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启示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启示（精选9篇）

篇1：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启示

第一，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任城王传》)，这段话清晰表明：为了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迁都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而洛阳是中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迁都以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可见孝文帝迁都与其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第二，统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魏书·任城王传》)这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关于“帝宅”、“王里”的说法，说明他要通过迁都洛阳以获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另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连年对南齐用兵，直到卒于南征的军事行动中，可见孝文帝还希望通过迁都洛阳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第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第四，地理环境的影响。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结果使洛阳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孝文帝还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③友好交往：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即使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没有间断)

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大融合。

篇2：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启示

于曹魏时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已经变成了从世家大族中选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与庶族两大社会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

由于鲜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独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导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汉族政权政策，也就继承了这一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使门阀制度由魏晋进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科举制度时方才废止。

篇3：论隋文帝的经济改革

隋文帝即位之初,土地荒芜,买卖之风盛行,人民负担沉重,并且当时国家南北分裂,隋文帝还肩负着统一南北的重任,这些都需要隋文帝改革土地和赋役以发展隋初经济,为统一奠定雄厚经济基础,另外统一后面临全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需要隋文帝能根据形势对土地政策作出调整改革。

隋初土地荒芜现象十分严重。北魏末年,北方走向分裂,首先东魏与西魏对峙,然后北齐与北周交战,人口死亡,编户流移,大量无主荒地更甚于前,这种土地荒芜现象继续遗留到隋初。而且隋初也面临着土地买卖风的严峻问题,这严重影响着国家土地制度。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也为统一奠定雄厚的财力,隋文帝对隋初的土地进行了改革。

隋以前的北朝各代,赋税都相当苛重。太和九年以后,赋税相对稳定并有所减轻,额外的征收并未停止,隋文帝时期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隋文帝了解到如不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农民已没有能力恢复和扩大生产。同时,隋文帝还是一位以躬行俭约而著称的皇帝,他不仅在即位后很少大兴土木,而且皇室和他本人的生活都很节俭。这样就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结余,为其减税提供了有利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制度混乱,公元3世纪,中国进入三国时代。这时期的特点是:战争频繁,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三国鼎立时期,但是,度量衡制度却仍袭汉制。隋文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农业、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商业繁荣,市场交易活跃,政府和商人、农民都迫切需要统一的货币。

面对土地荒芜,买卖成风,农民占田不足的现象,了解到人民赋税沉重的事实,看到货币混乱,度量衡不统一,商品流通的不便的状况时,隋文帝审时度势地进行了包括土地改革,赋税改革和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的一系列改革工作。

二、隋文帝经济改革的内容

隋文帝在位期间,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对国家的土地、赋役、货币等作出调整与改革。

隋文帝在位的23年中共推行过两次均田制改革:一次是在其取得帝位不久,一次是灭掉陈朝之后。前一次由于陈朝未灭,推广地区仅限于北方,后一次是南北方一起搞起了均田,是全国性的土地所有权变更运动。

隋文帝于开皇二年颁布新令,对农民的永业田和露田作出规定。永业田基本上属于私有,可以世代相传,不再收还。露田是属于国有性质的,其收获物主要用于交纳田租,露田必须收还,农民到六十岁不从课役和身没之后必须交还给国家。其中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百姓的受田数沿袭北齐。

隋在统一全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土地和人口,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巩固中央集权制,以及扭转刚刚灭陈统一南北时,南方经济凋敝不堪的状况,隋文帝在统一后就在全国推行了均田制。针对官僚地主和豪强氏族额外占田,农民不能按照规定受田的现象,隋文帝明确规定,对于违背《新令》中土地制度的惩罚:对于超过规定数目多占田亩者、盗窃公私田地者、掠夺民田的官吏及贵族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

从隋文帝均田制改革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与前朝的均田制相比隋代的均田制内容更为丰富,隋代均田制吸收了北魏、北齐、北周田令中的有关成分,并集前代之大成。结合本朝的特点,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

隋文帝在继承前代税制基础上,对农民的赋役作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减免。从数量上看,和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大体相当,但免除了正租以外的一些杂税,又减调绢一匹为二丈。隋文帝在减轻赋税的同时,也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提高了百姓服兵役的年龄。开皇十年五月兵制改革以后,士兵摆脱了常年戍守在外的辛苦,家无完墙,地罕包桑的困境有所改变。这是中国赋役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隋文帝即位后,对国家户口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整顿,而且把整顿户口作为一项长期性的政策。为了加强国家对户口的管理,杜绝户口的流失,隋代政府首先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行政制度,即继承和完善隋以前的三长制。在健全制度的同时,隋代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持久性的括户运动。

隋文帝即位后,下令改铸五铢钱,每枚铜钱重五铢。新钱的样钱铸成后隋王朝流通的钱币统一起来了,适应了统一后南北交流与全国商业的发展。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对秦以后的两汉、魏晋历时五六百年影响深远的话,隋文帝又把经过南北朝而混乱的度量衡制度再一次统一起来,并且被隋以后强大的封建王朝唐代所沿袭,直至明、清而无大的变动。

三、隋文帝经济改革的影响

经过隋文帝对土地、赋役人口与货币度量衡的改革,隋朝的土地矛盾不但有所缓解,仓储丰实,人们的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国家财政增加,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隋朝的商业发展。

经过均田制改革,隋的仓储更是令各代都望尘莫及。到隋文帝末年时,库藏之多,前所未有。直到贞观十一年,唐朝立国20年,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益见隋朝库藏的充实。确实,纵观中国历史,我们无法再找出另一个朝代在库存上能与之相比肩。

同时,隋文帝的均田制改革也调和了隋代社会各阶级对土地的占有状况,使得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农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通过调整受田对象范围,扩大了小农占有土地比率,使得广大农民土地这不仅起到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的作用,而且还吸引了一部分隐蔽于氏族地主名下的农民转到国家手中。

经过改税扩户,人们的负担不但大为减轻,而且人口增加,国家在籍人口也大为增长。

隋代通过整顿户籍,使国家的在册户口迅速增长,生产力明显提高,农业经济日趋繁荣,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很快达到了充实殷富的程度。以后经过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户口大幅度增加。

隋文帝即位后,在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方面的工作适应了中国南北统一后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的需要,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之一,唐王朝建立后的度量衡制度大体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度量衡制度。隋朝商业的发展也是其功劳的体现,由于统一了货币与度量衡促进了商品交换,使得隋朝商业发达起来,明显表现在商业都市的繁荣,如四川的蜀都、江南的宣城等数郡。

通过隋文帝的经济改革,隋时人口比前几代增长都要快,人均耕地面积也达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较高程度,粮食储备更是有目共睹。同时,隋文帝的经济改革配合其政治改革与君臣的共同努力,在隋统一的和平环境下创造了隋在其短暂存在时期的“开皇盛世”,不仅为唐朝的盛世局面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其改善与创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等也被后世所借鉴与沿用。

摘要：隋文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的23年中,开创了隋朝的“开皇之治”。这种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其实行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隋文帝在其统治期间,推行了两次均田制改革,不但在内容上较前代有所增加,而且还在集前代大成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特点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同时,他还在沿用前代租调制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形势,对赋税进行经常性与临时性的减免,针对户口的重要性,大面积检括人口。另外,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这些都使得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隋王朝的经济发展。

篇4：孝文帝肃贪的启示

中国北方统一后，战争日益减少，掠夺和赏赐也相应减少，显然，皇帝有限的赏赐已难以满足官吏奢侈的欲望，再加上官吏又没有俸禄，他们便与地方大族相互勾结，或盗取国家赋税，或对小农进行高利贷盘剥，甚至公开抢夺。这种贪污行为愈演愈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统治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肃贪倡廉。

措施之一就是实行班禄制，即按户征收一定的税收作为官吏的俸禄来源，内外百官按职级高下确定俸禄的等次，所发俸禄均能保障官员们的正常生活。太和八年，孝文帝和其祖母冯太后下诏，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如果官员再有贪污，就要受到严惩。“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实行班禄制后，一些贪官污吏相继受到惩处，其中不乏一些宗室贵族。对他们当中那些贪赃枉法者，孝文帝均能大义灭亲，毫不宽容。在受到查处的官员中，就有被献文帝拓跋弘认作舅舅（实际并非舅舅）、“素非廉清，每多受纳”的李洪之。

李洪之是秦州和益州的刺史，他因身为朝廷外戚而极为富贵，在任上既贪财又残暴。实行官员班禄制后，李洪之第一个因贪污受贿而被查办。孝文帝下令给他戴上枷锁，押赴平城，并召集文武百官到场，亲自前去历举他的诸般罪状。不过因为他位居大臣，特许他在家中自杀。此后，地方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有40多人。那些曾有受贿行为的人全都极为惶恐，贪污受贿的事几乎绝迹了。

班禄制的实施，不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百官的俸禄问题，而且增加了北魏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吏们的贪污行为。

除了实行班禄制之外，孝文帝还通过加强对地方性的临时监察来肃贪。北魏初期，皇帝外出巡行时，很注意考察地方官吏的贪廉行为。如始光四年，太武帝拓跋焘巡行中山，“守宰贪污免者数十人”。太和五年，孝文帝正月南巡，“所经，考察守宰，加以黜陟”。皇帝还经常直接派使者巡察地方，监察纠举贪赃枉法的官吏。孝文帝曾将北魏境内分为东西两道，分遣“东西二道大使”，进行巡察。北魏前期被皇帝派到地方巡察的使者，一般也都是那些正直奉公、敢于弹劾不法权贵的大臣。对在监察过程中已发现的贪官污吏，一般都能依法给予较为严厉的处罚，轻者免官，重者处死。在孝文帝时，宗室赵郡王元千为司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受孝文帝宠信。尽管如此，当他因“贪淫不遵法典”，被御史中尉李彪上奏弹劾后，孝文帝立即召见他，“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孝文帝太子拓跋恂因违法而被免为庶人，最后也因严重犯法而“赐死”。因此，史载当时“法禁严峻，司察所闻，无不穷纠”。无疑，这种临时性监察被证明是必不可少和行之有效的。

此外，为整顿吏治，肃贪倡廉，孝文帝还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三年考核一次，考核完毕就加以黜陟。考核的内容广泛，重要的是看官吏是否廉洁奉公，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所辖地区是否耕地垦殖，人口是否增加等。考核制度也是保证官吏廉洁的一项重要措施。

篇5：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采取俸禄制和三长制(设邻长、里长和党长)，经济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 。 地方上设立三长制。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朝廷采用了大臣李冲的建议，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 推行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国家收入增加。

第二阶段：汉化

1.迁都洛阳(494年)

2.改变风俗习惯：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贯

3.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尊儒崇经，兴办学校。

恢复汉族礼乐制度。

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

1、政治及经济方面

班禄制北魏初年，官俸制度沿用「掠夺制」，官员俸禄乃从战争中掠夺他人财物，後来国家渐渐安定，官员间贫富差距渐大，贪污成风。故此孝文帝仿效汉人的班禄制，官员每季定时发薪。

三长制北魏初年，户籍制度沿用「宗主督护制」，平民百姓大多因为生计依附世家大族(宗主)，成为宗主的私产，中央政府不但难以收税，平民百姓更多受宗主威迫。孝文帝制定「三长制」，以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各设一长，即「邻长」、「里长」和「党长」。有助重新整理户口，方便收税。

均田制均田制」配合「三长制」而行，计口授田，平均土地和牲畜，使平民百姓安居乐业。同时，推行「均田制」，亦可视为北魏政权由游牧业跃进为农业的过程。

2、习惯与文化

以下这些措施，是为了改变胡人习惯以作的：

改服装首先改变衣著，命令人民改穿汉服，不得再穿胡服。《魏书‧高祖纪下》云：「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

改籍贯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籍贯不得再称「代人」，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葬洛阳，不得回到北方落地归根，又「太和十九年……诏迁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於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样一来便可绝代人故土之恋;反之，若不如此，鲜卑终无法成为中原士族。

禁胡语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将语言改变，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改汉姓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复姓)，改为单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篇6：《励精图治的孝文帝改革》教案5

■二 北方经济的逐渐恢复■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了解孝文帝改革给中国北方经济和社会面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知识与能力] 从孝文帝改革的结果来看其改革的积极性和进步性。

通过阅读和理解教材中所引用的历史材料，掌握分析、运用历史材料和提取有效信息进行归纳的基本技能；通过对本课史实的分析、归纳等认识活动，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过程与方法] 根据教科书和教师提供的补充材料及自己对教科书的认识和理解，学会使用讨论法、分析法和比较法等方法学习有关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阐释。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了解孝文帝改革给社会所带来的繁盛局面，使同学们认识民族融合交流给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二)教学内容分析

[农业生产的发展]

本目主要讲述两项内容：

一、孝文帝改革前北方的经济状况。北方地区由于西晋的“八王之乱”和“十六国”割据混战的严重影响，人口大批南逃，土地大片荒芜，出现了“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的凄凉景象。社会经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或缓慢发展的状态。由经济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改革势在必行。

二、孝文帝新的农业政策实施后所取得的可喜局面。①实行均田制的积极作用。均田制旨在将劳动力与荒地结合起来，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北魏还一再将皇家苑囿分给农民耕种，大力支持拓荒，使得北方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储备大大增加。另外，均田制推行后，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农业与畜牧业并举的局面，从此农业生产在北魏的社会经济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役制度，已经成为其惟一可靠的财富来源。②农业中其他要素的发展。北魏政府重视水利，大兴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改进，各个生产环节的水平甚至远远超过汉代。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代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量化指标——户口数目迅速提高。

[繁盛的洛阳]

本目主要讲述两方面内容：

一、洛阳的历史概况及城市变迁。①洛阳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洛阳处于中原核心地带，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历代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正统中心。它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文化发达，历史上多个王朝在此建都。②北魏之前洛阳的兴衰。北魏之前洛阳已有周、汉、魏、晋等统一王朝或传统的正统王朝在此建都，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

洛阳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使其成为历代政治势力逐鹿中原的一个争夺焦点。因此，历史上的洛阳曾数毁数建。晋末天下大乱，首都洛阳再遭灭顶之灾，十六国时期的割据纷争，更使其沦为一片瓦砾。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经大力建设，洛阳城又重新恢复繁荣局

面。

二、首都洛阳的繁荣。①洛阳的城市规模。北魏时的洛阳城，仍因汉魏故城，但有较大的发展。北魏洛阳的改造重建，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以宫为主体的营造制度的基础上，为建立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既发扬了华夏文化传统，显示以洛阳为象征的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又突出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主导功能，还特别提高了洛阳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当时洛阳城总面积近1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60多万。而同一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总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洛阳城的三分之

一。②洛阳工商业及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繁荣的表现：市场众多，规模大，其中城西的大市周长近8里，商品丰富，生产生活所需一应俱全。商业交通网络发达，国际贸易日渐昌隆。北魏与南朝、周边各族的互市以及和国外的商业贸易也都有发展。

[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本目主要讲述北方民族融合的背景、过程及影响。东汉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氏等族向中原地区迁移。西晋初年，人数达几百万。他们同汉族劳动人民长期杂居，互相影响，民族界限日益缩小。但是，他们同时又遭受汉族官僚地主的压迫，历尽苦难。西晋末年，他们趁西晋内乱，起兵反晋，匈奴的一支武装灭了西晋。自从进入十六国时期以来，黄河流域以北的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同汉族人民频繁接触、相互影响，在生产生活上日益接近，互相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就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孝文帝一系列汉化措施的出台使北方的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习俗、文化上与汉族的差异几近消除，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它为隋唐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鲜、汉贵族的通婚]

篇7：孝文帝改革教案

课标要求：

（1）了解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2）归纳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3）探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作用。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重难点：

1、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1）改革的前提：北魏崛起并统一黄河流域（439年），结束了北方多年来分裂混乱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民族融合加强。

（2）改革的必要性：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①社会发展水平比汉族落后；②实行宗主督护制，导致地方宗主与中央政权的矛盾；③吏治混乱，官员贪污现象严重，赋税制度混乱，严重影响财政收入，农民负担加重，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尖锐；④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人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

（3）改革的可能性：积极推动北魏学习汉文化的冯太后掌握实权；孝文帝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2、改革目的：缓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促进北魏的社会发展。

3、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1）均田制

内容：把国家控制的荒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影响：①均田制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③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了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现。④均田制对后代田制也有很大影响，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莫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三长制――北魏基层行政组织

内容：废除旧的基层统治机构宗主督护制，改行三长制。设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直属于州郡。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

作用：①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②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改变了隐瞒户籍的状况；大量依附人口脱离豪强，重新成为政府控制的编户；使北魏的地方政权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③有利于推行均田制。

（3）整顿吏治，实行俸禄制度和任期考核制。

①俸禄制度：官吏的俸禄由国家筹集，不许官吏自筹。凡贪污一匹及枉法者一律处死。俸禄制度与严惩贪赃紧密地联系起来。

②任期考核制：地方官吏的任期，按照政绩的好坏来决定。对官吏三年一次考核，以能否劝课农桑、克己奉公、推荐贤才、惩治盗贼为主要考核内容。

意义：整顿吏治、惩办贪污，使北魏吏治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为北魏政权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封建统治，成为推动北魏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因素。

（4）493年，迁都洛阳----魏孝文帝亲自主持的第一件大事

原因：①政治上平城故城保守势力十分强大。②经济上平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③军事上强敌柔然时常骚扰很不安全。④地理上难以有效控制中原地区。

影响：洛阳再次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保证了孝文帝改革的深入，促进了胡汉民族融合，使中华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

（5）实行汉制，移风易俗：禁胡服，改穿汉服；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禁鲜卑 族同姓通婚，与汉族通婚；禁鲜卑语、改说汉语；改行汉制；

影响：移风易俗，改革鲜卑族旧有落后的风俗习惯，学习汉族先进文化，促进鲜卑族的封建化，巩固了北魏的统治。

4、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作用

（1）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全面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了北魏政权，北方出现了魏晋以来空前的繁荣景象，如新都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政治贸易中心。

（3）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

孝文帝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5、改革成功的原因：

（1）孝文帝改革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2）改革符合民族融合的趋势和各族人民的愿望。

（3）改革符合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

（4）孝文帝的胆略和卓识，冲破阻力，毅然改革。

6、从孝文帝改革中得到什么启示？

（1）先进必然战胜落后。

（2）民族融合与孝文帝改革互为因果关系。

（3）改革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民意。

（4）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具有曲折性。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畜牧迂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

《魏书·序记》

《黄史·总叙》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国之不国也”，“国史之羞也”。还有人认为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会造成社会的落后。你对这些观点有何看法？

模仿电视剧：《某某微服私访记》北魏虽然凭借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但统治者却寝食不安。

到了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派你们作特使，到下面微服私访，分析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回来后准备上朝如实禀报。1.2.3.4.5.6.7.8.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

民族歧视、压迫政策

鲜卑贵族巧取豪夺，人民赋役繁重

长期战乱，土地荒芜、经济衰退

宗主督护制

官无俸禄，任意搜括

平城地处塞北，农业生产条件差

语言隔阂、服装、姓氏等民族差异

（二）分组讨论、合作解疑

改革内容

经济：均田制

政治：三长制、整顿吏治（俸禄制、任期考核制）

风俗习惯：迁都洛阳、移风易俗①易服装、②讲汉话、③改汉姓、④通婚姻、⑤改籍贯

（三）感悟历史：从魏晋墓葬的壁画中可以反映出当时鲜卑族的生产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中国古代礼乐源自周礼，孔子的“仁”是对礼乐的高度浓缩，历代封建统治者沿用该制度维护自身统治从材料和图片中，你能得出什么认识？

请你分析这两尊佛像在服饰上有什么不同？这说明了什么？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陆）睿（原姓步六孤）始十余岁，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即孝文帝）未改其姓。——《魏书》卷四十。

材料二（迁都洛阳后）高祖曰：“今恂（即太子）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山西大同，内蒙古河套一带）。……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魏书》卷二十二。

材料三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请回答：（1）材料一中，崔鉴对陆睿的不满反映出当时民族关系存在什么问题？为此，孝文帝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6分）

（2）材料二中孝文帝对太子恂的处理说明了什么？（2分）

（3）依据材料三，分析孝文帝改革产生的影响。（4分）

（四）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

（1）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2）内容全面，措施得力

（3）冯太后的支持和孝文帝的胆略和卓识，冲破阻力，毅然改革

（4）符合民族融合的趋势和各族人民的愿望

（五）从孝文帝改革中得出什么启示

1）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锐意改革，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社会进步的灵魂；

（3）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碰撞、融合，逐步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了中华文明；

（六）各抒己见：其一：有人认为北魏孝文帝是盖世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毁灭本民族的千古罪人。试结合所学的相关内容，简要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二：改革学到了汉人的繁琐腐朽，而丢掉了勇武质朴。

评价孝文帝改革应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历史前进，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为标准，而不能某一少数民族的“衰亡”论道。

（七）升华探究：

从我们的身边入手进行小调查，看一看我们汉族的生活习俗上都有哪些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 ？（服饰、饮食、艺术 －－－－）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经过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在衣食起居、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汉族文明尽管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和多数方面领先于其他民族，但在彼此交往过程中，汉族也向其他民族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东西。

篇8：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启示

一、哲学在德国大学中的地位与功能

正如洪堡所说,创建科学不仅同国家、同人类的知识相关,而且也同人的品德与行动相关,因而,一个人良好的道德水平与健全的理智,不仅对国家与政治的社会生活,而且对塑造一种高尚和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只有在一种普通高等大学开展素质教育的层面上,才能将大量的死板的教条化的知识变成在实践上有益的为人所喜爱的知识,而这与科学研究与职业技能训练的要求并不矛盾,用职业技能的理论严格要求来衡量大学教育,实际上是将理论科学贬低成追求经验功利目的的技术性的理解方式。

早在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就区分了纯粹理论、实践智慧与实际使用与制作的工艺技术活动。纯粹理论以自然科学为代表,其研究对象是不可改变的必然的和永恒的事物,科学既可以学习又可以被传授,科学具有一种逻辑演绎的推理程序,即从一般到个别,同时,科学具有一种可证明的形式。而技术的对象是可改变的和可制作的事物,技术的本质正在于生产和制作,技术受制作者的观念和计划所指导,而且技术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技术活动之外,最后,技术与偶然相联系。实践智慧的对象则是可以改变的事物,实践智慧不同于技术的地方在于实践智慧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就是让人避恶扬善,实践智慧追求的乃是对人自身整体的善,希望增进人们的幸福,考虑的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例如,快乐、善良、健康、幸福等。此外,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物的知识,因而经验在这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德国大学将医学、法学等专业作为一种属于生活中使用的实践技艺来看待,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学校叫作专科院校,而将哲学、历史等人文精神科学作为大学教育的真正基础。因而德国大学大致保留着从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大学初建时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哲学传统。正是在20 世纪下半叶,科学研究过程同技术运用和经济增值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同工业社会的生产系统与管理系统相连接,而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和技术进步又反过来影响了科学研究,并且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质与核心,因此,综合性大学的学习形式应当防止职业教育的影响,科学应该展现出和大学教育越来越融合的发展趋势。

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理论,能够在脱离实践的情况下,在同生活在一起人们的行为不相联系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种技术力量的可怕后果。这正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的现象。现在的科学传授的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是一种支配自然与操控自然的能力,而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与文化教养的、能够过一种高尚生活与高雅行动的能力。受过现代职业教育的人尽管比他们的前辈具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和良好的职业训练,但是,他们自身内部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固有弱点,那就是,现代大学生缺少“如何做人”和“如何处事”的能力,他们缺少的是与人共处的能力,因为他们看不到整体的人。总之,现在的大学生虽然获得了驾驭各种复杂过程的必要的技术手段,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实践上获得有助于他们对整体生活的理解,获得人生的幸福与善。而当与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相联系时,他们才获知,只是在理论认识的强制下和用理性达成共识的强制下接受各种规范的影响时,科学才满足了当代大学教育的基本准则。而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科学虽然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各种技术能力,但并不能教会他们形成一种实践生活的能力。

因此,德国的大学教育改革把高等教育的核心放在人的教育上来,这就补充和健全了传统高校的教育理念,人的教育也成为高校继教学与科研之后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应该注重智力的普遍教育与和谐的个性塑造相融合,注重青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经验科学使人们获得了支配自然的能力,但这不能与启蒙行动的反思潜力相混淆,人的教育不仅仅要求大学生学习科学与技术,而且要求大学生注重个性修养、品质与人格的塑造,教会他们自由地进行选择和培养他们的独立个性,教会他们独立地把握行动的方向。在当今社会,科学能够使技术具有一种支配自然的力量,但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为科学及其技术对社会过程和自然过程的控制,并不能代替人的行动与人的自由选择的能力,同往常一样,冲突要解决,利益要贯彻,每一个人都要生活下去,而这必须通过同日常语言相联系的行为和谈判来解决。

二、德国大学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20 世纪中叶的德国大学改革的成功经验无疑为国内高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宝贵的精神财富。具体说来,对我国高校的重大启示作用有三个方面。

(一)提高大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自我决断的能力

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行动坚持科学的方向固然正确,然而不应该丢弃人的反思能力,我们不能允许理性化过程在技术支配领域的尽头继续漫延,而必须对技术进步的实践后果进行科学反思,特别是在与个人的行为相关的政治领域与伦理生活中,理论对行为的指导,必须合乎它对世界所作的理性反思与科学说明。正如芬克所说:“几十个人卓越地研究物理学,而两亿多人的生活得益于自然科学所创造的机器和技术。”现代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几乎所有人生活的前提条件与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重提人自身的批判意识非常重要,随着人们拥有的技术力量的发展,人们创造了对他们来说是异己产物。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人类应该自己自由地进行生产和工作,应该把自己重新看成是主体,因而培养人们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解放,而且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人们应该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和平等商谈中达成基本的共识,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文化不独立性,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与压迫不可避免地会弥漫到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之中,因而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这种经济压迫形式。即使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轻松方便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也不能使人类真正获得解放,技术是一种工具,并且具有一种中性特征,它并不能代替人们的自由选择能力与自我决定权。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反思这些技术产生的社会后果的缺失,因而,培养与提高现代大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自我决断的能力尤为重要。

(二)指导大学生重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随着我们的文明日益科学化,理论越来越服从于实践的目的。现代先进工业只有在不断扩大用技术占有自然和不断改进社会组织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管理的发展阶段上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在这个先进的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工业和管理,构成了一个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技术(有经验科学保障的技术)的有目的的、合理的使用。”社会需要越来越使科学产生了与实践相联系的要求。科学不再是沉思的独立的自足的思想与学问,它不断地占有对象和追求一种物化的东西。因而,理论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一种生产力,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基础,而在这种实用化、功利化的过程中,理论越来越丧失了批判的力量。而当理论不能摆脱技术的限制时,一种貌似科学的社会管理方式就产生了。这实际上是从技术上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统治权,而随着科学研究、技术生产与企业管理结合成一个功能上相互交叉的体系,人们生活的基础也就与人们的认识与反思活动相脱离了。因此,只有通过理论自身的改变,才能重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通过坚持不懈地批判具有渗透力的种种概念来推动理性对行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兴趣,推动理性对摆脱独断论的兴趣而实现的。这种理性要求重新回到启蒙运动的成果中,在费希特那里,理性是同人在其历史发展的进步阶段中精神的复合性纠缠在一起的,人类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把理性兴趣作为自己的自由兴趣,并且不断克服独断论的诱惑。与费希特相反,马克思认为,物化的意识必须透过物,从实践上加以批判,为了使理论摆脱物与物化关系的统治,就必须重建理性与自由的兴趣,并且要通过弥合人的世界中分裂的现实矛盾,使生活过程重获统一。

(三)坚持科学的自主化与高校的民主化并重原则

国内高校承担着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职责,因而高校是一个由国家政治构成的单位。德国高校改革的做法是推进高校的民主化进程,高校应该去政治化,高校的宗旨与目的不是要维护政治与获得权力,而是由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非政治的任务所决定的。通过让部分优秀教师和大学生参与大学的管理与决策,采用一种新的集体决断的方法解决问题,并确保高校具有行使独立的政治行为的能力,使高校能够策划与实践它的自主权,从而对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形成一种良性双动与有效的监督。同时,强化科学工作的独立性,认识过程不允许由不加反思的社会利益和领导的意愿,甚至是表决的压力来决定。科学之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实践问题的批判性评论,科学遵循的是批判的规则,这种批判的规则是对没有被意识到的前提进行反思,把决断的预设与前置理清。“科学的教育过程,首先要让大学毕业生认识到他同职业实践的危机关系;这种危机关系取代了传统上已成为惯例的职业道德”。这里所说的危机是指人的竞争力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这是要提醒大学生在使用暂时性的知识时要谨慎,同时反对把科学知识与政治上的实践功能联系起来。总之,只有当所有参与教学与研究过程的人都能够深入到科学的自我反思之中,并且自觉地区分出科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对科学的客观后果之间的关系,科学的自主化才能得到保证。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把握好这段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才能为以后的成材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因而,大学生在参与教学、科研项目、考试与社会实践活动时,都应该把科学的自我反思能力与高校自我决断的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这既是洪堡大学留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哲学辩证法的神奇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郭官义,李黎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郭官义,李黎译.认识与兴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篇9：孝文帝的改革

公元499年，春意正浓，北魏孝文帝元宏却在谷塘原行宫的病榻上，已然油尽灯枯。这一年，他不过三十三岁，甚至等不及回到他动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一手缔造的国都——洛阳。

元宏本名拓跋宏，鲜卑人，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第六任皇帝。他在位的二十九年中，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王朝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元宏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君王之一，北魏也被很多史家赞许为继汉开唐的一个了不起的王朝。

然而，公允地看待北魏自开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很多政策，以及孝文帝力主的汉化改革，却发现，这些对王朝影响至为深刻的国政，大多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激烈。

子贵母死

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辛未日，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献文帝拓跋弘正式册立自己两岁的儿子拓跋宏（元宏）为太子。帝国有了自己的储君，在帝制时代，这是非常喜庆隆重的时刻。然而，这又是极其悲惨的一天。根据《魏书》的记载，献文思皇后李氏，也就是拓跋宏的生母，正是因为儿子会在这一天被册封为皇太子，所以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北魏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祖制——子贵母死。这个残酷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

鲜卑乃是东胡的一支，作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曾有着“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的传统。然而，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为何会对生下皇储的女人如此残酷？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为这种残酷的制度背书，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政权摆脱母族势力，实现集权化的必然之路。拓跋珪订立这条祖制的目的也很明确，是效法汉武帝，为北魏王朝消除外戚之祸。当年，汉武帝欲立幼子刘弗陵为储，又怕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擅权乱政，所以，残酷地将其杀害。

在孝文帝的生母李氏被赐死前，《魏书·皇后列传》中已经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太宗……后以旧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世祖……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恭宗，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高宗，世祖末年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显祖……太后令依故事……薨。

北魏的统治者杀死这些女人，只是为了避免她们和她们的戚族干政，避免重蹈两汉王朝的外戚之祸。然而，这个时候的献文帝不过十五岁，在他的身后恰恰站着一个无比强悍的女人——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史称“文明太后”。

文明太后并非鲜卑人，而是汉人，而且是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冯氏被没入北魏皇宫成为奴婢，十四岁选为文成帝的贵人，后册封皇后。也许，正是这样的出生，父祖曾经的荣耀，以及自己年少时大起大落的命运，塑造了文明太后不同于寻常宫廷女子的性格。《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

她懂得，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确保自己安全无虞。毕竟，虽然贵为太后，母仪天下，但她与献文帝之间并没有足以维系天伦的血缘。

所以，文明太后不仅在孝文帝拓跋宏甫一出生，就亲自抚养这个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孙子，更在拓跋宏被册立皇太子的时候又按祖制赐死其生母。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杀母夺子”，为自己能一直掌控权力加一道保险。

公元471年，献文帝已经十七岁。在古代，这是足以乾纲独断的年纪。然而，血气方刚的献文帝却以“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为由，将皇位禅让给了不到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献文帝禅位前后的种种举动告诉我们，他绝非真心想要交出权力。

禅位前，献文帝并不打算将皇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是一心想让叔父继承皇位。道理很简单，幼子登基，掌权的只可能是文明太后；只有年长之君当政，才可能将权力从太后手中夺过来。在做了太上皇之后，正当青春盛年的拓跋弘开始大展拳脚：十八岁数度亲自领兵北拒柔然；十九岁带着儿子孝文帝一起巡幸河西并决定亲自南征；二十岁南巡……

虽然做了太上皇，献文帝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桀骜不驯、年轻有为的帝王之姿。文明太后最终痛下毒手，在献文帝二十二岁那年将其毒死。《魏书》直言：“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从此，文明太后长期把持朝政。

多年之后，孝文帝拓跋宏的妃子林氏因为诞育的儿子将被册封太子，被文明太后下令处死。拓跋宏于心不忍，曾苦苦哀求，怎奈太后坚持执行祖制。由一个擅权的女主以防止女主擅权之名杀死另一个女人，这对“子贵母死”和制定这个制度的拓跋珪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杀死钩弋夫人，原本是汉武帝行将就木之际偶然为之的决定，却被北魏王朝偏执且严苛地变成了祖制，并因此冷酷地杀死了若干年轻无辜的女子。然而，就像汉武帝杀死钩弋夫人根本无益于解决两汉王朝外戚专权的问题，杀掉了每一个储君生母的北魏王朝同样无法阻挡女主擅权、母后干政。

帝都洛阳

公元493年七月，二十六岁的孝文帝拓跋宏亲率步骑百万从国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征讨南齐。大军浩荡南下，于洛阳城休整。然而这天，暴雨如注，拓跋宏却偏偏选择在这天“戎服执鞭，御马而出”。于是，群臣跪倒马前，请求拓跋宏停止南征。

不南征，那就迁都。拓跋宏说出了自己的旨意。远离根据地平城，又在仓促间听闻如此重大决定，拓跋宏的王公大臣们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更枉谈反对。于是，北魏政府正式迁都洛阳。

将国都从“塞上咽喉”的平城迁至“河洛王地”的洛阳，对北魏王朝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北魏立国之初，都城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公元398年才迁都平城。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已立国百年，国家制度却十分落后。各级官吏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作战时对被征服地区的劫掠和论功行赏，战争和劫掠机会少的时候，就公开贪污受贿，以致吏治腐败；社会基层组织仍是宗主都护制，这实际上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大量被宗主控制的包荫户没有户籍，国家无法征调兵役、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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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制度下，北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年年爆发农民起义。公元484年，北魏政府推行官吏俸禄制，同时，严惩贪污行为，“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次年，推行均田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大量劳动力，并授田予民，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配合均田制，又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以清理户口、田亩，征发徭役、兵役。

这三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让孝文帝太和年间，成为北魏王朝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它标志着北魏的政权开始向汉民族“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转变。

太和改制为北魏王朝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于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最终统一南北，实现历代鲜卑君王的中华皇帝梦想就被提上了日程。洛阳地处中原，为中原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且接近南朝，便于用兵，“南荡瓯吴”。所以，洛阳成了拓跋宏迁都不二之选。

迁都洛阳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但它毕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社稷的重要政治措施。拓跋宏认为“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怕贸然提议迁都洛阳，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所以，采取了“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这样自编自导，完全戏剧化的方式来促成如此重要的政治决定。

如果说拓跋宏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达到了顺利迁都的目的，但是，支持这项重大决策的后继政策却严重缺失。

违众南迁，必然会触及一部分鲜卑元老亲贵的利益。于是，迁都之后，陆续有亲贵密谋反叛，虽然很快都被镇压，但太子拓跋恂的死，对拓跋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对于自幼生活在“阴山常晦雪”的故都平城的鲜卑人来说，洛阳暑热让他们深感痛苦。太子拓跋恂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暑热，更因为对父亲汉化政策的不满，拓跋恂打算带着侍从轻装奔回平城。

太子的行为让拓跋宏极为愤怒，他将儿子打得半死，废黜其储君之位。然而，只要拓跋恂还活着，就会成为那些眷恋故土，阴谋反叛者潜在的棋子。最后，拓跋宏将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赐死。

不能成功安抚鲜卑旧臣亲贵，以致变乱迭起，这只是迁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迁都改变了立国百年以来的边防格局，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多年后的代北六镇之乱、北魏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北魏初年，为防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沿边修筑长城，并在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代北六镇。当时的柔然对北魏威胁很大，所以拱卫国都平城的北镇地位非常重要。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

但随着边地战事减少，北镇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在迁都洛阳后，北镇失去了拱卫国都的地位，镇将被排斥在“清流”之外，难以升迁，镇兵甚至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代北六镇军人从“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

巨婴政治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拔。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这是《资治通鉴》中记录的拓跋宏在公元496年宣布鲜卑皇族拓跋氏改姓“元”的诏书。从此，拓跋宏更名元宏。

这次改姓当然不仅仅是拓跋氏，根据元宏（拓跋宏）的旨意，功臣元老，自代都南迁，凡是复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汉姓。除了改姓，在迁都之后的短短几年中，元宏的全盘汉化政策恰如疾风骤雨：易胡服、讲汉话、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

在这一时期，相对于鲜卑人固有的游牧文化，汉文化的确更为先进。特别是经历了两汉四百余年的政治实践，汉文化中的驭民之术、治国之策，对于构建一个理想的集权体制，保证政权的稳定延续，确实行之有效。

元宏是被文明太后抚养长大的，从小就受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身边的臣子也以汉族士大夫居多。《魏书》里的元宏“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元宏在迁都后全盘汉化的政策当然与自幼接受的汉文化教育分不开。

与此同时，元宏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和激进也让人讶异。

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而言，移风易俗都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元宏却急不可耐。他严厉禁止鲜卑人穿传统胡服，甚至禁止说鲜卑话。就连汉族重臣李冲都认为，此举未免极端。元宏却不依不饶，严厉斥责他辜负了国家。

更为离谱的是，根据旧有的制度，北魏亲王们的妻妾一般都来自鲜卑的八大家族和世家子弟。然而，元宏为了贯彻鲜卑与汉族通婚的汉化政策，强行令自己的六个弟弟改娶汉族王妃，而将原有的王妃降为妾室。

如此激烈的汉化政策，必然引起鲜卑人的反感，甚至是抗拒。从元宏推行汉化政策开始，鲜卑人的反汉化之声就从未止息过，在代北六镇，一度形成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甚至到北魏灭亡，依靠六镇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时期，仍保持着对汉文化的敌视态度。

鮮卑的汉化有助于推动民族融合，元宏的汉化政策，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潮流的南北朝时代，是有合理性的。然而，他所推行的所有政策为何会显得如此激烈，甚至于偏执？

如果说，文明太后对元宏的教育影响了他的施政理念。那么，文明太后与元宏之间二十三年的祖孙关系，也是影响元宏性格命运的关键因素。

根据史书的记载，元宏在文明太后去世后表现得极为悲痛，甚至打算为太后守孝三年。但其实，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并没有那么和谐。

《魏书》记载，一天天长大的元宏表现得越来越聪明伶俐，文明太后担心将来难以控制，曾打算废黜元宏。寒冬腊月，她将只穿了一件单衣的元宏关在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同时，召集大臣讨论另立新君，只是因为元老大臣们激烈反对，不得已作罢。

在元宏的成长过程中，上菜的宫人会“不小心”用热汤烫伤他的手；他的食物中还会“不小心”有虫子之类的脏东西出现；甚至有宦官在文明太后面前陷害他，以致太后大怒，命人用棍子痛打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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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白纸黑字的史官记录让后人看到了元宏虽贵为天子却毫无幸福和温暖可言的童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宏，如同孩子一般缺乏理性和耐心，不懂妥协和协商，一味只固执于强权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元宏的汉化政策，甚至于迁都，会有一种感觉，他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个生活在杀母、杀父、杀妻仇人，却同时又是自己恩人阴影之下的自己。

大梦一场

孝文帝死后30年，即公元529年，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对洛阳的皇族、百官公卿进行了大屠杀，但南梁将领陈庆之出使洛阳，仍旧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而河阴之变前的洛阳，更加富庶繁华，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60万人，是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北魏声威，远至大秦（东罗马帝国）。

这一切的功劳，当然应当归于孝文帝元宏。元宏的一生虽然短暂，真正实现乾纲独断的时间更加仓促，从文明太后去世算起，不过短短九年。然而，元宏这九年的人生却如流星般璀璨。一方面一力推行本民族的全面汉化，另一方面他数度御驾亲征，像天生就刚猛的鲜卑人那样战斗，迫切地渴望实现鲜卑历代君王统一南北的夢想。

命运之神却没有垂青于他，几次南征萧齐，元宏几乎都无功而返。公元499年，他在南征途中病倒，带着无限的遗憾，与世长辞。

这以后，历代史家对元宏的评价都很高。不过，也有人认为，元宏的汉化政策重文轻武，只学到了汉人的繁文缛节和仪式形式，却丢掉了鲜卑人的勇武质朴。

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如同一个体量巨大的婴儿，他的学习、 模仿，始终不得要领。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华夏大地，佛教深入人心，形成了巨大的宗教势力。北魏王朝也不甘落后，为招揽民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正统代言人，他们将佛教推上了国教的崇高地位。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孝文帝迁都前，北魏共有寺庙六千余所，僧尼近八万。到孝明帝后期，全国有“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僧徒广占田宅，更多的人“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疯狂的造佛运动严重地伤害了王朝的肌体。

当“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的代北六镇将士发动叛乱时；当灵太后毒杀孝明帝引来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时；当北魏王朝大厦将倾时，硬要把这一切归咎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显然过于牵强。毕竟，古代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是走不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北魏自然也不例外。

元宏的身上投射着鲜卑历代君王中华皇帝的梦想，承载了鲜卑民族的华夏梦。然而，元宏的一生确切地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就仿佛鲜卑人的华夏梦，最终流散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