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

浅谈魏晋风度（共9篇）

篇1：浅谈魏晋风度

浅谈魏晋风度

陈宪雨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文化表现。所谓魏晋风度即是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亦称魏晋风流。“风度”本来是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同时，它成为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这些名士言词高妙，精神超俗，“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魏晋风度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承，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流相辅相承。在丹、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由于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使得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也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促使魏晋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重新构建，并终于使他们挣脱紧紧绑缚的缧绁，开创出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

当然，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效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指出：“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边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 “清谈”与“闲谈”、“空谈”不能混为一谈，但有的人效仿“名士”，虽有“清谈”之形式，但少了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这种“清谈”自然也只能看作矫揉造作。

魏晋名士之风度，说到底即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的自然流露，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性命的危在旦夕，魏晋士人在山水之咏中也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情感实际上处在一种异常矛盾的状态中，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选自陈宪雨《浅谈魏晋风度》，内容有删改)

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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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理解第二段划线部分的文字?(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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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章最后称魏晋士人的情感处在“异常矛盾”中，结合文意作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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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首先，提出“魏晋风度”的论题，将它与“风流名士”联系在一起。(2分)其次，分析“魏晋风度”对知识分子人格构建的深远影响。(1分)接着，指出“魏晋风度”也带来了一些人“效颦”的弊端。(1分)最后，揭示“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及追求艺术化的人生。(2分)(或答：指出魏晋士人“异常矛盾”的情感态度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2“绑缚的缧绁”喻指束缚魏晋士人的正统儒家思想，(2分)“挣脱”指魏晋士人在观念意识领域发现与肯定自我的思想解放行为，(2分)这一提法意在说明清醒过来的魏晋知识分子勇于冲破旧的思想藩篱，完成自我人格的重新构建。(2分)

3晋士人外表看来“以隐逸为高”，不务世事，其后蕴含着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也可答：魏晋士人放达行为的背后是沉重的心情)(2分);名士的好“清谈”的行为往往缘于内心的挣扎;(2分)他们一面以言行、诗文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又在山水之咏中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2分)。

篇2：浅谈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三、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谈及魏晋风度，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先生才识过人，一篇扬扬洒洒的演讲稿，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鞭辟入里，脉络清晰，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阮籍和嵇康则是正始时期的典型代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阮籍之诗，情感内涵丰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却以含蓄婉曲出之。而嵇康的论，却是思辩性较强，具有深刻的反传统性，以明白晓畅示人。诗含蓄而论朗畅，正与各自的个性气质相契合，是“使气”与“师心”的结果。

阮籍，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他生长在家庭教育良好,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中,必然会对他的个人修养和性格气质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不幸的是他3 岁丧父，又经历了魏晋易代前期的政治巨变，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时起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影响着阮籍的成长，也规定着他那狂傲独特的个性形成。他平生的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一是嗜酒。与西汉时代不同的是，阮籍所读之书，除了传统的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向往自由，渴望思想解放，不循礼法的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嵇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的人生境界。

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打铁，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坏话。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面临司马氏大量诛杀名士，排除异己造成的政治恐怖气氛，阮籍表现了仕与隐的犹豫不决，这不仅因为他“家世儒学”的影响，还因其性格的软弱，把“保身”、“全身”作为自己最终极意义的关怀，这就造成他与司马氏之间的依违避就，貌合神离的关系。

嵇康一样不满于司马氏的篡权行为。但他刚正不阿，“性刚而才高”，好“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先以高傲之态得罪权臣钟会，再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和《管蔡论》表示对流俗的厌恶和对官场的蔑视，这足以让司马氏恨得咬牙切齿。也正是这种直白表露的政治态度,给他惹了祸并最终使他丧命。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四、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篇3：浅谈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 音乐繁荣。“今之《清商》, 实由铜雀, 三祖风流, 遗音盈耳”。歌声从民间出入朝廷, 成为主要的演奏乐曲。艳曲与胡音交相辉映, 佛教音乐也颇为流行。而啸, 作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风靡当时, 让名士们爱不释手。孙登、阮籍等都是名震遐迩的“啸手”。说啸, 他自由、随意、方便。正如晋人成公绥在《啸赋》中所说“因形创声, 随事造曲。应物无穷, 随机响速。”从崇尚自然的哲学观点看, 他是最自然的音乐, 也因这样, 他完美的迎合了名士们豪迈而洒脱的气度, 人性率真的人生态度。长啸、吟啸、高啸、讽啸、静啸、永啸、坐啸、悲啸、舒啸、清啸、啸歌、啸傲、啸吃、啸咏、啸叹。魏晋人对啸的独特演绎, 创造了美的神话。

魏晋时代, 是文学自觉地时代。清音袅袅, 情韵悠悠, 啸声中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情趣。彰显个性, 陶潜“笑傲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赏菊佳色, 品酒真味, 东轩之下的长啸, 寄托着诗人傲然的情怀。言说志趣, 啸声中寄托着文人们清高简傲的出世情怀。“朝乐朗日, 啸歌丘林”, 未出仕的谢安过着“高谢人间, 啸咏山林”的闲适隐逸生活。“中有冥寂土, 静啸抚清弦”静啸中充溢着郭璞“高蹈风尘外”的精神追求。“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陶潜辞官归隐, 犹如就在樊笼的飞鸟复得返回宽广

摘要：一声呼啸, 诠释了魏晋风度的精神, 本文试从啸与魏晋文化出发, 浅析啸与魏晋风度。

篇4：王瑶：魏晋风度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回忆，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嘚嘚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尚。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拜，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

老友曾对王瑶下过一断语：有名士气。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上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一次陈先生给王瑶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时也就当之无愧地称起了“梦家仁兄”，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同学：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王瑶的弟子们众口一词，爱用“魏晋风度”来形容先生。他本人烟斗不离手，做派潇洒自如。得意门生不会喝白酒，他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他早年有一篇名文《文人与酒》，其中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认定“酒中趣正是认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

王瑶自己引鲁迅所言“清峻和通脱”来说明“魏晋风度”。在弟子们眼中，他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以及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都可谓之“通脱”。然而，他的聊天又无所不谈，无所顾忌，对于鄙夷的人和文，丝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径直施以“青白眼”，此之谓“清峻”。

王瑶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有人说，这段话的幽默与通达中暗含辛酸与倔强，只有联系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才能多少领悟这“三言两语”背后复杂的内涵。“此言此语，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

王瑶的学生曾提及先生照片上的头像轮廓，像上世纪50年代大家熟悉的苏联诗人，不过他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这让学生觉得奇怪。王瑶弥留之际，不能说话，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

这名学生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而他也终于明白了，先生照片上的眼神，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是在向内收敛自己的所见所思。

你该知道的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41年寻找到已迁至昆明的母校复学。其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和研究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随后在清华从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等，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专于汉魏六朝文学和现代文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鲁迅作品论集》等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创会会长，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当代最具精神魅力的人文学者。

王瑶先生达人大观，才华焕发，在学术和教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的标志性的学者。王瑶先生业绩丰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中古文学三论”。先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风貌》三部书，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王瑶的“中古三论”足以和刘师培、鲁迅的相关论著构成三足鼎立，对后世的学术影响是巨大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第三大贡献，是人才培养。著名弟子有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等。王先生不只是在学术上传道授业，还在人格和精神上给学生极大的影响与熏陶。

中古文学和新文学研究都有奠基之作，加上独特而光辉的人格操守，精神气度，王瑶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富太宝贵了。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浮躁的世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

篇5：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篇6：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阅读答案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兰亭集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伶作《酒德颂》，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萧统《陶渊明集序》）。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

篇7：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 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 李白 诗歌 风格 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

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 “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

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二、一往情深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如：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栖逸》》）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文学的抒情性日益得到加强。

杜甫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李十二白二十韵》）。李诗之所以撼人心魄，动神荡情，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诗歌中强烈的抒情性。他的诗歌有着最充沛、最饱满、最深厚的情感。读他的诗，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喜怒哀乐、长吁短叹无不可见可感。他狂放起来就“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消沉起来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苦闷起来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无论爱情、友情、亲情，还是爱国之情，李白皆有可叙，皆写得情真意切，在歌咏情性这一点上确实深得魏晋风度之精髓。

三、光洁虚灵

魏晋时期，玄风大炽，文人学士企慕隐逸，寄情山水。他们不仅发现了山水美，而且以玄学的眼光看待山水。他们不只把山水当作一种客观欣赏对象，而且把自己与山水同样地当成了自然的表现。他们“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他们的审美观对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陶渊明的诗：“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巳酉岁九月九日》）。

篇8：“魏晋风度”源起考述

一、产生的社会原因

1. 社会的动乱。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这是秦以后，中国政局分裂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段时期。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中间西晋曾有过短短35年的统一，不久又发生了八王之乱，此后国无宁日，长期陷入政治纷争、民族纠葛之中。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因而战乱连年不断，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其他各阶层也深受战乱之苦。东汉和帝以后，相继都是小皇帝登基，宦官、外戚交迭专权，政治十分腐朽。最终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开始了汉魏之际的第一次大乱。黄巾起义失败后，宦官、外戚和官僚集团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汉魏之际的第二次大乱———董卓之乱。董卓之乱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浩劫，不仅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受到极大破坏，整个社会也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到了西晋，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入侵，西晋的统治也随之结束，中原成了诸族相互争斗的战场。晋室南渡以后，建立了东晋王朝，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争斗，最后刘裕取代了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

这些混乱而痛苦的历史事实，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当时的名士们不敢言论政治，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那些循规蹈矩，那些儒家礼教，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中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由原来的遵循服从走向叛逆。他们佯狂避世，不问时政, 由关心社会转为崇尚自然, 由注重时务转为注重自身的追求与享乐, 整天沉迷于药酒之中, 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 这样便有了所谓的“魏晋风度”。

2. 老庄思想的盛行。

随着王朝统一政权的衰败消亡，儒学正统思想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维护朝纲、忠于皇权的“事君以忠”的儒学思想渐渐流离政权，士人的思想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他们由最初的政权维护者逐渐转变为政权的批评者。儒学正统思想在他们的立身原则中已渐渐失去了权威性。士人这种与政权的疏离，最终导致儒学独尊地位的衰微。

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也开始发生变化。独尊儒术观念被打破，诸子思想开始登上舞台，思想学术界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而又变动不定的时期，人们从两汉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人格美被极大地高扬，群体意识开始消解，个人主义意识开始抬头和自觉。自汉以来的以儒学起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经学之士，在魏晋之际黑暗社会现实的打击与挤压之下，其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日益向着虚旷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文学和艺术上，同时，行为上也更加放浪形骸，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他们风流自赏，注重人格的张扬，处处标新立异，学问、出身和与众不同的举止成为他们向社会明示身份的标志。于是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做人哲学，在行动上极力表现出对自己个性特征的标举和张扬，体现对人格美的追求。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受到严重冲击而呈崩溃之势，所以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美的理解也脱离了传统的善的约束，轻灵、飘逸甚至艳丽的美受到普遍肯定。人们追求一种自由而放达的生活，也追求一种纯形式的美。随着个性的觉醒，个人的气质美、形象美、格调美开始受到普遍重视。

另一方面，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感到人生的无常，他们渴望能抓住或延长这短暂的人生，在这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道家的“任自然”、“养生”“全身”、“重情”之说正契合了他们的心理，于是为士人所接受。

他们提倡依照人的自然本性而无拘无束地生活，提倡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和虚假做作的率真之情。他们的口号在当时上流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许多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口号。这样一来，便形成了魏晋名士特有的一种生活作风———任诞放达，这便是魏晋风度的体现。

二、几种表现形式

1. 服药行散。

服药在当时非常盛行，是名士们刻意追求的一种生活时尚。可以说这是魏晋风度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他们所服的这种药，是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这种五石散在汉朝就有了，而且那时就已经相当普遍，到了魏晋时期因玄学宗师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由魏晋至唐，经历了五六百年。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 大概由五种药构成：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服用后，在体内产生一种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想办法把体内的药性散发出去，这就需要多做运动和步行，所以又叫行散，另外还要多吃一些冷食，这也有助于毒素的散发，于是这种药又称作寒食散。同时还要多饮酒，使身体处于微醉状态。这大概是追求一种享受的舒适惬意的效果。这种毒药起先大家还不敢服用，后来何晏带头服用了，逐渐地吃的人多了，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根据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的研究，这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的。因为服用这种五石散之后，为了便于散发体内的毒素，需要穿很宽松的衣服，既然是一种时髦，一种时尚，于是很多吃不起药的人也假装吃了药，也跟着穿起宽松的衣服来，故作风雅，以摆阔气。

那么魏晋名士为何服药呢？首先，魏晋名士在那动荡黑暗的年代，有感于人生无常，生命苦短，他们渴望通过服药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自汉以来，人们一直企图通过炼丹服药延年益寿乃至成仙得道。道教之所以在汉晋之间兴盛，就是因为它有延长生命之说。这对于深感朝不保夕渴求长生的士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从汉末到魏晋这一段历史时期，战争的频繁，社会动荡黑暗，生灵涂炭，人命如蚁。杀戮现象随处可见，不少文学作品中可看到当时的现象，如曹操《蒿里行》：“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生命无常，朝不保夕，是魏晋士人最深刻的人生感受。于是恐惧死亡、保全生命成为魏晋名士的一种本能需求和反应。也是魏晋人士服药行散的根源性问题。其次，魏晋名士通过服药延长一种放浪脱俗的气派和一种心清神朗的仪容。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因为他们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 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 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这种药性刺激可使人青春焕发，心清神朗。再者，通过服药也是为了延长个人的生活享受———寻求精神上的一种刺激愉悦。

2. 纵酒酣畅。

魏晋风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纵酒酣畅，可以说酒与药是魏晋名士生活中一对孪生兄弟，饮酒与服药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着同样重要的生活地位。可以说没有酒，也许就无所谓魏晋风流了。魏晋名士肆意酣畅的方式与程度是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他们常常聚集在竹林中纵酒佯狂，不问政事。其中阮籍是有名的嗜酒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说明他内心是痛苦的，也是反叛的，不满黑暗的现实，但又无力改变，于是只好借酒来麻醉自己。“竹林七贤”的另一位名士刘伶更是以酒闻名, 整天沉醉于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甚，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刘伶是个十足的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整日沉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喝酒向来惊世骇俗。早年，他喜欢带着几坛美酒，坐着鹿车，天南地北到处转悠，还让人拿着锄头在后跟着，并吩咐：“我醉死了，就立刻埋了。”可见，他俨然一副喝到死为止的架势

3. 纵情任性。

魏晋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人们的精神得到极大释放, 从“独尊儒术”到“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们从原来的积极问世, 注重功名利禄到追求一种无任何功利目的和虚假做作的率真任性的生活。追求自由，崇尚自然, 纵情任性，一切注重自己内心的真实向往和感受。士人们的这种生活倾向和精神风貌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当然士人们的实际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超脱，但却体现了当时名士们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情趣。如《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性情高雅脱俗的王子猷由夜半大雪四望皎然，触发诗意，由咏左思的《招隐诗》想起朋友戴安道的时候便乘着兴致立刻前往拜访, 但后来到了戴的门口由于兴尽了, 马上又折回。这种行为今天看来有些荒唐, 可在当时，这些士人就是这样适意而行，此潇洒自在。

再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子猷出都，尚在诸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显贵，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要一言。”王子猷并不认识桓子野, 只听说他笛子吹得好, 在路上碰见就冒昧地请桓子野为他吹笛，而且当时桓子野已经显贵，他却毫无顾忌，与桓子野相见纯粹是为了一段美妙的音乐，没有任何的功名目的，这是何等的超然旷达, 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可见当时士人那种超凡脱俗的人生情趣。还有张季鹰在仕时, “见秋风起, 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而发出了“人生贵得适意尔, 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的慨叹。即刻命驾归家（《世说新语·任诞》）。又如, 张湛好于宅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阮籍善作长啸；顾和搏虱如故等，一切以自然为贵, 一切以自适为本，随心所欲，适意而行。这在《世说新语》中都有记载。所以说魏晋时代是一个美的自觉时代, 无论是文人间的清谈，还是对人物的品评，乃至生活的状态, 都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意味。我们说“魏晋风度”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其意义就在此。

参考文献

[1]冯友兰.论风流[A].三松堂学术文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2]段振良.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风度观[J].贵阳师专学报, 1997 (1) .

篇9：魏晋风度与文化转型

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经《荀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至董仲舒而整合成为天人感应神学；一次是自魏晋玄学经三教互补、三教合流至宋代理学家们而整合成为理学。而汉末魏晋之时，则正好处于由天人感应神学向理学的巨大转折的时期。旧的权威思想已经崩溃，而新的权威思想又还在探索、构建之中，人们在信仰、价值、符号、模式等方面失去了联系，人与神、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因此而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忧虑、烦恼和痛苦。人们为了渲泄、排遣、忘却内心的巨大恐惧和焦虑，便终日将自己投入到“行为主义”和自我折磨之中，出现了社会和道德反常现象的风靡一时。据此，作者给“魏晋风度”作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魏晋风度，是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在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过程中的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诚如缪钺先生所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使人耳目一新，有开创之功”。

文化转型有一个崩溃、重建、定型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道德反常现象的出现、高涨，然后趋于消歇。

东汉后期，天人感应神学逐渐崩溃，所谓的“魏晋风度”便开始兴盛起来，如顺帝以降“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风气的盛行；桓、灵之时及时行乐思潮的蔓延；马融的达生任性，“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融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何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的“跌荡放言”；祢衡的裸体击鼓辱曹；戴良的仿效驴呜娱其母等等表现就是一种明显的标记。到王弼、何晏等人建构“道本儒末”理论的正始年代，又增添了盛行食五石散的新内容。在以往的学者看来，魏晋士大夫嗜食五石散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滋补强身，二是延长寿命。而本书认为，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巨大的焦虑。人们是通过食药后的强迫性的无休止行动和“违人理，反常性”的痛苦折磨的途径来忘却自己的存在，渲泄、稀释内心难以忍受的焦虑。司马氏对曹氏宗族和“正始名士”的大肆屠杀，导致个体与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出现了嵇康、阮籍等人建构的具有激烈反社会、反传统性质的“越名教而自然”的理论模式，人们心中的焦虑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强烈，致使社会、道德的反常现象弥漫风行，进入高潮。所谓的“魏晋风度”，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随后，向秀、郭象注《老子》，建构“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协调了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对抗。接着，东晋的葛洪、张湛等人又予以补充、完善，建构出儒、释、道三教互补的理论模式，进一步消解了长久困扰人们的死亡恐惧。至此，新的精神支柱的框架基本形成，文化上的转型也基本上实现，人们心头的焦虑、困惑便逐渐淡化，“魏晋风度”也就随之而消歇。

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的过程，而权威思想的崩溃瓦解则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它不是某种局部的颓毁衰坏，而是整个价值体系、道德准则、行为模式的总崩溃，是整个文化基础的动摇和失序。因此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传统、与他人之间联系纽带的断裂，进而致使人们精神空无，陷入紧张、焦虑和孤独之中。今天，历史又走进了一个文化转型的时期，读《魏晋风度研究》，更有一种亲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