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法治

法律与法治（通用6篇）

篇1：法律与法治

[内容摘要]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坚持了法治建设的方针路线。笔者认为，进行法治建设就必须对法治，尤其是当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基本精神有所认识，同时，笔者认为，建设法治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有权威本身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保障，因此，本文尝试着从对“法治”和“法律权威”的阐释分析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一番理论探索。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

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 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赌场”，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赌场，不能有特别的人和赌场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

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 高志明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张文显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3．《法律权威论》 刘 杨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夏勇 2001年

5．《“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沈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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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法律与法治

受xx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从2002年4月到11月，xx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就“法治进程与xx市民”这个主题对5000位xx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守法的，司法人员与警察的公众形象亟待提高

调查显示，法律在xx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显著增强。市民与法律发生关系的频度增加，大多数xx市民都有法律生活经验。但目前不少市民的法律知识不能满足日常需要。

xx市民对法律与法治的理解正逐渐接近本意，但相对而言，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仍然滞后：法律至上的观念尚未普遍形成，市民对权力的崇拜还在延续；平等意识被广泛接受，但特权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有一成左右的人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大于法”。不少市民仍然把法律当作对个体的约束，缺乏对法律的积极服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xx法制建设之路依然漫长。

另外，当选举人大代表恰逢有急事时，只有55．5％的人表示将“放下急事，参加选举”，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放弃选举权；大多数市民守法意识很强，其中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守法的两类人，司法人员与警察的公众形象亟待提高。当前xx的法律工作者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理想，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检察官并没有被市民认可为最守法的群体，警察的守法形象则更差。

近九成市民对xx依法治市目标的实现有信心

市民对xx20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普遍满意，对xx实现依法治市目标充满信心：78．9％的市民对xx法律环境总体上非常满意或满意。但在两个方面，市民却抱谨慎的乐观态度：一是关于xx司法腐败现象的治理，近半数接受调查者认为目前的司法腐败较5年前只是稍有改观，4．1％认为司法腐败更加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年纪越小的市民，对司法腐败治理情况的判断越是悲观。二是关于地方立法的国际化进程，近六成市民认为xx的地方立法落后于国际化要求。

对于“影响xx法治水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之问，大多数市民认为是：“已经制订好的法律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有法不依，或者有法不能依”。可见，如何提高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水平，切实保证制订出台的法律得到良好实施，是未来xx法制建设过程中应该着力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对于xx依法治市目标的实现，近九成市民都表示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而就业状况不同的市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显著差异。下岗、失（待）业者的信心最低。

xx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律在xx的地位正逐渐提高，依法治市的理念已经从口号层面切实进入社会实践，成为个体行动的重要依据。其二，市民的法律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市民学法、守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公平、正义、权利等现代法治精神在xx市民中广为传播。其三，xx的法律环境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xx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得到市民认同。

要重视法治，必须有民众的广泛参与

xx法制建设仍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市民法制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制城市建设的需要仍不相适应，需要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自上而下推动法治现代化，可以考虑在四个有机联系的平台上展示：第一，强化科学立法。努力把握和平衡时

代要求、民情要求和世界要求的进程。第二，坚持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观念，让政府处于阳光下；深入改革政府机制，使政府处于界限内；有效提升政府价值，使政府处于公正中。第三，推进司法公正。整个社会必须尊重法院的司法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其他要素要尊重司法权。第四，增强法制权威。一个社会的公民法制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关键不在于法律和制度本身的好坏，而在于法律本身的权威和有效遵循。

篇3：浅析法律文化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在世界范围内, 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 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我国法学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才开始对法律文化的研究。法律文化指的是一定的国家、地区或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对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等法律活动所持的立场和方法。法律文化的结构有两大部分构成:其一是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 (法律制度文化、显型法律文化) , 主要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结构和法律设施;其二是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 (法律精神文化、隐型法律文化) , 是指法律意识形态的总和, 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 (法律观念) 、法律思想。是指内隐在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 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和发展。

法律文化中的制度文化部分与精神文化部分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一方面, 法律制度文化是法律精神文化的制度化形态。法律精神文化一旦上升到制度文化层次, 为国家政权所接受, 就开始了国家强制力保障运行的文化过程, 产生更显著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 法律精神文化是法律制度的反映, 也是法律制度文化过程的指导思想。没有法律制度文化, 就不会有相应的法律精神文化, 但是, 法律制度文化过程一旦离开相应的法律精神文化, 就会失去精神动力。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比较容易改变, 而其深层结构较难改变, 法律文化对人们的法律活动起着潜在的指引作用。

当前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都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入宪十年以来, 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1年3月10日上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截止到2010年底, 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共230多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可以说, 如何提升司法、行政公信力已成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一) 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 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

受传统影响, 我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虽然有所觉醒, 但追求权利的意志还不坚定。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 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 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 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培养的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培养尊重别人权利的意识;二是要培养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只有全社会形成尊重别人权利的氛围, 自己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要增强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 就必须明确目前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呈现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1.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存在不平衡性, 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城市比农村的权利意识要强。因此, 我们应兼顾这种平衡性, 有区别地采取措施;2.我国公众长期受义务束缚, 权利意识一旦萌芽, 极易产生叛逆思想, 过分强调自己权利, 而忽视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我们在鼓励公众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 也要教育公众履行义务, 特别是尊重别人权利的义务;3.我们应强调维护权利手段的合法性和维护合法的利益, 而不是不择手段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现实中, 有一部分人虽然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却采用了不适当的方式, 如以跳楼相威逼, 围堵政府机关等;还有一部分人受极端个人主义影响, 不惜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通过非法手段追求个人利益, 如房地产行业中的假按揭、假首付、假房价现象等, 这些都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只有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权利意识, 才有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 转变普法思路, 提高普法效果, 营造适合现代法治的法律文化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政府主导的, 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系统工程, 是全社会共同参与, 旨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公益性社会事业。我们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 (从过去注重法律知识的宣讲向更加注重法律精神的传播) 、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创新法制宣传的形式。

首先, 普法教育内容的侧重点应该转移。1.加强对程序法的宣传。普通社会公众认为目前“打官司”难和比较难, 把“打官司难的原因”归因于不了解诉讼程序;2.加强对公民权利的宣传。要打开普法教育的局面, 就必须将其定位端正, 更多地告诉人们“你有权干什么”。在中国, 依法维权的意识总体上仍很薄弱, 要使法律能真正地“走入寻常百姓家”, 就必须让人们充分感受到法律对他们权益的保护;3.加强对老百姓用法的宣传。普法不仅是让老百姓学法, 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学会用法, 这也是目前建设法治国家的软肋。

其次, 普法教育对象应有所偏重。我国目前普法的重点应放在三类人身上:一是农民。农村受经济基础、文化水平等制约, 整体法律意识相对薄弱;二是青少年。青少年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较少, 又处于学习新东西的黄金时期, 易于接受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法律意识往往会影响其一生, 踏入社会以后, 他们就会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力军;三是领导阶层, 特别是基层领导。依法行政需要高素质的领导, 作为一个部门的决策者, 领导的法律意识往往会反映在决策中, 政府工作能否沿着法治的道路前进, 领导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行为还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 促进或延缓法治进程。

(三) 改善法治现状, 增强人们对公权力的信任

所谓法律信仰, 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 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 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 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可以说, 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 左右着这个国家民众对法律的态度。要改善法治现状, 需从政府和司法机关入手, 一是要依法行政。政府机关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 他们能依法行政, 老百姓就会认可法律的权威。二是公正司法。司法公正, 老百姓对通过法律解决纠纷才有信心。三是治理腐败。腐败问题一天不除, 我们所追求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就无法完全实现。

现代法治理念告诉我们, 对于公民和社会而言, 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 即法律没有禁止做的事, 普通公民都是可以做的, 体现了鼓励公民和社会创新活动的精神。而对于政府和司法机关而言, 其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 即政府和司法机关只能做法律规定 (框架) 内的事情, 这一理念有助于防止政府随意扩大权力、抑制公民和社会创新活动, 甚至侵害公民权利行为的发生。在现实中, 极少数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 损害了群众利益, 破坏了法制统一, 是司法、行政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培养社会公众尊崇法治的文化和心理, 建立尊崇法治的法治文化, 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 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 必须充分认识到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努力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建设,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02.

[2]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447.

[3]郑成良.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J].社会学研究, 1989 (2) .105.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98.

[5]王申.法律文化层次论.学习与探索, 2004, (5) .

篇4：浅析法律文化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建设；现代化

一、略论法律文化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我国法学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对法律文化的研究。法律文化指的是一定的国家、地区或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对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等法律活动所持的立场和方法。法律文化的结构有两大部分构成：其一是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法律制度文化、显型法律文化），主要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结构和法律设施；其二是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法律精神文化、隐型法律文化），是指法律意识形态的总和，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是指内隐在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和发展。

法律文化中的制度文化部分与精神文化部分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一方面，法律制度文化是法律精神文化的制度化形态。法律精神文化一旦上升到制度文化层次，为国家政权所接受，就开始了国家强制力保障运行的文化过程，产生更显著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法律精神文化是法律制度的反映，也是法律制度文化过程的指导思想。没有法律制度文化，就不会有相应的法律精神文化，但是，法律制度文化过程一旦离开相应的法律精神文化，就会失去精神动力。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比較容易改变，而其深层结构较难改变，法律文化对人们的法律活动起着潜在的指引作用。

当前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都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入宪十年以来，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1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共230多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可以说，如何提升司法、行政公信力已成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一）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

受传统影响，我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虽然有所觉醒，但追求权利的意志还不坚定。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培养的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培养尊重别人权利的意识；二是要培养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只有全社会形成尊重别人权利的氛围，自己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要增强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就必须明确目前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呈现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1.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城市比农村的权利意识要强。因此，我们应兼顾这种平衡性，有区别地采取措施；2.我国公众长期受义务束缚，权利意识一旦萌芽，极易产生叛逆思想，过分强调自己权利，而忽视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我们在鼓励公众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教育公众履行义务，特别是尊重别人权利的义务；3.我们应强调维护权利手段的合法性和维护合法的利益，而不是不择手段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现实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却采用了不适当的方式，如以跳楼相威逼，围堵政府机关等；还有一部分人受极端个人主义影响，不惜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通过非法手段追求个人利益，如房地产行业中的假按揭、假首付、假房价现象等，这些都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我们只有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权利意识，才有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转变普法思路，提高普法效果，营造适合现代法治的法律文化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政府主导的，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共同参与，旨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公益性社会事业。我们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从过去注重法律知识的宣讲向更加注重法律精神的传播）、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创新法制宣传的形式。

首先，普法教育内容的侧重点应该转移。1.加强对程序法的宣传。普通社会公众认为目前“打官司”难和比较难，把“打官司难的原因”归因于不了解诉讼程序；2.加强对公民权利的宣传。要打开普法教育的局面，就必须将其定位端正，更多地告诉人们“你有权干什么”。在中国，依法维权的意识总体上仍很薄弱，要使法律能真正地“走入寻常百姓家”，就必须让人们充分感受到法律对他们权益的保护；3.加强对老百姓

用法的宣传。普法不仅是让老百姓学法，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学会用法，这也是目前建设法治国家的软肋。

其次，普法教育对象应有所偏重。我国目前普法的重点应放在三类人身上：一是农民。农村受经济基础、文化水平等制约，整体法律意识相对薄弱；二是青少年。青少年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较少，又处于学习新东西的黄金时期，易于接受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法律意识往往会影响其一生，踏入社会以后，他们就会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力军；三是领导阶层，特别是基层领导。依法行政需要高素质的领导，作为一个部门的决策者，领导的法律意识往往会反映在决策中，政府工作能否沿着法治的道路前进，领导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行为还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促进或延缓法治进程。

（三）改善法治现状，增强人们对公权力的信任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左右着这个国家民众对法律的态度。要改善法治现状，需从政府和司法机关入手，一是要依法行政。政府机关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能依法行政，老百姓就会认可法律的权威。二是公正司法。司法公正，老百姓对通过法律解决纠纷才有信心。三是治理腐败。腐败问题一天不除，我们所追求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就无法完全实现。

现代法治理念告诉我们，对于公民和社会而言，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即法律没有禁止做的事，普通公民都是可以做的，体现了鼓励公民和社会创新活动的精神。而对于政府和司法机关而言，其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即政府和司法机关只能做法律规定（框架）内的事情，这一理念有助于防止政府随意扩大权力、抑制公民和社会创新活动，甚至侵害公民权利行为的发生。在现实中，极少数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损害了群众利益，破坏了法制统一，是司法、行政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02.

[2]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47.

[3]郑成良.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J].社会学研究，1989（2）.105.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8.

[5]王申.法律文化层次论.学习与探索，2004，（5）.

[6]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篇5：法律与法治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

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

篇6：法律与法治

说明：

1、本复习题库以《法律知识与法治理念》为主，兼顾《乡镇干部依法行政百问》。

2、答案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请调整。

一、填空题：

1.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和原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2.权利意识、（契约意识）、社会自治意识等现代法治意识构成了法治社会得以生存和成熟的必要思想条件。

3.法律至上，首要的是强调宪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从这一意义上讲，法治是（宪法之治）；同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又必须是“良法”，即体现安全、平等、自由、权利、效率等价值取向的法，从这一意义上讲，法治又是（良法之治）。

4.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从国家权力角度分析，（选举）是公共权力获得人民认同、取得合法性的主要方式。

6.我国目前的宪政架构中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而只有宪法的（监督保障）机制。

7.行政机关依照行政许可法变更或者终止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对由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8.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9.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才能适用该程序，其他行政处罚案件不适用听证程序。

10.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

11.世界各国一般规定由争议之外的第三方即司法机关主掌解决行政争议的大权，并赋予其（最终裁决权），司法因此而被人们称为“称量正义的天平”、“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

12.行政诉讼作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与权力机关监督相比，具有（经常性）特点；与行政机关监督相比，具有（局外人）的特点。

13.我国《公司法》创设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14.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普通民事权利相比，有自己的特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五性，即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

15.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之日起计算16.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时，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商业贿赂论处。

17.现代社会要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必须在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的定位，即对于（公权力），法不授权不得行，法有授权必须为；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

18.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说过一句话：从人的本性来说，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

19.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3条规定：“在做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

司法系统的任何等级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

20.罪刑法定是法治原则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1.我国刑法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22.2003年10月31日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3.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公安机关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处以警告、50元以下罚款。

24.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要求，建议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需要采用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５）人。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明确指出：“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26.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