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60个处罚决定的实证分析

证监会60个处罚决定的实证分析（通用3篇）

篇1：证监会60个处罚决定的实证分析

证监会60个处罚决定的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 证券违法问题有哪些与定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定量特征？证券违法现象中隐含着哪些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以中国证监会在5年间作出的60个违法案件处罚决定为数据来源探讨这些问题。文中从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性质、利益关系、行为载体、所发生的市场环节、行为的伦理意义等侧面，分析了对证券违法犯罪现象的观察结果和发现的几个关系。

[关键词] 证券违法 实证分析?

一、问题与起点?研究始于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又有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证券业中的违法犯罪问题，目前的研究至少存在两类提问方式：一类是就证券违法犯罪的定性特征进行提问，希望回答其法律特征有哪些等问题。另一类是从价值论角度出发，研究证券违法犯罪有何危害、影响等问题。应当说，这两类提问方式都是必要的。然而，它们又都给本文留出了两个提问方式的空白-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角度出发对证券违法问题进行发问，以及为了描述实然的关系，就证券违法问题的特征、规律等问题进行发问。于是，本文提出的问题是，证券违法问题有哪些与定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定量特征？证券违法现象中隐含着哪些内在关系？?

比如，通过某些定性分析我们知道，证券违法犯罪包括证券发行中的违法犯罪和证券交易中的违法犯罪两种。这种划分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证券违法犯罪在市场环节方面的定性知识，使我们不仅知道证券违法犯罪可以分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财会报告等法律形式，还可以从发行、交易的不同市场特征角度把握证券违法问题。然而，尽管我们对证券违法问题有了这些定性的知识，还是不知道现实世界中到底有多少证券发行中的`违法犯罪案件，有多少证券交易中的违法犯罪。而这一比例关系的知识，就属于证券违法问题的定量特征的分析，无疑对证券违法问题的政策制定、法律实施等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再比如，我们一方面可以知道，有多少发生在发行环节的证券违法，有多少发生在交易环节的证券违法，另一方面还可以知道有多少滥用信息优势的证券违法，有多少滥用资金优势的证券违法。可是，这些都是关于证券违法问题的单变量描述，只是从某个单一的侧面看证券违法问题。尽管这种单变量描述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我们希望同时从两个角度看证券违法问题时，关系就可能不那么直观了。仅仅依靠感觉，我们无法准确断定，发行市场中滥用资金或信息的违法犯罪的比例关系，与交易市场中这一比例关系有何不同。对这类问题的分析研究就属于双变量分析，这种分析过程所描述的，就是对象中那些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又客观存在着的内在关系。?

弄清了问题本身的意思之后，有必要对回答这些问题所由出发的起点进行说明。首先，从已然的案件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概念或规范出发。本研究不打算根据事先定义的某个无懈可击的定义和公认的规范去寻找事例以证明定义或规范的合理性。因为概念本身可能提供某些定性的知识，却无法提供证券违法问题的确切的定量知识。要想同时掌握研究对象的定性和定量特征，就必须研究案例，而且是满足一定统计学要求的案例。所以，本研究的分析单位为案件，数据来源是中国证监会自1993年10月至12月期间公布的全部违规违法案件的处罚决定共60个（期货案件除外）。所有结论都建立在这60起证券违法案件的分析基础之上其中，样本等于总体，不存在抽样问题，因而不存在抽样误差。?

第二，从开放的、多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法律条文出发。其实，包括证券违法问题在内的许多违法行为都不仅仅存在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法律责任等几个侧面。单纯的法律分析，已经使太多的违法现象的面孔千篇 一律，使它们的特征格式化。考虑到这一点，本研究除了分析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特征，还从市场层面、利益层面、载体层面、伦理层面等角度透视证券违法问题。多视角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客观反映证券违法问题本身存在着的多个层面，丰富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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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证监会60个处罚决定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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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会计与财务知识研究 财经

*读书时我的爱好，思考是我的嗜好，公平是我思考的主线* 前些天一直在忙，无空闲时间，对于万科事件，欣泰电气事件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合规，财务审计失败进行进行解读，在我忙完大半年的时间以后，开始回归正常。在周五证监会网站公布对于证监会对于大智慧公司的处罚相关决定。

背景资料：中国证监会在7月22日发布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89号文件，对大智慧的违规信息披露，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与治理层，立信会计事务所与签字注册会计师姜维杰，葛勤作出行政处罚。作为了一个注册会计师，我重点这次对于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处理是：对于立信会计事务所处罚是：没收收入70万，罚款210万元，对于签字注册会计师处以警告，罚款10元。（这是直接对注册会计师处罚。）

对于这次的审计，立信会计事务所有一下五点，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个人认为，对于国内所很多审计都是走形式，这样直接处罚注册会计师是应该的）

（一）未对销售与收款业务中已关注到的异常事项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2013年12月，大智慧将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软件产品销售确认为当期销售收入，导致2013年提前确认收入87,446,901.48元。

会计师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大智慧2013年12月确认收入占全年的比重达37.74%（审计调整前，以母公司口径计算），并对在2014年1月1日至2月26日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间发生销售退回的22,422,913.77元收入进行了审计调整，调减了2013年收入。

针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的软件产品销售收入大增，期后退货显著增加的情况，立信所在审计过程中未对退货原因进行详细了解。会计师仅执行了查验公司合同，抽样检查并获取软件开通权限单、销售收款单、退款协议、原始销售凭证等常规审计程序。没有根据公司销售相关的财务风险状况，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审计结论。在面对客户数量较多，无法函证的情况下，也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替代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未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非标准价格销售情况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

2013年12月，大智慧对部分客户以非标准价格销售软件产品。经查，该售价主要是以“打新股”、“理财”为名进行营销，虚增2013年销售收入2,872,486.68元。

对此，姜维杰称关注到非标准价格销售的情况，并获取了销售部门的审批单。但是，相关过程没有在审计工作底稿中予以记录。同时，审计工作底稿程序表中“获取产品价格目录，抽查售价是否符合价格政策”的程序未见执行记录。

三、未对抽样获取的异常电子银行回单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2013年12月，大智慧电话营销人员对客户称可以参与打新股、理财、投资等以弥补前期亏损。部分客户应邀向大智慧汇款，其中有客户在汇款时注明“打新股”等。大智慧收到款项后计入2013年产品销售收入。经查，大智慧虚增12名客户2013年收入2,872,486.68元，后续已应客户的要求全部退款。

立信所审计工作底稿中复印留存了部分软件产品销售收款的电子银行回单，其中摘要栏中的“打新股资金”、“理财投资资金”等备注存在明显异常。对此，会计师没有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态度，以发现的错报金额低于重要性水平为由，未进一步扩大审计样本量，以确认抽样总体不存在重大错报，审计底稿中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立信所已对该异常事项执行了任何风险识别和应对的程序。经查，如果立信所扩大银行回单的抽样范围，2013年12月存在异常摘要的银行进账单笔数将为48笔，合计金额873万元，明显高于底稿中抽样所涉及回单数量及对应金额。

四、对于大智慧2014年跨期计发2013年年终奖的情况，立信所未根据重要性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予以调整

大智慧将应归属于2013年的年终奖跨期计入2014年的成本费用，导致2013年少计成本费用24,954,316.65元。

审计工作底稿未描述或记录针对审计报告报出日前已发放的2013年年终奖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其未被计入2013年成本费用的合理性解释。审计工作底稿“应付职工薪酬”程序表中第8项应执行的审计程序记录：检查应付职工薪酬的期后付款情况，并关注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之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原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但对应的审计工作底稿明细表中未记录此程序的执行情况。

五、未对大智慧全资子公司股权收购购买日的确定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

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信息科技）为大智慧全资子公司，其提前一个月将民泰（天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民泰）财务报表纳入大智慧信息科技的合并范围，导致大智慧2013年合并财务报表虚增利润8,250,098.88元，虚增商誉4,331,301.91元。

审计工作底稿“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子公司审核表（初始法计量）”明细表编制不完整，确认合并（购买）日的审计表格未填列，无确定其具体执行了何种审计程序以确定购买日。审计工作底稿后附的审计证据中，未见会计师所称据以认定购买日的支持性文件。

立信所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应当调查识别出的所有偏差或错报的性质和原因，并评价其对审计的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等准则的要求。以上事实，有相关审计报告、审计工作底稿、财务资料、情况说明和相关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立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关于“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姜维杰、葛勤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立信所、姜维杰、葛勤在听证与申辩材料中提出应当免予处罚，理由如下：

（一）2013年大智慧软件产品销售方面。1.针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销售大增。（1）会计师在执行了常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实施了追加的审计程序，均未发现大智慧存在“2014年3月31日前可全额退款”的销售政策。（2）会计师对电话录音实施了询问程序，项目组以普通客户名义电话询问大智慧销售人员的审计程序也可实现与抽样查听电话营销录音同样的审计目标。（3）针对个人用户无法函证时采取的替代审计程序，采取了相比函证程序更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抽取了销售发票、对应的银行进账单以及服务开通的系统记录，逐一核对记载的客户姓名、金额、销售内容、时间是否一致。对2013年12月大智慧销售收入按照软件产品类型进行了分层测试，测试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2.针对期后退货显著增加，当事人设计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以获取相关证据。（1）了解期后退货原因。退货增加主要是由于2014年1月至2月证券市场低迷，以及部分用户参考大智慧推出的模拟盘（金牌投资顾问模拟盘）导致投资出现严重亏损，在监管部门立即处理投诉的要求下，对该部分客户进行了退货处理。（2）实施期后退货的实质性测试。根据大智慧退款流程，检查了退货协议、退款申请审批单、付款原始凭证、红冲发票、客服部门退货清单等。客户与大智慧根据《退货协议》就退款事宜协商一致，且部分用户是扣除一定使用费后退还，并非“2014年3月31日可全额退款”的情形。同时，会计师将2014年1月至审计报告日的2,242万元销售收入进行了审计调减处理。

（二）立信所对大智慧销售业务流程进行了了解，并根据了解的业务流程设计和实施了内部控制测试，未发现重大不一致，但提交给调查人员的资料仅包含实质性底稿，未包含相关的内部控制底稿。

（三）立信所对销售业务流程进行了了解，并执行了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如：抽取销售发票、对应的银行进账单以及服务开通的系统记录，逐一核对记载的客户姓名、金额、销售内容、时间是否一致。查验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

（四）针对大智慧跨期确认年终奖，会计师对职工薪酬进行了了解。1.2014年1月发放的奖金对应职工人数是1,852人，并非是按2013年在职的人员1,993人为基数发放奖金，故奖金发放人数在2013年12月31日已确定的说法不准确。2.符合一贯性原则。3.大智慧与其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等法律文件中未对其他薪酬（包括年终奖）作出明确的约定或任何的书面承诺。4.2014年1月发放年终奖的目的是为维持员工队伍的稳定而给予的一次性的额外补贴，并非完全是按惯例发放的年终奖，亦非归属于2013年度的薪酬。5.该笔薪酬在2013年12月31日是否发放，发放多少均不能合理预期且不能得到可靠估计。故大智慧年终奖应采用按实列支的方式处理，且该项专业判断得到了有关专家意见的支持。由于采用按实列支的年终奖不适用审计工作底稿程序表中第8项的规定，故审计工作底稿中未作奖金期后支付情况的复核记录。

（五）股权收购购买日的确定。1.会计师对天津民泰收购情况、实收资本的情况进行了查验，了解到天津民泰剩余注册资本已于2013年11月1日由新股东大智慧信息科技和原股东杨某萍按股权比例缴足。2.“长期股权投资”实质性底稿中取得了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凭证。对天津民泰工商登记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核实，在审计小节中对控制日的判断结论进行了记录，已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在发现工商登记资料中相关法律文件落款日期2013年11月4日属事后修改后，会计师对该日期变更事项曾要求大智慧编制情况说明，同时向工商局发函询证，并请大智慧明确上述文件变更的具体日期。3.对认定购买日的支持性文件《关于民泰（天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战略部署会议纪要》进行了取证和核实。对大智慧与天津民泰整合10月15日导入第一笔业务的记录进行了取证，此外，对工商局出具的说明进行了取证及核实。

我会认为，当事人立信所、姜维杰、葛勤的申辩理由不能成立：

（一）针对2013年大智慧软件产品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销售大增，期后退货显著增加的情况。1.审计工作底稿显示，在常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当事人实施的追加审计程序仅查验一项，并未实施过以普通客户名义询问大智慧工作人员的审计程序。2.会计师执行电话查听程序的前提是其已对期后退款事项产生的原因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1）了解期后退货原因的审计程序在审计工作底稿中未明确记录，且相关的管理层说明系2015年11月30日签署，不能证明会计师实施了该项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2）由于收入和期后退款均存在大幅增加的异常情况，会计师即使取得公司管理层说明，但以内部审计证据就认可管理层提出的退款理由，显然不足以应对可能存在的舞弊风险。（3）《退款协议》为统一制式合同，无法获悉退款的真实原因，且大量退款发生在软件销售合同约定的5个工作日之后，对此异常情况，会计师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事人申辩其通过询问大智慧管理层，了解到退款原因系投资顾问业务导致客户亏损从而引发客户过度维权所致，但审计工作底稿中并没有相关记录。故根据大智慧的销售特点，在对个人客户函证效果较差、内部证据可靠性较低的情况下，当事人执行电话查听将是其获取直接的审计证据最有效的程序之一。综上，针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的销售大增、期后大量退回，立信所没有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立信所对期后大量销售退回做出的审计调整，未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调整的理由以及对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退款的考虑，亦未针对期后大额退款的情况重新评估资产负债表日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二）未提供其他客观证据证明其在听证环节所提交内部控制测试底稿的真实性，且与我会调查时立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姜维杰出具的保证其所提供审计工作底稿完整性的承诺书不符，故不予采纳。

（三）注册会计师在发现摘要异常的情况下，未对该异常事项的性质进行判断并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进行记录，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251号——评价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错报》第七条“如果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需要修改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一）识别出的错报的性质以及错报发生的环境表明可能存在其他错报，并且可能存在的其他错报与审计过程中累计的错报合计起来可能是重大的”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314号——审计抽样》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应当调查识别出的所有偏差或错报的性质和原因，并评价其对审计程序的目的和审计的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规定。

（四）大智慧2012年12月计提发放2012年奖金10,188,666.00元，2013年12月未计提发放2013年奖金，故大智慧对年终奖的处理不存在所谓的“历史一贯性”。根据大智慧财务总监王某红、财务经理郭某莉的邮件记录，董秘王某在2013年12月已关注过若将2013年年终奖计入2014年是否会引起会计师进行审计调整，加之大智慧2013年年终奖的金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50%以上，金额显著重大，在2012年12月大智慧已经计提发放2012年大部分奖金，2013年12月未计提发放2013年奖金的情况下，审计工作底稿中未见会计师关注到2013年年终奖的记录，亦未见会计师认为2013年年终奖无需进行审计调整的解释和说明。

（五）针对股权收购购买日的确定，审计工作底稿后附的审计证据中仅有一张付款凭证。审计工作底稿未充分记录会计师对于大智慧已经实际控制天津民泰财务和经营决策的判断过程，不能证明当事人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我会决定：、情节

一、责令立信所改正违法行为，没收业务收入70万元，并处以210万元罚款。

二、对姜维杰、葛勤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点评：

（一）对于上述的处罚第一条，注册会计师（尤其是国内所，在企业地位）核查起来不容易，但是也是可以核查，对于面临资产负债表日销售大增，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有大量退回，追加审计程序只做了一项，电话录音，只检查销售退货的原因，未保持职业怀疑，有销售退回的条款，且注册会计师过渡信赖内部证据。教训，要在底稿多做几笔。注册会计师应该直接联系销售部，要很多客户的电话，并且包括销售退回的，进行电话询问，多要电话原因，防止企业提前打招呼。

（企业对于付销售退回的条件的销售，在无法预计销售退回的情况的做，发出商品处理）

（二）未提交内部控制测试底稿，这怪不得别人。

（三）对于银行回单，摘要标“注打新股”只是检查，销售发票，银行收款，姓名，金额核对，这明显没有保持职业怀疑。过渡信赖内部证据。

（四）对于年终奖，注册会计师未实行实质性分析程序，这是注册会计师的实务，分析程序，一分析就能得出，这处罚注册会计师一点不冤枉。

（五）对于底稿中，只有付款凭证，这是最容易取得，注册会计师申辩的资料，有后面补充的嫌疑，注册会计师未在现场，对于后买日满足的五个条件进行分析

（购买日是购买方获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即企业合并交易过程中，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日期。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形成购买日。有关条件（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按照规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已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企业购并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取得相关批准文件的确定够买日的重要因素。

（3）参与合并各方办理了财产交接手续。

（4）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5）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篇3：证监会60个处罚决定的实证分析

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且我国审计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各方面制度并不完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并不能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杜绝。而审计意见购买的发生对资本市场的危害是巨大的,其不仅会使得审计师的声誉受损,降低审计质量,更为严重的是失真的会计信息会进一步传递至公司管理者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而影响其经济决策活动,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降低,阻碍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有效识别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特征,对上市公司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和相关监管部门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国外的安然事件,再到国内的银广夏事件,众多审计意见购买的案例都为各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鉴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具有隐蔽性,除实施审计意见购买的公司及审计师外,外部人士很难及时获知其行为的发生,这便加大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危害性。为了有效、及时识别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进而对其进行防范降低其危害程度,本文进行了如下分析,首先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进行分析,指出股权性筹资的动机、债权性筹资的动机和为满足薪酬获取的动机是其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了具有审计意见购买动机的样本所表现出的特征,旨在对市场上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起到防范和预警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来源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年修订)》中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满足“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当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时有证券交易所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当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其后一个年度内未能恢复盈利由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从相关法律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要想在资本市场进行上市融资就必须满足相关的会计信息。此外,在产权分离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中,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而会计信息正是企业所有者解决其信息劣势的关键。正是基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当会计信息不能满足企业所有者预期时,企业管理者便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地位串通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隐瞒其真实的会计信息。根据会计信息的不同影响作用,被审计上市公司在进行审计意见购买时,动机可以分为为了满足股权性筹资的动机、为满足债权性筹资的动机和为满足薪酬获取的动机。股权性筹资动机是指公司代理人为了在证券市场上以发行股票方式进行融资,进而实施审计意见购买, 从而使得会计信息和审计意见类型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则的要求。债权性筹资动机是指公司代理人为了以发行债券、银行借款等方式进行筹资,进而实施审计意见购买,从而使得会计信息和审计意见类型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则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发行债券动机、满足借款合同要求动机等。当公司有发行债券或借款需求时, 由于相关政策对会计信息的规定和银行对公司会计信息情况的要求,公司代理人在真实会计信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时,往往便会出现进行财务报告舞弊、购买审计意见的倾向。满足薪酬获取的动机是指在代理人与委托人签订的关于代理人薪酬的契约中,代理人薪酬的获取与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有关,进而当会计信息不能满足代理人获得薪酬的需求时,代理人会出于这一目的进行财务报告舞弊,并为获得审计意见的支持进行审计意见购买。基于此本文认为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特征可以从相关的会计信息上得到体现,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当企业流动比率较低时,企业的资产流动性较差,可能存在财务隐患,因此更有可能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即流动比率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当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较低时,企业的财务状况较差,更有可能发生审计意见购买,因此净利润增长率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呈负相关关系

在会计信息向相关者传递的过程中,审计是必经阶段,因此被审计上市公司要想进行舞弊,扭曲会计信息,则必然要串通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从审计师的特征表现来看,和公司代理人达成审计意见购买协议的审计师的风险意识较低(这种低风险意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审计师的职业道德水平较低)。正是由于审计师的这种低风险意识,使得审计师在权衡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实施后果的成本效益时,由于成本较小,从而很容易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这种低成本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产品成本的降低,因为低风险的审计师与高风险的审计师相比往往会实施较少的审计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成本较低,而审计的产品成本主要就是由审计师的时间成本构成的;第二是风险成本较小,这是因为由于审计师的风险意识较低,因此需要弥补的未来潜在损失也较小。审计师风险意识的高低可以通过观察审计师的特定特征来进行判断。例如,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审计师与教育背景较低的审计师相比应更具有法制观念,因此应有更高的风险意识;受过处罚的审计师与没有受过处罚的审计师相比应具有较低的风险意识。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审计师的学历越高,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可能性越低,即审计师学历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呈负相关关系

最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与否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关。良好的公司治理将使公司在未来具有较高的财务安全性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 2004),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影响到公司代理人的风险成本,即当内部治理环境不完善时,即使代理人进行了财务报告舞弊、实施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但其未来因此行为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面临的损失或惩罚也较小,从而使得代理人只需承担较小的风险成本。但同时内部公司治理的情况如何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又极具隐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一些易于观察的线索来推测其内部治理情况,刘立国、杜莹(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因此在评价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时,可以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监事会特征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包括观察其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管理层变动情况、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是否兼任等。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4:当公司高层存在异常变动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采取事件研究法进行样本选择,将审计师和客户因同一事件受证监会处罚的公司设计为实施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样本,同时剔除金融类公司,此外考虑到有关数据从2002年才可以取得,因此文本的样本来源于2002-2012年因财务报告存在舞弊问题而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并在控制了会计年度、行业类型、 资产规模后选取与实施审计意见购买样本对应的控制样本,同时考虑到被ST或*ST得公司可能潜在存在舞弊的可能性,因此在选取控制样本时将这类的公司剔除。经过分析共选取实施审计意见购买样本23家,同时选择23家控制样本,样本总量为46家。样本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本文采取事件研究法进行样本选择,将审计师和客户因同一事件受证监会处罚的公司设计为实施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样本。同时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将审计意见购买的特征变量分为三方面进行设计,包括会计信息特征、审计师特征和内部治理结构特征。 相关的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Y=α0+α1X1+α2X2+α3X3+α4X4+ε

其中Y为哑变量,表示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被证监会处罚;X1表示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X2为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X3为审计师学历;X4为上市公司高层变动情况。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通过图1、图2、图3,可以看出审计意见购买的发生与否与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审计师学历以及高层异常变动情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控制样本中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明显的高于审计意见购买样本,表明了当公司的流动比率较低时,财务存在窘境,更有可能发生审计意见购买,符合本文假设1的预期。控制样本的审计师学历也明显高于审计意见购买样本组,表明高学历的审计师往往有较高的风险意识和职业道德,因此更不容易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结果符合本文的假设3。高层的异常变动这一指标上,审计意见购买样本组明显高于控制样本组情况,表明在进行审计意见购买时往往会出现高管变动的情况,符合本文的假设4。通过图1、图2、图3可以看出,发生了审计意见购买的上市公司和未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上市公司之间,在会计信息特征、审计师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某些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以流动比率、审计师学历、治理层与管理层的异常变动这3个变量的差异最为显著。可见上市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识别。接下来本文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为了检验模型中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审计意见购买是否发生与流动比率、审计师学历、高层变动存在显著相关性,而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三)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X1、X2、X3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P值分别在0.05和0.01水平下显著相关且均呈负相关关系。具体如表3所示。

***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 表示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 表示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具有审计意见购买动机的上市公司在流动比率这一指标上往往更低,即反映出其往往是因为出于财务困境才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的;同时发生审计意见购买的样本中,其审计师的学历水平较低, 这是因为较低的学历水平往往表现出审计师的风险意识较低,因此在面对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动机时迎合其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最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特征还表现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人员的异常变动,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存在审计意见购买动机的上市公司往往内部治理环境存在问题或者存在财务困境,面对这样的情况,公司的高管人员很可能发生异常离职现象。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具有隐蔽性不易被外界发现,但是通过观察公司的财务情况、审计师素质及公司治理情况依然可以为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与否找到证据,而提早对这一行为进行防范是保证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建议首先,应强化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实时更新机制。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往往可以通过其财务比率得到反映,因此应缩短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披露时间间隔,使其做到实时更新,从而有助于相关人员及时发现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端倪。其次,应提高审计师专业素养和风险意识。可以看出审计意见购买要想成功实施必然要经过审计师的同意或默许,因此审计师的风险意识提高可以有效预防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相关监管部门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应按时对审计师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从而达到提高其风险意识的效果。最后,应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异常变动应及时披露并公布原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公司管理层的异常变动往往是由于发生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因此当上市公司发生除任职时间到期的情况外,对于其他的异常离职情况应及时进行披露, 从而保证公众能及时了解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信息,防范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

摘要：本文以2002-2012年因财务报告舞弊被证监会处罚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发生的动机和特征表现,研究表明:流动比率、净利润增长率、审计师学历均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负相关;高管异动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发生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