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哲学分析的范式转换论文

身体哲学分析的范式转换论文（通用5篇）

篇1：身体哲学分析的范式转换论文

身体哲学分析的范式转换论文

一、身体的凸显:身体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范式

国外的身体哲学研究有一个“梅洛-庞蒂现象”。在梅洛-庞蒂之前，身体在现象学中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胡塞尔的现象学即使对身体有所关注，也是从意识的先验构造出发的。身体表现为先验意识的“意向相关项”。身体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身体的意向性问题尤其是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论的身体的意向性问题根本没有探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虽然对此在的实际性解释学的生存论结构进行了分析，强调此在作为“天、地、神、人”相会的场所。此在具有“共在”结构，即“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生存论结构。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的“沉沦结构”。此在通过自己的生存筹划使世界得以“上手”成为“周围世界”，作为存在的“生存意向性的相关项”。这就是此在生活的“生活世界”。通过此在的生存筹划，世界作为此在存在的“意义之晕”环绕在此在“周围”，成为此在生存的一部分并在此存在。如果我们将此在理解为“具有”身体的此在，那么世界就是此在的身体的一部分和“延长”。这种逻辑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海德格尔没有集中关注身体的此在问题，这种局面只是到了梅洛-庞蒂才有了改变。

梅洛-庞蒂将身体作为世界得以显现的“舞台”和场所，世界作为身体的意向性结构的一部分，就是身体。世界是“身体”体现的“现象”，没有身体的“体现”世界就无法显现。世界是以“身”体之的世界。身体绝对在此，世界通过身体在此。身体现象学就是世界通过身体“体现”的“世界显现”学。身体作为生存论的身体，是具有意向性的、主动的、活生生的身体。身体具有经过长期自然进化形成的“生存智慧”，身体是具有“身体图式”和“行为结构”的能行动的、具有“默会知识”的习惯的、自动化的身体。

“身体图式”和“行为结构”揭示了身体意向性，它是由人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历史地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无意识性。由于身体的意向性和身体图式的存在，身体仿佛具有了“灵性”和“意识”，身体表现为“能思维”、“会行动”的身体。这种身体不是现成的、完成的身体，它是历史性的、生成的身体。身体意识和身体思维来源于身体在以往与环境和世界的长期相互作用的历史，来源于人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直接经验和切身体验的长期积累。它是历史的“凝结”和“凝结”的历史，是身体的“前理解”(前有、前见和前把握)。这种“前理解”是不能以语言的、逻辑的方式言说的，它是沉默的、通过生存体验和实践领会的身体思维。这种思维来源于人的生存过程中直接的身体经验，是肉身性的思维。

新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施密茨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基础上主张一种受到情绪震颤的“身体情景存在论”的现象学。相比于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现象学，施密茨突出了身体的作用，着重探讨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提出一种较为完备的“情景存在论”学说。施密茨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是一种“异化的主体性”，即“被剥夺此岸”居留权(以身体的物质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实际生活的生存权，引者注)而导致的“隐退性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一种担负“存在”可能性的、无法规定的“匮乏”的主体性。它只能通过“在世界中存在”与其他存在者“共同存在”，从世界的“上手”中，从世界的方面来把握自身。在施密茨看来，这恰恰使海德格尔失去了把握主体性自身的机会，因为主体性的“此在”是不能从世界方面来把握的，而只能“转向自身”从自身来把握。主体性是一种基于“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的“严格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须以“身体的在世存在”为基础。由此出发，施密茨发展出了一种身体“情景存在论”。施密茨用身体的“情景存在论”取代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的解释学。

施密茨主张身体处在情绪包围的“情景”中，身体遭到情绪的侵袭而发生了情感的“震颤”，使身体发生“收缩”，这是身体的“焦虑性”反应。正是情绪或情感的“氛围”侵袭使身体处于“在此”存在的“原初情景”之下，进而使身体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沉沦状态之中“抽身”出来发生“自身转向”获得自我认识。因此，身体的情景是极端的情感和情绪造成的，它使身体处在一种“迸发”出了的“原初情景”中并绝对地“在此”存在。身体的“原初情景”是一种展示情感存在的绝对肉身空间。情感通过“身体的震颤”作为肉身现象而客观化和对象化，情感通过肉身空间获得了“空间性”。情感本身也成为客观可感知的对象，“从而改变了传统关于情感的内主体的观念”。情感作为肉身震颤所开辟的“空间现象”，具有了可以认知和把握的物质性维度。这是通过身体体现出来的情感，因此，施密茨的新现象学表现为一种通过身体体现的“具身性”情感现象学。

新现象学的身体是情感包围、情绪侵袭的身体，它是从此在沉沦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超拔”出来，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神秘“氛围”下的“抽象身体”。这种身体观并没有超越梅洛-庞蒂晚年本体论的“肉身”观念，它是一种神秘的、原初的、未分化的“身心一体”、“身体情感”一体的存在论之“肉”。它没有注意到情感除了是一个生物学身体的震颤现象外，还是一个社会学身体的历史现象。这需要对身体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二、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的内容和局限性

梅洛-庞蒂作为对身体感兴趣的现象学家是身体哲学的代表。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中的“身体”概念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更确切地说，是动名词。作为名词，有“身之体”之意;作为动词有“体之于身”之意。身体作为生存论的概念，揭示了身体作为一个个体“在此”存在，是通过身体的行动将世界万物“体现在身体上”来实现的，身体的存在是以世界的“上身”(体之于身)的方式来实现的。在世界“上身”的.时候，身体也就变成世界的一部分。身体变成了世界的现象，世界变成了现象的身体。身体现象学和世界现象学是一体两面的。我们通过身体拥有世界，也通过世界理解身体。

身体现象学是一种通过身体体现的、世界万物的“聚集”，是一种身体显现的“逻各斯”。身体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此在通过生存的筹划将“天地神人”聚到一起，这样此在才完成了自己的存在的使命和目的。身体同样如此，它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使世界万物“体现”出来，进而完成自己的“身”之“体现”。因此，身体是能“体现”、“体会”、“体验”和“体知”的具有意向性的身体，是具有生存论智慧、“身体图式”和“行动结构”的身体。

身体现象学使“天地神人”成了身体的现象，脱离身体的“体现”，宇宙万物、天地神人都成了不能显现的“自在之物”和神秘的“本质”。那么，是谁赋予了身体这么特殊的地位呢?身体本身是什么呢?身体本身是“不可一见的”、“不在场”的，身体是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和自明性的真理，不承认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身体现象学。在此意义上，身体现象学仍然是先验的身体现象学。只不过同胡塞尔相比，换了一个名词而已，用先验身体预设取代了先验意识的预设而已。这个身体是没有历史的、没有生成的抽象“自在之物”，是一个先验逻辑的构造。这个身体拒斥历史发生学的分析，它是身体现象学建构的阿基米德点。它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中的“纯存在”，它没有任何认识论的规定，它是“纯粹的无”。身体现象学在认识论上是从“无”开始的，揭示了身体现象学如何“无中生有”的逻辑。这与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的存在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妙。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超越身心二元论的模式，提出了“肉身存在论”的思想。但它的“肉身概念”只是存在论的、非概念的层面“前科学”的“纯粹经验”世界，它是活生生的、直接的原初生活世界的身体体验，它是科学世界和认识论世界的身体和心灵的意义来源。对“肉身”的把握靠“现象学直观”。这种纯粹经验的“生命”直观拒斥知性概念的分析和辩证理性范畴的重构，它始终对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保持着“神秘”的维度。对梅洛-庞蒂的“肉身”存在论现象学来说，黑格尔的关于身心统一的辩证超越模式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作为理性范畴的身心统一即肉身范畴已经不是直接经验和现象学直观，它是对肉身经验的“理性重构”。肉身范畴不是肉身存在本身，它是对肉身经验的“理性模仿”。它不能对肉身这一原初经验进行“直接观看”和“直接体验”，它无法进人存在论的肉身体验之流和身体生命的维度。

显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逻辑仍然局限于纯粹理论理性层面，封闭在理论自身的逻辑之内，最终导致了身体的神秘化。克服这种神秘化，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身体的神秘的意向性、身体的“体现”能力以及身体的“图式”等先验结构，都能从实践的物质感性活动来得到解决。实践的身体才是具体的、生活世界的真实生存的身体，才能真正“体现”宇宙万物，与世界发生真正的、切实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真实的世界历史和人的真实身体历史。人的身体“世界史”和世界的“身体史”都是通过工业活动不断生成的过程。工业活动打开了人的身体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因此，对身体的理解必须同现代性问题、同生产方式问题以及资本通过工业生产的全球化问题相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打破身体哲学研究的抽象化、神秘化的倾向。而这需要建立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身体观。

三、国内的身体哲学研究: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范式

国内身体哲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再林先生。受梅洛-庞蒂的影响，张先生从现象学方法人手切人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概念，试图建立身体思维基础上的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张再林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是一种身体哲学。相对于西方意识哲学的“反思”取向、“祛性”特征和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反身”取向、“尊性”特征和系谱学的方法论原则。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以身体道”、“即身而道在”的特色，这种“身体的道”即身体的“逻各斯”以贯之地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宇宙学、伦理学和宗教观等理论中。在此基础上，张先生从独立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意识人手，以维科的历史哲学、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为理论资源，兼顾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范式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张再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是以身体为基础的、基于男女两性“交”、“通”的生命对话的、揭示“生命之族类化”过程的生命哲学。身体的两性关系作为“生命的对话”和最初的“主体间性”，是人类社会、政治、伦理生活和宇宙的基本关系，其他的一切关系都是男女两性关系的“身体隐喻”，男女两性关系是“生命族类化”过程中的原始关系。男女两性的“交通”是“生命的原发机制”，是生命生生不息和人类存在的永恒动力。生命活动是一种“族类学行为”，它体现为“身体——两性——家族这一族类无限生成的活动和过程”。这显然是对自然的、感性的生命的理解，生命被理解为生物学种类进化意义上的本能自然活动。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坚持对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研究的“生命系谱学”方法—一种“族类思维”。这种族类思维是“以一种‘触类旁通’、‘触类而长之’的方式”，它“完全基于类似、类比、类推这些诗性想象里。是一种‘感性普遍性’思维。”通过这种“族类思维”，身体扩大到家庭、家族、国家、社会、宇宙天下，实现了个体身体的“生长”，成为一个“大身体”(隐喻的身体)的一部分，同时家国天下也“切身”地通过身体“体现”出来。通过这种“族类思维”的“身体隐喻”，张先生发挥出了身体伦理学、身体政治学、身体宗教学、身体符学等领域，促进了身体哲学的研究。

张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论证也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但是，将生命仅仅理解为自然本能的“族类生成”活动，这是有失偏颇的。同时，生命系谱学的“族类思维”也只是思维方式中的一种，不能将之提升为“本体论”的、生存论的地位。身体思维、感性思维是有限度的，感性不具有“普遍性”。生命作为人的动物性存在的“类”是身体生产的过程，两性之间的身体交往是“种(族)类生命”延续的“原发机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种“类存在”只是人的本能存在，这种生产只是本能的生产，人这时候还“沉默”在自然界中，还没有将自己从自然关系中“提升”出来。这种生产的历史还只是动物性本能关系的历史，是动物性的生命自我进化的历史。这种历史还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这种男女之间的性(本能)关系还不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感性身体、性和族类生命为旨归的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充其量只揭示了人的“动物性”的“种族”类存在的方面。它是前文明、前现代的“生物学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的身体哲学，它缺乏人类历史尤其是工业生产开创的世界历史的维度，它还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人类学”。这种身体哲学将社会关系理解为男女间“性关系”的放大，将伦理关系理解为夫妇之间伦理关系的扩展，将生命理解为种族自身的“血缘”延续和“家族”再生产，将宇宙理解为阴阳交合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身体隐喻或身体思维(族类思维)这一不乏想象和臆测的“感性普遍性”，将身体、性等概念“扩展”到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和宇宙领域，形成了一种以身体为基础的、两性之间“生命对话”为“原发机制的”“情本体”、“家本位”的“泛性主义”的“泛身体哲学”。

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强调身体的感性直观、生命的自然理解以及感性思维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将生命的感性和身体上升到本体的地位，就取消了对生命的理性和科学理解。必须看到，局限于生物学感性、动物学身体的中国古代哲学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感性形而上学和感性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这种身体哲学局限于感性的身体美学领域，根本没有对身体的社会历史维度的探讨。这种身体哲学还局限在抽象人本学和生物人类学领域。即使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领域，也只把这些领域看作是感性生物学的身体“扩大”和“外推”，是一种以“身体隐喻”为基础的“诗性想象”，而不是知性科学探讨。因此，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摆脱不了“前现代”的特征。如果说它是一种“身体辩证法”或“感性生命辩证法”，它也是一种朴素的、猜测的、直观的辩证法，根本不具有科学的、理性的辩证形态。

以张再林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身体哲学的研究，仅限于对个体精神道德修养的层面，以个体的修身为主要目的。这种身体仅限于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身体哲学仅是感性本体论哲学。身体、性别、家庭、情感不能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形态，它们还有社会历史的形态。国内身体哲学研究局限于身体的“自然”、“感性”维度，并将之提升为存在和本体的地位，主张一种感性(自然)身体本体论。这种对身体的理解仍然局限于费尔巴哈的人类学领域，没有进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领域。这种身体是一种“抽象”的生物学的(作为种和族类)身体，不是从事具体物质生产活动的身体。它是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逻辑抽象。身体的感性或自然性恰恰是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才表现为具体的感性和自然性，脱离实践活动的身体和感性只能是“抽象的身体”和“抽象的感性”。这种身体“体现”出来的家庭、国家和天下只能是自然的、生物人类学意义上的放大的“本能的身体”。在社会历史领域，这种身体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身体观”。这是一种前社会的、人类工业文明之前的初级形态的、未开化的、原始的、朴素的“浪漫主义”的动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观。在现代性背景下，人的身体是打上了实践烙印的“社会性的身体”，情感是社会性的情感，家庭是社会性的家庭，宇宙是社会性的宇宙，世界是社会性的世界，历史是工业生产实践打开的世界的历史。因此，身体必须由工业生产实践打开的世界历史中得到具体的、历史的解释，正像世界要由工业生产实践体现在身体的历史中并通过身体得到揭示一样。身体现象学和世界现象学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有助于克服国内身体哲学研究的抽象感性存在论倾向。

四、马克思的身体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

国内外身体哲学的研究很少引起马克思哲学界的关注，以至于马克思的身体思想研究基本上处于空自状态。目前仅见的几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只是对马克思的身体问题进行了零星讨论，既不够系统也未形成规模。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张立波、李重、燕连福、董希文、李成实等。按照有论者的观点，马克思并非不关注身体、性别问题，而是“提示了社会性别制度领域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身体、性别制度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有论者集中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身体观念研究，认为马克思的感性、实践活动、异化、解放等基本范畴都可以从身体的角度得到重新理解。还有论者认为，青年马克思极其关注身体的存在困境，并梳理了身体异化的四种状况:身体被异化为机器、被物化为肉体、被异化为商品、被异化为与自然对立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指出，身体的异化源于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是“唯生产的逻辑、唯欲望的逻辑、拜物教的逻辑和反自然的逻辑”，主张用身体的逻辑取代资本的逻辑，回归生命、生产、需要和审美。还有论者对马克思《手稿》中的身体观念进行了美学研究。总之，国内马克思学界对身体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大多局限于马克思早期的感性人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

费尔巴哈的感性身体只局限于人的种族自然生命活动，感性活动局限于人自身自然生命的“身体、血缘、两性和家族”的再生产。这种生产保证了人类自然生命的“种族繁衍”和人“种”的“类”存在。但这种“类”的存在不能脱离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脱离生产方式的“类”只能是抽象的、无声的、生物学进化意义上“物种”。这种类是人的动物性的“种”而不是社会性的“人”类。人类活动只能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产活动，离开这种活动人类一刻也不能生存，动物性的“种族”也无法维持。人类关系也只能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本能的身体两性关系和血缘家族情感关系。对马克思身体观的理解必须结合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必须考虑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人。这也是马克思的身体哲学优于国内外身体哲学研究的地方。

国内马克思学界对异化、实践活动、解放的理解大多还局限于抽象感性人本学的层次，从这种层次出发，发挥出一种马克思的感性身体美学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人道主义批判的“身体政治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合理性的。不过，这种批判还只是伦理道德层次的身体政治和生命美学批判，它的现实力量还要落实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层面，还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成因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需要对商品、资本生产的秘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需要我们对马克思本人不同时期的身体思想加以挖掘，使身体问题真正进人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摆脱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本人对身体的论述，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都有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指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既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结果又是工人异化劳动的原因和根据。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一种违背自己意愿的受迫劳动，通过劳动，工人同自己的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以及自己的类生命相对立。通过劳动，工人将自己的类本质——物质生产活动甚至生命活动交给资本家所有。在私有制条件下，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只是作为满足“动物机能”的手段，而不是人的自我确证。“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就是动物性的存在和“肉体的主体”，对工人来说，“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身体作为“人的东西”变成了“动物的东西”，这是“异化劳动”导致的人自身的异化。工人“在运用人的机能(劳动，引者注)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人的身体变成了动物的肉体。人的劳动被“异化”为动物性的、无意识的维持自身“肉体机能”和生命的本能活动。人被异化为动物。马克思认为，作为“肉体的主体”的工人还不是自由自觉的类主体，工人劳动还不是人类的活动和“人的机能”，而只是动物活动和“动物的机能”。因此，需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将身体重新变成“人的东西”，恢复身体的“属人”的类本性。显然，马克思对身体的异化是极其关注的，人的异化、解放和自我实现都与身体问题密切相关。

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虽然一次也没有提到身体概念，但关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论述、“实践活动”的论述，都暗含着对身体、感性的关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身体观，强调了进行感性实践活动的“身体”观，指出费尔巴哈的感性人的身体只是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体的身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在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正是“肉体组织”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这方面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给予了身体感性方面即“肉体组织”以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对感性身体的关注。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反对关于人和身体的抽象直观态度，坚持用辩证历史的观点理解人和身体。人及人的身体，“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显然，人和人的身体与他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产品和物质生产方式有关，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方式抽象地理解人和人的身体。物质生产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前提，人和人的身体也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并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改变其存在的形态。简言之，人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和人的身体(肉体组织)同物质生产的历史息息相关，是具体的、历史的物质性存在。没有费尔巴哈式的脱离物质生产活动的、抽象感性的直观身体和一般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费尔巴哈同所有的德国哲学家一样，“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从来没有写出过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综上，马克思对人的身体看法有一个总的原则，即:身体是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肉体组织”，是人的自然的“类感性”。身体作为人的“肉体组织”，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基础”和“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但是马克思又强调，人的“吃、喝、生殖等等”身体机能如果脱离物质生产“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身体又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历史不断改变的。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对身体的理解是辩证的、历史的。他既给予了身体作为人类历史“自然基础”的重要地位，又强调身体由于人的活动是可以发生变更的。身体作为人类历史的基础，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是历史的自然性和自然的历史性的统一。没有脱离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的“纯粹自然性”身体，也没有脱离自然的“身体基础的”历史性。前者会导致费尔巴哈式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感性身体观，后者会导致没有感性基础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观念的历史性，导致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可一见，马克思的身体观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身体观，身体是历史的自然感性基础，历史由此具有了唯物主义的“肉身”。物质、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由此闪现着“感性”的光辉。同时，身体又是物质生产活动所开辟的商业社会、市民社会和工业社会历史中的不断变化生成的历史性的感性体和物性体，是充满历史的感性“身体”。

篇2：身体哲学分析的范式转换论文

哲学观反思与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由哲学观反思所引起的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上,这是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的标志.哲学观反思破除了以前附加在哲学上的`种种僭越和虚妄,使哲学回归其爱智求真的本性,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重建适应时代生活需要的新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杨学功 Yang Xuegong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刊 名：天津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TIANJIN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5(5)分类号：B0关键词：哲学观 哲学范式 反思 转换

篇3：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范式转换

概念辨析:范式转换的实质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跨国、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交流, 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内外有别”的原则。国际传播的阅听群不是指向本国受众, 而是指向对象国的受众, 其内容带有鲜明的政治宣教色彩。

而全球传播与之比较, 在传播范围、传播理念、传播制度、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区别。“在传播学中, 一个国家社会系统内部的传播称为国内传播, 不同国家社会系统之间的传播称为国际传播, 而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融为一体, 以整个地球世界为范围的传播则是全球传播”。 (1)

与传统的国际传播相比, 全球传播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力量”推到了核心的位置上。国际传播以政治宣传和教育为首要的目标和手段, 指向特定对象国的阅听群;而全球传播则以文化为外包装, 以意识形态为“隐形内核”, 其受众指向则包括媒体驻在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阅听群。

转换动因: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主导价值的削弱

在质疑全球传播的各种声音和各种理论中, 最经常被人们谈及的是全球传播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对此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 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 它光溜溜的只剩下了遮羞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 主权和独立被消除了, 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 (2) 麦克格里和赫尔德分析道:“一方面国际的、地区的、全球的权力结构限定了国家的实际行动。这些权力结构包括国际规制和组织、世界经济以及民族国家安全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民族国家, 特别是被削弱的国家无法控制亚民族力量和行为者。” (3) 虽然至今还没有人敢预言国家将会消失,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近20年来, “主权国家在全球系统中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4)

这种变化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 马克思早就预言: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 使一切国家的生活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5) 经济的全球化使生产和流通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生产和流通网络, 各个国家都被卷入这张网中。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侵犯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权, 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不得不受其他因素的限制, 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削弱了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在政治领域主导价值的削弱则是对经济主导价值削弱的必然结果。“‘政治全球化’这一概念所表述的不单单是指各国政治不可阻挡地跨越国界, 政治交往进一步扩大和频繁, 而是意味着各国政治的相关性日益增强, 并由此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络。” (6) 它强化了各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系, 导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 并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 国内政治的国际化;第二, 国内政治具有了国际背景;第三, “打破了文化专权, 瓦解了国家统一舆论”。 (7)

第三点也是所谓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内涵。文化的全球化在削弱国家主导价值的各种因素中作用最大。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使本国人民有更多的渠道接触信息, 从而导致了政府对国内政治信息的垄断权力的削弱, 各种类型的全球媒体对世界各国的舆论宣传控制构成了严重冲击, 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受到了他国文化的参与和重组, 土生土长的文化消失了, 代之以各种文化类型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 国家试图以一种文化来作为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化领域的主导价值被文化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 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

大量外来文化产品的进入, 使本地受众正成为非本土化信息的受众, “特别是年青的一代, 他们成长在新文化环境中, 教育他们的不仅仅是父母、教师, 电视等大众传媒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收着和本土政治宗教或民族环境相脱离的信息和文化。好莱坞的影星、流行音乐的歌星、著名画家的作品、运动会和不同国家的政治家, 构成了他们的符号库。” (8)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使传播受众的民族认同受到冲击, 同时, “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 也在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 从而造成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混乱和精神困惑”。 (9)

传播媒介:性质多元化和形态多样化

在从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转型的过程中, 媒介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传媒性质和形态的多样化是全球传播的基础。

这首先体现在媒介产业属性的凸显。上世纪90年中期以后, 传媒业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 为发展传媒经济, 许多国家逐渐放松对传媒的管制, 使其逐步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中国近些年文化产业尤其是媒介产业的发展就非常引人注目, 中国的媒介市场潜力巨大, 对国际资本有极大的诱惑力。

其次, 媒介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化。各种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媒介形态多样化,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共同参与全球传播, 大大加速了全球传播的进程。新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使国家控制信息流动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个人成为全球传播的参与主体。

在全球文化传播体系的建立中, 网络媒体功不可没。原有的国际传播体系主要依靠短波广播和卫星电视的技术传输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信息和图像空间, 网络的出现和“第四媒体”的兴起在真正意义上将整个世界联结成网, 其直接后果是模糊, 传统的时间、空间和地域的概念面临深刻的危机。用自然分界来划分民族、国家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象征性分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借助网络的力量, 在全球传播体系中, 出现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这也使得各国的传媒政策和管理原则经历了一个由公共利益优先向市场需求驱动的转变过程, 国外把这个过程称为“解控” (deregulation) 。全球媒体巨头都试图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来削弱国家与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和对垄断的控制。

媒介自身经营的多元化也是由国际传播转向全球传播的主要推动力。许多大型的媒介公司纷纷通过兼并收购、跨行业经营、跨国经营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地盘, 组建传媒业的“航空母舰”。依赖于全球性的业务网和全球性的市场, 这些“航空母舰”走上了全球化的经营之路。在本土媒介市场逐渐饱和的情况下, 各大媒介集团纷纷将目光投向国外, 开拓国外市场。现在, 各大媒介集团的竞争力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开发。

跨媒介、跨行业、跨国界的大型媒介集团的涌现, 为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转变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这些大型媒介集团不仅拥有庞大的资金, 能够超越国家实施信息的流动, 还拥有各种类型的媒介, 从而以多种方式参与全球传播。

传播主体:多元主体的权力重构

全球传播不同于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多种传播主体, 随着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传播手段的多元化, 参与全球传播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多, 而政府、媒介、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是最重要的五种。

政府由于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传统的国际传播中, 始终是主导性的传播者, 即所谓的“强势主体”。虽然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的出现已经开始挑战政府的主导地位, 但“在诸多传播主体中, 它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并对其他主体的传播行为实施着把关控制”。 (10)

跨国公司也是推动全球传播产生和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通过合资、合作以及其他形式的组织和金融联合, 以前从属于界限分明的国家传媒系统的媒介机构与主要的跨国集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类似的, 媒介消费和生产也变得全球化, 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劳动的国还在进一步扩大, 公司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其传播活动越来越多样化。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组织类型极多, 功能繁复, 跨越国界进行相关议题的交流。非政府传播者和主流传播结构之间的确切关系非常复杂, “民族国家一方面将自己的部分权力变换转让给诸如世贸组织这样的超国家机构, 另一方面又将部分功能分派转让源于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 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一些民族国家致力于资助培养特定的非政府组织从事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工作”。 (12)

传播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个人的跨国界传播成为可能, 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和普及。网络在技术和文化上具有的平民性使普通人可以参与到媒介生产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说, 任何人只要建立个人网站或拥有个人主页, 便可与全球网民进行信息和影像的交流。个人化的“全球媒体”随即产生了, 这在国际传播时代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意义转换: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兴盛

在全球传播或者说媒介全球化的推动下, 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 以及纠缠其中的身份冲突和利益争夺, 使得民族主义勃兴。与此同时, 传媒主导下的消费主义也已经成为全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论题。与之相关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都显而易见:一方面, 超越种族、国家和宗教等差异的全球共同文化价值正在形成, 如环保、安全等全球相关论题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观念, 也包括传媒所促成的全球性时尚消费和通俗文化;而另一方面, 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也越发突出。亨廷顿等人的文明冲突论或马特拉、杰姆逊等人的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论调, 着眼点并不相同, 但都反映了与文化全球化相对立的一种趋势。

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则是超越文化鸿沟的新意识形态, 它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和全球媒介帝国所带来的后果。全球媒介帝国的形成, 使全球性的商业文化得以生产和消费, 媒介机构被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的生产商, 受众则被理解为消费者及市场。传播内容日趋娱乐化, 商品的符号价值凸显, 点。市场商业逻辑对媒介的控制, 成为媒介伦理的新议题。

总之,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转型, 其实质是全球的迅速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削弱, 以及由此而来的媒介自身性质的多元化、媒介主导地位的上升。由于技术、财力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的不平等, 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虽然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界限, 但从内容上也仍然存在全球传播霸权, 如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以文化普遍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外包装, 在这个“超国家领域”内传播, 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因此, 在全球传播时代如何消除全球传播体系中的不平等, 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①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11页。

②齐格蒙特.鲍曼[英]著, 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第63页。

③陈定家主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1页。

④郁建兴:《全球化:一个批评性考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76页。

⑥刘昌明:《全球化与当代国家政治职能》,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⑦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 载《战略与管理》, 1999 (5) 。

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23～124页。

⑨孟季娟:《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主体性》, 《新闻爱好者》, 2008年第12期 (下半月) 。

⑩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2页。

Toby Miller, “Consuming Citizen:The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andthe Trade in Screen Texts, “in Joseph ChanandBryce McIntyre (eds.) , In Search of Boundaries: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s, and CulturalIdentities, Westport, Conn:, Ablex Publishing, 2002, P19-21.

篇4：档案专业意识的“范式转换”

犹记得在上小学时的一堂课上，老师拿了一摞东西走进教室，一脸严肃的样子，说：“你们一会儿要填写的东西将放入档案跟随你们一辈子，所以大家都要认真起来，不要写错，把字体写工整。”教室里一片寂静，看着大家紧张而又好奇的表情，满心期待着这份将跟随自己一生的东西发到自己手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老师把这份东西发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它的真面目。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档案，刚上小学的我对档案这个词陌生极了。我战战兢兢地把要填的内容一笔一画地填写到表格中，直至写完最后一个笔画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记得爷爷之前在县里外贸局当局长，因为年龄大的原因，县里决定把爷爷调到县档案局当局长，负责人满怀关切地说：“档案局平常工作少，比较清闲。”爷爷是个做事严谨、认真的人，虽然是因为年龄大的原因调到了档案局，但是他在档案局工作期间仍然兢兢业业，任职期间我们县曾被评为“乡镇档案工作先进县”，爷爷也荣获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那时候的我年龄很小，不了解档案究竟是什么，但爷爷经常跟我说：“你可不要小看档案啊！档案看似平凡，但它在我们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以后一定要重视自己的档案。”因此，虽然档案在我意识中重如泰山，但是档案工作在我心目中却轻松无比。

转眼间到了要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

当我小心翼翼地把高考志愿表递到爸爸手中时，他却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然后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他在我刚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物色学校了，根据我的情况给我参谋了好多专业，我听了之后差点感动得掉下眼泪来。但当他说要我报考档案专业时，我心中却莫名地纠结。虽然档案这个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在耳边萦绕，但我对档案专业却并不感冒。无奈架不住爸爸天天在我耳边唠叨：“你可不要以为档案工作很简单哦，哪一个人能离开档案呢？只要好好学习档案专业知识，你仍然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就像你爷爷一样，平凡中也有伟大。而且这个专业很适合女孩子，比较稳定，将来不会太累也不会太忙，能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好家庭……”渐渐地，我的抵触情绪消失了，心头竟然涌起了一丝好感。终于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庄重地把档案学填为第一志愿，并在班主任的狐疑眼神中搁下了志愿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如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大学是座象牙塔，里面充满了成功、欢笑和喜悦，也充斥着失败、悲伤和迷茫。

“大一，不是懵懂的借口，不是堕落的理由。”刚进入大学的我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上课为了坐前排，和室友很早就去教室占座，上课认真记笔记，下课找各种专业书看。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激情渐渐消磨殆尽，原来档案专业学习就是这样啊——没劲儿、枯燥，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甚至有点埋怨爸爸。

“只要肯想，肯做，敢想，敢做，你的梦想就在前方。”大学是一个小社会，告别了整天在父母手中呵护的我，经历了大学一年的洗礼，慢慢地，我变得稳重了，也成熟许多。了解到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知道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我意识到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十分有必要，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将来自己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大一曾经后悔、厌倦自己选择的专业，大二的我试着慢慢地改变这种态度，认真听老师上课讲授的内容。慢慢发现，其实课程学习并没有那么乏味，一节课下来感觉受益匪浅。档案专业学习重新激发了我的兴趣。

“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会失去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大三是一个迷茫的路口，要开始思考是工作还是继续深造。现如今大三开学已有几周，明确了自己要考研的决心，也知道现在必须增加专业知识的储备，我对专业课的学习更加充满热情，课上认真听老师讲的内容，课下主动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曾看见这样一句话来激励自己：“要像凤凰涅槃，始终坚持，相信天道酬勤；你坚持下来了，而别人坚持不下来，这就是你的资本。”梦在远方，路在自己的脚下。

两年多的大学时光，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成功也有失败，可是我正年轻，年轻没有失败。

篇5：新课程改革中课程范式的转换

由库恩的观念看, 课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改革实质就是课程范式的变迁。课程范式存在于常规课程之中, 当常规课程出现了足够多的问题, 课程改革随之发生, 在改革中萌生出新的课程范式。

我国有学者运用时间间距递减指数函数的计算数据, 指出当代课程是课程变迁史上产生质的飞跃的断裂期, 当代课程改革是课程范式演变的另一个大周期的开始。而影响我国当下课程改革的课程范式主要有现代课程范式与后现代课程范式。那么, 处于课程变迁断裂处的基础教育课程究竟在何种课程范式的指导下才能够获得新生呢?

一、对当前课程改革及其指导范式的简析

(1) 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1) 国际上改革潮流的冲击。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较大的课程改革。这几次改革均关注学生的发展, 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措施, 无论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管理上都做了很大调整。这样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2)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实问题。反思我国传统基础教育课程,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培养目标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课程结构不合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课程实施重“教书”和“背书”;课程评价重选拔、轻发展;课程管理过于集中。这些问题无一不影响着基础教育的质量和阻碍素质教育的进展。

(2) 新课程改革的指导范式简评。

以上理由无一不昭示传统课程范式非改不可, 但究竟以何种范式指导新课程改革的问题众说纷纭。在众多说法中, 最有代表性的非后现代课程范式莫属了。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总体上说, 它是对现代体系哲学、文化的一种否定。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 (2) 不确定内在性。 (3) 对科学理性的质疑。 (4) 告别整体性、同一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 后现代主义理论被逐步引入课程研究领域。

后现代课程理论流派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姆·E·多尔的理论。多尔认为, 后现代主义课程有四个基本标准:丰富性、循环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从这种观念出发, 后现代课程将课程从文本扩展到师生的实践活动———教学对话。另一位后现代学者派纳认为, 师生交流与沟通的内容是信息而不是知识, 课程要促进学生个体意义的建构。他认为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是间接关系, 提出了“概念重建”论与“理解课程”论。

应该说后现代课程范式中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对于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如课程内容偏重科学知识忽视人文知识、教学手段单一等均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后现代课程范式之于我国新课程改革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 对真理、知识的怀疑:虽然后现代反对知识的绝对权威, 但在提升学生主体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后现代学者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 表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就是否定客观知识的传授, 削弱科学知识的教育。这无疑会使学校教育陷入迷茫。从我国社会发展及对教育的要求来说, 现实的迫切需要还是科学知识。我国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比例很小, 广大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时基本上凭借的是技能而非科学知识。

(2) 后现代课程范式之于我国的适配性问题:后现代产生的基础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 而我国还远未进入后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现代性带来的问题, 但更大范围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 因此以后现代课程范式作为新课程改革指导范式难免有“三岁娃娃穿成人时装”之嫌。

那么,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审视当前课程改革与课程范式转换, 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看待纷繁的理论, 采用怎样的范式指导新课程改革呢?

二、态度与指导范式

(1) 态度。笔者认为, 但凡是成体系的理论终有它合理的成分, 但绝不能因为此便颠倒主次, 置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于不顾, 而应吸取各国经验和历史的教训, 切实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为促进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落实, 我们需要持辩证的态度, 既不能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也不能将败絮与金玉一并收入囊中, 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的状况, 审慎地借鉴。

(2) 指导范式。笔者认为, 课程改革应该以学生“全人”的发展为目标, 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 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范式就是我们需要的范式。

笔者认为, 所谓范式并非定式, 课程的发展在于兼收并蓄, 我们必须走出单一化、绝对化的思维误区。顾此失彼,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经适应不了现代教育的要求。教育工作者应该让“分化和综合同时并进, 多样和综合互相规定”“用多样规定综合, 用综合规定多样, 就是说, 每一综合必须建立在多样的基础上;每‘一样’不是原始的单一, 而是经过综合了的‘一样’”。综合并不是拼凑式的综合, 而是仔细分析具体问题、进行辩证的综合。以讲授学习与探究发现学习为例, 针对教师长期以来偏重讲授、忽视学生的主动性而提出的探究发现学习, 将教师与学生的因素均考虑在内, 是课程改革中的一个亮点。但如果将它与讲授学习对立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奥苏贝尔认为, 无论是接受学习还是发现学习, 都有可能是机械的, 也都有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教师讲授教学得法, 并不一定会导致学生机械接受学习;同样, 发现学习也并不一定是保证学生有意义学习的灵丹妙药。如果学生只是机械地记住解决问题的“典型的步骤”, 而对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却稀里糊涂, 他们也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但这并不比机械学习或机械记忆更有意义。笔者认为, 基础教育阶段大体上还是应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学习为主, 学生探究发现学习为辅。教师在讲授时不能为了传授而“满堂灌”, 而要讲究传授的方法, 将讲授学习与探究发现学习辩证地综合在一起。

总之, 我们对于任何理论范式既不能全盘否定, 也不能将其视为万能灵药,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进行辩证地综合。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致力于依据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的状况, 创造出“本土”的课程范式, 让我国的课程摆脱传统弊病, 于断裂处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

[1]黄甫全.论课程范式的周期性突变律[J].课程·教材·教法, 1998 (5) .

[2]程黎曦.教师与新课程[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4.

[3]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