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精选8篇）

篇1：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一、农民工工会建立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十一五”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城市发展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提到农民工这个词，现在人们总是将其和贫困、卑微这些词联系起来。一直以来，农民工始终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现在农民工在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工资水平与福利待遇较低，不公平的薪酬结构和晋升机制，恶劣的工作条件，不完善的申诉机制，不确定的就业保障等。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能够“体面”的工作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对于农民工来说，个体力量十分弱小，维权就一定要形成组织的力量。农民工权益遭到较普遍的侵害并且容易遭受侵害，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工是在“单兵作战”。没有自己的组织作为载体和后盾，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又缺乏其他诉求渠道和手段，在与企业、雇主的交涉和较量中，势必处于弱势境地。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往往不取决于它包含成员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或组织形态。因此，农民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与雇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所以农民共需要工会这样的组织。

二、农民工工会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会只面向和保护拥有城镇居民身份的职工，数以亿计的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一直被排除在工会之外。直到2001年，我国新修订的《工会法》出台，才第一次把进城打工的农民界定为“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流动工人”，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民工拥有参加工会组织的权利。现在东南沿海很多地方都有农民工工会的实践，全国总工会、地方总工会和各基层工会也都积极吸收农民工加入。但是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入会率还是比较低的，另外就是很多工会组织的性质更像是一个慈善机构，不是代表农民工群体参与劳资谈判，为农民工争取更多的权利或更优厚的福利，而是在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向资方索赔。这样工会的作用大大消减，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所以，我认为应该建立以农民工为主体、让农民工自身有话语权和管理权的能够代表农民工在工作场所以及整个社会中利益的工会组织。

三、如何组建农民工工会

(1)法律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会首先要符合法律规范，这就要在建立农民工工会时报告上一级工会组织批准，并且农民工工会也一定要隶属于我国的工会体系，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总工会的领导。

(2)组织策略：要组建农民工工会，首先要获得农民工的支持，让他们了解农民工工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而不是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监控；由于农民工群体知识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仅仅依靠农民工自发的组织、建设和运作工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农民工工会的筹建过程中，就要积极寻求上级工会以及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3)管理方式：农民工工会应该通过选举来选出那些比较有权威和正义感的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工会的选举必须民主公开尽力向直选发展，农民工工会的运作形式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让农民工亲自参与工会的管理和运作，这样大家才能相信工会。

(4)经费来源：在西方国家，为了防止资方通过财务帮助的方式控制工会，法律一般对企业资助工会持否定态度，一般禁止公会接受资方的援助。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的现实情况，所以我国工会法肯定了企业资助工会，并把企业为工会提供经费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农民工工会经费的来源一方面是农民工缴纳的少量会费，另一方面就是所在企业拨缴的经费，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获得政府的帮助。

四、农民工工会的作用

现在有很多的工会组织名存实亡，工会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织部门，并由组织高层进行工会人事任命，已经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行动。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小福利发放及娱乐活动组织。而我们要组建的农民工工会要能真正代表农民工利益，发挥工会在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和工作报酬方面的作用。具体有以下几点： 1.农民工工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代表农民工与资方进行谈判，农民工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报酬，迫使资方完善就业保障。

2.农民工工会要为会员提供一个健全的申诉渠道，当会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要能为会员提供保护，努力为会员讨回公道。全面、准确、及时地表达会员的意愿和要求，这是切实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前提和基本要求。

3.农民工工会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这不仅仅是指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现在农民工一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容易受到歧视，农民工加入工会可以获得更多的与管理方打交道的机会，可以勇敢的与管理方抗争而不会受到惩罚，这样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平等意识，而不是受资方颐指气使。

篇2：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摘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使得农用地数量减少，而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出现下降.政府应该完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制定合适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保证失地农民能够拿到相应的补偿资金，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关键词：土地征收 土地征用失地农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的发展阶段，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然而，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过多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很多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出现下降。

1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概念的界定

土地征收是2004年宪法修正后的新词汇，很多人习惯将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进行混用，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文件和报告混淆 “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两个概念。实际上，二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征用的法律后果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征用结束后需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而最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老话题，征地补偿费一般都是指土地被征收之后的补偿资金。土地征收所出现的问题

2.1城市化使农用地锐减，总体质量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原有城镇势必会向外围延展，城镇周边的郊区及农村集体土地不可避免的将会被占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较快，但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时候，过多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并被粗放利用，造成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数量的锐减，同时造成农用地总体质量下降。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1世纪我国耕地资源前景分析及保护对策》指出，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而且，上述用地数据都是合法审批征用前提下的用地数量，还不包括违法征地的情形。据卫星遥感资料统计，前些年违法用地数量一般占用地数量的20％ ～30％ 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80％。而许多农村集体被征收后都被粗放利用，有的甚至闲置。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全国开发区目前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已超过现有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其中有相当多的耕地，有的还是高产农田，城市化建设占用了高质量的耕地，却不能开发同等质量的耕地，只能以低

[1]质量的耕地代替，而根据数据，目前全国开发区土地有43％闲置。

2.2很多失地农民未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资金

虽然现在经济发展了，很多年轻的农村居民去城市务工，然而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承包的土地，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父辈在农村生活着，可以通过土地取得一份收入，虽然不多，但是足够他们父辈们的生活费用了，如果情况好的话，还可以负担这些年轻农民的子女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当这些年轻的农民老了之后，只能回到农村来靠自己承包的土地赚取生活，这种现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而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就变为国有土地，与原农村集体再无任何关系，所以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强制性征收后就等于永久性的失去了这块土地。从这可以看出，农民失去土地之后，从现在看来是使他们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在将来势必是让他们失去了谋生手段，所以当他们的土地被征收后，应该让他们得到合理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应该使他们在以后依然能以原来生活标准或略高于

原来的生活标准生活。

从近几年所获知的情况来看，真正得到相应补偿资金的农民的数量不多，主要原因是

（1）国家和征地单位以及个人在支付了征地补偿资金后，这部分资金很多被层层非法克扣，当到达农村基层单位时已经少之又少，然而这些资金大多又会被农村村委会集体以各种理由给扣留；例如，用这笔资金进行农地水利设施的建设、修建公路等，然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投入进去，大部分都进了私人的腰包。（2）土地补偿费的归属: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应该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与不能就业的人员的生活补助。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指什么、怎么确定成员、运作机制如何？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很自然的，在农村（尤其是在不算发达的地区）农村村集体委员会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而土地补偿费也自然归村委会所有，而这些资金也很少能像法律规定那样被运用。[2]

2.3征地补偿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造成一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主要是指耕地，其它土地的补偿标准，各个省市自治区有相应的规定）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30倍，从表面上可以看到，这个补偿标准设定的很合理，因为每户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后，一次性可以得到的补偿资金是每年种地收入的10倍至30倍，可从实际来看并不是如此，有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并没能够维持原来的生活标准。

近年来，中部城市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大致如下：一类为水田、旱地、菜地、鱼塘、园地，按13000—15000元/亩；二类为有林地、苗圃、疏林地、灌木林、农路、坑塘、工矿用地及居民点、空闲地、水工建筑、水库水面、荒草地、河流等，按5500元/亩补偿，其中青苗补偿500—900元/亩，已付地面附着物补偿的，不再支付青苗补偿费。这上面的征地补偿费是指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根据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公布的数据，土地补偿费是耕地前三年年平均产值的8倍，而安置补助费是耕地前三年年平均产值的12倍。这个补偿标准相对于土地管理法中的规定，显得比较高了，但是和实际情况比较就显得比较少了。根据湖北省官方公布的标准，每户失地农民得到征地补偿资金的在1-3万之间，假定征地补偿资金能够完全到达农民的手中，也只能保证这些农民在近几年的生活水准不会下降。如天门市开发区群力村距天门城区仅4里～5里路，土地征用前总耕地1340亩，当前仅剩下100余亩耕地，即占九成以上的当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多以打工收入为主。在对当地5家农户的访谈中发现，征地以后五户家庭年总收入60000元，比征地前的90000元减少33．3％，户平减少6000元。征地以前家庭的柴、米、油、菜等大宗消费品都是自给自足，征地以后这些日常消费品只能从市场上购买，一户仅米、油、菜三项一年就要多开支4000多元，且水、电、煤、气等物价上涨，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

[3]担而。对于那些“三无”（种田无地、就业无能、低保无份）的老人，以往少量田还可以维持生计，可土地被征收后，靠那少量的征地补偿资金，老人在几年以后生活陷入困境；而对于那些有孩子在外读书（尤其是大学）的农户家庭，本来生活就显得比较拮据，在土地被征收后，生活会出现更大的困难，而有些农户势必会面临让孩子辍学的困境。对于正值青壮年的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还有能力出去打工，生活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而当他们年老后，如果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覆盖整个农村，那么相应的困境便会发生在这些年轻的农民的身上。

3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的对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农村人口达7亿多人，即使到了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

到58%，我国仍将有6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许多农民本来生活就不富裕，如果失去土地后得不到相应的保障，那么这些农民的生活将会变得艰难。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应该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让这些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仍能够以原来的生活标准的生活。

3.1完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

要想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首先得靠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1）让农民了解土地征收的方方面面，主要是土地补偿方面；同时应该从法律角度去认识土地征收，其次真正做到让征地程序透明化，让多数农民能够真正参与征地过程，发挥相应的作用，同时让广大农民的监督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府的征地行为。（2）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穷尽性”的列出那些公共利益的用途，超出这个范围的，政府不能再动用国家强制力征收，根据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公共利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军事、教育、医疗用地②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③能源、交通、水利用地④国家或省市的基础设施及大型工程用地⑤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⑥特殊用地，如监狱、劳教所等；（3）对于土地补偿费的归属，应该主要考虑到土地承包使用权，而适当的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其中土地补偿费的30%可以交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部分由村民委员会代理），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

[4]体成员的再次分配或农村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剩下的70%的应该全部发放给失地农民；

（4）对于安置补助费，现在大部分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本身没有什么技能，很多的失地农民被安排就业后，用人单位不愿意花钱和时间去培训他们，很快就被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给辞退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将安置补助费全部发放给农民,而不用过于担心失地农民会把安置补助费全部花掉。土地征收工作开展之后，政府应该迅速对那些失地农民免费提供就业培训（很多农民是很愿意去学习的），尽快让他们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并出台相关的有利政策，鼓励他们去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而对于土地征收中的违法行为，国家应该不断制定更为严格和完善的法律，并有公正的执法者去惩处那些违法行为。

3.2制定合适的土地补偿标准，保证失地农民能拿到相应的补偿资金

政府以城市化建设作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大量的农用地，其中有一部分土地确实用于公共目的，那么这部分土地的补偿标准可以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但是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应低于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25倍左右，同时其测算耕地年产值体系以及其他土地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公正而且标准的，应该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去实地考察情况，在计算时应该统一采用征地地区高质量耕地的三年平均年产值作为这个地区的测算标准，这样每户失地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资金可成为足够的资本去从事其他工作；而还有一部分土地被政府以低价征收而高价出让后，使得这部分土地增值高达数十倍，这部分土地的补偿标准不能以土地原产值计算，而要以现有的市场价格制定合理的标准，综合考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三者的利益。对于土地征收补偿资金的发放，根据现实的需要，所有的补偿资金由银行（一般信用合作社）统一管理，征地补偿资金由征地单位直接将钱汇入专用账号中，而且要在土地征收工作开展之前，在规定的时限内，让所有的征地补偿资金一次性到位，土地征收工作结束后，农民凭借个人身份证去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费。

3.3将年老的及生活艰难的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以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所以目前不能够要求将所有的失地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然而那些以微薄的土地收入才能勉强度日的老人及生活十分艰难的家庭应该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起码为他们设立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三部分。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征地补偿资金，二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投入以及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的话，这些失地农民每个月都能够领到最低生活补助，从而能有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从事

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收入不会高，但这足以能保障日常开支；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将该地区的所有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而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之后，应该逐步将所有的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3.4合理处理经济发展和土地征收之间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区通过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城市化建设，使得这些地区能够快速发展，这种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带表现的比较明显；然而还应该看到的是，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征收了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开发区，通过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入驻，以期能够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往往都是在发达地区生存不下去的企业,这些企业本身技术含量不够、集团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强度不够，往往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而一些地区征收了很多地作为开发区，却少有企业入驻，这样不仅没有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大量失地农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地区政府应该要有长远的眼光，能够在经济增长和土地征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为了发展经济而征收土地的时候如何能最大限度的去保障农民群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武光太，房茂利.论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新余高专学报，2009(2):47-49

【2】土地补偿费应该支付给谁，实践中是如何使用?[J].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09

（5）:51-51

【3】 王春超，李兆能，李颖.农村土地征用中的困境与对策—来自湖北农户的调查证据[J].湖北社会科学.2009(7):70-73

篇3：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及自身优势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是指父母为农民工, 且其自身在城市中成长或有留守农村经历的一代人”, 他们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 一般在16岁以上, 户籍在农村, 生活在异地, 从事非农产业。据统计, 当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亿人, 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 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左右。”在这里,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主要体现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物质和精神追求、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都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 追求的目标也更加多元化。”他们与父辈相比较, 具有诸多自身优势, 主要表现在:

1. 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

由于国家、社会与家庭的普遍关注, 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主要表现在, 由于经历了比较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高中教育或中等职业教育, 使得他们更易于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 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具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他们与当代文明的接轨, 培育了他们更为开放的思维与眼界, 正日益成为城市文明的建设者与追求者。

2. 拥有较高的职业期望与愿景。

由于身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 面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社会变革的日益加速,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甘愿做“廉价劳动力”, 他们在关心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安全保障、企业发展的同时, 希望通过职业能力夯实、职业技艺提高与职业素质养成, 以实现由来自农村的“打工仔”向城市的“新成员”的角色转换与身份转变。

3. 更注重自身权益维护与保障。

良好的教育背景与较高的文化素质, 使得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工资待遇的公正性和工作环境的安全性, 更加关注自身权益维护正当性与权益保障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当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时, 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加以维护。因此, “与父辈相比, 他们更注重自我, 更注重权益保护, 更注重发展前途, 他们绝大多数是希望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和城镇居民。”

4. 具备比较强烈的城市认同感。

因为, 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与较高的职业期望, 所以, “就行为特征而言, 区别于其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务工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发展型+消费型和家庭型’务工方式”, 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具备了比较开放的思维方式, 比较务实的消费理念, 对城市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都有的比较强烈的认同感。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利益诉求

1. 期望提升技能和文化素质。

实践证明, 对于劳动者而言, 接受教育程度越高, 渴望获得职业技能提升与文化素质提高的愿望越强, 有效掌握与充分利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越强。有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 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 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 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由此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对劳动技能的需求、对提高素质的愿望都是比较强烈的。然而, 由于受到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普遍缺失、劳动时间与工作强度的双重压力, 特别是职业教育培训的不健全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提升技能与文化素质的期望却很难得到切实维护与有效保障。

2. 渴望获得城市的普遍认同。

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建设者和城市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更渴望获得城里人的充分尊重, 更期望过上城镇的幸福生活, 更期望获得城市的普遍认同。有数据表明,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有71.4%的女性认为如果条件允许, 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而男性做出这种选择的比例为50.5%。”之所以会有这样强烈的期望, 根源在于他们在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奉献了青春与热血, 对工作与生活的城市饱含深情与充满渴望。“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这种主观上的城市社会认同目前还没有得到城市政府、社会和居民的理解和接受, 但毫无疑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城市社会认同的愿望将更为强烈。”

3. 要求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与自己的父辈相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与生活中对城乡二元结构, 特别是城市与农村户籍制度差异带来的身份困境与现实障碍更加感同身受, 这就使得他们更加关注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尤其是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这种维权愿望就更为强烈, 在与现实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过程中, 这种维权能力也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 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或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或是通过媒体寻求帮助, 或是通过劳动仲裁解决问题。但是, 由于缺乏完备的法律知识、健全的制度保障和政府的有力支持, 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依然任重道远。

4. 需要获得必要的人文关怀。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 期望不断提升职业技能与文化素质, 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与思维, 但是, 对于他们而言, 能够获得城市的普遍认同比获得稳定的工作更重要, 能够获得有效的权益保障比获得高额的薪水更重要。然而, 企业流水线工作的单调与枯燥、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与障碍、“建设者”与“局外人”的尴尬与无奈、维权意识的强烈与维权能力的乏力等种种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使他们在学习、工作与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着失落、孤独、困惑、无助、空虚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的切实解决, 他们需要获得来自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全方位的人文关怀。

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政府责任分析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上述利益诉求,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 各级政府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即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资金、制度、政策领域的有效保障与有力支撑。

1. 规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加大财政投入, 政府应把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列入公共财政支出, 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有条件的地方政府, 应尽快“出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各级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体责任地位, 推行对职业教育机构和企业培训的直接补助。”强化组织领导, 政府要定期研究与部署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问题, 科学制定规划、出台实施细则、加强组织领导, 要将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列入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目标考核, 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突出重点, 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与政策。提供全面服务, 政府应通过建立设计科学、动态管理、彰显特色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全面的、及时的、有效的服务, 各级种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式的个体差异性, 有针对性地“实施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等, 在培训期满后, 经劳动人事部门考核鉴定, 政府应为合格者免费发放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2. 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政府应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为突破口, 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在住房领域, “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让他们在城市买得起房, 住得起房, 租得起房。”与此同时, 要在制度与政策制度上, 要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整体迁移到城市后的公共服务保障, 使其充分享受到城市人应有的待遇与福利。特别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 政府应给予其与城市职工子女同等的“国民待遇”, 除了进一步规范与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与发展外, 还应该允许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入优质的公办学校读书;在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方面, 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其社会保险的参保率, 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事实上, 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的突破口, 妥善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事关他们根本利益的问题, 才能切实解决他们的身份尴尬, 才能使广大农民工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 进而不断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3.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

政府要为培育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与能力, 鼓励与引导他们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进行及时、有效的维权, 通过建立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与利益整合机制, 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政府要规范与督促企业为新生代农民工依法、足额、及时缴纳“五险一金”, 要通过行政监督与劳动督察等方式, 对工作在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的情况进行重点监督与监察, 确保各级各类中小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全员参保。政府要健全与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济制度, 使他们能够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同等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济权利。

4.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与父辈相比较,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身优势, 但由于长期不被城市所接纳, 处于一种游离城市生活的尴尬状态, 这种“边缘人”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倍感孤独与痛楚, 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或利益诉求无法表达与实现时, 甚至会产生悲观厌世与报复社会的心理。为此, 政府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 进而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要认真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修养, 提升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质;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自我教育、自我调适、自我完善, 指导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科学的方法、恰当的方式、有效的手段缓解内心压力;要通过素质拓展、心理讲座、个别辅导等途径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抵抗挫折、迎接挑战的能力, 培养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要引导企业成立心理健康咨询机构, 有专门人员从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咨询、疏导, 促进新生代农民身心健康发展。

篇4：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关键词】 农村 社会保障 存在问题 解决途径

1.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1农村社会救济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

由于农村财政汲取能力低、社会集资能力低、个人支付能力低,从而使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大、筹集资金贫乏、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薄弱,虽然有关部门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过种种努力, 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社会救济依然存在种种问题:

1.1.1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 农村弱势群体是低收入农户或农民的集合,其中包括大量的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其弱势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平均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经济收入差距巨大、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中,最明显且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存在的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中为温饱问题所困扰的人口,是社会结构中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1.1.2 农村五保户救济制度农村五保户救济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救济事业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集体经济组织统包统养的五保供养形式 。近年来,我国的农村五保救济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经济形势、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五保供养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逐步解决。我国从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型阶段,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2亿人,其中80%的老人在农村。五保对象的比例增加的可能性更大。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保对象的供给标准相应提高;五保供养形式与减轻农民负担有所矛盾。国家为稳定农村社会,增加农民收入,各级政府强调乡镇统筹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且统筹金额几年不变。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供养的实际标准,不应低于当地农民一般生活水平。在筹集五保对象供养钱粮的过程中,政策有矛盾,认识不统一,工作难度大,困难重重。

1.2农业生产保障

土地在农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以土地保障为核心的。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出现了新的特征,但土地保障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然而,目前土地保障功能正在的弱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保障作用已日渐减弱,土地这一最后保障因而出现“虚化”。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

1.2.1农业收入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考察土地保障功能的强弱,可以从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析得出。从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结构看,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非农业收入的增加,并且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可见农业收入比重的下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现的持续下降趋势,反映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1.2.2工业化、城鎮化导致耕地减少,失地农民增加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一种普遍流行趋势。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另一结果是耕地的减少。

1.2.3土地提供的就业保障不充分,农村居民失业风险产生且加剧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为农村居民所提供的就业保障不充分。随着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越积越多。而加入WTO后,在农村就业方面,总体影响是负面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1.3农村医疗保障现状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主要是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以及基于亲情、友情而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所提供的非正式保障,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共同构筑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网络。然而在农村,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家庭的互助互济来提供医疗保障,随着家庭小型化以及农民所面对的医疗风险日益增多,家庭的保障能力显得力不从心,所以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然而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尚不成熟,在现阶段只能建立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合作医疗制度,来解决农民就医看病难的问题。但合作医疗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1.3.1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与每日的吃饭、穿衣不同,侥幸的心理广泛地存在于农民之中,看病的花费不属于刚性支出,这些随机潜在的风险尚不能使没有多少余钱的他们产生固定的医疗消费投入意识。刚刚开始宣传的时候,农民的积极性非常之高。但是,叫农民真正拿钱的时候却非常困难。

1.3.2合作医疗报账难、程序复杂这一直是困扰农村合作医疗发展重要瓶颈之一。

1.3.3农民与医疗机构间的信任危机许多群众对卫生院、乡村医生的医疗技术、职业道德和乡镇一级医院的管理服务水平缺乏信任,认为尽管国家给了补助,但定点后,医生可以小病开大处方,随便多开药,最终付出的药费比不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还要多,得不偿失。如果这种歪风不禁止,农民微薄的合作医疗报销资金势必在短期内可能消耗殆尽,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同样受到影响。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机制的措施

2.1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土地保障功能,再造土地保障能力,首先就是要改变土地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状态,而土地保障功能呈持续弱化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决定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进而决定农村社会保障状况。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对于土地利用上侧重于公平而忽视效益,导致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生产功能不高,农民通过劳动而取得生产性土地收益有限;对土地的实际价值反映不利,农民基本上不能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而取得土地的财产性收益。现行的土地制度导致农民不能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土地收益的低下使得土地不能发挥应有的保障功能,土地保障功能呈现弱化状态。土地的生产功能是土地保障功能的基础,土地生产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土地保障功能发挥,完善的土地制度应该能够合理协调二者关系。完善现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要本着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引入市场机制,将农村土地资源定位为一种可资本化的生产要素,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2.2积极探索资金筹措的有效途径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的工作,只有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才能保证这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从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途径主要有: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筹集资金要从单一主体化走向多元化;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投入力度;要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变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要引导和鼓励农民自身积极投入参保,完善补贴政策;要提高政府和集体对农民参保的补助比例,通过政策激励,吸引农民参保。

2.3健全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三项制度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很多,但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与愿望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重点。

2.3.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它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正确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据调查,需要保障的对象一般占农村人口的5%～6%。

2.3.2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致有合作医疗、统筹解决住院费、预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为普遍的形式。实践表明,村办村管、村办乡管、乡村联办、乡办乡管等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广大农民通过互助救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好办法。需要注意以下两点:正确选择合作医疗的形式及内容;合理补偿医疗费用卫生系统在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公示制度、报帐规程等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完善。

2.3.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注意以下两点:正确规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和缴纳方式;切实做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及保值增值工作。

2.4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要从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社会力量和社区组织来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社会化,强化农民积极参与意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长远目标应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近期既要正视这种现实差别的存在,又要努力缩小差别,特別在制定农村社会保障办法时,应对参保农民转移到城镇后,其社会保障关系如何向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做出明确规定;保障项目、保障办法、保障水平等要切实可行,既与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又能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物质保障与服务保障的关系。既要保障物质上的基本生活,又要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建立一个功能齐全、覆盖面广、规范透明的农村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络,应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国家财政可以根据财力的状况,在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一方面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一方面要不断增加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际上,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样,政府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工作,其本身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

2.5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

社会保险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和核心,是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而社会保险的这一强制性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保险在农村进展不力,举步维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保险立法滞后,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主要应该抓好以下两项工作:要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法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和农村残疾人保险法等;要抓好地方性法规的建设,鼓励与提倡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保障办法。

篇5：损害农民群众利益问题

作自查报告

根据县教育局要求，我校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了工作专班开展相关工作，迅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自查，切实抓好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地核实，并逐条予以整改。现将我校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

接到县局文件通知后，我校召开了专题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对我校是否存在损害农民群众利益问题情况的调查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并由校长熊友琴牵头，认真开展自查工作。

二、减负政策明确、条例宣传到位

几年来，学校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的收费政策为依据进行收费，没有使用任何与现行政策有抵触的收费文件和政策。严格执行上级收费政策，并将学校收费进行公示，确保向每一位学生家长宣传到位。

三、、收费项目规范，我校在收费方面主要是坚持“四公开、二设立”的做法。四公开：即公开教育收费政策、公开教育收费项目、公开教育收费标准、公开学校收支帐目；二设立：即学校设立举报投诉箱、设立举报投诉电话。学校每年开学初都将收费政策、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贴在大门口，使广大家长和社会了解义务教育收费的政策、标准，澄清对教育收费的模糊认识。

四、收费标准严格。

学校严格按照省、市标准全面实行“一费制”收费办法，进一步规范各种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认真落实省、市的收费政策。没有任何扩大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的现象，学期中途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五、对自立项目、搭车收费、白条收费、加码收费自查情况 接教育局通知后，我校对学校可能涉及的自立收费、搭车收费、白条收费、加码收费等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学校无任何自立项目、搭车收费、白条收费、加码收费情况的发生。

几年来，由于学校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政策收费，学校几年来无一例农民信访、上访情况发生，学校为减轻农民负担所做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从自查的情况看，我校无任何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今后，我校将进一步强化措施，严格收费管理，在工作上始终自觉接受社会、家长、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做到让社会放心，让家长放心，让上级主管部门放心。

木兰初中

篇6：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一、审理涉农案件存在的问题

1、农民诉讼能力低下。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不够，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大多数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差，法律、权利、证据意识淡薄，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法庭辩论能力比较欠缺。

2、涉及部门多，农民维权路艰辛。在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前，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伪劣农资案件）都找过当地有关部门请求解决问题，某些案件涉及部门多，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互相推诿，口惠而实不至，迟迟不予解决。在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奔波和等待之后，许多农户逐渐失去了信心，最后只得上法院讨说法，而打官司无疑要牵扯上他们大量的精力、财力，一般农民无法承受。但某些案件若未能及时处理，农民就不能获得新的资金来恢复生产，就要承受更严重的损失。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涉农纠纷案件处理难的问题，还需多方共同努力。

3、取证和鉴定比较困难。由于农民证据意识淡薄，事件发生后他们并不知道收集、保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待诉讼之时，提供不了关键性证据，事过境迁，调查取证变得相当困难。检测鉴定难也是涉农案件处理过程中一个公认的瓶颈问题。农资产品质量必须经有资质的机构化验才有法律效力，才可作为执法赔偿的依据，且检验费用不菲，许多农民不敢问津。

4、农民承受能力有限。许多农民经济实力较弱，无钱交纳诉讼费，请不起律师，难以支付高额的律师费、鉴定费；诉讼信心不足，面对复杂、浩瀚的法律和技术上的缺乏，只好知难而退，主动放弃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转而求助其他方式，促使有关案件刑转民，激化了矛盾。

5、对法官依赖性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对当事人的举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不求助于律师，农民单凭自己来完成全部的诉讼行为，不利于法庭顺利审理案件，许多当事人不知道输在何处。长期以来农民发生纠纷时多寄希望于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对政府依赖性较强，不善于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因此，一旦诉讼，他们不知如何举证、辩论，深深依赖法官，希望法官能帮助他们完成诉讼行为，他们理解不了法官的中立、消极地位，认为法官应该采取各种方式积极为他们主持公道。

6、法律法规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许多地方省市都制定了关于农业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某些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冲突（如河南省的“种子案件”）、地方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各部门权力交叉、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等，使得执法部门在处理涉农案件时无所适从，不知究竟应以何者为准，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二、应对措施

1、建立快速反映机制。处理涉农案件时，做到快立、快审、快执，各部门应本着“执政为民”的宗旨，相互配合、协调，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农民提出的问题，帮助农民挽回损失，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为农村、农业、农民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

2、加强诉讼指导。针对农民法律知识欠缺的现状，注重加强诉讼指导，让他们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在立案时向当事人送达权利义务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耐心引导当事人举证，使他能积极主动的保全、收集、提供证据，给他们复印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条文，帮助其理解法律。对于涉及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依法合并审理，并引导当事人推选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作为代表人进行诉讼。

3、依法调查取证。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申请，主动到相关部门及深入农村，了解案件情况，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对于需要通过勘验、鉴定获得的证据，及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依法委托鉴定，保证涉农案件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4、做好调解工作。对涉农案件应注重调解，给当事人讲法律、说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和解，避免矛盾激化，保持社会稳定。特别是对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易引发群体性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的土地承包纠纷、农资产品质量纠纷案件，更应注重调解和服判息诉工作，把调解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之中，促使当事人消除矛盾，确保案件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5、方便农民诉讼，坚持巡回办案。依据客观情况，酌情减免诉讼费，使贫困的农民也打得起官司；对复杂、疑难案件，实行律师强制诉讼主义，解决农民诉讼行为能力低下的问题，胜诉方律师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为了不误农时，服务农业生产，方便农民诉讼，可以采取电话立案、到农村开庭等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现场开庭，及时审理调处涉农案件。

6、加强农村法制宣传。结合工作实际，利用双休日时间，深入开展“法律送进村，服务心连心”等普法宣传活动，利用当地广播、电视、报纸向广大的农民宣传法律，告诉他们特别要注意收集、保全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农民知法、守法、用法意识，协助村组搞好综合治理，建立农村扶助联系点，为农村奔小康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篇7：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蓝光喜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政策科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

上传时间:2007-3-13

关键词: 农民工 权益 工会

内容提要: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广受社会关注的问题。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加入工会问题，为工会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新的依据。农民工正日益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角，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加入工会或被排斥于工会之外，这使得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既没有得以体现也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解决农民工入会问题需要转变观念，强化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推进工会改革，加大工会组建力度；完善工会制度，使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基本职能得到充分体现。

一、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客观依据

1.农民工的身份已改变。

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虽然依然归属农民，但从收入来源及工作性质上看，又和产业工人相同，他们已与普通工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机关公务员群体等一起构成了我国的职工队伍。他们作为我国职工队伍中的新成分，其人员总数已发展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普通工人的第二大劳动群体。据全国总工会统计，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打工的农民约有9400万人，加上短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达到1.2亿，已经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总数，并且每年仍以50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采掘业中的80％、纺织服务业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中的50％的从业人员是农民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角。因此，组建民工工会或者将民工吸收为城市的工会会员，是顺应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结构变化的必然选择。这一必然性早为欧美工业化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历史所证实，这些国家工会发展的历史验证了这一必然性。

2.将农民工吸纳进工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工的法定权利。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参加工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国公民（包括民工）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一，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规定表明，凡我国公民，无论其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如何，都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按户籍的不同将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在政策上总是采取厚城市居民薄农村村民的做法。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有违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这种不平等的待遇终将成为历史。至少目前从平等原则出发，城市人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进城务工的民工也应当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这是宪法赋予民工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二，组建民工工会或将民工吸纳进现有的工会，也是宪法赋予民工的一项政治权利。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结社权是公民为达到某一共同目的，依照法定程序结成某种持续性社会团体的权利。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社团里，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有代表青年利益的共青团，有代表妇女利益的妇联，有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工商联等群众组织，但一直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也没有代表民工利益的民工工会。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 1 到非农产业后，民工理应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民工工会，或者参加现有工会组织的权利。第三，组织民工工会或将民工吸纳进现有的工会，也是劳动法赋予民工的一项法定权利。劳动法第7条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这是宪法结社权在劳动领域的具体化。组建民工工会或将民工吸纳进现有的工会也是工会法所赋予的一项权利。工会法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扰和限制。这一规定表明，工会法并没有以户籍等身份作为组织和参加工会的资格条件，而是以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作为入会的标准。按此标准，民工作为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当然享有组织或参加工会的权利。

3.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从工会的产生看，工会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的产物。在当时情况下，社会经济矛盾表现为劳动关系双方，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们为维护自身劳动权益而自愿组织了工会，并通过它来与雇主展开斗争。因此，工会在当时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和争取劳动者的权益”，具体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等。工会作为一个在劳动关系中产生的劳动者自己的组织，必须将解决劳动者安身立命的劳动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否则它便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依托。在得到了全体劳动者的认同之后，工会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而存在，与资产阶级形成了对抗之势，这为整个社会劳动体系的协调和稳定起到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从工会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工会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作用等等，但与劳动有关的内容（主要是维护职能），却始终是工会工作的基本职能。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观点通常被忽视。在很长的时期内，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开展劳动竞赛、群众生产等等，工会始终处于无关痛痒的位置。经济体制转轨造成了从所有制结构到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变革，对于劳动者及代表其利益的工会来说，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所引起的国家、企业职工间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这就要求工会在劳动关系日益市场化的状况下，在维护职工利益、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现阶段企业侵害农民工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劳动法》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个人维权的成本是巨大的，维权的过程也是艰难的，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在跟资方谈判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和企业平等对话。而农民工自发成立的“同乡会”、“打工者协会”等非规范性组织，又未能起到工会那样的维权作用。种种现实表明，工会成为农民工的维权组织已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了。

4.农民工加入工会的社会进步性。

首先，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约两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已经或正在作着贡献。在建筑业、采矿业、服务业等行业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撤除农民工，整个行业都将瘫痪。由于他们向城市输入的是低成本劳动力，这就使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始终保持着较低的经济运行成本。其次，加强城乡交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农民工。“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和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问题不再是土地问题，而是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也就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2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业人口。减少农业人口的惟一出路就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民工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凭借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在城市，他们成为城乡交流的桥梁。也正是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穿梭来往，使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开始逐渐接近和交融，由此引起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打破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格局，推动农村向工业化方向发展。不少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素质，接触了现代文明，掌握了市场经济机制运作的规律，学到了专业技能，回到家乡，办起了属于自己的企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使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这一切给农村带来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农村变化的一大动力，也是我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使城乡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工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二、公有制企事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企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用工制度更加灵活多样，一方面，单位冗员大量减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人员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用了大量的非正式职工，主要是农民工。这些人分布在各个行业，而且人数多。我们调查了浙江省的金华、台州、嘉兴、宁波、温州、丽水6个地区的75家单位，共有在职职工87435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44870人，占职工人数的51.32％，加入工会组织的有6955人，未加入工会的有37915人，占劳务用工的84.5％。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电业、邮电、银行、保险、医院、公交、自来水、建筑、新闻等单位，人数多的有上千人，少的也有近百人，这些单位招用农民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用人单位与劳动力市场签订劳务协议，由劳动力市场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提供劳务人员，用人单位与劳动力市场进行结算，由劳动力市场向农民工支付工资，如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等单位都采用这种用工形式；第二种，用人单位与社区劳动服务中心签订用人协议，由社区派出劳务用工，并由社区派专人进行管理，医院后勤服务人员大多是采用这种用工方式。第三种，由用人单位内部多种经营企业招聘劳务用工，并向本单位各个营业班组、科室等提供用工。第四种，协议用工。由于人事管理部们对一些热门事业单位的用人指标卡得很严，而这些单位的事业发展需要又急需要人才，这样就由用人单位自行招聘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或专业技术人才，签订劳动合同，享受用人单位一定的福利待遇。如医院的协议医生、护士、报社的协议记者等。这些企事业单位所谓的非正式职工在单位工作的时间长的达十多年，短的也有一年以上，都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绝大部分都没有加入工会组织，也不享受单位的福利待遇。

从调查的情况看，近年来，浙江省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工会已经认识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是贯彻落实《工会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需要，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组织他们加入工会及维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由于受用工制度和工会自身无法解决问题的影响，大多数单位还没有解决农民工加入工会问题，在维护这部分人员权益和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上，他们只是处于“准会员”的待遇，大多数单位在组织职工开展文体活动时，基本上能吸收他们参加，但在参加职代会履行民主权利以及享受经济待遇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与《工会法》的规定有一定的差距。

三、公有制企事业农民工未加入工会的主要原因

1.体制上的障碍和改革的不到位是制约农民工加入工会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用工完全是国家按指标进行分配的，企业没有自主权，而按国家指标进的职工被认为是正式职工，是终身制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今天，这些身份特殊的职工也仍是企业的特殊阶层，他们享有特殊的权益，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招聘的职工在权力和利益上有着迥然不同的待遇。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在加入工会问题上的待遇的差异。体制上的障碍直接导致了对农民工入会问题上思想认识的不统一。许多单位没有把农民工视作单位职工的组成部分，认为吸收他们入会会增加经济负担；一些工会干部怕麻烦，认为农民工入会后难管理，还会涉及到福利待遇等问题难以解决，存在着畏难情绪；部分职工也对农民工加入工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人加入工会会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2.经济利益问题、福利待遇和民主权益等深层次原因，导致一些单位对农民工入会问题视而不见。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客观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互相碰撞。在经济上，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待遇天差地别，正式工从事的是重要岗位和相对轻松的工作，而且各项福利待遇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各项内容，而大量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从事的是艰苦和繁重的劳动，除了工资，基本没有其他福利待遇；在民主权利上，农民工因为没有参加工会，不是单位的正式职工，不能当选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没有民主权利；在单位的重大问题和涉及职工利益等方面没有发言权。如果农民工加入工会，他们作为单位的职工，就要参加职代会，就要享受民主权利，就要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单位行政和职工担心失去控制力，担心福利待遇受到影响。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个别单位的合同工、临时工的数量远远超过正式工，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正式职工在逐年减少。部分临时工虽然已加入工会组织，但在享受民主权利上与正式职工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推选职代会代表时，正式工和临时工比例不同，使得农民工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政治上成为“二等公民”。

3.农民工自身认识上有偏差。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其法制观念及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对于自身应有的权益、工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等知道不多或者全然不知，入会意识淡漠，入会愿望不强。另外，怕交每个月几块钱的会费。工会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更使他们对工会产生了怀疑，影响了其入会的积极性。有部分职工担心提这样那样的要求，怕丢了好不容易竞争到的饭碗，不敢提出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这种情况在一些工作了三至五年以上的职工中存在，而在工作时间相对较短的农民工中就更为普遍，也有不少职工不了解《工会法》等法律法规，把加入工会组织当作一件很难的事而不愿主动提出。

四、加快推进公有制企事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对策与建议

1.以加大宣传为着力点，努力营造全社会重视的良好氛围。

首先，通过大张旗鼓、扎实有效、形式多样的宣传，使各级党政干部认识到，吸纳农民工到工会是加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需要，也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需要；同时，更是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把劳动监察、劳动管理、社会保障等工作落实到基层，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地方经济的要求。其次，要让众多的劳动用工单位明白，建立工会组织、吸收农民工入会，不是他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问题。工会对农民工的维护是一种双向的维护。通过维护，可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的更大发展。第三，要使农民工明白，工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加入工会是《工会法》等有关法律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利，加入工会对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十分重要，变“要我入 4 会”为“我要入会”。

2.创新建立多元工会建制，加大工会组建的力度。

在工作思路上，要打破传统实现“四个转变”。即由单一的工会组建模式向多种组建模式共同发展转变；由单个企业建工会为主向成片地抓组建、整体推进为主转变；由单纯抓工会组建率向最大限度地抓职工入会覆盖率转变；由工会独家抓组建向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工会主抓、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转变。在组织形式上，建议根据不同类型劳动关系的性质，引导和支持职工依法建立不同类型的工会组织模式，即在原有以单个企业为依托的工会建制之外，创新建立符合企业和行业特点的其他类型的工会体制。组建行业、职业工会、基层工会联合会。如组建劳务市场工会。随着企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力派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劳动力使用和管理的用工模式，并被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所接受。经过调查发现，在劳务市场组建工会，可以解决一些单位中通过劳务市场招聘的劳务用工的入会问题，提高农民工的入会率。这样，既解决了这些社会化用工人员的入会问题，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又为劳务用工派往单位减轻了压力。又如组建社区工会，特别是在农民工集中的社区建立工会组织，解决一些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人员入会难的问题。如很多医院的后勤服务人员从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招聘，与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签订劳动合同，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有专人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在社区服务管理中心建立工会组织，可以有效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再如组建临时工会。在调查中发现，大量的农民工集中在建筑、服务行业，流动性大，发展会员的工作难度大，任务重，特别是在建筑行业，往往是一个项目开工了，就要招聘大量的工人，工程完工了，项目部就自行解散，工人也各奔东西，给职工入会带来了许多困难。而这部分职工从事的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职工的利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要解决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入会问题，就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成立临时工会。其次，大力推进镇（街道）、村（社区）、企业工会的“小三级”组织网络建设，跨地区流动的基层工会或会员，应由输出地（单位）工会向用人单位转移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关系，并委托用人单位工会进行管理；由用人单位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实行间接用工的，劳务公司和实际用人单位都有组织他们加入工会的责任和义务。在用人单位加入工会的，由用人单位工会管理；在劳务中介公司加入工会的，由劳务中介公司向用人单位接转团体会员关系，委托用人单位管理，参加用人单位工会活动；大型商场、市场的厂方信息员、推销员，如在原单位已经入会，可委托商场、市场工会代管；如在原单位未入会，则应由商场、市场组织他们入会，并可采取临时会籍等方式进行管理。在入会形式上，要因企制宜，删繁就简。在坚持会员会籍管理随劳动关系的变动而流动的原则的同时，要切实转变作风和观念，变“等职工来”为“到职工中去”，删繁就简。在领导体制上，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要针对当前工会组织体制中出现的新矛盾，进一步明确工会属地管理的原则，凡跨省或省内跨市经营的各类连锁超市、商贸连锁企业工会组织及管理，均由所在地工会负责；对长期跨地区流动的建筑企业，凡在输出地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应主动与输入地工会联系，并实行双重管理。要针对企业改制和分布情况，赋予乡镇、街道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的双重职能，在组织形式上不强求统一，充分发挥中间层次工会组织的作用。在组织结构上，要大胆探索。如果条件成熟，建议政府设立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女职工部的农民工工作部门，成员可从工会、工商、劳动、税务、统计等部门抽调，办公地点设在工会，以全面负责农民工的入会、合法权益的维 5 护以及协调和监督等工作。

3.完善工会制度。

现行的工会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按照现行的劳动法和工会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基层工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工会所在企业的拨款，工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由所在企业支付。这种任命习惯对企业的经济依赖，往往导致基层工会难以建立，也致使基层工会丧失其独立性。当劳资关系发生冲突时，这种基层工会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它们不能也无法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要使工会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进行改革。首先实行工会体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工会体系。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直选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可以在企业内部建立，也可以在企业外部，由行业、产业工人组织建立行业、产业工会；劳动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工会之间，建立工会联合会。工会与工会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工会与工会联合会之间关系，由工会联合会章程来确定。从国际惯例看，大多数国家采取多元化的工会组织体系。在全国并存多个不同的工会组织，没有一个囊括全国各种工会组织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在雇佣单位通常可以同时存在一个以上的工会组织。其次，工会实行直选制度。实行工会主席、委员的直接选举制度。由劳动者通过直选的方式，选举自己心目中可以信赖的领头人、代言人。这是工会能够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第三，把工会建成真正的群众组织。一是明确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国家通过立法来规范工会行为，工会依法从事活动，一旦违法，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政府不再是工会的“婆婆”，工会也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一是明确企业与工会的关系。工会依法设立，与企业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会不再是用人单位操纵的摆设。第四，工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工会会员的会费。如前所述，如果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那么，工会就无法真正地独立。在国外，用人单位对工会的物质支持，往往是被禁止或限制的。《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第2条规定：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应享有充分的保护，以防止在组织的建立、运转和管理等方面发生一方直接或通过代理人或会员干涉另一方的任何行为。意在促进建立受雇主或雇主组织操纵的工人组织的行为，或者通过财政手段或其他方式支持工人组织以期把它们置于雇主或雇主组织控制之下的行为，应被认为构成干涉行为。美国法律规定：控制或干涉任何一个劳工组织的成立或活动，或给它以财政或其他方式的支持是“雇主对待劳工的不公平劳工措施”；日本法律规定：对劳动者成立工会或开展工会活动进行控制或干涉，对工会活动经费的开支在财政上给以援助是“不当劳动行为”。

注释:

篇8：农民工工会建立和农民工利益问题

利益表达指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级组织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影响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的过程。由于当前我国失地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其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因此,揭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不能的深层根源,对引导和规范其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策略和选择

斯科特认为,诱发农民反抗的根源并非贫困本身,只有当他们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遭受到侵犯时,农民才会奋起反抗,并且反抗形式往往限于运用那些个体式的、秘而不宣的“弱者的武器”。[1]由于制度缺陷,失地农民在能力、信息、资源等方面欠缺,对事物和行为的主体判断与认知上客观存有差异,致使大多数失地农民普遍选择沉默,部分失地农民采取较为激进的利益诉求行动,集体维权行动也时有发生。

(一)“沉默羔羊”普遍失语

失地农民共同的生存状态是土地被征、房子被拆、补偿不到位,但面对政府承诺和“请体谅政府难处”的“哀告”,大多数失地农民除私底下议论、抱怨外,最后选择“沉默”这一弱者惯常的不作为方式来表达自己利益。选择沉默与其说是“明哲自保”手段,不如说是丧失“话语权”和对切身利益不可控制的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知识能力欠缺制约农民对各种社会行动规则和行为规范的理解和掌握,造成其对社会行动缺乏应有信心,不仅影响其行动效果,也会反向“强化”农民与“现代知识”间的裂痕。许多失地农民难以认知和理解各种“文本”程序和规则,看不懂政府发放的各项通知决定,无法理解各项补偿金换算公式,更不知道如何“合理又合法”地表达自己利益。另外,信息缺失和制度缺陷又使失地农民陷入话语权丧失的无奈境地。一方面,中央、省、市等上级政府关于土地征用、安置补偿等相关制度、办法和规定,经历漫长“公文旅行”后,仍停留在政策制定者那里,只有少量信息进入广大农民的视线;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普遍存在“口袋政策”和“信息过滤”,失地农民信息“失真”在所难免。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生存的失地农民,面对戴着“国家面具”、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要征便征、要拆便拆”的地方政府,很难有更多的行动选择空间。

(二)“个人吁请”手段激进

个人吁请是以失地农民个人及其家庭为主体,以公开明示的方式向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主张其权益的行为。失地的部分农民采取较为激进的利益诉求手段。

第一,道德控诉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常态。在公正和合法性观念指引下,失地农民将目前的生存困境归结于作为权力精英的政府官员对其合法权益的剥夺,在公共或公开场合宣泄自己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失范行为的不满。

第二,不懈上访是失地农民直达国家权力高层的便捷通道。但信访制度属地管理、分级管理等规定和转信不办信的行动取向及上级政府需要“了解普遍性情况”与上访者渴求“解决具体问题”之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导致上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的个案少之又少,当终点又回到起点后,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访、越级上访乃至缠访、闹访的事例屡屡发生。

第三,纠诉缠讼是失地农民必要时维权的行为选择。面对国家强力介入而造成的生存困境,农民向官员提起诉讼时少了集体良知的拷问,但面对强势与强权,以法维权依然是一条充满荆棘、坎坷与无奈的道路。

第四,暴力抗议是部分失地农民激进的行为选择。当合法权益和利益遭受到用金钱或权力编织的利益集团任意践踏时,农民极易采取一种“豁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行为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3]

第五,以死抗争是个别失地农民极端的行为选择。从“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社会大环境视角来考量其真实生存状态及有关上访自焚、讨要征地补偿款未果、服毒自尽等行为,就能透过村民间存在的人际关系冲突、精神情感焦虑、农药易于得取等表象,看到农民频频自杀的实质所在,在所有的求诉路径都用遍之后,身为弱者,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来发出对“施暴者”最严厉的控诉。[4]

(三)“集体维权”行动趋向

当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忍无可忍时,会在某个“焦点事件”或“焦点人物”刺激下,合理合法或合理不合法地“群起闹事”。因此,组织起来抵制发生的种种非政策甚至非法行为,己成为农民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趋向。

第一,集体上访向政府“诉苦”。在群体上访尤其越级上访中,上访者通常夹带着对某一特定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失范行为的“控告”,农民集体行动这种“未经判定”的道德正义性,会将行动所“指控”的政府部门置于一种“不道德”的尴尬境地。

第二,“民告官”寻求法律援助。随着普法运动开展、农民精神文化素质整体提高,“法院见”已成很多农民遭到不公正对待时的口头禅。在农民心目中,法律是公正的,任何问题一旦交由法律解决,就该得到公正审判;法律是严酷无私的,一旦对簿公堂,不能讲任何关系或情面。

第三,“群起闹事”以暴促变。当失地农民在制度框架内的利益表达走不通或不见效时,会选择静坐、示威、游行、骚动、暴力冲突等“以闹促变、以闹求解”的“闹事”策略,即与政府直接对抗。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被农民视为解决问题的法宝时,这一行为方式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就被不断放大,为使问题真正进入当政者“视野”,农民不惜群起“铤而走险”把事情“闹大”。

二、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

由于制度和体制安排局限,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致使其利用既有利益表达渠道主张其权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的虚置与堵塞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人民代表、政治协商、信访、行政领导接待制度等人民利益表达制度体系,从形式上看,公民利益表达途径多元化,人们可选取不同路径求诉合法权益,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民意代表机构有名无实。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长期实行“确认型选举”或“安排型选举”,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很少成为代表候选人,被“政治安排”为人民代表的农民,也大多把这看作向上流动的手段。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名额和比例与农民人口结构并无关联,农民在决策过程中声音过于弱小,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状态。

第二,政协制度困境。政协制度更多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的职能,从民主党派人员构成看,是与底层社会没有多少利益关联的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干部型政党”。尽管近年来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为弱势群体呼吁,但毕竟不是基于自身直接利益需要的行动。

第三,信访制度链条断裂。在信访制度下端,由于信访属地管理、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和“转信不办信”事实存在,信访部门将民众提出的申诉转给案发地政府,可能会导致当地政府对信访者的打击报复,进一步诱发官民冲突。在信访制度上端,由于基层信访机构事实上的“无能”和民众对基层处理结果的不满或不信任,民众越级上访,导致中央信访部门接待压力大,信访立案机率低,解决率更低,上访成功率下降,但代价却越来越高。

第四,行政领导接待制度形同虚设。政府“热线电话”、地方行政首长“接待日”,仅为政府增加了搜集民众意见的管道,至于民众要求能否得到满足,民众意见能否被采纳,在法律制度上并无任何保障,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个别好干部的热心和真诚,其制度措施明显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人治色彩。

(二)大众媒体利益表达通道不畅与制约

我国大众媒体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及其影响来看,失地农民的利益还无法经由媒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媒体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有余,承当“社会公器”角色不足。我国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注重“正面宣传”,忽略“公共空间”构建。这有悖于媒体内在的公共属性,也与党和人民的期望相去甚远。大众传媒不仅要做执政党和政府的“传声筒”,还应是社会的“公众代言人”,及时传送出公众的声音,表达社会的愿望和利益诉求。

第二,在微观层面上,大众媒体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关注中存在着在公正与市场之间徘徊的矛盾。一方面,大众传媒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或自身新闻源的需要,会提供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反映失地农民的利益,以促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利益协调;另一方面,在受众群体选择上有所偏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公正”与“市场份额”之间,嫌“贫”爱“富”成为很多大众传媒的选择。[5]以失地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漠视。

第三,以新闻效应为报道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众媒体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关注。大众传媒对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反应迟钝,通常在报道过程中,将其当作一般的社会新闻来处理。只有当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时,媒体才会对此予以注意。这种以追求“轰动性”为标准的报道方式,无疑把众多失地农民诉求利益的声音淹没。

(三)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和“非问题化”策略

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政绩偏好,形成“控制———稳定”的行动逻辑,通过对“强力控制”和“妥协”两种手段的运用,以“非问题化”策略来应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第一,就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关系而言,行政科层化赋予上级对下属具有绝对的权威,充分确保其权力和意志在基层得以实现。但具体实践看,在“稳定压倒一切”和“一票否决制”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运用“围、追、堵、瞒、骗”等“非问题化”技术,将农民利益诉求行动所引发的“问题”化解于无形的动力,而地方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利益共同体高度结盟又为其提供实现“非问题化”的资源保证。

第二,从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权力垄断者,可合法运用国家强制力控制社会冲突、整肃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管理者,能合情合理利用一切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增促社会整合。而失地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挑战权力与地方政府。但在利益面前,任何群体都会采取自认为适恰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利益抗争。失地是因政府征地而起,失地农民抗争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在“控制———稳定”逻辑之下,地方政府用“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的“非问题化”策略回应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一方面,滥用警力,以权压法,以压求稳,强力控制;另一方面,必要的妥协即强势政府对失地农民“开口子”,但政府妥协仅是默认,并没有正式承认失地农民“违规”行为的合法性。

(四)国家主导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

乡村基层政治分为“乡政”和“村治”两个层面:乡政权力运作是围绕乡镇政权为主体形成的,是国家权力在乡村最基本的运作;村治权力运作是围绕村民自治村委会为主体形成的,是村民表达利益、参与国家及社区事务、影响政策执行等自主权力的行使。在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利框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空间和行为能力被压缩在极度狭小领域,其利益很难得到充分而有效表达。

第一,就乡政村治模式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来说,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基层政权正不断演变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且其“赢利型”(掠夺型)取向日益明显,[6]使国家权力在农村符号化、异质化和空壳化,导致基层政权政治整合力弱化、管辖权虚化。面对农民各种形式的利益诉求,不是消极无为,就是暴力高压,农民利益表达的出路更加狭窄。

第二,就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委会来说,村民自治是自治不足、管理有余。在农民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没有多少发言权,更不能形成制衡作用,无法实现其预设的“维持现存社会治安,传达村民的各种意见、要求和建议”的职责。乡政村治的推行,“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上抽和横向收缩,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果,站在国家政权面前的不是集体,而是一个个单独的农民家庭农民个体。”[7]在具有雄厚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的国家权力面前,个体农民纵然有着多么强烈而渴求的利益表达欲望,制度的贫血只会无端地增加其利益表达的成本。因此,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广大农民求诉自身合法权益,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道路,依旧充满坎坷和风险。

三、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的理性思考

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主观需要,通过改进信访制度、提升大众媒体作用等手段,进一步疏通和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通过组织化程度的提升,积极拓展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从体制层面进行制度创新,为失地农民利益有序有效表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疏通和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

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本身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同时对于下层不满情绪及社会能量来说,又是一种泄洪装置,有利于社会稳定。

第一,改进信访制度,使其真正成为政府与民众有序有效沟通的制度性安排。整合信访资源,加强信访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完善信访机构职能,将处理、化解民间纠纷等功能从信访机构职能中剥离开来;坚持推行信访联席制度,建立定期排查和信访信息报送制度、信访工作通报提醒制度、综合考评制度,取消信访量排名制;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素质,增强政府处理突发、偶发、大型信访问题的能力;适时出台《信访法》,以统一的法律规定信访的接受主体、接受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明确划定信访机构的职能范围;条件成熟时建立信访委员会制度,与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制定《信访委员会法》,对信访监督专员的产生、任期、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完善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上的功能和作用。修改《选举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农民代表的数量和质量,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体现出城乡选民的平等性;改善农民选举活动,强化利益表达功能,在选举起点上确保农民利益表达制度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强化人大和政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积极探索监督政府权力运作的途径和方式,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正成为合格的“百姓代言人”。

第三,完善政党代表制度,使失地农民看到党在接受其利益表达过程中的广泛存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积极探索“人民利益代表”代表人民利益的路径和方法,强调“到群众中去”的利益代表过程,更强调“从群众中来”的利益表达过程,使失地农民看到党在保障其权益、实现其合法利益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8]

第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在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中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农民进行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习惯,通过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充分保障农民对选举村级领导人的有效参与;通过村民会议制度,保障农民参与包括土地征用、土地转让等村庄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通过村务公开制度,加强农村政治生活的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度,使农民对村干部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政治素质,使其获得更多有效政治信息,减少制度外的利益表达行为。

第五,提升大众媒体作用,使其成为“党和政府之喉舌”,担当起“社会之公器”,成为社会各阶层话语诉求与利益表达的平台。改变传统的单向式、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关注社会公众的声音,对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给予应有的社会关怀;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改变一切屈从于市场、唯“财”是求的错误倾向;加大对各种侵犯失地农民权益事件的介入力度,强化舆论监督,防范权力机关腐败,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

(二)积极拓展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

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相同或类似利益的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组织起来。由于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因素制约,当前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因此,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对于维护和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搭建失地农民与政府沟通协调的平台和载体、规范失地农民利益表达行动、维持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

第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应提高对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引导而不领导、扶持而不干预,”[9]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建议国家通过立法即《农民组织法》,对各种农民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机构设置、活动原则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农民组织成长提供可靠的法律环境;各类农民组织要敢于并善于表达农民要求和意愿,既需要政府大力帮助、引导和支持,但政府又不能违背其意愿和组织原则,越俎代庖、操之过急。

第二,降低失地农民与政府“交易”成本,增加利益表达效度。农民组织既是失地农民与政府协商与对话的平台,也是失地农民与政府矛盾的缓冲机制。对被征地农民来说,可通过组织工具向政府集中阐发其在土地征用方案、补偿款发放办法、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要求,并就政府业已出台的相关决策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批评。对政府来说,可根据被征地农民集体传递出的信息,全面准确地了解其诉求,保障土地征用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实现更合理的价值分配,满足失地农民要求。当政府与被征地农民出现矛盾冲突时,政府可通过农民组织向被征地农民作出解释,失地农民的不满也可在组织内得以宣泄和释放,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采取过激行动的可能,及因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摘要：当前我国失地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其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关涉社会和谐稳定,引导和规范失地农民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失地农民,利益表达,行动,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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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作翰,张英洪.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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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胜龙.报刊:“嫌贫爱富”为哪般?[J].新闻出版交流,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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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Z].中华书局,2000:322.

[8]马银录.向农民道歉[J].新华文摘,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