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精选6篇）

篇1：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证人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人，证人作为一个案外人，具有特殊的作证优先性，证人证言在众多证据种类中起着重要作用。鉴于证人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提高证人出庭率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奖励。根据证人对审理案件所起作用的大小，对证人进行不同的奖

励，作用大的多奖励，作用相对较小的少奖励。另外，奖励也不局限于物质奖励，还可以实行精神奖励，给予证人一定的荣誉。当然，物质奖励更加实用，方便快捷，所以应当注重物质奖励。通过奖励的方式有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有效获取证据，提高办案效率。另外，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受的损失也应当及时有效予以补偿

2.要注重保障证人以及与证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权益。证人是了解案

件真实情况的人，他的证言关系到案件的真实性，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证人的安全容易受到威胁，打击报复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不能保证证人不受打击报复、财产和名誉不被损毁，还是不足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同时，不仅要保护证人本人，而且还应当保护与证人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与证人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由于与证人有某种特殊关系，譬如，血缘关系或爱情关系，朋友关系，他们会对证人的证词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对证人的女朋友进行威胁、报复都会对证人作证产生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扩大对证人的保护范围，细化具体内容，不局限于对证人进行保护，还应当将与证人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纳入到保护对象中来。

3.司法机关注重普法教育，加强宣传力度，通过报纸，新闻媒体等途径宣传公民作证的相

关知识，增强公民法律意识，提高证人作证义务的法律意识。

4.我国应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当代中国，司法资源相对比较缺乏，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工作压力大，没有多余的时间与足够的财力用于保护证人。基于此种情况，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成为必须，保护机构的设立也避免了三机关相互推诿责任，不利于保护证人。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关应当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5.对于打击报复证人、威胁证人构成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但侵

害证人及与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负民事责任，予以罚款，损害赔偿。

篇2：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申请人：XX，男，汉族，年

月

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住XXXXXXXXXX。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依法传唤证人XXXX出庭作证。事实与理由：

贵院受理的XXXX诉XXXX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业已立案受理。证人XXXXX系被告爷爷，了解此案件的详细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XXXXX出庭作证，证明该案事实情况，请予以准许。

此致 XXX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证人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篇3：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

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作为控方的公诉人或者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请求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到庭, 当庭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人民法院陈述的活动。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的证据方法, 因为证人证言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 同时证人证言也因其更为生动、直接、具体, 因而在实践中更易于了解案件的事实, 并且证人证言相较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 其证明力更强, 更具有客观性。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有关规定及不足

(一) 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为证人。本条虽然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是, 该规定对有作证资格和能力的证人没有规定强制出庭作证的程序以及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因此, 这就导致了作为证人而言, 由于法律并未对不出庭的证人做出条件限制, 证人是否出庭作证随意性太大, 既可以出庭, 也可以不出庭。证人在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的选择中, 一般人从自身利益出发, 最终选择不出庭。不出庭不仅风险小, 而且不会产生一些必须投入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现实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证人出庭率极低, 例如上海刑事案件征认出庭率仅为5%左右。

(二) 在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第74条第1款第5项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询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是否注明询问的起止时间和地点, 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证人对询问笔录是否核对确认。本条规定了对于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在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证人对笔录是否核实。我国虽然对于证人出庭如实作证问题没有采用国外的宣誓制度, 而是采用了作证前的法院告知制度, 这种制度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证人如实作证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可以唤起其良知。但是我国并没有规定一种类似作证前签署保证书的形式, 进而明确证人应当为其出庭作伪证承担责任提供法律依据, 以此来防止证人作伪证。当然, 我们选择作证前的宣誓制度也未必不可取, 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法律在证人作证前采用宣誓等仪式有助于心理上起到预防的作用, “法律期待宣誓具有保证事实真实性的机能”。

(三) 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关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本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应当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但是, 法律条文未能明确指明此笔补偿经费的责任主体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由于补偿主体的不明确, 可能会导致证人在请求这份经济补偿时吃闭门羹,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相互推诿, 进而损害了证人的利益, 更加大了证人在出庭与否的犹豫中选择不出庭的概率。

(四) 在证人出庭作证人身保护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在此方面也必将会加重证人在面临人身危险时在出庭与否的犹豫中选择不出庭的概率, 从而导致我国在刑事诉讼案件的实践中, 证人出庭率极低, 不利于案件的顺利完结。

三、提升证人出庭作证率的价值分析

(一) 有利于维护司法正义

1. 程序方面。

刑事诉讼程序公正主要体现于参与、平等、公开和人道。积极推动我国司法实践中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主要体现在司法程序正义中的平等和人道两者之中。完善的刑事程序正义不但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裁判结果公正的标准, 而且能够设计一种保证达到公正结果的刑事诉讼程序。评价刑事诉讼公正与否的标准包含“人是目的”这一哲学本体论的观点, 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曾有一如是命题“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 这正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抽象的肯定。

2. 实体方面。

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主要是指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民事和刑事等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各类案件。实际的司法运行过程中, 实体上的公正是最让人心神所向的。它所追求的是每个人在公平、公正主导下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但是, 由于司法程序的严谨与正式, 决定了实体正义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一直以来, 我国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意识观念, 在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实体, 有时不惜牺牲程序正义的神圣价值。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正是因为过分强调实体公正的结果。

(二) 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

公正、高效、权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三个本质特征。公正是司法的生命, 效率是司法的形象, 权威是司法的力量。司法效率是司法制度中的一个中性视角, 在司法过程中, 公平正义是绝对不可牺牲的, 因为司法失去公平正义就相当于司法失去了生命, 一切便无从谈起。因此, 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 低证人出庭作证率的显现, 不仅仅增加了侦破案件的难度, 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进而为日后平反各类冤假错案的司法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不仅仅与我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策的步伐相悖, 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

四、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有关规定的完善

(一) 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

应当明确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直接言词审判原则的必然要求, 也是保障控辩双方交叉询问权利可以真正实现的程序要求, 特别是针对我国刑事诉讼实践过程中证人出庭率极低的情况, 应当对证人出庭作证做出强制性的义务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证人证言与案件事实的紧密程度不同, 且证人也可能因客观情况无法出庭, 强调证人一律出庭作证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对于一些与案件主要事实联系不大, 只是证明案件的一些枝节的证人证言, 没有必要再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在此, 笔者建议以下几类案件的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证人证言在庭审前后有重大变化的;公诉人或者一方当事人对证言有异议且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 在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

应当明确证人作证前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在我国的理论界对于证人作证之前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如实作证的意愿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种理论认为, 我国普通民众普遍缺乏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 并且宣誓在一定程度上存留着人类蒙昧的痕迹, 在我国诉讼中采用这种制度缺乏传统的基础。另外一种理论认为, 我国在早期存在着宣誓制度, 并且法治发达国家仍然在采用这种制度, 宣誓制度与我国传统并不排斥, 我国应当采用宣誓制度。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现行刑诉法并没有相应的有关宣誓制度的基础与之相融合, 因此宣誓制度在我国不宜被采纳。此外, 结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 “证人作证前, 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 由此可知, 从我国的传统和司法实践的做法来看, 采用保证书的方式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对证人内心威慑的作用。

(三) 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

应当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的责任主体是人民法院。证人提供证言, 主要价值在于帮助法院行使裁判权, 帮助国家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因此, 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不应该由控辩双方承担, 而应当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较为恰当。此种规定既可以防止控方威胁证人或者辩方收买证人等违法现象的发生, 造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认为证人改变证言对辩方有利进而怀疑证人被收买而当庭抓捕证人现象的发生, 也可以与证人因法庭通知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而予以制裁的国家性相吻合。

五、结语

证人出庭作证是司法机关顺利查清案件事实、侦破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思想的重要体现。本着此理念, 笔者谨慎地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在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不可否认, 在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过程中必将困难重重, 但是, 笔者坚信追求美好事物的旅程没有坦途。

摘要：证人证言作为我国刑诉法中明文规定的一种证据种类,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基于此, 证人证言的重要性也直接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刑诉法具体条文的研读, 发现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相关条文的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的不足, 进而提出我国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条文应当明确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明确证人作证前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的责任主体是人民法院的几点改善建议, 以期为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困境,价值,完善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76.

[2]谢晖.价值重构与规范选择[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454.

篇4：如何提高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率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出庭率

一、证人作证的现状

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令人担忧，据有关报道：上海市黄浦区法院近年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仅有5％，而在民事诉讼法中，证人的出庭率也仅有10％，有35％的证人拒绝作证，其余证人仅愿提供书面证言。

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70条却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除去“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外，其他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可见，我国法律显然是排斥证人拒绝作证的。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差异之巨大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无论是民诉法还是刑诉法，都只是简单地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照此逻辑，在我国，证人之所以出庭仅仅是因为他(她)知道案情，并有作证的义务，即我国法律只是规定了证人的资格义务问题，关于证人的权利及其保护问题几乎投有涉及，仅可从《刑诉法》第49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得到一丝的慰藉。事实已经很清楚：①我国法律关于让证人作证的规定过于笼统，内容极不完善，操作性不强；②规定仅是片面地强调义务，缺乏权利保障；③保障措施重事后救济轻事中的保护手段；④没有证人拒证制度的规定，落后于世界潮流。

二、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分析

从笔者掌握的有关资料来分析，在民事诉讼法中，证人拒绝作证大体可以分作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一部分的证人缺乏社会责任感，认为事不关己，觉得出庭作证费时费力。对于这类证人，笔者认为主要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其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第二类是一部分证人崇尚明哲保身，怕因作证而惹祸上身，受到案件的牵连，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大部分证人拒绝作证都缘于此，因此尤其值得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如何让每一个证人都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作证，是今后我们立法、司法工作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类是证人出于包庇袒护一方当事人之意，故意隐瞒真情，不愿作证。这类证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亲情，即因身份关系而不愿作证的；另一种是因被收买而不愿作证的。

第四类比较特殊，这类证人非当事人亲属，也非被金钱所收买，而是基于其与当事人之间的职业雇佣关系而了解掌握案情的，如律师、会计师等，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他们认为不便作证。

后两种拒证情况有不少人将其统称为“知情不报，隐瞒案情”，认为在法律上应相应地采取强制性措施，明确故意拒证的法律责任。其实这就犯了“—棍子打死”的错误。对于因被收买而不愿作证及因特殊关系，如亲情和职业等关系不便作证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对于前者，自有严厉的刑法条文予以对付，而如何处理后者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证人拒证制度。

三、证人拒证制度的引进

证人拒证制度是指在司法诉讼的过程中，一部分证人因身份或者职业关系有权拒绝提供证据而不负法律责任的一项证据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中。笔者认为，诉讼法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一些诉讼制度原则，如平等权利原则，辩论原则，辩护原则就共同构建起民事、刑事诉讼的基石，民事诉讼中的证人拒证制度理所当然可以从刑事立法中找到借鉴之处。

英国早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规定：在普通刑事案件中被告的配偶可以作证，但只能当辩护证人，不能强迫其作证。如果被告人不让其配偶出庭作证的，控方也不得加以评论。又如大陆法系代表德国在其刑诉法中除了规定因身份关系可以拒绝作证外，还规定了神职人员、被指控人的辩护人、律师专利代理人、财会师、宣过誓的查帐员、税务顾问、医生、药剂师、助产士等可以因为其职业关系而拥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广泛地存在过证人拒证制度。在古代，证人拒证的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亲亲相隐”的制度上，这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至汉代，相隐制度已贯彻于司法实践当中。盛唐，亲属相隐制度又进一步完备和发展，相隐的范围远远超出“父子、夫妻、祖孙”之列。《唐名例律规定》：“诸同居，……以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已将相隐扩大至所有同居的亲属之间。到清末民国时期，相隐的法律制度已从义务上升到权利，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的权利在法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纵观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虽受不同传统法律文化和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的影响，证人拒证亦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拒证权的存在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国引入证人拒证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优势，又具现实理论依据。当然，引入不是简单的搬抄，尤其是在外国立法重在刑事制度方面，我们必然有所扬弃。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立法偏重于“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价值取向出发，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应适度控制民事证人拒绝作证的范围，其规定应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拒证权利主体。应只规定因职业原因而享有拒证的权利，并只限制于担负辩护职责的律师，同时明确界定担任辩护的时间效力问题。这主要是出于对律师调查权的尊重，同时也是符合国际司法惯例的。

对于亲属之间的权利问题，一方面出于证明力度可靠性的考虑，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要亲属作证的情况也不常有，笔者认为即使在制度方面也没有在立法上进行改进的必要。

2.证人拒绝作证权利行使的限制。当然，证人拒绝作证权的行使不是绝对的。如果是被告人利用律师的辩护或代理活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时，律师便可以证人的身份作证，而不享有和放弃拒证的权利。另外，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行为，证人应无权拒绝作证。

3.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适用。各国大多把此作为拒证的理由之一。但笔者认为，鉴于“国家秘密”的特殊性，立法中立严格限定和识别主体，必须是处于一定职位、从事一定职业的国家公务员及其事务人员方有资格引用这一理由，从而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当然，引入拒证制度，仅是完善了我国的证据制度，改善证人证言的可操作性，提高其可信度而已。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扭转证人拒证的被动局面，关键是如何保护和保障证人的权利。

四、证人权利保障的构思

众所周知，案件的公正审判前提是发现真相，而发现真相离不开证据，作为证据种类之一的证人证言有其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却常常遭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证人不愿作证，也不敢作证。针对此问题，一方面是加大对打击报复证人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应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进行全面地保护。

笔者认为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1)一般保护。1998年，当时的广州花都市人民检察院曾为一名证人专门成立了保护小组。从证人从香港进入罗湖口岸即对其进行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完毕后，由该小组护送其顺利出关返回香港，保护任务即告结束。为圆满完成保护证人的任务，必须建立专门的证^保护机构。鉴于打击报复证人多属刑事犯罪，在设立证人保证机构不宜再区分民事或是刑事。而应该同设于司法行政机构之下，其职权包括：受理和依职权主动保护证人，确定证人保护的措施、级别及其期限，实施保护方案。同时法律还应特别关注证人受害案件的申诉以及协调各司法机关共同完成好保护证人的工作。

(2)特别保护。借鉴外国的经验，以在广西平远扫毒斗争中的实践经验。对于面临高度长期的风险，确已无法在原地居住生活的证人，法律应为其提供完备的个人家庭档案、证件和支付给其异地定居生活的费用，妥善安排好证人及其家属的学习和就业问题，将其秘密迁移至与其原生活环境少有联系的地方居住。

当然。对于证人及其家属的人身保护应充分尊重证人的意愿，征得证人的同意，取得证人的配合，不得借保护之名肆意侵犯证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二)对于证人其他非人身安全的保护，主要是财产权利的保护，对于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应建立有力的证人权利救济社会体系。

由于案情的需要，有时证人会被反复地询问，传唤，对证人的生活、工作都会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是伤害，有时因案件的复杂及证人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证人作证可能会出现偏差，又会引起司法上的责任问题。因此，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救济系统，其中应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①作证保险制度；②经济补偿制度；⑧就业保障制度；④无偿诉讼制度；⑤不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1.武鼎之，证人拒证，良案何在[J]，人民检察1999(3)：6-10

2.蒋为群，民事诉论证人拒证问题探究[J]，兰州大学学报，2000(6)：80-83

3.[英]鲁珀特·克罗斯，英国刑法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论语·子路，中国法制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篇5：证人出庭作证申请1

娄星区人民法院：

贵院受理的成清华诉娄底湘柳机械有限公司损坏赔偿一案，成清华为证实相关情况，特向法院申请村长成建中出庭作证，望批准为盼！

附：证人的基本情况

成建中，男，1966年10月14日生，汉，娄星区大埠桥办事处江龙村建新组14号，联系电话：***。

申请人：

篇6：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

申请事项：

申请证人xxx某出庭作证。

申请理由：

李某诉张某、赵某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为了办理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将申请人与涉案房屋产权人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赵某某签订的申请人手中仅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办理按揭所需的其它相关资料交给建设银行xxx支行个贷部xxx某经理处审查，xxx支行本应把申请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退还给申请人，但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却被赵某某从支行个贷部xxx经理处强行取走，致使申请人无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为查明案情事实，申请人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证据的若干规定》54条的相关规定，向贵院申请证人xxx某到庭作证，证明申请人仅有的提供给xxx支行的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被赵某某强行取走。

此致

xx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