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共8篇）

篇1：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江泽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7年，胡锦涛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经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艰苦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见雏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篇2：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是在借鉴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认真总结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造。因此，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就涉及到它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协商文化和协商实践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顺应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现了人民主权这一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体现的民主理念站在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进行扬弃，把制度和法治作为民主的重要环节，通过公共领域的对话协商，实现了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通过协商程序，人民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交流形成共识，公共性的意见被整合进国家机构的决策程序中，实现了人民主权与个人权利、民主与自由的有机统一；通过协商过程中创造公民表达意见和意愿的理性环境，运用理性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确保共识的正确性，提供作出决策的认识论基础，实现了民主与科学的有机统一。在这三者的统一中，卢梭倡导的“人民主权”理论不再是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而是有了逻辑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因有社会主义制度做保障而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坚持奉行执政为民理念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商决策指向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决策结果不受权力私有化的左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协商不受资本的操纵，只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广大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前提和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最广大范围人民的代表人士协商议政、参与决策提供了制度平台，立法听证、决策听证、民主恳谈等基层协商形式不断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成为一种实践。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政治决策需要协商和辩论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根本属性。在和合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协商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的政治需要协商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提出了协商建国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是协商。邓小平明确了人民政协协商、监督与人民民主和我国政治体制的联系。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构想。江泽民把民主确立为人民政协的主题，把协商与投票选举相联系，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两种民主形式的概念。2006年中央5号文件中确认社会主义民主两种重要形式的概念内涵。2011年中办发16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论述开创了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协商主体之间可理解和沟通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认识论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念，使得协商主体之间的理解和共识成为可能。协商民主既把在充分沟通协商中增进理解、消除误解、扩大共识作为协商的前提，也把它作为协商的效果和目标，内化于协商各个环节。

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统一在协商过程中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特点。“仁者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际关怀的共同情感，把人性自觉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联系起来，成了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以人民政协这一协商形式为例，广大政协委员都怀着为国家为人民利益殚精竭虑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履行职能，把协商议政的过程作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的过程；而发挥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也是人民政协对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

团结和谐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目标。“和”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体现在政治价值观念上就是重和谐、贵合一、和为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平等、自由的协商讨论中为公共决策建言，协调整合各阶层利益，本身就体现了和谐的价值目标，起到了凝心聚力、维护团结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的民主实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基础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哲学基础则是交往合理性理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都承认实践的重要性，区别的关键点在于是以生产实践还是语言交往为基础。哈贝马斯把交往与物质生产实践对立起来，强调交往自身独立的逻辑发展，言语行为成为交往的基础，注重的是人与人在话语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际关系，凸显的是主体间的精神沟通、视界融合、道德同情等交往关系。

马克思认为交往关系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前提和基础，“将全部社会交往建筑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正是人类交往超越于动物交往水平的明显标志。”马克思把人类交往区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大类型，并指出后者归根结底是前者的产物。他认为，“物质交往”体现在“现实生活的语言”中，“精神交往”则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并认为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以其宏观的、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总体的视野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实践性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显著特点。

协商民主实践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为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成功尝试。一届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基层等领域的协商机制和实践在不断丰富。

篇3：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商品生产,公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国家消亡

1 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的逻辑缺陷与实践危害

自20世纪90年代, 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 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里的主流认识。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和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历史条件下, 个人的能力差别导致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进而导致不同生产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利益要求的差别;这种利益差别要求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 即以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作为交换的标准, 这种等价交换的唯一方式就是商品买卖。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 在实践上极其有害。

第一, 这种理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必然有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得到完全实现, 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实现的事实。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 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 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 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 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 收回成本, 到底是否能卖出去”。一旦生产者的产品部不能卖出去, 生产者的个人劳动便不能转化为丝毫的社会劳动, 其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得不到实现。这就意味着商品买卖只能直接实现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 在竞争中失败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将被竞争中的优胜者所掠夺。因此, 不同劳动能力的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完全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每个生产者的产品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都能够卖出去, 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有组织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 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弱肉强食论。

第二, 这种理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产品经济理论”, 歪曲为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标准的“鼓励懒汉”的理论。“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将商品买卖作为实现等价交换的唯一途径, 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就是直接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的价值标准, 这就完全抹杀了因劳动能力不同所导致的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严重歪曲。恩格斯讲得很明确:“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 每一个人的劳动, 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 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 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 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 因此,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是强调每个人的个人劳动, 总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 而不是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分配的依据。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理论, 是一种严重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第三, 这种理论是现实改革实践中要求全盘私有化的主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如何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争论中, 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 已经成为了私分国有经济、排除一切行政干预等论调的主要依据。这在实质上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现实社会主义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 但他们关于商品生产的起源的理论思想, 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现成的理论钥匙。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的起源时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 在他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 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历史条件下, 商品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被消除;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无论其生产力水平发达与否, 都不可能长期地独立或被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

因此, 无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少国家取得了胜利, 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 首先是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只能以商品买卖的方式来实现, 进而决定其国内的生产也必须是商品生产。否则, 由于无论政府还是生产企业在不能确切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 究竟需要多少等的情况下, 企图实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并消除商品生产, 必然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我们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 或者说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国家或所有者的状况。由此还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 不要求“全盘私有化”。商品经济不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率先被消除, 意味着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 生产企业也必须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存在, 这直接表明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的所有制基础。我国当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在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结构, 以及对外开放需要等。

第二, 完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否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一方面, 在企业之间的国际经贸往来, 首先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 适当的行政干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 只有恰当的政府干预才能既保证公有制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又保证其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生产目的。

现实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等问题, 是行政性干预是否得当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践要求是不断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 不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干预。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商品经济理论的历史一致性

第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完全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 是以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出发点或前提的, 他们的理论设想不否认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 就不能解放自己”, 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消除商品经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等的设想, 能够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首先实现。由此, 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预见是科学的逻辑结论, 其历史出发点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 是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阶级消亡的理论, 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 他们关于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形式的理论, 根本不否认商品经济在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第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 依然存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 不否认商品经济将被完全的计划经济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商品生产固有的属性, 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之间的矛盾, 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消灭经济危机, 必须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以整个社会生产的完全的有组织、有计划性, 代替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商品经济。赋予生产企业以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这决定了当下我国的商品生产者, 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 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等。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生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就是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 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和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并同样以经济危机等形式表现出其对生产资源的浪费, 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对立性质, 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认识是:事物之间的对立性质, 不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或必要性, 只是表明旧事物必将为新事物所代替。因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 不否认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也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对立性质的存在, 更不否认市场经济将被更高级的计划经济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 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国家作为存在形式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经济体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经济理论则是国家完全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的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106.

篇4：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

苏联解体以来，否定苏联历史功绩、否定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调就甚嚣尘上。探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秘密，剖析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的深层原因，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批判了历史选择论和机械决定论，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1.1对历史选择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批判

历史选择论，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没有规律可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可以人为选择的，夸大了偶然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不确定的、随机的过程，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历史的发展道路。[1]

机械决定论，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偶然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历史选择论和机械决定论都错误地割裂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联系，都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

1.2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是辩证决定论，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合规律性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具体的、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一切历史活动都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而合目的性是指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既要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有自主选择性，主体选择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形态。

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究竟是偶然事件、无奈之举，还是历史必然、人民的选择，需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近代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阶级情况。

二、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是合规律性的选择

经济活动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近代俄国的经济状况具有以下特点：孤立城市中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广大农村中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包围。因此，应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城市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封建国家具有严重依附性。俄国资本主义因专制政府而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不会动摇封建政权的根基，相反还会加强专制统治。第二，对外国资本具有严重依赖性。十九世纪中后期，外资在俄国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的比重迅速膨胀，严重地损害了经济独立和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第三，垄断资本主义的早熟性。俄国资本主义起步晚但因大资本的直接合并而高度集中，这种“早熟”的垄断，对国民经济是一种严重的阻碍。它不是促进俄国向正常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它的某些形式经过改造后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

近代俄罗斯特殊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很难走上正常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俄国究竟能走上哪条道路，还取决于它所造成的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各阶级对国家道路的选择。

三、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是合目的性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俄罗斯，由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缺乏独立的阶级意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对国家的出路分别进行了探索，先后提出了五种建国方案。

3.1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始终掌握国家政权的贵族阶层、大地主阶级和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和坚决维护者，他们的建国方案，实质上就是保持沙皇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利益。这种反人民的建国方案，必然为人民所反对。

3.2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认为资本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方案。起初，妄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二月革命后，又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共和国。然而其不顾人民的和平请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所以很快就走下历史舞台。

3.3小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以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认为，传统村社公有制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即农民社会主义。二月革命后，由于其自身局限性，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农民社会主义，找到了革命的同盟军，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本质上也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3.4无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宣扬信仰马克思主义，赞成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月革命后，与社会革命党共同掌控苏维埃，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策略，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为人民所抛弃。

布尔什维克代表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当时最革命最先进的政党。二月革命后，又明确提出“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3]的口号，引导人民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由广大人民参与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带领俄罗斯根除专制制度的毒瘤，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国家。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不仅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符合俄罗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聂向前.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基于历史选择论的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1，（3）：281-282.

[2]丁笃本.苏联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19（6）：72-76.

[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作者简介：李伟（1989-），男，辽宁朝阳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篇5：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们对这种必然逐步认识并付诸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保障的真正内涵及其社会经济功能，也充分展示了世界各国在创立和发展社会保障过程中所取得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生、老、病、死、残、失业以及各种天灾人祸，是人类不能规避的风险。当这些风险的一种或几种降临到个人头上的时候，怎样设法维持正常生活，减轻乃至消除身心遭受的痛苦，是人类久远的梦想，也是古代思想家们设想的理想社会应当具备的重要职能。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先贤渴望建立“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这一美好梦想一直只是梦想，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人们在遭遇各种人生风险时，只能依靠家庭提供保障。但是家庭保障不仅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非常有限，而且很不可靠，受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的责任心与亲情感的制约。

直到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尤其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使得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让位于以工厂、农场、商场等为单位的商品经济。这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1）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积累一笔数额庞大的资金，用于救助那些因遭遇各种不幸而陷贫困的人们；（2）家庭的社会经济职能极大削弱，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家庭这一狭小范围里，不再什么都依靠家庭，而是纷纷涌进工厂、矿场、农场等社会化生产经营组织，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家庭向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3）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过去高度分散的众多个人风险聚集了起来，使其无数倍地扩大，就像无数的小水滴汇聚成了万顷波涛，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4）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收入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这股力量随时都可能爆发，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因此，由社会提供一种保障，使人们在遭遇各种风险时基本生活能够得到维持，就不仅仅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愿望，而且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客观需要，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在经济急剧动荡以后才得以建立和迅猛发展，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这种历史必然性。

篇6：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作为一种理论，它是科学的，经受住了社会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和探索基础之上的，是来自实践并通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第二，第二，作为一种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共产主义是一股活跃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力量，是指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埋葬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领导力量，也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现，才使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第三，作为一种制度，它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被完全认识的必然王国，认识它的发展规律是一个过程。

第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把改革变成了改向，其结果必然是背离社会主义。第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哲学。

第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心得

今天老师讲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这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必须知道的.党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既鲜明地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又体现了执政党党员的特点,对党员的现实状况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需要明白党员的条件.党员的权利指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在党内，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党的工作，共同管理党的事务，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负责精神，维护党的利益，保证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党章中规定党员享有8项权利：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等。党员的义务指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是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党员条件的具体化，也是衡量一个党员合格不合格的具体标准。

篇7：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通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进行了讨论之后，我曾产生过好奇心，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疑问，当然或许很多人打从懂事开始就没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过疑问，也不会去想如果中国当初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会发展的更好等问题吧，就我所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看很多类似的国家：

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才发展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已经够多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若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把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样呢；而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还不是比中国差很多；还有俄罗斯，这个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走社会主义走了70多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当它还走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都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各方面实力却都不如中国，可以见得，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的生活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都会更好，而更加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中国当初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内部四分五裂可以见得。

篇8：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形式——自律论在西方音乐哲学领域中形成、确立, 以及后来的发展演进, 有其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前人对音乐形式观念的不懈探究, 浪漫主义音乐潮流的逐渐失势以及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 这一切都为形式——自律论在19世纪后半叶的理论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的最终确立和后来的发展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是人类对音乐本质的认识所经历的一个特殊的、不可避免的阶段, 也是西方音乐思想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什么是形式主义美学思想

(一) 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出现

自律论是以形式主义作为核心内容的音乐美学思想, 即是通过形式主义表现出来的一种重要的音乐美学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自律论就是形式主义。

“自律”这个概念是从德国的一位音乐学者——费利克斯·卡茨那里借用来的, 这个概念当时已为西方音乐美学界所普遍使用。音乐美学中自律论的概念是由卡茨于1929年编写出版的《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一书中第一次使用的。

自律美学中认为, 制约着音乐的法则和规律不是来自音乐之外, 而是在音乐自身当中;音乐的本质只能在音响结构自身中去理解, 只能从音乐的自身去把握音乐。音乐是一种完全不取决、不依赖于音乐之外的现象艺术。它的内容不是外来的, 不是独立存在于音乐之外的什么东西。它既不是情感, 也不是某种语言、映像、譬喻、象征、符号。音乐的内容只能是音乐自身。音乐除了它自身之外什么也不表达, 什么也不意味。因此音乐完全是自

总之, 肖邦与李斯特在钢琴音乐的创作与风格方面, 各自有着不同的风范, 肖邦尽管身体虚弱, 钢琴演奏以细腻、含蓄著称, 但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情感天地之广阔、宏大。确实只有一位民族战士才能具有的。也正是时代的激流、民族的悲剧和生活的冲突, 使肖邦的作品获得了如此巨人的气势。但这宏大并不妨碍肖邦音乐的细腻。强烈的戏剧性和优美的抒情性在他的作品中是对立而统一的。肖邦的作品看似随意、即兴的优美旋律, 其实是精心设计, 有着很强的逻辑性。他的钢琴作品达到巧夺天工、浑然天成的完美境界。李斯特从钢琴演奏这个角度来说是多样化的, 他有雷鸣般的辉煌响亮, 又有喷泉般的玲珑剔透、轻盈敏感。既有完全属于钢琴化的音响展示, 又有管弦乐队多层次的交响性效果。甚至是吉卜赛民间乐队似的独特性音色的演绎。既有彻底不加掩饰的炫机, 又有情感深厚的咏唱。李斯特崇尚综合艺律的。自律美学否认音乐中内容与形式的二元性, 认为这二者是同一的, 音响结构就是一切。1

自律论之所以称为自律论, 是相对于他律论来讲的。

他律美学认为, 制约着音乐的法则和规律是来自音乐之外的, 也就是说, 音乐是受某种外在规律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音乐是他律的。这是因为音乐本身体现着某种外在于音乐的客观实在的, 即是说, 音乐总是标志着纯粹音响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主要是人类的情感, 这就是音乐的内容。正是这种内容的性质决定着音乐作品的结构、整体发展, 决定着音乐的“形式”。2

从自律论与他律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自律论与他律论的对立即是形式与内容的对立。

(二) 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

欧洲音乐哲学中形式——自律论的确立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最终完成, 其标志是汉斯立克于1854年发表的《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修改新议》 (以下称《论音乐的美》) 。汉斯立克在黑格尔、康德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下, 以科学的态度, 冷静、客观的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音乐美学方面的问题, 他所构建的音乐本体形式主义美学观不仅开启了19世纪“实证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先河, 而且在近代意义上的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的表现或者内容是一种纯音乐“观念”, 而这种纯音乐性的“观念”就是音乐的各种不同形式, 除了乐音及形式本身之外别无其它内容, “乐曲的内容除了听到的乐音之外, 没有其它东西, 因为音乐不仅是通过乐音来说话, 而它说的也仅是一些乐音而已。”因此汉斯立克总结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他的思想价值就在于他的这一重要命题上, 这也是确立他的自律论美学体系的重要部分。3

二、形式主义美学思想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确立, 以及后来的发展演进,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前人对音乐形式观念的不懈探究, 浪漫主义音乐潮流的逐渐失势以及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

(一) 历史上对音乐形式观念的不断探究

1.早在早古希腊时期的音乐思想中, 就已经孕育着形式主义美学的某种种子,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588——前500) 把“数”当作音乐的本原, 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中去找寻。4在我们看来, “数”只是音乐的一种偏重于形式方面的属性, 毕

术。追求音乐与其他姊妹艺术联姻, 乐于表现纯音乐以外的思想和形象。他是一个勇于超越时代的探索者。

参考文献

[1]《李斯特论肖邦》 (匈) 弗仑茨·李斯特著, 张泽民、高士彦、虞承中、郭冷择抓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5年, 2月第1版, 1978年第4次印刷, 北京

[2]《肖邦的创作》 (苏) A.索洛夫磋夫著, 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0年2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5次印刷, 北京

[3]《李斯特传》 (瑞天) 吉·德·布塔莱斯著, 姜德山、岳红译, 中国广播电婉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北京

[4]《钢琴之王李斯特》周静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上海

达哥拉斯却将其绝对化。

柏拉图 (Platon, 公元前429——前347) 虽然是模仿论的提倡者, 但他在论述美的时侯也从纯形式因素着眼, 认为形式美按其本质来说就是绝对的。

从那时起, 西方的先哲们就已经对形式美的问题进行探索, 但真正明确形成两种对立的音乐形式观, 却是在19世纪中叶。

2.19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乐坛上曾围绕着音乐本质问题展开一场理论争论, 其中, 音乐的形式问题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一方以作曲家李斯特为代表, 理论支柱是黑格尔的哲学——美学理论, 另一方是以汉斯立克为代表, 其理论可追溯到康德的美学。

康德的形式主义音乐美学观是在其《批判力批判》中提出的。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为音乐美学中的自律论从哲学方面提供了依据。在他看来, 无标题的纯音乐属于纯粹美的范畴, 它同花卉、图案一样, “本身并无意义:它们并不表示什么, 不是在一定的概念下的客体。”“这种音乐的美, 作为纯粹的美, 它不涉及概念、欲望、没有目的, 不是在一定的概念下的客体”。5这样康德将纯音乐中的内容因素完全排除了, 形式就是它的一切。他否认形式与内容的二元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汉斯立克自律美学的直接渊源。

另外, 法国革命对康德的思想影响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具有明显形式美学倾向、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观就成为必然。

黑格尔的哲学——美学思想体系本身决定了他在艺术品中形式与内容上, 是一个二元论者。他对二元的理解是建立在二者间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形式是内容的外在显现, 是由内容决定的;没有内容, 形式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因此, 黑格尔指出“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 而艺术品的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在艺术品中心灵内容和感性形式之间又必须统一起来, 只有形式与内容都表明是彻底统一的, 才是真正的艺术品。6

黑格尔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李斯特, 李斯特在发表的论文《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中, 将音乐的情感强调到了极端, 甚至将它同思想理性对立起来:“感情在音乐中独立存在, 放射光芒, 既不凭借‘比喻’的外壳, 也不依靠情节和思想的媒介。”他认为:“只有在音乐里, 由于那自由自在的, 充满着温暖的力量的感情的激流, 使我们从思想的魔鬼势力下解脱出来, 使我们的发皱的额头从思想的重负下暂时得到解脱。只有音乐中表现的情感能使我们从理性及其支配下的表现手段中解脱出来。”7

浪漫主义的“感情美学”在五十年代中期李斯特的美学思想中达到高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854年出现了与之抗衡的汉斯立克的形式——自律论美学。

(二) 浪漫主义音乐潮流的失势及新潮流的兴起

李斯特在论述他的观点的时候, 也正值欧洲大陆浪漫主义音乐经过它的最辉煌也是最后的阶段, 很明显, 李斯特关于音乐形式问题的观点是建立在具有明显他律论倾向的感情论基础上的。他的看法包括了舒曼、柏辽兹、肖邦、瓦格纳在内的整整一代浪漫派音乐家对音乐形式问题, 乃至对整个音乐艺术本质的理解。而汉斯立克的思想正是与之对立的。

汉斯立克在对情感的批判中, 阐述了他对音乐形式问题的基本立场。“如果一位作曲家企图在音乐作品中表现某种内容, 那就是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 没有置身于音乐中, 而是置身于音乐外。音乐的美是形式的美, 而这种美只存在于音乐的艺术组合之中, 与任何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都没有关系”。汉斯立克站在这个立场上贬低柏辽兹和李斯特的标题音乐的艺术价值。8

浪漫主义音乐潮流的失势还与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实证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关。

实证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 但它对之后的思想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却遍及欧洲, 成为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在哲学上的又一源泉。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主张摒弃以前哲学中的一切形而上学, 企图建立一种超然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科学的哲学, 并希望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这种实证主义思想影响极其深远, 不但扩展到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 还涉及到美学、艺术理论, 直至音乐学、音乐美学领域。

自然科学在音乐科学上的运用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生理学、物理学教授黑尔姆霍尔兹和心理学家施图姆夫。特别是施图姆夫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的《音乐心理学》, 开辟了对音乐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本书对音乐进行了实证性的自然科学的研究, 强调对音乐进行客观的考察, 在研究中力图排除种种主观因素, 这对音乐思想领域中的浪漫主义潮流来说, 无疑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就欧洲文艺、特别是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来看, 崇尚感情和幻想的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潮流逐渐为强调客观真实的现实主义文艺潮流所取代, 逐渐让位于印象主义及后来的表现主义音乐。这些哲学强调以科学的精神、尊重经验和事实。从理性出发, 汉斯立克就是通过这些理论来论证的自己的观点。

随着肖邦逝世, 舒曼和柏辽兹音乐的浪漫主义光彩逐渐暗淡, 虽然瓦格纳、李斯特的音乐业绩依然辉煌, 但是它毕竟“标志着浪漫主义音乐的黄金时代已临近自己的尾声”9。加之19世纪后半叶, 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的逐渐退去, 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充满幻想、憧憬和那种特有的叛逆精神的热情逐渐失去了社会根基。

通过以上这些都说明, 包括音乐在内的欧洲文学艺术及理论形态正在面临一种转折。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以形式——自律论为标志的新的音乐哲学应运而生。

以上是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渊源的粗略追溯,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它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这种音乐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人类对音乐本质所进行的充满矛盾的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是西方音乐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 它的出现包含着历史必然性的因素。

摘要：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在现代西方音乐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是自律论, 即组成自律论的核心内容, 因此讲形式主义美学思想就不能脱离自律论。它的形成和确立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 这其中就包括历代先贤在哲学、音乐学、音乐美学等方面的孜孜追求和不断探索, 浪漫主义音乐潮流的日渐衰微以及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在音乐领域不断深入等等。这一切集合在一起就使得形式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成为了必然, 使它成为了现代西方音乐思想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即是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形式主义,自律论,必然性

参考文献

[1]于润洋:《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J], 《音乐研究》1984 (4) 。

[2]何乾三:《音乐的情感初探——再读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J], 《中国音乐学》1995 (3) 。

[3]于润洋:《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 (2) 。

[4]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5]刘瑾:《读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有感》[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 (2) 。

[6]娜布其:《论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思想》[J], 《赤峰教育学院学报》2001 (1) 。

[7]谭水清:《浅谈汉斯立克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价值》[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6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