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2024-06-17

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精选6篇）

篇1：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  作者：佚名来源：景观中国 675

会议主题：中国两型社会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方式，应对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中国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到过快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过快的资源消耗和加速的环境恶化。为此，中国政府提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并将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鼓励两个地区先行先试，探索两型社会建设的可能路径。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城镇化的作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成为化解金融危机、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城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怎样的城镇化更有利于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目标？城乡规划学科如何在两型社会建设和城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交流。

本届会议期望通过多方的参与讨论，对“两型社会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与会发表权威学术演讲；遴选优秀论文作者宣读学术论文。

城乡规划学科增补为一级学科凸显城乡规划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学术界对城乡规划的学科体系、知识领域等尚没有统一而清晰的认识。为此，本届会议专设“城乡规划学科发展”自由论坛，以期对此展开进一步辩论。

征文选题：

“中国两型社会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主题，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多种学科在此主题下均有广泛深入的研究空间，会议欢迎多学科作者的积极参与并投稿。建议作者在以下议题投稿（仅供作者参考，可不限于这些选题）：

◆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路径及模式 ◆ 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 ◆ 两型社会建设的城乡规划对策 ◆ 可持续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策略 ◆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

征文组织：

为确保本次会议学术水平，会议征文将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征集会议论文摘要。请作者于规定的时间提交论文摘要，会议学术委员会将对应征论文摘要进行匿名评审，确定入选论文。会议组委会通知入选论文作者。

第二阶段：入选论文作者撰写正文。请作者于规定的时间提交论文全文。会议组委会将对所有按时提交的入选论文进行格式审查，凡符合规定格式要求的入选论文将作为会议交流论文，并择优在会议上宣读，全部入选论文编入会议论文集，会前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会议组委会将及时通知论文作者与会。

征文要求：

会议热忱欢迎您的投稿。请先提交中/英文摘要，字数控制在500~800字,请用Word文档排版，以电子文档投稿，提交至会议指定邮箱：21ccity@mail.hust.edu.cn。

论文全文撰写的格式要求详见会议主页：http://aup.hust.edu.cn/huiyi/index.htm

作者提交摘要或正文时，电子邮件主题栏中填写“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投稿”字样，稿件电子文档名称采用文章标题，投稿时请将稿件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发送。

作者提交的电子文件中不得含有计算机病毒或其它恶意软件。

重要日期：

摘要截稿日期 2011年9月1日

摘要录用通知日期 2011年9月10日

论文全文截稿日期 2011年10月20日

会议召开时间 2011年11月18-20日

重要信息：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华中科技大学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会议召开时间：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1月20日

会议秘书处联系人：胡娟老师

会议秘书处地址：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珞喻路1037号，武汉，中国，430074

会议秘书处联系电话：+86-27-87557134，*** 传真：+86-27-87557134

会议指定电子邮箱：21ccity@mail.hust.edu.cn

篇2：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江西是个文化大省，江西诗人曾在中国诗歌史上创造出属于自身的辉煌，成为全体江西人值得骄傲的共同文化记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江西当代诗人在国内诗坛颇为活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诗人在国内诗歌界似乎日趋边缘化，影响甚微。其实，江西诗人的艺术创造力整体上仍然不可低估。为了全面展示新世纪十年来江西当代诗歌的艺术风貌，充分彰显当代江西诗人的创作实力，重振江西诗人形象，我们决定编选《21世纪江西诗歌精选》一书。该诗歌选本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担任主编，江西籍实力派诗人杨北城担任副主编，现特向全国范围内有实力的江西籍诗人进行征稿。每位应征的诗人所投稿的作品为2000年以来至2010年为止的精品力作，发表与否不限，每首诗下面最好注明创作年份，每位诗人一次性投稿，作品最多不超过30首（包括组诗与长诗），提倡风格、题材的多样化。该诗歌选本预计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届时拟在北京与南昌举办隆重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希望各位江西籍当代诗人积极踊跃投稿，投稿截止日期为2011年10月15日。

每位应征的江西籍诗人请用附件方式投稿，附件注明“×××的诗歌”（如：“程维的诗歌”）。每位应征诗人请在自己所投稿的诗歌作品前面附一个200字左右的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中请注明自己的性别、民族、出生地和现在的工作单位），同时请附一个100字以内的诗观，另发一张个人生活照片备用（简介、诗观、照片、作品，请放在同一个附件里）。投稿邮箱：tanwuchang@126.com，tanwuchang@vip.sina.com。联系电话：***。

最后，祝各位江西籍诗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

谭五昌谨启

篇3：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经过60多年的发展, 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理论与模型、援助战略都在不断演变。援助目标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了有效缓解贫困、提高社会福利及改善政治与自然环境;援助理论从“大推进”、“起飞”理论转向“善治”理论;援助模型从“哈罗德-多马”、“两缺口”模型转向“结构调整”;援助战略从促进国家发展转向实施直接瞄准穷人的小型综合发展项目;援助主体从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转向私人资本、国际非政府机构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多方参与。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援助的作用, 特别是对“华盛顿共识”指导下“附条件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围绕“援助有效性”的思考, 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视角: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和减贫, 发展援助与社会性别平等, 以及发展援助与善治。

一、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和减贫

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是援助国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理由,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也是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援助国通常采取投资和减免债务的方法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 资金和技术的援助有助于解决受援国内的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 促进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人们认为通过这种援助模式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从而减少贫困人口。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却证实, 援助与经济增长、减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发展援助在帮助或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结论上是模棱两可的[1]。

Mosley认为, 援助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没有显著的内在联系, 原因之一是援助的可替代性和援助在公共部门的非生产性支出[2]。然而, 在微观层面上, 所有的援助机构都报告说它们大部分的援助项目和计划是成功的, 这种反差就是宏观与微观的悖论。在后来的研究中, Mosley又提出, 在国家内部重新分配援助能够影响减贫效果, 而再分配的标准往往与腐败、不平等和公共开支的组成联系在一起, 直接影响到援助的有效性。Boone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Mosley的结论, 援助是无效的, 因为援助往往用于财政消费而不是投资, 但是Boone承认援助对于改善人类发展基本指标如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普及小学教育有重要影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urnside和Dollar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分析了援助、经济与人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 援助能够对具有良好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 在缺乏良好政策的发展中国家, 援助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也就是说, 援助有效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援国内“软环境”的改善。因此Burnside和Dollar主张援助分配的选择性, 他们建议援助应该系统地分配给具有“良好”政策条件的发展中国家。Easterly等人用更新和扩充后的数据重新评估了Burnside和Dollar的判断, 但是找不到显著的证据证明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其良好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Easterly等人认为应当进一步围绕着对外援助研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问题, 如援助是否能够推动受援国的政策和机构改革, 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否有一些援助工作机制要好过另一些援助机制, 以及援助方和受援方的援助政治经济政策是什么[3]。

Sachs等人认为, 为了使非洲大陆脱离贫困陷阱应当大规模增加对非洲的援助, 而且应当采取赠款的形式而不是贷款的形式[4]。为了保证援助的有效性, Sachs等人还提出应当由受援国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来监督援助预算过程和开支情形, 这样才能保证援助资金真正用于投资而不是被消费掉, 不受约束的援助可能会增加公共开支而不是投资。Djankov等人反对Sachs提出的通过大规模增加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建议, 认为援助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还降低了受援国的民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 Djankov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和私人援助及海外汇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是非常有效的, 最后他建议通过向受援国提供贷款而不是赠款来提高受援国的责任, 降低向发展中国家汇款的费用及援助者之间进行目标协调等做法能够提高援助效率。Doucouliagos和Paldam对2004年以前的97份研究进行了分析, 考察了援助对投资、储蓄的影响, 直接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附带条件的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终发现援助对投资、储蓄的影响很小并且不显著,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也很小, 附带条件的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也可忽略不计。Masud和Yontcheva根据所选定的人类发展指标重新评估了发展援助的有效性, 他们选取的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Masud和Yontcheva总结说, 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能够明显降低婴儿死亡率, 而政府间的双边援助则不能;至于文盲问题, 则无论是非政府组织援助还是双边援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Masud和Yontcheva第一次从宏观经验层面上研究非政府组织援助的有效性, 其援助行动不与受援国政府行为相冲突, 并且确认了非政府组织行动的合法性。Moyo提出, 过去50年富裕国家提供给非洲国家的高达上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非但不能帮助其减少贫困和促进增长, 反而造成这些国家贫困程度继续上升, 增长率稳步下降, 数以百万计的人继续受苦。Moyo认为对援助的过度依赖已经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个依赖援助、腐败、市场扭曲、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 依赖援助而加深贫困与拒绝援助而发展繁荣的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

中国学者周弘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苏联对华援助和1979年后的对华多边援助、双边援助及非政府援助, 不仅梳理了对华援助的机构、渠道和数量, 也分析了外援为中国带来的理念、方式和机制的变迁。周弘认为, 由于中国在接受发展援助时能够自主地制定发展战略, 在发展合作中保持平等地位, 坚持“自强”精神, 调动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引导多元的援助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因此中国在提高援助有效性方面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借鉴的[6]。

二、发展援助与社会性别平等

“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三项目标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权利, 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实现其他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发展会议上, 各国政府承诺, 以一种交叉性的方针实现处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广泛的战略发展目标, 其中包括教育、就业、获取生产资源或其它减贫、消除饥饿和防治疾病手段。因此, 探讨发展援助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有效性的角度就包括:社会性别视角是否成为发展援助项目的主流视角之一;发展援助项目是否使两性平等受益、并且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发展援助资金是否用于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等方面的内容。

Waal对发展援助与社会性别平等的研究是从构建社会性别主流化评估框架入手的。她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工具之一,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成果既可以定量化反映 (例如女性参与项目或者从中受益的人数) , 也可以定性化反映 (例如女性公平地受益或女性更有能力挑战性别不平衡、推动性别关系的转型) 。Waal提出了一套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评估发展援助项目是否有效的指标, 这些指标包括同等 (女性和男性平等的表述和参与) ;平等 (女性和男性相同的途径、控制程度、机会、酬劳和获益) ;公正 (根据女性和男性各自的需求和考量而产生的参与、途径、集会、酬劳和获益比例, 性别关系中女性的充权和转变) ;充权 (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平等和充权程度而发生的认知、行为和情感上的变化) ;以及转变 (改变性别秩序;改变现有的资源和责任分配体系来建立平衡的性别关系) 。Waal认为采用这套社会性别主流化评估标准将真正评估女性和男性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认识、价值、规则和实践, 能够真正衡量发展援助项目的有效性。Schech比较研究了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和《减贫战略文件》, 指出在世界银行的这两份文件中, 都没有恰当分析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和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 只是强调妇女如何被剥夺在权利、资源和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发言权, 这说明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援助机构, 其援助的政策和实践并没有完成从妇女参与发展到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转变, 没能将社会性别问题系统地纳入其政策和实践。Schech批评世界银行采用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法推崇市场引导减贫, 为承担大部分再生产任务的妇女的健康和福利带来了负面影响, 更进一步加深了两性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2006年,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 为了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发达国家新设计的援助体系应当与发展中国家确定的重点发展援助目标相一致, 其目的是将不同援助资源集中起来直接支持国家预算或专门的部门, 并确保援助流量更加稳定[7]。为确保援助的有效性, 对在国家层面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跟踪是通过透明的和可监测的国家执行评估框架来进行的。但是, 这些评估工具中缺乏社会性别平等的元素。因此, 文件建议, 为支持社会性别平等, 新援助体系应当包括对政府和援助方的问责制, 以跟踪对他们对社会性别平等所做的贡献。Van Reisen认为, 随着新援助体系的引入, 援助资金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预算援助流向伙伴国政府, 要弄清楚有多少援助资金是用于推动伙伴国社会性别平等就变得越来越困难。Van Reisen通过考察九个双边援助国, 指出在分配发展援助资金方面, 社会性别平等未能被充分地纳入国家规划中, 并且几乎没有什么机制来对结果进行监测或者来评估这对社会性别平等目标有什么影响。因此, Van Reisen在报告中提出可以采用由“社会观察”组织开发的“社会性别平等指数”作为解决办法, 此指数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或倒退。

2007年11月,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在曼谷召开了性别与发展问题会议, 讨论了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发展如何筹集资金及其分配的问题。会议报告称, 尽管妇女的经济参与为亚太地区成为过去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经济增长并未给本地区一些主要领域的两性平等带来增长。妇女不仅承受了由于社会发展投资减少带来的负担, 如卫生、教育等公共开支减少对妇女健康造成的有害影响, 并且就业环境也影响了妇女获取平等公正的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安全工作环境、医疗保健以及行动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报告认为, 社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社会发展之间的根本联系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要素, 而各国对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承诺的共同障碍是划拨资源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增加国家社会性别预算, 推动民间妇女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和提供信息以外, 国际资源, 如双边和多边机构, 发展援助和供资组织也应当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8]。

三、发展援助与善治

世界银行在1989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善治” (Good Governance) 的概念, 报告中将非洲面临的危机概括为“治理危机”, 并且将援助无效与治理问题联系起来。随后, 世界银行扩大了以善治为核心概念的发展战略的政策领域。然而, 直到1998年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评估援助:什么在起作用, 什么没起作用和为什么》 (Assessing Aid: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 出台, 将善治作为援助条件的主要思想才形成。在这份报告中, 世界银行解释了发展援助和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 坚定地认为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健全的经济管理”和有效的制度;报告赞同应当依据贷款国的政策表现和改革承诺来有选择性地发放援助, 而不是仅仅根据其贫穷程度或发展需要;报告还呼吁世界银行为治理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专业知识以实现成员国的发展目标[9]。至此,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了提高援助效益, 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的能力, 将“善治”作为其评估受援国现状的主要标准之一。这些国际金融机构认为, 要在受援国实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状态。影响国家治理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的类型;在发展的观点下, 行政当局管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程;以及政府制定政策及有效地实施政策的能力。

自1999年以来, 世界银行一直通过制度和治理评论来评估治理质量, 并且制定指标以衡量150多个成员国的治理质量。但是这些指标大多是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对贷款国的投资风险评估, 不仅不能解决治理面临的真正问题, 而且也没有显示出发展和治理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国际援助界内部, 围绕支持政策改革的援助数量和条件的讨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却没有从根本上质疑附条件援助存在的缘由。Santiso对附条件援助能否改变贷款国的机构治理提出了疑问。他认为, 治理的质量最终由受援国的民主制度所决定, 世界银行要稳定地提高贷款国的善治并且再次进行投资, 就必须要明确解决权力、政治和民主的问题。附条件的援助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并带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政策改革已经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事实, 因此援助方需要一种更加激进的做法, 即以援助契约的形式在互惠的基础上放弃利用援助来控制受援国。最近有关结构贷款条件下附条件援助的研究证实成功实施有条件援助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Mosley等人对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的研究证明, 援助条件的力度和承诺的成功改革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一结果也被世界银行自己在非洲国家的援助和改革案例研究所证实, 在这些案例中援助不能买到改革, 附条件的调整贷款也未能诱发政策变化。Killick在研究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调整贷款的基础上, 揭穿了附条件援助能够“买”到更好的政策和促进治理机构健全的假象。在援助依赖和治理质量的实施研究中, 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Knack也认为援助导致受援国腐败增长, 官僚机构稀缺人才的流失, 并且削弱了制度建设和问责制, 援助依赖事实上明显削弱了受援国的治理质量。Hermes和Lensink指出, 发展援助只有在受援国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时才能发挥作用, 即必须具有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强大的政府机构。他们强调, 可以通过援助“买”到良好的政策是一个神话, 提供附条件的援助要求政策改革并不能导致改善经济政策[10]。Kaufmann指出, 援助有效性已经成为援助产业的核心概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仅经济政策关系到援助的有效性, 善治和控制腐败也是实现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 善治和反腐败是确保援助支持以国内为主导的治理改革并且对全国发展和减贫起重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11]。

(编辑:许丽丽)

参考文献

[1]Simeon Djankov, Jose G.Montalvo, Marta Reynal-Querol.Does Foreign Aid Help?[J].Cato Journal, 2006, 26 (1) .

[2]Paul Mosley.Foreign Aid:Its Defense and Reform[M].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4.

[3]William Easterly, Ross Levine, David Roodman.Aid, Policies and Growth:Com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94 (3) :780.

[4]J.Sachs, J.W McArthur, G.Schmidt-Traub, et al.Ending Africa’s Poverty Trap[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4, (1) :144-145.

[5]Dambisa Moyo, Dead Aid: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London:Penguin Book Ltd, 2011.

[6]周弘, 张浚, 张敏.外援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7]UNIFEM.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New Aid Modalities and Partnerships[R/OL].UNIFEM discussion paper, 2006, New York:UNIFEM, http://www.unifem.org/attachments/events/UNIFEM-EC_Conference_Report.pdf.

[8]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性别与发展: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C/OL].新出现的问题社会委员会第四届会议.2007, 11.http://www.unescap.org/esid/committee2007/Chinese/CESI4_3C.pdf

[9]World Bank.Assessing Aid: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Niesl Hermes, Robert Lensink, Changing the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Aid:A New Paradigm?[M].London:Routledge, 2001.

篇4：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为继续促进飞利浦医疗产品用户间的交流与沟通, 加强飞利浦医疗保健事业部与广大中国用户的合作, 更好地利用现代医疗设备服务于临床和科研, 飞利浦医疗保健事业部携手《世界医疗器械》、科讯网共同于2009年3月1日至11月15日隆重举办“第四届 (2009) 飞利浦医疗保健临床应用与研究征文大赛”活动, 期待您的参与和关注!

本次大赛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评选, 获奖论文将注重实用性、先进性、技术水平、对学科发展或解决临床问题的作用和意义, 以及推广应用价值等方面。

本次大赛根据飞利浦的产品应用和技术特点, 将来稿分为CT、磁共振、超声、X射线及其他、医疗设备技术保障5大类, 所有与上述飞利浦医疗系统临床应用和研究相关的论文均可参加此次征文大赛活动。

此外, 大赛组委会还将为组稿超过20篇的医院颁发最佳组织奖, 奖金2000元, 名额不限。

来稿请投至:Philipswriting@126.com, 我们会安排专人接受您的邮件!

关于参赛细则和其他信息, 请浏览科讯网 (www.tech-ex.com) 医疗设备频道, 或向科讯 (北京) 咨询有限公司咨询:

篇5：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征稿启事

小川哲生:首先“国际交流”在日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国际交流”本身的含义, 即在尊重每个个体个性基础上的交流, 如教师交流、学术交流、学生交流等。另一个意思就是现在中国也面临的全球化。日本在前者意义上的“国际交流”, 如科研交流, 学生交流, 开展得确实很早。在第二意义上的“全球化”即国际化进程方面, 日本也同样走得很慢。

杨平:贵校明星大学在国际化这个大趋势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

小川哲生:明星大学建立已经46周年, 作为大学她还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不过, 明星大学自创立以来就积极地开展国际交流。今年迎来的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友好交流25周年就是佐证。很多在明星大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现在都活跃在各国的舞台上。

明星大学现在已经与世界上40多所大学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协议。其中, 开展留学生交流的合作学校有30所, 这里包括中国的5所合作院校。大学的附属研究机构———环境科学类的2个研究所也分别与5所以上的大学开展了科研交流。每年有超过100名的在校生前往交流院校进行长短期留学, 教师和科研人员每年也有百人次以上前往合作院校进行长短期的访问和学术交流。每年聘请的国外教师和科研人员1年以上的长期聘用者在15人左右, 短期聘用者则超过该人数的5倍。不过, 从明星大学的整体来看, 外籍教师比率还很低, 占总人数的5%左右, 而留学生人数则仅仅达到1%的比例。明星大学虽然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化成果, 但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化进程还相当滞后。

明星大学的国际交流现状大致可以概括为: (1) 教师及科研人员的交流。据统计, 包括出席学会等的教师及科研人员的长、短期派出, 每年在100人次左右, 其中前往欧美者占6成以上。国外来访的教师及科研人员长、短期合计在80人次左右, 其中来自亚洲、中东地区的访问者约占6成。 (2) 学生交流。前往国外大学留学的学生长、短期合计约100人, 其中约7成前往欧美国家。来自国外的长期留学生为20人左右, 短期留学生约有10人。

杨平:明星大学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在教育交流方面, 面临的主要课题是什么?

小川哲生:正像前面我谈到的, 与以教师为中心的科研成果交流相比, 明星大学的教育交流还很少, 特别是在留学生的招收方面, 较之日本其他大学差距相当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直对入学的各种资格, 特别是入境签证的获取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两年前, 留学生的入学资格限制大幅放宽。同时, 明星大学对学术交流友好院校的留学生给予减免入学金等学费的优惠, 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同时, 学校还计划在本年之内施行协调入学新生住宿、强化日语训练课程、扩大奖学金范围等措施。不过这些政策之外仍然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具有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海外留学生顺利地适应日本生活环境。我们计划尝试让日本学生在留学生宿舍里与留学生共同生活, 另外还计划专门为留学生设置心理咨询中心等。我们准备2到3年之内施行上述措施, 以解决面临的课题。

杨平:您谈了明星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近期目标。贵校今后的国际交流将围绕哪些问题开展?

小川哲生:日本政府发布了“30万人留学生计划”, 将留学生人数由现在的10万人左右提高至3倍程度, 并将实施各种政策以期在数年之内达到计划目标。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留学生接收院校的教育质量, 政府还制定了各种方针, 发表了各种促进大学教育进行结构转换的报告书。文部科学省在施行这些政策之前, 于2009年6月, 由文部科学大臣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会提交了如下报告。

1.基于“广泛汇集国内外优秀学生、教师、科研人员, 提高大学的教育·科研职能, 开展高水平科研和健全人格教育大学的内在要求”的基本认识, 推广国际化十分必要。

2.在国际化推广进程中,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避免“全球化”。所谓大学的全球化, 就如同各国将国际通用的会计指标基准导入到本国制定的会计标准中一样, 以国际通用的指标来评价和保证教育研究的质量。

3.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中, 有必要依据全球化特定的指标来评价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的质量。例如, 世界经合组织, 正在试行开展关于学习效果评价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国际化推广的可能性研究, 日本也在工学领域参加了这一试行研究。

4.目前, 各国大学逐渐开始实行国际性等级划分。其指标主要包括: (1) 各国科研人员的相互评价; (2) 雇员的评价; (3) 学生教师比; (4) 教师人均论文引用数; (5) 外籍教师比率; (6) 留学生比率等。

5.国际性大学等级划分活动活跃化的背景在于学生和科研人员国际流动性的急速增加, 以及对大学与国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等等。

6.日本大学虽然在教育和科研方面获得了较高的国际评价, 但整体的国际性等级划分却不是很高。其原因主要在于外籍教师和留学生所占的比率较低。

因此, 我们还面临着包括促进交换留学生和短期交流留学生接收体制的整合、国际性大学评价活动的参加、大学信息的发布、国际性大学网络建设的对策等诸多课题。

7.世界上多数大学都在快速推进国际交流。在此过程中, 各校都在积极扩大完善短期留学制度、建立学分互换制, 导入双学位制等等。为进一步促进这些制度开展, 交流院校间相互保证教育研究的质量, 开发共同教育项目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是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提出的最新报告书的概要。

杨平:您作为明星大学的校长, 对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提出的这份报告有何评价?

小川哲生:我们认为这份报告书所指明的国际化的方向性是基本正确的。不过仍然须对以下几点加以注意。

1.在制定大学教育科研质量评价标准时, 由于各国及各院校有着其固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背景, 对于这些要素应该尽可能地予以尊重。事实上, 全球化被经常理解为美国化或是西欧化, 我们不能完全赞成这种观点。

2.大学各有其固有的特性和使命。有的大学从事世界性研究, 有的大学培养地域特色人才等等。在制定多样化国际性评价标准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性。美国的美通社 (U.S.News) 推出的大学排名 (Best Colleges) 就根据各大学的特性制作了目录, 并依此进行评价。

3.为了促进国际化, 资金的支持是必需的。由于各国学生收入水平不一, 所以政府和企业等促进国际化的资金援助必不可少。

4.适应外国文化和生活并非易事。留学生支援体制的整合以及留学生接收方人员应该具有接纳异质文化的宽容心。

杨平:在学术界, 大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理解不一样, 有些人认为“国际化”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 但作为发展中国家, 或者作为科技、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是否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小川哲生:首先我本人有30多年的国际化的经验, 30多年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时期, 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尽快地发展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30多年前哈尔滨师范大学及黑龙江大学希望更多地向我们明星大学派遣自然科学方面的访问学者、教师, 与我们一起稿科研, 这种要求在当时非常多。作为明星大学, 我们则要求哈尔滨师范大学及黑龙江大学向我们派遣中国文学教师或者向我们派遣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现在呢, 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由向我们派遣自然科学教师变成共同合作开展研究。坦率地说, 30年前, 日本与中国在科技实力上有差距, 现在科技实力几乎相差无几, 今后将会以合作方式进行研究。

杨平:据我了解, 在若干年前, 日本的教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 为此日本政府都有哪些举措?

小川哲生: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高校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按着原有的评价标准, 东京大学和香港大学之间是有差距的, 东京大学高于香港大学。但是, 按着新的评价标准, 香港大学要好于东京大学。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原因是日本大学的外国研究者非常少, 国外的留学生也少。于是日本政府在一年前提出了“30万留学生”的计划。现在大约有11万留学生, 将要增加到现在的三倍。

杨平:那么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 日本高校的培养目标有何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