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量刑标准

2024-07-17

行贿罪量刑标准（精选8篇）

篇1：行贿罪量刑标准

单位行贿罪的量刑标准

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389条规定的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390条规定的是“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对“单位行贿罪”适用刑罚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罚金刑的适用问题。根据《刑法》第52条的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单位判处罚金时，同样应遵循这项原则。但是，我国刑法总则中的罚金刑，没有具体的法定数额，而刑法分则中对贪污贿赂罪的罚金也是如此。在目前尚无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应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也可以参照其他经济犯罪的标准，以单位行贿犯罪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处以罚金较为适宜，当然给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大小、犯罪手段是否恶劣等情节亦应综合考虑

(二)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直接策划、组织、指挥或批准犯罪活动的单位领导人员，通常情况下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一概而定，不知道或不起决定作用的单位领导人，不能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主管人员。所谓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指直接实施、积极参加犯罪活动，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单位行贿罪，往往不是靠一、二个自然人的行为来完成，其涉及的人员可能较多，其中有的人确实不知情，有的明知不对或可能有问题，但慑于权力而实施了行贿行为，对这些人员应与“直接责任人员”区别开来。

在单位行贿犯罪中，并非所有的直接责任人员都负有同等的责任。这种犯罪虽然也是自然人实施的一种有组织的犯罪，但它与传统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不能像共同犯罪的成员那样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而只能根据他们在单位行贿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分为主要和次要责任人员。

对于确定直接责任人员的主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职权的大小。职责权限越大，应负的责任也就越大。(2)因果关系的形式。在因果关系锁链中，起支配作用的行为人负主要作用。(3)所起作用的程度。主动出谋划策、积极实施者，所担负的责任相对要重。

单位行贿是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其负责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实施，获取的不正当利益也归单位所有。如果在单位行贿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单位行贿所取得的非法利益中饱私囊，归个人所有的，根据本条规定，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第389条、第390条规定的个人行贿罪处罚，即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l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篇2：行贿罪量刑标准

案标准

法律资讯频道 2010年11月04日 15:35 立案[导读]

立案的前提条件是司法机关审查后确定有犯罪事实存在，并且该犯罪事实依法需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机关对犯罪案件或民事纠纷审查后，决定列为诉讼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包含刑事案件立案、行政诉讼案件立案及民事诉讼立案。

一、释义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danwei)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立案标准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danwei)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三、定罪标准

1.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正常经济活动的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公平交易秩序。

2.犯罪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3.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人；既可以是中国公民，也可以是外国人。

4.犯罪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行贿的故意，行贿的目的在于使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即行为人明知所谋求的不正当利益系上述人员违背职务的行为，而故意实施行贿行为。

四、量刑标准

1.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规定处罚。

4.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五、刑法条文

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篇3：行贿罪量刑标准

一、当前反贪污贿赂形势

从反贪司法实践看, 当前反贪形势不容乐观, 甚至可以说是形势严峻, 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高发,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另一方面查办能力、查办效果有限, 打击贪腐任重而道远。

(一) 贪污贿赂猖獗, 犯罪黑数庞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对贪污贿赂犯罪保持打击的高压态势, 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查办了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 但目前仍未有效扭转腐败频发的局面, 未能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势头。贪污公款、侵吞国资、钱权交易、收受回扣等犯罪屡打不绝, 甚至在一些领域愈演愈烈, 医药采购、工程建设、审批办证等领域黑色交易演变成“惯例”、“潜规则”; 集体腐化、曲线腐败现象突出, 新型受贿、固定关系交易不断兴起; 涉案金额惊人, 最高记录不断被刷新。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影响了干群关系, 毒害了社会风气, 应当加大力度严惩。但是,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 特别是其中的贿赂犯罪, 具有高度的隐蔽性, 加之犯罪手段多、形式新, 作案人员本身智商高、反侦查能力强, 以致很多职务犯罪实施完毕后并未被发现, 更勿谈查处。从而形成了贪污受贿罪的大量黑数, 使犯罪者游离于法律惩处之外, 助长了犯罪者及观望者的侥幸心理, 致使贪污受贿犯罪陷入恶性循环, 即边打边犯, 即使犯了也不一定被追究, 继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以身试法, 前腐后继。

( 二) 反贪部门面临法律要求严格化和侦查手段有限的双重挑战

立法对侦查行为的约束、规范趋于严格、严密, 而且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立法的严格化程度今后还将继续提高。以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了法律化, 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对反贪部门依法规范办案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 如何调整审讯语言、如何运用好侦查谋略、如何保障证据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妥善面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是反贪部门必须面临和解决好的课题。新刑事诉讼法同时还确立了律师无障碍会见制度, 辩护律师将第一时间参与到侦查程序之中, 其可以从犯罪嫌疑人处全面地获知案件情况和侦查信息, 这将给反贪部门收集、完善证据、扩大案件战果带来较大影响。此外, 传唤不超过12小时、特殊情况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性规定的严格执行给反贪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 立法的从严, 需要反贪部门去积极应对, 在这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的状况, 甚至对办案力度、效果形成不利影响。

一直以来, 对于贪污贿赂案件, 尤其是贿赂案件, 反贪部门侦查手段非常有限, 普遍实行的是传统的“一张嘴、一支笔、一张纸”的单一模式, 主要依靠前期对犯罪线索进行初查, 收集一些案件信息和证据, 在掌握一定证据基础上, 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 把主要功夫放在突破其口供之上。当然, 对于“一对一”的贿赂犯罪, 客观上也缺乏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 最终还是有赖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以致于我们都无法否认贿赂犯罪中口供的“证据之王”地位。虽然, 新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检察机关对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权力, 这两者将助力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 但依笔者看来, 其作用不可高估。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即已开展, 多数情况是用来追捕逃匿的犯罪嫌疑人, 较少用于其他目的; 况且, 贪污贿赂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 要从技术侦查中直接获取价值重大的案件线索或证据并非易事。依照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最终交由公安、国安等机关执行, 案件办理单位与技术侦查措施执行单位相分离, 存在脱节现象; 且公安、国安等机关技术侦查资源本身也非常有限, 如电话监控, 公安机关有总数量限制, 还要预留一些资源应对突发案件。这些都使得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效果打了不少折扣。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有涉案50万元以上的数额限制或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要求, 对于广大基层检察院来说, 构成这些条件的案件并不多见。

(三) 犯罪嫌疑人抗审拒供意志和能力不断增强

审讯活动具有对抗性, 审讯人员通过法律宣讲、政策攻心以及侦查谋略的运用来攻破犯罪嫌疑人的防线, 突破口供; 而犯罪嫌疑人为保护自我, 本能地进行掩饰、辩解、逃避, 因而, 犯罪嫌疑人抗审拒供是一种正常表现。但是, 从近年来的反贪实践看, 犯罪嫌疑人抗审拒供的意志力以及其表现的顽强度在普遍增强。审讯过程中, 长时间保持沉默、装疯卖傻甚至特意给办案人员设圈套的犯罪嫌疑人大量存在。要在短时间内突破口供已非常困难。犯罪嫌疑人的这种趋势主要来自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不少犯罪嫌疑人对检察专业知识及相关规定有所了解; 二是法律规定的传唤时间限制、不得自证其罪、辩护制度等对其抗审拒供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强化作用。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内心不断为自己鼓劲, 要求坚持多少小时; 三是不少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办案手段和侦查谋略有一定认识, 据笔者所知, 有的犯罪嫌疑人在获知自己将被查处后, 立即找亲朋好友中的法律从业人员咨询、请教, 个别人甚至还进行过模拟审讯。因此, 从犯罪嫌疑人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在反贪和贪贿两者针锋相对之中, 存在着“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现象。

(四) 职务犯罪惩处存在轻缓化倾向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惩处轻缓化倾向是一个屡见不鲜的问题。据高检院公诉厅负责人介绍:“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 2005年至2009年6月, 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 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 7%, 而同期公安机关办理的普通刑事案件缓刑率仅为19. 4%。”[1]有专家对某省2007年11月至2011年6月的职务犯罪生效判决3260件4602人进行了统计, 发现“判处缓刑的有1588人, 占到所有生效判决的34. 51%, 判处免予刑事处罚1826人, 占到所有生效判决的39. 67%。从罪名分布的情况来看, 贪污罪判处缓刑的共782人, 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有678人, 缓免刑占该罪名总数的73. 33%; 受贿罪判处缓刑的341人, 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388人, 缓免刑占该罪名总数的67. 94%。”[2]又如, 某县职务犯罪案件“2012年适用缓刑比例为56%, 2011年和2010年适用缓刑比例也在50%以上, 该个比例远远高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所判处缓刑的比例。”[3]甚至还有文章称贪污数额达32万元, 某中级法院以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赃而判决适用缓刑。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职务犯罪的缓刑和免刑的适用率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缓刑还存在滥用的现象。这种对腐败行为轻缓、宽松处理的做法, 致使大量职务犯罪分子未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不利于对贪腐行为的有效打击和刑罚震慑作用的发挥, 有损司法的公信力, 与人民群众要求严肃反腐的期待也是相违背的。

二、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调整争议

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调整之争由来已久, 据笔者粗略统计, 《刑法》于1997年修订, 但自2002年起就有大批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人士通过撰文、演讲、向人大提案等多种形式就该量刑标准问题提出见解、建议, 而且形成了正反两派观点, 其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纳为两方面:

(一) 现有数额标准是否过低?

主张现有数额标准过低的人员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 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收入增加, 当今的5千元、10万元等数额与1997年相比完全不具备可比性, 因而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 第二, 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 如今受贿5千元的危害性已大不如前, 受贿10万元就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且10万元以上仅有一个量刑档次无法区别对待, 因而为公正起见, 应调整数额标准; 第三, 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已通过内部规定的形式自行调整了数额标准, 刑法规定已形同虚设, 还不如应势调整; 第四, 认为国外对贪污受贿罪的处罚比较轻, 绝大多数国家仅规定短期监禁、有期徒刑和罚金, 很少适用死刑。这些主张者还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调整方案, 如, 将贪污受贿罪起点刑改为1万元、2万元等, 有的还将贪污罪与受贿罪分开, 分别拟订了层次细密的量刑档次, 有的提出为保证量刑标准与经济发展同步, 应与GDP、GNP、平均工资、社保标准等多种动态数据挂勾, 还建议考虑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等指数, 个别学者还提出要以地级市为计算区间、而且还要城乡分开来确定犯罪数额标准。

而认为现有数额标准不低的研究人员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 经济发展不代表贪污受贿危害性的降低, 贪污受贿犯罪不是单纯的经济犯, 它侵害更多的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第二, 1997年以来, 进步的不仅是经济, 还有政治文明、法治进程和道德水准, 因而对公职人员的廉洁要求也应提高;第三, 如果提高数额标准, 将向社会释放宽容腐败的信号, 这与国家反腐大政方针是不相符的, 将有损政治伦理基础; 第四, 国外、境外对腐败行为实行的都是零容忍, 涉腐小金额也要严厉处罚。相关研究人员因此提出贪污受贿罪现有数额标准是不能提高的, 至少要保持“底线”不后退, 也有不少人员提出要将现有的5000元起点标准降为2000元。

(二) 是否要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

认为不应确定具体数额标准者认为固定的数额过于僵化, 会与社会发展脱节, 法律的稳定性又使频繁调整标准成为不可能, 国外一般也不明确数额而是交给法官自由裁量, 因而我国应“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及‘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代替, 同时对数额、情节要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司法解释的灵活形式作出具体的规定。[4]

而认为应明确具体数额标准者认为我国从古至今, 存在着“计赃定罪”的传统, 如果刑法不规定具体的数额, 其警示意义将削减, 人们对自己行为不能进行准确预测, 而且标准的模糊、量刑档次的减少将使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 不利于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

三、对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的理性分析

纵观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争议双方的激烈交锋, 我们发现其各有道理, 但是, 有关该标准的讨论不是纯粹的理论话题, 而是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而又影响深远的实践问题。我们不能就数额论数额, 就标准谈标准, 不仅应将问题探索置于当前的反腐败大形势背景之中, 还应认清职务犯罪惩处的历史趋势, 从而顺势而为。

( 一) 贪污受贿罪现有量刑标准具有合理性和适合性, 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应调整

从贪污受贿罪立法沿革来看, 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 我国已对贪污受贿罪立法有过多次探索, 从立法技术看, 其在确定贪污受贿罪的有关数额标准时应当已充分考虑到立法前瞻性及均衡性的问题。即使是放在今天来看, 原定的标准也不低, 《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可见, 如果贪贿5千元, 相当于一位农民的七个半月的收入, 如果贪贿10万元, 相当于一位城镇居民四年的收入, 如果这样的量刑数额标准还低, 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能认同?司法的公信力还将如何提高?特别是在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当前, 加大打击腐败力度是必然之举, 如果将数额标准提高, 将使大批贪污受贿行为“出罪”, 使腐败者逍遥法外, 即便是已经“入罪”者, 由于量刑数额标准的提高, 这就意味着其受到的处罚要相对更轻, 在目前职务犯罪轻缓化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处罚可能进一步从轻, 最终受到的处罚可能是小之又小, 甚至得不到实质性惩罚。标准的提高也给反贪部门查办案件提高了难度, 有些案件可能由于线索指向的金额不是很大而流产, 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可能面临无案可办的困境。影响更深刻的是, 标准的提高无异是向社会抛出一颗“重磅炸弹”, 错误地释放了一个宽纵腐败的信号, 这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向心力必将带来巨大的损害。显然, 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政策, 应予摈弃。此外, 从预防职务犯罪来看, 笔者认为一项刑事法律是否能带来强大的震慑力, 一看处罚的严厉性, 二看处罚的必定性,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 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 提高处罚的必定性不可能立竿见影, 它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处罚的严厉性却可以轻易实现。因此, 对于毒害深远的贪污受贿犯罪, 在处罚的严厉性上不能动摇, 更不能退却。

( 二) 司法机关当前应严格依法司法, 真正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

当前, 有的检察机关擅自“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5], 这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 应当予以督察、纠正, 以促进其依法司法。除此之外, 不少司法机关在执法理念、执法导向上存在着有待商榷的地方, 一些检察机关对“大要案率”关注程度较高, 侧重金额高、影响大的案件的办理, 而对金额小的案件线索则关注不足, 查办较少; 有的审判机关对于金额不高的职务犯罪案件动辄适用缓刑和免刑。这种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事实上, 一些发生在群众身边、危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案件很可能金额不大, 但其危害却不容小觑; 由于贪污受贿犯罪隐蔽性的影响, 其浮出水面的是小金额, 隐藏其后的可能是大腐败; 再者, 贪腐行为往往是从小贪到大贪的过程, 切不可等到“养肥了再杀”。有必要注意的是, 当前对侦查行为的立法要求越来越严密, 执法环境趋于复杂, 办案的阻力、挑战也在增多, 今后反贪部门执法办案将更加严格、规范, 有的传统的办案模式、套路将不再运用, 在这种条件有限、压力加大的形势背景下, 基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可能少有大案可办。因而, 司法机关今后应当改进办案思路, 办案不拘小, 而求“铁”; 不刻意追求个案的战果扩大, 而应促使更多的贪贿犯罪者受到法律的追究, 在处罚的“必定性”上下足功夫, 逐步减少犯罪黑数, 真正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要求贯彻在司法实践之中。

( 三) 立法、司法对贪污受贿犯罪走向“零容忍”是必然趋势

国际反腐败规律显示, 新加坡、韩国、香港等不少国家或地区都经历过从重度腐败到以清廉而著称的历程。当前, 我国腐败问题虽然还比较严重, 但反腐的高压态势还会继续加强, 政治文明、法治水平将持续进步, 各项体制、机制、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公职人员的素质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能力也在稳步提升, 最终腐败问题一定能得到有效遏制, 贪污受贿犯罪形势必将得到好转。在这个过程之中, 从严治吏、严格惩贪是题中之义, 立法、司法不断降低对腐败的容忍度, 最终实现“零容忍”是必然要求。立法、司法“零容忍”贪污受贿犯罪将促进廉洁社会的形成, 廉洁的社会也要求对贪腐实行“零容忍”, 两者是一个互动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显然, 在明晰“零容忍”是国际潮流、历史大势的前提下, 如果还主张提高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 这肯定是偏离发展方向的。

参考文献

[1]徐日丹.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力度[N].检察日报, 2010-11-19.

[2]杨凤宁, 何斐明.职务犯罪轻刑化法律监督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1) .

[3]谭志平.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分析及解决途径[J].法制与社会, 2013, (6) .

[4]谢效珉.贪污犯罪规定具体量刑数额不妥[N].检察日报, 2004-12-6.

篇4：论我国贪污受贿罪的量刑

【关键词】贪污受贿犯罪量刑

定罪量刑机制是否科学、量刑的公正、合理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量刑根据的把握和运用。贪污受贿犯罪是一种权力与私欲相结合的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虽然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犯罪主体、犯罪构成、作案手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适用刑罚时存在共同点，都适用刑法第383条。现在以贪污受贿犯罪为例，就其现有量刑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与法治现实脱节，科学性与实用性不足。我国刑法区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法的显著特点，是在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中，设置了大量的数额标准，作为定罪量刑的起点与依据。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虽然有相对完善的刑事立法，但是因法律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空间非常大，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尺度不统一导致定罪量刑出现差异。司法是否公正，对老百姓来讲，最直接、最感官的表现体现在打击犯罪尺度是否统一上。当前职务犯罪主要是贪污贿赂犯罪，刑法第383条规定的定罪量刑起点标准为人民币五千元，但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的立案标准已远远超出这一数额，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将这一起点数额作为立案标准予以查处的案件也很少，通常只有达到涉嫌二到三万元的数额标准才予以立案追究，这不仅与法条规定的五千元相差甚远，而且也给量刑造成误导，以致职务犯罪处罚普遍偏轻。由此可见，这一法条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已经不足。应改变现在起刑点相对固定的模式，建立浮动性的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让起刑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二）法定刑幅度过宽，量刑伸缩性过大，造成量刑不统一现象严重。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又没有具体适用的限制性规定。刑法第383条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规定共有四款，第一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法律条文只对底线作了规定，十万元以上的量刑起点是十年，而对最高额没有限制，只是规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如何来掌握情节特别严重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且中间没有再划分档次。因此，法官据此条文判决都是合法的，不用去管是否合理公正。第二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三款规定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过宽（一至十年），导致法条规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强，这种现象直接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伸缩性过大。量刑的不统一，同罪不同判问题较为突出。众所周知由于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同及量刑方法存在缺陷造成量刑的不统一的现象非常普遍。量刑的公正与否不仅体现在每个个案本身，而且也渗透在不同个案之间的相互比较中。“法庭的职责是维护公正，而只有在一个判决与另一个判决之间维护某种程度的平衡，它才能在一个犯罪者和另一个犯罪者之间做到公正”[3]。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审判主体因知识结构、对法律理解等不同常导致会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或同类犯罪因审级、适用的审判程序不同也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衡。我国法官目前量刑时一般采用综合估量式的量刑方法，具体是指法官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再结合案件中的从重、从轻等情节后，最后综合估量出应判处的刑罚，但因我国刑法对这些法定情节的限度没有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常会使量刑不统一。

（三）缓刑、免刑使用率过高，适用缓刑的主观条件设置缺乏刚性。刑罚轻缓化是国际大背景，反映了司法的进步，但在反腐形势严峻的中国，缓刑往往被贪官独享，则反映出法网疏漏之虞。数百年前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经深刻地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4]。但在目前现实下却因法网的疏漏而使刑罚的必定性无法成为现实。缓刑适用比例过高可能背离罪行均衡原则。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适用缓刑的刑罚要件，以贪污罪为例，根据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一般情况下，犯罪数额在五千元至五万元范围内的，判决结果要么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要么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院往往又会以符合缓刑的刑罚条件适用缓刑，缓刑考验期满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即可不再执行原判刑罚。就主观方面来看，贪污五千元与贪污五万元，所体现出的主管恶性虽然有差别，但不至于太大，而犯罪分子实际承受的刑罚，最轻的暂缓执行最重的七年有期徒刑却如天壤之别。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法罪刑均衡的原则。职务犯罪适用缓刑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刑事案件的适用比例，可能滋生腐败。由于法律对不致危害社会规定不明确，适用缓刑难以做到尺度统一，同一行为，适用缓刑与否从表象看都不违背法律，而这恰恰给法官权钱交易、自由裁量留下了空间。缓刑、免刑使用率过高自然会给人民群众一种执法不严的印象，从而影响司法机关执法公信力，挫伤了人们反腐败的积极性。当前面对严峻反腐形势，应当严格控制适用缓刑比例，使之与适用原则和从严治吏的要求相适应，以利发挥刑罚的惩罚、教育功能，有效遏制仍处高发期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而严控的关键在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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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大小与法律的周密严谨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法律越周密严谨，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就越狭窄；反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就越广泛。因此，如果完善立法技术，提高法规的周密严谨程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司法机关由于立法不完善而产生的灵活性，缩小司法人员在量刑方面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为实现量刑均衡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立法

1.成立专门机构，制定我国的量刑指南

要彻底改变我国目前量刑失衡的现状，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成立类似美国量刑指导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负责对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的贪污受贿罪审判案例和其他各罪进行一次全面、准确和客观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各种犯罪量刑基准，设置较为科学合理的刑罚阶梯，以修改立法或者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改变现行立法量刑的规定，从立法上根除量刑的失衡。之后由该机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每隔三年或五年对贪污受贿罪审判案例前一期间的情况进行一次分析总结，对量刑基准进行适时的调整，使刑罚在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和现实审判情况变化的需要，避免刑罚的死板和僵化。

2.提高立法水平和质量

应当在立法中取消难以操作的模糊用语，使用较为科学准确、司法人员利于把握和适用、老百姓能够理解的用语，毕竟立法的目的是适用，而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和表现语言技巧，立法关乎人民的权利、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对这些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规定，老百姓有权利知道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法律的用语应当对每一个人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而不是神秘莫测。应当根据每个罪的具体情况，尽量缩减法定刑幅度，以降低法官可选择的余地。而我国刑法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欠，例如“3年以上10年以下”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明显过大，“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后果特别严重”等用语也十分模糊。这些都会给个别法官徇私枉法留下可乘之机，也为一些当事人及亲朋拉关系走后门提供很大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缩减法定刑幅度，将模糊用语明确化、定量化势在必行。

3.确定量刑情节的影响力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司法人员对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和评价，对现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酌定情节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并将其中一些情节法定化，减少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酌定情节，具体规定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条件，确定各种量刑情节的影响力，例如，从轻情节的从轻幅度是多少，减轻情节的减轻幅度是多少，从重情节的幅度是多少等。

4.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设置上，不能不考虑贪污受贿犯罪性质的特点，贪污贿赂犯罪实质上属于一种贪利性的犯罪，同时也是一种职务性的犯罪。针对上述特征，应当尽可能考虑与之相匹配的刑罚设置。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资格刑和罚金刑 [5]的确是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所具有的职务性、财产性特点而采取的措施，对该类犯罪人适用资格刑和罚金刑，可以有效地剥夺其再犯条件，不让其在经济上得到好处，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 [6]。所谓资格刑，是指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在我国刑法中主要是指剥夺政治权利。相对于其他刑罚而言，资格刑主要是着眼于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该种刑罚对贪污贿赂犯罪之犯罪分子适用上尤其具有优越性，因为这类犯罪分子往往是利用其享有的职权便利进行犯罪，而其职权便利可以说是由一定的政治权利所赋予的，或者说带有政治权利的属性，如果对其加以剥夺，可以使得犯罪分子无从寻找机会去实施犯罪，无异于剥夺了其再行犯罪的能力。罚金刑是一种对犯罪分子实施较严厉的经济性惩戒的刑罚方法，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之贪利性动机的打击效果尤为明显，因为可以通过对其经济利益的损害，使其丧失实施犯罪的经济基础，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

（二）完善量刑程序，建立量刑失衡救济制度

有了科学、合理、严密的刑罚阶梯，对量刑情节的影响力进行了理性的评价和确定，再加上量刑程序的严格、公开和公平，量刑似乎是进了保险箱，加了安全带，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再科学的立法，再严密的制度和程序，再明智的法官，都无法保障量刑万无一失。在司法适用中百分之一的错误，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和痛苦，甚至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因此在量刑中建立量刑失衡救济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一是建立量刑失衡抗诉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就量刑失衡进行抗诉，要求上级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单独量刑抗诉应当进行开庭审理，把量刑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建立量刑申诉制度。只要申诉人有新的证据或充足的理由认为生效判决的量刑确有错误，不论这种判决是量刑不当抑或量刑程序违法，都必须引起再审程序，对量刑错误进行纠正。三是建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量刑失衡纠正制度。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判决存在量刑失衡问题和量刑程序违法的有权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再审，或者通过案件提审，对错误量刑进行纠正。四是在法院系统内部建立量刑评价制度。即人民法院对已决案件的量刑之合理性、适当性进行评估的活动，这是法院内部对法官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裁量刑罚的事后监督和考评措施，有利于督促法官正确使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现有定罪量刑的弊端在司法实务中不断显现并备受诟病，显然现有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适时对之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部门的迫切需要。应当适当调整、细化量刑幅度、数额标准，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严格把握缓刑、免除刑事处罚等刑罚执行方法的适用对我国现有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进行全面立法改造，以适应依法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为反腐倡廉建设和公正廉洁执法提供公正、科学、系统的立法保障。

法院的每一份判决书，到底是一份法治的宣传单，是宣扬法律公平正义的神圣价值，还是打着法律的幌子，宣扬法律的不公和不正义，全由判决书的内容决定。一份量刑失衡的判决书，无疑是以追求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的法律制造的一种法律光环下的不公平和非正义，这样的判决书，每一份都在败坏着法律圣洁的名义，都在沉重打击着善良人民对神圣法律的脆弱信仰。因此，每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和量刑，都是在挖法律的墙脚，都是在动摇法律的根基。相反，每一次公正的裁判，都弘扬着法律的精神，强化着人民的信仰，守护着社会的良知，都是法律在保护和拯救自己。法律只有摒弃出人人罪的随意，建立科学规范的均衡，才能把自己从被怀疑和抛去的悬崖边拯救回来！实现“让社会看到公正，让当事人享受平等”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国量刑指南》.王世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407页

[2]《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何鹏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06页

[3]史密斯霍根.英国刑法（中译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5]卢建平.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J].人民检察.

2005，（3）

[6]周其华.中外反赌贿赂法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安徽合肥大学法学院）

篇5：行贿罪量刑标准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

（九）》；量刑

一、《刑法修正案

（九）》对97刑法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及相关问题的克服

此次《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条规定：“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1）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2）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之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1]

修改后的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对97年《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规范中存在的违反刑法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解决，克服了这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97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中关于采用绝对数额作为起刑点的作法违反刑法平等原则

1997年制定颁布实施的刑法以贪污、受贿的数额为标准，共规定了四档法定刑，这种确定数额的法定刑设置违背刑法公平原则。

《刑法修正案

（九）》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来替代97年刑法绝对确定的数额标准，在实施中，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司法解释对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予以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结合“两高”的司法解释来确定相应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这样，刑法不仅能适应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从而克服了97年刑法违背平等原则之不足。

（二）97年刑法的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条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的层级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个层级，修正了97年刑法交叉刑规定，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另外，通过废除绝对确定的量刑起点数额，有利于根据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对统一的符合罪刑均衡的量刑标准，改变“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全国各地的地方领导和法院不得不努力‘创新司法解释’[2]乱象。”

（三）97年刑法的量刑规范导致实践中的“唯数额论”，致使“犯罪情节”的规定形同虚设

原则上在适用97年刑法贪污受贿犯罪量刑规范时，应综合考虑 “贪污、受贿的数额”与“犯罪情节”，即首先确定贪贿的数额，确定可能适用的法定刑的层级，然后考察 “犯罪情节”，如是否实际为相对方谋取了利益，是否造成了其他严重后果等，再确定宣告刑。但是因为在立法技术上，贪污、受贿的法定刑设置以“数额”为主导，而绝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违背前述诸多刑法原则，所以一旦数额达到法定量刑标准，实践部门为了实现刑法平等、量刑均衡等原则，就会尽量弱化其他犯罪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形成司法实践中的“唯数额论”。即“只要达到一定数额标准，一概应当定罪量刑；没有达到一定数额标准的，即使情节恶劣，亦不重视其社会危害性”[3]，“唯数额论”导致“犯罪情节”规定几乎形同虚设。

二、《刑法修正案

（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修改的不足

此次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相关规定的修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仍存在不足，具体如下：

（一）没有必要对贪污受贿罪规定特别从宽制度，且该规定存在明显缺陷

《刑法修正案

（九）》规定了 “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从宽量刑情节。但是，刑法总则已经规定了自首、坦白、立功等从宽量刑情节，而且实践中也一直将“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视为从宽处罚情节，因此没有必要在分则中单独对贪污受贿罪规定特别从宽制度。

此外，修正案规定：“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对“有第（二）、（三）项情形的”，却只能“从轻处罚”。显然，这样的规定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而且，能构成第（二）、（三）项的往往是身居高位的犯罪者，这种规定也会导致其产生对抗调查、审讯的心理。

（二）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

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对97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作出修改，贪污罪和受贿罪仍然适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这是不科学的。

首先，两罪的犯罪客体不完全相同。贪污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而受贿罪的客体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其次，犯罪数额在两罪社会危害程度的评价中作用和地位不一样。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贪污数额来体现的，及时退还或退缴赃款也能在客观上降低贪污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但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受贿数额难以完全反映的，其更多的是要通过受贿的情节、危害后果、违法的程度等因素来体现，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除了要衡量受贿数额和价值外，更多的是要考虑是否违反职责义务、危害后果等因素。

篇6：聚众吸毒及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第十一条规定：[容留他人吸毒案(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提供场所，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两次以上的;

(二)一次容留三人以上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因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被行政处罚，又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四)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五)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六)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三百五十四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三百五十六条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六十一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篇7：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一万元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八百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

2、法定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十万元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数额每增加一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从而确定基准刑。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相应增加刑罚量，调节基准刑，但累计增加的刑罚量不得超过基准刑：

(1)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两种情形同时具备的，可以再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

(2)多次职务侵占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3)职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款物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职务侵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以及募捐款物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5)职务侵占的款项用于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确因治病、学习等生活急需而实施职务侵占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职务侵占罪立案标准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此处所称“公司”，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设立的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称“企业”，是指除上述公司以外的非国有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商店、工厂、饭店、宾馆及各种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经济组织;其他单位，是指除上述公司、企业以外的非国有的社会团体或经济组织，包括集体或者民办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团体。

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谓“动产”，不仅指已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占有、管理之下的钱财(包括人民币、外币、有价证券等)，而且也包括本单位有权占有而未占有的财物，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拥有的债权。就财物的形态而言，犯罪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厂房、电力、煤气、天然气、工业产权，等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作。职权，是指指本人职务、岗位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务或岗位上的权限，但却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或通过其他人员利用职务或地位上的便利条件。包括：

(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以及经办一定事项等的权力; (2)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与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

(3)依靠、凭借权限、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对己有所求人员的权限，如单位领导利用调拨、处置单位财产的权力;出纳利用经手、管理钱财的权利;一般职工利用单位暂时将财物，如房屋等交给自己使用、保管的权利等。至于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即使取得了财物，也不是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他罪如盗窃罪论处。

2、必须有侵占的行为。本单位财物，是指单位依法占有的全部财产，包括本单位以自己名义拥有或虽不以自己名义拥有但为本单位占有的一切物权、无形财物权和债权。其具体形态可是建筑物、设备、库存商品、现金、专利、商标等。所谓非法占为己有，是指采用侵吞、窃取、骗取等各种手段将本单位财物化为私有，既包括将合法已持有的单位财物视为己物而加以处分、使用、收藏即变持有为所有的行为，如将自己所占有的单位房屋、设备等财产等谎称为自有，标价出售;将所住的单位房屋，过户登记为己有;或者隐匿保管之物，谎称已被盗窃、遗失、损坏等等，又包括先不占有单位财物但利用职务之便而骗取、窃取、侵吞、私分从而转化为私有的行为。不论是先持有而转为己有还是先不持有而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方法转为己有，只要本质上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利用了职务之便作出了这种非法占有的意思表示，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即可构成本罪。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对本单位财物的非法侵占一旦开始，便处于继续状态，但这只是非法所有状态结果的继续，并非本罪的侵占行为的继续。侵占行为的完成，则应视为既遂。至于未遂，则应视侵占行为是否完成而定，如果没有完成，则应以未遂论处，如财会人员故意将某笔收款不入帐，但未来得及结帐就被发现，则应以本罪未遂论处。

3、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财物的行为，但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也不能构成本罪。至于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财物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具体是指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这些董事、监事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他们是公司的实际领导者，具有一定的职权，当然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二是上述公司的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这些经理、部门负责人以及职员也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他们或有特定的职权，或因从事一定的工作，可以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侵占公司的财物而成为本罪的主体，三是上述公司以外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是指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职工。综上，凡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的财物的，应依照本法第382，383条关于贪污罪的规定处罚，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则按本罪论处。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等非国有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即行为人妄图在经济上取得对本单位财物的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至于是否已经取得或行使了这些权利，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

【相关阅读】

1、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一万元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八百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

2、法定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十万元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数额每增加一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从而确定基准刑。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相应增加刑罚量，调节基准刑，但累计增加的刑罚量不得超过基准刑：

(1)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两种情形同时具备的，可以再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

(2)多次职务侵占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3)职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款物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职务侵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以及募捐款物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5)职务侵占的款项用于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确因治病、学习等生活急需而实施职务侵占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刑事案件请律师有什么好处：

一、被告人被批捕之后，家属心急如焚，卓政律师事务所特约公检法等权利机关有着近三十年的办案经验的刑法专家为被告人做出刑期预判，让家属对事情的轻重了解的清清楚楚。以便下一步进行。

二、卓政刑辩专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当的申请取保侯审，能够早日与家人团聚。

篇8：论行贿犯罪定罪量刑之立法缺失

一、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的异同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 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 以行贿论处。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 或者违反国家规定,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 情节严重的, 是单位行贿罪。从概念看, 两种罪行有重叠的部分, 没有清晰的界线;从犯罪主体看, 行贿罪的主体是个人, 而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单位, 而行使单位职权的主体又是个人, 在司法实践中, 很难区分是个人行为还是以单位名义的单位行为;从量刑幅度看, 行贿罪最高刑可判处无期徒刑, 而单位行贿罪最高刑是五年有期徒刑, 两罪的量刑幅度差距很大,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都倾向于向单位行贿罪靠拢, 在辩护中都极力辩解为行为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从而争取减轻处罚或者逃避处罚;从立案标准看, 行贿案的立案标准为一万元以上,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在一万元以下, 而单位行贿罪的立案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 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两罪的立案标准差距也很大。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都以单位行贿为辩护手段, 极力辩解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而不够立案标准。从处罚的主体看, 行贿罪仅处罚个人, 而单位行贿罪则是对单位判处罚金, 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处罚。

二、司法实践中, 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盲区解析

(一) 个人行贿, 单位获利, 个人获得潜在利益型

案例:犯罪嫌疑人胡某, 系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同时是该公司一重要项目负责人, 该项目由胡某全权负责。2010年3月, 在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和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等费用的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胡某为不正当取得他所负责的该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向主管该项目建筑许可施工的冯某行贿5万元整 (胡某行贿的钱不入公司的帐, 是胡某个人的钱) , 使得该项目顺利开工。在胡某行贿后, 该公司所有建筑项目都取得了施工许可, 公司获利了, 也即公司取得了不正当利益, 但同时, 胡某主管的项目开工后在不久的将来胡某也将获得巨额利润, 胡某个人也获得了不正当利益。争议的焦点是胡某的个人行为使得公司获利的同时胡某个人也获利了, 胡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还是单位行贿罪。如果是行贿罪, 但是获利的确是单位, 如果是单位行贿罪, 但胡某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也没有公司的授权, 代表不了公司, 其行为不是公司行为, 那么对胡某职能看作是直接责任人而不是主要负责人。本案中, 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指示或者授意胡某行贿, 他不会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按照单位行贿罪的规定, 单位行贿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

从该案可以看出, 我国刑法对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规定出现了无法涵盖的盲区, 容易产生逃避法律处罚的情形。

(二) 单位负责人以单位名义行贿, 单位和个人同时获利型

案例:王某系一派出所所长, 王某为了该派出所的工作能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并为自己增加政绩, 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升迁以单位的公款向其分管领导行贿5万元。随后, 王某所在的派出所的工作在同行中名列前茅, 王某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晋升。争议的焦点是王某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无法界定, 如果是单位行贿罪, 那么王某自己明显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无法惩处, 有放纵犯罪的嫌疑。如果惩处王某, 法无依据, 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

(三) 形式上符合单位行贿罪构成要件, 实质上是个人行贿型

这种类型的行贿犯罪案例比较多, 最典型的两种:一是挂靠企业;二是形式上是合伙公司企业, 实际上只有一人出资, 其他人都是虚假出资或者虚假注册人。表面上看, 犯罪嫌疑人是以公司名义行贿, 获利也归公司所有, 但是实际上行贿款是个人的, 获得的不正当利益也归个人所有。这种形式的行贿犯罪, 从实质看, 公司实质上由一人即法定代表人直接控制, 所有行为都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 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 法院都是以实质上的自然人主体身份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与严格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以上只是三种比较典型的行贿犯罪情形, 由于社会复杂多样,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存在, 在此不再累述。

三、对行贿犯罪定罪量刑立法缺失之管见

从法律术语看, 现行刑法对“单位行贿”中的单位、“不正当利益”等重要法律术语解释不够全面。司法实践中, 容易出现项目缺失、内容混淆或者解释弯曲等现象。比如一些挂靠企业, 挂靠人从事了犯罪行为, 而被挂靠的企业拒不承认挂靠企业的行为以推卸责任, 同时挂靠人则辩解是单位行为而逃避法律责任;比如在行贿中涉及到的非物质利益就没有明确的规定, 等等。因此, 要对行贿犯罪的法律解释进行明确而细致的阐释, 确保不能使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

从定罪上看, 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两种行贿犯罪。从司法实践看, 这两种罪行远远不能涵盖复杂多变的行贿行为, 因此, 在定罪上亟需进一步细化行贿犯罪的罪名, 可以讲行贿犯罪行为的罪名扩大, 比如可以新设定单位负责人行贿罪、冒充单位负责人行贿罪等罪名, 确保能涵盖当前发生的所有行贿犯罪行为, 进而减少因法律的缺失而逃避法律处罚情形的发生。

从量刑上看, 我国刑法规定了行贿罪的惩罚要比单位行贿罪的严重。从立法者角度看, 单位行贿比自然人行贿的社会危害性小, 主观恶性小, 所以规定了不同的刑罚, 目的是为了做到罪刑相适应。但是应该肯定, 从破坏公务行为的廉洁性或不可收买性来看, 两者的社会危害性是一样的。因此, 笔者认为根据行贿犯罪发展的趋势, 可以适当提高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 使其与行贿罪的法定刑想与衔接恰当, 有效避免规避法律惩罚的行为。

从立案标准看, 行贿案的立案标准为一万元以上, 而单位行贿罪的立案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都以单位行贿为辩护手段, 极力辩解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而不够立案标准。为了有效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 可以适当提高行贿罪的立案标准, 同时降低单位行贿罪的立案标准。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规定过于宽泛, 在定罪、立案标准、量刑等方面的标准差距很大, 导致许多案件无法认定是行贿罪还是单位行贿罪, 同时许多犯罪嫌疑人是行贿罪, 却利用法律缺失极力辩解是单位行贿罪或不构成犯罪。对于这种情况, 亟需立法机关重视并加以解决。

关键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立法缺失

参考文献

[1]朱丽欣, 于泓.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实务[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190.

[2]祝铭山主编.中国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3.

[3]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

[4]莫洪宪, 王燕飞.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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