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效率（通用8篇）
篇1：微观经济学效率
【摘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和衔接关系。但由于当前经济学本科教学过程中以知识点的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导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各自重点知识的教学引导下，两门课程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往往被忽略。通过对两门课程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梳理，从而达到教学衔接的目的，并为后续的课程学习奠定经济学思想基础，从而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真正成为经济学教学中的有机整体。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衔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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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因此，通过明确知识体系的方式可以避险学生对知识点形成孤立认识，杜绝了教学过程分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二是突出方法论的地位，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不同知识点中的应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虽然这样的发展也饱受非议，但总体上奠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因此，需要学生认真学习和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知识，体现不同知识点中相同方法论的使用技巧和密切关联。
三是通过课程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调整，避免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思想体系学习产生障碍。由于以往教学中经常会根据难易程度、结构组织、如何考核等问题安排教学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一些结构较为庞大、联系紧密、难易适中，容易考试的部分成为所谓的重点部分。而一些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学过程人为的删减了。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为阻隔，成为孤立的知识小岛。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通过调整整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增加对必要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的教学时间。此外，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整，使其教学过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能够密切联系。
篇2：微观经济学效率
在经济学刚从******学分离出来之始，并没有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隔，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在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早期论述中，对经济学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经济学的经典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将经济学分析的重点聚焦在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的点上，从而开始出现所谓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成为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这种经济学观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整个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仅有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
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理性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做出任何利己的行为都能够促使经济的发展，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的运行便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在美国蔓延，而是波及了整个发达主义国家，满目的萧条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政府依旧奉行自由主义，依旧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奉为能够解救危机的良药。在资本主义存亡之秋，罗斯福的出现积极推行政府干预措施，而为了给罗斯福的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而这本书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开端，也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奠基。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式，从整个经济总量出发，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宏观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然而这种经济现象在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并不能够缓解，反而引起了其他的危机。因此，反凯恩斯潮流开始泛滥，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分别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利用理性预期来调整宏观经济学，并积极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解释自身的经济理论中，凸显出了一个矛盾。对于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之中，有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形成的宏观经济主体却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在成为总体之后就并不理性了。这个矛盾反映在了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当中，但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这个矛盾发难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总量分析只是基于对所有经济行为个体的总和分析，是需要符合单个经济行为个体的特性，因此需要拥有微观基础。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们采用微观假设来构建宏观行为模式，将宏观经济现象赋予了微观基础，沟通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理性预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微观主体通过预期调整来规避宏观经济政策的利益损害，从而提高改变自身的行为机制。而这种依据理性预期进行行为调整的方式会根据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对政策效果造成相当的影响。通过理性预期的加入，就将微观主体与宏观变量之间搭建了桥梁，也构建了相互作用的机制，为宏观经济学加入了微观基础。
三、对宏微观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和解决“滞胀”的经济问题上表现乏力，一批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积极为凯恩斯主体寻求出路，由此新凯恩斯主义涌现。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基础(市场非出清、有效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有效)上，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和想法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缺陷出发，通过构建复杂的模型理论，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也正是新凯恩斯学派学者的努力，开拓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方向，推动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的发展。在重塑凯恩斯主义上，新凯恩斯学者主要是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主题上寻求突破，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合同的存在解释劳动力工资价格黏性，在产品市场上利用“菜单成本”和“调价不确定性”来解释产品价格的黏性等。在凯恩斯经典主题上寻求突破，使得凯恩斯主义得到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因此获得新的研究领域与观点。
经济学作为一门需要指导实践的学科，需要拥有能够对现实客观经济现象解释能力，如果无法解释则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理论基础，对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变量做出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学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当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发生的经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够束之高阁，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能够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指导作用。
篇3：微观经济学效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代理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 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篇4：微观经济学效率
语文教学效率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语文课堂教学和阅读教学有效性的问题上，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又似乎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更广阔的视野，没有更微观的思辨，难免出现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鉴于此，本文拟讨论与语文教学效率相关的五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一、客观因素与主观原因
影响语文教学效率的因素，有两个大的方面。首先，有着诸多客观因素。教材难度之大，教学要求之杂，评价标准之高，重视程度之低，都是不可否认的存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普遍比发达国家的难，不唯数理化生，语文教材亦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新课程实施以来，各学段教材由一套变多套。“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气象是很好的；但由于大量新篇目的涌入，一些难度过大的文章过多地出现在教材里，增加了教学困难。例如，《海鸥乔那坦》就是一篇主题相当复杂的文章，放在七年级上册给十二三岁的少年去读，就有点为难他们了。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求，只怕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早在很多年前，上海的于漪老师就批评过“语文教学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不正常现象。还有评价标准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还是实行的淘汰选拔性考试，一考“定终身”，高考和中考，尤其是高考，难度难以降下来。虽然每年都有少数精英达到130分以上，甚至140分，但只是凤毛麟角；平均分总是在90分上下。湖北省2008年高考文、理状元，都是语文分数最低。这种状况也影响到社会对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评价。最糟糕的只怕是对语文学科的重视程度问题。不知是起于何时的、从哪里冒出来的、那样顽固的偏见：认为语文学习见效慢，语文考试分数低，学与不学差不多，投入多少都一样。结果是，学校排课少，学生投入少，领导强调少，语文老师有时候真的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那种感觉。重视不够，质量和效率必然都会出问题。语文学科真的是效益低微、难考高分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笔者2004年教的一个理科实验班，语数外三科中，平均分最高的是语文；学生语数外三科中，语文分数最高的学生超过一半人。不知道这能不能引起一些轻视语文的人士的思考。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推卸语文教师的责任，中小学语文教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主观原因，的确也很突出，比如说理念问题、工作态度问题、操作层面的问题等等，都影响到语文教学效率。笔者的意思是说，不能把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板子，都打在语文老师的屁股上。一个问题，几十年不能解决，以致成为老大难，必定有其复杂的顽固的原因。承认这一点，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于我们语文教学界的同仁，当然应该反思，应该奋起，尤其是在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亩三分地”里辛勤耕耘，科学管理，以期获得较好的收成，即取得较高的教学效率。
二、广义效率与狭义效率（全时效率与课堂效率）
语文正如其他各个学科一样，教学效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效率指课堂效率，广义的效率指学生所有用于学习语文的时间产生的效率，即全时效率。这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偏废的。
诚然，我们首先要上好课，向45分钟要质量，要效率，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在当今的教育背景下，没有哪个学科、哪个学生仅靠一周三五节课、一节课45分钟能够学好考好。尤其是语文学科，它需要学生有一定的生活和阅读的视野和积累，需要学生有一个练笔的过程。毛泽东早就说过，“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曾经长时期把“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句话写在封面上。这些至理名言，我们要经常去体味。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能不能激起学生课下自学语文的兴趣？能不能教会学生课下学习语文的方法？我们的学生，是不是课下还在自觉地学语文？这正是我们要反思和探讨的。学生的语文学习，呈现着三种不同层次的境界：一是在学，二是会学，三是爱学。在学不一定会学；会学不一定爱学。因此，指导学生课下自觉而有效地学习语文，就成了提高语文教学效率至关重要的举措。这里常常有两个问题，一是放任自流，二是题海战术。不关注学生的课外学习，肯定是不明智的，也是不正确的。语文是个大学科，“战线”那么长，要学的东西那么多，如果真的像有些同学所说，“课下学语文的时间还没有生物多”，那一定会出问题。为了督促学生课外学语文，有些老师大量布置作业，推行题海战术，幻想借此去抢占时间，这是极不科学的，甚至是有害的。一方面，语文学科不是仅靠做题就能丰富知识、提高能力的；另一方面，学生被动完成大量的试题作业，往往会敷衍、应付，不仅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有时还会养成坏的学风。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针对学生的学习心理，指导他们去做一些感兴趣的、比较自由的、力所能及的事，慢慢养成课下学习语文的习惯。比如，指导他们关注生活，隔段时间，特别是寒暑假和黄金周之后，开展“生活见闻与感悟”的交流活动，促进学生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又比如，指导学生课下读书写札记，阅读内容不限，写作篇幅不限，长期坚持，先放后收，辅之以推荐、交流、展示等形式，学生可能慢慢就眼宽、脑活、手顺了。当然，这其中诱导、指导、督导的工作是大量的，需要我们老师去实践和思考。
谋求广义的全时学习效率，“根”在课堂教学。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作为主阵地（集中学习），具有示范性（科学学习），富有引爆力（激发情趣）的特点和作用，这就是课堂学习与全时学习的联系。
三、阅读教学与其他教学
即使仅就课堂教学而论，也应该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学语文课堂，内容相当贫乏，形式十分单一。写作教学弱化了，口语交际教学基本上放弃了，综合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也大都是走过场了。老师和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在“教学”那20几篇文章，至多揉进一点《读本》的内容。课堂教学退化、萎缩成了简单、狭隘的阅读教学。如若不信，请想想各种类型的研究课、示范课、竞赛课，是不是基本上为阅读教学课、文本学习课？把语文课堂教学“简化”为阅读教学，这也是教学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阅读教学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学生很多知识的学习，很多能力的形成，还有情感的熏陶、价值观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阅读教学。但是，语文课堂教学不等于阅读教学，这是不言而喻的。语文课堂教学应该包括下述三大内容：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综合教学。所谓“综合教学”，是笔者自创的一个名词，它是指那些内容带有综合性、形式带有活动性的语文课堂教学。（综合教学有很多延伸到课下的学习活动；因为这里是在“课堂教学”的框架内讨论问题，所以只谈综合教学的课堂行为）例如，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朗诵、背诵、表演、演说、辩论、竞赛等语文活动。新课程提出了三维目标的观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些目标，不是仅靠一个阅读教学就能够承载的。即使只谈传统教学所说的“双基”，诸如文字、词语、句子、篇章，语法、修辞、逻辑、文（文学、文化）常（识），语音、标点、阅读、写作这些知识，听、说、读、写这几方面的能力，单靠阅读教学也是不可能完全落实的。
写作教学的弱化，是目前语文教学很致命的问题。这表现在：第一，老师们在写作教学上重视不够，思考不多。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可供操作的中小学写作教材，学生当然也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写作训练序列。初中阶段，前几年中考风行半命题作文，有些老师初一就要学生写“我想”，“春天的”，而且“三不限”：内容不限，文体不限，写法不限。高中阶段，从材料作文到话题作文，再到所谓的“后话题作文”，反正高考考什么，教师就要学生写什么，也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三，有时连大型考试卷子（如期中、期末联考，调考）都是如此。作文教学呈现一片混沌、幼稚、随意的状态。第二，操作上，写作教学用时不多，写作数量严重不足，训练目标的落实也不到位。两周一次作文，一学期写8篇，初中写4－5千字，高中写6－7千字，还经常由于评改不及时而没有达到这一数量。对写作过程也监控不力，没有很好的办法让学生把训练目标落实在写作之中。这样，写作教学的效率当然也就高不起来。学生的写作，是一个由生而熟，由熟而巧的过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训练数量，没有得力的训练措施，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其实，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完全可以安排一些短小的、随机的写作训练，比如，结合阅读教学的有关内容安排写作训练。让学生将对文本内容的复述或概括由口头形式转化为书面形式；让学生对文本某些方面的内容（人物、事件、环境等），或者某些方面的特点（结构、写法、语言等）作一些书面点评，等等。我们在写作教学中，更应该多想心思，监控写作过程，落实写作目标。比如，可以让学生在每篇作文后面补上“写作后记”，谈谈自己本次训练的写作目的、材料来源、写作借鉴、写作困难，督促学生形成某些写作意识，了解作文背后的某些情况，以利于教师指导评讲。还可以让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作些批注和标识，说明自己的写作意图，从而强化写作目的，也有利于教师评改；当某次议论文训练的要求是“简练鲜明地提出观点”时，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标出提出观点的文字，甚至加上批语指出来，是不是既能强化其“观点”意识，又能让教师一目了然？
综合教学也是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综合教学在知识的覆盖和能力的训练方面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在活动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包容性，只要组织得好，学生往往乐于参与，舍得投入，教学效率较高，效果较好。比如，一次成语综合性教学，从收集成语、理解成语、读写成语、运用成语，到表演成语（故事）、研究成语（来源、结构、意义、运用、发展等等），会让学生围绕着成语，学习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又比如，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学生都非常关注，组织一次综合性教学，了解地震与汶川地震，理解生命的脆弱与坚强，感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风尚，形成“想着灾区人，做好手中事”的正确意识和态度，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安排。学生跟踪新闻，查阅资料，交流观点，献出爱心，写作诗歌，举行“月祭”，一次次激荡心灵的参与，同时也是一系列学习语文的活动。 笔者认为，没有语文活动的语文教学，不是完整意义的语文教学；对于语文课堂，只重视阅读教学，在认识上是片面的，在行为上必然导致效率不高。
四、教科书教学与新资源开发
目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弊端之一是将阅读教学弱化为教科书教学。课堂上课本，自习读课本，测验考课本。结果是学生获得的阅读刺激太少，阅读视野狭窄。学生所读甚少，所获也甚少。魏书生老师的学生，半学期就把课本学完了；其余时间大量阅读政治、历史、文学、科技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学生学得有兴趣，考得也出色。他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阅读教学不能等同于教科书教学。教科书容量有限，而学生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高，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古人总结读书的经验，有所谓“熟读、精思、博览”三条，没有“博览”也就无从学好语文。因此，语文教师们应该端正认识，多想办法，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广泛阅读。第一，对于教科书的处理要灵活实在。要处理好精读与略读的关系、讲读与自读的关系。不要每篇文章都拿来“重锤敲打”，“细嚼慢咽”，花去几个课时。有的课文重点学习，多花些时间；有的则略读浏览，“不求甚解”。这样就在“博览”的时间上创造了条件，赢得了主动。第二，师生共同开发阅读资源，组织阅读材料。可以是教师指定，也可以是学生推荐。笔者所教的班上有一个“推荐与发表”专栏，其中的“推荐”就是师生推荐有可读性的美文，包括学生自己的文章。可以是课本拓展，也可以是另组专题。前者如学习了朱自清的散文《春》，就组织一组表现“春天”或者“季节”的文章供学生阅读；后者如结合学生关注的事情、节日、学校活动、社会时政等主题，组织一组文章供学生阅读。该班曾经组织过一个“母亲”专题阅读单元，选文有：《娘，我的疯子娘》（小说）、《娘》（小说），《母亲是一种岁月》（散文）、《母亲的三句话》（散文）、《回忆母亲》（散文），学生阅读的兴趣很高，阅读后写了不少札记，效果比较好。
五、显近效率与隐远效率
说到语文教学效率，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全时学习，都有一个对效率特点的认识问题。由于学习的共有特点，还有语文学科的个性特点，学生学习语文的收效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有些是当时就有收效的，有些则是久远之后才体现收效的。教师和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这些效率特点，应该充分了解，评价语文教学的效率，也应该考虑到这一具体情况。
学生学习语文的收获，一般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方面，二是能力方面，三是情志（学习品质、思维品质、道德情操）方面。知识方面的收获，例如字音、字形、词语、文常（语文常识）的识记和理解，往往即时可得，并且明显觉得有了收获；能力方面的收获，例如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尽管有时候短期可以初见成效，但要真正实现能力达成，则需要长时间反复训练。至于情志方面的内容，则更需要若干年甚至终身学习和养成，才能不断提升，臻于完善。能力和情志方面的收效，都具有隐远的特点。
我们的教学行为和教学评价，最容易犯的两个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机械偏颇。总是幻想学生各方面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升、情志的培养，在一节课，在一段时间，就能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沧海桑田”的变化，没有长期的、积淀的、“放长线钓大鱼”的气度和策略；或者机械地将所谓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逐条对号入座，看是不是“全面覆盖”，有没有“漏网之鱼”，忽视了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和教学计划的渐进性，没有全面目标和重点目标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或者片面强调显近效率抑或隐远效率，授课顾此失彼，评课扬此抑彼。不是听说过某某领导听完一节语文课后，当场让学生测验，调查哪些掌握了，哪些没掌握的怪事吗？就目前的语文教学现状而言，特别要指出的是，不少的课堂教学片面强调所谓“人文性”、“文化性”，华而不实，花拳绣腿，学生学无所得，或者得之甚少，造成教学效率低下，这是急需我们警惕和力戒的。因此，对待语文教学效率，应该有一个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学生当堂可以学会的，应该坚决落实；可以粗见成效的，应该打好基础；对于那些需要在长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才能形成的语文素养和情感品质，则应该在每一节课上对学生施加影响，让他们得到熏陶，增加积淀。远近兼顾，隐显兼顾，全面和重点兼顾，这才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符合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实际。
篇5：微观经济学小结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一门新的学科----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大部分，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知道了什么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对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亦即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经济变量数值的决定。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所有个体的行为准则在此设法利用有限资源取得最大的收获，并由此来考察个体取得最大收获的条件。
我们现在所学的微观经济学又称现代微观经济学，主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即在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条件下，以单个经济单位（消费者、厂商、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同时也将古典经济框架下的一些问题：分工与专业化及组织结构重新引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加以分析和讨论，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科斯定理等，当然随着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现实解释的需要也引进一些新的理论，以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进行重要的补充的一门社会科学。
微观经济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学牵涉到多种研究理论方法。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一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要素市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政策等。微观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既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又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大量使用均衡分析方法和边际分析方法等。
篇6：微观经济学总结
第一章 导言经济学的含义：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人们社会如何有效地利用和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的问题，包括消费和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在宏观层面上，研究社会经济如何增长、稳定和发展。研究对象：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稀缺资源）研究方法：实证和规范
实证经济学：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分析和预测行为后果的一种方法，力求说明是什么。具有客观性，结论可以被检验，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
规范经济学：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前提，提出行为标准，探索符合行为标准的理论和政策，力求回答应当是什么。（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分析处理经济问题）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微观：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
个量分析方法，又称个量经济学。
中心理论为价格理论，即均衡价格理论。
宏观：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如何从整个社会角度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总量分析方法，又称总量经济学。
中心理论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①单个消费者如何运用自己有限的收入通过消费决策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单个生产者如何运用自己有限的资本通过生产决策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②单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如何通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共同作用而决定。
③所有单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如何通过各个市场的相互作用而同时决定。微观经济学四大基本理论：
价格理论
消费者行为理论
生产者行为理论
篇7：微观经济学论文
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小农家庭经济传统以来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传统中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 80%以上，农民的劳动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生产基础”.[1]( P150)它主要是指在“同财共居”的家庭范围之内，家庭成员间通过劳1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中国农民家庭的组织结构不同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为单位的核算方式，而是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经济品格，并在当前农村去过密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化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
关于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厚重的学术积累和历史脉络，对小农行为动机、目的等都做出了一定解释。其中，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综合小农和社会化小农等概念都是在不同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民群体进行概念分析，[2]对小农性质进行界定和判断，解释小农行为的合理性。特别是恰亚诺夫对道义小农的研究更成为了农民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经典范式，他主要是运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来解释小农家庭的经济行为逻辑，有其合理性。但道义小农范式在解释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逻辑时会遇到困境。
二、恰亚诺夫“道义小农”范式的理论基础
1、生命周期论
恰亚诺夫对农民家庭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最主要的两个理论来源是生物学规律基础上的生命周期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边际效用论。
首先是家庭经济活动量受家庭人口结构、规模和生命周期变化的影响，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首先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与下限”.[3]( P20)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家庭人口结构中的劳动者数量( 下文用 p 表示) 与消费者数量( 下文用 e 表示)比率不断变化调整，家庭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决定了家庭在劳动力投入力度上的决策差异。当家庭劳动者数量( p) 等于消费者数量( e) 时，家庭经济压力最小，自我剥削程度最低。根据此，恰亚诺夫对家庭经济行为选择做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家庭经济活动的量完全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而根本不由劳动者的数量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恰亚诺夫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消费决定论基础上，而不是生产决定论。
另一方面，劳动力自我开发程度还因为体力劳动具有辛苦和乏味的特点，[4]( P121)这就决定了劳动量不可能无限付出。因为“体力劳动的经济活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人类体能的耗费决不是无限制的。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一个人的劳动量越大，他所付出的最后一单位劳动( 边际劳动) 的辛苦就越大”.这就是恰亚诺夫强调的第二个判断，即劳动能力的耗费会受到劳动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约。“换言之，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4]( P53)进而在这一基础上，恰亚诺夫讨论了边际劳动耗费的辛苦程度与劳动所获价值总量的边际效用的主观评价之间的均衡点。
2、边际效用论
恰亚诺夫描述农民家庭经济行为也可以用农户收入曲线和“收入-闲暇”无差异曲线组成的几何图形表示。在收入曲线图中，两条曲线必然会相交于一点，这就是对于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对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在这一基础上，劳动者的产出一旦达到这一点便会自然停止。横坐标代表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曲线 AB 代表为获得相应的家庭收入而付出的劳动辛苦程度。如恰亚诺夫所说，获得第 10 个或第20 个卢布时所付出的辛苦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所获卢布的增多，劳动者每多挣一个卢布就会越发困难。曲线 CD 代表获得相应家庭收入的需求满足程度或者边际效用水平。对于获得的第 20 个或 30 个卢布的主观评价会非常高，因为家庭获此微薄收入将能够应付其一年的最基本需求。随着年收入额的递增，对于边际卢布收入的主观评价将日益降低，因为新增收入所满足的需求在家庭成员看来是不太重要的需求。曲线 CD 的走势显示了对于边际卢布收入的主观评价的变动情况，它与曲线 AB 相交于 x点，假设 x 点的年收入为 67 卢布。在这一产出水平上，对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对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至于 x 点以后的边际效用，每一个新增卢布所得到的评价都要低于对获取该卢布所付出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
随着家庭经济所获得收入的增加，劳动辛苦程度会不断提高，而其边际效用却不断下降。但两条曲线总有一个相交点 X,X 是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在这一点上，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达到均衡，如果继续投入劳动，则劳动辛苦程度就开始大于需求满足程度，这自然是不符合农民经济理性行为的。
恰亚诺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均衡点的变迁，他主要从两个因素入手，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家庭消费需求的提高。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辛苦努力可以获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曲线AB 就会下降到 AB1,就出现新的均衡点。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付出与之前相同的劳动投入会获得更高的消费需求主观评价，从而达到单位劳动收入增加和劳动强度降低的效果。如恰亚诺夫所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那么同样的辛苦努力现在就可以达到获取第 n 个卢布的水平，而在以前，则可能只获取 n/2 个卢布。
同样，当 e/p 比率提高时，即家庭中消费者增多、消费需求增长时，同样的辛苦努力所获得的收入可以有更大程度上的需求满足。这要付出更高的劳动辛苦程度以获取更高的收入水平，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实际上，恰亚诺夫利用收入曲线对劳动-消费均衡点进行探讨，还是借助了微观经济学无差异曲线进行序数效用论分析。即，恰亚诺夫在讨论劳动-消费均衡点的时候并不一定明确指出确切的数量点，而只需知道农民家庭的偏好顺序选择，即无需知道具体的效用差距数量。在讨论均衡点变迁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分析出具体均衡点的数量，而只明确均衡点会在相关因素影响下产生变化，也即明确了劳动者在偏好选择下愿意付出更高的劳动辛苦程度。
三、对恰亚诺夫劳动-消费均衡论的争论
恰亚诺夫的理论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秦晖认为恰亚诺夫首先跳出了“经济人”这一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地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那么他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5]
最重要的是，恰亚诺夫理论被归入“道义经济”和实体主义经济学研究范畴中，主要是因为恰亚诺夫在其《农民经济组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计算利润方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因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小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均以此作为基本的前提”,从而形成了与波普金和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范式的对立。黄宗智( 2000) 和郭于华( 2002) 等既分析了恰亚诺夫理论“道义经济”范式的合理性，同时将其与“理性小农”理论进行了综合。[6]因此，恰亚诺夫“道义小农”范式就成为农民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经典命题，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应用。
当然，学界也有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质疑，主要是针对恰亚诺夫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适用性问题。秦晖认为“由于劳动-消费均衡论假定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只受劳动供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要素( 如土地、资本等) 供给的制约，而这一假定很少得到满足”,从而认为恰亚诺夫的分析对象适用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免除“经济因素”的挑战。但却忽视了如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因素”,而后者在传统农民社会中却起着重大作用。恰亚诺夫分析的很重要一个前提是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恰亚诺夫理论的实证支撑源于 19 世纪末俄国乡村的农户普查数据，以缺少市场要素的俄国小农社会为历史背景”,[7]即在革命前俄国土地资源丰富、农村劳动力雇佣市场没有形成，这也成为其重要的理论缺陷。潘璐( 2012) 认为“恰亚诺夫模型的有效性和解释力也因其对市场经济的完全隔绝和对政治与超经济力量的忽视而受到争议与质疑”.[7]因此，恰亚诺夫讨论的前提是无限土地供给、没有劳动力市场，而中国面临着土地资源限制，从而这一理论就无法解释中国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选择。以上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质疑主要是认为其研究对象是革命前俄国的前商品化的小农家庭，从而认为其研究结论不具有适用性。而经济人类学家萨林斯通过对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经济的人类学调查，表明即使在土地供应弹性较大的原始经济中，边际主义的分析也是无效的。[8]
这是进一步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质疑。
还有学者对恰亚诺夫理论的文化适用性做出质疑，张江华( 2006) 提出，“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都是指个体的主观感受，而这种主观感受要接受文化的导引。恰亚诺夫不加区别地使用不同地区的材料进行横向论证的做法实际假定这些地区文化上的同质性，而这一点显然亦未经证实”.[9]薛桂霞、刘怀宇( 2013) 等认为恰亚诺夫的“道义小农”与波普金、舒尔茨的“理性小农”是相通的，他们指出“在当代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中，有两个看似对立、实则都是基于理性边际主义经济理论假说，即恰亚诺夫的‘生产-消费均衡’假说和舒尔茨的‘利益最大化’假说”.[10]这两个假说体系互相区别的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制度背景。其中，恰亚诺夫假说体系基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双重缺失极端条件下的要素市场; 舒尔茨假说体系则基于另一个极端条件-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要素市场。因此在本质上，舒尔茨和恰亚诺夫都是在形式主义经济学背景下进行讨论的。
四、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解释困境和深化
本质上，恰亚诺夫理论的核心所指是农民家庭的经济理性决定其要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寻找均衡点，这一均衡点使得劳动辛苦程度的边际效益不会降低，并且需求满足程度得到提高。
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行为均衡点的讨论是建立在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基础上的，是基于马克思关于消费、生产论述的理论来源。这不同于资本家或企业行为，资本家和企业是一种生产决定论，即考虑产出和回报率的关系，是不断扩大再生产和不断投资的理性行为。而恰亚诺夫讲的消费决定论是考虑消费与辛苦程度的关系，恰亚诺夫的消费决定论有其强大的适用性，其所讲的消费也是相对具体的家庭消费，是根据家庭生命周期来进行调整的家庭消费行为。
同时家庭可以根据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这一均衡曲线来决定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当劳动辛苦程度增加、边际收益递减、闲暇相对价值增加时，农民就会在继续投入劳动以换取递减效用还是在不劳动换取闲暇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这一模式可以适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产-消费行为，即其可以根据收入情况进行资源配置，如将全部家庭收入用于旅游、养老资金、保险资金以及信贷等项目，完全根据既定收入来决定其消费行为。
1、主观偏好解释家庭经济决策的不足
一定程度上，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和微观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领域中对家庭经济行为的讨论是相似的。在家庭经济理论中，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是家庭内部决策问题。微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消费选择理论来分析家庭内部如何在家庭主观偏好和收入预算约束下达到家庭经济的效用最大化。对家庭消费偏好的分析主要是利用基数效用概念和序数效用概念，“今天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拒绝接受基数效用( cardinal utility) 概念，它来自人们消费物品或服务的感觉或经验。主要是假设效用是可以用某种单位衡量，实际上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是很难用具体的单位进行测算衡量的。现代需求理论所注重的是序数效用( ordinal utility) 理论。根据这种学说，我们考察消费者对商品组合的偏好顺序。”[11]( P76)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之后主要是序数效用论，即不对物品效用量化 而只是比较不同物品的效用，就是偏好。因此，微观经济学对家庭决策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家庭消费偏好和预算约束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均衡。
贝克尔认为微观经济学中利用主观偏好去分析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近代的经济学家一般很少在理解偏好的成因上有所建树，因此假定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也假定，富人和穷人之间、即使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中间，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12]( P159)他进而从时间价值的角度去分析生产和分配对闲暇的需求、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他认为时间价值与市场商品成本具有同等重要性，可以通过减少用于消费的时间并增加用于工作的时间而将时间转换成商品，并能使家庭效用最大化。
但这同样是从经济分析、成本核算的角度分析非工作时间的投入对整个家庭经济效用的重要性，因此不愿意将非工作时间用于闲暇娱乐等活动。
刘怀宇等( 2008) 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讨论了农村居民为了追求收入和闲暇的最大化而选择“被动闲暇”,主要是指在农民收入相对低下时虽然有增加收入的强烈愿望，却只能选择闲暇的经济现象，称为“被动闲暇”.[10]在边际收益出现递减时，如尚未满足生存需要，则仍会继续生产; 满足生存需要后，又开始根据收益情况理性地选择继续生产或享受闲暇。选择“被动闲暇”是出于个人偏好上认为劳动对闲暇的替代率高将会带来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和劳动辛苦程度的上升，从而选择闲暇活动。这种“被动闲暇”的行为选择也没有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总体上，贝克尔等还是在微观经济学范畴中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将农民经济行为放在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下，并用这两个因素来衡量农民经济决策选择。周长城( 2010) 结合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分析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传统，认为贝克尔所主张的利他行为绝不是真正无私的利他行为，而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家庭中的利他行为并不是个体理性的利益算计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而是由制度性的社会文化共同塑造和维持的。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传统价值诉求对于个体的行为选择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家本位和尊老爱幼等。[13]
这是在中国现实基础上对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的补充和深化。
所以，微观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是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进行对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分析，认为决定其做出选择的是个人偏好以及理性算计，即考虑劳动辛苦程度和劳动边际收益问题。但这仍然回答不了那些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情况下仍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这就需要在经济人类学视角下展开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理解，即不仅分析农民家庭的主观偏好，还要分析这种偏好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恰亚诺夫的不足之处，即只是用主观性的偏好去解释行为决策选择，而偏好不是真空的，是由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
2、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嵌入性
关于中国农民在家庭经济中的勤劳行为，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就是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问题，即中国农民总体上是保持一种生产对闲暇的较高替代率。农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副业或务工经商等生产活动，而用于闲暇的时间较少。因此，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框架在解释中国农村家庭经济行为时就还不够。因为中国农民家庭消费行为有其支撑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内部的责任观念、代际伦理以及养老观念和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社会舆论等因素，这些都形成了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小农家庭的投入与产出行为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农民经济理性的均衡点形成不全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因素决定经济因素。如在村庄内部，当个体年龄在 20 岁时，其所挣得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自我消费，当到了30 岁时就开始感觉到家庭压力，在 40 岁时就逐渐形成家庭责任感，这包括养老责任以及照顾子代的责任，并开始通过勤奋劳动来积累家庭财富。因此，劳动-消费的均衡点在个体身上就是不断变动的过程，根据年龄不同产生变化。最终在个体完整的生命周期身上呈现出一个倒 U 型曲线,即均衡点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而变化，均衡点先是不断上升，当个体年龄达到 50 岁左右时达到最高，因为这时其面临的家庭压力最大、责任最高。刘玉照( 2009) 在研究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和经营决策时也指出，“对 40-49 这个年龄段的家庭来说，家庭的负担明显加重，虽然单纯从抚养比的角度来讲变化不大。因为，虽然他们的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出经济活动，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也正值跨出( 或将跨出) 学校之际，加入到劳动者行列。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年轻人进入劳动年龄并不意味着家庭负担的减轻，主要原因在于，进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只有两个发展方向，上大学或参加工作，两者都需要较大的家庭开支”.[14]这与本文所讲的是同样道理。当家庭内部实现了代际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其原本很高的均衡点就开始下降，即由很高的承受能力到承受能力不断下降的变化。
恰亚诺夫是根据家庭人口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来分析家庭经济行为的变化，这包括家庭消费行为和劳动投入力度。根据家庭内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数量比例，家庭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决定了家庭在劳动力投入力度上的决策差异。当家庭中劳动者数量 p 等于消费者数量 e 时，家庭经济压力最小，自我剥削程度最低。而在中国农民家庭中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当家庭中包括一对夫妇和成年未婚子女时，虽然 e/p = 1,但因为中国家庭中存在代际伦理责任，父母要为子女完成人生任务，这时正是家庭经济压力最大、自我剥削最重的时候。这是由中国家庭消费结构造成的，即主要有两种消费类型，一种是日常生活支出消费，一种是大宗消费支出( 如家庭中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消费) .而第二类消费才是真正造成家庭经济压力的原因，在这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农民家庭消费压力如果说也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那么其峰值也与恰亚洛夫描述的不同。
概言之，中国农民的家庭经济行为不是纯粹的理性行为，而是建立在家庭伦理责任基础上的，即家庭伦理责任决定了农民家庭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农民家庭经济活动是建立在家庭责任基础上的资源配置行为。正如桂华( 2011) 所讨论的，“传统时期农民家庭经济行为选择是围绕整个家庭进行的，是为了儿子或者是完成家庭内部的代际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源向下流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此展开”.[15]当辛苦程度很高而继续投入劳动将带来边际收益递减时，因为有家庭伦理责任的支撑，农民对辛苦程度的忍耐力就继续存在，而不会出现终止家庭经济活动的行为。这都不同于恰亚诺夫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农民经济行为决策选择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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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微观经济学效率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是企业发展和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关键动力,决定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1]。如何科学地开展研发活动,合理、有效地利用研发资源,提升企业R&D效率,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高新技术企业需要长期关注的课题。
目前国外对R&D效率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大部分从国家或行业的角度出发对R&D绩效进行评价[2,3];二是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实证方法,并且偏重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建立宏观经济学模型,明确发展变化趋势[4,5];三是研究内容,主要关注R&D对国家或区域经济的整体影响[6]。国内学者关于R&D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于后发优势,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且针对性较强[7,8,9,10]。
综上,国内外对R&D效率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大多集中在对国家、地区或行业R&D效率的研究,即宏观或中观层面的研究,具体到高新技术企业微观层面R&D效率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本文主要从企业层面即微观视角进行高新技术企业R&D效率研究,而且依循公开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旨在通过评价高新技术企业的R&D效率,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改进投入与产出结构,提高R&D效率;同时也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评价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价值的依据和方法。
2 高新技术企业R&D效率评价
本文将引用DEA模型中的C2R模型,根据DEA模型和研发活动的特点,将高新技术企业R&D效率评价指标分为投入和产出两大类。经过对投入、产出指标的筛选,本文将投入指标从资本投入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分别选取R&D经费投入强度和R&D人员投入强度作为具体指标。产出指标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分为两个层面:技术盈利能力层面的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技术创新能力层面的指标包括技术资产比率。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具体指标涵义如下:
(1)R&D经费投入强度(X1),即研发活动费用支出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其中研发活动经费支出通过企业年度报告中“开发费用”一项获取。
(2)R&D人员投入强度(X2),即企业投入的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人数的比例。为了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采用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
(3)净资产收益率(Y1),即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反映的是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指标值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越高。
(4)主营业务利润率(Y2),即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明企业每单位主营业务收入能带来多少主营业务利润。
(5)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3),即企业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增加额与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用来衡量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判断公司发展所处的阶段。
(6)技术资产比率(Y4)。由于目前的会计核算体系还不能做到对企业技术投入数据的披露,因此采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来表示,假设无形资产全部由研发活动产生,则该比率为无形资产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3 实证研究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河北省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截止2010年底,河北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22家,剔除了数据披露少于三年的公司,最终确定16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在研究中统一运用样本公司2008—2010年的以企业年报数据为主的相关数据(原始数据略)。
3.2 DEA有效性分析
综合效率值是对各样本企业R&D效率的总体评估,表示整个企业研发活动的状态,其值越接近1,表示企业的相对研发效率越高。样本企业研发活动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各投入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如表1所示。
通过表1可以看出,有8家企业达到了技术有效,即θ*=1。在这8家企业中,ST宝硕、凌云股份、老白干酒、新兴铸管和冀中能源达到s*+=0,s*-=0,即s1+=s2+=s3+=s4+=s1-=s2-=0,表明这5家企业达到DEA有效;而另外3家企业,乐凯胶片、三友化工和天威保变虽然θ*=1,但存在s-≥0或s+≥0,所以只达到技术有效,为DEA弱有效。其中:乐凯胶片R&D经费投入强度略显冗余,而产出指标中主营业务利润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略显不足,进而影响企业R&D的总体效率,企业需要将主营业务利润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提高3.1%和15.9%,同时将R&D经费强度降低1.6%方可达到DEA有效;三友化工存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技术资产比率不足且R&D人员投入强度冗余的问题,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足明显,需要提高46.2%,因此企业应着重关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以提高企业R&D效率;天威保变虽然达到了技术有效,但企业研发的综合效率偏离生产前沿面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严重不足。通过分析可知,影响以上3家DEA弱有效企业的R&D效率的主要指标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关键原因还在于研发成果的转化能力低,因此企业应着重提升研发成果的转化能力。其他8家企业的θ*<1,表明这8家企业的研发活动为DEA无效,需要通过调整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产出量来达到综合效率最佳,即DEA有效。在8家DEA无效的企业中,河北宣工虽然DEA无效,但其研发综合效率为0.900,比较接近生产前沿面,与技术效率有效但综合效率较低的三友化工相比可知,企业R&D效率的高低不仅受到技术效率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由于综合效率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因此企业的综合效率除受到技术效率的影响外,还受到规模效率的影响,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资产规模越大,其综合效率平均数越大。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规模多集中于20亿元以下(8家),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规模较小,这也是阻碍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整体研发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3.3 规模有效性分析
规模收益主要用来衡量产出随投入变化的状态,即随着投入的增加,产出的变化情况。通过测算得到各样本企业规模效率分布状况及规模收益分布状况,如表3和表4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规模有效的企业数为5家,占研究样本总数的31.25%,表明有1/3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达到最优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5家企业同时还是技术有效,即这5家企业R&D效率达到DEA有效。还有2/3的企业没有达到规模有效,虽然其中有的企业已达到技术有效,但由于投入产出的配置不合理,导致企业研发活动没有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而且在非规模有效的11家企业中,规模效率处于0～0.6的企业占样本总数的37.5%。从整体上说,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规模效率处于一个低的水平,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配置严重不合理,在投入水平一定的前提下产出严重不足,因此需要加强对研发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提高R&D效率,使产出达到最大化。
从表4可以看出,有2家企业处于规模递增的状态,大部分企业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的状态,表明这些企业虽然投入要素组合合理,但仍没有达到投入规模的合理状态,此时企业扩大投入无法换来更大的产出,需要调整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比例,以便实现综合效率最大化。
3.4 投影分析
DEA以生产前沿面作为衡量各决策单元效率的标准,若决策单元的输入输出向量在该系统的生产前沿面上,则表明该决策单元为DEA有效。因此需要调整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入向量和输出向量,使其达到DEA有效。表5说明了11家DEA无效的企业为达到DEA有效,各指标所需调整的值。
注:1)OV表示原始值;2)PV表示达到DEA有效的目标值
从表5可以看出,对于非有效的11家样本企业来说,产出不足是影响企业R&D效率的主要原因。由于本文选用的是面向产出的DEA模型,即在假设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来扩大产出,这也正符合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R&D活动的状况。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规模性分析可知,多数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企业继续追加投入已不能取得更高的产出。其实并不是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真正过量,而是企业没能很好配置投入产出比,投入的经费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4 结语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R&D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在16家样本企业中,有11家企业DEA无效,有7家企业R&D效率处于0～0.4之间,有9家企业研发的规模效率处于下降的状态。
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研发资源投入使用不充分的问题,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加大R&D投入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增加R&D经费投入量,而要根据对企业R&D效率的分析,建立R&D活动经费投入良性机制。企业R&D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R&D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R&D效率的高低与研发团队结构的合理程度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密切相关。因此,要提升企业R&D效率,需要从研发团队出发,建立有效的团队沟通与协作机制,设立符合团队成员价值观的目标,使团队研发人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企业规模是制约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R&D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扩大规模需要筹措资金,在企业靠自身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还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等不同部门的共同努力。政府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政拨款,可以有效解决高新技术企业资金不足的困境。第一,完善政府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扶持体系。在政府直接进行财政支持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政府资助方式,如税收激励以及其他政策性扶持。第二,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条例,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R&D活动,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形成强有力的保护。
本文建立了可行的高新技术企业R&D效率评价模型,创新之处在于从微观的角度进行企业层面的研究,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等信息进行分析,有别于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国家)或中观(地区或行业)层面进行的研究,有利于各个企业找到R&D效率低的问题所在和改善途径。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所建立的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检验和改进,而且研究样本少,研究结论具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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