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须以公德为基础（共3篇）
篇1：师德须以公德为基础
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主持人提出：面对时常见诸报端的教师伤害学生、不负责任、见钱眼开等现象，我们如何加强师德建设?答案丰富多彩，有人说在准入时严格考核，有人认为师范学院(校)应开设师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课，有人说学校要对师德败坏者一票否决……我无意于否定这些观点，但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还得从社会公德入手。
的确，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是光辉的事业，教师是特殊的工作者，在对教师的道德要求上，似乎更为特殊。事实上，教师也的确承受着非同一般的道德压力。但与师德高尚的美好愿望相反，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教师的“非道德”行为。或许，我们忽视了另一个事实，教师是人。教师是社会的人而非圣人，教师群体也只是社会结构中普通的一类。只有当全社会形成了较统一的道德是非观念和评价标准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教师才可能具备高水平的.道德涵养。而形成较高层次的社会道德水准，必须依赖于健全公共道德约束机制。比如法庭上的作证，虽然证人宣了誓，而且慷慨激昂、信誓旦旦，但如果不严厉处罚作伪证的行为，恐怕证人席上也多听见真实的谎言。在公共道德体系完善的社会里，人们大都会认真负责、信守诺言。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形成了成熟的公共道德惩罚机制，因为一个工作敷衍、背信弃义的员工不仅会失去工作，甚至在其他地方也会被拒之门外。
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恰恰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或者说是有意无意的放纵。学术拼凑、文凭造假、蔑视行规、不讲秩序，令人眼花缭乱的非道德做法往往得不到追究，见得多了，也懒得去追究。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个人的品德高尚，信守原则，不仅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自我清高。以至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越来越多的人身不由己，逐渐被社会这个巨大的磁场吸了进去，也开始做起不道德的事来。归根结底，个人道德涵养的提高，非得以健全公共道德的约束机制为基础不可，教师概莫能外。师德是教师道德，从本质上讲是职业道德，一定不可能超越这种规律。
公共道德约束机制的健全可以依靠多种渠道完成，如法律规定、行业自律、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熏陶、宣传引导，这些都非教师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力量可以单独完成。在教书育人上，教师可以以身作则、率先示范，在道德修养上，教师必须守住为人师表的底线。但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教师个体的社会行为。因此，大可不必对教师提出超越一般社会规范的道德要求，而要把眼球集中在如何健全社会公共道德约束机制上，不然，在公共道德约束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中，任何呼吁和倡导都只是纸上谈兵。只有这样，加强师德才有坚实的基础。
篇2：科学与民主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
今日我们应该严肃讨论两个课题：第一，“赛先生”、“德先生”与中华文化有无扞格？第二，到底应该提倡什么样的“赛先生”与“德先生”？
“赛先生”与“德先生”
“赛先生”与“德先生”是欧洲文化复兴时代后，标举理性后的产物。这里要交代，本文之所以用“赛先生”与“德先生”，避用一般翻译的科学与民主，有两层因素：第一，两个译名都袭自东洋，并不达意。第二，本文主要在反思问题的精神面，较少触及实践面。就这一意义而言，“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提法，较符合旨意。
“五四”时期的许多人说，中华固有文化与“赛先生”与“德先生”是相扞格的。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提到这两名词，说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要“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赛先生”是什么？“五四”时期的人未必清楚，一般大众的认识只在“船坚炮利”的层次，知识界则认识到其“上层建筑”的价值，宣传各种“主义”。这时胡适于《每周评论》上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务实”，开头就批评：“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最后又说：“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胡适以上说法基本上是符合“赛先生”的基本原则的，但多数人并听不进去。
后来，张君劢在《北京清华周刊》写“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又在中国大学讲“科学是为人所用，而非人为科学所用”。胡适、丁文江、吴稚晖等人为急于“拥护科学”，于是将它提升到“信仰”的层次。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写道：“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我们因为深信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所以深信宣传与教育的效果可以使人类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拿今日科学家平心静气地，破除成见地公开承认的‘科学的人生观’来做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我们以后的作战计划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是宣传我们信仰的新人生观。”
这就过分了！胡适在几年前不是还批评别人把“主义”挂在嘴边吗？现在轮到他自己搞“科学主义”了，只不过是他不叫它作“主义”，叫它作“信仰”！现在回顾，可以清楚看出来，那一代的自命知识分子的言论其实是多么的浅薄，也很可怕，甚至把人生观也要与科学扯到一块去，还要求“一致”。我们当可以谅解，在中国积弱、力求解脱困境的当时，人们有盲目从西方取经的急切感。
还有，胡适在1923年时说“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可是就在1925、1926年，欧洲学界发生量子物理的大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典物理的机械主义世界观。波尔（Niels Bohr）对于量子力学的诠释——所谓互补原理，摆脱了传统西方的客观哲学，而接近中国的人文思维。
同时期，西方大学问家的阐述显然有所不同。允为二十世纪最有学问的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主编1974年版的《新大英百科全书》及1952年的六十册《西方世界巨著》）才真认识“赛先生”——“赛先生”是开明的、诚实的，不容许宣传的。他在《如何读书》（1940年）这本通俗书的“如何读科学与算学”这一章中明白写道：“教育的中心目标，从苏格拉底以降，自来就被认为是经由令人赞叹的学门，开明心灵（freeing of the mind）。”“在科学的巨著里，没有雄辩或宣传，容或有初始假设意味的偏执。”“科学的客观性不在于没有偏执，而在于坦白地承认它。”
艾德勒从不敢低估中华文化，他在《西方世界巨著》的“序”中又谦虚地提到，他只有能力编西方世界的巨著，但心目中东方还有“四到五种相当不同的知性与文化传统”；而在每一种文化传统里，想来都可编出一套“大对话”来（当包括中文、印度文与阿拉伯文等的巨著）。
“赛先生”的精义是求是、求美、求善的精神，是务实、明理、利用的态度。常人不明，只重视操作的方法面（如观察、实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之类）或应用的技术面（如国防科技与民生工业之类）。“德先生”的精义是尊重、大我、和而不同的精神，是讲理、参与、群而不党的态度。常人不明，又只重视操作面（如开会、投票、宣传、调查之类）或应用面（如宪法、政府、议会、法制之类）。显然，在我们的教育里，有轻本重末的偏失。
“赛先生”与“德先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赛先生”的对象是事物，“德先生”的对象是人群；“德先生”主张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尊重少数，“赛先生”主张多数服从少数──执简驭繁，存优汰劣。但何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到西学东渐后的东方，人们常将两先生相提并论？其中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两者都重视“理性”。
这就说到要点了。人在儿童时期明显只有“感性”（passion），没有“理性”（reason）；“感性”是先天具有的，“理性”则是后天经教育习得的。何以大部分的人重视感性甚于理性？因为理性是不容易拥有的性质，也是常人排斥的性质。教育的重大课题之一，本在提升人的理性，因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什么样的环境与传统脉络，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来；橘逾淮而为枳，一民族的文化是演化出来的，不可移植。中华文化里若是没有“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根源，提倡也是白费功夫；反之，若是中华文化里本有“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根源，打倒了它，就更生不出来了。那么到底中华文化与“赛先生”及“德先生”的关系如何？
“赛先生”与中华文化
先说“赛先生”与中华文化，特别是原始儒家文化的关系。首先要说，孔子是极为理性的人，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主张“不语怪力乱神”。有人以此推论儒家不鼓励研究。这说不通，因为《大学》里明明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庸》说：“温故而知新。”《大学》又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论语》的“无征不信”，一句话就道破了实证精神。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句话，其实是现代科学态度的极佳诠释。“毋意”指不臆测，要顺理统贯；“毋必”指任何理论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毋固”指理论必须可否证（falsifiability），“毋我”指不能自以为是，理论要可说、可传，重视人心之同然（Inter-subjectivity）。
《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句用来诠释现代科学方法，也颇适宜：“博学之”指广泛并仔细观察搜集事情；“审问之”指拣选其中有用的信息；“慎思之”指形成概念并建构理论；“明辨之”指预测并进一步验证；“笃行之”指付诸应用。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更提示了学问的人文本质。这点，西方的赛先生要经过几百年，到了二十世纪才体会到。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物理是在缔造一合乎理则的思维体系，它是演进的，它的基础不能用任何归纳法自生活经验蒸馏得到，只能经由发明获取。……”
又，量子物理大师波尔在悟得所谓“哥本哈根诠释”（the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1927）后，常说道：“在人生的大戏里，我们既是观者，又是演员。”惠勒（John A. Wheeler）进而提出人是“观参者”（observer-participant）的概念，这与《中庸》的（人）“与天地参”岂不是相通！有道是：“天地演化出人心，人心观参作物理。物理推陈见新奇，天地舞台人文戏。”
吊诡的是，“赛先生”之所以在西方发展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反抗基督教会的权威。但这也提示我们，“赛先生”其实与西方主流价值是有冲突的。反观中国，则原始儒家文化与“赛先生”是相通的。其实，细考几大文明的基本价值，与“赛先生”最相锵的就是原始儒家文化。“赛先生”在西方的实践，属抗争的理性；“赛先生”放在中华文化脉络里，则属正常的理性。这可解释，何以中华文化在一百多年来吸纳“赛先生”的过程，是很自然的。
那何以“赛先生”源自西方，而非中国呢？爱因斯坦在1953年的一封信上提到：一是因为中国未能发展出如古希腊时期欧理几得形学的严密推理系统；二是由于未发展出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后的系统实验方法。换言之，只要在这两项补强，“赛先生”不难融为中华文化里的重要成分。
“德先生”与中华文化
次说“德先生”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德先生”是什么？要点约为：尊重包容、分工合作、制衡和成；就事讲道理，依制度行事，妥协谋大同。说穿了，就是“理”与“礼”两字──“理”指说得通、行得广的道理；“礼”指典章制度，这两样原是中国原始儒家最重视的东西。换言之，“德先生”与原始儒家文化也是相容的。孔子可说是理性的典范，他的教化可为“德先生”的基础。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最为人熟知，主张“民主”思想的例子。除了这个宣示性的名句，原始儒家还有许多精炼而含意深远的警语。例如，相传出自法国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茍同你说的话，但我抵死拥护你这么说的权利”；《论语》则有“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两相对照，《论语》的两句更含有很多可供发明之精义，可从个人引申到群体，乃至政党。
更进一步说，要建立健全的政治体系，百姓应有“有耻且格”的素养，为政者应有“政者正也”的格调，相互间的关系应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水平。百姓如何会“有耻且格”？孔子说得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礼记·礼运》早就勾画出理想的政治景象：“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英国大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历史研究》里说，只有弘扬东方的人文思想与伦理观念，才能彻底解救人类未来的危机。
结语
文化发展不可移植，不可拼凑；需要的是演化——采撷融会，日新又新。“五四”时期的少数知识分子忘记“本立而道生”的古训，他们糊涂——不审问（甚至提倡“科学的人生观”）；不慎思（人云亦云宣传西方的各种主义 ‘–ism’s）；不明辨（不辨 ‘-lization’的“XX化”与日新又新的“演化”，以及“人文化成”的“化”）；不笃行（成天想“革命”，对“革新”不耐烦）。他们不务实——病急乱投医，躁进而不达。
在他们把“赛先生”与“德先生”放中间的同时，竟然把中华固有文化里的好东西踢到两旁，以致中国近代史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徘徊在欧美化、苏俄化、“现代化”之间，如今中华民族重拾了自信心。
篇3：师德须以公德为基础
信息化建设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２０世纪末，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力。这既为我国带来发展的契机，又使我国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信息技术的大量采用，对企业固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产生了强烈冲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尤其是我国加入ＷＴＯ以后，这种变革显得更加迫切。这是因为：
１、企业信息化可以推动业务流程重组，促进组织结构优化。一方面，新的“动态网络”结构，加强了决策层与执行层的直接沟通，减少了管理层次，削减了机构规模。另一方面，管理方式从控制型转为参与型，极大地调动了各部门的工作潜能和积极性，促进相互间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以更好地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
２、企业信息化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扩大企业竞争范围。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涉及到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成本，改变和改善成本结构。企业成本的下降，使企业能以低信息成本实现管理成本结构优化，并随着管理规模的扩大形成规模管理效应，从而改变竞争方式，给企业提供新的竞争空间，扩大竞争能力。
３、企业信息化可以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提高差别化。随着电子商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缩短了企业与消费者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获得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思路的效率，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大的开拓市场和选择消费的机会。使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建立起高效、快速的联系，从而提高了企业把握市场和消费者了解市场的能力；使企业能迅速将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及时反映到决策层，促进企业针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研究，及时改变和调整经营战略，不断向市场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和服务，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形成不易为竞争对手模仿的独特竞争优势。
４、企业信息化可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信息技术实现了跨地域的同步信息交换，使企业在获取、传递、利用信息资料方面，手段更加灵活、快捷和开放。极大地增强了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方案评价选择能力，拓展了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延伸了决策者的智力，提高了决策的效益和效率。同时，企业信息化不只是计算机硬件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即在信息化过程中通过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提高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建立良好的管理规范和管理流程，构建扎实的企业管理基础，提高企业科学管理水平。
加快信息化建设须以统计信息为基础
企业统计信息是一种资源，可以直接或间接创造财富。它既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基础，也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这是由统计信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１、统计信息是企业领导科学决策的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五个统筹发展”的方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适应市场，求得生存、发展，必须通过统计信息了解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等诸方面的情况，以此制定企业发展计划，调整产品结构，解决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设备更新、技术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并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
２、统计信息是企业开发资源的重要依据。以最小的投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企业可以运用统计信息，对人、财、物，产、供、销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地对比、分析，寻找相关的情况和规律，从而进一步有效地利用、开发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潜质，不断发展企业。
３、统计信息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助推器。统计信息既可使企业领导把握本单位的各种内部情况，也可把握企业在地区、行业中的市场占有份额、行业排名，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需求反馈等诸多外部情况，从而做到知己知彼、博采众长、扬长避短、采取对策、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４、统计信息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晴雨表。企业管理是一门系统的综合性学科。企业产值、销售收入、增加值、产品产量、质量、利润和成本等指标，是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成效的重要内容和体现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尺。掌握、研究这些指标，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
加快以统计信息为基础的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企业信息化必须确保企业统计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地利用，并形成使统计信息在企业信息网络上“有车可跑，有路可走”的科学的信息管理体系。因此加强以统计信息为基础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必须强化以下几项工作：
１、夯实企业统计信息工作的组织基础。目前大多数企业虽已建立统计机构，但其职能和工作范围还较受局限。不少企业的统计信息工作仍以产品产量、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的统计为主，而忽略了综合统计职能的发挥，统计资料的发掘利用还较肤浅、有限。因此，企业一是要加强对统计信息工作的领导，要建立健全企业统计信息组织，并明确其职能和工作任务，搞好统计监督。二是要建好一支队伍。企业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建设和综合经济效益等总体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没有一支高素质的统计人员队伍，是难以担当起这种重任的。现阶段，既要加快现有统计信息机构和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从传统的服务方式和单纯提供数字数据向全方位收集，深层次分析、信息共享转变，为企业领导提供具有一定水平和价值的综合分析或专题分析报告。又要抓好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技术业务素质，把思想道德素质好、技术业务精和作风严谨务实的人员充实到统计队伍中来，构筑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
２、夯实企业统计信息的管理基础，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统计信息管理制度。首先，必须贯彻《统计法》，依法统计，保证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其次，建立健全数据搜集，整理及反馈制度、原始资料核对检查制度、数据处理制度、分析资料及管理制度等，形成完整的统计信息质检体系。从组织、方法、技术等方面对统计数据的误差进行预防、控制、检查和纠正，保证数据的质量。
３、实施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整合。由于统计的触角延伸到了企业的各个层面，并且形成由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统计制度、统计方法为保证的科学高效的统计体系，所以统计部门能提供比其它渠道范围更大、层次更深、质量更高、内容更加全面和系统更强的信息源。而企业计算机信息网络可以借助统计部门快捷准确采集的并且经过统计整理的企业生产经营信息，及时发布到网上，供企业领导和各有关部门根据各自权限共享信息。因此，信息将企业信息网络部门与企业统计部门两者的管理职能有机整合起来，组建网络管理部门与统计部门合二为一的新型信息管理部门，实现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整合。这样统计可借助网络技术驶上信息高速公路，而计算机信息网络可借助统计信息渠道发挥应有效用，从而形成适应新环境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组织好信息资源的网上采集、传递、存储、发布和共享，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企业信息资源，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管理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