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共8篇）

篇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根本宗旨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1.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2.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

3.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

4.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

5.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如何实践

1、结合实际，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推进各项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2、要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掌握贯穿其中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战略决策

3、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4、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切实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落到实处。

篇2：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通过党课学习和党课书籍的阅读，我对党的性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建设一个怎么样的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

首先，确立这样一个当的性质，是切合我们当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的，也是符合要求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由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使命决定，也是我们党执政使命的内在要求，更是我们党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论断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党的本质属性。其一，它指明了党的阶级性，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其二，它指明了党的先进性。即党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组织，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种界定从质的规定性上把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任何政党区别开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并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这一性质。随着改革快乐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尽管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之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仍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我们党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十六大党章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分析新世纪我们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复杂形势、艰巨任务和各种风险考验的，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具有的性质所作出的科学结论。对党的性质的这种规定，是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将党的奋斗目标、宗旨和执政使命融入党的性质，实现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代表性的统一。

篇3：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一、与世界各国执政党执政相同的一般性质

1. 都需要一定的群众支持作为基础。

任何执政主体都要处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与人民群众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是任何执政主体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其核心就是为谁执政。而按照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建立和运作这种关系, 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切执政主体的历史命运。有史以来一切存在过的政党和政治集团, 也都可以从其与人民群众建立的关系中找到兴衰成败的历史依据。在中国古代, 孟子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其目的就是提醒统治者要处理好统治者、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 民本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民主理论, 先后提出“人民主权”、人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 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正确处理好执政主体、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对资产阶级来说, 民主作为一种手段, 它的静态逻辑, 是保障本阶级现实的民主权利;它的动态逻辑, 是实现本阶级的持久统治。虽然由于剥削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建立的政权在根本上和人民群众是对立的、不亲同的, 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这些具有一定进步性和合理性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理论, 并不等于他们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好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但这些问题提出本身, 至少说明不管执政主体是谁, 能否处理好上述关系, 始终是执政主体必须充分关注并着力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 党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提出, 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执政理念的确立, 不仅说明工人阶级政党与历代执政主体面临着同样的“为谁执政”问题, 而且反映了我们党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充分重视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2. 都需要选拔干部实施执政行为。

都要通过选拔干部来具体施政, 解决由谁施政的问题。人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 无论政权更替, 还是国家兴衰, 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 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有创业之才, 才能有创业之举, 兴所创之业;有守成之人, 才能建守成之功, 守欲守之成;没有人才, 就失去一切。刘向说“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择人, 三曰从时”, 曹丕称“得人则安, 失人则危”, 李世民强调“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 用非其才, 必难致治”, 毛泽东指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都是为了说明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人才, 最高超的治国理政艺术莫过于育好人、选好人、用好人, 最理想的政体莫过于能够使一个国家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贤人治国。在解决靠谁施政问题上, 任何政治遴选都离不开“政治”和“业务”这两项标准。采用政治标准是为寻找政治上“可靠的人”, 采用业务标准则是寻找“聪明的人”。两项结合起来, 就是要寻找政治上可靠的聪明人, 即权力精英。在政治实践中, 政治录用的双重标准的执行存在着客观矛盾性。政治标准所要求的政治忠诚性的客观依据, 是录用对象与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一致性, 绝对的利益共同体导致绝对的忠诚。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血缘关系构成了最坚实、最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因而世袭制中的权力交接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政治继承关系。但这种单一的政治忠诚性选择, 却因血缘关系的有限性大大限制了选才范围, 往往是以牺牲或降低业务标准为代价, 选上来的虽然都是“自己人”, 但未必都是聪明人。另一方面, 单纯考虑业务标准, 虽然可从全社会范围内遴选政治精英, 使业务标准得到充分满足, 最大限度地网罗到“聪明人”, 但是, 开放式的纯技术性考查又会使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进入政治权力体系, 使权力精英对统治集团的政治忠诚性无从保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都进行过持久不懈的探索。中国封建统治者先后实行过世卿世禄制、客卿制、察举制、科举制等官员选拔制度, 资产阶级则把选举制视为政治遴选的圭臬, 即反映了他们对解决这一矛盾所采用方法和手段的认识。工人阶级政党执政以后, 同样面临着如何解决这种政治遴选矛盾的问题。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 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并且今后还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探索任务。

3. 都面临权力被异化的风险与挑战。

执政党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 而任何公共权力都存在被腐蚀的风险。由于权力所具有的无限扩张性和易腐蚀性, 而掌权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又有其局限性, 因而, 执政党易受权力的侵蚀而产生腐败。目前, 如何有效执政就成为任何一个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 获得了执政地位的政党, 必须对国家权力有科学的认识, 并设法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 以使公共权力在最大限度地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的可能性。如果腐败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就将引发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它将造成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质疑, 因而使权力的合法性丧失根基。有鉴于此, 一些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对执政党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体系。在西方模式中, 来自执政党外部的三权分立、监督制衡的权力配置体制起着关键性的约束作用;而在一党独大的国家, 由于缺乏“异体监督”, 对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要靠执政党自身。在这种情况下, 执政党要加强监督意识、畅通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 不仅要强化党内的约束机制, 而且要进行党政关系的制度安排, 建立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是执政党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

二、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相似的特殊性质

1. 通过革命的途径获得了长期执政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一般都要领导人民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期的革命斗争, 从而夺取了国家政权。革命胜利以后, 通过法律制度的确认和国家权力的保障, 确立并巩固了自己在国家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 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与西方政党在同一社会制度下通过竞选上台有着根本的区别。

2. 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执政的客体, 是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内的全部国家政权, 是包括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基层政权在内的各级政权, 具有执政客体的全面性和广泛性。在西方等国家, 政党的执政客体不是全部的国家政权, 而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即行政权力。所谓的执政党, 一般是指掌握了最高行政权的政党。而且执政党掌握了最高行政权, 不一定掌握地方的行政权, 在议会中也不一定占有多数席位。只有在内阁制的西方国家中, 执政党才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在西方国家, 奉行司法中立和军队国家化, 军队和司法机构不是专门从属于哪个政党。而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司法机构和军队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客体与西方政党执政客体的重大区别。

3. 在两大制度竞争的世界环境中执政。

在亚洲、欧洲和拉美地区, 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后,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一开始就处于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对立和竞争中生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环境, 是在一个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执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经济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 各国间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前进,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 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西化、分化及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特殊地位, 在当今世界东西矛盾 (和平问题) 、南北矛盾 (发展问题)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极与多极的矛盾等四大矛盾中, 中国都处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 就是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政, 它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 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兴衰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执政, 在国内没有反对党, 但在国际上却存在着数量众多、力量强大的“反对党”。在当今时代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 与中国能否在它领导下,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不能忽视的特殊世情。

三、独具本国本党特色的个别特性

1.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大执政党。

据最新统计, 中国共产党现有党员7 568万人, 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远远超过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 堪称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单单维持这样一个政党的统一和正常运转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生机活力, 把它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 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任务就更加困难而艰巨。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其执政地位、实现其执政使命要面临的特殊课题, 也是总结执政经验、探究执政规律不得不考虑的特殊情况。

2.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执政。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环境, 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人口众多, 总体素质不高;生产力水平低,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幅员辽阔, 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民主和法制不健全,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人们受封建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较深, 整个社会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习惯, 社会主义民主有待进一步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所有这些, 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不能忽视的特殊国情。

3. 在独具特色的国内政党关系中执政。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党制度环境,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 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 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 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形成这样的政党制度而不是其他政党制度, 既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也是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在长期相互联合与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在这个政党制度中,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一个执政主体, 多个参政主体, 相互间既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关系, 也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关系, 而是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同于西方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 也是不同于原苏联东欧和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也必然要反映这一特点。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其执政经验既具有与世界各国政党执政活动相同的一般性:都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 都需要选拔干部实施执政行为, 都面临执政权力异化的风险;又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活动相似的特殊性:通过革命途径获得长期执政地位, 实现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 在两大社会制度长期竞争的国际环境中执政;还具有在中国执政独具特色的个别性: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在国内特殊的政党关系中执政。

篇4：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性质

当前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和政策讨论极多。中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既是人口的城镇化，又是土地的城镇化，关于土地资源性质、土地产权安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分配、土地保护与集约节约利用等等问题，都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也因此成为政策创新的重点。各级地方政府也在中央许可不许可知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的土地制度创新。可以说，土地制度成为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和政策部门关注最多、创新最多、争议最多的领域。

从总体层面来看，土地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性质，另一个层面是中国应当选取的土地制度安排。以下分别讨论。

因为土地制度的政策规定很多，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出台的各种政策性文件，使得土地制度变得十分混乱，很多政策梳理反而容易让人迷失其中。笔者以为，要弄清楚中国土地制度的性质，就需要弄清楚中国国家性质，从宪法秩序层面来进行讨论。

新中国是在1848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背景下，几代志士仁人为争得中华民族的生存权，而以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成果。新中国先后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目标都是要实现民富国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了彻底的土改，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均分给农民，获得土地的农民当家做了主人。土改的意义是要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灭土地食利阶级、消灭不劳而获。按劳分配和不劳动者不得食，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分配原则。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由互助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并在1962年《人民公社60条》之后，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农村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态。

新中国城市土地则收归国有，之前的城市土地食利者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在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设计上都不再有土地食利者这一封建关系的任何位置，土地是属于公有的基本生产资料，无论是用于农业还是征用于工商业，土地本身不能参与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中。城市发展所要征用农民土地的，由使用土地的工厂或单位安置失去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村集体组织的劳动力。

这样就形成了新中国关于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要点有二，一是土地属于公有，是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人私有。中国已经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土地来成为土地食利者。与此相关的推论则是，中国已经将土地食利者阶层消灭掉了。二是土地服务于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服务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落实到《土地管理法》上，就是现行《土地管理法》中的第43条与第47条。这两条规定如下：

第43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使用国有土地。

第47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给予补偿。

《土地管理法》的以上两条也是当前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安排争议最多的两条，因为这涉及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按以上两条规定，国家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放开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国家按被征收土地原有用途给农民补偿，按城市建设用地价值向市场供地。农地非农使用形成的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即所谓“涨价归公”。

土地属于公有，土地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城市发展要征收农民的土地，按原有用途给予补偿，而按非农使用的市场价值招拍挂，这样就将因为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所形成的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涨价归公”。

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来自于经济发展与城市扩张，与农民或村社集体的努力无关。按土地原有用途给予补偿，土地征收也就没有损害农民和村社集体的利益。只是在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中，农民和村社集体并没有参与分享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而是几乎全部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都被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的形式获得。在目前制度安排下，土地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这样一种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就使得中国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消灭了土地食利者参与经济发展所形成剩余的分享，就使得中国可以将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的土地食利者所获利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使得中国城市可以建设得像欧洲。

中国土地公有，消灭了土地食利者阶层，这是中国相对于土地私有制国家推进现代化发展的一大优势。消灭土地食利者，就是不再允许封建关系参与到经济发展剩余的分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享经济发展剩余的力量大致有三：一是资本，二是劳动，三是土地。资本是全球化流动的，资本总是要获得平均利润的，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形成经济剩余被资本拿走之后，就由劳动者与地主来分享了。中国消灭了土地食利者，就为劳动者更多占有经济发展剩余提供了可能。全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剩余分配的，往往都有一个庞大且强势的土地食利者集团，这个土地食利集团既不劳动又不承担风险，却占有了大量利益，这样就对劳动者的利益构成了压制，就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使发展中国家更可能落入到发展陷阱中。

中国之幸是，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将土地食利者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了。中国经济发展剩余因此可以更多地让劳动者分享。中国也更有可能在发展中形成竞争优势，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土地食利者阶层既然已经消灭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再造一个出来。消灭了土地食利者阶层，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制度红利”之一。

土地的性质

之所以土地制度对于中国发展如此重要，是与土地本身的性质有关。土地一方面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生产要素很不相同，这就是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所以，土地从来不是完全的商品，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进行所谓资源配置。

nlc202309040210

就一般情况来讲，当前中国土地往往同时具有以下六种属性：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这是土地的资源属性；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包括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料和进行工商业活动的资料，这是土地的经济属性；农村土地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载体，这是土地的社会属性，当前农村土地权利实际上成为了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这是土地的另外一种社会属性；土地不可移动，这是土地的自然属性；因为土地的以上属性，国家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这是土地的政策属性。土地因为具有以上六种属性，就使得土地完全不同于一般性的商品，也因此，土地资源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配置，所谓通过市场来有效配置土地资源，从而就可以让农民致富让中国发展的观点是肤浅的，也是错误的。

就土地的农用价值来讲，当前中国18亿亩耕地，是中国最平整、最肥沃的土地，这18亿亩土地的70%只能用于种粮食，正是农地种粮所获收益可以大致衡量出农地的价值，从农地种粮收益来看，每亩农地一年两季可以收2000斤粮食，收入2000元，两季生产支出700元，若计算劳动支出还要300元，也就是说，耕种一亩土地种粮，一年纯收入也就在1000元，若将农地出租，租金大约在200～700元左右。农户之间自发土地流转，租金一般在200元左右。若资本下乡，大规模土地流转租金可达到400～700元。为什么大规模的正规土地流转租金更高，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十分零碎的情况下，大规模土地流转必须要成片，成片流转的土地中，有农户愿意种地从而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他们因此会索要更高的土地流转价格，并提高整个土地流转的价格。反过来，非正规的自发土地流转，往往是要进城务工而无法兼顾耕作，农户为了不让耕地抛荒，而将耕地流转出去，所以会以尽可能低的租金将土地租出；二是正规的土地流转协议，让租出土地农户无法随时要回土地，不正规的自发土地流转，租出土地农户可以随时要回土地。因此，不正规的自发土地流转往往只要更低租金而留下随时收回耕种的权利。

无论是耕种每亩可获1000元收益，还是租出去每亩可获200～700元收益，土地农业收益都是不高的。若按3%的年利率，则如此收益土地的对价就应在2～3万元。

因此以农地对价来看《土地管理法》第47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不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里要注意的补偿费不超过年产值30倍而非年纯收入30倍，按以上农地2000元年产值，最高每亩就可以补6万元，这样一个补偿实际上已经高于农地实际市场对价的2～3倍。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农民都盼征地的原因。盼征地除补偿比一般农地市场对价要高以外，还可以将土地权利变现。对收入比较少的农民来讲，土地利益变现的积极性从来都是很高的。笔者在全国调查，看到两种相反相成的现象；一种现象是媒体天天报道的，因为征地而发生冲突，农民打失地悲情牌，认为征地补偿太少了，要维护自己基本的土地权利；一种现象是没有机会土地被征的农民盼征地，希望通过土地征收来获得利益变现。若恰好修一条铁路，经过一个村庄，正好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户一般都要求独占征地补偿款，而其他农户则要求均分征地款同时再重新调整土地。所有农户都期望从这好不容易碰到的一次征地运气中分到好处，虽然要失去承包地。即使是城郊坚决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农民，若城市真正调整规划，决定将这些农民坚决维护权利的土地当作基本农田保留下来，维护权利的农民一定会大失所望。因此，征地冲突的核心不是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而是希望自己土地被征时可以获得更多土地补偿。

因为土地不可移动，城市建设只能平面推进，而不可能跳跃征地，恰好承包地处在城市扩展推进面上的农民就可能借此要求更高的土地补偿。农民为了要更高的土地补偿，就会用各种手段。越是怕征地出乱子，农民就越是要以出乱子要挟地方政府，就越是要当绝决的钉子户。农民要求更高的土地利益补偿，与法律规定无关，与补偿高低无关。最近10年是征地补偿快速提高的10年，最近10年又是征地冲突越发普遍激烈的10年，这就充分说明，提高征地补偿并不能消除农民更高的土地补偿要求。

农民为何可以当钉子户？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正好处在城市扩展的推进面上，城市发展一定要征收这块土地，他因此要更高的土地利益。如果土地可以移动，是完全的商品，地方政府就停征这个要价过高的钉子户的土地，而从全国那么多盼望土地被征农民那里征收土地进行城市建设。问题是，因为土地位置不可移动，城市建设总不可能东一块、西一块、南一块、北一块吧！

正是土地的不可移动，才使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所造成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只能附着在特定位置土地上面，才使特定位置土地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当前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中，通过规划来有序建设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城市规划，向南发展还是向东发展？哪些土地用于商贸，哪些土地用作林带，哪些土地作为基本农田被保护，哪些土地用作城市基础设施或工业建设用地，就使得被规划的不同土地具有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这种因为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以及城市规划和土地用途规划所产生的不同用途土地的不同价值，与农地原来的价值无关，与农地承包经营者的个人努力无关，这样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全部归到农地承包人，既违反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也极不公平。

土地的一个重要性质是不可再生。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粮食只能从土地上生产，因此，保有基本的耕地，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当前国家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要为21世纪的中国人留下最基本的粮食安全保障。要保护耕地，就要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就要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管制，这种管制的最基本办法是由中央给地方下达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只能在年度用地指标内占用土地，将农地变为建设用地。中央为了集约节约用地，采用了偏紧的新增建设用地策略，以保持城市合理的经济密度。偏紧的新增建设用地供给导致建设用地的相对稀缺，稀缺产生价值，这样一来，因为国家政策，而进一步推高了特定位置上的城市建设用地价格，从而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建设用地拜物教，即认为只要是建设用地，就可以产生高于农地的价值，就有增值收益，而看不到，当前城市建设用地价值高于农地，是因为土地所处城市区域的位置，及国家计划控制所造成建设用地相对稀缺。假若国家不限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农地可以自由转化为建设用地，因为建设用地稀缺而形成的建设用地价值就消失了。远离城市的建设用地，因为没有区位优势，又无建设用地稀缺所形成的建设用地价值，这块建设用地就不会有特别的价值，农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也不可能有什么增值收益。

nlc202309040210

当前学界乃至政策部门都因为建设用地的拜物教，而弄出很多误会来。比如，将农民宅基地当作农村建设用地，然后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挂钩，减少农村建设用地，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对于缺少对土地性质理解的人来讲，这个办法似乎不错，但实际上，农民宅基地是农民免费获得无偿使用的，是不能转让更不能买卖的，而只能自用。这个法律规定与一般农村建设用地有很大差异，不可替换，而与城市建设用地更是完全两码事。现在学界和政策部门望文生义，以为是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那么多，不值钱，而城市建设用地那么稀缺，很值钱，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从而释放出巨额的土地价值出来呢？正是因此，国土部门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农村建设用地中的农民宅基地远离城市，当然是不可能搬到城市郊区用作城市建设用地的，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只是通过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从而获得城市征收郊区农地为建设用地指标，但问题是，退出农民宅基地所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只是城市征收城郊农地的指标，也就只是获得了由于国家对建设用地指标管控所造成建设用地稀缺所形成的土地价值，这样一种因为土地用途管制和计划管制所形成的建设用地稀缺，及由此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价值，我们却正而八经地去拆农民房子来获得指标及其价值，来实现土地价值，这就太奇怪了。这样一种一方面严控地方政府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形成建设用地稀缺而产生指标价值，一方面又允许地方政府去拆农民房子以换取这个指标从而缓解建设用地稀缺及以此实现指标的价值。那为何国家不直接给地方政府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让地方政府缓解建设用地稀缺的压力，而免得地方政府花巨资折腾农民拆农民的房子呢？反过来，既然因为国家管控和建设用地指标稀缺，形成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干脆国家进一步减少地方政府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从而造成更大稀缺，形成更高的建设用地指标价值，这样就使农民宅基地复垦可以获得更大的潜在利益？有这等好事吗？本来是计划形成的指标价值，现在所有人都指望通过这个指标价值来发财来致富来建设新农村来实现现代化来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岂不奇怪！

土地作为农民生活的熟人社会的载体和基本社会保障，笔者曾有详述，此处不展开了。

总之，土地具有多种属性，不是完全的商品，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来配置所谓土地资源。当前土地政策中市场话语、权利话语，已经极大地妨碍了土地作为国计民生的基础，作为中国城镇化现代化基础作用的实现，也已经对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形成了冲击。我们要警惕。

小 结

经过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通过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土地食利阶层，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发展从此告别了封建剥削关系，而走上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发展剩余因为不再有土地食利阶层参与分配，而使劳动阶层有了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让国家有了更为强大基础能力的条件，让中国经济比较容易形成积累，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可以形成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全球化中的赢家。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否及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关键是我们能否继续保持中国土地制度的红利，利用好这一红利。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是中国发展奇迹的一个秘密，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我们要充分肯定与珍惜当前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而不是轻率匆忙地否定它！

篇5：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个性质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有利于全党同志更加深刻地认识和落实党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因为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任何政党都有其一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反映这个阶级的世界观，为这个阶级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性质是党的阶级属性，它的世界观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原因是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第三，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第四，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第一，从党所代表的利益来看。第二，从党的宗旨来看，第三，“三个代表”是它的根本指针。杨加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篇6：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代会修改党章性质部分比较

十五大党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十六大党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次年制定了第一个党纲——《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工人阶级除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外，由于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还具有特殊的优点： ·受压迫最深，因此革命最坚决最彻底;·比较集中，富有组织性与纪律性，便于组织;·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数量、质量、内部结构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队伍迅速壮大，目前全国在职职工总数已达4亿，并且每年还以接近1000万的数量在增长 ； 国有企业职工比重下降，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的职工比重上升；（这是工人阶级队伍中新的组成部分）

第三产业职工比重上升，第一、第二产业职工比重下降；

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文化素养的部分。

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历史地位。工人阶级仍然是是我国社会中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最先进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他们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

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所作的新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935年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是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在深刻分析新世纪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复杂形势、艰巨任务和面对各种奉献考验基础上，对党在新形势下应该具有的性质提出的总要求。它把党的奋斗目标、根本宗旨和执政使命融入党的性质，实现了党的阶级性、代表性和先进性的统一。

第一，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本质特点和优点。

第二，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个内在根据和要求。

第三，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我们党以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必然选择。

把社会上其他优秀分子凝聚在党的周围，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社会的影响力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但绝不是“全民党”。

党要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两个先锋队”的提出，说明执政党不仅要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且还要扩大群众基础，二、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

质决定的；

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

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党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 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对权力机关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行政机关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

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四个必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在思想多样、价值多元、思潮多变的今天，更显重要性和紧迫感。

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了谁、依靠谁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

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者关系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合先进文化的创作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宗旨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的和落脚点

第一，这是由党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 第二，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 第三，这是由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决定的

篇7：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党的根本宗旨 党的群众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基本组织原则 党的纪律处分 党与共青团的关系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正式党员与预备党员权利与义务的区别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大学生加入党组织的基本程序 大学生党员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沟通的定义 沟通的障碍 与上级沟通的环节 团支部书记的职责 共青团活动的设计、开展和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党的根本/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纪律：1）政治纪律2）组织纪律3）人事纪律4）群众纪律5）保密纪律6）经济纪律。党的处分：1）警告2）严重警告3）撤销党内职务4）留党察看5）开除党籍。

共青团与党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也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只能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的是：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议是在民主基础上从群众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带领党员群众下去执行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的是：党的一切会议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定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所以，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不能单独地、孤立地存在。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也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离开了对方，民主就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集中也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就在于二者的“相结合”。正式党员与预备党员权利与义务的区别

在党章中规定的共产党员的八项义务中，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是一样的。在八项权利中，不同的是正式党员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预备党员没有。在行使党员的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预备党员与正式党员都一样的。因此，在预备期期间，所有的预备党员都应积极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认真听取党的文件精神的传达，自觉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义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统一与创新； 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2)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在2003.7.28的讲话中提出的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写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

大学生加入党组织的基本程序：1．自愿提出入党申请2．确定入党积极分子3．进入考察期4．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5．确定发展对象6．政治审查7．短期培训8．确定入党介绍人 9．填写入党志愿书10.支委会审查11.召开支部大会 12.组织员谈话13.党委审批 14.支部向本人发出入党通知书15.入党宣誓16.预备期的培养考察 17.预备期满 沟通的定义：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通畅。

沟通的渠道：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向下沟通，向上沟通，水平沟通

沟通障碍：是指信息在传递和交换过程中，由于信息意图受到干涉或误解，而导致沟通失真的现象。

与上级沟通的环节：1,有效的沟通技巧2，要拥有良好的向上沟通的主观意识3，寻找对路的向上沟通的方法和渠道。

团支部书记的职责

一、在班主任的指导下，主持团支部工作，经常向上级团组织和班主任汇报工作，反映情

况，并与班委会取得密切联系。

二、定期召开支委会和支部大会，根据上级团组织的指示，从本支部实际出发，研究和计划团支部工作，督促和检查支部大会决议的执行。

三、在团支部大会上，汇报团支部工作，经常征求团员、青年对团支部工作的意见，并加以改进。

四、经常了解团员、青年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五、认真执行《上饶师院共青团工作实施细则》有关工作制度，同各个委员保持密切的联系，督促和帮助他们抓好分管的工作。

六、完成领导和班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共青团活动的设计、开展和组织

（一）活动的设计要求

1、做好设计准备（1）深入支部，了解青年（2）多作请示，勤于汇报（3）横向联系，加强协作

2、了解活动特点（1）适时性（2）阶段性（3）协调性（4）多样性（5）灵活性

3、明确设计依据（1）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2）团员青年的利益需求（3）上级团组的工作部署（4）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

4、把握设计原则（1）主体性原则（2）效益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可行性原则

（二）活动的具体设计

（1）主题设计：鲜明性、针对性、重点性

（2）口号设计：时代性、可行性、艺术性、哲理性

（3）内容设计：服务、系统、具体、适度、竞争、鲜活、审美性

（4）形式设计：求异原则、求变原则、求优原则、求当原则

（5）时间设计：自然顺序、活动种类、活动兴趣、时间间隔

（6）人物设计：扩大参加人数、培养活动骨干、吸纳社会力量

（7）场地设计：人数多少、季节气候、环境氛围

（8）经费设计：党政支持、青年解囊、自创经费、社会运作

（9）程序设计

开展和组织

（一）活动的准备——成功的前提

1、物质准备

2、场地准备

3、舆论准备

（二）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施

1、目标明确

2、责任落实

3、程序合理

4、讲求效率

篇8：中国检察制度中的检察权性质探究

一、检察权的内容

在英美法系国家, 检察官一般叫做“attorney”或“prosecutor”, 直译为“律师”或是“控诉人”, 其词源本意为代理或代理权。这样的称谓很好的揭示了检察官作为政府专职律师的本质, 也使得检察权的行政权属性十分清晰明了。而我国的检察权, 从其内部权力的配置来看, 是一种包括了公诉权、诉讼监督权、侦查权等内容的复合型权力, 直接导致了检察权性质的模糊不清。

我国检察权的内部架构由诉讼权能和监督权能两方面组成:

诉讼权能的内容包括公诉权和自侦权, 其中居核心地位的是公诉权。公诉权是检察机关据以代表人民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控诉的权力, 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自侦权则是作为检察机关在对贪污、渎职类犯罪提起公诉时必要附加职能, 也是诉讼权能之一:

按照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 检察机关具体所承担的监督权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在案件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包括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的监督; (二) 在审判阶段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包括对审判活动是否依法进行以及审判结果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进行监督, 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提起抗诉; (三) 在执行阶段对执行刑罚活动进行监督, 包括对死刑执行的监督, 还包括对监狱、看守所等羁押场所的监督。

二、检察权的特征

检察权复合型的权利构成使得其在不同状态下, 既具有行政性的特征, 又具有司法性的特征。

(一) 行政性

笔者认为检察权确实具有行政权的一些特征, 主要体现在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和行动原则上, 具体体现于三项制度。第一项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在纵向上呈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与行政机关相似, 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进行指导、开展监督, 下级检察机关对上级检察机关负有服从的义务。并且, 上级检察机关可以亲自处理下级检察机关正在承办的案件, 或者将案件交由其所领导的另一检察机关承办。第二项是首长负责制。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首长, 如同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一样, 对其所在检察机关实行统一领导。第三项制度是检察官代换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检察官在参与诉讼的途中, 如果确有原因无法继续支持公诉, 需要替换的, 可以由另一检察官替换, 案件的起诉、审理在诉讼效果上不受任何影响。

虽然检察权在以上三方面体现出了浓厚的行政性, 但若仅因此就将其定性为行政权, 不免有点一叶障目。因为检察官与法官一样, 还有“法律”这位上司。除了像行政机关一样, 主要按照行政首长的指示行事外, 检察官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独立判断、独立适用法律的权力。反过来说, 如果把检察机关定位为行政机关, 等于让检察官唯检察长马首是瞻, 这无疑是对法治原则的严重损害。

(二) 司法性

在具体发挥职能的过程中, 我国检察制度又处处展现着司法性。首先, 如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一样, 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干涉。其次, 检察机关对犯罪活动提起公诉, 或者是对贪污、渎职案件进行自侦, 不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法律的正确适用, 而且在过程中已经在适用法律、作出决定。最后, 检察机关作出的很多决定具有一定的裁断性、终局性, 不起诉决定甚至与法院的无罪判决具有相似的效力, 检察机关行为的司法性效果不容抹煞。

但我国检察制度中的检察权又缺乏司法权应具有的被动、中立的属性。依据我国相关法律, 检察权中的侦查权、提起公诉权、诉讼监督权都需要检察机关主动行使。而一旦检察机关主动行使了诉讼职能, 在诉讼过程中, 检察机关就不可能具有中立性。也正是因为检察权不具有中立的属性, 公正审判所需的等腰三角形结构才不致被破坏。

三、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法律监督性

检察权所秉承的司法性、行政性都不容抹煞, 但仅用司法性或行政性来定义, 又有以偏概全之嫌。要对其性质进行最贴切的定性, 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性为法律监督权。

笔者曾在前文中将检察权的内容分为诉讼权能和监督权能两个部分, 行文至此, 却又用法律监督权来概括检察权的本质, 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需要说明, 对于法律监督权的概念, 笔者采用陈光中教授的广义立论:“以宪法定位的检察权来说, 法律监督权应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广义上的, 也就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 按照宪法规定检查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审查逮捕权等这些权力总体来说都是法律监督权……另外一个角度是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权, 即诉讼监督 (包括批捕权、抗诉权等) 以及很小范围内的行政管理的监督, 如对看守所的监督。”[1]实际上, 当检察官在行使公诉、侦查等职能时, 也是在扮演柏拉图所说的“法律维护者”的角色, 履行的是监督社会法律规则是否被良好遵守的职责。

然而之所以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 并不是因为采取“法律监督”的广义解释能够将检察权内容周延的包含进去。而是因为“法律监督才是检察权的本质特点, 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都是检察权的兼有特征和局部特征。”[2]我国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属性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 宪政依据

其实我国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定位一直以来都是得到宪法认可的。现行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宪法地位是随着人民革命政权的建和和发展而逐步确立的, 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政权的的确立。[3]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 立法者就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予以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其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 负最高的检察责任。”另外, 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二九条也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可见, 尽管六十余年来关于检察制度的具体规定已有不少作了修改, 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却一直受到宪法的忠诚维护。

(二) 制度渊源

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虽然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法国, 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御史制度, 为我国检察制度提供了生根发芽的本土资源。[4]御史官员通过弹劾、谏议、巡察、参审和议政等形式履行监察百官和行政机构日常公务活动。民国时期, 受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影响较深的孙中山先生, 将我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加以改造, 创设出了检察权这一概念, 其内容主要包括纠察犯罪行为和检举贪官污吏。可见在我国, 法律监督权在国家权力构成中一直都是有其一席之地的。御史制度曾是维护封建法制的重要制度, 而我国检察权的职能配置也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必不可少的;御史权力直接来源于皇权, 而检察权由人大授权, 对行政权、审判权进行监督。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带着法律监督的“先天烙印”的。

(三) 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从贯彻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和一般监督理论出发, 照搬前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做法, 赋予了检察机关极高的法律地位和广泛的监督权限。[5]而当时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正是根据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创立的, 这是一种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检察权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监督法律包括行政权、司法权在内的任何力量僭越。根据前苏联的检察制度, 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时, 不仅享有一般监督权, 还享有司法监督权。这种广泛的监督权理论对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四) 权源分析

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人民代表大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在这种权力分配的一元化格局下, 职权被虚化的 (人民) 代议机关的意志必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护法机关来保证执行, 以保障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与制衡, 同时防止行政权和司法权对最高权力潜在的侵犯乃至僭越的可能。我国检察制度从其权源上看就与西方“三权分立”架构中的检察权有着本质的不同。检察机关接受人大授权, 担任二级权力阶层中监督者的角色。对检察机关的体系设定, “在我国的政体结构中, 从一开始就将检察职能与其他职能相分离, 建立了以法律监督为专门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署 (院) 。”[5]从其设置与审判权、行政权平行这一点来看, 也可推导出这三者之间没有种属关系。而从列宁的法治理论出发, 检察权更接近于一种护法权, 其本质就是法律监督权。

很多人认为, 把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 仅仅指出了检察权概念的外延, 并不能对进一步的研究起到作用。但笔者认为, 强行把检察权塞入到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中的一权中去, 是削足适履, 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 随着时代的进步, 不少法学家都已承认洛克的三权划分是不周延的, 许多权力是没有办法被归入其中的某一权。“把三权分立理论当作了一个隐含的先验的前提, 也就是说在论述检察权这样一种国家权力该如何配置、具有何种性质时, 就预先把国家权力配置设定为三权分立了。在这样一种前提下, 事实上任何一种国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 均是无法在其内部证明的。”[6]尽管现在还没有人能提出比洛克更有说服力的权力划分方式, 但也只有在我们正确而充分的认识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其他权力后, 才有可能提出更完美的划分方式。

四、检察机关的现实定位

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 只是解决了理论认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检察机关在现实中定位模糊、属性不明的问题, 则上述讨论的意义将大打折扣。笔者认为, 在抛弃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之后, 立足于我国的实情, 应该将检察权这种法律监督权包含到广义的司法权中去, 而在实践中, 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则更为适宜。试想, 如果将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系统, 在我国社会这种一体化的体制下, 基本上不存在检察活动相对独立性的可能。[7]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 似乎将导致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地位平等、控辩双方地位悬殊, 导致审判结果的极大不公, 但同为司法机关, 其在审判中的地位也可以有高低之分。只要不影响到审判机关的终局裁决者地位, 控辩双方平等及权利保护等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制度予以调整。

关于我国检察权的定性问题, 笔者认为台湾学者林钰雄曾作的一句总结十分贴切:“余非上命下从之行政官, 亦非独立自主之法官, 余乃出于两者之间, 实现客观法意旨并追求真实与正义的司法官署!”[8]

摘要：在现行的中国检察制度之下, 检察机关兼具司法性与行政性的特征, 但其司法性与行政性却又不彻底, 导致关于检察权的性质之争一直未有定论。抛开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 从我国检察制度的宪政依据、制度渊源、他国借鉴以及权源分析上来看, 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在实践中, 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则更有利于发挥检察职能、推进法治建设。

关键词：检察权,性质,法律监督

参考文献

[1]邢永杰, 刘卉.检查学基本范畴的六大问题[J], 检察日报, 2009.

[2]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J].法学, 2000 (2) :16.

[3]韩索华, 吴锋.法律监督——检察权性质的应然性探讨[J].法学, 2010 (12) :104.

[4]曹志瑜.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看司法权的核心主旨:一种基于历史溯源与文本考据的思考[J].科学·经济·社会, 2011 (2) :150.

[5]王桂五.人民检察制度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2.4.

[6]曹呈宏.分权制衡中的检察权定位——以本土资源为中心[J].人民检察, 2002 (11) :32.

[7]龙宗旨.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J].理论法学, 1999 (10)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