不公而产生。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就是要以法律责任追诉为手段，惩治导致矛盾的过错方，维护被害方合法权益，弥补被害方损失;以析法说理为依据，沟通信息，分清责任，化解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检察机关执法办案适当向化解社会矛盾延伸，具有对激烈社会矛盾进行纠偏、修复和管理的作用。
五要向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职务犯罪预防延伸检察职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反腐败总体格局中的重要环节，是检察机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利剑。检察机关可通过预防调查，深入分析导致职务犯罪的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监督等方面的原因，把握其变化趋势和发案规律，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检察机关可通过开展行贿档案查询，实现对办案和其他执法活动中所形成的资源和信息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检察机关可通过预防教育、宣传，发挥廉政文化舆论导向作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实现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注释：
[1]刘建刚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载中国人民法制网，2010年11月9日访问。
[2]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载《检察日报》2010年10月28日。
[3]何超明：《在2010/2011司法年度开幕典礼上的致辞》，载《当代检察官》2010年第11期。
[4]《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路径与价值分析》，载《检察日报》2010年2月2日。
[5]2011年11月23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在辖区设立了三个派出检察室，延伸法律监督视角，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李建超 李斌
第三篇：社会管理创新应遵循法治原则
[摘要]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应当遵循法治原则，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法治原则的要义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外特权。按法治原则进行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应当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二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社会；三是加快社会法律体系建设。
从党的十七大制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纲领，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将社会建设作为主要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今年初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已将社会建设摆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应当遵循法治原则，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法治原则也称“依法治国”，相对于“人治原则”。其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原则主张法律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国家的活动由法律加以规定，并受法律制约；保障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财产、平等和自由权利。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法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同家建设和国家管理的重要领域，当然不能脱离法治原则。
一、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法治政府是指崇尚法律并对法律负责，按照法治原则运行的政府。在我国，法治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自身的权力自觉地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严格依法办事，防止权力被滥用。法治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首先，必须转变思想观念。要使全体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由官本位思想变为民本位观念，由做官当老爷思想变为“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的观念，由只对上级负责变为对选民、对人民负责的观念，由按长官意志办事变为依法行政的观念。惟其如此，才能根除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才能根治行政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不作为、乱作为、“运动式”执法等乱象。
其次，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应当由市场调节的交给市场去调节。政府必须尽早从招商引资、大拆大建、政绩工程等经济活动中摆脱出来，干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将主要精力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第三，必须完善行政法制。一是制定《公职人员编制法》，依法遏制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不断膨胀。二是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为构建法治型政府提供程序保障。三是修改、完善《财政预算法》，实行明细、具体的预算编制，时间充分、程序严格的人大审批制度。四是早日出台《政务公开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五是尽早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实行防止利益冲突原则，减少和防止贪污腐败。六是早日出台《新闻法》，确立公共利益至上原则、监督无禁区原则、限制公众人物相关权利原则。保障新闻批评自由。七是立法规范公职人员职务消费。
二、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社会
首先，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第一，尽快出台《权利保障法》，明确各级政府保护公民权利自由的法定职责。第二，应当制定《平等法》，真正实行官民平等，革除一切法外特权。第三，早日出台《结社法》，依法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第四，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恢复这两项公民权利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第五，在宪法中增设创制权，以便具体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满足底层群众、弱势群体的立法要求。例如，虽然每年都因酷暑造成一线工人伤亡，然而呼吁了几十年的防暑立法却无人回应。第六，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以此对抗某些行政机关的暗箱操作行为。第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隐私权，以便防止和减少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侵犯公民隐私的现象。第八，通过修订、完善包括诉讼、仲裁、调节在内的程序法，删除受理案件的各种限制条款，改变平民百姓投诉无门、有冤无处伸的状况。
其次，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社会组织是人们为执行某种社会职能、完成特定的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其要素为：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有共同的目标、有组织章程、有组织领导、有物质基础。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它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社会组织的发育状况(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一般超过50个，发展中国家一般超过10个，而我国目前仅为2.7个。公民社会是指以个人能够充分自治为基础，可以自主地参与依法成立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自觉自愿地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生活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公民社会是联系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公益、扶贫济困、维护正义、保护环境、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大力培育公民社会。
第三，深化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笔者建议：第一，根据宪法关于公民结社自由的规定，对社会组织实行开放式管理，实行“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管理体制，建立依法规范、奖优罚劣、引入第三方评估、优胜劣汰的良性运行机制。第二，在登记注册方面，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宽严有别。比如，对民间志愿者组织与对公募基金型的慈善机构的审批程序，应当区别对待。第三，改變某些行业协会只收费、不服务的“二政府”形象，学习借鉴日本行业协会的经验，维护好本国的经济利益。彻底改变我国出口稀土、进口铁矿石价格均由外国人说了算的不正常的被动局面。第四，对工会、青(学)联、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进行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改革，使其恢复群众组织的本来面目。各级工、青、妇组织的负责人应当由其各自的成员民主选举产生，成为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
三、加快社会法律体系建设
我们强调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除了遵循《宪法》和相关程序法外，主要是遵循社会法律规范。所谓社会法是指国家为保障社会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类立法；它侧重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兼具公法和私法特点的新型法律。
一方面，修订、完善现有社会立法。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制订了一系列规范社会关系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社会保险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等。然而，经过实践检验，不少法条、甚至有的整部法律需要修改、补充、完善。例如《环境保护法》，其主要缺陷：一是在政策定位上发展经济优先于环境保护；二是在职责定位上落在环保部门而未落在各级政府身上；三是公民缺乏环境权；四是缺乏公益诉讼制度。由于这些缺陷，企业排污肆无忌惮，相关法律形同虚设。又如《职业病防治法》，南于立法和执法方面的问题，一线劳动者职业病蔓延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甚至出现农民工为了证明自己患矽肺病，竟然得开胸验肺的天下奇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抓紧制订新的社会法。目前，我同的社会立法尚有一些空白，如《工资法》、《集体劳动关系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等，需要尽快出台。以《工资法》为例，工资法是规范和保障劳动者收入、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法律制度，它包括工资宏观调控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工资支付制度、工资的法律保障和监督制度等。我国存在的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例下降、同工不同酬、一线工人与高管收入悬殊、不同行业工资差距过大、拖欠工资问题等等，无不与《工资法》的缺位有关。又如，贫困家庭的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有的患者因交不起高昂的医药费而在家等死，均与《社会救助法》缺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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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