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共6篇）

篇1：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第六讲：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建立。1952年秋，党的领导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和党预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秋，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其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其总纲中，又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表述。《共同纲领》中并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文字，但它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用另外一种方式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随后组建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负责人中，政务院副总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两人，即郭沫若和黄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过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钧儒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1954年一届人大的召开。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共同纲领》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以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为例，各种所有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数量虽不占优势，但它处于领导地位并显日益壮大之势。对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从1949年至1952年，国营经济发展迅速。1949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36.8亿元，1952年达到了142.6亿元，增长了387.5%。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的批发和零售额分别占全国的23.2%和8.3%，1952年则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经济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总量也是显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国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则显下降之势。在1951年之前，私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超过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老解放区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经济体制仍基本上是个体农民所有制。这不单体现在生产方式上是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土地具有所有权，以及附随所有权而产生的土地处置权。《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亦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即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农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的处置权，土地的买卖是合法的。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共同纲领》规定得比较简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文化体制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产业格局。据1950年3月底的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11个大城市，出版及贩卖书店共计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书刊者269家，计公营19家（包含新华书店总分店6家），公私合营6家，私营244家。专营贩卖的书店788家，计公营16家，公私合营7家，私营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国共被版图书7049种，其中私营3681种，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种，其中私营113种，占38.3%。又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建国之初，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只有东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营电影公司则有十几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仑、文华、大同、国泰等影业公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由于认真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中国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这三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三年，是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三年，也是中国社会面貌得到彻底改观的三年。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无疑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那么，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呢？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而且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实现这种过渡。

到了1948年秋，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很快将变成现实。在这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何时转入社会主义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当天为会议做结论时，毛泽东又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功夫。这是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最早提出的具体时间表。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这是一个内部掌握而没有向社会公布的时间表，因此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有人提出，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共同纲领》就应该把这个前途写出来。经过讨论，最后没有采纳这种意见，理由是“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

直到1951年，党的领导层还一直坚持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年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十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可能采取某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那时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同年7月，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做报告时，也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之所以党的领导认为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才能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其着眼点就在于只有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条件后，才能考虑过渡的问题。这本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从1952年开始，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这个设想被提前放弃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可以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这时到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将私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其中关键是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国营企业，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集体化改造。这时，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对其进行改造的条件。

1952年10月，少奇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0月20日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的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进行了估算和分析：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在苏联帮助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十年后，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国营工业将占90%以上。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它们在绝对数上还会有些发展。因此，这时候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与政府合作。他们的企业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设想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方式是，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浪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他们一部分代价。

刘少奇还谈到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已占40%，而在老解放区这个比例已高达80%，已建立了几千组织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富农阶级

原本不占重要比重，老解放区的旧式富农已经消灭，虽然新富农近年有所发展但由于采取禁止党员雇工的政策，新富农不会有大的发展，而新解放区虽然保持富农经济，但在农民的斗争中富农经济已受到很大削弱，估计今后也不会有大发展。因此，互助合作运动是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中共中央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并且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表示赞同，坚定毛泽东加快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心。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会议期间，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

（一）农业；

（二）手工业；

（三）资本主义企业。”两个月后，他对这个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它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强烈愿望。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开始。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如何把亿万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较长时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和实践。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劳动互助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互助合作的文件。《决议（草案）》在总结我国20多年革命战争时期的互助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三种主要形式：即互助组，分临时性的初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集体农庄，即后来的高级社。《决议》指出，土改后在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决议》提出，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作，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还明确了初级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规定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必须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到1952年，我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这年全国共有互助组803万个，参加的农户为4500

万户，占总农户的40%。初级社共有3600多个，入社农户为5.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0.05%。高级社有10个。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地发展阶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初级社将“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从这时开始，互助合作运动的重点，也就由发展互助组，转变为重点发展合作社。

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几年前进的步伐是稳健的，但1954年底1955年初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地区，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经过整顿，缩减了两万多个社，保留下来65万个社，其中80%以上的社增了产。

但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就合作化速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对农业合作社大发展中的偏差怎么看，如何办，特别是对一些地方比出现的冒进倾向该不该纠正。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浙江省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效果是好的。毛泽东则认为，浙江省采用坚决收缩的方针是胜利吓昏头脑，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另一个是1955年至1956年度农业合作社发展数量穷竟定多少？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稳步前进，坚持中共中央原来批准的发展计划，包括原有的65万个社发展到100万个。毛泽东主张在原有的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社。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邓子恢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由此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同年10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次对邓子恢的所谓右倾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

七届六中全会后，伴随着对“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1008000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在农业合作社大发展的同时，很多农业社进行了合并，由小社并成大社。到1956年3月底，农业社总数比1955年底减少了816000个，但入社的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由40户增加到98户，其中初级社平均50户。

全国基本实现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后，高级社的发展也异常迅速，1956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已经实现农业的高级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95%。其他各省也有大部或一部分地区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12月，全国高级社发展到5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加入初、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工业领域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领域的委托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方针。为了总结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4月间，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调查。5月27日，调查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报告，6月15日和6月29日，两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必由之路。

从实践上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了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上。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在分配上，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了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则不再实行“四马分肥”，而是采取定息的办法。也就通过核定私营企业的资产，将其总资产额按照当时银行的利率，每年付给一定的利息，付息的时间为10年。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资本家丧失了“三权”：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人事调配权。资本家虽然还对生产资料有所有权，但已不能买卖，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在郊区农民代表报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喜讯之后，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告了首都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家，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66亿元，已有99%的户数，98.9%的职工及99%的总资产，以及私营商业82.2%的户数，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中共中央1955年底提出要求：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就意味着，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算起，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篇2：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通知》指出，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建设工作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提出了“两公开两透明”的公开承诺，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通知》说，要建立和完善捐赠款物接受、管理、使用分配的公示、跟踪和反馈制度，主动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和媒体、公众的监督。总会将率先实现接收捐赠的款物信息，捐赠人隔日可在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在特别重大灾害发生后的紧急阶段，做到捐赠收入和使用情况随时向社会发布；定期编制资助项目执行报告和财务报告，主动邀请审计和评估机构对捐赠款物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和评估，审计和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告。

要着力构建阳光透明的财务公开机制，政府拨款的财政资金要及时公布“三公”支出，社会捐赠的资金要及时公布使用分配情况。总会、地方红十字会都要建立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平台，力争两年内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总会将对2010年以来的财务收支报告、审计报告和有关评估报告通过官方网站陆续向社会公布，以接受社会监督。

《通知》要求，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物资采购、工程发包、购买服务等工作中，坚持程序规范、过程公开、结果公示的原则。符合政府采购要求的采购项目，必须实行公开采购，严格采购规程、严肃采购纪律。特别紧急阶段的采购，可在保证质量、价格合理的前提下，先行采购，随后公示。

无论是采购物资还是直接接受的捐赠物资，其分配和使用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规范救助标准和发放规程。资助单位和受助单位均要建立捐赠物资接收分配信息公开公示制度，主动公示捐赠物资的来源、种类、数量和去向。捐赠物资的发放，除特别紧急阶段外，一般情况下应进行调查摸底，张榜公示。

篇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近三年的各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探索过程中, 存在如下一些主要问题。

1.制度变动频繁, 缺乏长远规划。我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人口老龄化迅速、收入差距较大, 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 要建立新农保决非易事, 需要不断地改革与完善, 但如果制度变动过于频繁, 将不利于制度的推行。不少地区对刚推出的新农保进行了重大修改, 如北京市的新农保实施还不到一年就改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成都的农民养老保险实施一年多就作了显著修改。尽管基本思路变动不大, 但保持相对稳定非常必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新农保属于创新项目, 缺乏足够的经验可借鉴, 同时, 已经实施多年的城保制度也不大可能完全照搬, 但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因而难免会摸着石头过河;二是新农保专业人才匮乏, 理论研究尚未跟上, 方案出台缺乏充分论证与长远规划, 往往注重短期效益, 这显然不适合养老保险作为长期保障项目的发展要求。

2.权利与义务不相称。一项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平稳运行或者说可持续发展, 关键在于考虑了各方负担能力的情况下筹集到足够的养老保险基金去有效地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制度“好坏”的评价不在于待遇是否优厚, 也不在于缴费是否低廉。判断的标准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相称, 或是否匹配。缴费有确定性的规定, 待遇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地方政府的负担没有量化, 难免会让参保人员的待遇难以维持在适度水平

3.各地制度千差万别, 对农保制度的理解不够深入和准确。近年来, 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新农保试点, 在缺乏国家或省级劳动保障部门统一协调论证的情况下, 出台了若干套新农保方案, 这些方案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基金运用也缺乏有效监管, 并且管理方式、管理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制度千差万别, 难免会出现攀比风, 甚至相邻地区同样缴费的参保人员所领取的待遇相差很大。从而使待遇偏低地区有提高待遇的压力。新型农保制度相比于过去的农保制度有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制度上的设计有了新的内涵, 制度千差万别为今后制度彼此之间的融合带来困难, 也不利于农村居民身份的转换、人员的流动。固定数额缴费意味着不能跟踪收入水平的提高, 意味着需要经常调整, 甚至每年调整。若不及时调整缴费参照物价, 几十年后就可能出现像老农保所支付的养老金低得不值一提的尴尬局面。

4.统筹层次偏低。目前, 已推行的新农保大多实行县级统筹, 尽管有些地市一级或省一级劳动保障部门出台了指导意见, 但总体上统筹层次偏低。这意味着全国新农保被分割成条块, 不利于人员流动, 抗风险能力削弱, 养老保险基金分散, 也不利于通过组合投资等方式降低投资风险, 提高投资收益。这一后遗症在城保中已显示出来, 城保目前正努力将统筹层次提高到省级统筹。国务院《指导意见》指出:“试点阶段, 新农保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 随着试点扩大和推开, 逐步提高管理层次;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直接实行省级管理。”笔者认为, 新农保建设不能重复城保的改革路径, 改革应具有前赡性, 可以领先一步, 甚至考虑城保的改革趋势, 使二者在若干年后统一起来。

5.存在逆选择。逆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对产品的类型和质量等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次货驱赶良货的一种现象。保险的特性容易让身体状况较差或危险性较大的人积极投保, 身体状况健康或危险性较小的人不急于投保, 或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险种或方式去投保, 这种倾向, 称之为逆选择。同样, 新农保也存在着逆选择, 参保人员更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较低的费率、较短的投保年限投保, 以便相对于自己缴费来说获得更多的基础养老金, 即投保人沿着对自己有利而不是对举办者有利的方式去投保。尽管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 但基础养老金并不与自己缴费成正比。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尽管个人缴费、各种组织对个人缴费的补贴全部进入个人账户, 但享受的基础养老金是一固定数额, 未能体现选择较高档缴费获得较多的基础养老金的优势, 只是对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

二、对策

1.提高失地农民养老金待遇, 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都是国家公民, 理应享受同等权利和义务。如今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应当重新调整政策、拟定制度, 让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 或者与城镇居民身份平等地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因此, 建议失地农民与城镇职工一样享受基本同等的养老待遇, 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若按规定计发的月基本养老金达不到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70%的, 应按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计发;在经济特别落后地区, 失地农民的养老金, 可以介于“低保”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之间, 以后逐步过渡到同等标准。

2.强化政府在新农保制度推进中的主导作用, 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 实现政府对农村的“反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筹资机制, 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为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宜重新定位在农村社会保险中的责任, 建立以财政补贴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除了应通过缴费补贴、基金贴息、待遇调整补贴、老年人直补等多种方式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 还应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为参保农民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补助, 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

3.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的办法。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向。破除城乡分割体制, 创造条件探索实现农村和城镇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将享受到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参保模式:“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农民转居后, 便可与城镇养老保险衔接过渡。

4.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避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差异很大, 广大农村地区更是千差万别。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保险意识等方面的制约, 应充分考虑目前农村劳动者缴费能力有限,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农民之间, 其收入状况和生活成本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应成为设定缴费基数和养老金标准的依据, 既要真正发挥保障作用, 又要根据各地的人均财力和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实际水平, 缴费基数和基本养老金的确定可本着低水平进入的原则, 并随着人均财力和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增长“水涨船高”。

5.健全制度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关键。然而, 仅凭借存入银行、购买国债、缴存财政专户取得利息等手段, 无法保证兑付要求。为达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应建立较高层次的基金管理中心, 组建一支懂金融、会运营的基金管理队伍, 通过统一规范的管理和运作。达到基金最大程度的增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增值要求, 实行专款专用, 不得直接投资或变相投资, 不得挤占、挪用。不得干预基金的正常使用。要在国家金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改进投资方式, 拓展投资渠道, 制定优惠政策, 增加运营工具, 调动各有关会融机构参与管理运营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基金运营的收益率。

6.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 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在制度建设中法律是最稳定、最具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制度形式。它不仅具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效能, 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帮助人们克服对风险的恐惧, 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程度。因此应大力加快社会养老保险立法进程, 明确农民享有与城镇职工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权利, 也是建立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信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

篇4：关于建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关键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思考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125—02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标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社会分配公平合理是否得到实现。这些都关系到—个敏感而又复杂的热点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本文试图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谈一点粗浅的思考。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减压阀”和“安全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也有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看，依然还存在着：对讨论社会保障经济层面问题多，讨论规范与公平层面问题少；实证研究多，规范研究少；社会保险讨论得多，其他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养老保险研究多，医疗等保险项目研究少；对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多，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单一学科的研究多，多学科综合研究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这些理论研究上的多次重复或浅尝辄止。说到底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不够并急功近利的结果。事实上，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涉及所有社会成员利益和基本权利的跨期制度安排，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一项涵盖经济、政治、道德、家庭等等方面的多目标的综合性制度。对此问题的研究应该树立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观念，克服片面而单一的价值偏好和利益成见，把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性、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现实的可行性研究结合起来。

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问题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的保障制度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通常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学，忽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对未来社会构想中丰富的道德内涵。事实上，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蕴含着可用于系统证明制度性社会保障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资源。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新形势下重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由于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震荡，原来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农村和城镇居民二元分立为基础条件、以企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契约已经解体，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重新构建一个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契约，而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公共福利资源的公平分配。

从规范层面说，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应涉及两方面的基础理论：一是经济利益、财富和权利的公平分配，即学术界统称为分配正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讨论包括社会保障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规范视角，避免学术界经常易于陷入的经济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成见。经济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偏见，它把一切经济利益分配问题消解到以自由竞争为轴心的资源配置问题，使效率成为君临一切的强制要求，忽视人类社会珍视的其他价值和要求。国家主义主要指稳定偏好至上的研究思路，它把社会保障视为服务于政治家稳定偏好的工具，视社会保障制度为强制统治补充的社会软约束。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社会性。社会是一个由规范调节和利益融合的领域，它既不能还原经济主义所说的原子式的个人结合体，也不能还原超个人的国家。社会性意味着利益的社会调节，除了自发的同情心和无私的道德感外，基于公平的人际间规范的社会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公共决策的规范性问题研究。任何公共决策机制都具有潜在的道德和规范意义。以国家为中心的至上而下的决策受父爱主义道德支撑，它相信只有国家领导人才具有理性和公平决策所需要的智慧，老百姓既不了解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具有参与社会决策所需要的公平意愿，因此，公共决策只能依赖权威的排他性机制。同样，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投票模型也存在着问题，它既不能避免所谓“阿罗悖论”、“中间人投票”以及“囚徒困境”等问题，也不能优化公共决策的信息来源，只有参与式民主模式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决策的公平的规范期待，又能通过广泛的讨论优化信息来源，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公正性。参与式民主正是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依赖政治体制改革。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必须立足国情，以人为本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化的保障体制。然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由于体系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尚未全面地发挥出其缩小差距、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功能作用。这种状况显然不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主要是困难群体得不到有效援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保障功能仅限于食物保障而无法缓解贫困家庭的其他生活困难，乡村贫困人口缺乏制度化的生活保障机制，从而难以使贫富差距偏大的局面得到扭转。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主要是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不够。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構，必须立足国情，放眼长远。以人为本。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不断健全保障项目，稳步提高待遇水平，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加快规范管理服务，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群众享受到国家发展进步的成果。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或模式选择都会面临四个问题：保障项目；保障水平；制度建立的时序选择；覆盖率。从我国社会保障面临的规范和

资源约束来说，社会保障不能走西方福利国家的大而全的道路，应该是少而精，立足于主干制度，如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在保障水平的设计上应坚持量力而行，以保民生为基本原则，保障大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在民生性目标的实现上应坚持国家为主，吸收社会力量参与，但是，基本原则应该是社会性，而不是经济性。超出基本保障范围的社会需要应该让商业性保障和其他力量发挥作用。在改革的时序问题上，应根据不同社会需要的强度和道德的紧迫性加以合理的政策排序。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来说，贫困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最为迫切，应该在决策时序上获得更大的权重；相对于基本收入维持的制度来说，生命健康需要具有更多的权重，因此，医疗保障制度的普及和完善具有时序上的优先性。只有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得到保障，才能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必须以人为本。社会保障作为公共支出结构中的重要部分虽然具有宏观经济意义和效果，但是，它既有别于微观经济主体，也不同于国家的经济计划、管理部分，它的重心不在于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优化整个社会的环境，为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篇5：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XXX，我申请的学科是高中思想政治，我说课的课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下面是我的说课内容。

根据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和本次说课课题要求，并结合本节课教学内容，设计如下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

1.知识目标：通过本节内容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条件、内容、特点：“一五”计划制定的依据、内容和超额完成；三大改造的完成及历史意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

2.能力目标：通过对“一化三改”的关系和三大改造的教学，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总结概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查找资料，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中国人民全力投人和支持工业化建设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对重工业在工业化建设中突出地位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正确认识国情的教育。通过对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教学，使学生认识这部宪法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难点：过渡时期的性质；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性质。

三.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在学生课前准备的基础上，让学生说出近代列强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及结果并要求学生讨论出现结果的原因。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应及时给予肯定，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活跃课堂气氛。

1、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本目内容，包括小字部分。提问：何谓“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我国的社会性质如何？提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和实质如何？这一总路线有何特点？党和政府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2、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目是本课的重点之一。其中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形式、性质是本课的难点。首先应向学生明确指出：三大改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一场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

3、经济建设计划的超额完成在要求学生充分预习和认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内容包括：教材正文、小字及教材图画、图表等）对本目教材的学习安排可以分以下三个步骤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加紧进行。由此引入：

4、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并讨论回答问题。）

问题：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本课小结：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五”计划的完成，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一个长期落后的古老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和更多的困难。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奋斗，开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教学过程说明：

本课一直是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学的一个重点内容。首先在导入方面打破常规，从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入手，说明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性，而工业化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导入自然贴切。其次围绕生产力──工业化建设、生产关系──三大改造、上层建筑──民主建设展开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遵循师生互动的教学原则，以教师的提问为主导，让学生解答为主线，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同时充分利用图表、幻灯片等多种形式，通过展示材料、制作表格、分组讨论、相互辩论、师生交流等多种方法，最终实现教学目标和要求。

篇6：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根本政治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亲密合作的关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团结各阶级、阶层力量，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省级民族自治区有1947年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建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8年建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建立的西藏自治区。新中国建立后，在民族聚居地区广泛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历程

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一样，民主政治建设历经曲折，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光辉大道。回顾半个多世纪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基本可划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1949年—1954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国民党在全国的独裁专制，建立起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到1952年9月，全国普遍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领导生产建设为中心，对国家开展的各项工作，普遍进行了认真的组织和领导，发挥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的支持、监督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干部。这说明，我们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个有效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同时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确立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第二阶段：创建时期：（1954年—1966年）经过5年的实践和1953年各地的普选，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从而标志着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它

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纲领，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纪元。

第三阶段：重创时期：（1966年—1976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付出艰辛努力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遭受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第一，红卫兵运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和民主法制的初步破坏。“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导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及至人身权利遭到严重践踏。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刘少奇冤案，典型地反映了宪法尊严所遭受的践踏，人民所遭受的严重人身迫害。第二，造反派“全面夺权”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空前践踏及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1967年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造成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各造反派组织间的激烈斗争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人民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社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法正常召开，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

第四阶段：重建时期：（1976年—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恢复。1978年2月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新的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第五阶段：发展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深刻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政治建设快速发展并得到不断的完善，从理论上看，我党出台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文献，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的决议，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总目标。这些重要理论是我们新时期顺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政治具体内容的特征

1．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

①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中，根本的是共产党领导。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领导是基本前提，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亲密合作，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根本特点。

②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是因为我国民

主党派与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这与西方多党制中以谋取执政地位为目的的反对党、在野党具有本质的不同。

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与各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地位，决定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是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诤友关系，是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亲密团结、合作共事的关系，而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互为对手、彼此倾轧的势不两立关系。这与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多党制政治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是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显著特征。

2．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

①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既不是脱离祖国大家庭的“独立自治”，也不是半独立状态的“自治邦”。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我国的一级地方政府。

②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自治权利是中央统一领导，根据宪法和法律，遵循党的方针政策的“民族主权”。一切民族自治地方都必须遵循宪法所规定的总原则，坚决、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依照宪法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③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实行的区域自治，而不是脱离一定地域的所谓“民族自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脱离整个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全国的经济建设而奢谈什么“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体系”。

④我国民族状况的特点是，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散，绝大多数与汉族交错聚居，少数民族之间也多半是交错杂居或聚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单纯以人口比例为依据。人口较多的民族可以自治，人口较少的民族也可以自治，而不是只有一个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才能实行自治。

⑤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往往包含几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搞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要处理好上下关系，也必须适当处理自治地方内部的民族关系；既要适当处理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又要适当处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繁荣。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

①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制度形式。这一制度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去行使国家权力，参加国家管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我国的各政党、阶级、阶层、地区、民族等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广泛的人民基础，保证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

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运行，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三，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

③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一院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不搞“两院制”。国家权力统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各级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都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全权性，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它的执行机关。

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特点

1954年一届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①它规定的第一个原则是人民民主原则，而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②它的第二个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集中表现为公有制原则。就社会阶段而言，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③这部宪法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