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 承诺书（精选12篇）
篇1：儿童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 承诺书
附件1
为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增强儿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切实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特制定儿童监护人责任清单如下：
一、儿童的父母是儿童的监护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
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未成人子女或所监护儿童监护职责。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要提前向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报告，并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外出务工的父母应当与留家未成年子女、受委托监护人、学校、村（居）民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了解掌握子女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定期与未成年人子女团聚，关心其生活和健康，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四、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儿童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儿童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儿童，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儿童或者有残疾的儿童。
五、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儿童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辍学，对旷课、放弃正常学习的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共同教育，督促其返校就读。
六、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儿童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儿童，引导儿童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切实肩负起对儿童的法制教育责任，教育儿童不早恋，不发生 下列不良行为：1.旷课、夜不归宿；2.携带管制刀具；3.打架斗殴、辱骂他人；4.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5.偷窃、故意毁坏财物；6.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7.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8.进入法律、法规规定儿童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网吧等场所；9.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
七、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儿童不得放任不管，不得迫使其离家出走，放弃监护职责。儿童离家出走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查找，或者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
八、儿童的父母离异的，离异双方对子女都有教育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因离异而不履行教育子女的义务。儿童监护人责任清单
附件3
儿童监护人承诺书
承诺人，已于 2018年 1 月5日 收到金沙县后山镇坪花学校（幼儿园）/村（社区）工作人员黄永贵 送来的《儿童监护人责任清单》和《儿童监护人负面清单》。经认真阅读，现已知晓上述两个清单的全部内容。在此，我（我们）庄严承诺，一定严格按照《儿童监护人责任清单》落实对未成年子女（所监护儿童）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若出现《儿童监护人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我们全部承担。
承诺人：（签字并加盖手印）
因（承诺人姓名）不会写字，由（工作员姓名）代签，（承诺人姓名）捺印。
时间：2018年1月5日
篇2：儿童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 承诺书
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
（一）履行“一岗双责”责任
1.在学校党支部的日常工作中，完成党风廉政建设有关工作。认真落实教体局党委纪委和场党委纪委的决策部署，主动分担主体责任；
2.抓好学校党支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严格执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有效防范职责范围内存在的腐败风险点，并及时提出防控措施。
（二）强化知纪明纪
1.深入学习《党章》与《廉政准则》以及作风方面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条例，增强尊崇敬畏意识，熟知纪律要求，明确行为底线；
2.坚决反对“四风”，主动净化“社交圈”、“朋友圈”和“生活圈”，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三）加强日常监管
1.对三个分管校长和党员干部加强教育，每年讲授廉政党课不少于2次，听取工作汇报不少于6次；
2.开展廉政约谈有关全覆盖方面的会议；
3.对廉洁从政、改进作风、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情况监督检查不少于2次；
4.加强对党员干部8小时之外社会交往、生活交往的监管，坚持抓早抓小，及时提醒纠正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萌芽性、倾向性及个性问题。
（四）推进预防腐败
1.督促分管领导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以及“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集体决策制度落实，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2.加强对党支部民主生活会现场指导和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等。
（五）当好廉政表率
主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的各项规定，管好自已、管好亲朋好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二、党风廉政建设负面清单：
不允许我校出现 “四风”问题；严禁出现对报告、约谈、诫勉谈话等制度落实不力的问题和不能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问题。不允许放松对亲朋好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允许存在私设“小金库”等问题。
篇3：负面清单简史
现在公认的、运用负面清单的代表, 是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这之前, 作为一种订立任何协议的谈判路径和技术, 负面清单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
十九世纪30年代, 一个有关负面清单的标志性事件在德意志发生。当时的普鲁士在1 8 3 4年领导并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 (Zollverein) , 加入同盟的18个德意志邦国, 就用负面清单模式, 订立彼此之间共同的贸易条约——同意开放所有进口市场、取消所有进口限制, 除非列明不开放和不取消的。这很可能是负面清单在贸易投资协议上的首次运用。
1947年到1994年, 战后为重建和恢复世界自由贸易秩序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作为谈判的副产品, WTO霍然跻身国际贸易谈判的核心谈判机制。签字国需要遵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1994) 的关税减免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原则。这一过程开拓了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时代。
正面清单还是负面清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在达成某项贸易协议的路径选择上, 是用正面清单还是负面清单, 这是由参与谈判的成员决定的。从更深层次上说是跟谈判的内容、谈判当事人的文化、历史传统等分不开的。在很多的谈判实践中, 人们总是交替使用这两种方式或混合使用这两种方式。
如与GATT同步, 另外两个贸易协议就在负面清单方式上取得了试验和突破。
第一即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 A F T A, 1994) , 覆盖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二是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G A T S, 1995) , 囊括世贸组织成员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完全仰仗负面清单。而《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两种方式的混合使用, 正面清单指明开放的行业, 负面清单标出各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承诺。
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研究者们更推崇负面清单。对于市场自由化来说, “正”“负”之间的差别, 远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前者列明什么开放, 后者写清哪些不开放。
负面清单利弊分析
由于负面清单方式主要是在有关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协议中使用, 学者们乐于将使用了正负面混合清单方式的GATS协议来说明问题。
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 (Patrick Low) 在其研究GATS协议下市场自由化的论文中说:
第一, 负面清单最突出的优点, 是能够极大地增强市场开放的透明度, 因为哪些行业或者行为被排除在外是“立刻”就一目了然的。而要在正面清单中要求透明度, 则需要另加相应条款。
第二, 负面清单本身就偏向支持开放和自由化, 因为如果清单过长, 政府可能会感到难堪。
第三点则显得特别鲜明, 未来任何创新行业或技术进步, 都将自动开放。因为这些创新和进步不可预见, 几乎不会出现在负面清单中。
帕特里克·洛说, (上述第三点) 也是负面清单潜在的最具自由化倾向的特点, 不过这也导致政府对是否采用这种方式变得非常谨慎。
发展中国家因此担心, 自身创新水平无法与发达国家和企业竞争, 不可能在负面清单中穷尽需要排除的项目;同时也忧虑自身的法律体系不够发达, 容易让外国投资者找到空子。
不过, 即便使用负面清单方式, 谈判者也可以在法律上使得条款不具有强制性, 或者多施限制。因此帕特里克也特别指明说, 如果谈判成员倾向于在他们认为的敏感行业上设置严厉的限制条件的话, 那么这样的负面清单也就和正面清单一样不怎么有趣了。
此外, 使用负面清单方式的协议还可能重新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就表示,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要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谈和更新NAFTA。不过, 这项议程至今尚未走上前台。
加拿大贸易政策教授威廉姆·凯尔 (William A.Kerr) 编辑的《国际贸易政策手册》中, 收录的一篇论文指出, 正面清单方式会导致透明度欠缺。对于不在正面清单里的行业和服务, 外国投资者几乎难以得到相关行业和服务的信息。而能够纠正这些问题的办法, 就是使用负面清单。在这种管理方式下, 所有服务业都是开放的, 除非在排除列表或者预留列表中列出。此外, 论文根据2002年的一项研究说, 在地区性协议中, 美洲大多数地区性协议都采用了负面清单;同时只有1997年的东盟协议以及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使用正面清单。这篇论文还说, 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对服务业投资的认定。在GATS中, 投资者要投资他国服务业, 就必须要在投资国有物理存在, 比如开设分支机构。而使用负面清单的NAFTA等协议就对此另作规定, 这被认为是有利于不要求物理存在的跨境投资。
篇4：儿童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 承诺书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关系；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一、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想的政府应该一方面具有保护培育市场的积极职能，另一方面又受到法律限制以防止过度侵害市场，换言之，政府既应该是“有效的”，也应该是“有限的”。
为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自2013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公布了推进时间表。其中，“负面清单”、“权力清单”主要针对“有限政府”问题，防止政府随意干预市场；“责任清单”主要针对“有效政府”问题，防止政府不作为。
二、 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进展
从功能上看，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都旨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从指向上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指向对象为政府部门，而负面清单的指向对象则为市场主体，其实质是规范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制定和推动工作必须相辅相成。
负面清单：从地方实践到中央规范。实际操作中，负面清单的制定和推行工作是一个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过程：先由地方实践，随后由国务院规范，再选择试点地区先行先试，最后全面推开。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最早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的地区，随后其他地区负面清单工作开始陆续推行，2015年4月，随着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的建立，由国务院制定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开始在4个自贸区统一适用推行。2015年10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统一制定发布，并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
权力清单早有实践，责任清单相对滞后。从各地实践来看，早在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就推出了市长权力清单，确定并汇总了93项时任市长权限以向全社会公开；2009年成都市公布了49个市级部门和单位的权力清单；2011年北京市西城区公开了164张区委权力运行流程图，同时列出权力行使主体、权力行使步骤、限制条件、监督办法和举报方式等；2014年3月，中央政府“晒”出权力清单，涵盖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目前，各省级政府都公布了本级政府的权力清单，部分省份也公布了市县两级政府的权力清单。然而，责任清单的公布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目前仅有部分省级政府公布了本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尚未有省份公布市县两级责任清单。
配套改革措施保证三张清单顺利推行。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确定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速度。各省行政机关职权清理效果显著，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清理，行政程序标准化、信息化普遍推进。二是商事制度改革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证”等改革手段都已全面推开，工商登记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简化市场主体登记手续，实现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三是市场监管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将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强化市场监管行为、夯实监管信用基础、改进市场监管执法等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四是培育社会组织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一些地方已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开始就社会组织培育开展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如广东省深圳市推行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改革，同时实行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资质申报，推进政府职能转化；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建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接受孵化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活动，分担部分政府职责。
三、 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负面清单落实中“玻璃门”“旋转门”问题依然存在。实行负面清单后，由于缺乏配套制度改革，市场主体虽形式上可注册，但实际上仍无法运营，存在“玻璃门”、“旋转门”问题。例如，医疗并非自贸区负面清单中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行业，因此外资可以自主自愿在自贸区设立医院，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大型医用设备购买制度、医保制度、医生执业制度、聘请外国专家需由外专局批准等制度的掣肘，外资医院很难顺利运营。
在强调政府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忽略了市场主体的责任。当前“法定职责必须为”更多强调政府的责任，但是，发展市场经济也应当强调企业主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尤其是实施负面清单后，更要求市场主体守法自律。例如，负面清单实行后，登记机关对企业主体提交的登记材料只进行备案或形式上的审查，而材料的真实性应由股东、董事、律师、会计师等真正负起责任。
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建立。一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政府信息平台尚未建立规范的动态信息披露制度，各部门之间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集成度低、互不联通、不愿共享，使得政府主导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没有充分發挥作用；二是市场征信服务机构存在诸多隐患。由于现阶段政府信用信息开放程度不高，导致市场征信服务发展迅速，但其信息来源、信息质量、信息加工方法等缺乏公信力，对个人隐私保护缺乏法制保障。
权责清单制定标准各异，各地清单差异显著。《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要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清理、调整”，但对“法”并没有明晰定义，除法律以外，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部门文件、“三定”规定等是否可以作为清理依据，尚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各地区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制定清单，且差异显著。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不清晰。各级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组织放权是权力清单的内涵之一。然而，在具体管理工作中，存在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到底哪些应该由政府把关？哪些应该由企业和社会组织自律？哪些职能政府可以外包给市场主体去做？此外，政府权力背后的资源容易导致政府的手伸的过长，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申请国家级基地、园区、示范城市，当上级部门来检查时，为保证评选合格，政府以未来放松对企业监管为筹码，要求部分企业停业歇业，影响了许多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
政府横向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存在责任推诿。目前许多行业企业既需要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也需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例如，城市轨道交通要受规划局、交通运输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公安局、建设管理局、监察局、商务局、质监局等部门的综合管理。但是，如果政府部门之间监管责任不明确，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责任推诿，不利于市场经济良性健康发展。
下级政府权力承接能力不足，“头大腿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交还市场与社会；可下放给下级政府的职权事项，应及时下放”。但在实际工作中，上级政府把一些本应该交给市场的权力，交给了下级组织；即使有一些必须交给地方的权力，但没有相应的人员、财力和组织机构配套，导致地方承接了权力，但没有能力完成，最终影响权力下放和转移的效果。
监管机构运行体制机制尚未理顺。一是机构改革不彻底，体制不顺、协调不畅。为适应改革需求，不少城市推出基层版“大部制”，将工商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三局合一，建立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监管的“大部制”只有中间部门实施了改革，上下都没变，导致对上多头应对，对下无法落实，体制不顺、协调不畅。
监管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供给”能力不足。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后，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产生大量的监管需求，包括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如“有照无证”经营、“皮包公司”等），但监管的供给严重不足。一是基层监管部门职工老龄化问题严重，监管人员无法及时提升监管水平；二是受编制限制，监管队伍无法引入新鲜血液；三是配套软硬件供给不足，受财力影响，监管检查设备无法及时更新，对提升监管能力极其必要的、大规模的在岗培训无法实现。
原有的监管模式相对落后。监管部门习惯于原来对市场主体以登记注册、上门检查为主的监管模式，这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资源，也容易无形中增加企业成本，行政监管的效率不高，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原有的监管模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当前简政放权改革的需要，亟待监管部门“换脑”、“换人”同步展开，推动监管方式方法转变。
监管部门缺乏事中监管的意识和手段。负面清单要求政府“宽进严管”，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监管方式要求从注重主体资格监管向注重产品（服务）质量和生产经营行为监管转变。然而实际中监管部门缺乏事中主动监管的意识和手段，“事前”变成了“出事前”，“事后”变成了“出事后”，即出事前不监管，出事后才补救。本质上是监管部门未完全摆脱“重资格轻管理”“重审批轻过程”的传统监管思维，缺乏事中监管的手段，未建立起与“宽进严管”相适应的监管意识和监管手段。
四、 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推行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针对“三张清单”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针对负面清单“玻璃门”问题，建议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协调委员会，专门解决政策供给。负面清单管理是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全方位改革，各项配套措施都需要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包括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相适应的投资管理体制、行政审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内制度等。建议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协调委员会，针对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定期商议并予以解决，真正实现企业“进得去，能运营”。
针对市场主体责任意识薄弱问题，建议设立严惩机制，加强企业主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建立对企业主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公开、监督和惩罚制度，树立惩罚典型，并加强舆论宣传，形成严惩的社会氛围，生动、形象、准确地向社会传达“依法治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决心和理念。
针对社会信用缺失问题，加快政府推动、社会共建的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尽快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对政府信息披露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二是建立跨部门的有效信息共享和联动协作机制，制定数据标准、接口标准、格式标准等，打破信息孤岛，促进部门间信息开放、互联互通；三是扩大政府信用数据使用范围，促进信用信息的开放和共享；四是继续探索和完善信用激励与惩戒机制，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对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
针对权责清单缺乏标准问题，建议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制定。从全国范围看，权责清单可理解为“全国统一的共性清单+省一级个性清单+市一级个性清单+县一级个性清单”，在权责清单制定的第一阶段，可考虑地方先行先试有所差异，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渐优化趋同；在权责清单制定的第二阶段，各级政府的核心业务可由中央根据地方竞争结果制定统一的共性清单，同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自主制定“个性清单”。
针对政府和市场、社会边界不清问题，建议尽快组织专家厘清权力和责任边界。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合理划分，找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黄金分割点，并根据发展阶段、市场规模、经济周期等进行动态调整，逐步缩小政府权限；发展社会组织，发挥中介组织和NGO的作用。例如在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时将行规行约制定、行業技术标准规范制定、行业统计分析、行业学术和科技成果评审、行业纠纷调解等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承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水平能力的评价认定以及相关从业、职业资格、资质类管理等，也都交给社会组织自律管理。
针对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问题，建议建立多部门职能交叉清单，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将所有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履行的职能，也制定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既有利于政府部门全方位明确自身职责，也有利于企业、社会组织和百姓合理接受政府管理。此外，交叉清单中要依据“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界定清楚各部门的责任，建立部门间相互配合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针对下级政府承接能力不足问题，建议加强基层政府的监管资源配置和能力建设。一是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干部流动的纵向交流机制，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提高其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二是增加基层人员编制，增加基层业务人员编制；三是增加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下放的权力中对政府承接能力要求较高的，可设置权力下放过渡期，给予下级政府完善自身承接能力的时间。
针对监管机构运行体制问题，建议成立统一的市场监督机构。将国家行政管理总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合并成立统一的市场监督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企业主体的市场行为、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推动从分环节监管向全流程监管转变，从单部门监管向行业整体监管转变，落实监管责任。
针对监管供给不足问题，建议切实提高基层监管机构能力建设。配合监管机构改革，按照市场竞争方式进行监管人员招聘、薪酬给付、晋升奖惩，吸收高素质、高学历的年轻队伍加入；充实基层的监管力量，给基层配备先进的监管系统、技术和装备，提高监管效率；加强对基层监管人员的培养培训，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素质。
针对监管模式落后的问题，建议探索监管清单+网络监管平台的现代化监管模式。编制市场监管清单，列明监管部门、监管内容、监管标准、监管措施，清晰地向社会公开“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使监管更加具体化、透明化、规范化。同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建立网络监管平台，实行网格化移动式管理，监管机构可将监管区域进行划分，并组建巡逻执法队伍，为每名巡逻执法人员指定巡逻区域并配备专业手机，手机内装有监管清单列表终端APP和自动定位系统。巡逻人员定期按照监管清单列表对负责区域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问题可及时处罚，并需将发现的问题、处罚程序、处罚信息等及时上传至监管平台。这有利于建设互动式、信息化、标准化的事中监管机制。
针对事后监管不足问题，建议建立快速處罚解决机制。监管部门可成立服务大厅，制定政务公开、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设置服务窗口、24小时值班队伍和（与法院协调）成立快速法庭。当企业主体需要依照处罚决定缴纳罚款或办理其他处罚时，可前往服务窗口进行一站式办理；当服务大厅接到群众举报或遇到突发事件，值班队伍可立刻赶赴现场处理；当受罚主体对处罚决定有异议，不接受处罚时，可由快速法庭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则履行相应调解协议；若调解达不成协议，则通过行政、仲裁、诉讼等其他途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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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伟欣（1990-），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普惠金融和政府管理。
篇5：负面清单制度
现将我校“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30条”予以印发，望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抓好落实，自觉杜绝以下行为：
1.语言不文明，讽刺、挖苦、辱骂学生，侮辱学生人格，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
2.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指使或教唆学生体罚学生的；
3.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用错误言行区分学生，严重挫伤学生自尊心的；
4.育人导师制中，由于方法不当导致所负责学生发生自杀、自残、违法犯罪等恶性事件的；
5.对学生实施有偿补课、有偿家教，私自办班或在社会培训机构兼职的；
6.向学生推荐培训机构，与培训机构合伙谋取私利，或为培训组织者招生提供便利的；
7.无教学方案上课，或备课不认真、不完成教学任务的；
8.无故不上课，或对学生作业有布置而无批改，严重不负责任耽误学生学业的；
9.给学生布置惩罚性作业，或将学生罚站、赶出教室思过的； 10.擅自停课、随意放假，或将有过错学生撵回家，擅自剥夺学生校学习和参加活动权利的； 11.公开按成绩排座次的；
12.工作日期间不请假外出，无故迟到早退的； 13.工作日午间饮酒，课堂内吸烟、使用通讯工具的；
14.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看视频、打扑克、玩游戏、炒股及其它与教学无关的网上浏览的；
15.以各种形式或巧立名目向学生乱收费的； 16.要求或变相要求学生家长为教师办私事的；
17.向学生或家长索要或变相索要财物，接受学生及家长宴请、礼品或有其他谋利行为的；
18.擅自向学生、家长推销书籍报刊、教辅资料或其它商品的； 19.在给学生调位、安排学生干部、评先推优等过程中借机向学生或家长谋取私利的；
20.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强行要求学生统一，增加学生家长经济负担的；
21.非因教育子女需要，要求家长到校，或以电话、飞信等方式为难学生家长的；
22.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师生关系等有违社会公德行为，或参与赌博、色情活动的；
23.传播、灌输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言论、思想，参与社会传销、邪教、封建迷信等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组织或活动的； 24.在考核、评优、晋级中，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的； 25.故意散布有损学生、家长、同事及学校名誉言论的；
26.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或用不负责任的方式消极拒绝工作安排的； 27.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闹事或寻衅滋事的；
篇6：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对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在一些实行对外资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要求也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让外资企业可以对照这个清单实行自检，对其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事先进行整改，从而提高外资进入的效率。但是在我国，对外资进入目前依然实行政府审批制，这使外资企业很不适应，常常在审批过程中陷入扯皮，降低了外资进入的效率。[1]2释义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与负面清单相对应的是，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即列明了企业可以做什么领域的投资。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利用正面清单来确定覆盖的领域，而负面清单则用来圈定在这些开放领域清单上，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的限制，这种做法也被当下不少国家采用，从而有效利用正面和负面清单的手段，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保护部分敏感产业。3模式准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以下简称“负面清单”），以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等为依据，列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内对外商投资项目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准入措施。负面清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2011年版）分类编制，包括18个行业门类。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国际组织2个行业门类不适用负面清单。除列明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禁止（限制）外商投资国家以及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限制）的产业，禁止外商投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项目，禁止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自贸试验区内的外资并购、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境外投资者以其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股权出资，应当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涉及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自贸试验区内投资参照负面清单执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并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有更优惠的开放措施的，按照相关协议或协定的规定执行。背景
负面清单一词出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所列的9项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位列第三，排名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之后。《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由上海市负责办理；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由上海市负责备案管理，备案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逐步优化登记流程；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试验区内试点开展涉及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内容
2013年9月30日，负面清单公布。清单写明，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业务，目前均属外商投资的“禁区”。在娱乐场所方面，电影院的建设经营受到限制，须中方控股。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业务，也仅限合作的方式。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属于外资不能进驻的领域。
此前备受关注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也在“负面清单”的禁止之列。博彩业（含赌博类跑马场）、色情业，外商也不能在自贸区投资。在体育场馆中，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经营明确禁止投资。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虽未禁止，却受到一定限制。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外商独资的医疗机构获得了准入的机会，中外合作的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也将开放。负面清单则显示，医疗机构投资受到三条明确的限制：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不能超过20年，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至于教育领域，则进一步明确了总体方案的限定。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只能以中外合资的方式开展。如果外资试图投资非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以及非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仅限合作，且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义务教育以及军事、警察、政治、宗教和党校等特殊领域教育机构，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属于明确禁止的范围。措施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依据法律法规作了大量梳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列出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190条管理措施。约占试验区内1069个小经济行业分类的17.8%。对于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最快4天企业可以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等。
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试验区将按照原有办法进行管理。而对于未列入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则将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把原来合同章程的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4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就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发表谈话，他表示，同意采用这种模式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与中国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一致。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目前为止，我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在这份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制订的目录中，列出了我国鼓励、限制、禁止外商进入的行业。所有的外商投资和商业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负面清单是给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列一个清单，明确告诉对方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那么，只要未列入名单的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相比较而言，负面清单管理可以简化对外资进入的审批管理，同时扩大开放。对外资来说，在外资准入方面更加透明，对于增强外资信心，鼓励、吸引外商投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5清单自由贸易协定（FTA）采用负面清单已经有相当长一段的时间。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被认为是最早采用负面清单的FTA之一，在美国和新加坡达成FTA之后，这种制度也被亚洲多国所仿效，但各国的做法并不一样。
例如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美国-新加坡FTA就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子领域采取了正面清单的形式，韩国-美国FTA则进一步将正面清单拓展至金融服务的投资领域，并以一个混合清单的模式允许双方金融投资领域子项目的开放程度。但日本-墨西哥FTA则将金融服务领域排除在投资之外。
一般在FTA中，各国会利用负面清单在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做出不同程度的安排，在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往往会引入对本地市场份额的要求，在投资领域则会对业绩有要求，并对高管和董事会成员的国籍做出限制，这事实上来源于双边投资协定。
业内通常认为，知道什么是不允许的，比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更能帮助服务业供应商理解在国外如何开展业务，并且负面清单也适用于未来新出现的服务活动，因为这些新的活动在FTA制定之初可能还没有出现。
但是在看到负面清单优越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正面清单的意义。知道哪些是不允许做的意义取决于开放的程度，但当某个领域的限制清单就像一本电话本一样厚时，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或许更能帮助商业人士来开展业务。一些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带有对现有政策约束可能性的正面清单可以给政府提供重要的自由呼吸空间，当政府只有有限的行政能力，来汇总所有有贸易限制政策的领域清单时，这种自由空间的给予尤为重要，包括子领域的开放，或者是一些对外资参与敏感的产业。
6挑战对于外商来讲，更重要的是负面清单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如果依旧是之前《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禁止和限制投资类别，那负面清单的价值就大大缩水。
以美国为例，截至目前已经与4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最新一起生效的是与卢旺达的BIT。美国在其附录里对核能、采矿、航空运输、通信、金融、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做出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早期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BIT都是按照产业大类加以说明，并未列出详细产业中的负面清单。但需要注意的是，与美国签订BIT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G20成员国一个都没有参与。此外，试验区内的内资企业如何审批，也尚待明确此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停的是三部涉及外资的法律，《公司法》却不在其中，有待厘清。
篇7：教师履职尽责负面清单
一、业务方面
1.不爱学习，不爱读书，专业素质不过硬 2.不善于探究，创新意识不强
3.执行学校政策规定，搞变通，打折扣，有选择性执行或执行不到位
4.对学校安排的阶段性目标任务，重要事项推进效率低下，不能按规定时间和标准完成
5.对学校布置的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不能集中力量确保完成
6.在校、上课期间不讲普通话
7.上课不负责任，课堂秩序混乱，中途离开课堂 8.提前上课或拖堂 9.未经批准擅自调课
10.无故不参加学校教研活动
11.对家长或学生提出的疑问不能及时答复 13.不备课就上课 14.不批改作业
15.不精心布置作业，布置作业不科学 16.个别学生违纪，全班学生停课挨批
17.室外课“放羊”式教学，致使学生脱离老师视线 18.考前泄露试题，监考迟到或擅离考场 19.上（下）课师生不相互问候。
20.课堂上过多关注优等生，对于学困生缺乏关注。
二、师德师风方面
1.不积极进取，事业心、责任心不强 2.没有集体观念，缺乏合作意识
3.不能爱岗敬业，没有吃苦耐劳精神
4.对学生说话不文明，言谈举止不当，不能为人师表 5.拉帮结派、散播谣言，诋毁学校、教师形象，对学校工作决策恶意中伤、歪曲事实
6.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或调整
7.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时，不履行保护学生人身安全职责
8.与学生、同事、家长发生矛盾
9.在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管理、评价中,不能公平公正对待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10.因言行不当，造成学生厌学、逃学、出走、辍学或发生各种意外
11.体罚、语罚学生，以侮辱、歧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身心伤害
12.上课接打电话或玩手机
13.在校内外看到学生出现意外而不及时采取措施或不及时上报
14.违规收受学生家长礼品、礼金 15.违规接受学生家长宴请 16.委托学生家长办私事
17.违规组织学生进行有偿补课、在社会培训班兼职 18.在评先选优、职称评聘等工作中，弄虚作假、拉票贿选、暗箱操作
19.以非法方式表达诉求、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损害学校和学生利益
20.参与或者支持色情、赌博、迷信等活动 21.穿着打扮奇异，不合乎教师礼仪要求 22.在校内抽烟
23.工作时间串岗聊天等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24.迟到、早退、不请假私自外出
25.无故旷工、旷课，不按时值班、不按时参加会议或集体性活动(升旗仪式、比赛、公益劳动、外出活动等)26.桌面零乱，摆放与工作无关物品 27.恶意损坏公共物品
28.斤斤计较，不大度，不包容，心态不阳光 29.对安排的工作找理由推诿，不接受
30.不关爱每个学生，不能公平对待学生每个学生 31.上课期间截留学生在办公室或其它地点写作业或帮老师做其它事情
32.进行微商网店的经营，在家长群或学校微信群中销售等
33.上课期间将学生赶出教室或因迟到将学生拒之门外，随意停学生的课
篇8：摸底留守儿童 也要摸清责任清单
无论是全国妇联根据样本数据推算出的6100万留守儿童，还是包括流动未成年人在内估算的近1亿人，模糊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的粗放、关怀的欠奉。底数搞清之后，相应的社会管理也该转变思路，从以往的管控转向服务的抵达。其中，提高统筹层级、全国一本账很重要，如留守儿童档案建起来后，要与流动未成年人信息监测有效对接，相应的中央转移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等也要尝试转移、流动，避免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甩包袱”拉锯。
“极草”有毒，“解药”在哪儿
日前，鼓吹“现在开始含着吃”的青海春天“极草”被监管部门认定有毒：其砷检测结果最高为9.883mg/kg，最低为4.4mg/kg，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1.0mg/kg。这片净重28克的粉片，竟卖到29888元的天价，更令人唏嘘的是，这比黄金价格还贵的“神药”，连批号都没标注。
在宣判产品的“死刑”后，大众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对造假企业的追责，更是努力戳破其背后的层层政商迷雾。总局在及时叫停相关试点后，当地监管部门为什么没有后续跟进，直到去年底才停止换发新证书？“极草”绝非保健品，也不是药品，怎么还能游离于食品的监管之外？以“创新属性”来为这样的商家“背书”，是不是涉嫌事前玩忽职守、事后敷衍塞责？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必须有人站出来说清情况、厘清责任。
网约车立法要明确“前科准入”问题
3月29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通报了网约车平台存在的驾驶员招录把关不严、违法和事故多等五大问题。据官方的通报，经初步排查，深圳市网约车驾驶员中发现有吸毒前科人员1425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1661名，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犯罪不能一概而论，有过失犯罪也有故意犯罪，还有不同类型。基于出租车行业的服务业属性和保障乘客安全之需，适当限制或许可以理解，但这准入门槛到底该怎么设，哪些犯罪类型该被限制，该限制到什么程度，应该经由充分的业界学界讨论。还有，对网约车司机身份筛查的责任主体是谁，也有待明确。可借助网约车立法契机，尽早搞清楚“前科准入”等问题，避免类似问题再引发争议。
“山寨版”罗斯柴尔德何以能在国内受追捧
媒体调查称，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近日会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之一、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资产主要管理人”奥利弗·罗斯柴尔德并非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也不涉足集团任何业务。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坦言：“的确存在着甄别方面的疏忽。”
罗斯柴尔德不过是一个姓氏而已，为什么在中国引起了如此强烈热情？或与热销的《货币战争》有关，书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相当于“2000多个马云，800多个比尔·盖茨”。即便正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琳·罗斯柴尔德评价该书“很荒谬”，但难以阻挡山寨的罗斯柴尔德在国内备受追捧，频频成为各种论坛的座上客。什么时候国人不再膜拜“罗斯柴尔德”了，金融市场的建设就从蒙昧向现代迈进了一大步。
快递包装废弃物处理时不我待
据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突破200亿件，但在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快递包装物料的极大消耗。有媒体报道，去年快递行业大致消耗了塑料编织袋29.6亿个、塑胶袋82.6亿个、包装箱99亿个、胶带169.5亿米、避免撞击的缓冲物29.7亿个。
海量的快递业务量势必带来巨量的包装废弃物。可遗憾的是，只有部分被回收再利用，大多数废弃包装材料被当成生活垃圾直接进了垃圾场被焚烧或填埋。尽管有识之士呼吁尽快建立回收体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快递包装废弃物处理至今还没有个眉目。以环保的名义，尽早形成共识才是出路。即使是以公众的身体健康和消费安全的名义，也需要尽快对于快递包装废弃物有妥善的处置。
鼓励大学生购房不是去库存的捷径
海口祭出房地产去库存新政：鼓励企业引进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对引进人才予以购房补贴。国家985和211高校毕业生等在海口市工作并缴纳3年（含）以上社保，购买首套新建普通商品住房的，政府予以不超过2万元的住房货币化补贴资助。
尽管海口方面给出的奖励理由是，企业引进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但不难看出，它指向的依旧是房地产去库存。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出台规定，鼓励大学毕业生购房，然而他们并无购买能力，纵然有大学生选择购房，可能也多是由父母来承担购房支出，这会不会助长某种“啃老”的风气？鼓励大学生购房，对现实的去库存其实效果有限。要破解库存困局，根本之途是让房地产市场回归良性发展。
个税改革应着力减轻工薪阶层的负担
《2016年中央财政预算》显示，今年中央财政的税收收入预算数较上年执行数增长3%；其中，个人所得税预算收入为5680亿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9.8%。在“2016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中所列的13类税收收入中，今年个税预算收入的增长率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国内消费税和资源税。
在个税收入中，工薪所得税是最大的组成部分，而这恰好是个税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真正的富裕阶层并不是靠工薪收入，他们缴纳的个税少；而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的工薪阶层却缴纳大部分个税。这种不公平，才是个税改革最应该解决的问题。个税改革的目标是更加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提高起征点是现在就可以采取的措施，不但合理，而且简单易行，有先例可循。
抓了“骗子领导”尚未治本
据报道，从今年初到3月29日，广东警方先后抓获236名电信诈骗嫌疑人，这些人九成是广东茂名电白人，向全国各地拨打电话：“猜猜我是谁”、“我是你领导”、“来我办公室”，手法不断翻新。
篇9：群众路线个人负面清单
（一）形式主义方面问题(5条)
1、专业理论欠缺，思考不够深。对工作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培训，比较注重急事急学，理论思维的高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理论指导实践还不够得心应手。
2、习惯于一般流程，计划跟不上变化。时常以常规性的思维，常规性的程序，完成常规性的工作。创造性思维不多，创新性工作不多。
3、缺乏拼时间和挤时间的思想，对大事、难事，有走一步、看一看的想法，短时间内找不到很多解决的办法。
4、工作之中，走的不够多，问的不够勤，解决的问题不够难。也发生过以电话代替走访，以邮件代替见面的情况。
5、讲话偏长偏空，对某些具体的县情、实情结合不紧密，缺少针对性和操作性。
（二）官僚主义方面问题(5条)
1、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还不够，致使自己了解的有些情况存有片面性。
2、对自已份内工作比较上心，其它工作相对考虑较少。
3、习惯于当场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对一些影响和制约长远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研究得不够。
4、听到的好话多，看到的好事多，对阴暗角落知之不多，对负面人物不敢较劲。
5、与同事的日常交心了解不够，有效联系群众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单一，面对面与百姓交流的平台和途径不多。
（三）享乐主义方面问题(5条)
1、觉得自己工作也做过不少、贡献也有过一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思想上放松了要求，敢说敢拼的冲动少了，较真碰硬和争先创优的力度还要加大。
2、在这个环境工作没有硬指标、急任务，主观上有享受这份安逸、和谐的想法，客观上在工作中少了锐气、创新，大刀阔斧工作的劲头不如从前。
3、基层调研时，到基层村镇、群众家中去的少，调研的覆盖面不够宽，对基层实际了解得不够全面，有价值的调研成果不多。
4、有“好人主义”倾向，怕得罪人，不敢碰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5、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过紧日子、苦日子的思想有所松动，对困难群众理解不多，到老百姓中及时解决困难问题不多。
（四）奢靡之风方面问题(5条)
1、廉洁自律方面约束不够，在八项规定出台前，也参与过公款接待上级领导的活动，抹不开情面严肃拒绝和制止。
2、存在白天开灯，不冷也打空调的现象。
3、对社会上存在的特权现象见怪不怪，觉得社会风气的整治不是一己之力能够奏效的，缺乏匹夫有责的斗志。
4、过去也认为招商引资、做群众工作不喝点酒，感情深不了，工作做不来。
篇10：资产支持政权负面清单解读
原文：
一、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但地方政府按照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下应当支付或承担的财政补贴除外。
解读：按照本条规定，除了项目企业采取PPP模式形成的基础资产可以设计成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外，其他“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就不能再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了。PPP模式下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授予项目业主特许经营权方式，社会资本业主将项目建成并负责运营，运营收入来源主要为使用者付费形式，运营期满后移交政府；一种是社会资本项目业主负责将项目建成并运营，运营收入来源为政府付费购买；另一种是社会资本项目业主的收入来源为使用者购买与政府财政补贴结合形式。上述采用PPP模式建成后收入来源现金流稳定持续可靠，采特许经营权方式建成运营的项目收入属于项目业主资产收益类的基础资产；而运营收入依靠政府付费购买或者政府财政补贴方式形成的基础资产属于项目公司的债权类资产，均可以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
“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是指以下情形：一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或下属子公司项目收入来源直接依靠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支付，即项目（公司）是债权人，地方政府是该项目（公司）的债务人。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分类管理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指示精神，此类平台形成的债权类基础资产不能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形式筹集资金，如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采用BT模式建成后，其合作相对方形成的债权类基础资产，政府就是直接债务人；另一类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担保或者承诺为其债务兜底而形成的或然负债，此时政府就是间接债务人，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作相对方以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权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则属于本负面清单管理之列。
下面以原始权益人以对政府的BT 债权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图加以说明：
原文：
二、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为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本条所指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是指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解读：“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为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是指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合作方为债权人，地方融资平台为债务人而形成的债权类基础资产。此类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是民间社会资本法人，其以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权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因此类政府融资平台属于国务院相关文件中清理整顿、分类管理范围，其最终地位取决于融资平台公司业务范围是公益性还是自营性，若属于公益性（如政府保障房建设等），政府最终为平台公司的债务兜底，此类基础资产就可以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而自营性平台公司则在经营上自负盈亏，其在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债务是自营债务，政府不存在为此类融资平台公司财政支付和财政补贴责任，由于未来现金流不稳定持续，故不能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原文：
三、矿产资源开采收益权、土地出让收益权等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解读：矿产资源开采收益权更多属于项目资产收益权，其收益受制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波动影响，现金流收益不稳定；土地出让收益同样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太大，现金流收益不确定，也不是资产证券化的适格基础资产。这两类基础资产现金流还均缺乏可预测性，受外在市场环境影响太大。不过，上述资产虽不好实施资产证券化，却可以进行准资产证券化——采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方式融资。
原文：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与不动产相关的基础资产：
1、因空置等原因不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不动产租金债权；
2、待开发或在建占比超过10%的基础设施、商业物业、居民住宅等不动产或相关不动产收益权。当地政府证明已列入国家保障房计划并已开工建设的项目除外。
解读：这是指不动产证券化（Reits）。一般认为，不动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最恰当的是已经建成的商业地产与工业园区出租人出租不动产使用权而产生的租金债权；至于在建的不动产一般认为不是恰当的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因此该条款才规定将“待开发或在建占比超过10%的基础设施、商业物业、居民住宅等不动产或相关不动产收益权”列入负面清单。而将国家建设的保障房纳入准许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范围，笔者的理解仍然是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与可预测性。一般在建商业地产与工业地产的资金来源不外乎由开发商的少部分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与地产的销售收入三类资金组成，而若通过不动产证券化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其还款来源不外乎是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收入，但房地产销售受市场因素与政府宏观调控影响较大，政府保障房由于在建设期间资金来源有保障，建成后销售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小，现金流稳定持续，故被排除在负面清单之外。
原文：
五、不能直接产生现金流、仅依托处置资产才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资产。如提单、仓单、产权证书等具有物权属性的权利凭证。
解读：提单、仓单与产权证书等之类的权利凭证，一般认为属于准物权，本身不能产生现金流，需处置后才能有收益，且只能一次性而不能分割处置，不是资产证券化的适格基础资产。
原文：
六、法律界定及业务形态属于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资产组合，如基础资产中包含企业应收账款、高速公路收费权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资产。
解读： 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权属明确，可以产生独立、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基础资产可以是单项财产权利或者财产，也可以是多项财产权利或者财产构成的资产组合。”至于基础资产能否是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构成的资产组合，规定中无相应明确条款。试想：某原始权益人企业既有应收账款类债权资产，又有收益权类的资产，若将其两类业务不同，法律权属相异的基础资产打包在一起发行证券化产品，则至少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违反基础资产的法律权属明确原则。权属明确的含义只能指基础资产归属于一种权属，而不能够是债权与资产收益权两种权属的混合。二是资产池现金流的归集风险增大。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统一归集到专项计划托管账户中，若该账户中既归集有债权类资金，又归集有收益权类资金，则两类资金会发生混同，对账户监管不利，容易引发财务与法律风险。三是信用增级措施触发条件与操作流程不同，债权类资产经营现金流更多受到个别债务人自身经营情况的影响，收益权类资产经营现金流更多受到外部市场环境影响，二者并不兼容。将“法律界定及业务形态属于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纳入负面清单是正确的选择。
原文：
七、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资产。
解读：不赘述。
原文：
八、最终投资标的为上述资产的信托计划受益权等基础资产。
解读：将上述已纳入负面清单基础资产转化为信托受益权等基础资产，再将该信托受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证券化，则属于基础资产的再证券化，是更加抽象的远离原始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当属禁止之列。当然，如果是以未纳入负面清单基础资产转化为信托受益权等基础资产，再将该信托受益权证券化自然是允许的。
篇11：学校系部、学院“负面清单”
一、严禁擅自组织教师、学生集体外出旅游、参观、考察、参加庆典等活动。
二、严禁有偿补课，或利用公共教育资源、教学场地为各类培训机构和个人举办有偿教学、补习、培训活动和提供教学设施、场地。
三、严禁在职教师未经批准校外兼课、兼职，举办收费辅导班、有偿补习，参与或要求学生参加社会办学机构举办的各种培训班、补习班等。
四、严禁系部和教师向学生介绍、推销、代购或允许经销商推销未经学校批准、审定的教辅资料。
五、严禁工作时间擅自组织无关教育、教学活动的游戏、娱乐、聚会等活动。
六、严禁不经学校教学主管部门批准随意停课或调整教学计划。
七、严禁系部未经批准私自采购物品。
篇12：中国改革需要开列“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是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其直接作用是列出不开放的行業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的清单，明确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行业的范围，清单之外的领域和行业对外商充分开放。
此次上海自贸试验区公布的负面清单，共涉及18个门类、190条管理措施，约占试验区内1069个小经济行业分类的17.8%。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比例比较适中，体现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诚意和力度。
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国家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创新“试验田”，上海自贸区承担着在较短时间突破现行体制困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示范效应带动、服务全国的重任，其探索和创造的经验，可望对其他地方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自贸区首推的“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就应当是这样的改革经验。
在一个日渐开放的市场，禁止和限制企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应当越来越少，允许企业自由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应当越来越多，以“排除法”明确企业投资的禁区和限制区，比以“列举法”划定企业可以投资的范围，不但在技术上更为便捷，在道义上也更有优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以“排除法”明确了企业投资行为的禁区和限制区，在禁区和限制区之外行业和领域，企业享有充分的投资自由。这不但减少、弱化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制，也简化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理手续，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自身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政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才能适应并服务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行政精简化的要求，而这正是上海自贸区被赋予的四项改革重任。
由上海自贸区说开去，推而广之，以“排除法”明确企业、社会和公民权利的禁区和限制区，意味着需要以“列举法”规范、限定政府权力的行使范围。对企业、社会和公民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禁区、限制区之外即是自由区，禁区和限制区越来越小，意味着企业、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行使范围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权力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凡法律未列举政府可以行使权力的地方，都是禁止和限制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
随着缩减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和市场下放权力的政府改革不断深入，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势将有所缩小，边界将日渐清晰，意味着政府行使权力的禁区、限制区将越来越大。
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成为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改革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要为企业、社会和公民权利开列更具体的“负面清单”，同时为政府权力列举更规范的“正面清单”，使企业、社会、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各行其道，各敬其事，共奏深化改革开放的和谐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