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

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精选3篇）

篇1：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

张彬福：高考立意于考察学生的应用能力、探究能力、审美能力，这与正在推行的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相一致。从当前的试卷看，尤其是实验区的试卷，学生的学科素养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考试肯定考得好。单靠博闻强记、擅打题海战术而不能灵活运用知识就能决胜高考的年代正在逝去。

但考试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语文考试中作文最能展示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到目前作文止步于70分。这是因为作文分数“个性太强”，误差太大，怕给分太多丢了高考的公平性。研究表明，这样的主观题阅卷，8个人判分，去掉两头然后取平均值，结果最接近真实分值。但高考阅卷需要非常有限的人力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高考试题肯定不能完全追求内容的最恰当性，必须跟整个的考试组织、阅卷、计分等形式形成最佳的结合。

从这个角度讲，高考与改革合拍尚需现实条件支撑。像攀登珠峰，人人都向往登顶，但受身体、设备、天气等条件的限制，不同的条件只能上到某一个海拔高度，那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现实高度。在我国庞大考生队伍的现实面前，理想的高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作为远眺的珠峰。

教育工作者动不动拿高考做不落实课改的挡箭牌显然不对。

有的实验区教师，跟学生约定，在有人听课的情况下提问，都举手，不会的举左手，一知半解的举右手，比较明了的高高地举右手。在课堂上，教师先点举左手的学生回答问题，学生肯定不会，教师就加以引导；然后点举右手的学生，答案肯定不尽人意，于是再加以点拨，最后就是圆满收场。

教育不像其他行业，如果一个人只想混碗饭吃，那就耽误了一堆人一辈子拿饭碗，就是误国误民的大罪过。如果你认可了改革，有困难可以去克服。

课改提倡让学生体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提升也应该从体验开始。不要一味依赖于专家，专家解决的往往只是共性问题。要借助的是专家和校本教研的智慧，然后自己去探究真实的问题，找到解决你在独特现场遇到的问题的方法。这种体验也渗透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你的能力自然就得到提高，自然就能尝到收获的甜头。你的养成就和你所面对的学生的养成同步了，在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中，高考就不在话下了。

篇2：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

●陈建新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重要转型期, 高等教育大发展, 又碰上国际金融危机, 高校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以“非常时期、非常责任、非常决心”抓紧抓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 高等学校重视就业不等于“就业至上”, 更不能将其作为高校的办学理念。

高校办学理念是指导学校发展的根本的基础的长远的战略性思路, 办学理念最主要的是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 当然也会受普遍的社会规律如市场规律等的制约。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 应该抓住属于大学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职能的东西。培养人才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 体现着大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价值取向。大学有不同类型和层次, 可以有不同定位和办学策略。国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地方普通高校的区别只是办学的层次和定位不同, 培养人才的目标和模式不同, 但培养人才的根本使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 不同高校可能培养出不同特色的“某种人”, 但他们都必须首先“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笔者拙文《“就业至上”的办学理念值得商榷》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引起较大反响, 《大学教育应当培养怎样的人》指责拙文“把教育对‘某种人’的培养与教育‘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之间对立起来, 则显得有些离奇与荒谬”。笔者并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 相互排斥、相互对立, 正是基于强调作为特殊性的“某种人”寓于作为普遍性的“人”之中, 后面的“人”对于前面的“某种人”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意义, 所以不同意摒弃“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 又提出“就业至上”的高校办学理念;笔者也不是要把大学教育的实践过程“教条式的”分割成培养“人”和培养“某种人”两个不同程序, 正是强调二者的内在统一性, 必须用培养“人”统领培养“某种人”, 这是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劳技培训的区别所在。这些话读起来很拗口, 似乎有点故弄玄虚, 如果懂点辩证法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 其中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

黄冈师范学院等地方普通高校重视就业, 围绕就业促进学校建设与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是令人欣慰和钦佩的。但以就业为导向, 作为“地方普通高校的必然选择”, “普通高校迫不得已的突围”, 毕竟只是属于办学策略和具体做法, 何以就一定要提升为办学理念, 而且还处于“至上”的位置呢?“至上”的提法, 笔者认为不妥。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带来失误的教训太惨重太深刻了!社会和市场的变化是多样的, 就业随着市场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可能表现出轻重缓急, 办学理念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朝令夕改。如果我国的教育, 基础教育随着高考的指挥棒转, 高等教育随着就业的指挥棒转, 那是很可悲很可怕很危险的。坦率地说, 笔者之所以对“大胆提出”“就业至上”的“崭新办学理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最主要的还在于不希望这种思想方法带来更多的不良影响。

把“就业至上”作为高校办学理念的同志, 认为这是“对高等教育市场价值取向的一种理解和尊重”。恐怕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条件比较差的技校进行合并, 能联合的

学, 使就业市场需求和技工教育紧密集合, 做到市场需要什么工种, 就办什么专业。办什么专业就设置什么课程。设置什么课程, 就

联合, 不能联合的可以挂靠在龙头学校搞合作办学。对于一些行业和企业办的

技工学校, 根据产业结构来调整, 已经聘什么样的教师。”停办或无能力继续办学的, 可实行关停

雄厚的办学实力, 还需有策略的招生手段。“质、信、诚、勤”就是山西交通技师学院院长张文才对前期招生工作的精辟总结和概括。即, 提高教学质量, 以“质”招生, 提高学

并转。

“同时, 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积极实行订单式培养, 加强与用工单位联合办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有限度的, 高等教育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就业至上”无异于高等学校办学完全由市场导向, 这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种极端表现。虽然说市场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高等教育不能完全为市场目标所控制, 既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实现对高等教育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革, 又要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 实现对市场化的超越。高等教育的社会活动与功能主要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 有其自身崇高的理念、精神、目标与价值。如果以市场目标代替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 将高等教育市场化引向极端, 只会带来灾难性损失。以功利、实用作为大学的行为动机, 将会破坏高等教育所需要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 降低培养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教育产品中的人才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君子不器”, 大学教育既不能培养工具化的人, 更不能像企业那样生产产品。人才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属性和社会价值不同, 它的使用价值突出表现为社会性、长远性和潜在性。物质产品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市场价格, 培养人才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是能够简单确定的。人才产品还是有意识的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 具有主观能动作用, 不是被动地接收加工 (即被动地接受教育) , 而且, 生产过程之后, 也具有主动挑选的特质, 不是被动地被推销、分配。因此, 人才产品不可能像物质商品一样, 完全由市场定价、按市场交易、靠市场分配。就是所谓“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也只是一种未必科学的形象说法, 不是要将人才的培养与营销完全企业化、市场化。

“就业至上”的办学理念, 无疑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全部压在了高校身上, 殊不知就业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大学不可能承担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全部责任。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从政府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市场导向、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转变。进入新世纪, 又在实际运行中进一步完善, 建立了“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和机制, 在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突出强化政府积极促进就业的职能。今年, 国务院对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上的职能进行了调整, 明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这一职能调整, 有利于加强部门的统筹协调, 有利于调动更多部门的积极性, 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毋庸置疑, 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高校应该积极作为!高校做好该做的事、能做好的事, 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找准办学定位, 突出办学特色, 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加大创业教育力度,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 提高就业竞争力。高校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与用人单位、毕业生个人、家长等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密切配合, 努力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来源:《光明日报》)

生就业率, 以“信”招生, 对外扩大宣传, 以“诚”招生, 改进工作作风, 以“勤”招生。张文才说, 要通过不断改善教学环境, 以优美的校园、先进的设施、一流的师资来吸引学生, 取信于家长, 同时达到“招得进、育得好、送得出”的目标, 相信通过勤奋努力, 技校招生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

篇3：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

一名身体残疾的学生因老师的一句戏言，而出现心理障碍，诱发精神疾病以致入院治疗。为此，家长将老师和学校告上法庭，但他们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他们要为一句无意的戏言而承担法律责任吗？

老师不当言语惹祸，学生精神起病

蔡子健生于1991年9月，是江苏省泗阳县育才初级中学初三学生。蔡子健因腿脚有残疾，不免有些自卑。2008年5月9日下午，泗阳中学领导参观育才初级中学，学校要求全体同学下楼迎接。在此过程中，育才初级中学的年级主任郑云龙对楼上的同学喊：“小瘸腿都下来了，你们还不快点！”同学们哄堂大笑，郑云龙意识到自己语言不当，立即向蔡子健道歉。

第二天上午，班主任发现蔡子健行为有点反常，就将情况通知了蔡子健的父母蔡海源夫妇。蔡海源夫婦把儿子接回家后，发现他出现了多疑、乱语等症状。5月14日，他们将儿子送至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分裂型精神病。经过3个月的治疗，蔡子健的病情好转。8月19日，蔡海源夫妇为儿子办理了出院手续，支付了医疗费2万余元。蔡子健住院期间，郑云龙支付8000元。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混合型）；急性胃肠炎；普通感冒。医生交代蔡海源夫妇：要给蔡子健长期服药、定期复诊、注意营养。

儿子因为老师的一句话而造成精神分裂，蔡海源夫妇认为学校和郑云龙应当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便与学校交涉。在多次交涉无果后，蔡海源夫妇来到泗阳县人民法院，以儿子为原告，以自己为法定代表人，将育才初级中学和郑云龙推上了被告席，请求法院判令他们赔偿医疗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计5.3万余元、精神抚慰金4万元及残疾赔偿金。

10月14日，泗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学校代表和郑云龙表示，戏谑之言是无意间脱口而出，蔡子健因心理承受能力较低而患病，他们没有责任。不过，郑云龙表示，如果判决由其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已经支付的8000元可以作为已付赔偿款；如果判决由育才初级中学承担责任，那么也同意其支付的8000元作为中学的已付赔偿款。

在审理过程中，根据蔡子健的申请，泗阳县人民法院委托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就郑云龙的言语对蔡子健疾病的发生原因力大小进行评定。蔡海源夫妇因鉴定支付鉴定费、住宿费、交通费等2800余元。2009年2月26日，司法鉴定所做出结论：1.如果既往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明确成立，目前则考虑为精神分裂症缓解期，难以确定两者原因力大小；2.如果既往精神分裂症诊断不成立，被鉴定人的表现较符合适应障碍，起病与精神刺激因素有一定关系，属于轻中度精神刺激因素，通常预后良好。

法院判明是非“无意”难脱责任

泗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云龙作为教师，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过程中，因言语不当而使蔡子健受到伤害，依法应由育才初级中学承担赔偿责任。蔡子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虽然原因力大小难以确定，但因为存在郑云龙言语不当的事实，客观上给蔡子健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刺激。因此，泗阳县人民法院酌定学校承担60%的责任，为16417.98元。蔡子健主张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8000元。郑云龙自愿将8000元作为育才初级中学的赔偿款，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2009年12月30日，泗阳县人民法院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育才初级中学赔偿蔡子健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等计16417.98元、精神抚慰金8000元（其中包含已付的8000元），驳回蔡子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育才初级中学不服，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辩称：1.郑云龙的不当言语与蔡子健的精神疾病不存在因果关系，学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蔡子健没有留下残疾，且郑云龙的行为属于过失，而不是故意，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

2010年12月21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文中当事人、学校均为化名，题图与本文无关）

法官说法

老师的一句戏言，只是在无意间脱口而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泗阳县人民法院为何判令学校和老师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呢？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的成立需满足四个要件，即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危害结果、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会发生危害结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知道危害结果的发生，却因为过分自信，或者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结果的发生。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生命健康权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两种权利的统称，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生命安全不被非法剥夺、危害的权利；健康权是指公民保护自己身体各器官、机能安全的权利。生命与健康是公民享有一切权利的基础，如果生命健康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的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对于有残疾的学生，作为学校和老师，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关爱和尊重，应当预知不当行为、言语等都易造成残疾学生的心理障碍，影响残疾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本案中，当事老师郑云龙的戏言虽不具有恶意，也表示了歉意，但其行为已经给蔡子健的心理造成了障碍，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他起病的结果。育才初级中学主张郑云龙的行为不是蔡子健发生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但从鉴定结论看，其虽然难以确定社会因素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原因力大小，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蔡子健在郑云龙作出不当言语前已经存在精神疾病，且郑云龙的不当言语与蔡子健发生精神疾病之间时间较短，应当认定郑云龙的行为是蔡子健发生精神疾病的直接因素，学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比例时，泗阳县人民法院在综合考虑蔡子健身体素质也是疾病的原因之一的情况下，酌情确定由学校承担6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虽然蔡子健在本案中对于是否构成残疾没有进行评定，但并不影响育才初级中学所应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泗阳县人民法院、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适当的。

本案的发生，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警示。在生活中，身体、心理、精神等存在缺陷的人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渴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关护与尊重。然而，在现实中，以他人的缺陷进行戏谑的现象并不少见，被戏谑者往往是一笑了之。但是，这种一笑了之，不是被戏谑者对被戏谑的认可，而是出于无奈。其实，他们的心理已受到伤害，只是因为这种伤害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造成严重后果而受害人不知道维权。本案的发生，告诉人们，不能因为你的行为是戏谑他人，主观上没有恶意，就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戏谑他人构成了民事侵权行为，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