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共9篇）

篇1：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贾筱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７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的遗世之作。这是一部精心构思、反复推敲、凝结着先生大量心血的学术著作。先生倾毕生之所学，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朝思夕虑，琢之磨之，尽力使自己的学术体系臻于完善。本书在他去世经收集整理后发表，一代大家的思想火花点燃了一代代人的历史激情，读完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而又不乏历史真实性的著作，让我受益匪浅。下面，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浅陋的收获。

一，历史与书写历史

1，从很早的中国古代开始，编写的历史就被“誉”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的书写权一直是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博弈。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也无不打上自己的家国情怀、价值理念，当然，也要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做出担当。在这方面，先生不仅具有相当的才与学——这体现在本书史论结合，通过精炼的实例分析以阐释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且用引人入胜的文笔表达出来——同时具有卓越的史识。先生说道：“‘史识’是治史的眼睛”。他通过自己敏锐的治史的眼睛，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了本质的东西。先生说，其实，做到有治史的眼睛关键在于解放思想，他将其解释为对自己实现民主。于是一个好的公正的历史学家必须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要有自作主宰的魄力，要自尊其心，当然，也要尊重别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历史学家，但我们也有历史阅读与评判的权利，如果我们在读史时戴一双自己还未察觉的有色眼镜，历史的真实怎么可能体现？所以，有一双“治”史的眼睛不仅是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更是对每一个读者的要求。

2，历史观。在当前历史的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期是这样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题，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阶级斗争似乎是整个历史阶段的主题。这是长期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其政治意味太浓，····在本书中，作者真正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要求，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前些天读了资本论的一小段原

著，就讲到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其中的部分论述恰恰是说基于生产的进步才产生了阶级斗争的需要的问题等等。长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似乎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生根，要想彻底铲除岂非一朝一日？我们所学的人教版的历史课本也无不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所以在我们以马克思为思想指导的时代，如何真正做到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十分重要并且紧迫。许多人批判马克思的唯经济论，又承认其经济基础学说，但是当读或写历史时，连经济基础的理论分析都做不到，岂不是真的形而上学了？更何况，马克思绝不是唯经济论者！（译者也应当担负起忠实的历史使命。）

3，历史态度。批判的态度，指充满怀疑精神的态度。在其十九章中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界定中，先生认为它是观念形态的革命，他引用胡适先生关于“五四”的根本精神的表述，把它归结为一种新态度，并把这种新态度称作“评判的态度”，陈旭麓先生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它就是一种充满怀疑精神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态度下，世世代代习以为常的天经地义之物一个个发生动摇，使神奇化为腐朽，玄妙化为平常，圣神化为凡庸。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才有了在尊孔复古逆流中敢于直面权威，公然与世代烙刻在民族心理的传统儒家经典相对抗的壮举。怀疑与重评历史需要勇气与魄力。

承认的态度，是指对每一个历史事物的存在的合理性予以充分肯定——注意不是承认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是进步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合理性的一种肯定。“大冲击后的社会有逆流也有回澜。逆流是对冲击的忏悔，回澜是对冲击的慎思。”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尊孔复古等等逆流，陈旭麓先生承认其逆流性质，称之为“社会前进之后的历史回流”。同时，与之上下遥遥相合的是出现的孔教会、灵学会等社会团体，它们同袁世凯一样，在尊孔复古的历史舞台上唱足了戏份。但它们的存在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后发效应都是可以理解并且应该予以肯定的。从社会基础上说，康有为等立宪派在自己苦苦追寻的和平改良无果时，在又亲眼目睹了一次次复辟后，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信而有据的指责，他们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而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就迫使他不得不利用孔子来给自己的复辟撑腰。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因为错的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意义上的失败（而辛亥革命的部分失败又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只能说它代表了反的历史方向。而从另一个

意义上说，它的存在又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也许本来就酝酿的反孔在这场历史逆流的煽风点火下其意义更丰富，动作更猛烈，也才有了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在古代，讨论孔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种讨论又本身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所以说，尊孔复古并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它是合理的。

辩证的全面的态度，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资本额增，建厂数多，但一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又迅速走向低迷。大多数史书把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对，确实如此，但陈旭麓先生又讲到封建政治势力即封建军阀的破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这样，就更加全面，更加辩证，更加完整的坚持了马克思的内外因的矛盾分析论。当然，辩证与全面的眼光去看世界看历史也涉及到一个对历史事件的历史作用的重新鉴定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能否正确应用史观的过程。对于立宪派和革命派，史家历来对革命派推崇备至，因为它是我们当前的政治路线，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缘由，但是对立宪派却很少有正面的声音——着眼于其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分层的眼界不可能对他们产生多少的肯定的声音。而在本书中，先生对其历史积极意义的肯定却蕴藏在字里行间。一，他们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二，革命派与康、梁的合作的种种事实表明，在近代中国，革命一开头并不是改良的对立面，而是改良的合作者。随着康有为改良的维新变法的失败，改良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三，“此时的革命虽已成为时代主流，但历史并没有一边倒。”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又验证着改良立宪的成功性，所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成为立宪派，形成为朝野呼应，内外联络的立宪势力。特定的历史形式使得保守的形式有了进步的内容——先生承认其合理性。而以他们为主体的抵制美货运动、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运动等都显示了他们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声势。所以，他们还有自己的历史路程。四，比照革命派，立宪派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优势并不比其差，其阶级来源又在此时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五，“把实现立宪政治作为革故鼎新的最高目标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同于没落阶级的失败，而是新旧势力的悬殊、新的暂时不能克服旧的而遭到的失败。”六，他们在社会基础、政治背景、理论指导、反封建的总目标上都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在改良方式与道路的分歧。“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种种

叙述都包含着作者对其历史地位的重评，如此的客观，如此的理性。所以，辩证的全面的理性的史观对于历史事件的准确评鉴是如此重要。

（在上述所说的历史研究角度下，本书所涉及的以下内容让我感触颇多。）

二，人物，生活，团体

1，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同情之理解”——这是陈寅恪教授的主张，但在本书中却不无体现。这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立足点。如，在第九章《日本人冲来了》中，《三方面的反思》一节中，先生在洋务派的失败的自我反思中写到，奕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对于历史人物形象的重塑似乎不是这段文章的重点，但从其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先生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贯穿了自己的人物观。可见，他对李鸿章的历史功过的评价是别有一番洞天的。其中还有一句说道，李鸿章的种种行为，更多的是历史背景的沧桑与无奈。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既对清王朝忠心耿耿而又谙熟洋务的掌权者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大背景的要求——包括他代表清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多的是无奈与沧桑。当然，其阶级的局限性也要求我们不能过于求全责备。对于一个掌握政治权术的人来说，时代背景的不幸才是他最大的不幸。先生同情他所在时代的不幸。同时还有，在第十六章《民变与革命》中，最后谈到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人论史或归于孙中山之拱手相送，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但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时候的社会心理。其中的种种论述就不赘述，而其中所体现的对历史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却毫无过于激愤的言辞，先生理解他所在的时代的要求。其实，依据确凿的史实，体察时代之环境，还要掌握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种种，都无不体现“同情并理解”的立足点。

2，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先生把它放在了同高层政治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并且贯穿全书的始终。无论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还是《由胜而衰的清王朝》关于人口剧增所引发的社会困顿，都把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的改变与大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又研究它对政治环境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尤其在本书的后几章，对于社会生活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比如将它扩展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如在《欧风美雨驰而东》，先生讲到以夷变夏的历史过程，谈到民众中出现的新的哲学、电影、戏曲、小说等等，社会生活变了，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变得复杂，产生了紧迫感忧虑感，对沧桑历史痛哭流涕的悲怆，对亡国灭种的国家前途的恐惧······一切都体现了历史的比较与联系。还有，在《民变与革命》一文中，先生首先描绘了一幅“乱世众生像”，谈到，与革命相比，民变有其自发性、分散性与落后性，但正是这世相与众生像才开启了一切革命的可能。“清末的民变，一方面阻遏了清王朝的自我挽救，从而取消了统治阶级谋求让步改革的最后机会，另一方面，民变的部分又往往借助革命，所以，它俨然成了革命的基石。”还讲到“变政难，移风易俗更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上层建筑，当人民的主体性不变时，对人民社会生活的研究就不能被忽视。

３，对团体的研究。除过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描述外，先生还对不同阶段的社会团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概括。这是社会生活的又一个方面，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从《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散布于农村的宗族，散布于城市的行会；到太平天国前的种种教会组织，以及其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到洋务运动后由于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产生高涨的社会动员而滋生出的种种教会与会党；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成立的种种会党·······各种团体，各种时代，各种阶级。看完后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眼花缭乱。一切大的社会活动都是由人组织的，人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然要联合，这种种联合就有一个价值选择问题，价值选择的原因就很好的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道德标准。对他们的研究其意义是非常之大的。但仅以人教版的中学课本来看，其中对于行会组织的论述少之又少。一个缺少对社会基础研究的研究是没有可信度与事实依据的研究。这是体察时代背景的重要因素。

历史是多彩的，又是沧桑的，如何在多彩的历史中找到真实的历史，去抚平那些沧桑的棱角，需要无数代人的共同探索。

篇2：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读《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和陈旭麓有感

10法学一班 李甜华 1018010103

一、读《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有感

未翻开此书时，面对用新陈代谢来诠释中国近代社会产生浓厚兴趣，《淮南子·兵略训》：“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单从文义上解释，陈：旧的。谢：凋谢，衰败。指生物体不断用新物质代替旧物质的过程。也指新事物代替旧的事物。那这本书到底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哪些为新，哪些又为旧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读完此书，再细读冯契为陈旭麓所作之序，感同身受。

回望在辩证主义的角度，历史洪流，浩浩汤汤，奔流向前，社会总是在不断向前、向上发展，而中国近代社会（从1840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也不例外，然而这段历史又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史一个动态、新陈代谢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史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市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成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我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下面我想简要写写我所读到感悟到的陈和新。

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把西方叫做泰西，西方吧中国叫做远东，泰西和远东实际上代表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东西对视，隔雾看花，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乾隆皇帝的狂言“天朝之大，无奇不有”更是道出当时统治者对于西方的盲目排斥，因此当西方的工革命热火朝天时，中国人仍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幸福生活中沉醉，直到鸦片战争的船坚利炮打破了这篇沉寂，中国社会蹒跚走进了中国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华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有了种种变态。这一点决定了以后100多年中国命运的主要东西，它用影响了近代百年社会的新陈代谢。战争的失败带来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开启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此为新，代替了根深蒂固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然而这一新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在唯恐灭门的忧惧之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因此，“经济上的新陈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同时，这一灾难也使沉睡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道路。

经济上，从洋务运动的自强与求富的“因模仿一部分西方起器物而异于传统，又

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到辛亥革命的胜利推动实业发展，引来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短暂的春天后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和军阀统治，又窒息了民族工业的生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城乡社会中社会力量的变化，买边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洋货和洋害的侵入大大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政治上，从礼部、理藩院到总理衙门的变化，这种新旧变化表现了近代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变化，变与不变中挣扎的白日维新，假维新中的真变革，清朝的自救运动“新政”，共和和立宪两种模式的争夺，南京政府的成立，袁世凯的复古称帝，张勋的“辫子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山重水复的政权更替表明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中，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同时宣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人们在愤懑、叹息之余又能顽强的去寻找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曙光。政治上的新陈代谢陈旭麓曾这样写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戊戌维新，如民国代之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又跟上来，辛亥之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后一方面的新陈代谢是推动前一方面的新陈代谢的，后一方面的新陈代谢与前一方面的新陈代谢又有很大的不同，又具有某种亲缘关系.1

思想文化上，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激烈辩驳，维新派和保皇派的激战、革命派和维新派的争论，股思想解放洪流贯穿于中国近代社会，为新文化运动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论战埋下伏笔，然而在观念的破与立的历史进程中国，新文化固然是凯歌高进，但旧文化却并没有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退守中进行顽强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化相纳的历史。在这种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一条主线就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进步，除此之外，陈旭麓还研究了近代社会的会党组织的作用，诸如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教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描绘了物质生活方面的变化，而且详细论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好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 的社会心态，并且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等。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研究也见证了作者陈旭麓杰出是史识、深厚的学1 陈旭麓，《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同一性》，载《陈旭麓文集》，125页。

力和长袖善舞的才能。

而我也从中汲取了近代社会在新旧中的沉浮，在开放与保守、落后与先进、西方与东方的辩证关系中得到一次思想的洗礼，那句“落后就要挨打”又一次响彻在我耳边，居安思危四个字无疑是对当代处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最好的警钟。

二、读陈旭麓先生

读罢冯契为这本书做的序，又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般读完这本书，亲身感受陈老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深刻的见解，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因此去查了不少他的资料，恰巧读到一篇华东师范大学周武所著《苍凉的黄昏——晚年陈旭麓和新时期中国史学》。对于那段在文革结束后，陈旭麓已“渐入老境”，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把自己的学术和思想推入一生的电费状态，写出了被誉为“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件”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这可以说是一种幸运，同时也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苍凉。

陈旭麓先生以思辨和文笔见称学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但又是全国唯一的三级副教授。陈旭麓先生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1940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已经是副教授了。50年代初，两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后，陈先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系。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至1965年8月，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以及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剖析，多属拓荒之作。这些论著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不仅其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思辨的深邃和识见的卓特。

按理说，成就如此卓越的陈旭麓应该不仅仅是副教授才对，但是在“文革”中，陈旭麓受邀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班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古文的工作，就此为他招来晚年的横祸。在史学界有权势的红色教授们出于嫉妒想把他打成“三种人”（即所谓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从校系到国务院评审委员会，这伙人一次次压着他不能提教授职称，不能带博士生。陈旭麓就此成为永远的副教授。

不过，反过来想，如果陈老先生没有在文革中收迫害，那晚境也不至于如此苍凉，也许他最后的生命会被耗尽在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表态、行政会议和人事应酬中。他不幸被冷落、被排挤，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先生个人来说，也许反而是一种幸运。

并且，他在《浮想录》中写道：“公平是从残酷的不公平中得来的。分享艰苦比分享欢

乐更懂得时代的脚步。在困难中认识了他人，也检阅了自己。”“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好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了解他的人、为他的遭际愤愤不平的人那么多，使他感到安慰，受到鼓舞。

所以，让我们永远记住并缅怀这位站着思考的智者。

篇3：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对于中国大学精神的研究, 开辟了大学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 探讨的是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严格地说, 没有精神的大学不称其为“活”的大学。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而在当下众多学人乃至大学领导依然缺乏对此问题的足够重视, 这显示出该选题对当今中国大学发展和品质提升的重要性, 也反映出该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

该书是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中第一部专门研究大学精神史的专著, 视角新颖、领域开阔、探究系统、维度多元、个案生动、分析深入, 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

一是论证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源流。该书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精神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纯是西方大学精神的引进, “它的真正源头在中国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如北京大学的制度多采用西方大学制度, 但是北大精神则多源自中国远古。蔡元培认为:“大学者, ‘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北大的例子在中国大学存在普遍性, 这说明中国大学的精神具有民族性和文化继承性, 中华文化是其根, 中国精神是其源。

二是提出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元始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北洋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在1895年创立时提出“自强首在储才, 储才必先兴学”, 这一“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提到“为富强致治之规, 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 以求人才之故而本之学校”也表明兴学强国的观点;1901年山东大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等省立大学堂都相继提出“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才, 人才之兴替视乎学术”的观点, 可见兴学强国精神是中国现代大学初创时期的共同精神诉求, 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元始起点。这一精神是中国近代大学的特质, 它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一致, 反映出中国大学的社会性。

三是用大量史实证明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多样性产生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如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 他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其中形而上的大学观源自德国”, 但二者之间“不复有中体西用或西政暗合古制之论, 而提倡吸收、消化和融合。”该书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近代大学中西融合的特点——学人自主、民主科学, 最终得出结论“对立与交融——新大学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在近代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上是新的突破。

四是提出了“依据大学精神特征的‘近代’界定”, 具有理论创新性。对于“近代”的界定是一个历史学界谈论的热点问题, 写历史必须先要断代。目前依据重大事件断代、依据社会形态断代、依据文化变异断代等提法都有, 但是从精神特征角度断代尚属此书唯一。为此该书解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例子, 具有说服力。这一观点无疑给教育史研究带来新的影响。

该书以中国大学精神的演进过程为历史轴线, 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 解剖具体的教育实践案例, 考察中国近代大学精神产生的特点, 给予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 丰富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和视角, 达到了作者为中国大学“立心”“树魂”的追求。

篇4：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关键词：洋务运动；新陈代谢；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47-01

一、历史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史观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几千年来封建阶级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封建剥削关系是相当稳固的。闭塞自大的封建王朝以东方中心论自居，就如陈旭麓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静态的、凝固性的社会，但进入中国的近代社会，则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历史阶段。稳定保守的生产秩序一旦被打破，将再业无法平静。当旧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历史的需求时，势必将有更合适的历史选择来取代它。

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屈辱而觉醒的历史。在几十年的战争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冲击下，清政府视西方为野蛮落后的蛮夷有色眼镜被打破，认识到对手船坚炮利的同时，也肯渐渐低下头颅“师夷长技”、“变法图强”。“洋务运动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①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是封建利益的代表，他们怎会以自己身上的肉去肥被他们压迫的人民的胆？这种前提带来的必然是趋利避害，以新卫旧，新事物搁置于旧传统之外，无法融入。虽然如此，当利益的光芒被瞥见后，统治者就再也无法保持这种平衡了，有眼见的人们已经开始寻求个人利益，主动地扩大洋务运动的影响，因此，洋务派虽主张以新卫旧、保守封建，而它的实际意义已经远超出封建的范畴。

洋务运动烟云已经散去，但是自强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犹如一滴墨水可以逐渐使整瓶清水变色而非瞬间，历史的选择一般是“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由自主起着作用的力量”，②量的积累最终导致质的蜕变。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发展中的推动器，这种整体的、不自觉的作用看似隐形，实则任何力量无法干涉。

二、洋务运动的助推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轮番登上历史舞台的角色们，都有其登台的必然性。腐朽的清王朝已是夕阳余晖，洋务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给凝固古老的封建中国注入新鲜血液，新与旧接触的开始，新陈代谢已不远矣。

“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化”。③洋务派以“自强”为目的建立军工企业，生产当时较为先进的军事装备，用新式武器武装了清朝脆弱不堪的国防，开启了国防近代化；开办主张兴建工厂、创办近代工业，引进大机器生产，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企业，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是工业近代史的开端；兴办学堂、派遣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更是近代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滥觞；引进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理论、思想，“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寻求自身发展的萌芽。

通过一系列的变革，一些官员成为洋务派，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还有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在实际中发现运动中存在的不足，为日后的百日维新甚至五四运动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三、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

元气满满则为新，气力用尽则为陈，新陈代谢莫不过如接力棒的传递，每一棒的交接都代表着新与陈的代谢过程。无论兴盛或是衰弱，总是都在历史选择的线索上前进。“社会的兴革，事物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扬弃与汲取的过程，并不是很立竿见影，但它却反映了革故鼎新潮流所向和社会异乎往古的变迁。”④万事开头难，洋务运动在清朝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发生，失败的结局似的乎是必然的，因为历史的选择还没有到达一个更新的高度。但它的初衷及最后取得的效果是很好的，在对近代愚智未开的年代，激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刺激了对未知和利益的追求。运动的目标从前期的“自强”到后期的“求富”，一方面是趋利避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民族资本主义由此产生。

在清王朝腐朽昏庸的大背景下，洋务运动是一场巨大变革的开端，是历史的选择。在社会生产和国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它的出现只是早与晚的问题。因此，谈起这场失败的自救运动，似乎更应强调它革故鼎新、激发后世的进步意义。

注释：

①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104。

②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396。

③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138。

④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330。

参考文献：

[1]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篇5：浅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专著于1992年问世，作者在书中见解深邃，思辨独特，文采优美，使得这本书从问世至今十几年的时间里求索者仍络绎不绝。认真读罢先生此书，使我在历史知识上收获良多，更是扩展了我思考、认识的广度与深度。现从本书写作框架、精彩观点、我之疑异三个方面来说自己的感受，亦是探析理清自己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及其历史内在深刻性的过程。

一、框架设计之精妙

陈旭麓先生在以时间传承为基本线索的同时，并不重于或者说局限于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细枝末叶的描述，而是在自己冥思总结后，善于抓住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点”（个人认为包括“连接点”、“突破点”、“分界点”等），以此来构建各个矛盾统一的历史面，彰显了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

我想各举一例以简要说明：“连接点”，换而言之就是承上启下。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我们要想更清楚地还原、剖析历史事件，就不能忽视与它相关的纵、横向“影响力”（作用力）。“假维新真变革”这一篇目就紧抓清末新政与维新变法之间矛盾的联系，无不讽刺地从本质上探讨了新政的最终失败的必然，这体现的就是历史纵向的衔接。横向上，先生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民生状况也给予很大的关注，用专门的篇章来描述鸦片战争后农村的情况、西学传进来后中国哲学电影戏曲的新发展等，不仅反映了政治对社会的辐射，也衬托出了社会进步对政治斗争的推动。“突破点”就是新点。近代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只有敏锐地把握新的起点、开端，才能更好地体味其重大的历史进步性。陈先生书中所说“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五四之后仿效苏俄„„”①这三场运动（革命）在当时中国都是具有开拓性的，曾或多或少给毫无生气的中国带来过希望，也取得过成功。因此这些“突破点”是不容小觑的。“分界点”，革命派与改良派同源资本主义一家，我们都知道他们之间主张、目的的差别，却很少了解到他们在起初是有过合作的，而他们分道扬镳是“因自立军的宗旨矛盾，兴中会的毕永年与唐才常激辩而去，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章太炎也割辫明志，开始表露出二者的‘道不同，不相为谋’。”②当然这可能只是个催化剂，目的、手段不同决定此两派最终是不可能齐头并进，但是弄清这个分界点，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选择性，及客观还原历史大有裨益。

此外，本书无不充满历史辩证法的色彩。陈先生从变—不变、危机—转机、变革—革命、民变—革命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多角度论证，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退抉择，刻画了中国人的无奈与奋斗，给了我们一个碰撞的、活生生的近代中国史。

最后，我觉得从本书序目中可以窥见陈先生对近代中国任何一次变革运动、革命所持的都是客观肯定的态度，承认他们直接、间接甚至是不情愿之间给中国①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1日版，第417页。同上，第298页。

近代化带来的作用。“假维新中的真改革”一篇，慈禧太后本只想着如何保住清政府不倒，却不想此次改革从军队、经济、教育等方面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某种程度上也掘开了自己的墓。由此先生感叹“历史有情乎？无情乎？”，这里似乎可以看做历史对中国近代化有情，对清政府无情，当然我还是认为除去各自的原因与渊源，历史本无情字可言。

二、精彩观点不断凸显

陈先生思想独到，语言形象、干练，书中不乏其闪光的思想，这里仅摘录部分见解加以个人的诠释：

1、“没有社会形态的质变，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①——的确如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长久以来“固若金汤”，就是因为中央集权的程度有增无减。这也是陈先生重于对近代中国选择合适的政治体制思考，并探寻其历史渊源与现实需要的原因。

2、“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②——先生前瞻性地看到了封建中国积弊已久，先他人之所忧，这也更让我们体味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集中出现的灾难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上的质变）及国人图强应有的紧迫性。

3、“成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③——一语中的，深刻的分析了太平天国作为旧式阶级的起义不能成功的原因：生产环境（经济层面）落后决定了其不能跃出小农思想的局限，因此也不能奢望其在近代中国能发挥开天辟地的作用。

4、“„„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1860年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④——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颖的观点，以前提起近代史，第一想到的肯定是鸦片战争，因为它是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殊不知还有个1860年，这一年不仅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后中国人开始相对积极的寻找强国之计，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心理转而学习西方。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来说，它确实比1840年更有意义。

5、“洋务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异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⑤——我觉得这是从以前绝对阶级分析的观点转为客观分析的表现，(当然也没有抛弃阶级分析法）正确地看待了这两派的关系，他们之间并不因为姓“封”姓“资”而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横沟。在洋务运动破产后，某些洋务人物的反思甚至有触及到改良派作为的领域。

6、“„„义愤又常常成为新的横暴的导因。”⑥——这正是历史复杂性的体现，有时候正义与侵略在双方或者多方看来并不能说得很清，就像拿破仑的征服战争，一旦你越过道德伦理、政治的底线，就会被扣上 “侵略”的帽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理智，避免它陷入到历史的恶性循环中去。

7、“近代社会新陈代谢机制的变化，决定了清末民变已经不是历史的不自觉工具①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1日版，第4页。同上，第37页。

③ 同上，第85页。

④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1日版，第109页。⑤ 同上，第135页。

⑥ 同上，第212页。

了，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石。”①——陈先生从唯物历史的高度概括了清末民变对清政府的打击及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还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并对民众在民主潮流中“民智初开”予以充分的肯定。

8、“人们常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目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其实，„„军阀割据混战，正是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势下出现的。”②——此段文字深刻地分析了近代军阀出现的原因，从可能性到现实性，无不显示了军阀只有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况下才会出现。

三、个人的些许疑异

这里暂且撇开陈旭麓先生治史的高明之处，说说自己的一些可能并不成熟的想法：

1、洋务派的民用工业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一是中国人出外考察；二是西人入内的结果。那么洋务派办实业对资金需要的原因在不在其中呢？我个人认为资金的需要应该还是一个直接或者急迫的原因。

2、纵观本书，作者反复提到了“历史的惰性”这一词，我个人认为用“历史的惯性”是否更好些。惯性相对惰性而言，是客观的，也有其必然性和允许合理存在的时间性，我想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一旦被否定、推翻，其社会下的习俗、民众心理等方面都会由于惯性而停留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我认为这是合乎常理的。当然我们可以以适当的手段来人为地缩短这段“迟滞”的时间。

3、历史选择与个人选择的关系？——其实有没有历史选择我现在还持部分怀疑态度，不少史学著作都在篇目结尾加上“历史选择的结果”等字样，有点让人感觉是说不清之后的牵强。历史潮流我承认，但所谓的历史选择，我更觉得是历史提供多种机会，最终还是人选择的，只是专制时期是个人选择，民主时期是多数人选择。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帮我们完成任何臆想的事情。

4、本书毕竟是近二十年前的著作，有些观点、材料还是显得旧了一些，而且有点草草收尾之嫌，当然这也与先生的离世有关。

凝聚了陈先生数十年心血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博大精深，充满激情而又思辨地勾画了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或许我们在汲取先生独到历史见解的同时更应学习的是先生孜孜不倦与求真务实的历史研究态度。

①

篇6：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书笔记

陈旭麓先生的着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曾经荣获中国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好的导论性着作。这本书是陈先生晚年的最后一份遗作，凝聚着十几年的心血，在我看过的中国近代史中，可以说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一、新陈代谢的近代中国社会

陈旭麓先生的最后着作命名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刚一拿到此书就被她的题目所吸引。“新陈代谢”，什么是新陈代谢，这是一个生物名词。概念是：“活细胞全部化学反应的总称，它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物质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物质的交换和生物体内物质的转变过程。能量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能量的交换和生物体内能量的转变过程。”把这个词引入历史形容中国社会的变迁只能说是十分的贴切和形象。

近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如一个快要干瘪的细胞，活动延缓在时间上比西方的封建社会要多一倍多，而历史进程上看却是“仍在旧圈子里徐徐地盘旋而行”，社会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然是老式的封建社会。经济上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加紧土地兼并激化了阶级矛盾；政治上官僚政治仍然是与秦始皇时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相差无几；社会底层的宗族和经济行会盛行是“封建国家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思想上仍是“儒学定于一尊”。这些内容一方面是封建国家的基本状况同时也是长期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对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了无法言语的巨大作用。而陈先生此作就在于描述了这个巨大的稳定的社会被外来“物质”和“能量”打破的过程。

首先翻开此书的目录读者可以发现陈先生把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以螺旋式反应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一至十二章东方的状况，西方的状况，东方的状况…

十三章以后则是中国面对这种变化所掀起的层层波浪。山重水复经过各阶级各阶层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道路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中的变化都是可以和西方存在的各种状况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西方的这个环境让中国这个细胞里出现了中国与西方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和中国内部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变化谁说不正像生物的新陈代谢呢。

二、博大精深的论述内容

陈先生着作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博大精深和思辩深遂。虽然现在的历史学界普遍都相信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在是统治者的历史这个观点，可是真正能在着作中体现这一观点的却是了了无几。陈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而非一般历史学系，这一点当然还要加上陈先生自己的身体力行让《新陈代谢》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真正做到了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一历史史观。文既有经济内容又有政治思想。经济内容从鸦片战争前的土地所有制度和手工业行驶到被侵略过程中的“洪秀全的思想”、“自强与求福”、“农村的社会变化”最终“半殖民地的深化”。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制度和形式的演变形象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给人一个大致的印象。如果说经济方面的内容还是比较通俗的，那么在政治方面的论述则给人以更加博大精深的感觉。政治上，陈先生从鸦片战争前就开始从上层政府的“官僚政治”到基层的社会组织“宗族和行会”都作了一个全面的展示；各个时期都是整一个中华民族和外来“夷族”的整体对峙，“夷族”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整体的，上从领导社会的政府，中到变革和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下到各种社会组织、力量的思想，行动的变化。

而本人认为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最有特色的是对“中等社会”构造的讲述：包括“自举于士类者”、“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出入于方术技击于士类之间者”三个方面。“出入于商业与士之间者”又可以分成三部分“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旧式士类渗入了工商业”、“新式知识分子投身工商业”。“中等社会”又特别能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复杂而又特色的状况。能把中国近代中等社会分析地那么细致和深入市需要十分的功力的。中等社会不仅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内容的复杂的社会实体，而且重要性在于它是表现在社会构造上的新旧交替。而这点内容最能体现陈先生的博大精深和思辩深遂。

三、优美的话语、凝练的文笔

陈先生在行文中给人以 “话语优美、文笔凝练” 的感觉，内容中透露出一种“刚劲和发人深省”的意味。

篇7：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后感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旭麓先生晚年精心编撰的一部哲理性历史著作，全书共20章30余万字，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和全新的史学视角，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方面面展示了近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

近代社会是中国所有社会中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它同时将多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层次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在各种矛盾的相互冲击的大浪中，这种社会成为一个变形的社会，而这种畸形正说明它是历史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陈先生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意识的转变为主要层次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中国从此进入近代史。陈先生在书中说道：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震撼下第一人林则徐，后有魏源，洋务„„

当中国走入19世纪的时候，六十乾隆盛世已经过去了，与“盛世”相比，19世纪一开始就是暗淡无光的。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器、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早饭与士大夫的经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这本是王朝有盛转衰途中的历史旧景，但海舶东来，由中西贸易而渗入中国的洋物和毒品，又给世变添加了新的内容。它们像天边的乌云一样涌来，造就了下一世纪的多难与动荡。

陈先生在书中对历史的评价，总能运用用优美、洒脱的文笔，举出深刻的案例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时，他说道：“天国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失败的结局，更在于它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又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在论及义和团及其失败时，先生写道：“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回到中世

纪，确乎并不同义”；“当道德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时，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的”。他曾在书中反复提到历史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迂回之后，又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句话十分经典，它形象地刻画了近代社会在“欧风美雨”炮轰下从抵拒扼杀改革到不得不重新认同改革（从王朝到个人）的历程，而这种迂回又是以碰壁为代价的，当然迂回中也认识了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陈先生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说道：“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地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个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它道出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以及中国人在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历史潮流现状的清醒认识，巨龙猛然从睡梦中惊醒，打破笼罩了千年的封建礼教，开始谋求救国之路。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发生，只有短短的八十年。但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剧烈变化的八十年。这个时期，随着外国资本注意越来越深的倾入，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民族生存，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的先进人物，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曾经举起过各种思想武器，设想过各种救国方案，但都一一破灭，每次斗争差不多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才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胜利。

当年激烈而复杂的斗争虽是过去了，但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有的至今还在沿用。过去的斗争与当前的生活仍有紧密联系。中国近代史上所表现出

篇8：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近代嬗变

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同一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自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性别制度中,男、女是一组基本的二元对立范畴,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事务:尊卑、主从、内外等。这些二元对立的事务,规范着男女两性的地位、身份与分工,这种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一直盛行到清末。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价值定位是“男尊女卑”。

《周易》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从根本上确立“男尊女卑”的理论根源。由此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天地阴阳观念:天道为乾,地道为坤;阳成男,阴成女;乾为阳,坤为阴;阳尊阴卑,阳刚阴柔;男人处于主宰、领导地位,女子处于被动、依附地位等等。男女自出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不同的角色期待与价值评判,生男谓之“大喜”,将男孩放在床上,生女谓之“小喜”,将女孩放在地上,贵贱高低之分一目了然。《诗经》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催。”在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中,《礼记》把“男帅女、女从男”当做“夫妇之义”,“三纲”中规定“夫为妻纲”。班昭《女诫·夫妇》中也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夫义妻顺”是处理夫妻关系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中,男女两性的差别和尊卑与其生理性别紧密关联,男性拥有比女性更优越的地位和更高的期望。

2. 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分工模式是“男外女内”。

《周易》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据文献记载,周礼是排斥妇女介入公事的,被视为公事和外事的“惟祀与戎”的国事、从政外交的政事、籍田以劝农桑的农事,均被视为男性从事的公领域的活动;女性被限定在从事内事和私事——家中馈和务蚕织。工作场所、法律、经济、政治、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力和权威性的层面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范畴则被认为是最适于妇女的领域。男性平民阶层尚可通过所谓的“仕途”管道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女性群体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妇女不应干政、问政,因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妇女只能参与家务之事,无权过问政事、国事。

在整个传统中国,性别价值观念和性别文化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不断被强化和巩固、男女公私的性别分工格局为主流社会所提倡强调的同时,统治者为维护男性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通过法律、规章等强化两性在公私领域中的地位与关系,将性别价值观转化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女性被剥夺了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被排斥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禁锢于家庭之中。性别关系的制度规定由礼入法后,特别是唐律的制定使周以来有关社会规范由礼制化走向法制化,其强制性和惩罚性也逐渐加强。

二、近代社会性别制度的重构

女性对于国家的重要地位先是由其“贤妻良母”的社会定位被认识到的。郑观应认为,女性存在的第一要义就是当个贤妻,第二要义便是良母,这直接地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

在“贤妻良母”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对“新”妇女形象作了简练而明确的界定。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繁衍种族的生育工具的妇女,在早期思想启蒙家的民族国家话语中则成为“国民母”。妇女不仅仅是生养子女的母亲,更是辅助丈夫、料理家务、教育和引导子女成为建设民族国家栋梁之才的“国民母”,同时将其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相提并论,这实际上将几千年来一直遭遇漠视的中国妇女提升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地位,并肯定了她们存在的基本意义———女性构成了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虽然她们本人并不直接参与建设,但通过养育子女为民族国家尽责尽力。这并非是中国现代化先驱们的一种创举,在许多民族主义那里,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与文化传统的保护相联系。而且,在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作用和责任时,当时的男性精英没有考虑或者忽视女性作为个体的“人”或“女”的权利和地位。面临严峻救亡图存现实的中国男性,理所当然地遵循了这一历史“规律”,这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形成时重新调整和确立女性“辅助”意义和地位的一个开端。从此,我们便能看出中国早期女权启蒙与本土和西方传统男权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过渡关系。毫无疑问,“男性女权先声”对现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的建构与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内涵,它有对传统贤妻良母扬弃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继承其衣钵的一面。

大概在“国民母”之后或同时,有部分倾向革命的激进人士曾提出过“女国民”的概念,1903年在日本成立的女留学生组织“共爱会”以“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号召,1907年创刊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发刊词中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有这四个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反复地解说这四个大字”。蔡元培1902年4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同年冬,该会所办的爱国女学,也不取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从所定章程及开设课程看都以“铸造国民为目的”。从表面上看,贤妻良母与献身民族之间似乎有着非常悬殊的距离,实际上它们在深层意义上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精神内核,即要求女性成为挽救或建设男性的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妇女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所占据的这种既“重要”又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充分反映了女性亘古不变的客体地位,正如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在语言中与在生活中一样,男性同时占据着中立的和男性的地位,这就是说,客观性的中立性和男性在语言中是共存的,而女人占据的是性别化的、永远是女性的位置。客观性的性别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女人视为自然,男人是认知者,是精神,女人是‘有待认知的’,是材料,也就是说是需要控制和制服的东西。”这一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普遍性,同样适用于解释现代中国女权启蒙的致命点:女性作为客体始终处于被男性认知的自然或材料状态,也始终为男性所控制或制服———在男性启蒙者眼中,女性毫无疑问是需要他们(或他们代表着的民族国家利益)来引导、唤起或动员并利用的对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一种历史境遇和背景下,在整个封建秩序中同样处于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地位的子辈男性与处于历史边缘的女性群体结成了一种同盟关系,这使全社会以及妇女自身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才可能相应地摆脱那种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妇女观的缠绕,而对女性的切身利益投入更大的注意,对女性作为一种群体存在的探讨有比较真实的逼近。“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专门撰文谈论婚恋自主、家庭革命、废除娼妓、大学开放女禁、女子继承财产权等等妇女问题,批判传统的贞操观念、节烈观念,将新生苏维埃妇女、北欧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娜拉”等等引进中国。

纵观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女权启蒙,女性无论是走向社会、革命、参与到公共领域中,还是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日趋公众化,都表明这一切本质上并不是为妇女自身,相反,更加坚固了男性的民族国家,坚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它动摇了某些男权文化传统,但远未触及这种文化核心。正如20世纪60年代著名女权主义者米利特所抨击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性别革命对象是“男权制的法律形式、它最恶劣的弊端以及它规范化教育的格局,但造就了两性气质和角色差异的社会化机制却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根本的态度、价值观和情感,亦即数千年男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结构,即使受到了某些触动,被触动的也仅仅是皮毛。此外,作为旧传统主要成分的婚姻和家庭,几乎从未受到严肃的挑战。被改变了的只是社会的表层;在那下面,根本的制度并未受到触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还原女性做人的权利是女性获得解放、摆脱男女有别社会性别制度的前提。李大钊鲜明地指出:“人民这个名词,绝不是男子所独占,那半数的妇女也包括在内。”李达指出“男女两性结合为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有机体的集合体,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陈独秀则大声疾呼:“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鲁迅指出:“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在倡导者们的启蒙下,部分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萌发:“我们痛心于我国几千年来压迫女子的文明,我们应打破这吃人的腐败的旧伦理观念;我们痛心于目前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我们应改变这畸形的片面法律;我们痛心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我们应竭力提倡女子教育;我们痛心于现今妇女经济之不独立,我们应要求这种职业之开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男女同样具有能力,都可以服务于社会,既然能力相等,那么社会就应当赋予男女同样的社会地位,从此,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并建立起来,男女平等社会性别制度逐渐确立。

摘要：社会性别制度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在不同文化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价值定位是“男尊女卑”,性别分工模式是“男外女内”。鸦片战争以来,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遭到质疑,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争取女性权利更是成了有识之士的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逐步得以确立。

关键词：传统社会,社会性别,近代嬗变

参考文献

[1]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杜芳琴.妇女史研究:女性意识的“缺失”和“在场”[J].妇女研究论丛,1996(4).

[4]杜芳琴.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J].浙江学刊,1998(3).

篇9：读《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

本书所论述的是二十四年的历史(1840—1864年)。共分七章。除第一章谈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第七章集中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和思想外，其余五章主要谈两个问题，即鸦片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全书有一条主线把它提携起来，即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书中有插图二十一幅，图版十五幅。书后还附有大事年表和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简明扼要，史论得当。它没有大段大段的引文，也没有空泛的议论，而是夹叙夹议，把史料和论点糅合在一起。例如，第五章第二节，谈到叶赫那拉氏等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时，既根据可靠的史料来说明有极强烈权力欲望的那拉氏，擅长搞阴谋诡计，她和得到外国人支持的奕勾结起来，搞宫廷政变，排除载垣、肃顺等八大臣的权位，把皇帝的年号棋祥改为同治——表示太后和皇帝一同治理天下，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论说：“那拉氏、奕当政，……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走上彼此结合的道路。清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在那拉氏作为这个反革命政权的象征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这部书还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关于洪秀全之死，以前的有关历史著作，都沿袭“服毒自杀”的说法。这种谬误乃出于曾国藩的伪造和篡改。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为了向清廷报功，在奏折中称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不久，曾国藩见到了李秀成的《自述》。《自述》中清楚地说明，洪秀全是病死的：“四月将初……天王斯时病已很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奸诈的曾国藩怕犯欺君之罪，把《自述》中的这段话加以篡改。自从李秀成《自述》影印原稿出版后，真象大白了，曾国藩的鬼把戏被揭穿了。洪秀全“服毒自杀”的谬误近年来已经得到澄清，本书也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明确地说“洪秀全因病逝世”。

这部书与以前的同类历史著作相比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但是在挖掘新史料、阐述新论点方面并不多，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还有值得讨论研究的地方，例如，对李秀成的评价，对韦昌辉前期和后期功过的论述，就是如此。

对于李秀成的评价。书中第五章第三节有这样一段论述：天京沦陷，“李秀成突围后被俘，在囚笼里写下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供状，对曾国藩阿谀谄媚，献计招降太平军，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随后被曾国藩处死。”本书作者把李秀成定为“叛徒”，是沿袭以前的一种说法。如何评价李秀成的问题，以前史学界讨论过，最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又重新热烈讨论起来了。评价李秀成的功过，应从他的全部历史来分析，还应该看到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李秀成《自述》中对敌人的软弱表现，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大错误，也是他一生中的污点。但是他视死如归，“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在狱中的十四天(即自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夜，李秀成在方山被俘，至八月七日被杀害)，并没有在敌人面前乞求一命的表现。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傍晚，曾国藩下令把李秀成“处死”。临刑前，李秀成还写下了就义歌——绝命词十句，对太平天国仍表“尽忠之意”。仅凭一纸供状定他为“叛徒”，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作者把他定为“叛徒”，因此对于这个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由一个圣兵一直提升到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忠王)的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赫赫功绩，如痛打洋枪队和天京保卫战中的作用，不敢加以赞扬。其实，对李秀成应该肯定的就给予肯定，这样做绝不是为所谓“叛徒”唱赞歌。

对于韦昌辉的评价。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时，严厉地鞭挞韦昌辉的错误是应该的。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杀了杨秀清，但是他扩大事态，滥杀无辜，这一罪恶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作者却由此而不敢肯定韦昌辉在革命初期的作用和贡献。韦昌辉是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地主兼典当商，并捐得监生。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宣布起义之前，劝韦昌辉入会，借他的绅富名义和资财，组织保良攻匪会，掩护革命活动，贪官污吏指为谋反，韦昌辉愤而加入拜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能够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昌辉的毁家发难，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本书作者却对这些加以回避。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当前史学界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