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法律风险

高管法律风险（精选6篇）

篇1：高管法律风险

企业高管需面对的刑事法律风险

文/朱勇律师

一、企业高管刑事法律风险现状

随着《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企业管理层犯罪成为社会、司法界热议的话题。盘点近几年来的中国企业家刑事犯罪案例，仅2011、2012两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企业经理职务以上管理人员犯罪案件，约占全部职务、经济类犯罪总数的5%。

从国企老总到民企创始人，或贪污受贿、或行贿、或渎职、或合同诈骗、或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逃税，一时间官员高管落马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如曾经国美的黄光裕，如当下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等。从一个个体行为发展成一个刑事或民事案件，经媒体和社会关注，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这些案例，均发端于企业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需加倍警惕。

即便如此，目前的企业界仍未对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给予足够重视，仍就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且呈燎原之势。我们不禁要问，企业高管作为社会精英群体是不懂法还是对法律缺乏敬畏呢？

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万科集团首席律师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目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着法律不如法规、法规不如规章、规章不如政府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企业家们拿出大量精力攻领导、弃法律就不足为奇。尤其目前选择性执法泛滥，法律失去了规则的刚性而变成一种弹性工具，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谁还愿遵守法律？虽如此但法治在进步，大量案例告诉人们，领导是靠不住的，关系是靠不住的，唯一能

让企业家稳健前行的是——法律，这才是企业家内心应当坚守的正能量。

二、公司高管的法律界定。

根据《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从企业高管刑事犯罪的罪名分布来看，常见犯罪类型。

1、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

2、行受贿类犯罪；

3、非法经营类犯罪；

4、诈骗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其他犯罪类型。

其中以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占比重最大，高达统计案例的71%（摘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企业高管刑事犯罪案例分析）。

四、企业高管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

1、“权利”成为发案的核心要素，表现为“用权”和“买权”。企业中经理以上管理层人员，掌控了一定的管理实权，包括企业事务的决定权、人事权、财权等等。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约、监管机制，相关人员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牟利。这也是为什么贪污、侵占、挪用犯罪，高发的原因所在。而在部分国有垄断行业中，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很多周边行业和下游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利益，自然有求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于是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展类似权力寻租的活动，出现了不少国企管理层人员受贿的案件。

2、企业资金链断裂、融资困难、竞争激烈迫其铤而走险是犯罪的重要诱

因。近几年来，国内多地出新“崩盘”的现象，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如温州、广东、福建等地。一时间成为圈内聚会大家常常提及的话题，其中是有一些骗子公司进行的犯罪运作，但也确实有中小企业主是为了融资而有意为之。为了融资，还有一些企业高管通过诈骗、虚假交易等手段，制造虚假业绩和财务报表，欺骗风投、担保公司和银行，究其原因都是为了企业融资。

3，企业整体发展布局不平衡，集中在特定行业，直接导致资源的严重短缺，势必会迫使企业铤而走险排除异己。现在有些企业家，特别是一些中小私营企业，缺乏必要的守法意识。遇到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所谓的“潜规则”。

五、企业家及公司高管对刑事法律风险的认识误区。

高管刑事责任风险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也关系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许多企业高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甚至还有自己的“保护伞”，因此他们往往把法律当“儿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还存在着“没有花钱摆不平的事”的意识。还有一部分靠自己“闯出来”的企业高管，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为所欲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心存侥幸。当然，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他们确实不懂法，无法预见或者判断当时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重视关系，轻视法律，这是非常危险的。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重法律知识储备，加强与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沟通，从而有效管理风险。

六、法律顾问是企业家和高管避免刑事法律风险的最后屏障

2004年国资委就发文加强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去年国资委又发文要求“央企副总任法律总顾问”。从政府管理层面上讲，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提升公司

法务工作的权重对于公司管理的重要性。现实中的多数公司的法律顾问还是“松散型”：有官司你打,事后救火；而国外公司法律顾问则是“紧密型”：“有事找我律师”，因为律师知道老板和公司所有的事情。会用法律顾问，才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因为法律顾问，表面上是你的反对者，实际上是管理者和公司避免法律纠纷包括刑事纠纷的最后屏障。对企业家和公司高管来说，法律服务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须品。

篇2：高管法律风险

（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我是课题组上市公司高管法律风险管理项目首席研究员刘克滥。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实证研究成果报告”。基于我们对国内上市公司2011年对外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我们对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形成以下三方面认识，与大家一同探讨：

一、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概况

截止2011年11月17日，共有263名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涉及上市公司64家：其中上海证券交易上市的公司中有22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60人次；深圳主板上市公司有21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151人次；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有19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52人次；创业板上市公司有2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2人次。发生的个人法律风险涵盖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其中涉嫌刑事犯罪7起，8人；承担民事责任4起，4人；被行政机关处以警告、罚款、市场禁入12起，67人；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监管谈话34起，178人。

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的特点分析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发生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高管法律风险发生比率明显高于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在64家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上市公司中，有11家是ST或者*ST公司，占比达到了17%，并且其中有两家目前已经暂停上市。截止2011年11月17日，沪深两市共有ST和*ST公司127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6%，也就是说占上市公司总数5.6%的ST和*ST公司贡献了17%的高管个人法律风险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在发生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64家上市公司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有39家，占比6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5家，占比39%，其中4家为央企控股，占比6%。从违规人数的维度上看，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发生高管个人法律风险187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71%，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6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2%，其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70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27%。

第三个特点是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领域集中在信息披露违规和违规交易两个领域。

在2011年发生的高管个人法律风险中，涉及信息披露违规的33起，205人，占违规总数的52%，占发生个人法律风险高管总人数的78%；涉及违规买卖股票的25起，25人，占违规总数39%，占发生个人法律风险高管总人数的9.5%。

第四个特点是信息披露违规和违规交易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法律风险事件。

在证监会和交易所公布的33起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中，有3起涉及大额对外担 保事项没有披露，有4起涉及关联方或大股东占用资金事项没有披露，其中数额最大的1起，大股东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0多亿。在这7起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事件中有6起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六）》通过之后，且其中1起未经过公司内部的审议程序。

第五个特点是发生个人法律风险的高管在严格的执法环境下可能承担的风险将更大。

我们对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年公布的33起信息披露违规逐一进行了分析，其中有14起情节比较严重，在这14其当中，有5起是发生在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

（六）》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涉及刑事责任；其余9起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六）》通过之后，并且有1起已经进入刑事程序，当事人财务总监李某被提起公诉；剩余8起如果在从严的执法环境下，也不能完全排除涉及更严厉法律责任的可能性。

部分已经被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处罚的高管人员实际上已经接近刑事犯罪的雷区。只是由于上市公司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一风险并未完全暴露出来。一旦执法环境更加严格，上市公司高管将要承担更为严重的法律责任，带着金手铐跳舞并不只是一个传说。

三、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成因及应对策略分析

1．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成因

经过我们对64家上市公司的263名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情况的仔细比对，我们认为其法律风险发生或者说违规行为的发生根本上都是基于某种理性判断，这种理性判断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预期违规净收益=预期违规收益-预期违规成本。其中，预期违规收益包括预期经济收益和实施违规行为的心理满足感；预期违规成本=违规的直接成本+违规的机会成本+违规的惩罚成本×被判罚的概率。

对于高管个人来讲，预期的违规净收益越高，那么就会具有越强烈的违规冲动，这就使违规事件不仅会发生，甚至应该发生。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的显著差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首先是预期违规的收益不同。发生个人法律风险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一般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可置换性，这就导致其违规收益实际既包含个人利益，又包含公司利益；相反，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的个人违规行为要么不会带来公司利益的增加，要么增加的公司利益无法置换成个人利益。在实施相同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其预期违规收益要低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导致其预期违规净收益低，这样违规的动机就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导致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

其次是预期违规成本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违规的惩罚成本不同上面。一般来讲，除刑事处罚外，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违规行为对个人不会造成太大的惩罚成本，其仍可以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对社会地位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也不会造成影响；而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一旦发生违规情况，就可能导致其遭受党内处分、行政处分，丧失在公司和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在实施相同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其违规预期成本要高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

预期违规收益低，而预期违规成本高，从而导致预期违规净收益低，因此，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违规冲动要明显弱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个人法律风险发生概率相应的当然也会低。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欺诈上市，一家民营控股公司一旦上市，就会给担任高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带来大量的财富；而对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即使有股权激励计划，公司上市也不会使得高管个人一夜暴富，何况对于国企 高管来说其预期违规成本更高。今年发生的一起欺诈上市案已经印证了我们的分析。

2．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应对策略

既然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形成的理性判断，那么这些风险应当怎样应对呢？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应对措施。

第一，重新评估违规成本，审视预期违规收益是否真正能覆盖违规成本。预期违规成本并不等于现实违规成本。很多高管对于预期违规成本的评估显然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预期违规成本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违规的惩罚成本×被判罚的概率。违规惩罚成本取决于立法的规定，被判罚的概率取决于司法和行政的执法力度。

首先，对于违规的惩罚成本很多上市公司高管认识比较狭隘。单纯从个人的成本角度理解违规惩罚成本。其实在很多情形下个人违规不仅导致个人遭受惩罚，也导致公司遭受惩罚。在监管机构截至2011年11月17日公布的64家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上市公司中，有27家上市公司同时受到处罚。这些处罚不仅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经济性成本的产生，而且导致了行为性成本和信誉性成本的产生。因此，高管个人违规惩罚成本实际上要比一般认识大得多。

其次，很多高管对被判罚概率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陈旧的层面。认为上市公司是地方政府的下蛋金鸡，地方政府出于对GDP、税收和就业岗位的考虑，会对上市公司开绿灯，监管部门也是投鼠忌器，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处罚也会比较“仁慈”。诚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变化。2006年以来，相关国家机关陆续颁布了《刑法修正案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等规定，不断完善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增加违规的惩罚成本的同时，也促使执法力度不断加强，近几年来证监会和交易所每年立案调查和进行的行政处罚、公开谴责都是在以20%以上的幅度增加，司法机关对于证券犯罪案件的介入也不断深入，欺诈上市，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刑事案件不断见诸报道。

这些都使得判罚概率在不断上升，也使实际违规成本在不断增加。依据陈旧认识和不切实际预期而做出的行动，最终可能导致违规净收益为负数，给高管个人和上市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

第二，通过法律架构和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合法方式实现同样的预期收益，形成更为理性的替代方案。

例如，对于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然而，在我们进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在证监会和交易所2011年公布的4起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关联方或大股东占用资金事件中，都是公然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要么直接拆借资金，要么虚构交易、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要么代控股股东偿付债务。这些行为不仅导致公司和高管个人遭致行政处罚，而且使得高管个人触及到《刑法修正案

（六）》一百六十九条“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最终的结果都是以非常大的实际违规成本换来非常小的实际违规收益，甚至是负的收益。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种成本-收益模式实际上只需要进行一些交易结构上的设计就可以变得合法，并且更有效率。还以上述大股东融资问题为例：进入2011年，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信托融资成为很多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收益率出现比较大的下降，一些上市公司纷纷购买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信托型理财产品。如果我们将这两种经济行为加以结合，就可以在法律上设计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关联方从相应信托公司融资的合法渠道，同时不会涉及到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

通往罗马不是只有一条路。一些法律上的有效设计不仅能帮助上市公司相关方实现其利益诉求，而且会有效减少了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的法律风险。这一点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尤为适用，因为股权控制关系，其预期违规收益中不但包含个人利益，也可能包括上市公司利益，因此其有着更强的违规冲动。只有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预期收益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高管个人的法律风险，并从长远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篇3：高管法律风险

一、公司高管的概念及特征

公司高管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称,是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产物。《公司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这里的“其他人员”可以包括CEO(首席执行官)、CFO(首席财务官)、COO(首席运营官)、CTO(首席技术官)、CLO(首席法务官)等由公司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设立的高层管理职位。

二、公司高管的法律义务

顾名思义,公司高管的法律义务即公司高管在法律的规定下,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事情,也就是作为和不作为的义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从该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原则性的指出公司高管应尽的法律义务主要有以下三点: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和善管义务。

忠实义务,主要是为了克服高级管理人员的贪婪和自私行为。我国《公司法》除了对忠实义务进行原则性阐述,还在第一百四十九条列举了竞业禁止和禁止自我交易、关联交易等七种具体行为,公司高管不得违反该规定,否则其所得收入则归为公司所有。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勤勉义务源于英文中的“duty of care”。在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对勤勉义务进行具体详细的说明。但我们一般认为,勤勉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诚信原则,以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形下应表现的谨慎、勤勉和技能,为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工作。

善管义务,是指公司高管的善良管理人应尽的义务。高管对于公司并不具有所有权,甚至不具有控制权,但是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高应像普通谨慎人在相似情况下给予合理的注意一样,谨慎尽力地管理公司事务。

三、公司高管与公司的关系

通过公司法对公司高管的法律义务做出规定这一点来看,公司高管虽然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却不同于一般的员工。这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相对一般员工而言,公司高管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结合更为紧密;2.公司高管对公司和一般员工具有主导性的特点。一般员工对高管和公司具有从属性的特点。因此,公司高管与公司的关系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但是不能用劳动关系来完全概括。

现在学界通说认为,公司高管与公司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委托-代理是在特定环境中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在组织中以管理和被管理的形式存在。在公司的治理中,公司高管作为公司董事会的代理人,应当受到董事会的管理,以及监事会的监督;公司作为委托法人,也应当尽到管理监督的义务。因此,公司法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对公司高管的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公司高管作为代理人,他们的效益函数同委托人的是不同的;再者,公司高管在长期对于公司管理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私人信息,这些对于董事会来说,不易得知。所以,长此以往,造成权力逐渐流向公司高管,从而产生了很多公司治理上的问题。

公司高管能否正确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完成管理人的权利范围内应尽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自身的道德约束力。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高管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种:没收违规所得、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诉。从大多数对公司高管进行诉讼的案件中,可以分析出,诉讼的救济途径已经变相成为公司内部经营斗争的一种手段。因为,对于大型的上市公司来说,一旦公司的高管卷入诉讼的纷争,该公司股票价格必定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况且,公司高管为了自己在管理业界的名声,在诉讼之前也会同利益冲突的另一方达成妥协。由此看来,股东和高管都会尽量避免诉讼这条途径,除非是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这样,就还剩下没收违规所得和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这两种责任都是从财产上对高管进行处罚,并没有上升到人身自由的程度,所以,约束力并不足够。很多公司高管在衡量了法律后果、行为风险和既得利益之后,往往就会受到自己私欲的指使,做出一些不利于公司的决策。因此,根据分析,法律义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力,它并不能使公司与高管的关系走向正轨。

那么,我们应当通过何种手段来纠正这偏离预设轨道的关系呢?

有人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加重刑罚这种强制性措施,肯定会有积极地作用。然而,在笔者看来,从加重违反法律义务的法律责任来纠正这种关系是不可行的。因为,公司高管即便因一己私欲,做了有损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事,从本质上来看,是对公司法人财产的侵犯,没有涉及公民的人身以及自由,所以其本身的主观恶意相对来说并不大,当然,国有投资的公司和集体所有制的公司除外。如果加重法律责任,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并不具有因果关系的相当性以及正当性。即便是加重了法律责任,那么该如何量化责任的大小进行惩处,这又是一个需要考究的事情。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公司高管制度的进一步建设。

难道除了利用法律来纠正这种关系,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公司高管与公司关系偏离的原因在于,高管想要的无非就是更多的经济利益。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激励政策,将高管的个人报酬同公司的利润或者是公司的绩效捆绑在一起,通过各种经济学和管理学上的若干方式,比如奖金、绩效、期权或着是其他的一些非货币的形式。这样,高管人员自身就会有一种动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公司进行管制,创造效益。

其次,我们应当加强我国公司高管领域信用制度的建立。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处于一种低水准的状态。如果在公司高管的领域,利用现代电子化信息的普遍存在,建立起一种信息化的信用体系,在该体系中,对高管的各个方面进行评测,实时更新,所有进入该体系的人都可以查看任何一个高管的信息以及评测情况。笔者认为这种体系应当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小范围公开性,高管不可控性以及强制性。“小范围公开性”是指该体系只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管开放,其他的人无法接触、进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匿名的形式;“高管不可控性”是说该体系由监事会或者股东会控制,高管在其中只是一个被评测的对象,不具有修改的主观能动性;“强制性”表明该体系是高管这个领域的行业准入,即担任高管的人员必须进入该信用体系。并且,为了加强这种体系的可信度或者说是降低信赖该体系的人的风险,保险公司应当加入进来,对公司高管进行担保。设置不同的所配比率,对公司高管在管理过程中出问题的公司进行理赔。利用这样一种体系,首先对高管自身具有一种约束力,其次加强了董事和监事对于高管的监督和控制,将高管的权力进行分散,以达约束高管的目的。

最后,经营判断原则应当被广泛运用在决策做出之前。运用该原则的前提建立在上述的信用体系上的。笔者认为该信用体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专职运用经营判断原则的管理团队。这种团队旨在为某家公司的某一次经营决策做出之前提供意见,以便董事会的决议以及评测该公司高管的决策是否有违背规章或者法律的规定。他们并不属于一家特定的公司,而是以一种类似于提供管理服务的机构存在。当然,对于此种机构,法律应当进行限制性规定,禁止其进行不利于客户的活动,比如说泄露秘密。

四、总结

在今天,公司高管利用自己逐渐扩张的权利进行舞弊,已经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了。我们不能说要百分之百杜绝此类现象的发展,但是应该尽量减少它。首先就应从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入手,详尽公司高管的法律义务,使之无机可乘,从根本上减少其可能性。其次,再从高管的身份特征上找到一些其他补充措施,对其进行激励或者监督。总之,加强监督、弱化权力,才是归正公司高管与公司关系的良药。

摘要：公司高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普通员工,是一种劳动合同的关系。学界通说认为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但是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公司高管的权利范围也逐渐扩大,如何限制高管的权利成为难题。文章从公司高管的法律义务出发,探讨公司高管与公司的关系,并对于如何限制高管的权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关键词：公司高管,公司,关系,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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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企业高管法律风险与防范

近年来，企业高管的违法事件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实践中，公司的普通员工也可能构成商业犯罪，此次的力拓案件中，除胡士泰以外还有三名员工被拘留。但是由于企业高管的身份特殊，致使其面临比一般员工更多的法律风险。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企业高管们身陷囹圄的原因以及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应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明确高管的范畴

除法律规定外，在公司的章程中也可以约定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将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列入高管人员，但客观上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履行着相应的管理或监督职权，可以在公司的章程中将其列入高管人员，他们也面临和高管同样的职业风险。

法律责任和风险

◎刑事责任。我国的《刑法》、《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中对高管的法律责任均有规定。据统计，如果按照罪名计算，我国《刑法》大概规定了120个罪名。企业高管的犯罪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犯罪，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偷税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制造或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违规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从企业设立、运营到终止的整个过程中，企业的高管们都可能因为实施了某种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面临处罚，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违反《刑法》，构成犯罪。

《公司法》中有一章专门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并且还规定如果单位涉嫌犯罪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除了刑事法律风险，企业高管们还面临着民事法律风险。法律规定如果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有时甚至是巨额赔偿）。同时《公司法》第152条增加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赋予股东对董事及高管提起赔偿的诉讼权利。

◎行政责任。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法律责任，企业的高管们还面临着行政责任，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管。由于一般的责任只是警告、罚款等，导致企业的高管们往往容易忽略行政责任。其实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众多的行政法律责任，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以及行政法规、规章对行政责任均有规定。经营中稍有不慎，企业就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这时则要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而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自然难逃其责，甚至面临市场禁入的风险。

除了承担行政责任以外，在行政责任的处理认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对企业的高管们还会有一些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如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扣押、限制权利或禁止处分财产（税务部门、海关部门等）。

法律风险的原因与防范

◎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在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一些企业的高管们觉得公司像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在企业上市或者改制之后，不能迅速地转变理念，改进管理机制，而是继续一人决断，凭自己的意志随意动用公司的资金，没有丝毫的法律风险意识。

山西省某集团总经理万某曾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分两次挪用了公司2700万元和3209万元，至案发时仍未归还。2005年5月，万某被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企业高管们的违法行为不仅使其本人承担法律风险，甚至也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万某的企业当时在全国红极一时，但随着万某的入狱，该企业也迅速衰落，最终破产，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此，企业的高管们注意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司日常经营和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中，应该就相关事项咨询专业法律人士，尽量降低因不懂法而带来的法律风险，不懂法不能作为违法或减轻处罚的理由。

◎行业里的“潜规则”。现代社会商业竞争非常激烈，企业迫于生存压力，有时不惜采用一些违法手段，比如商业贿赂。这已经成为了某些行业内的“潜规则”。有些企业的高管们明知该行为是违法的，但是处于这种环境中只能被动地接受。

另一方面，很多公司的公关手段中钱、名、利、色无处不在，这也使得手中拥有大权的企业高管们难以抵挡，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就实施了违法行为。

◎侥幸心理的存在。许多企业的高管们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按照行业里的“潜规则”行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某些高管为了尽快实现其市场战略，大施资本运作手段，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挪用资金、偷逃税款。尤其是某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们认为，违法活动即使被发现，也无非是交些罚款就可以了事，不算什么；甚至抱有赌徒心态，认为即使本次失手，尚可卷土再来。殊不知，此种侥幸心理往往会使高管们时刻面临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甚至是牢狱之灾，此生都没有再翻盘的可能。

◎其他原因。比如有些公司的高管们因为嗜好赌博，不惜挪用公款以身试法。这种案例近年来时有发生。同时，也不乏部分高管们因为家庭原因或者轻信他人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篇5：高管法律风险

员工股权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权的权利。如该公司为上市公司，则称之为股票期权，如该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则为股权期权(本文为行文方便，股票期权和股权期权不做区别，统称为股票期权)。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可以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激励对象可以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也可以放弃该种权利。

司法实践中，由于职业经理人相对于公司的弱势地位，导致股权激励中的法律陷阱比比皆是。本文不惴浅陋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陷阱

一、企业通过在境外注册成立的关联公司授予员工股权激励。

原告刘先生诉称，2011年2月1日其入职三快科技公司，担任城市经理一职。在职期间其通过《MEITUAN CORPORATION-2011 STOCK INCENTIVE PLAN-NOTICE OF STOCK OPTION AWARD(美团公司-2011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通知)》，被授予35000股的股票期权，三快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兴在该通知中签字。

2013年8月21日其离职，此后双方因股票期权的行权事宜产生争议。刘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票期权行权日为2013年8月20日，且同时应得股票期权为17953股；确认其股票期权行权日的每股股票价值按三快科技公司经审计的2012会计报告中每股净资产值进行确认；确认其行权时股票增值收益所得按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征税办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并由三快科技公司代扣代缴；三快科技公司在刘先生支付行权款之日起三日内向刘先生提供行权收据和股份证书。

被告三快科技公司辩称，刘先生2011年2月1日入职其公司，担任城市经理，后变更为销售经理，2013年8月21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刘先生起诉主体错误，《股票期权授予通知》并非其公司作出，而是MEITUAN CORPORATION（美团公司，一家依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的公司）作出，该公司与刘先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

《股票期权授予通知》及《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中载明管辖法院为香港法院，海淀法院没有管辖权；其公司并未发行股票，与美团公司之间不存在相互持股的关系，客观上不存在向刘先生授予第三方股权的可能性；

税收问题由行政机关管理，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刘先生并未支付行权款，无法建立在尚未发生的事实的基础上主张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刘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陷阱

二、员工接受股权激励后公司上市前离职。

富安娜在2009年12月30日深交所上市前有超过两千员工，2007年6月，富安娜制定和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每股净资产1.45元的价格向109位员工定向发行700万股限制性股票。

被告曹琳原为富安娜常熟工厂的生产厂长，在富安娜对员工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期间，以1.45元的优惠的价格认购了5.32万股的股票(相当于原始股)，并于2008年3月20日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向富安娜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本人不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辞职、不连续旷工7日”，并承诺“若发生上述违反承诺的情形，本人自愿承担对公司的违约责任并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持有的股票可公开抛售之日的收盘价减去违约情形发生时上一每股净资产。

然而在取得富安娜股票后，曹琳从2010年7月1日起在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连续旷工，且再未到富安娜上班，自动离职，该行为违反了其《承诺函》的承诺，导致富安娜对其股权激励目的无法实现。经南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被告曹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89.89万元及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将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此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曹琳全额承担。

法院确认《承诺函》对被告具有约束力。

陷阱

三、大股东名为赠与股权实为股权激励，无权撤销。

原告林总监（化名）今年47岁，早在公司上市之前，公司的三位原创股东就力邀林总监担任公司的董事会秘书。

2009年时，公司已开始准备上市。根据三位原创股东于2009年8月8日与董秘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鉴于“公司拟在条件成熟时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丙方（三位原始股东）承认乙方（董秘林总监）的价值，并同意给予林总监一定的股权补偿和激励，约定林总监应邀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具体日常事务等相关工作”。《协议书》第四条关于“乙方薪酬与补偿激励”中约定，为激励林总监更好地为公司发展尽责尽力，公司的三位原创股东同意向林总监补偿其所持有的公司IPO上市后股份中的一部分；三位原创股东同意将所合法持有公司IPO上市后15万股补偿给林总监，具体份额为：赵总（化名）补偿75191股，陈总（化名）补偿45488股，吴总（化名）补偿29321股。

另外，协议还约定，乙方（林总监）要在三年任期内勤勉尽责、尽力完成公司董事会授权交办的工作事项，促进公司尽快上市或符合上市要求。如果公司未能完成IPO或林总监未能勤勉尽责，则林总监不再享有补偿赠送的全部或部分股份的权利。

2015年8月，陈总向林总监发出《撤销赠与通知》，告知林总监：“2009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本人赠送给您公司股份45488股。现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决定撤销赠与，上述股份不再赠送给您。

法院判决本案中，协议虽然使用“赠与”一词，但结合协议约定的内容，协议各方均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故本案应为公司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股权激励协议而非赠与合同。所以，被告的原创股东陈总应当履行合法有效的股权激励协议。

陷阱

四、虚拟股权激励分红权所引起的纠纷属于劳动纠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甲公司于2009年3月13日根据《CTC公司股权激励基本规章（决案）》向被上诉人甲出具“华予信公司业务合伙人股权凭证”，“决定赠予甲先生本公司股权3％（调查业务），以资奖励”，该股权凭证注明“本股权凭证只作公司内部分红权证明，不可引作其他用途”。从前述内容看，甲公司向甲出具的“华予信公司业务合伙人股权凭证”实为一种虚拟的股权激励，该股权激励赋予员工的分红权属于甲薪酬的组成部分，当属劳动争议范畴。甲公司关于甲本案所主张的标的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案件来源：(2013)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198号。

陷阱

五、接受虚拟股权激励的员工不是公司股东，离职后即丧失该收益资格。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肖思宇与上海市相互广告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案[(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506号]”中认为“即便股权激励方案对相互广告公司具有约束力，按方案的约定，肖思宇所享有的也是向相互广告公司主张虚拟股权对应公司利润的现金奖励，双方间应属劳动关系争议”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在“xx诉上海xx信企业信用征信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2012)徐民五(民)初字第255号]”中认为：“由此可见，被告对原告等员工实行虚拟股权激励模式，原告等被激励者不能成为公司股东、不拥有股权，仅获得一种收益，被激励者离开企业后将自动丧失获得收益的权利，劳动关系是实施股权激励的前提。而劳动关系中的薪酬是一个组合概念，通常是由基本工资、奖金、福利计划和股权激励组成。虚拟股权赋予员工的分红权应属于公司薪酬体系的组成部分，故此类股权激励制度是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引起的纠纷应当属于劳动争议范畴。

陷阱

六、名为技术股认股协议实为虚拟股权激励。

本院认为，首先，系争协议约定上诉人王某某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认购和配发的是股票而非股权，且该份协议系甲公司与王某某之间签署，如果系股权赠与或者股权转让协议，应是由甲公司的股东熊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签订，由熊某某将其在甲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某某，故该协议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或者股权赠与协议，王某某不能依据该协议成为甲公司的股东；

其次，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本案所涉协议时，甲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现行法律之规定是无法发行股票的，王某某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此应是明知的，故应当探寻当事人真正的缔约目的；

再次，从协议的缔约目的来看，甲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无法发行股票，该协议的签约目的应是为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措施，而将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虚化为股票，从2009年和2010年甲公司对王某某的奖金分红中也可以看出王某某所拥有的技术股的数量是甲公司对员工进行激励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最后，本院注意到，未有证据证明在系争协议签订后至王某某向原审法院起诉前，王某某曾向甲公司或者甲公司的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

结合上述几点，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协议并非是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赠与协议，双方当事人签署该份协议的真正目的在于甲公司在满足特定条件下给予王某某一定的激励，王某某不享有股权而只享有一定的经济利益。

案件来源：王某某与甲光电技术股权转让纠纷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7号。

陷阱

七、公司章程中股随岗变有效，但原股东享有持有该股权期间的分红权和股权转让的议价权。

法院认为：规划公司章程仅规定了“和公司的正式劳动关系是股东的必要条件，和公司中止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必须转让其出资”，但离职股东的股权如何转让，以什么价格转让并没有约定，且无“股东资格自然丧失”或“不再享有股东权利”等类似的约定，故仅凭规划公司章程，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股权转让合同，不足以确定股东自离职之日起即已丧失了股东资格。

篇6：高管人员防范合规风险的学习心得

一、业务经营持续发展，经营效益稳步提高

1、严格财务成本管理。对组织存款实行存款付息率约束制度，并对活期存款进行单项考核，促使各基层单位加大组织低成本资金力度，降低资金组织成本。对费用实行计划管理，与业务经营成果挂钩，并实行集中审核，保证了各项费用的合规列支。全行费用总额和生活招待费、会议费、差旅费、宣传费、公杂费等开支都控制在市分行下达的计划以内。对办公用品一律实行集中采购，安全设施购置及改造一律参与市分行组织的公开招标，机关来客原则上在食堂就餐，有效地控制和降低了费用开支。

2、科学资金调度。做好资金预测，包括资金组织、使用和现金收入、支出预测，同时，做好系统内往来、联行往来的资金预测、管理。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控制库存现金率和留存准备金率，使其既能满足业务经营的正常需要，又使其压缩在最低的占用额内。通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科学资金调度是检验基层经营行盈利能力的重中之重。

二、加强信贷结构调整，提高信贷综合管理水平

2008年以来，我行认真执行“审慎、规范、稳健”的信贷管理要求，以促进有效发展为目的，以控制信贷整体风险为核心，以加强质量管理为手段，稳步加强信贷调整，优化贷款结构，不断提高信贷综合管理水平。

1、坚持“三严”标准，落实信贷制度。严格准入条件，认真开展企业评级授信工作，确定企业最低进入门槛；严格程序管理，确保新增贷款的规范运作；严把贷款增量关，狠抓增量贷款上报资料的审查，真正从源头把好贷款的投向关、安全关，确保资产业务经营的稳健发展。

2、建立信贷主动退出机制，做到“退出早抽身”，以退促进，以退促管。一是制定退出计划，明确了退出对象和退出的重点，对已经出现风险信号或存在风险的关注类客户坚决实施退出；二是加大监管考核力度，为了将信贷退出工作落实到实处，该部积极配合前台部门将信贷指标及时落实分解到客户、到借据、到客户经理和经营主责人，并定期上报退出进度，按季考核业绩。

三、积极推进负债业务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增存增效打下基础

1、加大对公存款的组织力度。鉴于对公存款多年的薄弱环节，支行采取多种策略，上下联动，加大攻关力度，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倾斜，从而实现了对公存款连年都有新突破。

2、切实加强和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对不同层次的客户实行精细化、差异化服务，努力提高柜面收存率，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助设备对柜面服务的补充和调剂作用，缓解柜面压力。

3、大力拓展乡镇筹资市场。根据乡镇筹资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和其它金融机构网点大幅收缩的实际，主要加强对同业动态的研究、信息的搜集，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专业市场个人客户为重点，加大发展卡业务和外出务工人员收存营销力度，保持了该行在农村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4、改进完善资金组织考核办法。支行对分理处的人均存款实行等级管理和评价，将存款与基本费用直接挂钩，以最大限度地奖励存款高产单位，对未能完成存款任务的分理处负责人进行问责，并作为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通过严格的考核机制，有效地调动了全员营销存款的积极性，实现了负债业务的强劲增长。

四、强化内控管理，确保业务经营稳健发展

该行认真落实“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 牢固树立内控优先意识，从强化风险管理入手，在基础管理上下功夫，夯实业务发展基础。切实抓好内控管理和全面风险防范，确保业务经营稳健发展。

1、严格操作监测控制，遏制操作风险。重点做到三个到位：一是内控制度到位。将上级行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本行制定的具体办法下发到基层营业单位，做到了从行为上进行严格规范；二是监管到位。采取专职监管员现场监管、系统在线监管和组织各基层单位会计主管进行交叉检查等方式，促进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是整改到位。对监管发现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并定期听取监管情况汇报。同时做到对监管中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存在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一季度通报一次，有效的消除了各种操作风险隐患。

2、落实信贷制度，严格规范运作。一是严格转授权管理，不越权审贷款，不违规办理信贷审查业务；二是严格对新增贷款、票据业务坚持审贷分离，强化制约。正确处理好前后台关系，切实做到职责分明，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

了全行信贷业务的规范运作；三是认真履行贷审会职能。按贷审会议事规则，坚持民主决策，按信贷业务操作要求所有新增贷款都办理了报备手续，规避了信贷决策风险的发生。四是强化贷后管理行为。支行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及处理机制，规范落实客户经理定期联系协调制度、定期风险分析预警制度、贷后管理定期报告制度。实行“三管”齐下的管理模式，即前台监管与后台监管相结合，远程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自律监管与检查监督相结合，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贷款风险监控体系。

3、实行领导责任逐级追究制。凡发生违规行为的，行长追究分管行长责任，分管行长追究部门经理责任，支行追究分理处主任责任。由于强化逐级负责制，从而为全行安全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