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往事只堪哀》诗词赏析（精选3篇）
篇1：《浪淘沙·往事只堪哀》诗词赏析
往事只令人徒增哀叹，无论面对多么美好的景色，都难以排遣心中的愁苦。秋风萧瑟，冷落的庭院中，爬满苔藓的台阶，触目可见。门前的珠帘，任凭它垂着，从不卷起，反正整天也不会有人来探望。
横江的铁锁链，已经深深地埋于江底;豪壮的气概，也早已淹没在野草之中。傍晚的天气渐渐转凉，秋月澄明。回想那精美辉煌的楼宇宫殿，如今是人去楼空，只有那楼影，空映在秦淮河的河水中。
篇2：《浪淘沙·往事只堪哀》诗词赏析
一任：任凭。吴本、吕本、侯本《南唐二主词》、《花草粹编》作“一行”。《续选草堂诗余》、《古今词统》作“一片”。粟本《二主词》、《历代诗余》、《全唐诗》作“桁(héng)”。一桁：一列，一挂。如杜牧《十九兄郡楼有宴病不赴》：“燕子嗔重一桁帘。”
终日谁来：整天没有人来。
金锁：即铁锁，用三国时吴国用铁锁封江对抗晋军事。或以为“金锁”即“金琐”，指南唐旧日宫殿。也有人把“金锁”解为金线串制的铠甲，代表南唐对宋兵的抵抗。众说皆可通。锁：萧本、晨本《二主词》作“琐”。侯本《南唐二主词》、《花草粹编》、《词综》、《历代诗余》、《全唐诗》作“金剑”。《续选草堂诗余》、《古今词统》作“金敛”。《古今词统》并注：“敛，一作剑。”按：作敛不可解，盖承“金剑”而误。
已：《草堂诗余续集》、《古今词统》作“玉”。《古今词统》并注：“玉，一作已。
”蒿莱：蒿莱，借指野草、杂草，这里用作动词，意为淹没野草之中，以此象征消沉，衰落。
净：吴讷《百家词》旧抄本、吕本、侯本、萧本《南唐二主词》、《花草粹编》、《词综》、《续集》、《词综》、《全唐诗》俱作“静”。
篇3：往事只堪哀
长沙是1949年8月5日解放的，不久，新创刊的《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招考学员，我去考了，被录取。新干班的学员多是年轻人，十多岁的、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都有，过四十的怕没有了吧。除了我似的中学生外，还有不少大学生，还有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一些时候的人。俞润泉比我大六岁，是广西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似乎还没有毕业，是回家乡来过暑假，碰上长沙解放，就进新干班了。
新干班一百四十多个学员分成十二个班，每个班在一起生活和学习。我跟润泉不同班，不会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可是他在晚会之类的活动中十分活跃，常表演个什么小节目，就给我留下印象，觉得他是个很开朗，很有些机智的人。
我同他也真是有一点缘分。新干班只两个多月就结业了。分配工作，他分到了副刊《湘江》编辑室，我分到读者服务编辑室。报社的新办公楼要几年之后才建成，那时是分散办公。正好《湘江》和读者服务编辑室分在惜字公庄十五号那一幢三层的小洋房里。我们不但在那里办公，也住在那里，还办起了伙食。这样，这两个编辑室的人接触就多了。日子久了，我同润泉就不知不觉成了朋友。
1950年春节之后不久，我调离了《新湖南报》社，在郴州《群众报》、《湖南工人报》各工作了两三个月以后，又调到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不久，就听说润泉服毒自杀，幸好被抢救过来。这是“三反运动”中的事。“三反运动”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各个单位与钱多少有点接触的人，如会计、出纳、庶务、采购、保管之类，都少不得当作“老虎”来整一整，斗一斗。润泉当编辑，怎么也被当作“老虎”了呢？那是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上面号召捐献飞机大炮，说是飞机多少钱一架，大炮多少钱一门，号召人们捐钱。《湘江》的读者中，有的响应号召，寄钱来请编辑同志转去。这事得有专人来经办，落到润泉头上，这就给了他在“三反运动”中当“老虎”的资格。让他办这事，不知道是大家推举的还是《湘江》的负责人李冰封同志指派的，总之是找错了人。他是个诗人气质的人，多了一点浪漫主义，最缺少的就是数字观念，他记的必定是一笔糊涂账。除了寻死之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为自己表白了。
正在这先后，我在电台也出了事。那是我自作自受，千不该万不该向《人民日报》写读者来信，批评电台的一位副台长（党支部书记），结果弄到了开除团籍，调回《新湖南报》社控制使用。我又到了报社，刚受过处分，自惭形秽，不同人往来。那时同我还有往来的，只有润泉一人。他的情况也同我差不多，同病相怜吧。
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们就成了一个“小集团”了。如果说这“小集团”有俞润泉、朱正二人，那还可以说是多少有一点影子，不幸的是扩大化了，把张志浩、钟叔河两位也编了进来。他们两位也是因考取新干班而来报社工作的。肃反运动对润泉冲击很大，报社二十多个肃反对象（“老虎”）中，他、还有谌震和许任飞三个人被捉将官里去，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我们这些没有被抓到看守所的“老虎”，日子也并不好过些。每天的吃喝拉撒睡，都置于专人的看管之下，人身自由被剥夺无余了。
运动中间，办专案的同事不断找我谈话，要我检举揭发俞润泉，我回答说：我没有办法把俞润泉做成一个反革命分子。那人勃然大怒说：谁要你把他做成反革命，他本来就是个反革命分子嘛！
肃反运动搞了一整年光景，虽说没有“肃”出我一条反革命材料，还是给了我撤职（其实控制使用并无职可撤）和降一级工资，志浩是降两级，润泉是降三级。肃反运动过后，我们这些当“老虎”的都心有余悸，低头做人。润泉甚至做得有点过头，像周末陪妻子去岳母家，竟都事先写报告呈交人事科请求批准。这样做了几回，惹得人事科的人都生了气。
肃反之后，润泉调到资料室，做的是夹夹报纸，抄抄书目卡片之类的事情。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了，大鸣大放了，整风运动开始了。报社内外，一时热闹起来，在各种座谈会上，有的人发言很尖锐，像谌震、钟叔河就不知忌讳，相当活跃。到了反右派斗争中，那些发言尖锐的人都纷纷被打成右派分子了。润泉是谨小慎微，一句话也没有说，反右派斗争没有他的事，还是每天一声不响地在资料室夹他的报纸，抄他的卡片。
艾从兄也被打成右派以后，被叫到资料室去劳动，帮润泉夹夹报纸，抄抄卡片。两人一边做事一边聊天，艾从说，要是能这样在资料室干一辈子也好呀。润泉的回答是一个字：难。
确实是难。不久之后，他们就都不能留在资料室了。1958年3月20日那天，吃过晚饭，我记不得为什么事情出去了一下，不多久就回来了。一回家，父亲很沉重地说：刚才俞润泉来过了。我说：怎么不等我一下。父亲说，他说不等了，留了张条子给你。原来是今天下班的时候，人事科通知他：明天送他到××农场去劳动教养，他是来辞行的。我看那条子，写得很简单，全文不记得了，只记得两句是：“后会难期，万千珍重。”我感到很突然。怎么右派分子还没有处理，先处理了反右没有触动的人呢？原来，是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处理的。
过了一个多月，右派分子也宣布处理了。4月29日，我也被送劳动教养了。我是在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劳动教养。一天开什么大会，我忽然遇到润泉了，他是在三工区某中队。后来在大队部办的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上，不时可以看到他写的稿件。怎样当一名囚徒，我有一个见解：让政府干部对你有一个坏印象，不如让他对你有一个好印象；让他对你有一个好印象，不如让他对你没印象。不过，这个“度”很不容易掌握。可以看出，政府干部对润泉是有一个好印象的。我呢，是希望他们对我没印象，也就是说不希望有好印象的。而结果呢，却给留下坏印象了。这也糟了，以致1961年润泉他们许多人解除劳教获准回家的时候，我还不行，被留下来又继续深造了一年。
1962年秋天，我回到家里。因为已经开除公职，成了社会闲散劳动力，在长沙的东区劳动服务大队当起了土伕子，在一些基建工地做土方，用一些人自我解嘲的说法，叫做“地球修理工”。润泉呢，是在北区办的一个区办工厂伟华印刷厂做杂工，我曾经在街上遇到他拖板车送货。他在一个正规的工厂上班，比我当土伕子的说起来要好听一些，可是收入比我还少，每做一点钟工的工资是一角钱，一天做满八小时就是八角钱。
可是这样的好景也并不长，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一打三反”运动来了。1970年3月17日，钟叔河被捕了，我和润泉对此都很觉紧张，都预感这事会牵连到自己头上。我同他商量过几回，猜测钟出事的原因以及牵连到我们的时候该怎样应付，用政治运动的术语来说，就是“串供”或攻守同盟吧。也幸好有过这些商量，后来能够应付得法，总算没有出更大的祸祟。结果是润泉判了十二年徒刑，叔河十年，我是三年。
我们在茶陵洣江茶场服刑，大约是因为看中了我们这三个犯人都在报社做过事，政府干部就叫我们干一些编编写写的事情，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形势、政策、前途教育”。形势，当然是大好；政策呢，就是给出路；结论当然就是前途光明了。还叫我们办了一场大型的展览，据一些服刑长久的老犯人说，这在茶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相信这话是真的，但我更希望它是绝后的，不再有知识分子被抓到劳改队去干这一类的事情。
那次展览之后，润泉就很少到茶山上出工了，他做了三队的“总勤杂”。“勤杂”在社会上从来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职业，在劳改队，这可是个优差了。每分队设有一个“勤杂犯”，平时虽也出工，但留在监房里做一点政府干部交办事情的时候也多，例如每月一次到茶陵县城帮本分队犯人采购各种物品之类。“总勤杂”就更不得了，可说是个“脱产”的劳改犯，通常是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
他们叫润泉做总勤杂，一是多少看出了一点他在文字方面的过人才能，更重要的也许是他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谦恭有礼的态度，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看来，有时也不免觉得有一点过分。不过我不想为此责备他。汉朝的周勃不是说过吗：“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何况只不过是一介书生的润泉！一次接连一次政治运动的打击，早已把他最后一点自尊都摧残净尽了。
1971年10月1日的报纸上没有出现林彪及其一伙的姓名，我们很觉诧异，又回头去翻阅前些天的报纸，也没有。于是就猜测林彪出事了。为了证实这猜测，润泉在奉命编写的宣传材料中故意加上一张《林副主席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摘抄了几条林彪语录。政府干部审阅时抽调了这一张，只说了一句：这张就不要了吧。果然，我们猜对了。那时，每个小组的犯人天天早上都要朗读《毛主席语录》，还有人在读《语录》本前林彪写的那篇再版前言，润泉听了，轻声说：“古风犹在野人家”，与我相视一笑。
我是1973年10月刑满获释回家的，润泉和叔河两人都没有坐满原判的刑期，都在1979年3月回来了，因为这时已经在着手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了。右派分子的宣布改正要早些，我同叔河先后分配到了湖南省出版局工作。润泉不是右派分子，一时还没有给他落实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虽是释放了，却只能在家里闲住着。跟我在一起劳动教养的王果兄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回到湖南师范学院工作，学院安排他到平江分院去管一点事。听他说那里还缺教员，我就把正闲着的润泉推荐给了他。这样润泉就去当了代课教员。事后，王果兄对我说，润泉有学问，可是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不是很在行。我笑着说：我并不是帮你去找一个能干的教员，是帮他寻一个吃饭的地方呀。他也笑了。
拖到那一天，《湖南日报》社终于给润泉落实政策了：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干籍，恢复原工资级别二十二级（他在肃反运动之前是十九级，肃反给他降了三级）。报社将他的工作关系转到了师范学院，学院就只能按二十二级给他开工资了。当初他算是代课，学院给他定的工资，记得是一月八十元吧，现在落实政策了，正式调入了，恢复原级别了，每个月就只能发四十多块钱了（记得那时二十二级是四十几元）。他苦笑着说：我落实政策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每个月减少一半的收入。大约后来又进一步落实政策了，将肃反运动降掉的三级还给了他，最后又以讲师定了级，工资的数目不再是一个笑话。具体是多少，我也说不清了。
几个学期之后，他越来越觉得讲课有困难，语音越来越沙哑。起初不知道是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糟了，原来是喉癌。大夫说，如果不切除，只有半年好活了，切除的话还可以活八年，但不能说话了。他选择了后者。从此他不能发声，曾经用过“人工喉”装置，效果不佳，发出的好像蚊子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只好随身携带拍纸簿和铅笔同人笔谈了。记得叔河曾有一信慰问他，以为不能说话也好，大约如周作人《哑巴礼赞》的意思吧。
润泉晚年以病残之身，还是积极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他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闻一多研究会的会员，好像还去湖北出席过学术会议。他还做过一段湖南《侨声》杂志的编辑，刊物上发表过他写的专访，当然他是以笔来访谈的。他还不断写些谈湘菜掌故的短文，在海峡两岸谈烹饪的刊物上发表。后来他把这些文字辑印成书，《湘江》副刊的老领导李冰封同志给他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言。
我同润泉还有过最后一次合作，那就是2000年5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李锐诗词本事》，是胡遐之、谌震以及我们两个合编的。出书之后不久，12月，遐之去世了，两年多之后，轮到了润泉。
润泉是在越来越加剧的病痛中度过他最后的日子的。我不在长沙，没有能到医院里去探望他。后来听志浩、叔河说起他最后的情况，很觉得悲哀。回想起我同他的“祸福相依五十年”（志浩作挽联中语，由“小集团”后死的三家共同署名），想起他的一生，想起他的才气。他写文章快，方面宽，不事雕琢，自有一种风趣。编报纸副刊，特别是晚报的副刊，实在可称高手。假如在正常的状态下，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的折腾，他那开朗活跃的性格不受到摧残和压抑，必定能够做许多事情吧。我也想起我同他的交往中，常常欺负他，在言谈中冲撞他，他也不以为忤。他的宽容，现在想来，真叫我追悔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