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

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通用5篇）

篇1：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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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效率

作者单位： 江西省吉水法院 曾建莉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 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 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 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1、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2、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三）培育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

1、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加强法官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只有对法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法官才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法院领导和全体法官要继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着力在解决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上下功夫，牢固树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为民执法的观念，确保在审判活动中，依法正确的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公正高效地审判好每一起案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2、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

因为法官只有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在办案过程中，才能严守审限规定或在审限内有能力缩短诉讼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公正有效地审结每一起案件。所以要大力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培训，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等多种方式，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又因法官的学历教育只是法官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一个初级阶段。一个人纵然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法学教育，如果没有相当的司法实践经验，那么对于案件事实的分析、证据的判断以及双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言词的鉴别等，就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甚至可能出现法庭被当事人或律师所把持，法官被牵着鼻子走的情形。所以，法官在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还应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要苦练基本功，掌握审判案件的技巧，提高驾驭庭审的能力。丰富自己的实践能力。只有具备了业务能力和实践能力完美结合的法官，走进司法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才不是一句空话。只有法官整体素质提高了，整个司法体制才能呈现良性循环状态。

3、培育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每种职业都有它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从不同侧面影响着社会生活，其职业道德的要求和内涵也不尽相同。从渊源上追溯，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源于17英国《王位继承法》中“品行良好（good behavior）”这一短语。其影响延续至今，它也是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品行良好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基础，并衍生出其他具体规范。法官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由其权利、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5）。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要求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可以实现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

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法官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完全可以理解为职务中的良好品行）维护社会正义，赢得公众的尊敬；通过良好的个人品行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获取公众的信任，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维护法官职业的信誉，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是法官职业对其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要求法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公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准则”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道德自律体系。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4、培养现代司法理念要进一步实现审判方式改革

〈1〉积极探索审判专业化分工，构建在民事审判格局后，根据完善、调整、优化、提高的原则，按涉案法律关系的不同在全院设置专业审判庭，然后在各专业审判庭内按受案类型将庭内审判资源再一次分工细化，设立专门处理某一类或某几类案件的专门合议庭，努力培养专家型法官。

〈2〉大力推行简易案件速裁方式，实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不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得因主观原因拖延办案，造成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3〉继续深化审判长选任制的成果，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继续还权于审判长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主要进行全局性审判工作的指导，原则上不再研究个案的审理，促进审判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最近一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逐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力度，去年7月更明确提出了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目标，可以说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为此，最高法院相继制定了一些颇有实际意义的举措，全国各级法院也都积极地根据各地情况予以实施。但是，由于体制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使相当一部分法官在判案时忽略法律依据或是在案件环境和背景的影响下解释适用法律。但如果每个法官都有明确坚定的职业观念，这种情况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使每个法官具备角色意识，明白自己是法官而不是官员，明白自己服从法律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是天职；明白自己的所有司法行为都是代表社会和国家，而不是任何政府或党派。法院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培养教育法官树立明确和坚定的职业观念。

注释：（1）参见李海涛著：《公正与效率》，法律出版社年5月第1版，第12页。

（2）张志铭主编：《用效率阐释公正》，中国方正出版社年6月第1版，第25页。

（3）参见范愉：《小额诉讼无法逃避公正与效率之实现》。

（4）刘基业主编：《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页。

（5）参见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

 

篇2：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

（一）效率与司法效率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效率意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因此，如果工作是计时的，则在每个时间单元里完成的工作件数越多越有效率；如果是计件的，则完成每件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少越有效率（2）。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提示了在时间投入和数量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把它运用于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是：在单位时间里裁判的案件越多，或者裁判每个案件所用的时间越少，表明效率越高，反之说明效率低。

不过，对效率的常识性理解尽管简明直观，却不够准确，从而容易让人起疑，从根本上说，效率确实涉及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关系，但是，投入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包括人力，物力，才力等各种费用的 投入，产出也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费用的因素以及质量的`因素纳入效率思考的范围，则会出现一种复杂的图象，即时间短、数量多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效率高。实际情况可能是，时间花得虽少，费用却很大；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一塌糊涂，因而同样没有效率可言。将这样一种对效率的理解引入对司法活动的效率评价，则对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视为正效率的表现：

(1)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2) 减少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3)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

(4) 同样的时间或费用投入，提高司法产品的质量。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司法效率的情况，是在法院既定资源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说的，是法院通过内部改革、挖潜来实现的，从中国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看，法院无疑应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只有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即使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不得不考虑司法的效率问题，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问题。

（二）追求有效率的司法公正

公正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体现。“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老的名谚充分说明诉讼效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曼・罗兰曾说：“如果你有一根手指夹到法庭这个鬼机关里去了，那就连胳膊也要再见啦！赶快砍掉胳膊，不要迟疑，要是你不想整个身体都陷进去的话（3）。” 传统司法的恐怖有一半来自诉讼的久拖不决。列宁曾经这样批评司法中的官僚主义：案件的久拖不决，实质上是使貌似公正的判决变成一场骗局（4）。 诉讼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得到惩处，使争议得到解决，如果诉讼不讲求速度和有效性，必将使犯罪得到放纵、使社会发展陷于停顿，这将从根本上背离诉讼的目的。在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诉讼效率与程序繁简、审限长短、诉讼期间、审判方式、法官敬业精神等均有密切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程序可以在其他要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效率。

同时，公正的程序还必须符合效益原则。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具体到程序法中，效益原则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实现最大的诉讼收益或效果。国家设立司法机关、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调处矛盾、解决纠纷，虽非交易行为，但尽量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仍然可以适用。诉讼周期、诉讼费用、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率等等，事关诉讼成本，都可能影响诉讼效益；而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公正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对纠纷的预防和抑制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它们之于国计民生，地位之重要远甚金钱，这些加上通过“定分止争”带来社会资源的加速流转和最大利用、通过诉讼挽回的经济损失，构成诉讼产出，应当在诉讼中谋求最大值。公正的程序应该同时是投入少而产出高的程序。

我国目前在程序公正和效率建设上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1、公正是比效率更重要的价值。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2、相对来说，我国更欠缺程序公正的观念。

（三）培育现代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

1、培育现代司法理

[1] [2] [3]

篇3：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

关键词：公司法司法解散；商事审判理念；民事审判理念；利益平衡

一、司法解散的审判理念概述

在介绍司法解散的审判理念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规定的司法解散的范围作一个准确而简单的厘定。依据各国《公司法》的规定，司法解散是在适格主体的请求下或依职权而对公司予以解散的一种制度，因此可知，“司法解散包括法院命令解散和法院判决解散兩种情况。其中，法院命令解散主要是针对公司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法院判决解散主要是针对公司出现经营困境或公司僵局，可能使中小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1]。我国新《公司法》第182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从现行立法来看，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司法解散仅指法院判决解散的情形。

由于我国《公司法》上的司法解散属于法院判决解散的情形，因此指导我国司法解散的审判理念就主要是指法院审理、判决司法解散案件时应当遵循的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念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我国部分典型司法解散的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探究司法解散的审判理念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指导司法解散的审判理念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法院审理案件和判决结果的走向。

二、我国司法解散中两种不同的审判理念及评述

1.审判理念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民事理念和商事理念是学理上所主张的指导我国司法解散法律适用的两大审判理念。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实践在司法解散的法律适用中所遵循的是一种民事法理念，这与我的商事立法现状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商事立法一直采用颁布单行法的模式”[2]，既没有制定统一的商法典或商事通则，在审判中也没有设置专门的商事审判庭，这使得民事审判理念牢牢占据着指导审判实践的上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商法研究的深入，商事理念越来越受关注，许多法官和学者提出要在我国的审判中引入商事审判理念，“要在‘大民事’格局下，找准商事审判的职能定位，因为商事审判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担负着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职责”①。

法官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适用司法解散制度，因而出现了民事审判理念和商事审判理念之争。在司法解散的过程中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如股东、公司、以及债权人。就法的价值追求而言，传统民法关注民事主体之间的公平和意思自治，因而以民事审判理念为指导的司法解散注重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在更加关注效益增进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商法理念的指导下的司法解散则更注重保护公司的利益。利益出发点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审判理念的不同。

2.司法解散中民事审判理念和商事审判理念的较量

由于法官在审理司法解散案件过程中面临着民事审判理念和商事审判理念的选择，而不同的审判理念直接影响对同一案件处理结果的走向，因此，我们对民事审判理念和商事审判理念本身的内涵以及二者相互间的区别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民事审判工作和商事审判工作有着天然的差别。“民事审判工作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它所确立与维护的是市民社会最基本的生活秩序……在民事审判中特别注意维护公平正义；而商事审判工作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营利是一切商事活动的本质所在，在商事审判中要注重营利性的特点”②。对此，笔者持赞同的态度。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民事审判理念和商事审判理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公平和效益价值的不同选择。具体到司法解散中，民事审判理念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股东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维系公平；而商事审判理念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地维系公司的存续，不到迫不得已之时③国家的司法权不得干预，从而保护公司的利益。

在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上，商法和民法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处理公司司法解散的案件时，“不能简单地以传统民事审判思维来考虑商事纠纷领域中的问题”[3]。简单来说，在民事审判理念的指导下，法院判决一个公司被解散的几率往往比在商事审判理念指导下判决解散的几率要大得多。

三、当今中国的司法解散应以商事审判理念为中心

1.司法解散中坚持商事审判理念中心论的原因力

笔者认为，探究司法解散中坚持商事审判理念中心论的原因力可以从商法的理念特别是公司法的基本理念着手。

首先，公司自治理论要求我们在司法解散中必须树立商事审判理念。公司自治理论来源于私法自治理论，“私法自治表明，私人的生活关系原则上应由个人依其自由意思予以调整，国家只需消极加以确认，并赋予其拘束力，不宜妄加干涉”[4]。公司法在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所以在处理公司法案件时就必须坚持“私法自治”的原则，即公司自治。它是指“《公司法》应着眼于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选择”[5]，国家公权力不应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过多的干涉。具体到司法解散中，一方面，公司作为一个私法主体，对于其自身的设立、变更和消灭都享有广泛的自由；另一方面，国家司法权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故司法一般也不会主动介入公司事务，更不得随便通过司法手段解散公司。在适用司法解散的问题上我们应慎之又慎，这种审慎适用的理念与商事审判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树立以商事审判理念为中心的审判理念便成为司法解散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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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益的追求促使我们在司法解散中坚持商事审判理念。一个國家的经济要得到发展，决不能忽视增加社会财富和追求经济效益。正如学者周友苏所言：“公司是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主要企业组织，以公司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公司法应当、而且必须以促进公司的发展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为主要目的，或者说应当起到鼓励更多公司的设立，提高公司运作效率，由此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6]。从眼前利益来看，法院通过司法权解散一个公司似乎是保护了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着眼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这很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益。因此，树立商事审判理念对合理适用司法解散制度可谓是意义重大。

2.商事审判理念在司法解散中的运用

关于商事审判理念的运用，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审判应把握“尊重商人和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尊重商人自治和章程等自治规则、尽可能促进和方便交易、注意外观主义的适用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注意企业维持原则的适用、尊重商法中的特殊规定”这六大理念和思维④。按照刘俊海教授的观点，“法官在裁判案件的时候如果遇到两种截然相对或矛盾的观点，应想一想哪一个更贴近契约自由自治”⑤。也有学者指出：“事实上，不少公司僵局能够内部消化解决，股东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力之下，出于经济利益的衡量，往往会选择某种程度上的妥协。而立法和司法机关面对这种状况所体现的不能由司法轻易解散公司的理念正是企业维持原则的体现”[7]……纵观各路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大多从公司自治、营业自由、企业维持、效益原则的角度对商事审判的理念进行阐述，笔者对以上学者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在进行司法解散的具体化研究后，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和判决司法解散的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下两个核心的商事审判理念：

（1）从尊重意思自治和自由的角度来看，合理适用司法解散制度应首先树立“尊重公司自治”这一商事审判理念。

公司自治的实质是公司自己对自己的事务做出选择，并根据市场需要作出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反映。“司法解散对公司而言，属于国家运用司法权力对其组织和行为的强力干预，与公司自治在本质上是相对的”[8]。因此，法院在审理和判决公司的司法解散案件时，必须把好公司自治这一关。我国《公司法》第182条所规定的司法解散主要是指公司僵局的情形，其矛盾的实质是公司内部的矛盾，作为理性人，我们对公司自行解决其内部矛盾有着合理的期待性，司法权一般不宜强力介入——这就是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道理。

（2）从社会财富增长和提高社会效率的角度来看，在司法解散中还应树立“效率优先”的商事审判理念。具体而言，司法解散应以公司利益为首要保护对象，同时兼顾保护股东利益。

在司法解散的法律关系网中，公司和股东的关系通常处于紧张的状态。这使得保护公司利益和保护股东尤其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外观上看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的关系。如前所述，保护公司利益和保护股东尤其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出发点和审判理念上有很大差异，因而司法解散的审判结果也因此大相径庭。到底是优先保护公司的利益还是优先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呢？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宜简单地作答，因为它并非如其外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水火不容，因此它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一点是——公司司法解散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且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滥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很可能损及相关主体的利益，且这种利益损害很难恢复，毕竟此时公司已经因强制解散而“死亡”。“为了避免部分主体滥用司法解散以寻求投机利益，法律有必要对司法解散进行严格的限制，对滥用司法解散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防范和制裁”[9]。因此，保护公司的利益应当被置于最重要最迫切的位置。

在以“保护公司利益为要”的审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也要兼顾保护股东利益，维护公平。我们主张法官在处理公司司法解散的案件时应尊重公司自治、坚持效率优先进而保护公司的利益的商事审判理念，是基于司法解散“运用不当时也可能会扼杀一个本有大好前途的企业”[10]的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弃公司以外的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如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只有兼顾公平的法律才是真正健康的法律。按照目前的通说理论，司法解散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是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且“一加一小于一”时，就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散公司，保护股东的利益。此外，我们还可以探索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使股东利益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权利救济机制得到保护。

注释：

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整理：《商事审判理念与方法若干问题研究——齐鲁商事审判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5月5日.

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整理：《商事审判理念与方法若干问题研究——齐鲁商事审判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5月5日.

③根据学者周友苏的观点，只有当公司僵局导致“一加一小于一”的结果，才有通过司法解散的途径解散公司的必要。笔者对此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但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对此观点尚未找到文献出处，故在此注明.

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整理：《商事审判理念与方法若干问题研究——齐鲁商事审判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5月5日。

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整理：《商事审判理念与方法若干问题研究——齐鲁商事审判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5月5日。

参考文献：

[1]周友苏著.《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第491页.

[2]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余冬爱.《民商区分原则下的商事审判理念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3月30日.

[4]蒋大兴.《公司自治与裁判宽容——新<公司法>视野下的裁判思维》，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5]周友苏著.《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第11页.

[6]周友苏主编.《2005中国公司法修法研究特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第14页.

[7]王瑞.《企业维持原则在解散公司之诉中的体现——以<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为视角》.《法学杂志》2012年第2期.

[8]周友苏等著.《公司法学理与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274-275页.

[9]吴长波.《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2009年，第97页.

[10]周友苏等著.《公司法学理与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278页.

作者简介：穆佳（1990.12.04～），女，汉族，四川省泸州市人，硕士，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法专业，研究方向：证券法律制度研究。

篇4：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

【论文提要】本文认为：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的灵魂，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念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司法理念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重要角色的法官，树立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关系到中国司法改革和建设的走向和前途。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理念 传统司法理念 司法程序 司法公正 法官素质 人格塑造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完成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实现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法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的灵魂，树立正确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司法体制改革是理念的变革，首先在理念上必须有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是反复无常的，而且司法理念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

一、我国传统司法理念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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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司法制度真的有理念吗？人们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审判制度、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因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的发展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即法院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一个准军事化的暴力机器，哪里存在什么司法理念？形成这种局面必须从我国的历史和司法传统找原因。而传统司法理念及其发展也确实存在如下方面表现：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的发展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经常是一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论，在制度建构和改革过程中，往往显得理念准备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经过理念上的论证，在司法制度建立之后，亦缺乏对其内在理念的系统阐发。因此表现在制度设计上的不系统、不周密、不合理和较大的试探性、灵活性。

第二、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树法院好形象”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致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的基础。

第三、我国历史上素有理念表述（宣言与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以至于人们如果把外在宣示出来的理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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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实理念基础时，实际上可能与事实相距甚远。表述的理念（宣言与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使司法理念的真实性成为无法检验和贯彻的空话，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索真正的理念之所在。

第四、改革开发以来，我们致力于传播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缺少对自己司法制度与实践的历史现状的了解，尤其是建立在现代司法通用的概念和范畴之上的，在现代的语境中所做的实证性研究十分匮乏，因此，每当面对西方司法理念博大精深的体系时，我们常常感到自惭形秽。因此我们常常不得不承认自己理念的贫困，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理念的体系。

今天，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化，新的司法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了――为改革提供正当性的论证，包括批判和建构。

二、现代司法理念的提出、概念及内涵

肖扬院长于12月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肖扬院长的这一提法就明确了中国司法理念的发展方向，也对中国现代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高素质的法官必须具备现代司法理念。

那么，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呢？我们先分析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和信念、价值观，是一种制度在建构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它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而司法理念即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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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理念通常应该体现为具体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中贯彻始终，并能够得到验证。某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和信念、信仰，则可以理解为他们的个人理念。

理念首先具有客观基础，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和超然的东西。理念通常是建立在其主体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之下的，具体的理念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美国与英国的法律体系在形式和渊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美国法的理念却与英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基于对英国统治者的反叛，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政治和司法理念中就深深的渗透了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产生了与英国的贵族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大众司法观念（民选法官）和陪审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而法国人则出于对司法权的戒心，在其制度设计中着重保护行政权的行使，因此其行政体系、行政法院得到了高度发展。其次，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司法理念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加以体现的：陪审团、证据规则、证据开示、一次性审理等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为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道德水准，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廉洁等。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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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现代司法理念具体包含以下意思：

（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与其他国家职能活动相比较，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其他国家权力相同或相近的规律，如公权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另一部分是司法自身所持有的规律，如裁判权的中立性、专业性。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这些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中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一些概括、简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

（二）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司法理念就是司法思想，而且是高度民主凝练的司法思想。它与普通的司法理论相区别，形成统领全局、发挥基础

和根本作用的精神指导。

（三）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情操的升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关于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一系列信仰”，是高层次人类精神活动的成就与结晶。所以司法理念便成为人类在一个健康、法治社会中的共同信仰。从司法理念的表述形式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公正、独立、公开、民主，都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世界各国都有一些法官为维护司法独立而作出牺牲，而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成为司法权威得以树立的基础。在英国，人们可能会对政府的各种活动评头论足，唯独对法官的裁决是绝对的信仰，从不给予任何的非议，因为人们相信法官是正义的代表和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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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公正在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地位及实现途径

司法是什么？司法只是一种裁判，日本著名学者兼子一教授在其著作《裁判法》中解释道：“裁”是一刀两断的解决，“判”是作出辨别是非黑白的评价、判断。司法只负责对纠纷作出裁判，裁判以外的事不属于司法的范畴。比如执行裁判，那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事或是行政机关对不愿履行的当事人强制其履行的事；强制执行属于执行法律的范畴，是行政的权限范围，法官只是“宣告法律”。执行法律需要权力，裁判需要的是法律知识、鉴别真伪的智慧及公正心。

公正是法律的核心价值。公正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运行中的“润滑剂”和“填缝剂”，能够指引法官在制度框架内自由裁量，而不失其公正性。

司法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永恒的灵魂。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公正，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公正。司法公正是指作为中立者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对任何当事人都公平的适用法律，使裁判结果最大限度的符合实体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一理念目前已深深印入到每一个法官的脑海之中。但是实践中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从“重实体、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并重”，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得不到严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

现代司法理念区别于传统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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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对司法程序的认识。法官所持的程序观念不同，对案件

的处理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当然司法仅凭静态权威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信仰，司法的生命在于公正。只有公正的司法才能使司法恒久保持权威，成为人们的某种信仰。那么，司法怎样才能实现公正呢？

首先，要求做出司法裁判的主体―法官的立场应该是公正的，法官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换言之，法官要独立。法官不独立，就难免受到各种不相关因素的牵扯，从而偏离公正的立场，导致裁判不公。法官除了向法律负责外，不向任何人负责。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其次，要求法官有公正心、廉洁心，即要让法官专心致志于裁判，以一颗公正的心来面对案件事实，这就必须给法官高薪和退休保障，使其能抵御贿赂的诱惑，让法官不为金钱而“动心”，并通过法官终身任职，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让法官不必为遭打击报复而“担心”，使法官在裁判时只需依自己的良心，按法律办事。

再次，法官不仅要有公正心，法官还应当有“公正力”，即法官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经验和智慧，才能对事实作出合乎法律的正确判断和评价。否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也难以做出公正的裁判。

最后，裁判的公正还要求程序的公正。司法是一个过程，裁判是在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的判断，程序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裁判是否公正。我们必须承认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因为程序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外部特征，脱离程序公正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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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公正是违反司法裁判的基本规律的；同时，程序公正也是实质公正的重要保障，失去程序公正的司法审判几乎不可能有实质上公正的结果。

四、法官应该具有怎样的司法理念

司法的本质是理性，法律推理是一种理性过程，裁判者不能有利益、感情牵扯，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

法官也必须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忠于法律，正确的适用法律的必要。这是由法官的性质决定的，法官是被授权运用规则对具体冲突事件作出权威性判断和强制性处理的专业人士，法官之所以能够被授予这种权力，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相应的人格禀性和职业素养，能够公正和理性地运用规则，对个别案件作出能被公认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新唐书●百官志一》）的说法，其意思是查明案情、公正裁判是法官的最大功劳。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司法的标志是天平和宝剑。天平象征这公平裁判，宝剑象征着惩恶扬善。可见法官首先担负着通过公正审判而伸展正义，惩罚罪恶的职责，其次法官具有公平裁判和惩恶扬善的能力。

1、现代司法理念在法官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法官只依照法律和良心办案，法律体现一般的社会公共理念，是对法官权力的支持、限制与制约，良心是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基本条件，良心是法官依据个人的理念对社会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解释，法官的良心是社会公共理念、个人良知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法官的个人理念，包括道德、政治、常识、哲学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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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法官独立办案受到重重限制和妨碍，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混乱和道德失范也对法官个人司法理念的形成和坚持造成了各种障碍，也确实尚未形成法官个人司法理念的发挥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法官的个人理念也是必需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法官必须把理念的形成作为自身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把握体现在法律规则和司法体制中的理念，又需要通过自己的理念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解释。

2、当前社会条件下对法官司法理念的要求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法律的空白大量存在，法律的发展空间很大，法官通过个人的审判活动，通过个案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空间和机会很多，法官个人的理念甚至比稳定发展时期具有更大的作为。从个案的突破到普遍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被司法实践和社会认可，形成新的规范（司法解释、立法），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裁判活动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对于法官而言，职业道德在司法理念中尤其重要。目前，法官的首要素质要求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公正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官司法理念的最本质要求。公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由此才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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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一致性）。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指出：“判

决是经过法官道德过滤过的法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官的要求与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有不同要求：（一）法官应自觉区别于立法者，从司法的定位和社会分工而言，社会的利益冲突和资源分配主要是由立法者通过立法活动完成的，法律解释本身的创造性确实很重要，但根本上法官的使命是尽量准确阐释立法者的原意，在个案中实现正义，至于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权利冲突的法律改革，应尽量在个案判决中提出问题和具体处理的同时，将其留待立法者统筹解决。由于法官角色的局限性，不具备整体把握资源分配和利益平衡的能力和正当性，因此，应将重大政策问题的决策权留给立法者。（二）法官应区别于法学家。作为实务法律家与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在素质构成上存在某种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首先是来自现代法治本身的特征及其所应有的逻辑，同时也取决于法律职业集团内部分工的需要。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超法律的特性非常重要，它具有体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辩和逻辑自足为基本要求；而且，法学并不必须以忠实于现行法为基本精神，它不仅能够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来阐明法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能够通过对现行法的评价、批判和重构，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法律实务则以现行法为基础展开，其基本要求是严格性、统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执法者应尽量避免对现行法进行道德评价。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实务法律家对现行法的信仰与忠诚，保证法律适用中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般而言，法官应该是忠于和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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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而学者则可以是激进的或彻底、乃至极端的，高举起理想主义或鼓动人心的旗帜；法官的法律解释应该是严格的、谨慎的、以现行法为依据和基础的；而学理解释则可以是扩张的、发散的，以社会权利和应然原理乃至比较法为根据的。

法官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前社会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况下，单独要求法官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现实的。基于孟德斯鸠关于权力性质的认识，从公正社会的要求来看，权力越大者其道德要求应当越高，如果权力显赫的群体首先不能严格道德自律，也就难以要求法官高标准的道德自律。中国是一个极特殊的“关系社会”，如某学者所言，人际关系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法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法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笔者并非为法官自身道德提升寻找托辞。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构和完善能够抵御外来病毒感染、侵蚀的制度机制，但在健全防御制度的同时，如果不从外部清理病源，则天天“升级”版本都将是消极所为。

法官的司法理念还应根据其所处的法院级别即功能定位有所不同，基层法院法官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纠纷，他应该更多的了解当地的社会习惯、道德水准和舆论、价值观和习俗等社会规范，了解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和民众的法律意识程度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行为方式等特殊的信息，以便在纠纷解决中更好的做到合情合理合法。而高级法院的法官则更多的担负着统一法律、形成判例乃至规则的重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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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他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国家的政策、社会的发展和法理的变化和精神，加强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学识和思辩能力。

参考书目：

①蒋惠岭：《培养现代司法理念系列讲座》，《人民法院报》10月20日

②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月18日

③陈瑞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中外法学》第4期。

④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到权威》，《法律科学》第4期。

⑤王卫国：《论社会冲突中的司法公正》，中法网―11月25日。

⑥刘俊武：《口号的法理解构》，《北京青年报》12月18日。

篇5：现代司法理念与效率/曾建莉法律论文网

1.法官资格的取得更加严格。现代法官制度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法官个体的高品位和高素质。由于司法权的承担者是法院，而审判权的实施者却是法官，“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的品位高低主要是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和作出的裁判结果来体现的。 启蒙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的是水源。” 这一充满哲理的论述说明了法官素质的优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条件。因此，当今世界对法官的职业资格要求越来越高，在加拿大，公民成为联邦法官之前，必须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位和从事律师工作以上。 在日本，取得法官资格有两种途径，一是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并在司法进修所培训2年，考试合格的人才可任命为助理法官，担任不同法院的法官还担任职务的年限和其他严格条件的限制；二是任检察官、律师、法院的司法行政官员或大学教授、副教授3年以上的，可被任命为简易法院的法官。 当前，我国要求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制度确立，提高法官提高了任职资格的门槛，这迎合了法官任职更为严格的发展潮流。

2.法官独立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以判定时，应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定管辖法庭公正公开审问。”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机关专指法院，所以，各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又被解释为法官独立。著名法学家西蒙・斯特里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法官的个体独立，即法官的身份独立和实质独立，它还应包括法院的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法官的独立是从法院整体独立到个体独立，从形式独立到实质独立的全方位独立。

3、对法官的管理更加专门化。在现代法治社会，社会正义要靠司法来匡扶，身穿庄严法袍的法官被奉为真理的化身。为了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不同政体的国家都专门设置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形成与行政、立法等力量平衡制约的态势。其次是确立法官独特的任职制度，以保障法官的良好素质、较高的地位以及职务的稳定性，对法官的人事、行政管理由法院独立依法进行。其三，法官的待遇更加优厚。社会学家在研究影响法官执法公正的因素时，发现过去把法官看成纯粹的“道德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张在现代福利社会里应当把法官视作“经济人”，从而对法官实行高薪的优厚待遇，以保证其勤政、廉政的持久性。与此同时，还确立了法官职务终身制，不得强制法官退休等制度。

4.法官的失职行为由专门机构实施惩戒。法官作为社会的人，完全有可能受外部的影响而贪赃纳垢、枉法裁判，因此，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都有关于对法官惩戒的规定。初始的内部惩戒制度使法官常常受制于同事或上级，进而影响到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审判。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指出，“法官因不称职或行为不端使其不适于继续任职时”，可以通过指控、弹勃程序对其作出停职或撤职的处理。二战后日本专门制定《法官弹勃法》，规定(1)法官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玩忽职守；（2）不管在职责范围内还是职责范围外，有严重丧失作为法官威信的不正当行为时，将受议会的弹勃而被罢免，行为构成犯罪的，再通过刑事司法程序予以追究。世界大部分国家惩戒法官都是由议会来行使弹勃权。美国宪法规定弹勃法官适用弹勃总统的程序，由众议院公诉，参议院审判，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项制度的实质一方面是要通过惩戒失职来实现对法官的监督，另一方面在于有效保护刚直不阿的法官免遭权势者的无端攻击。

四、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

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必要对中国法官制

度进行价值定位，以重塑中国的法官制度，在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中，需要贯彻的司法理念有：

1、贯彻司法的“法律真理”观，坚持 “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做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以事实为根据”的立法本意是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只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根据，司法达到客观真实。事实上“以事实为根据”作为一项理想化的司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全部实现客观真实。试问，如债务人已归还借款，但尚未拿回借条，债权人持该借条起诉追索债务，而债务人举不出已归还借款的证据，法官如何做到“以事实为根据”？又如债权人遗失借条，起诉后债务人拒不认帐，法官何以还事实本来面目？这简单的案例即说明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佐证，法官不可能抛开证据去无根据地认定客观事实。而通过诉讼中的证明活动再现案件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不可能完全再现案件原貌，只能是接近于案件事实真相。实际上，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必须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事实的客观实际，这是法律真实的基础和前提。由于时空的不可逆转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根据证据规则判断事实，这种经过适用法律得到的事实，就是法律真实，同时也就推定它为客观真实。由于法律真实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裁判依据，所以它更多的是要解决事实认定的效率问题。由于诉讼是个持续的过程，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真实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导致变化后的事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起“法律真理”的司法理念。在司法过程中，既不能以牺牲效率追求客观真实，也不能背离诚信原则滥用法律真实。应当在程序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努力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

2 、确保司法公正，重视审判管理，革新法官管理制度。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导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是宪法对法院工作的根本要求。保障司法公正，需要完备的司法体制，需要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更需要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管理，这必须落实现代的审判制度。我国有着许多优越于西方的司法制度，如公开审判制度、调解制度、合议制度、回避制度、两审终审和辩护制度等。认真落实这些制度，将为司法公正提供保障。从当前审判实践看，人民法院特别应落实好合议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与回避制度。合议制是人民法院审理除简单案件之外的一般案件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对案件的审判实行合议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判案中的个人专断，保证案件的质量。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和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即审判应向当事人公开，向社会公开，接受各方监督。坚持公开审判， 可以有效地保障司法公正。回避制度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又一重要制度。审判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或其亲属等有较特殊的关系，就应自觉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回避案件审理，以防止审判不公。审判实践中，落实回避制度不彻底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少数人办了“人情案”、“关系案”，影响司法公正。

3、在司法中立的理念指导下，重构我国法官制度，实现法官独立。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也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 因此，法官中立的根本保证在于法官独立。在我国是倡导中国特色的“审判独立”(即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更不是审判员独立审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司法两个永恒的主题是公正与效率，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公正与效率的永恒，而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与法院独立的内涵是不同的，法院独立强调的是“机构的独立”，而法官独立是侧重“人的独立”。从司法的终局性来看，法院独立尚不能完全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法院独立只是消除了外界对法院的整体干预问题，而没有解决来自法院内部对裁判的干扰。由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是由独任法官或合议法官来这完成的，如果“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语)。 卡尔・马克思曾说过“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因此，只有法官独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审判活动的独立性。因此，改革我国现有的法官制度，必须在司法中立的理念指导下，进行重构，实现法官独立。

结束语

现代司法理念和以其主导下的法官制度的发展都为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性坐标，以后我国法官任命制度、法官参评制度和退休制度一系列制度都必须和现代司法理念符合，并与现代法官制度的国际发展相接轨。目前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是在原在的体制框架和思路范围内展开的，其主导倾向是对现行法官制度的弊端进行局部性修补，而不是一种结构性根本变革。尽管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某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或者掩盖的态度，许多改革措施更多地具有政治象征性意义。因此，从宏观上看，我们目前的改革思路尚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思维的误区，各种改革措施仍然是在旧有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我国目前的改革与既定的目标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要使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在整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走出，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对法官的行为关照必须符合中立、真理、公正的司法观，同时对法官制度的理性设计必须结合当代司法理念主导下的法官制度发展，以此作为制度参照。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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