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水研究现状

国外水研究现状（精选8篇）

篇1：国外水研究现状

国外滨水绿地景观有哪些相关研究?

国外对于城市滨水区的研究与实践多围绕着滨水区在城市更新与复兴中的地位进行，回顾国外城市滨水区域的演化，可概括为: 自然形态的发展、工业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滨水区开发三个阶段，是一个由繁荣到衰退到再开发的过程。

西方城市最早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城市生态景观系统来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不乏滨水绿地的建设。1840 年唐宁提出“城市公共绿地是城市‘肺’”的观点，呼吁建设城市公共绿地，以始于英国的城市公园运动为起点，城市中建立了各类公园改善环境，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就是典型代表。1880 年奥姆斯特德主持的波士顿公园体系规划，用河流及滨河绿色开放空间把数个公园连成一体，将河流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拓展相结合。1898 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将运河水系作为城市核心区外围的保护缓冲带，与绿带结合串联起城市景观。此后的“绿道”“绿带”研究均重视河流以及滨河绿色空间在城市中的生态与社会效益，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著的《寂静的春天》被誉为启蒙人类环保意识的杰作，书中作者用犀利的言辞批评了化学药剂等污染物对水体造成的污染。英国风景园林师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书中从流域的角度对滨水环境规划做了详细的论述，提出在不破坏水资源的情况下开辟滨水游憩设施，推动了城市滨水区的生态规划。美国景观设计师西蒙兹在《大地景观环境规划设计手册》中说明了水体在城市开放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在保护的基础上对自然水系进行合理、系统的开发利用，增强城市与河流水道的联系，“把‘蓝道’包围在宽度有变化的带状开放空间去……”。

德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近自然型河流”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也都针对滨水绿地、滨水开放空间做了研究与实践。目前，西方城市滨水区已从局部景观改造发展到针对流域、宏观尺度的景观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融城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于一体，注重水环境的系统性、生态性和多目标性，以及自然资源保护、雨洪管理、滨水景观营造、滨水用地多功能开发、城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等方面，已形成相对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

篇2：国外水研究现状

礼貌原则принцип вежливости是由英国著名的学者李奇于1983年在格莱斯“合作原则”принцип коопераци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李奇效法格莱斯划分语言交际中的合作原则，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项准则，其中每条准则都包含两条次准则：

1.策略准则（用于指令和承诺）Tact maxim a)使他人受损最小；b)使他人受惠最大

2.宽宏准则（用于指令和承诺）Generosity maxim a)使自身受惠最小;b)使自身受损最大

3.赞扬原则（用于表情和表述）Approbation maxim a)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b)尽力扩大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原则（用于表情和表述）Modesty maxim a)尽力缩小对自身的赞扬；b)尽力扩大对自身的贬损 5.赞同准则（用于表述）Agreement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分歧；b)尽力夸大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一致 6.同情原则（用于表述）Sympathy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对他人的厌恶;b)尽力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礼貌原则”在会话中的性别差异，首都师范大学，崔国鑫）在国外对“礼貌研究”还有布朗和； Brown&Levinson 的面子观

他们认为面子的概念来自Goffman的面子行为理论和英国民间词语，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面子与尴尬，难堪，或“丢脸”相联系（1987：61）。他们认为，说话人应该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FTAs）。

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言语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Brown &Levinson将面子的划分为负面面子（NegativeFace）和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负面面子反映了一个人不希望被人强加观点，或者做出自由选择的愿望。正面面子反映了一个人被人喜欢，赞同，尊重或者欣赏的愿望（1987：61）。与之相应，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划分为两类：负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负面面子策略强调听话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它是一种尊重策略（deference strategy）。正面面子语用策略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

1．负面面子策略

对于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来说，负面面子是最合适和最为规约性的语言策略（1987：130）。负面面子礼貌策略即尊重策略涉及人际交流过程中的“正式”礼貌形式。在实施负面面子策略的时候，说话人考虑听话人的负面面子需求，应表示自己不愿意强迫对方，侵犯对方，尊重听话人的自主自由，现列举在本段邀请行为中涉及到的负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利用规约性间接手段（Beconventionally indirect）（1987：132）。以规约性的间接手段表示请求等，可以避免损害到受话人的负面面子。在文中的邀请行为中，赖大家的说到：“不是接他老人家，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语言转弯抹角，用“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赖大家的要邀请贾府的主子们赴宴，取代了直接言语行为，另一方面又让听话人一听就明白，表达尊重听话人的自主自由。

2）闪烁其词（Hedge）（1987：145）。正如正面面子策略中的“留有余地”一样，负面面子通过一些“不明确的话”来减弱威胁面子行为的目的。在王熙凤回答赖大家的邀请时说到：“别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这个“别人不知道”就是一种闪烁其词的策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其他人，避免威胁其他听话人的负面面子。

3）表示悲观（Be pessimistic）（1987：173）。不强迫受话人作出行动反映，表示说话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不抱太大的希望，听话人不必受说话人话语影响。赖大家的说：“择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赖大家的发出邀请，但是话语中表示了悲观，虽然定了日子，但是请不请得来贾家的主子们还得看自己婆婆赖嬷嬷的面子，对自己邀请这一行为表示了悲观。博士论文，面子观。

4）尊重（Give deference）（1987：178）。博士论文，面子观。尊重策略的实施是通过使用一些明确表达对于听话人的社会地位给与尊重的称谓语，也可以通过自贬（downgrade）的方式加以实施。文中多处体现到这种策略。赖嬷嬷对贾家主子的称呼“主子”、“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老爷、爷们”、赖大家的对王熙凤称呼“奶奶”，这些都是通过称谓语体现出了尊重策略。称在自己家的花园摆酒为“在我们破花园子摆几席酒”，通过自贬方式实施了对听话人的尊重。赖嬷嬷说：“我才去请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赖嬷嬷的言外之意是由于自己请到了老太太去赴宴才证明自己有面子，突现了对老太太的尊重。

5）给受话人提供某种补偿（Redress other wants of H’s）（1987：209）。发话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补偿，如承认蒙受恩惠，承认欠债等。文中赖嬷嬷两次提到“托主子的洪福”，认为自己儿子被选上是托了贾家主子的福，能够摆酒席好好热闹上三天也是托勒贾家主子的福，承认蒙受了贾家人的恩惠，照顾了听话人的负面面子。

2．正面面子策略

正面面子礼貌策略与“亲近”（intimacy）紧密相关。正面面子策略隐含着寻找共同点和申明愿意和对方合作来尽可能缩短双方之间距离。它用礼貌形式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1987：101-117）。仅列举文中涉及到的正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声称具有共同点（Claim common ground）（1987：103）。说话人表明与听话人是一类人，具有相同的目标，价值观或者爱好等。通常的做法有表明具有同样的团体身份，这可以通过称呼的选择，方言，行话的运用来显明。博士论文，面子观。文中赖大家的称呼“奶奶姑娘们”和赖嬷嬷的称呼“主子，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一方面表示对贾家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说话人与听话人关系是一个团体的身份。

这个策略也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强调双方又共同分享的背景，可以让受话人自在轻松，同时维护受话人的正面面子。如王熙凤说道：“先说下，我是没有贺礼的，也不知道放赏，吃完了一走，可别笑话。”这是句玩笑话，实际上她是肯定要带着贺礼的，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哪里话？奶奶要赏，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这句玩笑话作为回应，能表现出她们的关系融洽，是亲近策略的很好体现。

篇3：国外内部控制研究现状分析

古罗马帝国宫廷库房采取的“双人记账制度规定”, 一笔经济业务发生后要由双人同时记录在账簿上, 并定期进行对比考核, 审查有无错弊, 从而达到控制财产收支的目的。15世纪末出现的借贷复式记账法, 则标志着内部牵制已走向了成熟。现代内部控制中有关组织控制、职务分离的控制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

最早涉及内部控制的职业文献是192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 (RB) 修订发布的《会计报表的验证》, 而最早定义内部控制的是1936年发布的《独立公共会计师对会计报表的审查》 (Examin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independent Public Accountants) , 该文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为了保护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的安全、检查账簿记录准确性而在公司内部采用的各种手段和方法”。

2各国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

近几十年来, 随着内部控制理论的不断发展, 比较有名的内部控制模式有美国的COSO、英国的Cadbury和加拿大的CoCo。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为营造良好的内控框架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建议。

2.1美国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

(1) 萌芽期——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

内部牵制阶段。该时期的内部控制主要特点是以任何个人或部门不能单独控制任何一项或一部分业务权利的方式进行组织上的责任分工, 每项业务通过正常发挥其他个人或部门的功能进行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

(2) 成长期——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

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制度二分法) 。该时期AICPA的审计程序委员会 (CAP) 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 (1949) 的报告中首次给内部控制下了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定义:“内部控制使企业所制定的旨在保护资产、保证会计资料可靠性和准确性、提高经营效率, 推动管理部门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组织计划和相互配套的各种方法及措施。”, 其后又对该定义进行了三次修订。该阶段完成了实践塑造和理论完善两大使命。

(3) 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

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结构三分法) 。1988年AICPA发布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会计报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结构的关注》中首次采用内部控制结构替代内部控制, 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取得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这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4) 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旧COSO报告 (要素五分法) 。COSO报告将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 为营运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这五大要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

(5) 最新成果——全面风险管理。

COSO委员会在2001年成立了企业风险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项目咨询委员会, 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COSO委员会在2003年7月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征求意见稿, 并于2004年9月29日颁布正式稿。COSO委员会在ERM内容摘要中, 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相互融合, 明确指出了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理不可分割的部分, ERM涵盖了内部控制, 但并不是对内部控制框架的取代。

2.2英国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

从1992年的卡德伯利报告到1999年的特恩布尔指南, 英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内部控制的研究逐步趋于系统和完善。1992年的卡德伯利报告 (Cadbury Report) 、1998年的哈姆佩尔报告 (Hampel Report) 以及1999年的特恩布尔报告 (Turnbull Report) 堪称是英国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研究历史上的三大里程碑。

1992年的卡德伯利报告全称为公司治理的财务面 (The Financi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它从财务角度研究公司治理, 将内部控制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下, 以内部控制、财务报告质量以及公司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 明确要求公司改善内部控制机制。卡德伯利报告在许多方面开创了英国公司治理历史的先河, 它所确认的公司治理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1998年的哈姆佩尔报告全面赞同卡德伯利报告将内部控制视为有效管理的重要方面的观点, 鼓励董事对内部控制的各个方面进行复核。哈姆佩尔报告所提出的准则, 将公司治理向前推进了一步, 但内容缺乏新意, 委员会主要由既得利益者组成, 责任不够明确。

1999年的特恩布尔报告就如何构建“健全的内部控制”提供了详细的指南。它认为董事会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负责, 应制定正确的内部控制政策, 还应进一步确认内部控制在风险管理方面是有效的。特恩布尔报告推进了内部控制定义的发展, 强调通过战略参与为公司创造价值, 标志着风险导向内部控制时代的来临。

2.3加拿大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关于内部控制存在三个趋势: (1) 大部分企业对内部控制越来越重视 (2) 社会公众要求公司公开披露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呼声越来越高 (3) 监管机构越来越重视公司内部控制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基于此, 1992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CICA) 成立了CoCo委员会 (Criteria of Control Board) 。经过三年的研究, CoCo委会员于1995年10月正式发布了关于内部控制的框架性文件-控制指南 (Guidance on Control) 。该指南对内部控制的定义、要素、作用、参与者及原则进行了阐述,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内部控制理论体系。

3国外内部控制研究的启示

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内部控制的发展, 带来一个启示——风险导向内部控制时代的来临。随着风险导向内部控制时代的来临, 内部控制的工作重点由控制转向风险, 它关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已成为现代内部控制的发展方向。

当今社会经济环境日趋复杂, 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风险, 因此企业应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以防范和规避风险。而分析和辨认风险是有效内部控制的关键组成要素。从COSO的两份重要报告中可以看出, 不论是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还是2004年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均把风险管理作为主要的内部控制要素, 强调识别和管理风险的重要性。英国的特恩布尔报告扩大了内部控制的范围, 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为一体, 认为两者是近乎等同的概念。可见,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日益融合, 风险导向已是内部控制的发展方向。

摘要：内部控制理论是随着社会经济进步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完善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在世界范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阶段, 最为显著的研究成果是美国的COSO报告。对国外内部控制的研究现状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 并指出了所带来的启示——风险导向内部控制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国外内部控制,研究现状,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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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展翔.加拿大CoCo委员会内部控制框架述评[J].商业研究, 2005, (1) .

[4]顾奋玲.日本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及其启示[J].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9, (1) .

[5]黄为娥.内部控制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6]方敏, 牛红琴.企业内部控制理论探源[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04, (05) .

[7]王秀杰, 王秀芝.英国内部控制发展的历史透视与思考[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3) .

篇4：国外青年自组织现状研究

【关 键 词】自组织 青年自组织 国外青年自组织

一、青年自组织概念界定

青年自组织的提出与“自组织理论”、“自组织”有关。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物理学的系统理论,但是如今它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自组织”。德国物理学家H.Haken认为,如果一个系统不靠外部指令,其系统本身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它主要是研究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而所谓青年自组织,国内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描述,安建增认为青年自组织是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行运作和自我治理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拥有组织章程和组织框架的青年非政府组织。董悦等学者给出的的概念是:青年自组织是指既没有到当地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拥有法人资格,也没有在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登记备案的,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在社会生活中较为活跃的青年组织,是青年出自年龄特征或自身特殊的利益和需求,为实现某项目标并根据一定的规章进行活动的集体。从自组织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青年自组织是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由三个以上的青年人经相互之间频繁的交流沟通,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自发形成核心人物,其结构功能日趋复杂化,并与外部环境保持持续联系的特殊青年群体或青年组织。

二、国外青年自组织的现状及特征

虽然青年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甚至更远,但严格意义上的青年自组织则出现于近代工业化以来的西方社会。1815年6月诞生的德意志大学生协会,被认为是早期青年组织的典型代表。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媒介的广泛使用,青年自组织不仅分支机构数量众多、参与人员广泛、组织结构也比较完善,而且其地位和功能也不断提升。各国青年自组织在规模上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国际化的发展,国外青年自组织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进军,步伐迈向国际化的发展势态也更加明显。国外青年自组织具有以下几点主要特征:

1、公共性和政治性突出

在西方两党或多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内权利、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围比较浓烈在这种环境中催生的青年自组织多以带政治色彩的压力团体存在,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社会公共领域。比如,美国青年自组织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就相当广泛,在社会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权益保障、加强青年与社会的沟通、失业和职业培训、残疾人和移民问题、发展性教育问题、防止滥用药物和吸毒问题等。国外青年自组织大都是某一群体或党派利益的代表,它们执行着向政府、社会反映其集体的利益需求,通过群体力量给政府施压,使政策的制定倾向有利于本群体或党派利益的方向。这种方式是青年国外青年公民表达政治立场,实施自治、向政府问责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国外青年自组织虽然涉及领域广泛,但公共事业领域却是大多数国外青年自组织都参与的,就算是趣源性的国外青年自组织也会参与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项目。专门针对各项公共服务的青年自组织更是为数众多。

2、生存环境宽松,社会支持力度大

在很多西方国家,青年自组织可以在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发展。其一,国外青年自组织的身份、地位一般都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而且有的国家还会出台相关的立法以保护和鼓励青年自组织的发展。其二国外青年自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较容易得到社会公共资源的扶持。在美国就有针对各种青年自组织的直接减免税务的相关规定。其三,在国外国家政府通过合作,承包等方式以合作伙伴的身份邀请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这种方式成为激励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促进青年自组织发展的最有效的方法。

3、管理规范,信息畅通,运作成熟,生命力强

无规矩不成方圆,国外青年自组织大都具有细致的组织成员权利义务说明和完备的管理规范,它们是组织成员协商的结果,所有成员都同意遵守这一共同协议。组织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及各项活动的参与等等都是组织成员出于自愿,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的。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青年自组织之一——基督教男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其各级YMCA联盟与YMCA会员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主要起到一种代表和协调作用,通常也不直接组织活动。各地方性的YMCA面向所在社区、独立规划组织其活动和计划。除此之外得益于西方社会和管理思想的发展,国外青年自组织历史根基深厚,较早建立了完善的本土化的组织机构体系,以此为沟通渠道,密切了组织成员的联系,保障了组织的凝聚力。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外青年自组织通过很多中介性的服务机构与政府、社会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保持了信息畅通。完备的管理细则,民主自由的管理方式,畅通的信息渠道,这些就是为什么国外青年自组织能获得长久生命力,有的甚至历时百年不衰而且不断壮大的秘诀所在。

三、国外青年组织的发展趋势

1、自身组织结构、组织目标、组织职能的变化趋势

(1)国外青年自组织的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非正式化、无边界化和国际化取向。首先,他们需要更为灵活的、平等的和更加高效的组织。因此,组织结构更加简约化、扁平化。其次,随着青年组织发展取向日趋多元化,尤其是大量服务性的组织、休闲型的新兴组织不断出现,当代青年组织也不再拘泥于已有的正式化组织模式,而是在原有组织模式基础上发展出了许多新颖、实用、为广大青年所喜闻乐见的非正式化青年组织模式,形成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交融发展的格局。最后由于组织的非正式化,成员流动性加大,出现无边界组织趋势。加之现代通信和交通的发达,使组织成员扩大到国际范围的同时组织活动范围也出现国际化的趋势。

(2)组织目标转向公益化和社会化。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的青年自组织在满足组织成员需求的同时也在社会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自组织的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参与公共事务,服务社会大众。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青年主体意识的彰显、对自由与权利的崇尚,青年自组织倡导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社会思潮,其目标将逐渐向满足社会需要、服务青年生活、参与社会管理、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为主要的旨向。

2、社会地位,角色的发展变化方向

(1)青年自组织与政府由相互独立转向合作伙伴关系。从政府角度看,随着青年自组织的发展其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提升,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青年自组织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青年自组织由于自身规模的扩大,参与领域的拓宽,及青年需求的变化和提高等原因,在管理和资源上有些力不从心,发展瓶颈凸显。它们希望得到政府不仅在物质资源上的支持,更要在政策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方法上给予帮助。

(2)青年自组织人员职业化,成为青年就业的新途径。随着青年自组织的发展壮大,组织活动的专业化逐渐加强,组织管理的的难度和工作量也与日俱增,越来越需要专职人员参与组织的日常管理活動,这就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就业岗位,拓宽了青年就业的途径。出于组织活动专业化趋势加强的要求,就职这些岗位的青年一般要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才能正式上岗。

四、国外青年自组织对我国青年自组织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青年自组织的研究及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我国青年自组织发展及引导的一些启示。

1、创造宽松的外部制度环境,保持青年自组织的独立性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对青年自组织给予正确定位和合理分类,引导他们健康有序发展。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在政策引导,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尽量下放相应的权利,避免直接参与其组织活动,保证青年自组织真正成为为青年服务、反映青年诉求、代表青年利益的相对独立的组织。

2、加大服务性工作投入,在资金以及管理技术等软硬两方面给与扶持

通过健全政府服务购买机制、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开展社团领袖培训等,为青年自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等方面的扶持,推动自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开展有益活动。由于青年自组织成员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活动领域的拓宽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很多青年自组织在管理方法和技术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急需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给于支持和指导。

3、建立专门的中介性质的组织结构体系提供信息等方面的服务构建政府与青年自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保持信息对称,加强与政府合作,鼓励其参与社会管理,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青年自组织的发展。在我国共青团要在承担政府青年事务方面积极探索,建立青年自组织的服务平台,以加强联系、提供服务、开展活动为手段,把更多的自组织凝聚在体制内青年组织周围。

参考文献:

[1]李辉,练庆伟.国外青年组织发展的特征[J].当代青年研究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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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春雷,美国青少年组织观察及其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04,(09).

[4]高金鹭.英国青年社团组织的新变化[J].中国青年研究,2002,(06).

[5]安建增.中美青年自组织生成逻辑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08,(07).

篇5：国外工作倦怠研究的现状述评

国外关于工作倦怠研究的现状述评

摘要：文章回顾了国外关于工作倦怠的相关研究,全文分四部分进行介绍.第一部分介绍其概念以及相关量表;第二部分对工作倦怠方面研究的发展过程做一简介,主要涉及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所关注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对工作倦怠产生影响的因素,分为工作特征和个体特征两方面的因素;第四部分补充介绍一些解释工作倦怠成因的理论模型.最后,文章在第五部分加以总结评述并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 作者： 王晓春甘怡群 Author：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 期 刊： 心理科学进展 PKUCSSCI Journal：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 2003,11(5) 分类号： B849:C93 关键词： 工作倦怠 衰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丧失 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 机标分类号： I0 R65 机标关键词： 工作倦怠影响的因素相关研究理论模型工作特征个体特征量表解释概念方法成因 基金项目：

篇6：国外学者对反腐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腐败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同时还有影响腐败的方面，以及探究如何进行反腐更为有效。研究更多体现在廉政建设上，类似于政权选举，立法呼吁、草根公民的努力、新闻媒体的作用等。而对于网络反腐这块的研究甚少，只基于网络作为其工具可采纳使用为反腐服务。

（一）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

Diana Schmidt（2007）认为反腐有四个至关重要的时期:(1)学术争论早其对腐败的争论(pre-1990年代);(2)初始反腐败辩论(1990年代);(3)一段时间的重新定位(2000年代早

1期);(4)最新的反腐败辩论(2000年代)。Mccoy J.L.（2001）则分析了全球反腐败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对其反贿赂元素的分析,自19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阶段:(1)提高认识,(2)制度化

2发展而来的法律和政策工具,和(3)全球采纳、内化和依从性。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提供证据表明，腐败已经发生在以下这些领域的改革等，如私有化(Tangri & Mwenda 2001),公共采购、政府收入收集(Fjeldstad et

3al.2003),议会和总统选举。

（二）对抑制反腐的措施的研究

Klaus Abbink（2004）提到在德国联邦政府正式职工旋转是一种在公共管理下反对腐败的预防措施。反对腐败的措施之一是让正式的职工进行职位调换，而旋转的作用是能显著降低贿赂的频率及因贿赂而产生的低效4。Anne Marie Goetz（2007）则通过研究发现，妇女成为反腐的新力量之一，因统计证据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和劳动力上拥有更多数量为妇女的国家存在更低的腐败程度5。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2006）则提出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是防治腐败的有力举措之一。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的14个国家与专用的透明的法律是三倍的可能回应，信息请求,缺乏透明度的国家法律则承认不到一半的信息公开请求6。同时他也指出，更高的透明度和声音降低腐败甚至发生在高度层次和不平等的社会。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认为媒体和协会的自由,可以宣传和阻止7政府的腐败。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2003）一项在整个亚太地区公司的大型调查显示，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行政腐败更有可能采用强化反腐败计划比国家与高水平的行政腐8败。

（三）对反腐中的网络所起作用的研究

Diana Schmidt，Anti-corruption: What Do We Know?Research on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7 VOL 5, 202–232 2 Mccoy J.L.：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nti-corruption Norm，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38, Number 1, March 2001 , pp.65-90(26)3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4 Klaus Abbink，Staff rotation as an anti-corruption policy:an experiment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0, Issue 4, November 2004, Pages 887–906 5 Anne Marie Goetz，Political Cleaners:Women as the New Anti-Corruption For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8, Issue 1, pages 87–105, January 2007 6 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ego_1081，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0)4, 261–280 7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8 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1999-2002，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3）Roberts(2006)指出互联网已经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收集、分发和访问政府信息更为方便。由于这些特点,政府已趋向于使用电子政务，以求获得更多信息和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及反腐目标的实现。而提供给公民信息和让具备一定素质的公民去监察政府的活动，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电子政务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可以用来打击腐败。Anderson(2009)通过对比分析1996年之间变化和2006年腐败数据，基于一项研究即通过ICT推动电子政务的举措,得出结论说,“实施电子政务可显著减少腐败,甚至那些控制了所有的倾向腐败的政府或多或少是基于积极地采用电子政务倡议。而Shim & Eom,(2008)也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减少腐败,促进良好的治理,加强倾向的举措,减少潜在的腐败行为,提高政府雇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允许公民跟踪活动,并通过监测和控制政府员工的行为。Brown & Cloke(2004)提到反腐不仅有关所有的努力促进、信息的开放等,减少腐败还严重受到文化、一个国家的环境、对社会态度的价值观认识、信息级别的识别与政府的公民有关，也应从一个独立新闻媒体的可行性信息政策及制定的政府考虑。9

篇7：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2.1 体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科技等都在影响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进程。因此，“整个社会和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体育社会学中最时兴的研究中心”。[2]

2.1.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曾有些人认为，体育就是体育，它与政治毫无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3]体育的发展由此而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动力。因此，各国体育工作者在制定本国的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到政治这一重要的因素。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的体育已被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所渗透。虽然它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它却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4]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分崩离析，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方文化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引起体育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反映了体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些变化也引起全世界体育社会学家的兴趣，成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一个热点。[5]长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竞技体育被国家垄断系统所推动，造成了大众体育因经费缺乏而未能得到发展。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体育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政策就是在国民健康第一的前提下发展大众体育。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因此，在开放的社会中，研究者选择课题经常是从个人偏爱出发的。然而，“近来，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在科学家的磋商下，执政当局显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研究项目的次序，如果一个人希望他（她）的研究项目获得财政的支持，建议他（她）考虑那些政府优先的项目。”[2]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把政治作为选择研究课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2.1.2 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原来，相当一部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体育主要为福利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运动规模不断扩大，使得社会对体育设备、管理、指导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各种体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经费投入。这些资源和经费主要是从体育“外部”社会获得的，除了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外，还要靠商业的运作，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因而，多数西方国家的体育运动受商业主义、政治色彩和群众娱乐的影响。不久前，

篇8：摩擦摆装置的国外研究现状

关键词：摩擦摆,国外,研究现状

1 摩擦摆隔震模型应用分析

自Zayas首次提出摩擦摆隔震模型后, 国外的学者便对这种能有效耗散地震能量的技术进行了众多的理论研究和试验分析, 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2000年, Luciana R Barroso, Scott E Breneman, H A Smith[1]对是否设置FPS隔震结构这两种情况在地震作用下的地震响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研究表明, FPS隔震系统能够提高结构抗震性能, 其中最大剪力与最大加速度都有明显的降低。

2001年, Hyakuda T, Saitok K, Matsushita T[2]建立了摩擦摆隔震建筑模型, 通过与实际地震下的地震相应记录的对比, 发现记录结果十分吻合, 从而验证了该系统具有良好隔震效果的特性。

2003年, Seyed Ali Hashemi, Nezhad Ashrafi[3]运用ADINA有限元软件对设置FPS的变电站变压器进行研究, 分析可得, 频率对摩擦摆隔震支座降低基底剪力的影响很小, 从造价成本和隔震效率两个方面考虑, 来选取最合理的曲率半径。

2003~2005年间Dicleli Murat, Mansour Mohamad, Mokha Anoop, Zayas Victor, Constantinou Michael C[4,5,6,7]分析了在桥梁工程上安装摩擦摆支座的经济性和可行性, 发现FPS安装在桥梁工程上也能很好地发挥抗震功能, 并且制作加固成本也很低。

2004年, Constantinou M C, Carpenter J A[8]构思设计了一个将双凹摩擦摆支座安装在6层的钢框架上模型, 并且详细介绍了该种隔震体系的安装问题。

2005年, Christopher S J Clarke, Robert Buchanan, Michael Efihymiou[9]研究了在萨哈林岛项目中的近海平台上设置FPS隔震体系并采用隔震设计, 通过模型分析表明在近海平台上设置FPS隔震体系可以得到良好的隔震效果。

2006年, Sevket Ates, Alemdar Bayraktar, Aydin Dumanoglu A[10]分析了公路桥梁安装FPS隔震支座后在空间变化下和场地效应下的地震动强度的随机反应, 研究证明, 场地效应对地震作用下的隔震桥梁有重要的影响。

2007年, Moussa Leblouba[11]分析了摩擦摆混合隔震系统。研究表明, 混合系统在控制支座位移幅值有较大的作用, 并且能够给结构提供较长周期, 具有良好的经济性。

2007年, Young-Suk Kim, Chung-Bang Yun[12]专门研究了摩擦复摆系统 (双凹槽摩擦摆) 隔震结构, 分析了在不同的地震作用下该种结构装置在桥梁上的地震反应, 通过分析摩擦系数和恢复力, 得出该体系的隔震效果。

2008年, Torunbaki N, Ozpalanlar G[13]将摩擦摆支座与铅芯橡胶支座设置于工程结构并对其隔震效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表明, 摩擦摆支座与铅芯橡胶支座相比能更好地减少结构的地震响应。

2009年, Woo Bum Kim, Kangmin Lee, Gil Hee Kim[14]建立了将FPS支座用于核电站主控室的隔震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计算论数值和试验数据的比较, 可知FPS支座不仅能够安装在核电站主控室上, 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2010年, Emre Abal, Eren Uckan[15]考虑将FPS支座安装在液体储存罐来进行隔震效果的研究。结果可知, FPS支座能有效减小储液罐的基础剪力, 对高宽比大的储液罐的作用更明显, 具有明显的隔震效果。

2011年, Montazar Rabiei, Faramarz Khoshnoudian[16]建立了在多层设置FPS支座的结构模型, 并分析其在竖向地震分量作用下的反应, 以Newmark-β法为基础推导了其运动方程。研究结果表明, 摩擦系数、自振周期和主结构的阻尼比和质量比对结构的减震效果有巨大的影响。

2012年, Tracy C.Becker等[17]总结提出了一个非线性的运动学模型———三摩擦摆隔离轴承模型, 通过实验表明, TFP轴承可靠的性能在许多动作和行为是可重复的。

2013年, Tathagata Ray等[18]提出了可以模拟整体受力变形行为, 跟踪位移单独滑动面的模型, 该模型已在方案2D-IDARC和3D-BASIS得到执行, 并且得到的分析结果与振动台的实验结果相似。

2014年, Hesamaldin Moeindarbari等[19]研究了一种新的地震隔离器———三重摩擦摆支座 (TFPB) , 提供了在不同刚度和阻尼组合下其运动的进程。提出的优化方法可用于调查其他类型的上层建筑是否具有类似的运动。

2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