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倒置的划分民事责任（通用5篇）
篇1：如何证明倒置的划分民事责任
如何证明倒置的划分民事责任
【内容提要】正确理解证明责任“正置”与倒置的划分，关键在于先要理解“正置”与倒置的对象，其次要明白“正置”与倒置是相对而言，在此前提下，笔者提出了自己划分“正置”与倒置的标准，进而详细论述了倒置的理由，最后，依据前述探讨，对我国目前关于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进行评析。
【关键词】正置/倒置/划分标准
无论是对我国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来说，举证责任（实应为证明责任）倒置都不是陌生的术语，尽管对其实质含义有着不同的模糊理解。从逻辑上讲，有倒置，必定有其对称的“正置”，不过现实中只在潜意识里存在或因共同认可而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字眼罢了。我们认为，确立一个较为合理的“正置”基点，那么倒置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目前广泛存在不同的倒置说法及不同的适用范围，与没有确立较为合理的“正置”学说有着极大的关系。人们往往是从个人理解的“正置”出发，进而阐发个人的倒置理论的。
要划分“正置”与倒置，首先必须明了“正置”与倒置的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前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现出混乱，“正置”与倒置的划分必然出现混乱。我国立法对倒置范围的界定就是明证。民事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注：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页．）结果责任又称证明责任，为统一术语，本文下称证明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承担败诉风险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它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果。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证据，随后被告提供证据，再接着原告举证，再接着被告举证，依次循环下去，直至双方无证可举为止。证明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都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当判谁败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方败诉，故证明责任不会在当事人之间出现来回移动的现象，它总是存在于一方当事人身上。应当把这种败诉风险依据什么原则放在谁身上便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既然行为责任会在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自无倒置一说。证明责任只能存在于一方当事人身上，当其从经常归属的一方当事人身上挪走转移到另一方当事人身上时，便出现了倒置。因此，民事举证责任倒置是指证明责任的倒置。‘
其次要知道倒置是相对于正置而言，离开了正置这个参照物，也就无所谓倒置不倒置。由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只在讼争的相对双方进行，即“提出主张者”和相对方之间，表现在诉讼中即为原告和被告之间。如果一般情况下，由“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谓之“正置”，那么例外时由相对方负担证明责任则称为“倒置”，反之亦然。比如，在侵权行为法中，若将一般侵权中的过错归责作为“正置”，过错推定归责、无过错归责就是“倒置”。再比如，若将《合同法》第107条和第120条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正置”那么，第189、191条赠与合同、第303条客运合同、第320条多式联运合同、第374条保管合同、第406条委托合同采用的过错责任原则就属于“倒置”。首次背叛“正置”的“倒置”，因其反差极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随着倒置次数的增多，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后，再需要时一般就根据已形成的倒置制度下判，此时若不有意识与正置进行比较，则难以发现举证责任是否已经倒置。很明显，如果确定了“正置”是什么，那么“倒置”的问题也就容易说清楚了。
我们认为，将“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视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置”较为合适。这与“谁主张，谁举证”不同，“谁主张，谁举证”存在歧义，既可以指提供证据，也可以指承担证明责任，既不便于学术交流，也不合学术规范。“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的含义较“谁主张，谁举证”明确。其中，主张指当事人陈述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效果或主要事实，它包括法律上的主张和主要事实上的主张。对于法律上的主张，在法官知法的条件下，当事人无须对其真实性负担证明责任。对外国法当事人是否要承担证明责任，世界各国存在区别。（注：参见徐卉：《外国法证明问题研究》，《诉讼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对于主要事实的主张，在辩论主义下，当事人要负担证明责任，即当事人对已主张但没有证明的主要事实或已作了证明但未能说服法官的事实负担因此产生的不利诉讼后果。具体指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须对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存在阻碍的当事人，对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须对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主张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要件事实的当事人，对要件事实的存在负担举证责任。仔细一看就可发现，我们确定的“正置”便是以罗森贝克为代表的法律要件分类说。“质言之，举证责任倒置必须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方能展开，离开这一基础，举证责任倒置将无从谈起。”（注：左卫民 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清华法律评论》，.1（总第一辑）．第181页．）
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正置”这个参照物，再确定“倒置”的含义与范围就容易多了。我们以“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置”，那么，“免除提出主张者的证明责任而由其相对方来负担”则为举证责任的倒置。但以什么样的标准将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者”倒置给相对方，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举证责任倒置的标准归根结底要体现“公平、正义”这一法律最高准则，同时还必须与立法的宗旨保持和谐一致。具体来说，应当考虑：（一）证据距离。如果负担证明责任的“提出主张者”远离证据材料而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而占有或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相对方却不负证明责任，那就势将造成显而易见的不公平。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如有关产品质量方面的诉讼。（二）举证能力。如果负担证明责任的“提出主张者”从人力、物力、财力及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检测手段等方面来说都不如相对方，而相对方收集证据的能力明显地超过“提出主张者”，若拘泥“正置”将显失公正，则应当实行倒置，如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诉讼。（三）证据所持。若重要的诉讼证据为负担证明责任的“提出主张者”的相对方掌握或控制时，对方也可能不愿或不能给予应有的善意协助，如因害怕败诉而不提交重要书证、因将物证、书证丢失、损坏而无法提交，或是以威胁、贿买等方式阻碍证人出庭作证。此时，导致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显然不在负担证明责任一方，若按举证责任“正置”原则处理而由此产生的不利诉讼结果判归由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负担，显然与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背道而驰。此时应当考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有妨碍对方举证行为方面的诉讼。（四）实体法立法宗旨。如果机械适用“正置”的举证责任分担方式将与实体法（尤其是侵权行为法）的立法意图、价值判断发生冲突，有悖实体法设置的保护经济上弱者的思想，同样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应当指出，这种
实体法（多为侵权行为法）最初是由程序法创制出来的。非常清楚，初次的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为出发点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例绝对不是依据实体法的立法宗旨而实行的，这也应合了谷口安平先生关于“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的理论。“在这里，完整的私法实体并不一定必然存在。”社会仍通过一定程序在不断地解决纠纷，并通过这样的解决过程逐渐地形成了实体法规范。”（注：（日）谷口安平著 王亚新 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8页．）（五）盖然性及经验规则。具体而言，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根据统计资料或人们的生活经验，如果“提出主张者”证明该要件事实为“真”或“假”远没有相对方证明此事实为“假”或“真”来得容易且更接近客观事实，例如“提出主张者”证明为“
真”相当困难而相对方证明为“假”却相当容易，此时相对方仍然不能证明为“假”，则可免除“提出主张者”负担举证责任而实行倒置。（六）政策。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注：《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477页．）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是统治阶段意志的反映，而政策是统治阶级特定历史时期利益指向的反映，两者在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方面的作用是相同的。特别是国家建设日新月异的社会，国家或政党为达到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构建市场秩序、引导既定方向等目的`，也可能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实现。“对这些无论哪一方积极举证都有困难的事实，法律规定其中哪一方负担举证责任，就在适用法律时产生重大差异。”（注：（日）兼子一 竹下守夫著 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新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110页．）此时，政策的倾斜作用便凸现出来。（七）公正。公正虽然是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某些公认的价值取向，而公正性、合理性正是这种崇高价值的内核（注：沈宗灵 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47～50页．）。作为法律最高准则的公正，不但单独作为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有其价值，而且它还渗透到其他分配标准当中去。不难发现，上述分配标准除政策外，每个因素中都闪现着“公平、正义”的影子。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我国举证责任倒置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这些侵权诉讼包括：(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上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国内立法和学理均把这一规定视为举证责任倒置。（注：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第157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16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这种理解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误认为倒置。第(2)和第(5)中情形根本就不是倒置。因为这两种情形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告除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外，其他侵权构成要件仍需证明。证明责任也没有从原告身上转移到被告身上，倒置从何产生呢？第(1)和第(4)种情形因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告不用证明被告存在过错，有被告自行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相对于过错归责中由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正置”，现由被告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自然就成了“倒置”。在第(3)种情形下，目前立法规定原告仍需按过错归责原则就四个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自不存在倒置问题，实践中有法院改由被告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对于立法而言实现了倒置。二是遗漏了其他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如对方当事人毁灭证据，妨害取证等情形。（注：探讨民事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文章可以参见张卫平：《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载《证据法论坛》第一卷；左卫民 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清华法律评论》，1998.1．王学棉：《民事举证责任倒置浅析》，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此时，我们再对举证责任的二重含义作一反观。就能发现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意味着“潜在的不利益”由一方转置给相对方，是一方完全免除而相对方完全负担这种“不利益”的情况。如果其中包含着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意味着一方当事人绝对的不再向法院提供证据，而这与诉讼实际显然大相径庭。因此，我们不妨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称为举证行为，并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我国最先提出双重含义说的李浩教授也对他的这种观点作了修正。（注：李浩：《证明责任：民事诉讼的脊椎》，《中国律师》，12期．）
篇2：如何证明倒置的划分民事责任
黄永 张子翼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呢?
一、证明责任倒置概述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诉讼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将原本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责令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并不能改变举证责任与不能举证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责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倒置的状态就会改变诉讼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证明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证明责任倒置后，辩方则应承担证明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证明责任。由这一点来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种事实假定的。即在倒置情况下，控方主张的事实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况下，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发生顺序产生换位，即控方证明责任在辩方证明责任之后发生，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逆转。三是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确定与被告入主张相反的事实。典型举证责任倒置发
生在民事诉讼当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环境污染诉讼等。在行政诉讼当中则是由被告一方承担证明行政行为正当的证明责任。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明，在行政诉讼当中，关于事实问题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呢?这就需要根据特殊的情况加以说明。
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的几种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情况一般要求案件必须为特殊类型的案件。导致被告人承担更多证明责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证明一定事实的案件包括如下几类：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种法律禁止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物品而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弹药等几类。持有型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类型，因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状态，并不需要一定的作为;但是持有行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为行为引起的，必须因为一定的作为活动才导致被告人的持有行为。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必然有获取财产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为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如他人秘密将财产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围内，被告人发现后据为己有而没有归还或交出的);私藏枪支弹药的一般应当有制造、贩卖或购买的行为为前导。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体动作的，因此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形态。由于持有行为的消极性，控方证明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有时是存在困难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说明，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最经常用于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子是关于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财产或支出中明显超过收入的那一部分，被告人负有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证明责任。这无疑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但是，在这一条中是否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倒置了呢?有些学者认为这已经产生了证明责任倒置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承担了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或者起码证明自己财产另有其他合法或非法但是明确的财产来源，被
告人就被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这种认定虽然对打击犯罪来说可以取得效率，但是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讲，却可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本违背。而且，这种举证不一定会不利于被告人。
(二)危险犯罪。是指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但是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就是说，这种犯罪具有带来实际危害的潜在后果。危险犯罪一般存在于特殊类型的案件当中，有些甚至涉及比较专业的领域，而且危险本身也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法律一般要求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要件，比如排污、向社会投放不卫生的食品。而不需要检察机关证明由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比如食用不卫生产品的人的健康已经受到威胁或者伤害，被告人则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会带来危险，否则，在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况下，就应当承担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责任。在诉讼中，法院也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被害人死亡与排污之间或者投放不卫生产品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只要证明存在这方面的危险。比如根据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规定，在证明存在一定的危险的，即可定罪，但是法律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存在这种显然的危险。因此《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卫生罪，并不需要证明确实有危险，而只要有该条规定的各种具体行为即可构成犯罪，除非被告人证明白己的行为并不存在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
(三)严格责任的犯罪。严格责任犯罪是指对于一些特殊的构成要件或犯罪，法律不要求控方加以证明而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例如英美刑法当中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并不要求被告人查明买烟者的身份或明知其为未成年人，即使其相信买主为成年人，仍然要定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犯罪，以表明销售者的注意义务如何强调均不过当。我国是否存在严格责任的犯罪，仍是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证明自己在当时确实不可能知道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如果被告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当然应当承担从重处罚的结果。严格责任的犯罪主要是为了考虑两种情况，一是认定被告人为犯罪，从而强调被告人在行为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或者社会责任，避免有些被告人没有过失但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二是让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从而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便于控方提起诉讼。因为这些犯罪具有特殊的性质，比如涉及到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等主观问题，控方很难收集和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当然，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很少有这些方面的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犯罪的行为，在大陆法系都是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制裁的。但是，在这种犯罪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借鉴意义。
(四)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事由。在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被告人应当被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比如：精神病辩护、责任年龄辩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包括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比如不在现场、被欺诈而不知真相等。出现了这些辩护，被告人就应当提出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存在这些方面的事由。这些证据在提出时并不需要对其证明力进行审查，也不需要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被告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可能就会出现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局面，对诉讼的效率是极其不利的。至于检察院，如果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发现了这些方面的证据，恐怕就不会提起刑事公诉，更谈不上在法庭上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了。所以，被告人举证是必然的，但是只需提出表面成立的证据。
三、被告人举证并不说明证明责任已经倒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几种特定类型的犯罪中，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理论，证明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一方则只需证明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存在的可能。当然被告人也可通过证明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不成立，推导出自己无罪的结论。但是，在上述犯罪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明显比普通犯罪中的要重，而且，本来应当由控方证明的犯罪事实，也不需要控方证明了，也就是说，控方的证明责任减轻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导致在这类犯罪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首先，在这些特殊的犯罪证明中，刑法的特殊规定改变了证明对象的范围。在上述几种犯罪中，明显存在一些对于案件事实的推定，比如在危险犯罪中，只要行为足以造成一定的危险，就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环境污染的犯罪就是一个例证，只要被告人排放的有害物质超标，就认为污染环境后果的存在;在持有型犯罪中，只要认定了被告人持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则认定其持有行为是故意的，也认为其知道持有物的性质，而推定该物品系以其非法行为获得;严格责任犯罪中，则是对被告人的直接的认识和意志状
态的认定，只要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况，则认定其具有明知的事实，而且也认为他存在至少是疏忽的主观心态，而不论其实际上是否知道或可能知道。
这几种情况，实际上涉及刑法中的实体要件推定。即只要能够证明甲种情形的存在，则推定乙种事实成立。如根据持有的事实推定被告人知道持有物品的性质且有持有之意图;根据某些特殊的行为推定危险的存在;根据—定的条件推定严格责任者的主观认识和犯罪心态以及严格注意义务的存在和疏忽。这些推定有些是因为前提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在经验法则上的必然联系，有些是因为特殊价值的追求，如经营者的严格注意义务等。作为一种实体法上的排定，其法律关系一经实体法规定，则成为不可推翻的逻辑关系，即只要有的行为，就应当认定后行为。这种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如果要推翻被指控的事实，只能提出证据推翻作为前提的事实。
因此，在刑法的规定中这种关于实体事实的推定，实际上减轻了刑事诉讼中控方证明责任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要控告被告人实施了上述犯罪，不用证明这些被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而只要证明作为前提的事实。或者干脆说，刑法在构建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实际上在构成要件的某些方面降低了要求，只是规定了认定犯罪成立的一些更容易证明的条件的存在。例如，根据被告人财产超过合法来源的事实，认定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这种推定缩减了刑事诉讼中某些构成要件的证明过程，或者根据特拉伊宁的话说该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截断的犯罪构成”。但是这种截断的构成并不因此改变证明责任的承担顺序。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这类案件中的一些基础要件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存在而且由控方承担的。例如，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仍然由控方承担;环境污染犯罪中排放有害物超标的事实;在奸淫幼女犯罪中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的事实(或者如国外售卖香烟给未成人犯罪中买香烟者为未成人的事实等)均应先由控方证明。另外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上述条件的一些前提性事实也必须由控方承担。如持有物的性质、财产超过合法收入等。只有在这些事实已经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人才会承担证明责任。
而且，这些特殊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并没有改变。一是如上所述，在两者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并没有先于控方的证明责任而发生。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的证明责任承担先于辩方的证明责任而产生。在诉讼的启动、诉讼请求的证明等方面，控方都首先要承担证明责任。二是在这类犯罪中，控方的证明仍然以推翻无罪推定为要求，而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例如，控方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法官不能认定被告人持有巨额财产的情况下，被告人不需说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且，被告人可以不证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提出证据证明控方的指控不实。如果控方明知存在财产来源(无论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证据，他也不能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维度上的证明责任的单向性并没有改变，犯罪成立的证明责任首先由控方承担，而且，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在法官形成暂时心证的情况下的逻辑结果。再者，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人并不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诉讼后果。即使被告人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存在明确的来源，法官也要首先审查控方的证据，不能依据被告人的证明不能来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证明责任的原理，认定犯罪不成立和不能确定犯罪是否发生以及是否系被告人所为，都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无罪判决。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在上述案件类型中，也根本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倒置。我们充其量把上述情况叫做在法官形成心证情况下证明责任的转换，而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证明责任只是推动诉讼的责任。
篇3：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
1、证明责任倒置的必要性
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一些特殊案件中, 法律规定把通常应当由提出事实主张的当事人所负担的证明责任直接分配给对方, 由对方对否定该事实存在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它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是相对于根据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正常分配结果而言的。证明责任倒置将对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身上, 不仅考虑到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同时也考虑到对弱者的保护, 因为在特定案件中, 处于弱势的原告因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能力较弱而难以或不能获取充足的证据。
在普遍侵权案件中, 受害人应就加害人有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 这是根据一般举证原则所作的分配, 然而在特殊侵权案件中, 这种方法便存在局限性。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案件。由于现代以产品责任、公害侵权、侵犯知识产权、证券纠纷等现代技术型侵权纠纷具有技术性、隐蔽性等特点, 作为案件事实重要证据的技术资料、生产工艺等往往为加害人所垄断, 如果仍按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分配证明责任, 就会造成受害人因客观上的举证困难而影响诉讼公正和效率。因此, 对于按一般原则应由受害人负责举证的一些事实, 尤其是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事实及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 直接由加害人承担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及相应的首先举证的责任。
因此, 为了补充、修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和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 理论上积极探讨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法理, 制度上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由于是一般分配规则的例外, 难以成为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 所以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原则上应由法律的明文规定才可予以适用。这些特殊规则主要表现为证明责任倒置。
2、证明责任倒置的适用
通常情形是, 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 即原告对于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 并不负担证明责任, 而由被告负担证伪的责任, 若被告负担不了则法院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 被告因此将承担不利后果 (败诉) 。但是, 特殊情形中证明责任倒置并非倒置给被告而是原告。比如,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51条中的规定, 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火灾”造成的, 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被告承运人对“火灾” (免责事由) 承担的证明责任, 属于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对此火灾, 被告本应证明其属于不可抗力而非由主观过错所致, 但是立法者基于保护和鼓励本国人投资航海事业这一国际通行的本国航运公共政策, 规定被告只要证明客观上发生了火灾, 免责事由即初告成立。原告索赔人本来无需证明被告存在过失而只需证明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遭到损害, 但是原告必须证明该火灾是由被告过失所致才可获得胜诉, 对此原告所承担的证明责任则是由被告方倒置而来的。
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中, 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 可能由被告承担全部要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 但通常是被告承担部分要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应当注意, 在被告就部分要件事实的不存在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中, 原告对于没有倒置的要件事实仍然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在具体案件中, 应当是在原告对于没有倒置的要件事实的真实性做出证明的前提下, 才来考虑和要求被告承担证明责任。
除此之外, 在认识证明责任倒置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问题。首先, 并非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就是倒置。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被告就受害人故意的事实所负的证明责任, 就不是倒置。因为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 被告以受害人故意为由否认受害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本来就应当对权利妨害法律要件负证明责任。其次并非案件的全部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倒置。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案件中, 法律只将案件的部分事实 (一般是因果关系和过错) 的证明责任倒置, 原告对这些事实不承担证明责任, 但仍须对损害事实等法律没有规定证明责任倒置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那种认为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原告不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是错误的。
篇4：如何证明倒置的划分民事责任
唐某系某机械厂勤杂工，于2013年12月31日17时30分左右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亲属于2014年6月向当地社保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理由是唐某发生交通事故系下班途中。社保部门受理该案后，向用人单位发出举证告知书，要求其对不认为唐某是工伤承担举证责任。单位提出发生交通事故当天属于唐某请假期间，唐某因儿子结婚向厂里负责人口头请假十天，唐某31号到厂里是来还礼，不是来工作的，同时提供了证人证言。后唐某丈夫向社保行政部门提供了事发后三天与相关证人的电话录音，录音中三名证人（均为该单位职工）都向唐某丈夫陈述了事发当天唐某来上班的事实，但是在听证程序中，三名证人对通话事实均予以承认，却对通话内容予以否认，表示其对话非真实意思表达。之后，社保部门又对双方提供的其他证人一一调查询问，最终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2款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认定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构成举证不能的事实，遂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经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均判决驳回用人单位的诉讼请求，维持该工伤认定决定。
争议焦点
一是如何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二是如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各方观点及主要理由
1.职工方认为是工伤
唐某的丈夫在事发后三天与厂里几名同事进行了电话联系并录音，录音明确显示三名证人均承认唐某当天来厂里还红包，之后跟证人陈某在车间内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下班后才离开该单位。后职工方又提供了一名目击者作为证人，证实事发当天在单位内看到唐某工作的情景。职工方认为这些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唐某当天是到厂里上班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和路线都证明是下班途中，要求认定工伤。
2.单位认为不是工伤
单位提出唐某当天来厂里是因为私事，当天并没有在厂里工作，事发当天属于她个人请假期间，基于职工方提供的三名证人均为单位职工的理由，该三名证人在听证阶段，均对录音内容进行了否认。后单位又提供了一名目击者作为证人，证实其在非下班时间下班途中看到唐某骑车，以此否认唐某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下班途中的事实，要求不认定工伤。
3.最终认定工伤
（1）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相关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职工方提供的三名证人在录音中都向唐某丈夫陈述了事发当天唐某来上班的事实，为谨慎起见，社保行政部门组织了双方进行听证。在听证过程中，证人陈某对唐某丈夫提供的电话录音内容全部否认，理由是“唐某当天下午只是来还红包，并非来上班，之所以告诉其丈夫唐某来上班，是因为与唐某生前有约，无论何时其丈夫来电查问她上下班情况，都要说在上班”，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某又提出新的理由，陈述“因其本人与唐某丈夫有债务纠纷，唐某丈夫威胁她要求她承认唐某上班的事实，否则就不予还钱”；而证人严某和王某否认录音内容的理由都是“录音中提到的上班非真实意义上的上班，而是来到班上办事，是来还红包，并非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因此，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社保行政部门和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证人陈某、严某、王某对否认电话录音内容的理由非常牵强，不符合“合情合理”原则，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为查清事实，社保行政部门又对双方提供来的新证人进行调查询问，调查中发现单位方提供的证人李某在陈述的“非下班时间和下班途中看到唐某时穿着短打羽绒服”的证词，与之前单位方提供的所有证人均陈述的“事发当天唐某在单位停留期间穿着长款羽绒服”的证词相互矛盾，且职工方又提供了一名目击者作为证人，证实事发当天看到唐某在单位工作的事实。最终，社保行政部门合理推断单位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实，存在虚假陈述的客观事实，认定职工方提供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2）依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认定单位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双方争议的事实焦点在于唐某是否来上班，事发时是否属于下班途中，而如何合理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则成为处理本案的关键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确立了优势证据规则，本案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抗衡中可以看出，双方的证据均不具有优势，不易查明案件事实。但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二款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要求用人单位的举证须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才可以认定不是工伤。因单位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唐某请假的具体假期时间，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唐某下午到厂里未实际工作，在单位提供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的事实前提下，应当认定唐某构成工伤。
启示与思考
本案应当引发的讨论是社保行政部门如何避免工伤认定证据规定与实际取证的错位以及如何合法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在实际工作中，虽然《工伤保险条例》赋予了社保行政部门一定的调查权，也明确了举证责任，但是在实际工伤认定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为此，笔者就如何解决“调查难”和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利用法定的调查权对争议焦点展开充分调查，从细节处查证案件事实
《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第63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第19条的规定，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笔者认为，社保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阶段，应当充分利用法定的调查权展开充分的调查。本案中，社保行政部门先后去单位调查数次，又组织双方听证，制作证人调查笔录数十份，依据相关证人证言的细节矛盾之处，认定单位存在虚假陈述，最终认定工伤，并得到了一审、二审法院的支持，依法维护了受伤害职工的利益。
2.运用自由裁量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依据个案特点作出准确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虽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但是并非是确认职工免责，笔者认为职工方也应承担一部分证明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这些证据由社保行政部门向法院提供。本案中，职工方提供的录音证据和后来的目击者证人都是有效的证据材料，如果不能提供这些证据，笔者认为，仅仅依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推定单位举证不能，是不妥当的。
3.不能以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名义，任意扩大工伤的范围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和15条规定了职工应当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第16条规定了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几种排出情形，实践中应正确把握和运用，不能以保护受伤职工的名义，向其倾斜过度，使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基金管理部门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应针对个案进行严密的分析认定，真正体现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目的和原则。
篇5：如何划分物业维修责任
一、建筑施工单位的维修责任
根据国务院《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在保修期内，房屋的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以及业主自用部位的维修由建筑施工单位无偿维修。若建筑施工单位在保修期内虽然履行了房屋保修责任，但未彻底解决，尽管过了保修期，如业主能提供相应证据，也应由建筑施工单位给予维修。
二、物业公司的维修责任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房屋的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包括房屋的外墙面、楼梯间、通道、屋面、上下水管道、公用水箱、加压水泵、电梯、机电设备、公用天线和消防设施等房屋主
体共用设施，在保修期外由物业公司维修。
三、业主的维修责任
（一）业主自用部位的维修责任由谁承担？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作为物业的所有权人，应对其所有的物业承担维修养护责任。因此，业主自用部位即户门以内的部位和设备，包括水、电、气、户表以内的管线和自用阳台，由业主负责维修。业主可以自行维修养护其自用部分和自用设备，也可以出资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或其他
专业维修人员代修。
（二）为什么说物业服务费不包括业主自用部位的维修费用？
根据国家计委、建设部颁布的《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暂行办法》规定，物业服务费的成本构成包括：
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
2、公共设施、设备日常运行、维护及保养费；
3、绿化管理费；
4、清洁卫生费；
5、保安费；
6、办公费；
7、物业管理单位固定资产折旧费；
8、法
定税费。
（三）业主（装修施工队）进行室内装修承担那些责任？
凡因装修施工造成的公用设施、设备及公用部位，或给他人财务造成损达失的，由装修户承但全部责任和后果。因装修施工造成管道堵塞、漏水、停电、坠落等事故，装修户须负责修复（或承担修复费用），并视情况予以必要的赔偿。因装修施工不当引起报修的，装修户应承当全部维修费用。如装修施工队违反规定，不听从物业管理企业的劝阻和安排，物业管理企业有权令其停止装修行为，因此产生的后果由
违规者的施工队及业主负责。
四、垄断性企业（业务单位）的维修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住宅区内的水、电、煤气、通迅等管线的维修养护，由有关供水、供电、供气
及通迅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由有关业务单位支付。具体维修责任划分如下：
１、供水系统分三段，第一段是泵房之外（包括泵房），这段供水系统的维修属自来水公司；第二段是从泵房出来到入户后的第一个接点，包括小区内的管道和楼内的主干道，由物业公司维修；第三段是从楼内主干道分出后的部分，属业主维修。排水系统分三段，第一段是城市排污主干管（井），归自来水公司进行维修；第二段是城市排污主干管（井）至楼道排污直管，包括小区内的污水井、污水管道和楼
内的主干道，由物业公司维修；第三段是从楼内主干道分出后入户的部分，由业主维修。
２、供电系统分为两段，以入户电表为分界，电表之外由供电部门维修，电表之内为业主自有部分，由
业主维修。小区共用部位用电的设施设备由物业公司维修保养。
３、供暖系统的维修专业性太强，由供暖单位进行维修，如果入户部分不是人为损坏，属于正常老化或加压导致损坏，供暖单位应该免费进行维修，若用户擅自采用其他材料作为供暖设备或人为损坏，维修
需交纳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