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情民意分类处理机制（通用3篇）
篇1：社情民意分类处理机制
**镇建立社情民意调查分析解决机
制
为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建言献策的积极性，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推进我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原则，我镇建立试行社情民意调查收集、分析、办理承诺、办结反馈、工作考评等五项制度，积极探索建立社情民意调查分析解决机制，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联系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切实提升维护和实现全镇群众利益的水平。
一、建立调查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我镇分别组建以镇党委为领导、村两委班子成员为主体的社情民意调查组织，采取镇党委班子成员联系村党组织，村党组织成员联系党员中心户，党员中心户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四联”方式，形成社情民意调查收集网络。同时，通过建立民情责任区、设立社情民意信箱、开通社情民意热线、发放民意调查问卷、选派党员民情信息员、召开民情恳谈会以及开展“党员联户询民意、干部下乡访民情”、党群干群“情感沟通日”活动等多种途径，进一步畅通广大农村党员群众反映情况、表达诉求的渠道，使农村基层组织能够更加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社情民意，建立起全方位、常态化的社情民意收集机制。配备一本“社情民意登记薄”，驻村联络员和村干部随时记载村民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和群体倾向性的变化情况、群众的意见建议以
及各类问题的处理结果；开通一条民情热线，镇党委成立民情热线办公室，设立了一部热线电话，安排专人24小时轮流值守，群众反映的问题根据不同情况在3至5日内反馈承办结果；每月组织一次“民情日”活动，由镇村干部现场办公，面对面听取和收集社情民意。
二、建立分析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对策
针对调查收集到的各类问题，镇村党组织按照社情民意信息内容，把社情民意划分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矛盾纠纷、便民利民服务及其他社情民意等几大类，及时对收集到的社情民意进行认真梳理、汇总、分类，建立社情民意收集档案，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对不同渠道收集来的社情民意进行专题分析、综合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把广泛收集信息与深入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把及时发现问题与加强分析论证、积极提出建议结合起来，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研究，准确把握界定群众的思想脉搏和意见诉求，找出、找准深层次的矛盾和规律性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建议、对策，使社情民意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党委政府了解民情、体察民意的过程，把分析结果作为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三、建立解决机制，确保民意充分落实
镇村党组织坚持把为民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作为衡量村级社情民意收集分析效果的重要标准，本着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先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从群众意见最大、最不满意的事情改起，从群众最希望办、眼前能够办好的事情做起，对能够解决的一般社情民意事项，逐项落实责任人，明确工作目标、措施办法、办理时限，逐一抓好落实，立即解决；对能够解决的重大社情民意事项，严格按照村级组织“四议三公开两报告”工作法和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方法，限期解决；对不能解决、需要上级或有关部门协助才能落实的，分类整理、归口逐级上报，争取上级支持，尽快解决；对暂时无法落实的，向群众说明缘由，取得群众理解；对落实效果群众不满意的，立即进行整改，直到群众满意为止。同时通过召开社情民意通报会、发放社情民意反馈卡、设立社情民意公开栏及民意反馈网上专栏等多种形式，将社情民意落实情况及时向广大群众反馈，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
**镇人民政府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篇2：社情民意分类处理机制
积极倾听民意是建设法治型政府的前提
政府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们执政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倾听民意、顺应民意, 才能体现现代行政的公共性、民主性、法制性, 也能更加有效维护群众的利益。
(一) 倾听民意, 能充分掌握民情, 增加政府管理的科学性
尊重民意是一种政治智慧, 也是一种执政本领。只有充分了解民意, 才能知民心、晓民情、化民怨、集民智, 确保权力运行贴近民意并顺应民意, 并从民意表达中找出化解矛盾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无数事实表明, 民意表达的缺失是许多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
(二) 倾听民意, 能扩大公众参与, 提升政府管理的民主性
政府工作说到底是代表“民益”, 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 政府再好的愿望群众也不买账。只有倾听民意, 才能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政府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只有为群众所了解, 才能被群众所理解。以“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为内容的“天津精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就是天津市委、市政府广泛征求民意的结果;醉驾入罪引起各界的积极反响, 也始于对民意的呼应。
(三) 倾听民意, 能加强舆论监督, 增强政府管理的公信力
及时倾听民意, 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可以强化公众对政府的监督, 可以防止领导个人说了算, 可以杜绝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滋生及贪污腐败、职务犯罪等行为的发生。民意监督不受地域、行业、领域限制并且干预迅速, 网络、媒体等可在数小时内产生监督效果, 这是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比拟的。
积极回应民意, 是建设法治型政府的关键
对民意, 是高度重视、积极回应、认真听取、合理采纳, 还是敷衍了事、消极应付、压制打击?态度不同、做法不同, 效果截然相反。法治型的政府, 必然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民有所愿、我有所干”。
积极回应民意, 体现着政府亲民为民的诚意。群众的意见建议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绝大多数人的本意还是出于对政府工作的信任支持、鼓励鞭策。无论意见建议是否被采纳, 群众只要得到一个满意的交待, 就会增强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重视民意反馈, 就是对民众的重视, 就是对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
积极回应民意, 是决策实施的有力保障。充分的民意表达以及政府的及时有效回应, 能够缩短公众与决策者之间的距离, 减少不必要的误解隔阂, 进而化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增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感, 进而会更加支持政府的工作。
积极回应民意, 是决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政策或决定执行过程中, 通过收集民意信息, 可以检验政策是否存在问题或有不完善的地方, 通过适时加以调整, 可以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在政策执行完成后, 可以通过搜集民众评价信息, 确认取得的效果。
依法处理民意与政府管理关系, 加强法治型政府建设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 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公民要依法进行民意表达, 政府要依法处理民意与政府管理的关系。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也是整合民意的基本途径。不同社会主体、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利益诉求, 只有以宪法和法律为评价标准, 才能发现和把握并妥善处理好民意。
(一) 对民意表达要持宽容态度
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最基本的就是话语权和表达权。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 其间便包含着批评建议权。如果对民意表达一味求全责备, 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漠视打压, 不仅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 而且无助于矛盾问题的解决, 还可能引发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形象的塑造, 不是在权力专行中, 而是在依法行政里;不是在对民声的粗暴压制中, 而是在对民声的倾听处置里;不是在与民意的对抗中, 而在与民意的同频共振里。
(二) 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 应该是公民具有理性的社会, 尽量避免激烈的有破坏性的表达方式。为此, 要加强对群众的政策法律法规教育, 正确辨别利益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增强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反映问题的意识和自觉性。要引导群众正确对待自身利益, 摆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引导群众按照程序, 依据政策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使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更加理性化、合法化。
(三)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地气, 眼睛向下看, 身子往下沉,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使决策和管理更加符合民意, 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要一步推进网络问政。各级政府要积极利用网络这一平台, 打开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 构筑汇集民智的决策平台, 架起解决民需的和谐桥梁。要建立社情民意调查制度、社会舆情分析制度, 及时掌握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
(四) 深化政务信息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都要向社会公开。要通过扩大公开范围, 细化公开内容, 提高公开的质量和实效, 让人民群众及时充分了解政府信息, 知道政府要干什么、在干什么、干得怎么样, 使公开成为政府搭接民意的“直通车”。
(五) 完善制度设计
篇3：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机制
关键词：“人肉搜索”；正义观；权利救济；道德审判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65-02
一、问题的提出
现象一：“人肉搜索”第一案。2007年12月29日，女白领姜某从24层楼跳楼身亡。她生前写下的“死亡博客”中，将原因归咎为丈夫王某的不忠，并贴出丈夫和第三者的照片。网友将她的故事发到天涯并对王某展开“人肉搜索”，将其及第三者的电话、地址、公司等信息公诸网络。王某在网上被通缉、追杀、恐吓，其所就职的公司迫于网民压力将其辞退。2008年3月，王某将涉事网站告上法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判决原告王某胜诉，涉事网站侵犯了原告王某的名誉权及隐私权，判网站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王某精神抚慰金。这一诉讼首次将“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推向了司法领域，催生出“反网络暴力”中国第一案[1]。
现象二：徐州立法叫停“人肉搜索”。2009年1月18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不得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违法行为人，最高可罚款5 000元；情节严重的，半年内禁止计算机上网或停机，一些违法的单位，还可能面临吊销经营许可证或取消联网资格的处罚[2]。该条款被绝大多数网友视为对“人肉搜索”的禁令，而社会各界对此禁令是否合理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两则现象分别从司法和立法方面反映了一定区域内公众和司法机关对“人肉搜索”现象的关注。而笔者将从法理学视角对这一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生现象进行分析。
二、法理学视野中的“人肉搜索”现象
(一)正义观的民间表达
“人肉搜索”中的行为主体，被称为“网民”。他们关心时政、关注社会热点，有参与社会事务和表达自我的强烈愿望。他们在网上的身份，区别于现实社会中具体从事的职业或社会地位，而只是作为最普通的公众，以一种民间表达的方式参与网络讨论。而网络对话语权的解放，极大地实现了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民间表达的渠道，使互联网成为广大民众自由发声的乐土[3]。在“人肉搜索”的案例中，发起者通常是以自己的主观正义为驱动，在网络上寻求正义的支援，并在“是为正义而不得以为之”的主观优越感下任意而为，往往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或其他侵权行为。有学者指出，“人肉搜索”是在捍卫正义的旗号下，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揭露他人隐私，淹没另一方的正当表达的权利，是“一种扭曲的广场式狂欢”[4]。
这样一种方式存在明显的缺陷——群体无理性。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提出“群体极化”时特意强调，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5]。对此，勒庞解释到，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集体心理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差别。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6]。在网络论坛和各大BBS上，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冷静理性的帖子往往被束之高阁，而走向极端、言辞激烈者则倍受瞩目，应者云集。网友们并没有因为讨论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从而冷静下来，却随着讨论的深入比原先坚持的看法走得更远，变得更激愤，甚至超过了对于具体问题认知的愿望和应对能力。
（二）互联网时代的权利救济方式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有了新的扩展，为人们提供了讨论和争论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网络场所，提供了一个全新并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新的私力救济的表达平台。众多“人肉搜索”案例，正是通过互联网来维权。瑞因高德在《虚拟社区》中指出，“由于互联网具有较佳的互动性，容易接近使用，理论上可以提供无数管道，所以能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7]此外，因为互联网的平等、开放、界面友好、易于进入、匿名的特征使得在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中寻求权利救济的成本更低。网民所采用的“人肉搜索”行为，实质是在现实世界和正规途径下觉得无能为力时，在诉讼之外寻求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通过“人肉搜索”促使现实中的对方当事人依据现行法律规则或者是社会普遍正义与美德的要求行事，促使对方履行法律甚至是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方式致命的缺陷在于置程序正义于不顾，借用黑格尔所言，“在无法官和无法律的社会状态中，刑罚经常具有复仇的形式，但由于它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从而与内容不相符合，所以始终是有缺点的。”[8]
（三）网民自发的道德审判
“人肉搜索”是以道德评判形式出现的一种社会控制方式，其运行是基于这样的机理：通过搜索，揭开被搜索者的“面纱”，将那些为道德所不欲行为者置身于其现实生活的群体并接受舆论谴责。此外，这种控制方式无疑具有较高的效率：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被一部分人群以相对较低的信息成本观察到，而其他人群观察该行为的成本较高，那么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来行使监督权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9]。当被搜索者所为有违道德的行为能被现实生活群体中的人从网络中以较低成本获悉并被揭露出来，则来自网民的舆论谴责无疑将会给行为人形成巨大压力并遏止该失范行为的再度发生，间接达到社会控制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道德的合理性基于“善”，但这并没有给予道德以“善”凌“恶”的充足理由，更不能以多数人的道德观强加于少数人的主观意识中。正如约翰·密尔在他的《论自由》中写道:“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为正当。”
三、网络舆论的规制措施
（一）内部规制
一是，制定网络自律规范。网络舆论中充斥着作为有限理性的人的各种自利行为，在“群体无理性”的怂恿下，突出表现为利用“人肉搜索”所为的任意侵犯他人隐私、干扰他人生活安宁的种种失范行为。网络行为规范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内部的网络理性，对网民进行行为约束，并在网络环境中渗入理性与有序的行为规制。
二是，特殊领域的网络实名制。在“人肉搜索”这样极易对民众隐私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领域，实行实名制是必要的。
（二）外部规制
1.民法中的人格权保护规则
对“人肉搜索”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主要体现为民法中有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以及生活安宁权等人格权保护规则。“人肉搜索”易引发争议之处即在于它可能会与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格权发生冲突，因而法律中有关公民隐私权等人格权的规定在这里显得格外重要，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必须对之予以严格遵守。
2.司法案例的价值导向作用
通过法律对网络舆论进行规范无疑是最为正当合法的方式，但是法律规则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在一些突发的新情势下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新情况而做出的司法案例往往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正如哈耶克所言，“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自发生成的规则予以纠正的另外一种主要场合为：当社会实践中产生出全新的情势而法律又不可能对之作出可欲的且迅疾的调试，由司法判决来扭转业已发生且在后来被认为具有不可欲之后果或者被认为是根本错误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可能使人们依此前的判决所产生的合理预期落空。”[10]
3.司法解释的创制
关于“人肉搜索”的法律问题，讨论最多的莫过于它侵犯公民隐私权的问题，但隐私权因其与其他权利所不同的特殊性，因此其边界有一定的模糊度，隐私权在正式法律中的规律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在人格保障上的一大缺失。因此，要从隐私权着眼，首要在于司法解释的创制，在司法视野的明确，这不仅有利于法律主体形成正确预期并在该预期的指引下参与社会活动，也有利于网络运营商对不合适的搜索予以监督和防范，还有利于案件发生后法官的依法裁决。
四、结语
哈耶克曾说，“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由“人肉搜索”现象所折射出的网络舆论，体现了互联网技术下虚拟空间的文化发展与科技时代的文明层次。在这一现象的初期，出现诸多失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使得其一步步走向规范。对于“人肉搜索”这一新生现象，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尝试建立规范制度，才是良好的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1]何春中.“网络暴力第一案”：法院并不全盘否定“人肉搜索[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
2008/12-22/1496542.shtml,[2012-07-05].
[2]徐州立法明确禁止“人肉搜索”[EB/OL].中国法理网,http://www.jus.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35,[2012-07-05].
[3]邹军.虚拟世界的民间表达——中国网络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09.
[4]彭兴庭.“人肉搜索”是多数人的暴政？[J].检察风云,2008,(16).
[5][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9.
[7]Rheingold.H,The virtual community[EB/OL].http://www.rein-
ghgold.com,[2008-3-12].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8.
[9]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