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教育

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共6篇）

篇1：乡村振兴战略教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要振兴乡村教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我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振兴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不改变，乡村振兴战略就无法全面落实。”民进海南省委副主委、海南省政府教育总督学潘惠丽委员说。

潘惠丽委员表示，目前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但是，乡村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最大的短板，教育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仍然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不充分。

“现在农村教育体系不健全，幼儿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都有待完善，还没有形成全链条推进的有效机制。同时，农村各层级段教育呈现出来的突出矛盾也十分复杂，农村劳动力培训、职业农民培养的主体、职责、机制不完善。”潘惠丽委员摆出了自己在调研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潘惠丽委员建议制定乡村教育振兴发展规划，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中统筹部署、统筹推进。她说：“以构建学习型社会、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科学、系统地做好农村学校（含幼儿园，成人学校或站点）布局规划，使乡村各类教育有场所、有阵地，尤其要及早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指导标准，优化和稳定农村义务教育布局。”

除了做好顶层设计，潘惠丽委员还建议研究制定支持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的制度措施。比如：进一步细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切实解决城乡教师交流和流动的制度障碍；依托特色小镇、风情小镇建设，制定政策，积极引导城市公办优质名校在小镇办学建校，推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下沉等。（记者 王晓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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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乡村振兴战略教育

关键词：精准减贫；

乡村振兴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为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截至2020年，我国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届时农村的绝对贫困会暂时消失，但贫困问题会一直存在，扶贫是我国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历史任务。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如何破解日益严峻的乡村问题成为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对“三农”问题格外重视，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全党工作重重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位列我国七大发展战略的第4位，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亮点，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1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

1.1乡村振兴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农耕文明的区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赋予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基因和厚重感。因此，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是中华现代文明的根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1.2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gdp已然超越日本，占美国gdp70%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户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城市和乡村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短板”。必须振兴乡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初衷，才能确保城乡一体的全面发展。

1.3乡村振兴是推动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通过乡村振兴，将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考虑和安排，实现城乡生产空间高效利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始终确立以人为中心，把城乡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兴家园，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走出一条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

1.4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

乡村振兴不仅是中国城乡平衡发展的要求，也是城乡居民充分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增添精神慰藉，带来全面充分的发展。

2精准减贫下乡村发展的总要求

在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前提下，我国依然要砥砺前行，大力实行减贫政策。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规划，对照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发展要求得到了显著升级。由抽象的“生产发展”升级为层次更高的“产业兴旺”；

由要求一般的“生活宽裕、村容整洁”升级为要求更高的“生活富裕、生态宜居”；

由不作效果要求的“管理民主”升级为富有成效的“治理有效”。现在的总要求赋予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更高水平、更高需求的新涵义，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与超越，更符合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精准减贫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

3.1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

积极贯彻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的基础工作，确保贫困户信息真实。健全精准扶贫动态监管与目标考核体系，制定精准扶贫责任清单和进度协调计划，加快推进精准减贫各项配套政策和制度创新。精准减贫政策是解决我国当前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3.2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石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7年的58.47%，已经接近65%-70%的城镇化顶峰。然而由于人口巨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013.33，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2，耕地质量较低。因此农业现代化不可能走美国式单一的大規模高度机械化的农庄模式，而必须走多样化、适度规模、精耕细作之路。因此，乡村必须保证适度人口。但是由于乡村发展不景气，而城市变化巨大，迫于生活压力和房价的剧增，大多数青壮年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大大减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同时，由于人口过快、大量集中至城市，城市发展又面临新的“城市病”。城市与乡村是鱼水关系、血脉相融、密不可分，只有两者均衡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因此，应该转变“以城统乡”的思路，更强调农业农村的优先位置，让广大乡村能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的新局面，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3.3明确土地承包期限

明确土地承包期限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党十九大报告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在延长30年”，这一利好政策极大的增加了农民的信心，也提高了农业投资人的兴趣，让其放心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更有底气加大投入、扩大生产，改善农田设施条件，做好长远规划，对中国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提升意义重大。同时，有志青年不必漂流在外，在乡村就可以解决就业创业问题。

3.4明确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明确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当前，传统的农业理念、经营方式和种养模式已经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新时代农业被赋予了生态、休闲、养生、文化传承等更多功能和期待，通过渗透融合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乡村产业要兴旺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3.5明确乡村治理体系

明确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当前，部分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严重弱化，农村基层“苍蝇式”腐败问题严重，成为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在“自治”上，要创新村民议事方式，充分尊重和保障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在“法治”上，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育村干部和村民的法制观念和规则意识，引导其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在“德治”上，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使村民树立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

3.6明确“三农”工作队伍要求

明确三农工作队伍要求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当前，乡村人口出现空心化，呈现“386199”的特点，发展农业急需的专业人才在农村留不住的现象比较普遍，较多涉农专业的大学生不愿意去农村，三农工作队伍人才缺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要求。把“懂农业”放在第一位，切中“三农”工作队伍视野不宽、本领恐慌的要害；

同时，只有爱农村、爱农民才能在乡村扎下根，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实现农民富。要坚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本质属性，实行农村职业教育的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振兴服务能力，造就高素质的农村职业学校校长队伍，要引导种养能手的农民工返乡，鼓励大学生和涉农科技人员下乡，到农村去开创新天地。

4结语

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主要任务，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总要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需求。只有乡村发展，中国才能从根本上取得发展；

只有乡村实现小康，中国全面小康才能得以落实；

只有发扬乡村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才能永续传承。因此，乡村兴，国家兴。

参考文献

篇3：乡村振兴战略教育

一、《TVET振兴战略》的背景分析

(一)非洲教育一体化背景下的职业技术教育振兴

鉴于全球化进程“由那些近代以来在世界文明变革中先行一步的西方国家所主导”,是一种“发达国家支配、控制而落后国家被动卷入”的进程,因此,这一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秩序与规则之制定”的话语权,在“利益与成果之分享”中处于有利地位。[2]于是,“一些发达国家能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一些不发达国家在其中处处碰壁,步履维艰”。非洲甚至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全球化”的。“世界贸易自由化使非洲大多数国家进一步走向边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占世界贸易总额还不到2%”。[3]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7年度非洲竞争力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全球竞争力大多排在后一百名。[4]如今,这片土地的贫困人口与20年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超过了全球的60%,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恶化。[5]非洲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选择。

“区域一体化正是非洲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选择”。[6]1965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非洲一体化正式开始。2002年7月非盟的成立则标志着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其成员国也有了更强烈的合作意识。两年后,非盟通过了《2004~2007战略框架》,旨在通过具体可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一系列计划,使非洲沿着一体化道路向前发展。

非洲教育一体化是非洲一体化中重要的一环,非盟先后推出了两个“十年教育行动计划”。在第二个十年(2006~2015)计划中,非盟意识到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独立自主地生活,因此,建议将职业培训融入普通教育体系。非洲教育部长历届会议重点关注的七个领域中,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就是其中一个。《TVET振兴战略》正是在非洲一体化背景下提出的。

(二)非洲严峻的社会经济状况要求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非洲的发展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非洲15至24岁的青年有2亿多人,超过总人口的20%,占劳动力人口的37%,但这部分人中却有60%处于失业状态。[7]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年失业率1993年为21.9%,2003年为21.0%,分别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7%和14.4%;1993年至2003年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失业青年数量增长率为32.5%,也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6.8%。[8]在城市,由于工商业发展落后,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乡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尤其是女青年更处于不利地位。非洲的社会现实表明,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更可能被卷入武装冲突或者从事犯罪活动,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体系、交通和通讯领域,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严重不足。传统的学徒制教育只能培养手工行业的劳动者,无法填补中高层技术工人短缺的空白。而今日非洲的发展,特别是战后重建地区的复兴,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都要依靠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TVET振兴战略》开篇即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专家会议宣言中的一句话:“由于人们把教育看作是有效发展战略的关键,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必然被当成一种主要手段,用来减少贫困,促进和平,保护环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并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9]

实际上,世界银行在新世纪之际便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对非洲职业技术教育的错误认识和政策,很多非洲国家和国际捐助团体的决策者也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非洲国家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发的各种“减贫战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反映出非洲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价值。在减贫战略文件中,喀麦隆准备加强职业技术训练与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科特迪瓦强调要加强职业培训;加纳将职业教育和培训与青年教育以及技能发展联系起来;莱索托和卢旺达将注意力放在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与商业发展的联系上,而马拉维强调要通过技能发展推动自主创业。其他国家,如乍得、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乌干达和赞比亚也在国家政策中给予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优先发展的地位。[10]

(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客观实践却存在诸多问题。概括起来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组织的结构问题。

(1)在层次和种类多样的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中,非正式的学徒制培训比重过高。非洲有公立和私立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也有高等教育性质的理工学院,还有企业的学徒培训中心。问题是,在非正式劳动部门中的传统学徒制往往是农村贫困人口或没钱上学孩子的惟一出路。特别是在西非,这种非正式部门实施的传统学徒制是获得就业所需技能的主要方式。加纳非正式部门承担了全国90%数量的技能培训。(2)公立培训学校数量过少。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培训市场出现了大量赢利性的私人组织。在加纳,政府支持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包括教育部管理的23所职业学校,有注册学生1.9万人;另外,还有38所人力资源和就业部主管的职业培训机构。但质量参差不齐的私营培训机构有500家,注册学生有10万人。在加纳,天主教会是支持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最大私营机构,它在2006年公布了针对职业技术培训的全面提议,建立了58家机构,目前注册学生达到了1万人。私立学校较多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私立培训学校收费较高,但提供的又是低成本的服务业课程,而且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难以满足成本较高的工业培训和农村偏远地区的培训需要。

2.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管理问题。

上世纪80、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参与了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减少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使得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减弱。私立培训机构和公立培训机构在教学目标、课程、收费以及评估上差异极大,这造成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的低效和混乱。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有关规定出自政府不同的部委和非政府组织或教会等团体机构,因此评价和认证的标准也不统一。非正式劳动部门中传统学徒制在管理中被边缘化,缺乏规范的制度以及政府的支持和干预。

3.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资金问题。

《TVET振兴战略》指出,由于生师比低,培训设备价格高昂,实践课还要“消耗”掉价值不菲的培训材料等原因,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单位成本必然会高于中小学教育机构。必须承认,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生均投入确实需要大量资金,但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支持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埃塞俄比亚只拿出了教育和培训预算当中的0.5%用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上,而加纳也只有1%。

4.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质量问题。

《TVET振兴战略》决议认为,总的来说,非洲的职业技术培训质量不高,过分地关注理论知识与资格证书,忽视了技能的掌握和熟练性考核。教师培训不足、设备陈旧过时、教学材料缺乏这些因素影响了培训的效果。[11]

二、《TVET振兴战略》内容的文本分析

(一)目标及措施

《TVET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减少贫困和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具体而言,非洲《TVET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表现在许多方面,并设计出相应的一些战略措施。这些战略措施主要反映在该战略的“执行体系”、“非正式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和战后地区试验计划”、“主要政策问题”、各级机构各自发挥的“政策作用及相应建议”、“战略评价”等部分。归纳起来这些目标和措施主要有:

1.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的吸引力。

为此,拟将高就业率的培训机构推为典型,带动民众选择职业技术教育;利用媒体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比如投放广告或者电视节目来推广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

2. 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质量。

为此,首先要保障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经费。《TVET振兴战略》认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受益者应该共同承担培训成本;政府应对企业按工资总支出的一定比例征税(一般低于2%),以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基金。这实际上是征收教育培训税,使企业参与支持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发展。除了受益者分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成本外,来自国内外的援助也应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例如,非洲开发银行作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战略合作伙伴支持特定国家的项目和多国合作的项目,并提供小额信贷。其次,政府要有意识地努力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师队伍的职业素养和教学技能。不仅要培训教师,而且要稳定职教队伍。通过各种公平的薪酬和激励政策吸引教师,包括为教师买房、买车提供贷款。同时,应该向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管理者、专业和政策的决策者提供培训,更新他们的知识,使其能有效地推行各种执行机构中的资格认证体系、鉴定标准、评价指标、质量保证及问责制等新战略及措施。[12]第三,要开发优质课程,注意课程与劳动力市场需要的结合,注意培训的有效性。第四,要加强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开展“基于能力”的培训(CBT)。

3. 整合现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资源、实行一体化管理。

首先要设立全国性机构。该机构要能代表政府决策者、雇主、公立和私立培训组织、民间团体、校友联合会以及发展伙伴等相关群体的利益,统一协调和促进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事务。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构,比如加纳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委员会(COV-ET)、坦桑尼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局(VETA)。这些部门代表国家进行政策性调控,统一课程、学费和入学条件标准,规范培训市场的秩序。其次,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联系,加强正式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非正式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联系。第三,要求在培训课程、标准、资格和资金保障方面建立和落实强有力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建立统一的资格认证体系;明确规定培训的种类、层次和水平,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对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进行认定,实行一体化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人员流动。

4. 保障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学员就业。

首先,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适切性。职业技术教育及培训要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其次,加强培训后的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学员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学习背景来选择项目。第三,应该提供奖学金以及面向贫困学生的“服务抵偿学费计划”(像清洁和农牧工作)。第四,针对毕业生工作去向进行跟踪研究,以提供有价值的反馈,调整培训项目,增加受训者的就业机会。

5. 促进职业技术的终身学习。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应当变成开放的学习系统,让工作所需的技能可以通过终身学习得到不断更新,让无法接受培训的学生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13]

(二)优先发展的课程领域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TVET振兴战略》特别明确了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若干优先发展领域及核心主题。

1. 优先发展的课程领域。

在《TVET振兴战略》中,优先领域的确定采纳了非盟2006年对非洲18国提出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现状的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14]农业和农村发展是首要目标,其次是公共健康和水资源、能源和环境管理、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筑和维护、国家治理等。其中,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涉及土壤改良、农产品加工、粮食的保存和储藏、农作物的多样化生产、城市园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关于国家治理领域的优先发展,《TVET振兴战略》指出:非洲大陆的暴力、冲突和战争的历史表明,政治宽容和尊重人权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在非洲大陆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在所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中加入政治和公民技能的培训十分重要,这些政治素养包括:参与民主政治,培养政治意识,建立对当局的正确态度,遵守法律,尊重人权以及促进社会融合与民族和解(特别是在战后地区)等。[15]

2.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TVET振兴战略》主要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应遵循如下原则:入学与公平、质量、实践性、适切性、就业与创业能力兼顾、效率、可持续性、联系和合作、权力下放、政治和道德教育、环保、培训系统内的互通,等等。其中,实践性原则指的是培训必须考量学员在实践操作上的熟练程度,而不是理论知识,培训活动要强调熟练操作的测试。适切性原则指的是培训体系必须具有弹性,可以满足学生、社区和地方工业的实际需要。效率原则指的是培训过程中要注意培训单位的投入(主要是时间和资金)和毕业生产出之间关系的内部效率,涉及怎样以较低的成本来完成同样类型和质量的培训,如何提高学生的毕业率。环保原则指的是在各种培训项目中推广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科目。联系和合作原则指的是必须推进和劳动界以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深化双方的合作。[16]

三、关于《TVET振兴战略》的思考

(一)关于《TVET振兴战略》的作用与经验

1.《TVET振兴战略》能发挥非洲教育一体化改革和治理的优势。非洲一体化不仅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策略,也是非洲大陆“推动国家发展和地区复兴的重要选择”;[17]“既有非洲大陆层面的一体化,也有地区层面的一体化,更有各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体化”。[18]由于非洲民族国家发展历程[19]的特殊性,各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体化任务也十分紧迫,而且难度较大。因此,《TVET振兴战略》无疑对非洲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一体化改革和治理具有重要的信息交流、业务指导和监督意义。

2.《TVET振兴战略》系统而全面地为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规划了振兴的战略,堪称未来一段时间内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战略在形成中充分运用了最新调研成果,结合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提出的要求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设计了非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振兴的目标、原则、优先领域、核心主题和保障体系。

3.《TVET振兴战略》比较充分地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和非洲内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实践的经验教训。《TVET振兴战略》选择非洲的南非、贝宁、肯尼亚、加纳与坦桑尼亚5国和国际上的新加坡与德国作为分析对象,分别研究了这些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创新、影响、经验与教训。比如,该战略指出,南非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创新上建立了国家资格认证体系(NQF)和奖励机制;在影响上有效协调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促进了认证结构的连贯性,加大了对工业技能发展的资金投入,并加强了培训项目的市场性;在经验教训上,由于官僚作风,国家资格认证体系的发展很慢,而且长期征收培训税需要不断与缴税企业开展合作。[20]

4.《TVET振兴战略》所提倡的分权和多样化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包括基于学校的培训、企业培训和学徒制培训),注意结合非洲实际,体现了非洲特色。比如,该战略重视非正式培训的作用及传统学徒制培训在非洲的特殊意义,重视加强非正式的和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之间的联系,强调在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之间建立“立交桥”的必要性;强调本土家庭手工业技能培训,提供手工艺、陶艺、烘制、木工、裁缝、编制和皮革制造等方面的课程,还特别提到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加强非正式培训委员会”旨在增强工匠对学徒的技艺传授能力的项目;强调兼顾政府(公众)的利益与非政府组织和教会团体的利益。再比如,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核心主题中,该战略明确指出,战后重建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要优先发展建筑、灌溉、电力以及通讯等专业和课程。

(二)关于战略执行的障碍

政治上的不稳定是实施《TVET振兴战略》的障碍之一。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非洲一些地区政局动荡、部族冲突不断,严重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的推行。政府频繁更迭也破坏了政策执行的稳定性,打击了外国援助团体的投资信心。

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产业结构的问题制约着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在撒哈拉以南,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南非除外)低于400美元。虽然博茨瓦纳和加纳等几个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但很多国家实际的年增长率低于2%,难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在今后几年,非洲经济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片大陆每年要解决700~1,000万人的就业问题。除了博茨瓦纳、象牙海岸、加纳和南非,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工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小于10%,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除了南非和毛里求斯,其他国家在非正式部门劳动者所占比例达到了85%,很多人没有薪酬。[21]这种状况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学员的就业,也限制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可持续发展。

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低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生源。虽然非洲在教育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很多国家文盲的比例仍然超过了50%。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至关重要的中学入学率也很低,只有少数国家的毛入学率超过50%。小学生完成学业的平均比例为80%~90%,初中为30%~40%,高中仅有20%。适龄青年中只有1%~2%进入大学和其他种类的高等学校。以加纳为例,全国的职业者中有49.1%是文盲,只有3.9%的人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在坦桑尼亚,具有小学以上文凭的劳动者还没有超过一半。[22]

资金匮乏也是实施《TVET振兴战略》的重要障碍。战略执行需要充足的资金,经济落后的非洲难以支持规模庞大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非洲地区的GDP总量小,外债数量大,财政赤字严重。很多政府在国防、能源和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巨大,教育投资却杯水车薪。资金匮乏直接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质量,没有足够的投入,机器设备得不到更新,教师队伍流失严重。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混乱是战略执行的现实障碍。由于政府的监管不力,培训市场秩序混乱,各种性质的组织功能重叠,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很多地区还没有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导致企业对培训机构的质量和学员的素质信心不足。

参考文献

[1][10][11][12][13][14][15][16][20][21][22]AfricanUnion.Strategy to Revitaliz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TVET)in Africa.Final Draft of Meetingof the Bureau of the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fthe African Union,29~31 May 2007,ADDIS ABABA.Ethiopia.20,17,20~23,48~49,38~41,32,32~33,36~37,27~31,21~22,22.

[2][18]刘鸿武.序二:一块大陆的觉醒过程与复兴努力.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6.

[3][19]徐辉,万秀兰.全球化背景中的非洲高等教育本土化[J].比较教育研究.2007,(11).

[4]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7.World EconomicForum,2007.

[5]AIDS Epidemic Update 2007.UNAIDS,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15.

[6][17]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9,9.

[7]Youth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the Potential,the Problem,the Promise.the World Bank,2009.1.

[8]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Youth.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Geneva.August,2004.:8.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trat/down-load/getyen.pdf.2009-06-09.

篇4：乡村振兴战略教育

夏铸九：区域不均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纳入全球经济之后都市化中国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趋势下，广大乡村地区的首要课题是地方产业的振兴与地方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如何确立。面对地产资本、旅游投资与游客进入，地方能在规划上，由战略定位、保护与保育规划、到负责任的旅游，以至于草根小区营造上预做准备，可以将破坏减低，为乡村地方谋福祉。

海峡旅游：对于一个乡村而言，什么样的规划才是好规划？

夏铸九：规划的目标、规划的内容、执行的手段必须讲究，首先，认识地方村落的真实问题，从而，站在地方的立场出谋献策，以及，针对地方文化的活化保存与地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未雨稠缪，而非放任造成不可逆转破坏。

海峡旅游：“乡村营造”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应该如何推进乡村营造？

夏铸九：乡村营造的理想是有自主性的草根小区与有自主性的农民的诞生，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真实需要，有自觉与自我组织能力的地方小区是乡村营造的条件，他们不但是自在的农民，而且是自为的农民。期待地方政府的角色能发挥关键的作用，对地方小区开放而包容，过程宜平等对话，对地方发展则避免短视，避免造成地方文化与生态上的破坏，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至于专业者则为提供技术支持的角色，而不符合地方水土、移植套用则是专业大忌，反客为主的专业者是装了半瓶子水的专家。尤其期待发挥“互联网+”的力量推动乡村营造，造就21世纪网络社会才可能发生的，结合电子商务与有机农业生产、深度文化旅游以及生态旅游，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海峡旅游：旅游被很多人看作是乡村在农业之外的重要新兴产业，您怎么看？

夏铸九：旅游无疑是有巨大市场的新兴产业，旅游产品提供与消费者的条件俱足，但是，大众旅游若是不经规划与引导，很容易造成地方文化与生态上的破坏。大众旅游本身经常造成“上车睡觉，下车尿尿”，高峰期间游客过多，人车船拥堵，廉价仿制地方特产一扫而空，留下遍地垃圾，不但旅游本身质量难以提升，旅游者自己不满意，对地方的冲击也是灾难。要经过有地方自主性的旅游规划与地方小区的营造，才能转往深度的文化与生态旅游，或是养生旅游，以及朝向负责任的旅游，才能形成旅游者与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既使地方受惠，旅游者也获得身心的满足。

海峡旅游：乡村要发展需要采用什么有效的产业模式？

夏铸九：使乡村产业的发展模式加入人的因素，地方的参与者具备自主性经营的能力，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产业模型。譬如说，养生产业中的养生旅游，地方首先要有懂得禅修养生之道的大和尚、大师父或是道长，然后，塑造适当的地方与时间，规范参与修习者，这是一种可以参考的个案。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观点。）

篇5：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标志着当代中国从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说明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有了质的突破，距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百年目标越来越近，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事。然而，农村的发展却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与城市相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最为突出。不仅表现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还表现在农村的治理水平不足以及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精神文化、道德伦理的式微。本文所探讨的农村精神文化困境就属于这类问题。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与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极度短缺，以及全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虚无感和缺少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能力。农村思想文化精神和道德伦理的缺失让全社会感到不安和忧虑。

解读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要用“乡村”的概念替代“农村”概念。这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应合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昭示了乡村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中，“乡风文明”不是为经济振兴助力的次要方面，而是乡村建设的初心、旗帜和方向。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乡村的历程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反思乡村文化的基本规律。从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探索乡村的未来。

一、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乡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也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这样畸形的观念忽略了当前乡村的客观现实，忽略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带动广大乡村，相反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衰落、农民在精神观念上进退失据。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不再固守物质和文化家园，亦步亦趋地跟在城镇化列车后面踉跄前行。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乡村文化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不能用理论说服人们，乡村必须为城市牺牲，传承了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必须让位给“现代文明”。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了乡村，更没有那一种理论说得清中国的乡村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命运。从情感上说，拥有6 亿多乡村原住人口、绵延5000 年的乡村文明都衰亡了，拿什么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把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全面，直至形成具有完整体系和长远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曾用一个很“文艺”的词表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乡愁”。这个“乡愁”所指称的意义就是，无论怎样的发展，都不能抹杀乡村精神，不能抹杀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既要留住青山绿水，又要传承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复兴的任务，就是让“乡愁”切实落地，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复兴，就要是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复兴和重建。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更不是推倒重来，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乡村，而是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重建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培育新农村建设的合格人才。这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要义所在。

二、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以农耕开国的民族，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除了领先世界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以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农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特质的中国文化。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先民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脉。

这些乡村文化传统资源，因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劳动方式、民族习俗文化、历史发展机缘等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个性化，二是多样化。样态丰富的乡村文化使我们民族拥有了活力无限、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

回顾近代历史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屡遭强权侵略，但国家没有灭亡，民族没有灭亡。那是因为在根本上，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使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依然有先进分子以自身文化信念为支撑，在挫折和屈辱面前没有丧失自信，反而愈挫愈勇，奋发图强。我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在用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底气和元气，获得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世界生产体系，也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中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对比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发现了一条共同的规律，就是无论哪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消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现代化不是为了消灭乡村，更不是与自然界对立对抗，而是促进城乡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多元共生、全社会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这个思想资源，原本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因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当我们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达到这个认识程度以后，文化主流话语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即从近代以来要建立一个和西方一模一样的“现代化”，到如今建立对自身文化敬畏和尊重的“文化自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价值必然回归。

三、从乡村自身着手推动文化复兴

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怎样的关系？建设怎样的乡村文化？ 这些问题根源于对乡村归属与定位的认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是乡村本位，让广大农民受益。只有农民受益，才能继续维系乡村的稳定，使乡村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乡村文化是由农民创造的，又是为农民所用的文化。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让全社会、特别是农民能分享更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让每位农民都有足够的获得感，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凝聚起来。只有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乡村文化才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进而滋养全社会。这是乡村文化自信的根基。

（一）尊重乡村、农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创造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乡村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如果仅仅以城市化的标准来衡量乡村，可能会得出乡村比城市落后的结论，但以文明观点而论，乡村则有另一套价值。因此，复兴乡村文化，最要紧的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发现、维系和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使之与现代价值相嫁接、相融合，生长出新的价值。所以，以乡村为本，以农民为本，是发展建设乡村文化的根本依托。

只有依托乡村自身、依靠农民自觉行动，才能挽回乡村的衰败，激发农民的自尊和自信，也才能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内在动力的乡村文化。当然，乡村文化不能为乡村所独有，但是，乡村文化一定要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精神滋养，树立为乡村人所认同、所遵从的价值观。进入乡村的任何人，应该对乡村怀有敬畏和尊重之心，在尊重乡村与农民的前提下，在理解农民的前提下进行建设。对于乡村而言，恰恰还要更加尊重乡村的文化，守住乡村的根基，塑造乡村文化的尊严。

（二）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治理的设计是三治统一：法治、德治和自治。如何在治理中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本地、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让文化发挥沟通、交流和凝聚作用，是当前基层干部、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从乡村的实际出发，必须找到村民无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政府和村庄共同体才能解决的问题根源，在价值观上进行切实的引导，提出符合实际、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捍卫和滋养乡村的文化根基。通过激活乡村自有的文化内涵来动员人民，形成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无形的约束力。

我国古代经典《礼记? 王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1]，这个意思就是政府治理不要轻易改变本地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乡村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其生存规则中，国家法律是基本底线，日常的行为规范又是以世代相传的不成文的“老规矩”或非正式的“村规民约”为基本制约的。乡村的稳定与和谐，要把以这些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把这些普通村民都乐意共享、与时代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掘出来，形成德治、法治与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保护传统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

乡村由独特的自然环境、作物植被、生产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生活样相、村落格局、民居建筑、语言器具等构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灿烂的农耕文明支撑了古代中国的繁盛，至今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如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31 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名录中，中国有11 项，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被传承和使用着。自2014 年起，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财政部一共公布了四批4157 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各地也相应公布了多批次地方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是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最新贡献。除此之外，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也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

保护乡村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屹立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它体现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恰恰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契机。而民族文化的根脉就在广大的乡村。在长远来看，乡村文化是保证中国文化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并重获世界尊重认同的必需条件；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必须传承保护乡村文化。

四、从城乡优质元素互动促进文化复兴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确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但是，现代文明社会自有现代文明的弊病。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即便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经遭遇经济发展的“八次危机”，这些危机都是通过向乡村释放产能、向乡村转移人口、帮助乡村发展来化解的。[2] 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的压力，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乡村一次又一次向城市输送土地、粮食、人才和劳动力。没有乡村的支持，就没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在当前社会格局中，向农村投入物力、财力，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有超越经济价值之上的意义。不但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而是乡村的多重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然，这个引擎不是自然而然地显现的，也依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激活乡村文化元素，与城市形成互动。

（一）给乡村温度，促进城乡文化互动融合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城乡互动视域下的文化，既区别于城市，也区别于传统乡村。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大趋势仍然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但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有差别，而不是有差距。不是城乡对立，而是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城乡文化交融，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因此，促进城乡进一步互动，实现城乡优质文化良性互动、相互融合、共建双赢才是正途。

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情感的出发地和归属地。这就是“乡愁”和“乡情”。但是，搞建设不是写抒情诗，城市或乡村都不是乌托邦、桃花源，不能过分浪漫化。到今天为止，乡村仍然需要城市文化激发活力，需要先进的经验和方法，以及大量活泼泼的人才。建设乡村新文化，必须动员社会参与。在顶层设计上，在政策制定上，要让更多农民工、大学生、复员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在“乡愁”、“乡情”的感召下，满怀报效乡梓的志向，携带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返乡、下乡创业发展或下乡居住。他们是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到来，将激活乡村的新活力，把乡村文化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保护自然生态，筑牢生态文明的最后屏障 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方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命运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中国的乡村尤其如此，因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有许多重要经验和规律需要挖掘，需要在现代文明话语中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可惜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现代化技术的盲目崇拜，使这一套传统几乎被丢光。今天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态传统，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依靠原有的乡村生态优势，借助生态文明战略的东风，直接将它们带入生态文明的阶段。这个优势也被西方学者关注到。如美国生态学家小柯布所提醒的：“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3] 这个提醒可谓语重心长。

总书记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具体落实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这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课题。乡村生态建设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资源汲取智慧，也将为解决世界性生态难题提供良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也是一次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次确认。“生态宜居”的前景就是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自然生态，让乡村所蕴涵的生态文明价值逐步显示出来。不仅是用乡村旅游的方式吸引都市人观光休闲，而且也将吸引城市人群参与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城乡的深度融合。

篇6：乡村振兴战略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和主抓手；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的“田园综合体”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撑和主平台。

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新阶段,土地流转和田园综合体建设理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抓手与主平台。

美好的“田园”是我国古代人们向往的理想空间。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必须着眼于“新田园时代”背景,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创造“现代田园”。关键的平台就是“田园综合体”。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田园综合体”这一新概念,“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这是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乡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的一种新模式,是培育和转换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动现有农庄、农场、合作社、农业特色小镇、农业产业园以及农旅产业、乡村地产等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田园综合体将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新支点和新引擎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必须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找到新支点、新平台和新引擎。具有多元集聚功能的田园综合体恰好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优良载体。

也就是说,田园综合体将成为实现乡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也就是说,田园综合体将成为实现乡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的一种新模式。2.田园综合体将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突破口

近年来,我国将农业供给侧改革作为转化“三农”发展动能的主要抓手,进行了多项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效果,积累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在“提质”方面,在优质农产品供给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下一步,如何将现有改革项目集聚、联动,形成精准发力、高起点突破的新引擎,在进一步“提质”的基础上做到“增效”,让农民充分受益,让投资者增加收益,将是“三农”领域改革面临的新挑战。

田园综合体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以空间创新带动产业优化、链条延伸,有助于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竞争力的“新第六产业”,实现现有产业及载体(农庄、农场、农业园区、农业特色小镇等)的升级换代。

3.田园综合体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新样本

我国农村幅员辽阔,要实现“农村美、产业兴、百姓富、生态优”的综合效益,应该选择聚居模式。但以往部分地区“赶农民上楼”的聚居模式,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宜居愿望,也不符合中国乡村自古以来的田园居住特色。

依托田园综合体,可以探索多元化的聚居模式,既保持田园特色,又实现现代居住功能。借助聚居功能,田园综合体也将成为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佳空间。

4.田园综合体将成为高端人群集聚地

我国现代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作为主要潮流的城市化,和非主要潮流的逆城市化是共同存在的。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城市,逆城市化的主要群体是高端人群。可以预见,在较为发达的城市,郊区化现象将进一步扩散。而中国人传统的“田园”情结,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住在郊区、回归田园。

5.田园综合体将成为农民脱贫新模式

精准扶贫最重要的是赋予农民及其从事的产业自主“造血”的功能。田园综合体集聚产业和居住功能,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新路径。

各种扶贫政策和资金,可以精准对接到田园综合体这一“综合”平台,释放更多红利和效应,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让“三农”有可持续发展支撑,让农村真正成为“希望的田野”。

总之,田园综合体将推动农业发展方式、农民增收方式、农村生活方式、乡村治理方式的深刻变化,实现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更高水平的良性互动,奏响“三农”发展全面转型、乡村全面振兴的“田园交响曲”!

土地问题依然是“三农”发展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近年来,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域,一项最具活力的改革举措是“土地流转”。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建立在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着多种机遇叠加。根据住建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按照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一工作部署,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可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工作。这一探索,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新的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可以预见,随着“租购并举”的推进,城市郊区以及处于郊外交通节点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将迎来重大利好。

国土资源部提出,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不受指标规模限制,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省市范围内流转。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调研走访中，我发现当前农村金融环境主要呈现几个问题：

——从自身来看，我们工作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一是金融服务效率有待提升。虽然我行已经在辖内所有乡镇实现了物理网点全覆盖，但由于部分乡镇地域广、所属行政村较多、人口分布比较分散，与我行现有的物理网点及自助设备数量相对比，金融服务配置还存在不足。一方面，金融服务力量不足。以*镇为例，我行*支行是*镇内唯一一家金融机构，共有3个网点，布放了4台自助取款机、2台机、5台惠农终端、36台助农Pos机，但*镇面积达96平方公里，辖内38个行政村，人口7.6万余人。从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农村支行的金融服务力量难以完全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信贷投放机制僵化。较为僵化的信贷投放机制带来了审批慢、周期长、效率低等弊端，导致信贷投放难以满足农村的有效需求。同时，部分客户经理因为害怕贷款出现风险，而存有惜贷、畏贷、不敢贷等心理，导致人为的延长了信贷审批时间。以*村为例，部分副食店、小卖部，用于“春节”等节假日经营囤货的临时性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部分“无抵押、难担保、有产业”的农户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而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个别农户因缺少资金导致正常的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二是居民对物理网点的依赖较强。随着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的逐渐普及和“晋享生活”系列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成功上线，我们在移动金融领域取得了大突破。但是，传统习惯和农村地域限制，导致客户对物理网点仍然有较大的依赖性。一方面，固有服务模式有待打破。以*支行为例，在支行营业部搬迁以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客户流失现象。据统计，流失存款客户2120户，金额1.21亿元。这说明，客户粘性还不够强，6 客户没有与我们员工真正建立起紧密关系。另一方面，每逢农村赶集期间，我们农村支行的物理网点往往出现柜台“挤满人”、客户“排长队”的现象。这说明，自助机具和移动支付渠道的使用率还不够高，农户的金融服务习惯有待改变。

——从外部环境看，受到的主要制约：一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我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乡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口“空心化”现象。以#村为例，该村地处，登记人口5290人，年龄在20岁—40岁之间的人口仅有1501人，占比仅为28.4%。并且，大部分青壮年都选择了出去打工。据统计显示，该村有超过1100人在外务工，多为青壮年，而留守人口主要是老年人和儿童。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其他乡镇，在位于#乡，在其乡政府所在地一#村，登记人口1645人，年龄在20岁—40岁之间的仅有348人，占比仅为21.2%；在距离城市中心最远的*乡，在其乡政府所在地*村，登记人口1248人，年龄在20岁—40岁之间的仅有243人，占比仅为19.5%。从上述情形看，农村人口“空心化”是我们辖区内的普遍状况。二是农户的信贷需求与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一方面，农村经营性信贷需求虚高。部分农户运用资金能力差，经营水平低，对市场需求反应慢，“拍脑袋做决策”等盲目投资行为较为突出。加之，这些农户“不成熟、不合理、不切实际”的申贷计划，导致金融机构不愿为其放贷。另一方面，部分农户受制于自身资产状况、经营状况、信用状况，难以通过正规渠道在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或其预期额度的贷款。三是农户金融知识较为匮乏。我在调研中发现，多数农户认为理财、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产品不够安全，对互联网金融等新渠道持有戒备心理，导致金融创新成果不能广泛的应用于农村。在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中，我发现部分村民对金融风险缺乏防范意识，对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法律常识知之甚少，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农村小额贷款风险成本高。一方面，当前农村信用环境不容乐观，部分农户信用观念淡薄，导致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行为在农村地区时有发生；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受制于农村特殊的环境，清收手段单一，很难使用依法起诉、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不良贷款；另一方面，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导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较大。同时，部分贫困农户对扶贫贷款认识不到位，误把农商银行的“扶贫贷款”当做政府提供的“扶贫专项资金”，缺乏履约还款的意识，导致出现部分逾期贷款。五是农村信贷需求与供给不相平衡。经过测算，我行年均可投放信贷资金10亿元，不仅能完全覆盖辖内企业、商户、居民的信贷需求，而且还有较大富余。缺乏投向的富余资金不仅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浪费，更加重了我们的经营成本。

——从政策角度来看，目前的局限主要有：第一，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当前，有关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立法上的缺陷，使农村信用环境的整治难度加大；破产法清算程序把银行排在最后，没有明确金融机构对欠债不还的债务人享有破产起诉权；贷款诉讼执行难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对逃废债行为缺乏强有力的威慑手段，金融债权得不到有效维护。第二，农村征信系统建设的滞后性是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信息不对称，使得我们农商银行缺乏农户个人信用信息和涉农企业信用信息的获取渠道，无法从源头把控风险。第三，缺乏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涉农贷款风险较大、成本较高，而其风险补偿机制又十分匮乏，导致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严重影响到涉农金融机构支持农村经济的积极性。比如，利率 补偿机制缺失。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中的贷款利率实行严格控制，要求对农户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导致涉农贷款成本较高；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三低三高”即低保额、低收费、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致使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均不敢轻易进入农业保险领域，导致农业保险作用无从发挥。

四、形势分析

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七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其中之一。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出的新要求，意义非常重大。亿万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充满期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提到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既是农商银行的艰巨任务，更是农商银行实现自身发展的利好契机。

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有效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预计将会有一大批在城市务工的青年农民、农村大学生、下乡干部等具有现代金融意识的人群去农村发展事业，将会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带来更多的有效金融需求，既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也为我们的信贷投放提供了新机遇。

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对农用地而言，在第二轮承包到期后，中央已经明确再延长30年。当前，“两权”抵押贷款（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是比较有效地抵押贷款模式，而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将会为我们大力推进“两权”抵押贷款提供了坚强保障。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府必然会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既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又会推动现代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意味着，将会有一大批涉农项目、涉农工程在农村地区铺开。而作为农村地区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我们农商银行可以凭借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利用牢固的农村客户基础，依托乡镇网点，集中营销涉农项目，重点发展活跃客户，吸收惠农资金，发放涉农贷款，进一步夯实农村基础市场。

尽管有上述机遇，然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能力相对偏弱的瓶颈问题依然存在。农村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以来，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尤为困难。以我行为例，我们当前的年资金成本高达3.14%，而贷款平均年利息只有6.15%，利差仅有3.01个百分点。利差收窄导致我们只有“薄利多销”，通过不断发展小微贷款突破经营困难的瓶颈。

五、农商银行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通过实地调研，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如果不深挖农村市场，不用心服务农村，我们就有可能失去这片生机勃勃的广阔市场。为此，我们将在省 10 市的科学指引下，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不断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力度，不断厚植传统发展优势，切实把农村基础市场打造成支撑农信事业发展的“根据地”。

一是优化服务，助力打造普惠乡村。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做好服务，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服务水平，更加体现着我们的普惠意识。第一，支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落后是农村地区的“先天不足”，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也影响到金融服务。为此，我们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做好农村服务的前提。一方面，加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农村土地整治等农业基础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改进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农村道路交通、电信网络和农村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探索“银行+农户+财政补贴”等服务模式，为改善乡村生活和人居环境提供资金支持；第二，下沉服务重心。我们农村金融机构要紧紧围绕农户服务“满意度”，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通过“上门宣传、上门营销、上门办业务”的主动服务，不断加深与客户感情，不断增加客户粘性，不断培养客户使用农信产品的习惯，让广大农村客户真正认可农商银行。第三，建设服务体系。依托遍及城乡的服务网络，通过“物理网点+网上银行+电子银行”三位一体的服务网络建设，形成立体多元的服务体系。通过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加大电子化渠道建设力度，为广大农户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低成本的普惠金融服务。第四，探索分层服务。为适应农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我们在农村探索建立分层服务模式。针对进城创业群体，我们实施跟踪服务，依托阳光快贷——惠商通等信贷产品，为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切实解决其融资难题。针对在农村创业群体，我们不仅通过创新信贷产品、完善信贷政策、降低贷款利率 等传统手段进行扶持，而且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主动帮助其找销路、找商机、找市场，帮助他们做大做强产业。针对留守群体，我们借助“金融知识进万家”等活动，以农村网点为阵地，采取现场宣传演示、制作播放动画、文艺演出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广大农户普及基础金融知识。同时，针对留守群体普遍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特点，我们通过上门服务、电话服务等方式，简化程序、缩短流程，快捷高效的为其办理基本金融业务。

二是产业引领，助力打造富裕乡村。产业兴旺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为此，我们将紧紧围绕服务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适应农业农村新形势新需求，以支持涉农产业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通过发挥现代农业产业的引领作用，有效带动农户致富增收，助力打造富裕农村。

——定位核心项目。产业要发展，关键看“龙头”。找准龙头企业，定位核心项目，可以将金融服务传导至产业链上下游，发挥辐射效应，带动乡村致富。比如，我们通过向食品有限公司发放扶贫贷款***万元，不仅直接带动贫困人口**余人，而且大大促进了当地养殖业的发展；同时，我们因地制宜，支持具有沂蒙地域特色和自然优势的光伏产业，先后向**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阳光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放扶贫贷款**万元，直接解决就业机会**余个。通过支持核心项目，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引领作用，有效激活了 县经济。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深入分析产业特征，不断挖掘优势产业，根据辖内农村的产业特点，进行科学精准扶持。探索运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产业链金融服务新模式，集中打造一批农业品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创新金融产品。创新产品就是为了提升效率，着力解决涉农信贷“效率低、审批慢、流程长”的问题。我认为，在产品创新上，需要根据农村信贷市场与城市信贷市场在客户对象、信贷需求、风险特点、管理要求等方面的差异性，完善信贷政策、研发信贷产品、创新担保方式、发展消费金融，提升农户的获得感。第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三农信贷业务制度，对涉农产业的服务范围、信贷政策、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及利率定价进行详细规定。比如说，考虑到当前居高不下的资金成本，农商银行的贷款利率需要适当提高；考虑到不同产业的特点，可以适当延长贷款期限；考虑到农户的临时性资金需求，可以灵活运用差异化的信贷政策。第二，研发符合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的信贷产品。针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周转快、需求急等特点，可以推出龙头企业收购资金贷款、仓单质押贷款、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等新型信贷产品，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融资和产业集群融资，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第三，加快担保方式创新。为有效解决涉农贷款抵押担保方面的“瓶颈”制约，需要不断扩大抵押担保特别是动产抵押的适应范围，在推进“两权”抵押贷款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应收账款质押、存货抵押、林权抵押等贷款品种；同时，创新保证担保方式，根据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紧密关系，采取农户联保、公司担保+农户联保、专业合作社担保+农户联保等担保方式，加强与担保机构合作，放大担保倍数，以解决三农融资难的问题。

三是消费金融，助力打造活力农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三农”领域表现相对集中。比如，农民的生活开支、红白喜事、房屋翻新等消费活动都需要金融服务。为此，我们以消费金融为支农惠农的“突破口”，着力为农村提供城乡均等化的消费金融服务。第一，开展常态化“进村入户”的营销活动，逐户建档立卡，筛选重点客户，建立农村消费金融大数据。在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农村消费信贷需求小、客户相对分散的特点，精准研发消费金融产品。根据消费产品类型及用途、客户的信用等级、家庭资产收入等因素，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农村消费群体，实行差异化、个性化利率定价，合理确定消费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第二，紧密对接新型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产生的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类金融需求，加大消费金融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帮助广大农民实现“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居”的基本生活目标。第三，积极筹建消费金融公司，以城乡中低收入人群作为主要的目标客群，建立线上申请、审批的消费贷款平台模式，通过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网上银行进行自助办理，着力满足农村客户日益增长的金融消费需要。

四是信用筑基，助力打造诚信乡村。信用是金融的基础。为此，建塑农村信用环境就成为做好农村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一，要持续开展好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定工作，提高农民信用意识。对信誉好、主动按期还款的农户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上给予优惠，对不讲诚信的贷款者公开曝光，切实营造出“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第二，开展农村信用共建工程。进一步加强与政府、人行、银监、法院、工商、税务等合作 力度，借助村两委、驻村干部、农村信息联络员等力量和第三方数据平台，完善农户信用信息档案，填补农村信用空白，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第三，要充分发挥村“两委”和农村信息联络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发动信用农户，采取有效手段，积极帮助农商银行清收不良贷款。

五是创新业态，助力打造生态乡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金融发展模式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加大对生态旅游、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农业等新兴领域的支持力度，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全力打造生态乡村。第一，坚持绿色导向，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授信的前提条件，对于符合“绿色信贷”准入条件的项目，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我们计划在辖内支持推广农村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项目，大力引导农民开发利用沼气等清洁能源。第二，支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整合农村劳动力，激活农村的内生力量，助力培育一批宜居宜业的“特色小镇”。第三，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依托我省丰富的山水、人文、历史等旅游资源，支持开发一批具有趣味性、娱乐性和参与性的生态农业观光游、名胜古迹文化游、乡村生活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同时，通过扶持“乡村农家乐”、“农家客栈”等项目，帮助当地农民创业兴业。

六是跨域合作，助力打造现代乡村。第一，农村金融机构具有客户资源的优势，但对客户信息的整合和分析能力不足。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尝试同互联网数据分析厂商合作，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既为客户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也有效提高了自身的获客能力。第二，加紧与第三方机构合作，高效推进农业信息化服务网络建设，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和普惠金融 服务能力；同时，加快构建“互联网+农业”信息化及网络销售平台，引导农业企业与相关知名运营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双向流通格局，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应当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在完全满足辖内农户基础金融需求的条件下，将富余资金投向消费金融和资金市场等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市场。特别是，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可以“走出去”，在严格把控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域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