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房建设方案

集资房建设方案（共6篇）

篇1：集资房建设方案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 上诉人因不服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准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和量刑不当，故在法定上诉期内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或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做生意需周转资金、建挂车厂等为名，采用还本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721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并未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一审判决该事实认定错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相同，即都是还本付息的活动。“非法”一般表现为主体不合法（主体不具备吸收存款的资格）或者行为方式、内容不合法（如擅自提高利率吸收存款）。“公众”是指不特定对象，包括不特定的个人与不特定的单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可见，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取资金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在本案中，通过一审法庭调查可知：上诉人借款的这66人中，仅有“

”这五个人在借款前不认识上诉人，其余61人均与上诉人不是亲属关系，就是结识多年的朋友。所以，上诉人吸收资金的对象并非是社会不特定对象，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明显错误。

第二、上诉人确实是因经营生产需要，才向亲戚和朋友借的款，一审认定的“上诉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做生意需周转资金、建挂车厂等为名”并非客观事实，这一认定与起诉书指控认定也不一致。

本案中，通过起诉书指控事实和一审法庭调查可知，上诉人所有借款的目的和所借款项用途均是为了

###3等，上诉人并未 将借来的款项再贷出去，从中收取利差，这一事实，起诉书中也予以了认定，所以，上诉人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应为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客观外在表现十分相似，都有“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的特征，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根本区别在吸收来的存款的用途。借贷当事人在主观上是没有经营货币的意图，也是没有经营银行业务的目的，民间借贷行为的指向性，往往是用于生产经营或生活等特定的急需，“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吸收存款显然不是行为人的目的，其目的在于将吸收而来的存款“贷”出去，从中收取利差，通过货币运营等金融手段获取利润。也就是说，考察该罪的核心是，用吸收的资金干了些什么?如果其吸收资金是用以进行资本、货币经营，那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果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诈骗方法集资，那就是集资诈骗；如果其吸收资金仅仅是用于生产、生活，也没有非法占有资金之目的，那就是民间借贷。本案中，上诉人借款均是用于了正常的经营生产，上诉人也未将借款再放贷出去，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做生意需周转资金、建挂车厂等为名”纯属一审法院主观臆断，是无任何事实依据的。

第三、上诉人也并未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以口头方式通过亲友向社会发布吸收存款的信息，„„在社会不特定对象向其存款时，积极予以吸纳，„„其中虽有上诉人的亲友，但不影响上诉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的事实。”这一事实认定矛盾。

上已述及上诉人借款对象均非社会上不特定的对象，而是上诉人的亲友，案发当时鉴于准格尔旗乃至于整个鄂尔多斯市全民放贷相当普遍，大多数放款群众均存在贪图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所以，本案中多数债权人贪图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和行为对于上诉人借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上诉人基于此大环境才向周边亲友借的款，上诉人至始至终也未公开通过亲友发布借款的信息。所以，一审判决书对于该事实的认定也是与客观事实和证据不符的。

二、基于以上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也是不当的。

第一、法律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禁止公民、企业吸收资金，而是禁止公民和其他组织未经批准从事金融业务，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或去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而能够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正是金融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所在。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讲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否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机械推理的局面——对一个人或单位向十个人借款甚至向一百个人付息借款，按民间借贷处理，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对其向更多的人借贷却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也正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说所说的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我向20个人借行不行?有没有一个 界限?现在看没有。如果我向50个人借贷是不是就变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依据浙江省高院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于2008年12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诈骗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明确指出：

（一）未经依法批准，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用于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证券期货等非法营利活动的，应当依法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性处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依法按照集资诈骗等处理。

（二）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对此类案件，不能仅仅因为借款人或借款单位负责人出走，就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三）以生产经营或者投资所需为幌子，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非法占有资金的，按照集资诈骗犯罪处理。该《纪要》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公布的《解释》精神是完全相符的。本案中，上诉人因经营亏损、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的纠纷作为刑事犯罪对待，这也是不符合《刑法》第176条和国务院在刑法颁布后1998年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公布的《解释》的立法精神的。

三、上诉人具有从轻、减轻刑事处罚的量刑情节，一审判决未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之规定量刑，明显不当。

第一、上诉人系初犯，也是该案件的受害者，其没有非法获利。而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作为一种侵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与传统犯罪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加隐蔽，从微观上看很难发现该行为给社会带来何种实质性的危害。作为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老百姓更是难以将该行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本案中，上诉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小。

第二、上诉人无法偿还高额外债及利息以后，及时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具有自首情节，依据刑法第67条关于自首的规定，对上诉人量刑时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内蒙高原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之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结合本案准格尔旗公安局归案说明、上诉人的讯问笔录和当庭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可知：上诉人投案的动机是出于完全自愿和真诚悔罪，争取宽大处理；投案的时间是在无法偿还高额外债及利息后及时投案，这也体现了其投案行为对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同时及时投案的行为也体现了上诉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上诉人投案的方式也是主动联系公安机关民警，并告诉其 固定处所，其并非形迹可疑被盘问才如实供述，也非被通缉后被动归案；上诉人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也是对所有犯罪事实和具体细节都如实供述，所有的供述笔录及当庭陈述也不存在时供时翻，比较彻底，其对犯罪的认识和态度一直都是客观真实一致的；上诉人归案后，也充分认识到罪行的社会危害性，愿意悔过自新，对受害方既诚恳道歉又全额赔偿经济损失，悔罪态度比较深刻。

以上综合考虑上诉人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应该考虑在基准刑30%--40%之间减轻对其刑事处罚

第三、上诉人就吸收存款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均进行了绝大部分赔偿，而且剩余资产足够抵顶剩余债务，法院可以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依据《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上诉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法院可以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内蒙高原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之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结合本案上诉人与被害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和民事债权放弃申请可知：上诉人对于被害人赔偿数额及比例是比较高的，该赔偿对于被害人损失的弥补程度也是较大的；上诉人具有完全的赔偿能力并竭尽其经济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这也是其积极主动、真诚悔罪的表现，这也大大降低了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主观恶性。

以上综合考虑上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性质、赔偿数额及比例、赔偿能力等因素，应该考虑在基准刑20%--30%之间减轻对上诉人的刑事处罚。

第四、上诉人给予被害人民事赔偿后，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事实也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一审判决对此酌定量刑情节并未予以认定。

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内蒙高原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之规定：“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结合本案被害人出具的“刑事谅解书”可知：被害人因上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认罪悔罪态度深刻、积极及时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等原因，被害人在得到物质赔偿后，从情感精神角度书面请求司法机关对上诉人从宽处罚，由此可知，被害人对上诉人谅解真实程度也是很高的，这间接意味着上诉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已经得到很大的降低，这有利于上诉人重新融入社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综合考虑上诉人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应该可虑对上诉人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但一审判决对此酌定量刑情节并未予以认定。

第五、被害人在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责任，法院量 刑时可酌情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一审判决对此酌定量刑情节并未予以认定。上诉人因各种经营项目缺乏资金向被害人高息借款后，上诉人应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还款能力要有客观的认识，但鉴于准格尔旗乃至于整个鄂尔多斯市全民放贷相当普遍，大多数放款群众均存在贪图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所以，本案中个别被害人贪图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和行为对于上诉人吸收存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上诉人基于此才实施了吸收存款的犯罪行为。所以，被害人本人在该起刑事犯罪案件中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及内蒙高原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第16条之规定：“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的，综合考虑案发的原因、被害人过错的程度或者责任的大小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被害人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结合本案的案发原因及其他客观事实，考虑到被害人在该事故中也具有一定责任，一审法院在量刑时也应该酌情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尤其在量刑时应着重考虑本案件的发生与鄂尔多斯市全民放贷的特定社会背景有关，而且，当前我国乃至于当地监管机关本身对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并未有明确的界定，也未采取有效的措施给予打击和治理，这就使很多老百姓认为吸收存款和民间借贷是一回事，吸收存款的行为已经 “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本案件的发生也带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鉴于此，法院在对上诉人量刑时也要和其他传统犯罪作根本性区别对待。同时上诉人还想强调：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并不能违反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同情债权人并不等于要放弃司法的公正，感情不能代替法律，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需要社会各界客观公正的对待。基于以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平公正审理本案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 致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 月 日

篇2：集资房建设方案

她原本是无锡某街道的普通的一位老太太。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她却凭其巧舌如簧和强烈的金钱欲望，借助于一系列官员作为她的“吹鼓手”，将集资游戏玩到炉火纯青，先后从全国13个省市的380多个单位，非法集资32亿元，令举国震惊。

据查，邓斌非法集资案，直接涉案人员有273人，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50人。此案甚至也牵出了陈希同、王宝森等官员腐败案件。

“有案不查是失职，有案不认真查也是失职，能查好的案子没有查好还是失职。”这是曹克明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在曹克明主掌江苏纪委期间，仅1999年和2000年，江苏省就有30多名市厅级“高官”因严重违法违纪而“落马”。如，原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张家港市保税区管委会原主任胡剑鹏、盐城市人大原主任祁崇岳、南通市原副市长潘宝才、连云港市原副市长鹿崇友、宿迁市原副市长陈子龙等等。这些大要案都是在江苏省委领导下、经曹克明组织指挥查处的。

查办的大案要案多了，一些不法分子狗急跳墙，伺机恐吓和打击报复。有人打电话威胁曹克明“小心点儿，惹急了，给你点颜色瞧瞧。”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为了保证曹克明的安全，江苏省委专门给他安排了一名随身警卫。谁知，这名警卫只跟了曹克明一周，就被他“轰”走了。曹克明说：“全国有那么多纪检监察干部，大家都不怕流血牺牲，就我的命值钱？”

话听似轻松，但谁都知道，反腐难免会得罪人，甚至会面对生死挑战。也正是在查处无锡邓斌案期间，参与办案的无锡市检察院刑检处副处长石争平以及曹克明的得力助手、江苏省纪委副书记的季奎顺，曾先后遭遇离奇的车祸。

在查办常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周顺安受贿案时，周顺安甚至以“动用武警”来威胁，气焰十分嚣张。曹克明指示，要抓住线索不放，迅速查清，定准定死，在铁板上钉钉。

打击走私案，“搞活经济”要走正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一股“走私热”，曾一度波及苏北沿海一些市县，少数地方干部以“搞活”经济为由，跃跃欲试。

曹克明感觉到这股苗头后，便打电话给这些地区的主要领导要求坚决查处。他说：“走私不 是搞活经济而是搞乱经济，发财致富要走正道，不能靠损害国家利益来致富地方和个人”。他批示：走私败坏风气，破坏法制，带坏干部，即使发财，后患无穷，必须坚决刹住。

与此同时，曹克明又召集公安、检察、海关、税务等部门领导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对已发生的10起走私案件联合行动，坚决进行查处，并从此每年将走私案件列为省纪委查办案件工作的重点。

江苏虽然海岸线长，经济发达，有走私的便利条件，但由于坚持对走私案件露头就打，严惩快结，使走私活动在江苏一直难以抬头。

2014年9月4日上午，在曹克明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澎湃新闻记者遇到了一位75岁的老人，他在瞻仰曹克明遗容后一直留在殡仪馆门口，他想等悼念者都离开后与曹克明的遗像合张影。这位老人名叫彭兴龄，他自言一生坎坷，曹克明帮过他大忙。

彭兴龄回忆称，1988年左右，他由镇江至江苏省轻工厅《轻工杂志》任主编。在此间，轻工协会秘书长陈某发动周围同事一起做倒卖汽车的生意，彭兴龄担心违法执意不参加，后来遭到陈某等人的排斥，并停发其工资8年零1个月。

1992年，彭兴龄开始向江苏省信访局写信反映陈某非法牟利的事情，曹克明听闻此事开始彻查。“当时我们听说，这事涉及任某重要官员，难度很大”。但没想到，1993年陈某就因非法牟利被判了10年。然而，彭兴龄的干部身份问题，由于中间各层机构的阻力，仍然一直没有解决，“直到1997年春节前，曹书记亲自批示，省人社厅才帮助解决。”

“我见过曹书记好几次，那时候他在省委大院后门附近的“书记楼”办公。他本人非常简朴，1995年的时候，大家都兴穿夹克衫，我见他还穿老式的中山装。”彭兴龄对澎湃新闻说。

1998年2月至2003年，曹克明担任江苏省政协主席。江苏省政协老干部处工作人员说，“曹（克明）主席节俭我们都知道，有个段子就是，曹主席家的沙发很老旧，有一次几个领导去他家找他，一落座沙发就塌下去弹不起来了。”

尽管身为高官，曹克明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据江苏省政协老干部处工作人员称，曹克明的大儿子至今仍是一位普通民警。曹克明的外孙胡纪萌亦证实此点。

江苏省政协秘书处任明明在曹克明身边工作20多年。她对澎湃新闻说，曹克明为人正派、低调，“失去一位好领导，心痛”。她说，此次追悼会，一切从简，曹家都没有告诉曹克明河南南阳老家的人。曹克明的大女儿对澎湃新闻说，他父亲一生低调，别人找他写传记，都被拒绝了。曹家也婉拒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

归纳反腐“五句真经”，“自身要硬”排第一

早在1993年，曹克明就开始抓不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购买、换乘进口豪华轿车。在任江苏省纪委书记期间，他开展了对领导干部乘豪华轿车、公款出国旅游、强制洗车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专项整理。此外，他还对超范围使用公安、武警车号牌、超标准装修住房、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等不正之风进行治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报曾发文称，曹克明没有别的嗜好，他不抽烟，不喝酒，更不会打牌、下棋。他说：“把工作搞好，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在他的时间表上，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只有一件件总也干不完的工作。

2003年12月至2005年6月，从一线退下来的曹克明又承担了另一重任—担任中纪委、中组部第一巡视组组长，先后赴海南、湖北、广东三省巡视，扳倒了多位中高级贪腐干部。曹克明也因此成为令贪官分子闻风丧胆的“反腐斗士”。

世纪之交，在曹克明从纪委战线退下来前夕，与他朝夕相处的许多同事都希望在曹书记退下来之前，再听一听曹的叮嘱和希望。有人恳切地说：“曹书记，怎样才能在反腐败工作岗位上干出像您那样大的成绩，您就给我们传授点真经吧。”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曹克明笑了，他说：“一靠中央纪委、省委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二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听了这个回答，大家觉得像“答记者问”，又像“外交辞令”，见大家有些失望，曹克明想了一会儿，拾起头，缓慢地说：“也不是什么经验，就再讲讲体会吧，有五句话，供你们参考。”

曹克明的第一句话是，自身要正；第二句是，要敢于坚持原则；第三句话是，要善于团结同志；第四句话是，干工作要有创造性；第五句话是，要狠抓落实。

篇3：东方创投案:P2P非法集资样本

作为P2P非法集资第一案, 业界投以高度关注。

如何判别P2P平台是否自融?是否涉及非法集资?P2P监管走到了哪一步?

案件始末

银监会即将出台P2P监管细则之际,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公司 (下称“东方创投”) 两位主要负责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律师查询, 国内近年尚无其他相关判例, 该判例成为国内P2P被判“非法集资”的第一案。

东方创投是2013年6月成立于深圳的一家P2P平台, 判决书显示, 截至2013年10月31日, 该平台吸收投资者资金共1.26亿, 其中已兑付7471.96万, 实际未归还投资人本金5250.32万。

检方指控, 东方创投是一家网络投资平台, 向社会公众推广其P2P信贷投资模式, 以提供资金中介服务为名, 承诺3%至4%月息的高额回报, 通过网上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经过举证、辩护, 法院最终认为东方创投法人邓亮是主犯,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30万;运营总监线李泽明是从犯,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5万。

8月11日, 记者在该公司位于深圳帝王大厦的办公地点发现, 该公司已经被查封, 公司的门上则出现了日期为2013年11月12日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公告, 该公司旗下10位员工要求公司支付所欠劳动报酬64398.39元。

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卫星认为, “非法集资”一般按照是否给当事投资人造成损失来分类, 如果造成损失, 应当事人诉讼要求, 法院及其相关方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处罚被告人;如果没有造成损失, 法律上构成犯罪, 但当事人诉讼, 法院不会处罚, 更多的是扰乱金融秩序, 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按照相关法规管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P2P的监管法则, 监管方正在制定。”

根据我国法律架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据专家介绍, P2P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的情况主要有三种:资金池模式;发布虚假借款信息向不特定人群募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发布虚假高利借款信息, 并通过“借新还旧”短期募集大量资金。据了解, 东方创投满足上述四个条件, 且发布虚假信息向不特定人群募集资金并用于平台自有地产物业投资,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根据邓亮供述, 东方创投前期有意向将投资款借给融资企业, 但实际操作后坏账率超过6%不能按时收回, 最终资金转投其私人地产物业。事实上, 东方创投投资人资金中, 2500万用于购买深圳布吉中心花园四个街头铺面 (总价3680万) , 而邓亮把布吉的四个铺面抵押给担保公司又贷出3000万, 2200万用于购入深圳华强北和记黄埔的“世纪汇广场”18层物业首付款 (总价1.05亿) , 另外800万则用于日常返还投资人投资提现需求。

东方创投网站注册人数为2900人左右, 真实投资人数1330人, 单笔投资为300元-280万。平台按不同借款期限向投资者承诺付月息:1个月期3.1%, 2个月期3.5%, 3个月期4.0%。

在实际资金用途为平台自融的情况下, 东方创投对投资者长期以“本息保障”、“资金安全”、“账户安全”进行公开宣传;实际上, 平台募集资金都是投资人直接打款至邓亮的私人账号, 或者打款至第三方支付平台后再转到邓亮的私人账号, 具体投资款均由邓亮个人支配, 投资人本息返还则相反。该平台在成立时, 甚至就是由运营总监线李泽明通过红岭创投的原同事“在网上花了几十万整体买过来的”, 后取名为“东方创投”, 2013年6月19日正式上线。

3个月后, 邓亮资金链断裂, 汇款不及时导致投资人体现困难。邓亮、线李泽明2013年底相继自首。

除了资金用途为平台自融, 东方创投的最大问题在于资金监管。

“按照监管对P2P‘信息中介’的定位, 平台是不能经手资金的, 资金只能由投资人与借款人通过独立第三方的账户托管系统进行转接, 而且借款人账户不能与平台相关联, 否则也有自融的嫌疑。”卫星称。

东方创投的账户体系中, 投资人的资金直接进入平台, 最终更是进入平台实际控制人个人的账户。

“由于P2P平台属于新型金融业务, 央行和银监会尚未出台法律法规对其指导, 也未设置入行门槛, 导致P2P行业内鱼龙混杂。”卫星认为, P2P平台常见的灰色地带包括平台提供空白合同, 投资人签署后平台随意确定借款方向;平台先放贷, 再向投资人转让;拆分大额债权, 向不特定多个投资人转让;挪用贷款, 如P2P自融模式, 甚至携款潜逃;以及设立资金池操作和平台自身担保。

2013年以来, 央行、银监会等监管方就多次就P2P进行表态, 明确P2P平台的中介性质, 总体上持鼓励、支持态度, 但也提出了一些监管红线。

2014年4月,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央行、银监会等部门参与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发布《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人员表示, P2P网络借贷平台必须明确中介性质, 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央行7月中旬召集了包括P2P、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等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就即将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同时, 银监会也正在制定P2P行业的监管细则,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该细则于8月底出台并征求意见。

渐行渐近的P2P监管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有400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在缺乏商业银行的支持下, 不得不以高昂利息在民间筹集经营流通资金, 进而也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市场的二元化结构。在此情况下, 传统银行体系无法支撑, 需要多元化融资体系。

由于P2P直接与市场经济接轨并服务于实体经济, 其定价标准也自然由市场来完成。风险定价充分体现了风险与回报成正比的线性回归, 平台可以更有效就贷款进行风险定价。不同于银行存款利率与市场化的距离, P2P则给储蓄者提供了良好的存储投资机会。

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传统融资方式下, 中小企业的融资受到极大的限制, 其融资需求远未满足, 而P2P的出现能充实传统商业银行涉足未深的业务, 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的新渠道。

但伴随P2P的爆发性发展, 各种潜在风险逐渐暴露。与平台跑路相比, 行业的“高杠杆率”更具隐患。目前, P2P平台所管理的资产都是有风险的资产, 在近年来平台扩张速度过快的背景下, 网络借贷行业资产管理方的杠杆正越来越高。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两年内出现较大的区域性波动, P2P行业的风险将被轻易穿破。

2014年召开的两会上, “规范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被明确写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后, 有消息称, 由央行条法司牵头的P2P监管条例也有望在近期落地。市场人士分析, 该监管条例一旦实施, 将对此前野蛮生长的P2P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对于P2P的乱象以及各种游离在灰色地带的所谓创新, 监管部门并非没有想法。早在2013年8月, 央行主管支付清算的副行长刘士余曾明确表态, 互联网金融有两个底线, 即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和非法集资。“P2P如果做成线下, 脱离了平台操作功能后, 就会演变成资金池。”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国内存在着约2000个P2P平台, 规范化良莠不齐。而几乎每一个稍具规模的P2P平台负责人都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过,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出台行业规范以建立市场秩序。

规范互联网业务的相关条例或许将加快P2P行业洗牌, 对于年内有望出台的P2P监管细则, 行业普遍观点是, 明确而有力的监管能够更好地推动行业创新, 使其成为普惠金融中的健康一环。

2014年2月2月26日, 央行下属的支付清算协会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召开P2P座谈会, 汇总了5条P2P监管建议:即建立P2P借款人黑名单共享机制、加强资金第三方监管、设立准入门槛、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明确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监管部门。

2014年4月8日,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首度回应P2P监管问题, 银监会牵头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 但谁来监管还有待确定。7月8日, 银监会创新部主任王岩岫披露了部分P2P监管思路:对P2P设置准入门槛、严禁P2P汇集资金、明确收费机制, 还要对投资者风险进行评估。

2014年8月2日, “2014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圆桌会议”发布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报告 (2014) 》 (以下简称《报告》) , 对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发展、创新、安全、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

会上,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副主任杨晓军透露了P2P监管的五个方面内容;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祁斌则表示, 要适度监管;保监会财险部主任刘峰也表示, 互联网保险要鼓励创新, 还要适度监管, 但要有底线思维。

杨晓军表示, P2P监管的主要导向是要有底线思维。同时, 他还谈到了P2P监管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定位”, 明确P2P机构服务社会小微融资需求的信息中介定位, 是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 自身不承担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职能, 不承担金融风险——不要触碰“红线”。二是“不碰钱”。P2P投资机构应该与客户严格隔离, 实行第三方独立托管——P2P机构全流程“不碰钱”;三是要“有门槛”。P2P机构应具备一定的从业门槛。四是“重透明”。银监会会制定一些信息披露的规则;五是“强自律”。通过行业自律达到监管目的。

篇4：湘西非法集资案详情

在当天的庭审中，原荣昌集团董事长金孟贤最为引人注目。三馆、荣昌、福大三家公司曾是那场集资风波的“三驾马车”。

湘西“lO·2”非法集资系列专案共查处20家涉案公司，90多人被移送审查起诉，专案组需要对34万人次的集资进行清理、清偿、清退。此次在郴州开庭审理的荣昌案，是系列非法集资案的第一起。

站在被告席上的董事长金孟贤，拥有着多项政商界光环。他的辩护人，是有着“三湘刑辩第一人”称号的邱兴隆律师。两年前，邱曾为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景春做过辩护。金孟贤的财富轨迹

金孟贤出生于湖南邵东贫寒农家，他敢于冒险，18岁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1982年，金孟贤进入邵东团山建筑公司，从此与建筑行业结缘。当时的金孟贤，只是做着诸如测量等建筑业皮毛的小工。

金孟贤开始了人生的三级跳。在短短的八年里，他从普通职员晋升到经理，并拿到了吉首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证。

1990年春天，金孟贤辞去了湖南邵东团山建筑公司经理职位，只身前往湘西吉首市。据称，金孟贤离开邵东时，身上只有700元。

1993年，金孟贤攫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承包了第一个建筑工程项目——吉首大学凤凰楼，这个项目被评为“湖南省优质工程奖”。2000年6月13日，金孟贤出资500万元，与吉首大学合作注册成立了荣昌公司，实际上吉首大学系挂名股东。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金孟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至此，金孟贤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到公司老总的蜕变。

湖南警方经侦部门查证，吉首大学并不参与分红及公司经营管理，而是将学校工程交由荣昌公司承包，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自成立之日起，公司先后承建了吉首大学第三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市政大楼等多个项目。

2002年，金孟贤成立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试图以房地产带动建筑产业的发展，将公司往多元化道路上引。除此之外，荣昌还确立了以矿业、生物高科、房地产开发为“纲”，酒店、建安、纸业、物贸、教育、旅游为“目”的新型产业结构。

多种产业的同时启动，导致了资金的紧张，荣昌的发展开始偏离正轨。

作为当地利税大户，荣昌集团一直得到当地政府的庇护。在繁荣的表象下，金孟贤同样获取荣誉无数。他曾获称“湖南省百位诚信人物”、“湖南省青年企业家鲲鹏奖”，并被推选为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湘西州和吉首市两级人大代表。私设招商引资部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湘西较大规模的集资从2002年开始出现。随着湘西州首府——吉首市的大规模城市扩建，民间集资也迅速发展，利息不断飙升，从月息5％，再到6％。

从2003年11月起，荣昌公司资金开始紧缺，为了筹措资金，金孟贤未经批准，打着开发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教师花园、裕隆山庄住宅小区等项目的旗号，开始公开向社会集资。

彼时，荣昌公司承诺：只要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月息将为1～2分到1毛不等。为了打消集资户的疑虑，公司一并出具借据凭证，俨然正规化操作。

为加大集资力度，2004年12月，公司成立了招商引资部，专门负责集资工作。之后又成立了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金孟贤亲任组长。在一系列违法操作下，2005年8月1日，公司更名为湖南湘西荣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年4月，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靖分公司因开发保靖县建材大市场欠缺资金，在金孟贤的授意下，保靖分公司以“开发保靖建材工艺园区项目”的名义，以3分至5分不等的月息，采取与荣昌公司相同的模式面向社会进行非法集资。

2005年9月，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州影视中心因装修缺少资金，在金孟贤的授意下，该中心负责人邓德衡以“影视大厦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的名义，以1.6分至l角不等的月息，采取与荣昌公司相同的模式面向社会进行非法集资。

2006年8月，湘西荣昌集团投资2000多万元，与吉首市教育局联合创立吉首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吉首国际实验幼稚园。

此外，金孟贤在吉首大学专门设立“荣昌奖学金”，每年出资6万元；在吉首市二中设“乾城奖学金”，每年出资3万，每年捐资15万元给吉首大学艺术学院……

为获取集资户的信任，2006年2月，金孟贤成立了宣传部，由杨苗发担任经理。这之后，金的宣传部开办了“湘西荣昌”网站及《金色荣昌》、《湘西荣昌集团》、《荣昌通讯》等内部刊物。

在这些刊物中，对公司亏损状况只字不提，而是极力粉饰公司的发展前景，通过虚假及夸大宣传，蛊惑那些投资散户。另外，金孟贤还指使其宣传部从网上下载“让民间借贷合法化”等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湘西的大街小巷。

检方起诉书称，金孟贤还在当地媒体上虚假夸大项目利润，制作宣传光碟在各部门滚动播出，并用后集资款为前集资款还本付息，极具欺骗性质，蛊惑了众多当地地群众。

金孟贤边集资边找项目，他心里清楚，公司并没有偿还能力，而且项目经营每况愈下，但仍承诺高额月息和现金奖励、给予中介人揽存中介费。

2006年12月，荣昌公司又成立了湘西州荣昌投资协会，金孟贤担任会长。为了增强集资户对公司的信任，协会会员定期组织集资户开展联谊会和座谈会，并邀请部分集资户参观公司项目。

为吸引更多集资散户，从2004年开始，荣昌集团就制订了奖励措施。按存期不同每万元给予200元至i000元奖励。

此时，荣昌的发展步入了巅峰，旗下金源矿业、林丰维生素肥项目顺利投产，荣昌裕隆世纪山庄工程全面开工，荣昌纸业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集资导致楼市火热

为调动公司员工揽资积极性，金孟贤向公司各部门及分公司下达揽资任务，并按揽资金额给予员工每万元奖励15元至200元，由李迎国负责考核执行。《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至案发时止，李迎国揽资2887.9万元，领取公司奖励18.8万元。

2008年1月，为吸纳大额集资户，金孟贤与李群力、孔爱萍商定，由二人一次性为荣昌公司揽资100万元以上、存期半年。而此时，荣昌公司已经深陷债务危机，资金短缺，按照当时的经营状况，根本无法归还集资本息。

金孟贤还决定，除招商引资部继续从事集资工作外，财务部也开始以“开发旗下松桃金源矿业”项目名义，以3分至2角不等的月息，采取与集资户签订投资协议、开具收款收据和投资回报卡形式，面向社会进行集资。

庭审中，检方披露：2008年7月，影视中心酒店的经营状况很好，金孟贤决定修建贵宾楼，要求影视中心边集资边贷款，金额总共达1600万元。

在荣昌等公司的快速扩张中，集资户不仅成了房地产的投资者，更是直接的买房者。大笔资金投资房地产，直接导致了当地楼市的火热。

据吉首市房产局统计数据，自2004年来，吉首市商业住宅均价平均每年上涨250元／平方米，到2008年，新建商业住宅均价接近i600元／平方米，为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的2倍。

吉首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初，在位于乾州新区的乾州经济开发区内，已经开工建设并部分建成投入使用的房地产项目超过50个，提出申购土地的单位有60余家，已出让土地1528亩，土地收益达3亿元。激烈的融资竞争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如果不能保持高昂的房价和持续不断的购买力，企业高利息融资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困扰着金孟贤，房子如果卖不出去了，集资款将化为乌有。

金孟贤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2008年，在吉首市房价趋稳的情形之下，荣昌集团推出“融资款抵购房款”的措施：集资人在购买该公司裕隆世纪山庄房子时，可将融资款部分抵转为购房款。

但不久，吉首市政府便禁止了此种行为。

疯狂的集资依旧没有停止。2008年1月，金孟贤出台新规：一次性为荣昌公司揽资100万元以上、存期半年(不能提前支取)，公司给集资户利率可按月息6分、并给揽资人每万元奖励1000元。

检方的起诉书称：在六年内，几位主要揽资人员李迎国、刘蓉、邓德衡、刘洁、杨苗发、李祉慧揽资额度均超过10万元，其中刘蓉揽资7978.6万元，得到公司奖励29.8万元；刘洁揽资8526.9万元，领取公司奖励24.6万元。

2008年8月，吉首市房产局发布了《2008年1-6月份吉首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分析》。

该报告认为，当前吉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国家对房地产市场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后，部分开发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在政策调控和市场波动时应对明显乏力，少数企业由于资金过少，项目贷款难度大，加之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只能靠社会融资以解燃眉之急，导致高额融资成本难以支付。

这已经暗示着，流向荣昌的集资款，存在着巨大的偿还风险。

而集资者并没有止步，在吉首市政府的默许下，给集资企业“烧钱”的人逐年增多，更有甚者，将下岗买断工龄的钱、养老金拿来集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也参与其中。愈演愈烈的集资行为，甚至吸引了外省的资金。

荣昌等公司的行为很快传染到湘西其他企业，激烈的融资竞争，让月息由最初的3％涨至6％，最高时竟达12％。但融资企业的业绩并不见起色，巨额融资款并未上马新的项目。

倒是另外一个现象让旁观者揪心：吉首大街上的私家车陡然增多，足浴、KTV等娱乐休闲场所一度火爆。

而此时，湘西另一支柱产业——矿业境况急转直下。由于湘西矿业以锌、锰矿为主，而锌的价格已从2006年的33003元／吨降到2008年的14000元／吨，企业利润下滑很大。

经湖南公安机关查证，从2002年11月起至2008年9月，荣昌公司以各种开发项目的名义，面向社会公开集资总额30多亿元，涉及集资群众23378人(62615人次)，至案发时止，仍有集资本金约2亿元无法归还。

非法融资企业近百家

湘西自治州地处湖南西部，湘、鄂、黔、渝交界处，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下辖的8个市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市县，总人口28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

这一轮非法集资案牵连广泛。有媒体报道称，吉首市民间融资金额超过70亿元，90％的吉首家庭参与了集资，甚至还吸引了长沙、怀化以及重庆、广东、福建等外省市的个人资金，涉嫌非法融资的企业近百家。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在高额回报诱惑之下，参与非法集资者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公务员到下岗职工，从企事业单位员工到个体工商者。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本土企业融资一直艰难，该地历来有民间集资的传统。从这一轮非法集资中可以看出，集资历时长，涉及人员众多，具有持续性和涉众陆等特点。

熟悉内情的金融界人士向本刊记者披露：近十年来，湘西州非法集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起始、发展、膨胀、高危、断裂五个阶段。2008年3月以后进入的资金占未退本金的80％左右，最高月息达到10％甚至更高，非法集资的严重后果—触即发。

2000年，吉首市出台了旧城改造计划，急速扩张的城市建设，催生了民间借贷的活跃。吉首市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始于2002年，到2004年形成了全民集资局面。在此期间，政府对于这些民间集资行为，并未采取强制措施。

2008年，湘西开始着力探讨小额信贷转制方式，从那时起，就催生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企业集资。到2009年年初，集资规模已经超过70亿元。当地五家集资公司吸纳了大部分资金。

其中，三馆、荣昌、福大作为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累计集资超过50亿元，占吉首全市融资金额的70％以上。

检方披露，由于2009年银根紧缩，这些企业融资困难，于是纷纷提高集资利率吸收资金，最低6分，最高已达1毛2。

吉首市民彭惠向本刊记者介绍，集资案发前，这五家公司的门面和银行差不多，门前排起长队，比银行还要热闹许多。到2008年9月9日，包括福大、金浩、伟业等在内的集资公司已不再对外发放利息。即使是一些资产较为优良、尚可承担较低利息的集资公司，也被政府相关部门勒令停止发放利息，以免对其他偿付能力不够的企业形成冲击，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从此，原本活跃的湘西民间信贷活动骤然停止，许多集资户血本无归，纷纷涌上街头声讨。

牵连多名官员

从2008年8月底开始，随着福大、三馆、荣昌等吉首市主要融资大户资金链断裂，一系列群体事件随之发生。

从媒体公开披露的报道显示：从2008年9月3日开始，吉首市因非法集资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9月4日，2000余名集资人员冲击火车站、阻拦火车，造成枝柳线中断6个小时。

事件随后逐步升级。

2008年9月9日，因担心政府冻结非法集资者账户，大量集资者蜂拥至吉首市内的各家银行，支取以前集资公司向集资者账户中发放的利息，一时之间各家银行人满为患。部分参与集资的政府官员获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加剧了集资链的紧张。

9月20日、24日、25日，湘西再次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万群众涌上街头，公安武警遭袭，湘西州政府也遭遇冲击。

虽然事态最终被控制，但当地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舆论包袱。因对湘西非法集资问题处理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湘西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2008年11月4日被宣布免职。

因牵涉非法集资等严重违纪问题，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于2008年10月24日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坊间称，滕万翠主要涉嫌参与湘西荣昌集团和吉首光彩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集资，并与两家企业关系密切。

滕万翠自2002年12月起担任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她参与非法集资并提前支取本息，且集资数额巨大。滕的丈夫任职予当地农业银行，同样被纪委调查。

此外，包括前湘西州政协主席向邦礼、原副州长黄秀兰在内的多名官员因参与和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落马。

本刊记者了解到，黄秀兰在湘西州三家非法集资企业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50万元。同时她还担任非法集资企业顾问，收取顾问费19万元。此外，黄秀兰还通过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集资，从中获取返点费、业务费215万元，并有更改集资户名、参与销毁业务费凭据、隐瞒非法集资事实的行为。媒体披露，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资事件”而遭调查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已达113名。

《瞭望东方周刊》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经过历时一年多的侦查取证及清理清退等扫尾工作，2009年6月1日至12月30日起，这一系列非法集资案进入“移送审查起诉、债权债务清理”后续工作阶段。

湖南官方资料披露：湘西非法集资专案组共计结算清退资金34亿余元，共清退61925人，荣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退人数比例达55.47％。在对采取监视居住、拘留强制措施的237人中，批准逮捕的75人，移送审查起诉的90人。

吉首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永国(化名)向本刊记者直言：“企业选择社会集资不过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企业要发展缺少资金怎么办?被逼无奈，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转从民间融资。”

篇5：西安市集资建设住房管理办法

（二00五年四月一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国家、单位、个人集资建房积极性，改变国家、单位统包的住房建设体制和单位全额投资建设住房的办法，建立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共同负担的住房建设新体制，加快住房建设，缓解职工、居民住房困难，加强集资建房的组织管理，根据《西安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集资建设住房是在政府、社团或单位倡导和组织下，把单位和个人用于建房的资金集中起来，按照城市规划和有关规定，解决职工住房的一种建房形式

第三条 集资建房包括集资建设新住房和集资改造旧住房。

第二章 范围和对象

第四条 本市范围内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均可组织职工集资建设住房和集资改造旧住房。

第五条 单位向职工集资建设住房的对象指本单位的固定职工、计划内合同工、离退休职工。临时工、计划外合同工不参加集资建设住房。单位集资建房，男女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应鼓励职工积极参与。

第六条 参加集资建房的条件： 1.集资建房以户为单位，一户只能以自住为目的参加一次集资建房。

2.申请集资建房的个人应填写《集资建房申请表》，经单位批准后可参加集资建房。

3.无房户、人均居住面积四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可优先参加集资建房。

4.拆迁安置户、自有私房户，其住房达到规定面积标准或房改中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的职工，均不可参加集资建房。

5.参加集资建房的住户，在住房建成分配后，必须退出原租住公房，历各种原因未能退出的，按成本租金的1.2倍计租。

第三章 组织管理与审批程序

第七条 市房改办是全市集资建房的行政主管机关，负责制定集资建房的计划和政策，审批各部门和各单位集资建房的方案，并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八条 单位集资建房必须首先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第九条 集资建房的面积标准，按照陕办发［1990］6号文件的规定执行，有条件的单位也可在国家统一规定的户均3.5人的测算标准内，按人均建筑面积20平方米控制。

第十条 集资形式和标准：单位向职工集资建房，个人集资额应不低于当年成本价的三分之一。随着标准价向成本价的过渡，要相应提高集资额比例，逐步过渡到成本价集资建房。目前鼓励有条件和职工经济承受能力强的单位以实际成本价集资建房。第十一条 集资建房审批程序：

1.集资建房单位必须制定本单位的集资建房方案上报市房改办。内容包括：建房计划、土地批文、资金来源、集资标准、集资总额、综合造价概算、集资职工名单等。

2.单位集资建房方案经市房改办原则同意后，须将集资款及时存入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专户，专项储存、专款专用。市房改办审核资金到位后，签发《集资建设住房批复》。

3.单位持《集资建设住房批复》到市规划局、土地局等有关部门办理建房和减免税费手续。

第十二条 单位组织职工集资，在市政府规划住宅开发区购买住房的，由出售住房的房屋开发建设单位持《集资建设住房批复》，到市有关部门办理减免税费手续。

第十三条 集资建房单位在住宅楼竣工后，经市房改办审查同意，应在三个月内到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集资建房预售方案审批程序：

单位集资建房经市房改办批准，工程正式开工且基础处理到正负零时，可按第十一条规定程序向市房改办申报集资建房预售方案。单位上报集资建房预售方案应附建房计划、土地批文、规划定点审核图、施工许可证、集资人员分配住房名单及集资金额。市房改办经现场察看核准后，方能正式批准单位集资建房预售方案。

单位集资建房预售方案批准后，建房单位应保证在18个月内(指普通砖混结构住宅)完成建房工程，交付使用，并与职工签订集资建房预售合同。在规定工期内建成的住房，职工集资款不计利息，职工个人可享受集资预售当年公布的标准价。超过规定工期的，则超期部分应给集资者支付利息，并应按实际竣工年月推前18个月时的售房政策出售。

第十五条 集资预售住房建成后，须向市房改办申报验收审核报告，经市房改办按原设计标准验评，才能向集资职工正式售房。售房办法按《西安市公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规定执行，职工个人集资款可冲抵购房款。

第四章 优 惠 政 策

第十六条 集资建房的单位和职工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按零税率计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免缴城市规划费、拆迁管理费、开发管理费、人防工程费、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邮电通讯建设费、商业网点建设资金、水电增容费、教育附加费等费。

第十七条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单位集资建房工作，以保证各项优惠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十八条 集资建房自有资金不足时，集资建房单位可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专业银行申请专项贷款。

第五章 权益和产权处理

第十九条 单位向职工集资建设的住房租赁给职工的，其产权为单位所有。参加集资的职工个人享有租住权，并按规定标准向产权单位缴纳租赁保证金和租金。参加集资职工个人投入的资金，扣除应缴租赁保证金，剩余部分按规定期限还本付息，还款期限三年至五年，利息按有关规定利率计付。也可用来逐月抵扣房租。

第二十条 职工在规定期限内按组织建房单位确定的标准交清集资款，且集资款用以冲抵购房款的，对住房享有下列权益：

1.职工按成本价集资建造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未达到成本价集资的，产权归单位和职工共同所有。购房人所占产权比例为购房当年公布的标准价和购房当年公布的成本价之比。

2.职工集资建房按标准价购买的住房，拥有部分产权，即占有权、使用权、有限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可以继承。一般住用五年后方可出售，集资建房单位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一条 以标准价、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进入市场交易时，按《西安市公有住房交易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集资建设住房的维修管理，按《西安市公有住房售后维修管理办法》执行。单位可按规定提取属于单位部分产权的住房折旧费，用于住房维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集资建房的单位或职工，擅自向社会出售住房，除没收非法所得外，并按非法所得的一倍处以罚款。凡弄虚作假，骗取减免税费，除责令退回减免税费，并按减免税费的一至三倍处以罚款。

凡以公款充私款，骗取产权的，要收回住房或产权。

第二十四条 市辖六县、阎良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办法，报市房改办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房改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单位集资建房：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距离城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住房建设规划的前提下，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利用单位自用土地进行集资合作建房。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符合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什么是集资建房?

答: 集资房是改变住房建设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的制度,实行政府、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承担,通过筹集资金,建造的房屋。职工个人可按房价全额或部分出资、信贷、建材供应、税费等方面给予部分减免。集资所建住房的权属,按出资比例确定.个人按房价全额出资的，拥有全部产权，个人部分出资的，拥有部分产权。

篇6：集资房建设方案

有资料表明, 2006年, 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非法集资案件1999起, 涉案总价值296亿元;2007年, 全国公安机关所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2059起, 涉案总价值156.5亿元;2008年1月-11月, 全国公安机关共受理此类案件1590起, 立案侦查1416起, 涉案金额100亿元以上。非法集资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1]。对近年来全国发生的有较大影响的十大集资案件进行分析 (详见表1) , 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1) 集资者大多利用欺骗手段集资。

集资行为人为筹集资金, 采取欺诈、蒙骗等手段, 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在招股说明书、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 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鼓动群众参与非法集资。

(2) 集资资金没有科学合理运用。

社会公众将资金提供给非法集资人, 非法集资人对于资金用途并不真正明确。集资资金需要财务上的连续性, 收益必须大于成本, 但盲目投资较多。浙江本色集团吴英在短短3个月之内, 买下了东阳汉宁街100多间铺位, 投资了本色商贸城和本色汽车服务、本色网吧、本色建材城、本色概念酒店、本色咖啡馆等产业, 注册12家实业公司, 成立了本色集团。吴英为集资款所付的利息为6~7分, 有的甚至高达1毛, 但正常投资均不能达到如此回报。

(3) 基本是以高收益为主要手段。

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非法集资活动给出的条件往往十分优惠, 以高投资回报为诱饵, 吸引客户签订合作经营协议或委托租赁书, 骗取受害人钱财, 让人无法不动心, 从而不自觉陷入非法集资的泥潭。

(4)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资金使用过程缺乏监督制约。

集资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 没有完全按照公司法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相应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筹集的资金没有合理支配。银泰集团被查处审计后发现1.58亿元资金游离于公司财务之外, 集资户的钱是通过银行汇到公司提供的帐户的, 这些钱无论是转账还是取现, 银行和财务上肯定都应会有记录, 资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规范。

(5) 集资资金没有风险化解机制。

银行把吸收的存款依据央行规定, 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一个法定存款准备金, 可以有效控制风险。当集资发生挤兑时, 资金周转出现困难, 银泰集团的企业利润无法支撑高额集资利息, 只能暂时偿还公司高管、政府官员的集资款, 原因是资金风险没有化解机制, 非法集资将难以为继。

(6) 广大投资者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和风险判别能力。

集资者以高息为幌子, 企业集资常采用口头协商、打借条、中间人担保等方式, 资金没有任何抵押担保措施, 缺少相应贷款保证金, 一旦经营失败, 作为投资人, 集资资金很难要回。

2. 合法金融、民间融资、非法集资的边界比较与思考

合法集资与非法集资的界定:根据《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1999]41号) 中的概念, 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 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非法集资主要有两个特点: (1) 放贷人利息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 以目前一年期贷款6.66%来计算, 即年息超过26.64%。 (2) 没有经过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允许, 包含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 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5]。

从我国金融体系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的要求看, 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向地面、由“暗箱式”操作走向“阳光化”运作、由无合法身份走向合法经营, 都是民间借贷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6]。

3. 从非法集资案视角谈我国融资体制的改革

(1)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提高融资多元化的认识。

政府部门需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并认识到民间融资的积极作用及其存在合理性, 提高融资多元化的认识, 通过正确的引导使其合法化。社会集资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同时存在, 只能通过融资方式转化。

(2) 积极创造融资行为的法律环境。

我们认为应该加快利率完全市场化进程, 打破现有法律框架束缚, 循序渐进, 形成一个反映资金供求关系的利率水平, 利率根据市场情况由借贷双方协商制定, 不该有上限限制, 只要融资主体能消化, 双方都能接受就是合法的利率, 法律都要予以保护, 在规范“合法”融资行为的同时, 精心培育和呵护市场。

(3) 加强集资行为的监督与管理。

(1) 所有融资行为实行登记制, 纳入整个管理范围。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对集资行为的管理力度, 完善民间集资管理办法, 明确民间借贷登记备案的机构部门, 对辖区内所发生的融资行为实行登记制。

(2) 加强对农村集资行为的宣传教育和法律引导, 使广大群众从法律、政策上对民间借贷有详尽了解, 自发规范自身借贷行为。

(3) 加强宏观调控, 搭建融资平台, 做到专款专用。将民间融资纳入宏观调控的视野, 对社会公众进行民间借贷的风险提示。借款人在借款时应出具借款事由说明书, 对借款用途进行详细说明, 做到专款专用。

(4) 加强民间集资的金融监管。民间集资为许多企业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弥补当前银行信贷工作的不足。加强对民间集资活动的日常监管, 力争及早发现问题, 不能等问题完全暴露出来后才定性为非法集资案件。

(4) 加快成立贷款公司, 做好融资平台的建设。

引导民间借贷向组织化、机构化方向发展。目前, 我国的民间借贷主要是个人借贷形式。要引导放贷的个人向贷款公司转化, 发展纯粹民间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和互助金融组织, 逐步使这些正规化的民间金融机构成为民间金融市场的主体, 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发挥贷款公司信用中介的功能, 为民间借贷搭建平台。加快贷款公司的成立步伐, 探索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 为民间借贷的双方牵线搭桥, 贷款公司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 为委托人提供更多的投资理财机会, 最终使民间借贷由地下操作变为公开、合法。

参考文献

[1]今年全国非法集资立案1416起[N].中新网, 2008-2-17.

[2]近年丽水部分集资案件一览[J].法律与生活, 2009 (3) .

[3]集资诈骗2亿余元“新同舟”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判无期[N].新华网, 2008-08-27.

[4]欧阳洪亮.非法集资湘西统战部长滕万翠被双规[N].广州日报, 2008-11-05.

[5]中国人民银行法规 (1999年01月27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