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鉴定意见

2024-07-11

科技成果鉴定意见（精选6篇）

篇1：科技成果鉴定意见

科技成果鉴定意见范文

为了规范科技成果鉴定工作，提高办事效率，保证科技成果质量，激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制定本程序如下：

一、鉴定申请

需要鉴定的科技成果，由市辖范围内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一完成单位向市科技局自愿申请，科技成果鉴定意见范文。

申请科技成果鉴定，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已完成科技计划合同指标或自选科研任务;

2.不存在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者人员名次排列异议和权属方面的争议;

3.技术资料齐全，符合鉴定要求;

4.一年期内的科技查新报告。

违反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定，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资源有破坏作用，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的项目不予鉴定。

二、鉴定受理

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鉴定的，由市科技局成果科受理审查，报主管领导审定，鉴定意见《科技成果鉴定意见范文》。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五天内明确答复：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并通知申请单位;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向申请单位说明理由。

科技计划外(自选)项目及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申请鉴定的，由市科技局先初审，后报省科技厅。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三天内答复：同意上报的，经主管领导同意后，由申请单位报送省科技厅受理;不同意上报的，向申请单位说明理由。

三、组织鉴定

受理部门同意鉴定的，应按照确定的鉴定形式组织鉴定。会议鉴定规定如下：

1、时间地点：时间由组织鉴定部门确定，地点由成果完成单位自定。

2、聘请专家：市科技局组织鉴定的项目，按照《市科技专家技术委员会专家使用管理办法》，由成果科提出所需专家申请、计划科和纪检监察室从市专家库中抽取，报局主管领导或纪检组长审核确定;省科技厅委托鉴定的项目，市科技局提出专家名单，报省科技厅确定。

专家咨询费应在鉴定意见形成后，由组织鉴定部门人员按500元/人天发给，经费由成果完成单位支付。

3、鉴定议程：一是成果单位以ppT电子文件形式进行技术研究汇报;二是现场考察或观看演示;三是专家质疑与完成人解答;四是成果单位人员回避，专家讨论鉴定意见、五是鉴定委员会主任宣读鉴定意见。

四、颁发证书

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市科技局组织鉴定的直接颁发鉴定证书，省科技厅委托鉴定的，市科技局审核签批上报，由省科技厅颁发鉴定证书。

五、登记归档

取得《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到省科技情报研究院办理科技成果登记，领榷科技成果登记证书》。由组织鉴定单位将科技成果鉴定的证书、鉴定材料、鉴定申请表，按照科技档案规定归档管理。

篇2：科技成果鉴定意见

1、Mp7500是一款基于国际标准化组织pICMG定义的高级电信计算架构ATCA(Advanced Telecom Computing Architecture)进行自主开发的高端汇聚路由器，并申报了多项发明专利。

2、Mp7500路由器的并行式网络操作系统Mypower IOS实现了数据转发层面和控制平面的分离以及数据转发平面多引擎间的动态负载均衡，融合了非对称多处理(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之间)和对称多处理(数据平面多个转发引擎之间)各自的优点，有效发挥出了多核计算技术的高性能。

3、Mp7500路由器采用了高可用性设计，适合于大型数据中心使用，并在金融生产网上实际运行，效果良好，具有产业化推广前景，鉴定意见《科技成果鉴定意见》。

4、提供的鉴定资料齐全，符合鉴定要求。

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Mp7500路由器采用了多项国际最新技术(如ATCA、pCIE、4核处理器等)并有多项创新成果，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查新结论表明国内外未见基于多核处理的ATCA路由器产品。同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建议尽快推广应用。

2007年6月1日，由四川省科技厅组织、四川省信息产业厅主持在成都召开了迈普“Mp7500高端路由器”科技成果鉴定会。鉴定委员会听取了该项目的研制总结报告、技术总结报告，查新报告、测试报告、用户报告，经讨论，鉴定意见如下：

3、Mp7500路由器采用了高可用性设计，适合于大型数据中心使用，并在金融生产网上实际运行，效果良好，具有产业化推广前景。

4、提供的鉴定资料齐全，符合鉴定要求。

篇3：科技成果鉴定意见

2009年7月31日, 四川省科技厅在成都组织召开了牧区新型帐篷科技成果鉴定会。会议通报了专家组对“牧区新型帐篷科技成果”鉴定结果, 专家组一致认定攻关组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书要求的各项指标, 其中有4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交的技术资料齐全、完整, 符合标准化要求, 能够指导批量化生产;新型帐篷在四川牧区推广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 科技部社发司副司长闫金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四川省农机局刁学锋副局长, 四川省农机研究设计院作为项目参与单位参加了此次会议。领导们充分肯定了牧区新型帐篷的科技成果, 并对帐篷设计及试验提出几点意见:在外形色彩上应体现民族特色;帐篷说明、标识等应使用藏汉双语方便牧民, 同时要到风大、雪大、紫外线强、温差大的地方去试验, 一定要去石渠县和偏北方寒冷的县试用, 进一步检验帐篷的性能。会上, 李崇禧书记还为四川帐篷户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受牌。该联盟由四川大学牵头, 联合四川省农机研究设计院、四川省纤维检验局、四川省纺织研究院、四川省公安厅消防队等省内16家相关单位组成, 联盟成立将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帐篷推广应用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此次牧区新型帐篷鉴定会, 是对科技攻关成果的检验和总结, 将定型新型帐篷产品, 为四川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实施帐篷新生活行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篇4：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一、基本案情

1998年被害人罗某某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e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1999年被害人罗某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12年被害人罗某某在当地办理精神残疾壹级证，经全村公示后，获得残疾人补助金。

2014年4月份至5月份，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其家中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两次性行为。2014年10月24日，被害人罗某某的丈夫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行为的事实。2014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监视居住。2014年11月4日，第一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2015年8月18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为如何认定，鉴定意见采信问题产生了以下分歧：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一方面，结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本案的发案过程也是基于他人发现而发案，即系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第二次性行为数月之后，其丈夫李某某在家中发现其他人丢弃的烟头产生怀疑，经询问被害人罗某某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报案不及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系违背被害人罗某某的意志而为。

另一方面，第一份鉴定意见中显示出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但是从该鉴定意见中显示被害人罗某某对性行为的性质有一定的认知，知道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是强奸，其精神问题并不足以否认其无性防卫能力。第二份鉴定意见中引用的证据材料更加完整、全面，同时又对被害人进行了住院观察，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有性防卫能力。

综上所述，鉴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那么认定犯罪嫌疑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是被害人罗某某不具备性防卫能力，本观点倾向于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性防卫能力，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强奸罪。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认定强奸罪时，考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根据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予以考察是妥当的，但是不能仅仅只看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或者仅仅看被害人有无反抗表现，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只是佐证，而是根据行为人的手段结合当时被害人的心理、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1]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不具有自主保护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决定能力和控制能力，其虽然对性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具备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就鉴定意见而言，事实上，本案中两份鉴定意见作出前，在1998年、1999年、2012年都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且经过全村公示，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第一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距性行为发生时7个月左右；第二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距性行为发生时15个月左右。第一份鉴定意见出具日期接近性行为发生之日，更能接近并反映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份鉴定意见被采信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对被害人的住院观察。但经过仔细查证得知，被害人之所以住院观察原因恰恰是鉴定人员当场作出鉴定意见后，被害人家属因为鉴定时间过短，才强烈要求住院观察；在被害人住院期间，鉴定人员并未近距离观察被害人，已经做出的鉴定意见并非必然更加客观、全面一些。此外，被害人有精神病经过了三次鉴定意见的佐证，第二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也曾鉴定被害人为精神病人。有鉴于此，同样当场作出的第二份鉴定意见并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份鉴定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三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做出后的时间推移，被害人的精神状态并未有所好转，相反，结合其日常表现，被害人的精神病状态为全村人所共知。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被害人为精神病人的情形下，与之发生性行为，被害人的自愿无法成为其辩解理由。结合案件证据材料，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十分随意，随意时间段、随意地点。据此可见，被害人罗某某的心理防卫并未达到正常人的判断。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后，并未告知别人，仅说明被害人有基本的性羞耻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害人具有支配、控制与决定性行为的能力。从本案鉴定意见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性防卫能力并不健全。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为故意，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综上，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建议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罗某某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成立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及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属于八种法定证据之一。鉴定意见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我国并未将鉴定事实分类划分，但对于凭借专业知识做出的鉴定意见，例如DNA鉴定、尸检鉴定、药物鉴定、毒物鉴定等可以直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对需要结合案情或者其他案件材料等加以辅证才能做出的鉴定意见在适用时还需结合案情审查其鉴定意见内容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就是属于此类鉴定意见。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一致的鉴定文书该如何审查和认定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力强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及证据效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相关性的大小，[2]这属于事实问题范畴。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也即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强弱程度，是指鉴定意见的质量、说服力或者证明价值。[3]就本案而言，两份鉴定意见都是由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所作出的，所不同的是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第一份鉴定意见时间较为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时间离案件事实发生之日较远。而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需审查鉴定意见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4]此外，评价鉴定意见还需根据其内容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围绕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本案中除了这两份鉴定意见外，对被害人罗某某的精神病鉴定已经做了三次，分别有三份诊断或者鉴定，足以说明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病。只有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证据效力而言，第一份鉴定意见更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结合案件其他材料，被害人罗某某说话颠三倒四，日常行为异于常人，且经过全村公示被害人有精神病，作为同村人的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有精神病这一条件是符合的。

有精神病是否必然等同于无性防卫能力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法规就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行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评断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第5条第4款中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较轻微的痴呆症，也未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经本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强调行为人主观方面为明知，也着重表明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常识常情出发，我们不能“当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无性防卫能力，这样对犯罪嫌疑人的资质要求过高，也不利于保护此类特殊被害人。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员对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都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犯罪嫌疑人“明知”的内容不应指代为性防卫能力，取而代指为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明知被害人罗某某是精神病患者，这一事实无容置疑，审查两份鉴定意见中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都予以了佐证，只不过就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有了分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得到了确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被害人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的审查。

（二）强奸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强奸罪的法益是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其基本内容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5]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有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管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这是对性权利无自主决定权与意志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的特殊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对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类强奸罪的特殊犯罪人予以了严惩。[6]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病人同幼女一样缺乏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即使能认识到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强奸行为，但是其并不具备对性行为的决定和控制能力。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缺乏正常的意志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明知被害人罗某某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还应充分考虑到妇女是否知道反抗、是否能够反抗，精神病患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行为人明知是精神病患者而与之性交的，即使征得被害人同意的，也应当成立为强奸罪。因为虽然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可以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就像罗马法彦中“不可能对承诺者实施不法”所表示的那样，但具体到强奸案中幼女及精神病妇女的承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7]原因在于有效的承诺必备要件之一是需要具有承诺能力的人基于真意作出的承诺。而事实上，无论是幼女抑或是精神病妇女在强奸案中并不具备承诺能力，即使作出承诺，也是无效的。

虽然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确实不知道妇女患有较轻微的痴呆症，在女方自愿或者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本案中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无论在第一份鉴定意见还是第二份鉴定意见都予以了描述，不同的是第一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是精神分裂症，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精神病妇女的被害人即使作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更遑论被害人的供述中曾提及自己对发生性行为进行过反抗。

至此，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的论证已然完成。

（三）有利于实现案例释法说明功能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容忍那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每一件案件中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公、检、法机关办理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引领与指导社会公众如何沿律循法的导向作用，在具体个案中向社会民众释法说理，形成良好的释法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并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同村生活，全村人周知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倘若对余某某强奸精神病人罗某某的事实不予以处罚，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导向：与精神病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不受刑法评价和处罚的，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罗某某的人身权利尤其是性权利受到威胁和侵害是可以明确预见的。正如笔者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作为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本案中依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强奸罪，具有案例指导作用，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说理的功能。

（四）余论——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84条、85条、86条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其他法定证据的认定均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8]虽然有学者认为，认定证据应属于法官的特有职权，检察机关只有审查证据的权利。[9]但是对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等活动同样也是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过程所从事的活动。因此，撇开审查证据与认定证据之间的概念界定之争，毋庸置疑，检察机关有义务也有权利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并选择认可的鉴定意见。笔者赞同眼下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10]也同样觉得与其批判司法实践及立法解释中对于证明力规则限制的现状，不如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而发现此现状出现的原因及条件。[11]不得不承认，当下我国证据规则中注重证据的真实性，也正是在这种优先考虑证据真实性的理念推动下，促使了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规则的形成。故此，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即使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还是要依据法定的客观证据规则作出评价。这个法定的客观证据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即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规则。

不言而喻，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重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审查。在案件审理阶段，英美法系国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鉴定人出庭要求较为严格，但规定了可行性的方式允许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予以说明。我国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证据专章中第五节也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其中第86条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九章第八节专门就鉴定意见的处置方式有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审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鉴定意见的审查除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质、鉴定方式是否客观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具体来说，首先询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作出鉴定的依据和原因，其次询问以前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对现在鉴定意见作出的影响，并比较两份鉴定意见，将两份鉴定意见中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具备性防卫能力问题询问鉴定人员，请其解答性防卫能力鉴定是如何作出的和包括的内容，询问其精神病与性防卫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向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询问清楚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不仅能更好地判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还能更加准确地审查证据材料，作出精准的判断。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拜荣静：《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同[3]。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6]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德国刑法中规定“利用他人因病例性精神错乱而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为犯罪”；日本刑法中规定“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为犯罪”；意大利刑法中规定“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者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关系为犯罪。”

[7][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8]何家弘：《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9]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篇5：课题成果鉴定意见

课题成果专家鉴定意见

由马树超主持的“新时期上海职业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作为上海市教育科研规划项目，经过近两年的研究与实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专家组特提出如下鉴定意见：

该项课题的选题和立项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抓住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出现多元价值观念碰撞和道德冲突的现实，在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开放性大背景下，结合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上海地区的特点，借鉴了国内外职业道德教育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有效的方法途径，对上海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政府部门和广大职业学校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咨询建议。

该课题成果思路清晰，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资料丰富，方法科学，分析客观。总报告与各专题报告互为补充，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与来自基层的校长、教师紧密配合，发挥了课题组成员的集体力量，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性研究。该课题研究强调学校调研与企业调研、问卷调研与实地调研、文献调研与专家调研、宏观调研与微观调研相结合。由于组织了大量的专题调研，在现状分析和理论思辨基础上提出的对策建议就能够紧贴现实，此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同步开展了不同模式的教学实验，充分体现了应用性研究的特点。

该课题总报告主要论点视角独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报告中提出的不少鲜活而有特色的观点，例如提出“职业道德风险”的理论概念，对道德教育体系和职业道德教育属性的分析，拓宽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和引入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思路等具体对策建议，不但在职业教育研究和德育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原创的性质，而且对于职业学校和整个社会职业道德建设的实际工作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该课题在实施过程中不但进行了大量和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进行了一系列与该课题密切联系的实践活动，几种实验模式已在各职业学校的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形成了课题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行的显著特点，从而使得该课题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应用推广价值。所涉及的职业道德教育新思路，既适合于当前上海的广大职业学校，且对我国其他地区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教育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因此，本课题不但充实了职教理论，也充实了德育理论，为今后我国职业道德教育的持续深入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矗

总之，专家鉴定组认为该课题研究成果已完成预期目标要求，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评审。希望课题组在总结课题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继续完善各种不同特色的实验模式。建议课题组对总报告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送政府机构，并将课题全部成果整理修改后正式出版;同时建议市级行政部门采纳报告中具有操作意义的对策建议。

2012年3月21日

专家鉴定组名单：

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吕鑫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