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用6篇）

篇1：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

“社会主义”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三个定义的基本要素是以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

生产资料公有。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形式，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从而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两种公有制形式：一是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公社公有制，二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后者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它又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导致的共同富裕，相比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贫富差距，可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当然，当今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列宁说，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实现计划经济这一科学体系，社会经济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达到社会经济高速、平稳和健康的发展。但是，我想，计划经济还应注意适度，如果计划过于具体细致，在生产力达不到生产关系时，会导致人民的积极性反而下降，公社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是如果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适应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会更好的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提供实现这些权利的政治保障和物质帮助。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实现的，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三条优越性。说明一：三对关系。

以下三对关系可以更好的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以及解释中国现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

主人和公仆。我们的政府及公共服务部门形式上是国家行政事务管理中的领导者，在实质上却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公民在充分享受权利的情况下体会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管理体制没有优劣之分，而仅在资源配置、生产调节等方面有所区别。对于这两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邓小平同志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在应用上提倡相时而用，而不应带有制度色彩。

先富和后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贯穿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也是优越性的体现。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的目的不是老让一小部分人富，而是说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先打破原有的平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要求并引导他们带动其他人也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篇2：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内容摘要：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直离不开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我国在不断的历史探索中逐渐找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着它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出谋划策。那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经济制度建立之后，它又以什么样的优势造福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它又有什么优势呢？纵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的优势，但为了更好的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新时代我们又该怎样改革和创新发展我们的制度？让我们从经济体制的形成入手来分析这些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

一 伟大的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中初步形成

（一）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3年至l957年期间逐步形成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需要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来发展中国的经济。从客观条件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

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成功实践，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主观条件来说，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始终固有的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单

一、限制、排斥甚至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经济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政企不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陈云在八大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等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人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想。

面对老一辈领导人遗留下的问题，邓小平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做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他就提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

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紧接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同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基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证制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体制，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创造的效益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这为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拓宽了思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方面的体现，只有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最终实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保证人们相互之间在平等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建立和谐的经济利益关系；才能保证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前进。当然，也只有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实现。

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为广大劳动人民牟好处。

在宏观调控上，以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和归宿。如在房地产，钢铁上国家的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

（一）不以私有制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

大家都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会使私人资本的膨胀受到制度的限制。经济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减少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的非劳动因素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最后政府为了确保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会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来防止和纠正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并非完全的市场经济，保证政治与经济稳步协调的发展。

从政治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政府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要依靠党的领导。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途径，是一项艰难的开创性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

四 新时代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可以试着让如科技发明、创造、信息、专利等参与分配。这类生产要素来自他们的所有者的劳动或劳动成果，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和效率优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面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的一系列。让我们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创新，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出谋划策。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经济运行模式，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们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全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取得了共识。1984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论断，阐明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使我们可以大胆利用世界通行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理论上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作用，从实践上解决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途径，使我们可以借助于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有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冲破了多年来人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上的思想束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各有优缺点，需相互补充。市场机制以分散决策为基础，比以集中决策为基础的计划机制更具灵活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对供求变化及时作出反应，较快地实现供求平衡，减少资源浪费；市场机制比集中的计划机制更具有较高的微观配置效率，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市场机制中分散的信息结构可以有效地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集中的计划机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常常导致决策失误、资源浪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市场机制除了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以外，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冲破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狭隘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扩大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促进了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调动了生产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

1．不同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特征

(1)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2)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3)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4)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

市场机制包括供求、价格、竞争三方面的要求。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生产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这就使供求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

互依赖。商品交换则把供求双方联系起来，从而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价格则是把供求双方联系起来的利益纽带，是价值的实现形式。价格协调供求，是引导资源流动的指示器，通过价格的双向调节，使供求在新水平上达到平衡。竞争是商品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围绕商品价格和质量进行较量，只有竞争才能使价格随供求变化而升降，价格的变化反过来调节供求。竞争是市场活力的灵魂。市场机制就是在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中发挥节约资源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积极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经济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特性。

篇3：论英语报刊阅读的优越性

关键词：报刊阅读,学习动机,词汇容量,阅读技巧,听说读写,风土人情

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途径, 也是人类社会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北京市特级教师王英民老师说“不会阅读就不会学英语, 阅读是基础, 没有阅读就不会有很好的听力, 没有阅读就更谈不上写作, 没有阅读也不可能很好地去表达。”英语阅读理解是考查和测试学生英语能力的一种主要形式, 高考阅读理解题量逐年增多, 知识面逐年拓宽, 难度逐年增大。但目前中学生的课业繁重, 很少有学生能挤出课余时间来进行课外阅读, 这就对课堂阅读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课本阅读材料不够丰富, 所选课文的材料过于单一, 阅读材料过于大众化, 没有学生所想获得的语言信息。所以学生很难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现象有过多的兴趣。语言作为载体的功能也就被弱化了。而报刊作为一种时事英语, 迎和现代生活节奏, 突出阅读话题, 在学习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新课程教学理念强调教学材料的真实性, 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使用报刊作为阅读材料具有以下优势:

一、激发学习动机, 培养自学能力

实践证明, 动机是积极学习的源泉和原动力, 兴趣是间接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的内在动力, 是积极学习策略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当学生对所学材料产生浓厚兴趣时, 就能集中注意力, 情绪高涨, 充分发挥潜能, 增强克服困难的意志。随着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明显提高, 阅读不同题材的能力也随之得到了提高。报刊阅读材料文字浅显, 特别适合高中生。内容丰富, 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 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了解当今社会情况;特别是选择了一些能吸引学生眼球的文章, 如体育、电影明星等。

二、运用报刊阅读, 扩大词汇容量

阅读理解的一个难点是词汇量的缺乏。但词汇量不是整天泡在单词堆里就可以提高的。其实阅读是扩大和巩固词汇容量的最好方法:可以利用“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方法在阅读中积累词汇, 并鼓励学生把这些新单词积累到单词本子上, 放在身边, 利用零散时间反复记忆, 加强印象。另外, “Help”栏中列出的单词为必背单词, 每周一进行听写。持之以恒, 又会在阅读过程中巩固记忆了旧单词, 同时学习了新单词。这样滚雪球似的向前发展, 不知不觉中词汇量就扩大了, 成为语篇分析理解能力加强的基础。正如有些同学所说, 原来拼命背单词过眼就忘, 而现在没有刻意去背, 反而记牢了, 也会用了。这种做法正符合了在篇章中学单词, 在用中学单词的学习原则。

三、进行大量阅读, 培养阅读技巧

近几年高考的阅读理解部分, 提高了对阅读速度的要求, 并加大了阅读材料的文字难度, 对词汇理解的要求有所提高。正可谓阅读技能的三要素:速度、理解、词汇在试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词多义、熟词生义、多种时态的混用、结构复杂的长句、省略句及插入语等语言现象也随处可见。结合高中学生已有一定词汇量的前提, 进行大量阅读, 培养阅读技巧, 进行侧重于获取信息的泛读将是提高阅读理解的有效途径。而报刊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泛读材料。

四、深化阅读理解, 带动听说读写

阅读的提高不仅可通过具体的阅读教学而提高, 也可促使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利用多种教学手段, 从而反过来更大的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教师可充分利用报纸文章的不同题材和学生对所读材料的浓厚兴趣, 进行听说读写方面的训练。因此, 有效的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也能带动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

五、接触西方文化, 了解风土人情

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是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报刊的时效性、新颖性让学生们时刻感受到世界最新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态, 使其获得了一个了解各国社会文化的窗口。背景知识、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是提高英语阅读效率的非语言制约因素。这是单纯的课本知识远远无法满足的。

六、采用多种方法, 培养创新思维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们的兴趣分组, 利用一节课的时间, 检验学生读报和组织活动的成果;采用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猜想、辩论、采访、小品、歌曲演唱、甚至配音等等。这样, 学生在激烈的辩论中语言运用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均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锻炼, 在精彩的演讲中学生感悟到语言学习的真谛, 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

篇4：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五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我们具体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一政治制度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指导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体内容与优越性的解读，探讨如何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推动中国更好更快的发展，振兴中国民族，不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民主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独特的民主方面的优势，强调广泛的代表性。在我国多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民主意识不健全的背景下，人民选择自己满意的代表代替人民行使权利，这样使得在遵照国情的基础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又使得组织形式相对民主，对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政治制度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创新型发展。这种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具有强大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非常适合中国的发展要求。一方面，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具备强大凝聚力的政党作为社会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这一中心保障；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要求更加有效的民主参与，多党合作可以形成更加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动员和整合更多的社会政治资源，有助于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化解利益冲突，寓政治参与于政治稳定中。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功能其实在重大事故、灾难等问题上特别明显，这是世界公认的。

这一政治制度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同时，积极推进其他政党的参与，形成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同时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合作性和协商性共同体现了巨大的民主优越性。

3、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是考验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考察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国情，我们积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加强基层的群众自治，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各个基层，这一组织原则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体现了我国在民主道路上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自治过程中发现问题，推进自治水平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优越性表现就是它与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相匹配、相适应。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考察其是否具有合理性、优越性的重要标志。衡量政治制度成功与否不是看它从理论上说的民主程度如何，而应该看它适不适合该国的国情，看它在实践中的作用。邓小平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以这三条来评价政治制度，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只有一种社会的政治制度适应这个国家的发展国情，才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才能使这个社会稳步发展。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充分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证实了它是符合我国发展国情的政治制度。

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优越性，这也是我国自建国以来取得瞩目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继续更好的发挥这一优越性，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创我们美好的祖国。

继续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有着科学的指导思想，严密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思想核心还是主题内容等，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充分发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要遵守制度的约束。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也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取利益。在坚持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把党员干部约束好，使其遵守规章制度，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实践已在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在我们党内有深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利益诉求更是复杂多元，这种情况下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更是艰巨也是必然，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加快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正确制度，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制度引领下的发展道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认识和发挥这一政治制度巨大的优越性，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

篇5：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攀枝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部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经过40余年的开发建设，她已从昔日的“不毛之地”发展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钒钛之都、四川南向开放门户”。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攀枝花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名单中，攀枝花就占有两项：“四川宝鼎山煤矿”和“攀枝花钢铁厂”。攀枝花开发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典型特点，它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缩影和代表。2012年6月，原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已是77岁高龄的王春才老先生，重新踏上攀枝花这座美丽的阳光花城时，也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进行了高度评价。他充满深情地说：攀枝花建设不完全指的攀枝花，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建设。攀枝花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龙头，是大三线建设的缩影，是大三线建设成功的典范，是我们三线建设者的骄傲。[①]

和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相比，攀枝花建设项目是成功的。抚今追昔，思考其成功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因子应该归因于其在初始创业时期实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除了要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目标之外，还要有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在于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项目，迅速形成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新中国国家体制长期形成的优势。从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都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重工业，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本文拟选取攀枝花作为典型案例区，试图通过分析其在初始创业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实施的方式以及实施的效应，来深入总结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在西部大开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如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进行了若干思考。

一、初始创业时期攀枝花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

发展模式的选择，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受制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且要以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为指导。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在国家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开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中央高度集权与统一控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向攀枝花钢铁项目基地配置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形成了以国家调集财力、物力、人力集中开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会战”方式，建成了一个新型的以冶金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保证了攀枝花建设的顺利开展。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国家之所以从战略高度选择在攀枝花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与当时紧张的战备形势、国家调整工业布局的安排等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背景以及攀枝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形成的历史背景。紧张的国内外形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国际形势来看，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 60 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存在外敌入侵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冷战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并不断恶化。美国始终把敌视新中国政权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的反华政策。特别是在 60年代，美国对外重心逐步从欧洲向亚洲倾斜，先后扩大侵越战争、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长期驻兵日本与朝鲜半岛，并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与恫吓，进一步威胁与挑衅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后底线。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印度也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从当时的国内情况看，各项国防建设严重不足，存在不利于备战的诸多隐患。总参谋部作战部 1964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仅 14 个 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据 1962 年底的统计，全国有 14 个 100 万人口以上和 25个 50 万至 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防空、疏散人口、保障生产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就可能陷入瘫痪。（4）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战时来不及处置，就可能遭敌破坏，酿成巨大灾难。”[②]紧张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上批示说：“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③]此外，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认为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致使卫国战争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总之，从当时存在战争威胁的历史背景来看，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备战，加强战略后方基地建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也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建国初期我国工业的70%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而广大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近代工业则十分薄弱。为改变新中国畸形的生产力布局，中共中央决定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工业建设重点也由沿海转向内地。1956年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促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④]周恩来也指出，“为了合理配置我国生产力，使工业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在内地有计划的建设新的工业基地。”[⑤]在1949—1952年期间，我国开始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的地区。“一五”时期(1953—1957年)，国家重点建设的150项建设项目中，沿海仅占32项，只占全部项目的五分之一；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中，472个在内地，占68%，222个在沿海，只占32%。[⑥]通过对内地工业的重视，我国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不平衡的态势，也为三线建设大规模工业布局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到 60 年代中期，浓重的备战氛围使工业布局的调整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中共中央开始通过三线建设巩固国防的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工业的地区均衡布局和长期发展，建立国防生产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对此，中共领导人曾有过多次论述。例如，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⑦]1965年1月23、24日，毛泽东在听取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作出指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

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⑧]对此，周恩来也作了具体阐述:“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中国以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⑨]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国家计委明确提出了“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希望把三线地区建设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⑩]由此可见，进行三线建设是把备战与工业布局的改善有机结合的必然选择。

第二，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决策的确立。三线建设的决策提出后，攀枝花由于钒钛磁铁矿资源储量丰富、资源优势配套完善，同时具有地形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三线建设和攀枝花建设，其中明确提到攀枝花的就多达 6次。例如，1964 年 5 月到 6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11]1964年5月10日至11日，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当议论到铁路、交通第三个五年计划只能搞那么多时指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12]1964年5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三线布局问题时指出：“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包钢、武钢、兰州，第三线是攀枝花。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搞攀枝花，第三个五年不一定全建成，打个基础，战略布局才展得开。为了搞攀枝花，就要搞煤、铁路、电、机械，其他工业也跟着上。不搞第三线，总是在沿海现有基地中转，就展不开。”[13]1964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插话：“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14]1964年10月9日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指示：“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15]1965年6月16日在汇报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指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16]周恩来也认为“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陕南、甘南、攀枝花”。[17]刘少奇也强调“搞三线建设，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攀枝花，其他各方面都要少搞，重点搞攀枝花。”[18]党中央决策领导层对攀枝花工业基地的高度重视，为在西南腹地集中配置资源，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实施的体制保障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三线建设中，国家以集中投资为主要途径，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在从计划的编制到计划的实行、资源的分配、巨额资金的筹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政府的强大作用，为三线建设所需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攀枝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来自四面八方，隶属于多个不同的部门。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不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集中领导、统一管理，要在较短时间，在这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中建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初始创业时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攀枝花实施了“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区体制，保障了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一，特殊的领导体制。1964年9月，西南局三线建设小组领导下的攀枝花工业基地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它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但是在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川滇两省交界的荒山野岭建立钢铁工业基地实际上早已超出了西南局所委派的一个临时工作组的能力范围。此时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现场已经集结了上万建设大军，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隶属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中央与地方及各部委有都有自己的建设方案与规划，攀枝花工业基地临时领导小组权威不足，很难统一协调，对整个现场指挥明显力不从心。1964年10月，李富春、薄一波在对攀枝花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就发现攀枝花临时工作组指挥攀枝花建设已经出现诸多困难，希望能仿效大庆模式，适当集中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权。[19]经慎重研究之后，薄一波提出了一个集中攀枝花基地建设领导权的方案：“搞攀枝花，要集中力量，抓冶金部这个头，由冶金部负责，不管农业、工业、交通、电站、煤矿都要组织一个班子归它指挥，化工部也要协助，要配人，归它指挥。大家都要支持冶金部在五、六年时间里打赢这一仗，作冶金部的后勤部。”[20]随后，1965年2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安排：“为了保证攀枝花地区工业建设，统一安排生活供应、交教卫生、治安保卫等行政管理工作，宜基本上采取大庆形式，即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实行政企合一。在攀枝花特区政府工作中，有关企业工作以冶金部领导为主，有关地方工作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为主。关于特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实行冶金部领导为主、四川省委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制度。”[21]1965年2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要求“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部统一领导。”[22]至此，权力高度集中的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正式取代由西南局所委派的攀枝花临时工作组，领导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所有的参建单位都被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统一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使庞大的建设队伍成为一个组织有序的有机整体。

第二，综合项目计划单列。国家计委、国家建委1965年8月2日在《关于攀枝花工业基地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的复文》的文件中明确规定：“攀枝花工业企业是国家重大的综合建设项目，工业区内各建设项目，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具体做法有三点。一是扩大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的权限。攀枝花建设指挥部可以编制工业区的长远规划、安排分的建设进度和进行综合平衡、在基本建设计划的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各建设项目的计划和投资进行必要的调整、制定民用建筑的规划和标准，并统一安排建设、安排与调入劳动力、安排与调度施工力量、接受中央各部门中关于攀枝花的基建投资。二是中央各主要部门在攀枝花工业区安排的建设和投资由各部负责，同时向攀枝花建设指挥部放权。三是攀枝花工业区内的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商业、粮食、文教、卫生、公安、消防和其它市政建设及公用事业建设由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统一负责，投资在计划中单独列出，列入冶金部名下。”[23]这种管理体制巩固了攀枝花的“特区”地位，为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的计划决策、设计规划、投资拨款、后勤供应、施工建设、设备配套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对口责任承包制度。国家在一方面强调攀枝花“特区”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工业基地的责任，实行对口责任承包制度。在攀枝花工业区开发建设中，按基地建设的不同行业，分别由国务院各有关部和有关省市实行建设与生产承包制，从勘探、设计、立项、施工到竣工投产，全部实行以老带新、对口承包、负责到底。冶金部党委还动员冶金系统支援攀枝花建设，派出得力干部充实建设指挥部以及以后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领导力量，抽调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等单位骨干力量组成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赴攀枝花参加会战。[24]这种既强化特区的统一领导，又不弱化各主管部的管理责任的体制，调动了两个积极性，有效地保证了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胜利进行。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实施方式

在“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殊的领导体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采取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集中配置的方式，保证了攀枝花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

第一，物质集中统一配置。1965年初，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程子华率国家物资部西南物资供应站和四川、云南物资部门领导人到攀枝花现场考察。针对攀枝花建设项目多、上得猛、任务重，需求大、战线长的特点，程子华提出：攀枝花建设上马后，物资要进得来，展得开，供得上。在他亲自领导组织下，首先完成了机构筹备工作，成立了渡口（攀枝花）地区物资局，当时人数不足20人。接着经中央批准，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南京和成都等地的物资部门中又抽调了一批专业骨干。依靠这批骨干，迅速成立了与会战相适应的物资供应机构。1965年6月12日，物资部驻攀枝花工作组发出的《关于成立攀枝花地区物资局的初步意见》[25]中进一步明确了地区物资局的供应范围、基本任务、供应方法、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问题。1966年6月17日，物资供应部、冶金工业部发出的《关于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物资供应的意见》进一步指出；“为了确保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对整个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决定采取统一安排、定点供应，直接订货的办法。具体规定如下：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冶金部根据国家分配指标，统一安排生产，保证供应；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鞍钢、重钢、六五厂、昆钢等厂按国家分配给渡口的物资指标组织生产，保证供应。”[26]这种物资配置方式打破了条条块块界限，利于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和管理，是国家重点项目物资供应的一项新的尝试，据不完全统计，攀枝花建设一期工程施工中，物资局保证基本建设投资19.34亿元的物资供应量[27]，保证了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除了保证生产物资的供应外，在生活物资的供应方面，1965年，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在建设工地召开“现场会议”，讨论的中心是如何保证“快、好、省”地建成这个工业基地。关于生活物资的供应，李富春指出，已商请四川、云南两省负责生活物资供应。全市所需粮食，由四川省供应；所需糖、茶、油、盐等副食品及小百货由云南省调给；猪肉及大路菜由四川、云南两省共同提供。[28]

第二，人才集中统一配置。开发攀枝花、建设攀钢，必须组建一支建设大军。在人才配置上，国家通过统一调遣内迁等方式，成建制地支援攀枝花。攀钢的设备，数量大，成套性强，而且主要工艺设备都是第一次制造。全国有50多个院所和工厂承担设备设计，27个省市的734个企业承担设备制造。各制造厂所在地的省、市成套局，派专人经常深入各设备制造厂，跟踪了解每道工序生产情况，及时解决生产上的难题，有的省对重点制造厂还派出专人驻厂。设备安装阶段，各主机制造厂家派到攀钢现场服务的技术下部和工人近2000人。例如，1965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发出的《关于抽调兴达汽车修理厂支援西南建设的函》中指出：“同意上海市汽车修理工厂中抽调一部份人员和设备，去西南攀枝花地区建设一个汽车修理厂，该厂归四川省交通厅领导，所需投资亦由四川省交通厅解决。”[29]1966年6月1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给冶金工业部发出的《关于搬迁扬州机修厂的复函》指出；“同意将扬州机修厂迁往攀枝花地区，以加快这个工业基地的建设。请立即动手，争取年底前能完成迁建和投入工作。”[30]攀钢主体的生产准备，更靠全国各大钢厂的无私支援。攀枝花建设一开始，中央便确定攀钢生产准备工作实行承包，从武钢和重钢调集了部分干部。196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重新作出决定，本着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带新厂，老职工带新职工的“三老带三新”的原则，将攀钢的生产准备工作改为鞍钢总承包。鞍钢及时抽调人员，组建了三线建设办公室。他们按生产流程和经营管理需要，分期分批调配干部和工人。1968年6月24日，鞍钢首批21名同志来到攀枝花。同年分批调进领导干部415人，一般干部215人。1969年又南调5000余人，总共不到一年时间，支援攀钢的鞍钢干部和工人7000余人全部到齐。鞍钢还积极为攀钢培训技术工人，据不完全统计，共代培6172人，占全国13个钢铁厂代培总数的64.8％。[31]

第三，物资运输力量集中统一配置。对于地处深山大峡谷、远离大城市的攀枝花而言，运输问题是一个阻碍建设的重大难题。为了保证工业项目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对基地建设面临的物资运输问题进行了统一安排。1965年5月17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发出的《关于统一安排解决渡口工程的物资运输问题的意见》中就请示解决渡口工程的运输问题指出：“经与交通部联系，除采取一些措施外，再组织专门的抢运力量有困难，请西南局建委和渡口总指挥部考虑统一安排解决。”[32]为集中统一地解决运输难题，1965年7月23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召开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会上徐驰指出：“目前四川、云南两省汽车运力不足，不能保证攀枝花地区的运输任务。因此，建议交通部成立直属汽车运输队伍，专门承担攀枝花工业区的运输任务。”[33]会上经过大家一致研究认为：“据目前情况采取地方建立直属队伍的办法比较好，即今年分配的500辆解决牌汽车，由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5个省区分别组成一个100辆载重车的汽车队，成建制地调往攀枝花工业区担任运输任务，这样做好处很多，不仅人员上得快，质量有保证，而且不需另外建设车队的后方基地。明年计划分配的1000辆汽车，仍由上述5省市负责组织运输。”[34]根据会议指示，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由国家计委从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抽调精兵强将4650人，各方至少300辆卡车，共计各类汽车1550多辆，担负从成都和昆明两个城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35]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调度和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在四川、云南两省的积极配合与协助下，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努力，解决了运输难题，保障了攀枝花的开发与攀钢的建设得以如期开展。

第四，科技要素集中配置。国家动员科技资源攻克技术难题，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容之一。这些技术难题包括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创新与攻关、象牙微雕钢城的诞生、地质禁区建设铁路的突破、高山矿运输技术的创新以及整装设备的研发。以象牙微雕钢城的设计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建设的一些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一般都是采用苏联模式，按所谓“三大一人”（即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人字形）进行总图布置。按照这个设计规范的条文规定，要求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场地要大而平，即所选的场地除了能布置下企业的全部建构筑物外，还需有比企业用地大3—4倍的场地供工厂其他设施建设，场地的自然地形坡度规定为2—4％（即以场地为100，高差为2—4），最大不超过6％。[36]然而，这些条件弄弄坪都不具备。从微观来看，弄弄坪厂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尽人意。它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不到1公里，总面积仅2.5平方公里。它前临大江，左右后三面环山，自然地形坡度达到10—20％，最大达50％，且有5条大冲沟和2条断裂带横截场地，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有剥落、岩堆、古滑坡，昔格达土层等交错重叠。这些情况说明，在这里建厂十分困难。为了突破攀枝花工业区设计上的这个最大难题，1965年2月，总指挥部将来自两部四院(即冶金部所属重庆冶金院、长沙矿山院、鞍山焦耐院、铁道部所属第二设计院)的800多名专业设计人员集中到弄弄坪，进行现场设计。通过反复实地勘察，坚持现场设计，先后做了50多个总图布置方案。与此同时，采取设计、施工、生产三结合方式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筛选、反复修改，经过不到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解决了攀钢的设计难题。在弄弄坪这块被外国人认为不可能建大工厂的地方,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成功地设计了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蓝图。与国内同规模的钢铁厂相比，工厂用地少一半，建筑系数高10—20％，厂区铁路少90公里左右，土石方工程约少2/3。[37]对于这个平面布置紧凑、竖向布置特殊的设计，人们赞之为“象牙微雕”。它的设计历程充分体现了国家集中配置科技资源办大事的优势。

（四）“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实施产生的效应

在“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下，攀枝花工业在初始创业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1966 年，这三年是攀枝花地区三线建设形势最好，成绩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1967 年 1 月8日，程子华经过对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情况的实地调查统计，总结了 1964—1966 年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成就，并就攀枝花的大好形势向党中央作了一个鼓动人心的汇报。程子华在《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向主席、中央并秋里、谷牧同志的汇报电》[38]中报告了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成就。电力：渡口电厂（装机四万千瓦），已经全部建成。河门口电厂（二万五千千瓦四台）去年 9 月开工，进展很快。有两台机组可望在 1967 年三、四季度投产。尖山电厂（五万千万机组两台）的峒室工程今年提前开始施工。渡口水泥厂：年产 3.2 万吨的小窑已经投产。年产 10 万吨的第一套回转窑施工 9 个月，已基本建成在试运转，第二套回转窑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设备运到即可安装。交通运输方面：现在拥有汽车 3200 辆，横跨雅砻江和金沙江的两座大桥，经过一年多施工，已分别于去年 6 月、12 月建成通车，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去年完成了 92 万吨的运输任务。农业方面：“五七”指示下达后，掀起了大办农业、开荒造田的群众运动，半年开荒造田八千余亩。全区 43 个公社，1966 年粮食增产 15%，种植蔬菜3500亩，生产了 1750 万斤，可以自给百分之六、七十。果木、蔬菜优良品种的引进试种结果良好。厂社结合工作也初步摸索了一些经验。人口：目前，施工队伍已达 6 万人（冶金 3 万、煤炭 5 千、交通建工各1.1 万以及电力、建材、市政等）。冶金还将增加一万人，煤炭现有 9个掘进队，预计还要增加 15 个。负责渡口铁路支线施工的铁道兵已进驻现场。林区职工有 12000 千人。再加上生产、市政、服务部门的职工和少数家属，供应商品粮食的人口已达 10 万人。集体农业人口 8 万人。现在全市的总人口达约 18万人。报告最后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我们的建设能不能再快一些？经过一年准备，一年建设实践，已经证明在土建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由于土建进度加快，很多工程具备了安装条件，许多工程已经提前开工建设。从现在的情况来看，1968 年出铁、1969 年出钢、1970 年完全建成攀枝花基地是完全可能的。直到今天，这个攀枝花基地建设大好形势的汇报文稿仍然让人振奋和激动，报告中攀枝花建设初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充分体现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模式的优越性。

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与现实启示

（一）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本文对1964-1966年间国家集中优势力量建设攀枝花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系统回顾，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在攀枝花的成功实践效应，也充分说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从攀枝花建设初期的实践来看，集中领导、统一安排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制保障；资源集中配置、全面大协作、艰苦创业、勇攀高峰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动力机制。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农业落后，工业不发达，交通不畅，城市基础设施陈旧，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严重滞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又底子薄，实力弱，各项建设事业所需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等资源十分紧张。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始终把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确定一批重点建设的行业和骨干项目，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加快发展，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39]1982年l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下决心搞。”[40]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41]。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成一批重点骨干工程”，[42]这是当前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资金、物资，在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电力、国防军工等方面进行了以“156项”为骨干的重点建设，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克服重重困难，重点建成了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在此期间，我们还对兵器、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力、船舶部门进行了重点建设，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达到了新的水平。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为重点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集中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骨干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从1982年开始，国家每年都确定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物资、运输、征地、拆迁方面给予优先安排，促进其加快发展。1982—1999年，国家共确定520多个重点建设项目，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秦皇岛港煤码头、宁沪杭甬高速公路、南沿海光缆工程、大亚湾秦山核电站、上海宝钢一二期工程、无锡微电子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二滩水电站、广东岭澳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二三期、上海浦东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宝钢三期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相继建成投产，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对外开放、调整产业结构、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洋山深水港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工程、京津高速铁路工程、首都机场T3航站楼建设工程、国家特高压电网建设工程等许多国家重要工程的实施，也为我国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小康社会的构建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在应对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时，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合理配置力量，成功应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救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统一的组织机制和指挥体系，能够迅速地作出应对灾难的决策，各级党委、政府可以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全国上下一盘棋，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够灵活高效快办事，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一个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1966年的邢台大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大救援，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抗击冰雪灾害以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效组织，按照既定的应急预案，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资源，综合运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力量投入战斗一线，抢险救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速运转，切实发挥了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灾后尽快重建的作用。同样，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路线，把战胜金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危机伊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全国各地密集调研，同广大干部群众共商应对大计。中央决策层多方调研，召开多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会议，了解实情，问计于民，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集中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来迎战危机，再次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二）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当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攀枝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部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在其发展初期，国家集中一切优势力量对其进行重点开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座西部昔日的落后城市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对西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对于当前的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看，当前西部地区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外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从国内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各族干部群众求发展、奔小康的愿望更加强烈，有利于西部地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为突出，中央不断加大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有利于在根本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西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投资热潮，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新的增长极。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地区之间发展的马太效应依旧明显，西部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第二，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70%和55%左右，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3片中，有10片分布在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第三，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社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立足扩大内需方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第四，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客观需要。第五，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但又十分脆弱，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面对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更应该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集中优势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第一，做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西部大开发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着力解决对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较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既要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大力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积极构建比较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又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强化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广大西部地区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第三，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建立有利于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进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不仅仅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同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些重大项目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单靠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企业是无法解决的。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努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民主建设相结合、与民生建设相结合，推动科学发展，以发挥优势，抑制劣势。具体来说：

一是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一种传统优势，经过不断改革，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集中力量办大事”，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做法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办大事就是一种计划，是通过计划的手段、措施，来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因为市场而不要必要的计划，也不能因为计划而否定市场。正确可行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在运用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的方式方法时，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积极性作用，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机制。

二是与发扬民主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偏差就是集权决策、武断决策，造成办事效率不佳，尤其是办事效果偏差。我们今天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办什么“大事”的问题，有必要组织专家按规范进行周密调研、严格论证。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要让民众充分参与和表达意见。对办事过程，要有一个可操作性的科学程序来保证。

三是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我们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选准一些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领域，集中力量，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力求突破。同时要看到，民生建设是当前的一个重点，“办大事”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因此，要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现。我们决不能因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对国家所兴办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全力支持，放在首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讲全局利益，忽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没有局部利益，不关心这些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地方和基层就缺乏积极性，缺乏活力，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①]资料来源：2012年6月12日王春才在攀枝花座谈时的录音资料。

[②]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l964 年 4 月 25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31页。

[③]毛泽东：《对<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示》（l964 年 8 月 12 日），见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3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5页。

[⑤]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47 页。

[⑥]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3 页。

[⑦]《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

[⑧]《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页。

[⑨]周恩来：《关于基本建设的几个问题》(1965 年 4 月 12 日)，《党的文献》1995 年第 3 期。

[⑩]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5 年 9 月 2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60 页。

[1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 年 5 月 27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 1768 页。

[12]《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6页。

[13]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料摘编（1964?-2000）》（内编资料），第7页。

[14]《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

[15]《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

[16]《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11 页。

[18]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1964 年 5 月 28 日），《党的文献》 1996 年第 3 期。

[19]筹建小组：《向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汇报的几个问题》（1964年11月11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583页。

[20]薄一波：《在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2月），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24页。

[2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1965年2月5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32页。

[22]中央、国务院：《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1965年2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23]国家计委、建委：《关于攀枝花工业基地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的复文》，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24]刘茂才，薛世成：《攀钢：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攀枝花钢铁公司发展史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25]物资部驻攀枝花工作组：《关于成立攀枝花地区物资局的初步意见》（1965年6月12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1页。

[26]物资管理部、冶金工业部：《关于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物资供应的意见》（1966年6月17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2页。

[27]《金色的攀枝花》编委会编：《金色的攀枝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28]全国政协暨北京、内蒙古、广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史研究室等编：《西部开发历史回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抽调兴达汽车修理厂支援西南建设的函》（1965年4月9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61页。

[30]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搬迁扬州机修厂的复函》（1966年6月10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31]刘茂才，薛世成：《攀钢：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攀枝花钢铁公司发展史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32]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统一安排解决渡口工程的物资运输问题的意见》（1965年5月17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33]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纪要》（1965年7月23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34]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纪要》（1965年7月23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885页。

[35]张连本主编：《攀枝花大会战》，中国图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36]《金色的攀枝花》编委会编：《金色的攀枝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37]《金色的攀枝花》编委会编：《金色的攀枝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

[38]程子华：《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向主席、中央并秋里、谷牧同志的汇报电》（1967 年 1月 8 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 139—140 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篇6：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党课培训上，老师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对比，这也让我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部分人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的表示疑虑，有的则公开否定，有的存在种种困惑和不解，然而究竟何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究竟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其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和废止法律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现今世界上存在两种制度：一种是私有制制度，一种是公有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是私有制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有三个基本要素：公有制;计划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究竟有哪些呢，这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一个描述事物表层的经验性概念，而是一个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性概念。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把两种社会制度的表层现象简单加以类比的结果，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激情满怀的灾后大重建，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在SARS病毒面前，在雪灾面前，在空前的汶川地震面前，中华民族迸发出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使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越性。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为着共同利益团结奋斗的精神境界。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搏斗中，在繁重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中国***、人民军队、全国各族人民把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紧密结合起来，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热爱之情化作迅疾有力的行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爱国力量迅速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又一次焕发出绚烂的光彩。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现在最前线组织指挥;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冲锋在前;一队队子弟兵、一支支医疗队、一批批志愿者不断涌向灾区;大量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向灾区运送;一幕幕冒险营救、募捐献血场面感人至深。一时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与你同在”、“我们都是汶川人”，成为震撼神州的强音。大地震刚过一周，灾后恢复重建就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全国各地对口援建大潮竞相在灾区展开，对口援建的地区和单位不仅资金到位，而且夜以继日

加快建设。全国人民纷纷解囊支援灾区恢复重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灾区的支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起了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才出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才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民族品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的优良品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这种精神特质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并在这场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中集中地表现出来。抗灾抢险中，英勇的中国人民毫无畏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人民军队冲锋陷阵，白衣战士舍生忘死，灾区群众奋起自救。灾后重建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全国上下大力弘扬抗灾救灾精神，集全国之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灾区广大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重建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生死较量不退缩，千难万险不放弃，巨大困难不低头，在灾难中奋发，在废墟上崛起。这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升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果。

透明公开、勇于创新，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开放、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在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抢险工作紧张有序，重建规划科学合理;赈灾款物公开监督，资金管理制度严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心理疏导周到入微;信息传播方式创新，舆论引导及时有效，书写了人类救灾史的全新篇章。这折射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和善于创新的时代风貌。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产生的强大威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华民族谱写了抗震救灾斗争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壮丽史诗，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实践再次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远远不只是体现在这些发面，要全面深刻的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探索，但种种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汇报人：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