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通用4篇）

篇1：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作者：乌有之乡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23009

更新时间：2004-3-12

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

可以有很多标题来描述新政治经济学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重新认识政治和经济，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重新认识计划和市场，重新认识垄断和竞争，重新认识人性和兽性，重新认识文艺复兴，重新认识工业革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认识西方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革命和改良，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重新认识自由和必然，重新认识民主和专制，重新认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重新认识国际共运，重新认识孔夫子、柏拉图、墨子、卢梭，重新认识中外历史上的各思想流派，重新认识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等等。有了新政治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新认识。

二、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新是与旧相比较的。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把市场看成是一个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一个价格机制。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价值规律存在的前提是没有任何类型的垄断，无论是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还是权力垄断。如果存在垄断，则即使某产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平均利润时，资本也无法流入该产业，从而无法使“价格回归价值”，使价值规律失效。事实上，商品价格取决于价值的说法，从根本上掩盖了每一次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掩盖了每一次交易的不平等，从而使价格神秘化、合理化了，使市场机制神秘化、合理化了。因此，价值规律和“看不见的手”在客观上虚构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法律、道德文化存在的市场，一个能够在长期竞争中自我均衡、不导致垄断和危机的完美市场，从而曲解了历史和现实。

相反，通过对西方崛起的历史的重新梳理，新政治经济学认为，贸易、市场、商品、货币的历史远比近现代资本主义悠久，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如果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今天也不存在。如果说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从来（至少从部落社会解体之际起）就存在。

资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需要重新定义。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生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不进入交换的物质生活（按文化习俗进行的日常生活等，其间大量的人际分工和交换在亲人、熟人之间发生，不服从讨价还价、弱肉强食原则）；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小规模、短距离、低利润、剩余物品的交换，以农村的集市为典型；第三层是资本主义，由大商人经营的大规模、长距离、高利润、垄断性的贸易。按此定义，工业革命以来，垄断程度不断增高，资本主义日益进展，市场经济则不断萎缩。这种定义的好处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垄断在经济现实中的存在，有助于反对垄断，而保护比较透明、公平、微利的集贸市场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揭露国际垄断资本借自由市场之名而行世界性垄断之实的真面目。借助这一定义，布罗代尔栩栩如生地揭示了15-18世纪西欧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给人极大的震撼和启示。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定义资本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和资本是社会组织化的两种基本途径，谁也没有离开过谁。事实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是在国家权力强大以后，才有资本积累的急速扩张。相反，国家权力衰弱的国度，如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南美、非洲等国，则成了欧洲资本积累的来源。因此，不能因为有资本存在，就称该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因为有权力存在，就称该社会为封建主义或其他权力主义社会。要害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还是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则是非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这一定义，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基本上都是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的国家，因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发达国家，恰恰是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支配本国权力的国家，因而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从属于世界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社会的根源》中可以隐隐见到这种定义。同样按照这一定义，中国至少从秦汉以来，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高度垄断、庞大的资本集团[1][1]，也不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而在于权力体系的构成和权力文化不同。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定义一旦更新，全部历史就必须重写。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正在于此。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何在？

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各国。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一点都不新，无非是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的理念穿上了马甲。面对这股潮流，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纷纷或者丢盔弃甲、败下阵来，或者改弦更张，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绿党、NGO大声疾呼：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实际上却失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想像。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无分男女老少，无分有产无产，无分左派右派，或者接受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观[2][2]。一个市场逻辑受到约束的世界是怎样的？肯定是一个有权力、有文化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公共权力高于资本权力的时代。但是，一切公共权力已经都被批透了，或者是封建的，或者是专制的，或者是腐败的，总而言之是不好的。

那么，没有权力和文化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竞争到自由垄断的社会，就是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社会。

因此，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为此，则必须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的关系，重建历史真实。

四、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和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什么关系？

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一份初级书目，旨在打开新的阅读思路，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懂得人类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和曲折性，理解人类、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特别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革命史、当代史，从而认识当代中国的改革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意义。真实世界基本书目的最后一本书，《开放社会科学》，其实就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则是一份高级书目。阅读完本书系，就可能建立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历史视野，可以与洛克、斯密、马克思、韦伯等西方思想大家对话，看到这些思想家各自的贡献和历史局限，可以看到这些思想过去是怎样征服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是怎样被引导而误解历史的。更进一步，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各派思想家和学者是怎样受新自由主义历史观迷误而对自己的国家作出错误诊断，开出错误处方的。这一书系还可能培养起一种严谨的学术作风，学会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在古今中外的广泛比较中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

正如开篇所述，这一书系的理论潜力十分巨大，是一座有待大规模开发的思想金山。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还只是探索了这一思想金山的部分矿脉。一旦其潜力完全开发出来，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对自身的认识都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更进一步，甚至不排除改写人类的实践进程的可能。在这里，人类社会或者能够找到摆脱毁灭阴影，实现世界大同的全新道路。中国的学人，以及现在正思考社会问题的学生，应该完全有能力成为这座思想金矿的开发者。

五、新政治经济学书目的内在线索和阅读顺序

卡尔·博兰尼（又译波拉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撇开理论成见，研究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市集。他揭示出，至少直到19世纪为止，市场都只是在复杂的社群生活网络中受到高度限制的一个子网络。由于市场内在地具有分裂社会、瓦解信任关系、制造人际对立的倾向，把市场交换行为限制在长期密集互动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和文化礼仪中，可以消除或者减弱市场的破坏性。该书有力地打破了将市场等同于进步和文明的思维定式，对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锐基等都多有启发。

布罗代尔同样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读完该书，人们很难不赞同布罗代尔对人类物质和经济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真正站到反对各种形式垄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平民立场上来。由此，人们还能清楚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其实是国际垄断资本全面控制各国经济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无数人民平等交易的自由。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心则在于揭示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和运动。同样是通过对13世纪以来欧洲世界经济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告诉我们，奴隶制、农奴制、雇工制并不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而是采取不同用工制度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产业多样，技术复杂，需要采取自由雇工制；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产业单一，技术落后，需要采取奴隶制；而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则可以采取农奴制或隶农制。这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按部就班地进步的。发达国家的今天并非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相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源源不断地吸取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源，从而制造和巩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当然，现代世界体系并非象古代帝国那样有明确的统治中心、疆域，这两者都会不断迁移。但是，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却是很难变化的。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视野更加开阔。弗兰克通过对早期欧亚经济联系的考察发现，15至18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欧洲则是边缘地区。美洲大陆的开发，使欧洲能够用美洲的黄金、白银买到一张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的车票。当然，最后欧洲客人穿越各节车厢，夺取了火车头的地位。但是，这至少说明，那种认为亚洲经济停滞、僵化，缺乏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的传统看法完全错误，欧洲中心论完全错误。

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则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的不断转移作了深入考察。他将布罗代尔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事实，“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该书有两大命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每一个霸权都对应着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而每一个周期都有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因此，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现代，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二是，新的霸权替代老的霸权，新霸权的集权程度一定会更高。美国霸权的崛起，是由于美国发生了一场管理革命，是用大规模的集权企业体系取代了英国小型的市场型的企业体系，从而决定性地提高了生产和组织的效率。

这五种书的学术性很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相比之下，《漫长的20世纪》稍微轻松有趣，现实感也最强，可先读。《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不在逻辑上，而在史料对比的新颖和丰富上。首次阅读可以忽略论证过程，这样该书将变得轻松易懂。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和博兰尼的书也可以这样读，先忽略比较论证，注意事实和逻辑。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再注意浩如烟海的文献。

在来源性和介绍性著作中，汪晖和许宝强主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值得特别重视，该书精选了上述作者的代表性观点和论述，评论也很精当。

六、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从根本上说是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奠基于19世纪，流行至今的西方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原子论的，即总是希望寻找一个事物的基本构成单位，从基本构成单位的特征中推演出事物的性质。因此，斯密假设了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模型，并把该模型无条件地推广至全部人类生活；马克思则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推演出剩余价值的存在，进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原子论相应的，则是决定论。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都蕴含着原子决定整体的基本假设。在同样的逻辑演绎中，一国如果不发达，是因为该国的国民性，而不是因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中遭到中心国家的剥削。一个人如果犯罪，或者是因为这个人受本能驱动（弗洛伊德学说），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有某种犯罪基因，而不是这个人受贪婪的社会文化鼓动、急于摆脱贫困。由于原子论或原子主义是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因此西方学术研究越来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科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窄，越来越看不清复杂事物相互作用的整体规律，迷失在浩渺的原子性现象的海洋中。在主观上，原子论似乎有助于民主价值观，因为原子论强调国家由每一个公民构成。在客观上，当所有的知识分子引导公众迷失于细碎的现象中时，掌握全局的政治家反而能够摆脱公众的制约，专制地操纵舆论、操纵社会。

物极必反，整体主义方法论终于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声。在自然科学中，杰里米·里夫金等人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伊·普里高津著的《从混沌到有序》开创了这一局面。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是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即新政治经济学。

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什么最新的方法论，而是中国从易经、道德经以来的长期学术传统，也是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基督教的传统。由于牛顿力学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东西方的整体主义传统被原子主义的方法论取代了。应该承认，整体主义方法论可能不利于相对静止、孤立、可分割的自然现象的探索。但是，社会却是迅速变化、联系复杂、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原子论引入社会历史研究时，盲人摸象的错误就注定了。而整体论引入自然现象的研究，则是大炮打了蚊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全盘否定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流行的社会科学，否定了无数仍然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治经济学将揭开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

七、善恶历史观的回归

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一种奇妙的逻辑。人是自私的，无数自私者的相互作用将形成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都认为，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或动力。

然而，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下，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恶固然促成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的丰富，一部分人生活的便利，但也促成了无数次战争、危机、饥饿、疾病，促成了“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促成了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和热核战争的危险，从而使人类走上毁灭之路。

出路只有一个。至少要有一部分人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站在整体的立场上（整体利益驱动，善），而不是个人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上（个体利益驱动，恶），挺身而出，引导公众弃恶从善，追求长远和整体利益，避开自相残杀的毁灭之路。如此，则一种善恶史观，而不是进步史观将回到日常生活中。只有善占据历史解释的至高点，现实生活中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才能够从根本上受到约束和引导，一切罪恶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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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彭雨新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朝最大的商人——宁波商人拥资2000万两白银，为清朝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意味着，清代中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就单一资本集团的资本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例而言，清代中国也远远高于当代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要达到这一比例，美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必须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2][2]有公共权力存在并制约的资本主义，可能不会走向两极分化，可能不会产生完全的无产阶级，从而与马克思的历史期望不同。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把一切用权力约束资本，从而阻缓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都打上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标记。

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论）核心书目：

1、波拉尼：《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5月,定价90元(3卷)；

3、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II,III》，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定价95元(3卷)；

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定价35元；

5、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定价25元。

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论）介绍性及来源性书目：

1、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定价18.40元；

2、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33元；

3、汪晖、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定价23元；

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定价21元。

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8年3月,定价28元。

6、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定价21元;

7、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商务印书馆;

8、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定价28元。

9、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定价17元

10、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89年2月。

篇2：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核心书目、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2、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

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一、二、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4、[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5、[意]杰奥瓦尼·阿瑞吉 《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

介绍性及来源性书目、[埃及]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2、许宝强、渠敬东选编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3、[美]保罗.巴兰 《增长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论丛》《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央编译出版社 6、王正毅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l商务印书馆、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保罗.巴兰、保罗.斯威 《垄断资本：论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商务印书馆 9、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科文献出版社 10、劳尔.普雷维什 《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

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 可以有很多标题来描述新政治经济学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重新认识政治和经济，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重新认识计划和市场，重新认识垄断和竞争，重新认识人性和兽性，重新认识文艺复兴，重新认识工业革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认识西方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革命和改良，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重新认识自由和必然，重新认识民主和专制，重新认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重新认识国际共运，重新认识孔夫子、柏拉图、墨子、卢梭，重新认识中外历史上的各思想流派，重新认识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等等。有了新政治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新认识。

二、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新是与旧相比较的。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把市场看成是一个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一个价格机制。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价值规律存在的前提是没有任何类型的垄断，无论是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还是权力垄断。如果存在垄断，则即使某产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平均利润时，资本也无法流入该产业，从而无法使“价格回归价值”，使价值规律失效。事实上，商品价格取决于价值的说法，从根本上掩盖了每一次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掩盖了每一次交易的不平等，从而使价格神秘化、合理化了，使市场机制神秘化、合理化了。因此，价值规律和“看不见的手”在客观上虚构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法律、道德文化存在的市场，一个能够在长期竞争中自我均衡、不导致垄断和危机的完美市场，从而曲解了历史和现实。

相反，通过对西方崛起的历史的重新梳理，新政治经济学认为，贸易、市场、商品、货币的历史远比近现代资本主义悠久，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如果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今天也不存在。如果说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从来（至少从部落社会解体之际起）就存在。资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需要重新定义。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生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不进入交换的物质生活（按文化习俗进行的日常生活等，其间大量的人际分工和交换在亲人、熟人之间发生，不服从讨价还价、弱肉强食原则）；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小规模、短距离、低利润、剩余物品的交换，以农村的集市为典型；第三层是资本主义，由大商人经营的大规模、长距离、高利润、垄断性的贸易。按此定义，工业革命以来，垄断程度不断增高，资本主义日益进展，市场经济则不断萎缩。这种定义的好处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垄断在经济现实中的存在，有助于反对垄断，而保护比较透明、公平、微利的集贸市场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揭露国际垄断资本借自由市场之名而行世界性垄断之实的真面目。借助这一定义，布罗代尔栩栩如生地揭示了15-18世纪西欧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给人极大的震撼和启示。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定义资本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和资本是社会组织化的两种基本途径，谁也没有离开过谁。事实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是在国家权力强大以后，才有资本积累的急速扩张。相反，国家权力衰弱的国度，如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南美、非洲等国，则成了欧洲资本积累的来源。因此，不能因为有资本存在，就称该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因为有权力存在，就称该社会为封建主义或其他权力主义社会。要害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还是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则是非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这一定义，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基本上都是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的国家，因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发达国家，恰恰是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支配本国权力的国家，因而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从属于世界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社会的根源》中可以隐隐见到这种定义。同样按照这一定义，中国至少从秦汉以来，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高度垄断、庞大的资本集团[1][1]，也不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而在于权力体系的构成和权力文化不同。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定义一旦更新，全部历史就必须重写。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正在于此。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何在？

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各国。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一点都不新，无非是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的理念穿上了马甲。面对这股潮流，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纷纷或者丢盔弃甲、败下阵来，或者改弦更张，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绿党、NGO大声疾呼：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实际上却失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想像。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无分男女老少，无分有产无产，无分左派右派，或者接受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观[2][2]。一个市场逻辑受到约束的世界是怎样的？肯定是一个有权力、有文化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公共权力高于资本权力的时代。但是，一切公共权力已经都被批透了，或者是封建的，或者是专制的，或者是腐败的，总而言之是不好的。

那么，没有权力和文化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竞争到自由垄断的社会，就是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社会。

因此，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为此，则必须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的关系，重建历史真实。

四、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和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什么关系？

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一份初级书目，旨在打开新的阅读思路，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懂得人类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和曲折性，理解人类、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特别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革命史、当代史，从而认识当代中国的改革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意义。真实世界基本书目的最后一本书，《开放社会科学》，其实就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则是一份高级书目。阅读完本书系，就可能建立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历史视野，可以与洛克、斯密、马克思、韦伯等西方思想大家对话，看到这些思想家各自的贡献和历史局限，可以看到这些思想过去是怎样征服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是怎样被引导而误解历史的。更进一步，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各派思想家和学者是怎样受新自由主义历史观迷误而对自己的国家作出错误诊断，开出错误处方的。这一书系还可能培养起一种严谨的学术作风，学会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在古今中外的广泛比较中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

正如开篇所述，这一书系的理论潜力十分巨大，是一座有待大规模开发的思想金山。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还只是探索了这一思想金山的部分矿脉。一旦其潜力完全开发出来，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对自身的认识都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更进一步，甚至不排除改写人类的实践进程的可能。在这里，人类社会或者能够找到摆脱毁灭阴影，实现世界大同的全新道路。中国的学人，以及现在正思考社会问题的学生，应该完全有能力成为这座思想金矿的开发者。

五、新政治经济学书目的内在线索和阅读顺序

卡尔.博兰尼（又译波拉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撇开理论成见，研究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市集。他揭示出，至少直到19世纪为止，市场都只是在复杂的社群生活网络中受到高度限制的一个子网络。由于市场内在地具有分裂社会、瓦解信任关系、制造人际对立的倾向，把市场交换行为限制在长期密集互动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和文化礼仪中，可以消除或者减弱市场的破坏性。该书有力地打破了将市场等同于进步和文明的思维定式，对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锐基等都多有启发。

布罗代尔同样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读完该书，人们很难不赞同布罗代尔对人类物质和经济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真正站到反对各种形式垄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平民立场上来。由此，人们还能清楚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其实是国际垄断资本全面控制各国经济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无数人民平等交易的自由。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心则在于揭示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和运动。同样是通过对13世纪以来欧洲世界经济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告诉我们，奴隶制、农奴制、雇工制并不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而是采取不同用工制度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产业多样，技术复杂，需要采取自由雇工制；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产业单一，技术落后，需要采取奴隶制；而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则可以采取农奴制或隶农制。这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按部就班地进步的。发达国家的今天并非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相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源源不断地吸取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源，从而制造和巩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当然，现代世界体系并非象古代帝国那样有明确的统治中心、疆域，这两者都会不断迁移。但是，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却是很难变化的。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视野更加开阔。弗兰克通过对早期欧亚经济联系的考察发现，15至18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欧洲则是边缘地区。美洲大陆的开发，使欧洲能够用美洲的黄金、白银买到一张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的车票。当然，最后欧洲客人穿越各节车厢，夺取了火车头的地位。但是，这至少说明，那种认为亚洲经济停滞、僵化，缺乏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的传统看法完全错误，欧洲中心论完全错误。

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则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的不断转移作了深入考察。他将布罗代尔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事实，“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该书有两大命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每一个霸权都对应着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而每一个周期都有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因此，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现代，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二是，新的霸权替代老的霸权，新霸权的集权程度一定会更高。美国霸权的崛起，是由于美国发生了一场管理革命，是用大规模的集权企业体系取代了英国小型的市场型的企业体系，从而决定性地提高了生产和组织的效率。

这五种书的学术性很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相比之下，《漫长的20世纪》稍微轻松有趣，现实感也最强，可先读。《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不在逻辑上，而在史料对比的新颖和丰富上。首次阅读可以忽略论证过程，这样该书将变得轻松易懂。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和博兰尼的书也可以这样读，先忽略比较论证，注意事实和逻辑。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再注意浩如烟海的文献。

在来源性和介绍性著作中，汪晖和许宝强主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值得特别重视，该书精选了上述作者的代表性观点和论述，评论也很精当。

六、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从根本上说是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奠基于19世纪，流行至今的西方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原子论的，即总是希望寻找一个事物的基本构成单位，从基本构成单位的特征中推演出事物的性质。因此，斯密假设了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模型，并把该模型无条件地推广至全部人类生活；马克思则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推演出剩余价值的存在，进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原子论相应的，则是决定论。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都蕴含着原子决定整体的基本假设。在同样的逻辑演绎中，一国如果不发达，是因为该国的国民性，而不是因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中遭到中心国家的剥削。一个人如果犯罪，或者是因为这个人受本能驱动（弗洛伊德学说），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有某种犯罪基因，而不是这个人受贪婪的社会文化鼓动、急于摆脱贫困。由于原子论或原子主义是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因此西方学术研究越来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科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窄，越来越看不清复杂事物相互作用的整体规律，迷失在浩渺的原子性现象的海洋中。在主观上，原子论似乎有助于民主价值观，因为原子论强调国家由每一个公民构成。在客观上，当所有的知识分子引导公众迷失于细碎的现象中时，掌握全局的政治家反而能够摆脱公众的制约，专制地操纵舆论、操纵社会。

物极必反，整体主义方法论终于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声。在自然科学中，杰里米?里夫金等人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伊?普里高津著的《从混沌到有序》开创了这一局面。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是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即新政治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什么最新的方法论，而是中国从易经、道德经以来的长期学术传统，也是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基督教的传统。由于牛顿力学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东西方的整体主义传统被原子主义的方法论取代了。应该承认，整体主义方法论可能不利于相对静止、孤立、可分割的自然现象的探索。但是，社会却是迅速变化、联系复杂、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原子论引入社会历史研究时，盲人摸象的错误就注定了。而整体论引入自然现象的研究，则是大炮打了蚊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全盘否定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流行的社会科学，否定了无数仍然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治经济学将揭开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

七、善恶历史观的回归

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一种奇妙的逻辑。人是自私的，无数自私者的相互作用将形成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都认为，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或动力。

然而，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下，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恶固然促成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的丰富，一部分人生活的便利，但也促成了无数次战争、危机、饥饿、疾病，促成了“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促成了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和热核战争的危险，从而使人类走上毁灭之路。

出路只有一个。至少要有一部分人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站在整体的立场上（整体利益驱动，善），而不是个人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上（个体利益驱动，恶），挺身而出，引导公众弃恶从善，追求长远和整体利益，避开自相残杀的毁灭之路。如此，则一种善恶史观，而不是进步史观将回到日常生活中。只有善占据历史解释的至高点，现实生活中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才能够从根本上受到约束和引导，一切罪恶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

[1] 根据彭雨新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朝最大的商人——宁波商人拥资2000万两白银，为清朝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意味着，清代中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就单一资本集团的资本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例而言，清代中国也远远高于当代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要达到这一比例，美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必须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篇3：新医改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医改

诺斯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降低交易成本、服务经济、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实现外在性的内在化、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度供给。新医改中,政府制度供给职能应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 建立各项正式约束

赵人伟指出,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仅是福利制度本身的转型,基本不存在我国面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发展转型问题。而我国既存在体制和发展转型问题,又存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或转型问题[3]。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医改意见》”)指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同时,完善医药卫生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法制建设,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可见,我国新医改中,制度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

1.2 建立非正式约束机制

卫生部门属于公共部门,较之于企业具有特殊的公共性,理应将社会目标而非利润目标放在首位,其管理层和医务人员不能追求私益最大化,而应担负公共责任与使命。赫茨琳杰指出,我们将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启迪心智、升华灵魂、保护健康和安全等托付给非营利组织及政府组织;然而我们却发现,不法行为和不善经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公众对此类机构的信任。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责任制[4]。因此,在新医改中,应使公共部门的全体人员深刻认识卫生服务对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基础性意义,从而建立起以公共责任为导向的非正式约束,使其自觉履行公共责任。

1.3 强化制度创新的实施机制

新医改的主要难点在于政策执行和落实。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在创新实施机制方面应更易于有所成效。近来,政府采取层层签订责任书的形式落实医改任务,就是为了强化新医改的实施机制。

2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医改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物品供应上,应该而且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市场化已被我国决策层作为新医改的一个重要路径。《医改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但在医改回归公益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主流”话语作用下,支持和促进卫生服务市场化的声音似乎难以得到认同。笔者认为,对待新医改过程中市场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如下。

2.1 积极稳妥

市场化不失为新医改的一个方向,但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审慎对待。撒切尔夫人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其“试探沿着美国的路线发展私人保险”……但考虑到巨大的政治风险,最后不得不以形成“内部市场”或“准市场”而作罢[5]。我国当前应注重为促进卫生服务市场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市场化步伐不宜过大、过快。

2.2 区别对待

城市医疗机构因其处在买方踊跃、信息充足的环境下,引导其部分机构走向市场化,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方向。而公共卫生和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处于外在性很大、自然垄断趋势明显、市场不愿进入、分配目标很重要的环境下,则不宜市场化,而应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2.3 创新形式

市场化并不只是出售医疗机构一种形式,放松管制、合同外包等多种形式皆可运用。由于政府垄断供应会产生官僚成本,而引入民营化的市场机制则会出现交易成本,因此,可以根据对两类成本的谨慎权衡,进而对不同医疗机构灵活采取不同的市场化形式。

2.4 法制保障

为防止市场化出现不良后果,致使医改的初衷——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落败,需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限价措施、服务质量的保证措施等。公立医疗机构产权改革必须在相关法律范围内公平、公正、公开进行,杜绝国有资产随意流入私人手中,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3委托代理理论与新医改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良好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以代理人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为基本前提。要使代理问题的危害减少至最低,必须构建起对代理人的有效激励机制。医疗服务委托代理链冗长,从最初的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最终代理人医务人员,经过了多级委托代理。初始委托人无法对最终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直接监督和约束,而只能通过中间委托人对最终代理人进行监督。因此,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容易产生“代理风险”和“委托风险”、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医疗费用高等现象。

因此,必须构建起针对医务人员的适宜的动力机制,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要使代理人出于团结的考虑,将委托人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在基层小型群体中是可能的,即使在较大的经营单位中,合作者们也能通过教育形成忠于委托人的习惯,形成自我激励和自我监管。全科医生制度是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环节,作为一种嵌入性的制度建构,要特别注重构建起针对其适宜的动力机制。

4结论与展望

科尔奈认为,卫生部门改革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应该管理其卫生部门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其资源是否充分以及如何分配。他指出:哪里要进行社会主义卫生部门的改革,哪里就有一部分社会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6]。奥巴马竭力推进医改,被许多人指责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致信奥巴马,劝其“别怕被称马克思主义者”,要相信医改从长远来说会节省费用,并不要低估了其长期的政治效应[7]。我国医改应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改之路。为此,要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8]。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因极力推进医改而被许多人指责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国无论在医改实践、还是在理论研究中,却很少有提及“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改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长期忽视这一问题,不但有使我国医改实践成为对西方发达国家医疗模式无声复制、从而使医疗问题成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一大障碍的巨大危险,而且会限制我们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从而丧失中国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

因此,新医改固然要学习借鉴“英、美等模式”,但我们还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传统智慧和自身经验基础上,不断探索医改这个世界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政情的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新模式。西方学术界对医改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虽然对我们有启发作用,但不能代替医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保持研究立场和深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与方法,推进医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有助于破解医改世界难题,促进人人健康,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可以相信,随着新医改的全面推进与不断深化,中国学者有可能对社会主义卫生政治学或卫生政治经济学新学科的发展作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

[2][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5.

[3]赵人伟.对卫生部门改革的有益探索[C].//吴敬琏.比较第7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7):91-98.

[4][美]里贾纳.E.赫茨琳杰.非营利组织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8.

[5][英]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M].苗正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5-108.

[6][美]雅诺什.科尔奈,翁笙和.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M].罗淑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4.

[7]Krugman P.What Obama must do:a letter to the new president[EB/OL].(2009-01-14)[2012-05-03].http://blog.163.com/yangxd002@126.blog/static/4170695420092339422639/.

篇4：中国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

包括张维迎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提出，只要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改革，就是政府应当推进的改革。

关于福利经济学中“卡—希标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曾这样理解：无论是卡尔多提出的所谓“合意的革新”还是希克斯提出的“可容许的改革”， 其实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这种革新或改革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总收益，在补偿改革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总成本后，还有净收益。但也正如鲍莫尔分析指出的那样，这种“合意的、可容许的”改革标准，说到底是一个“集体效率的目标”，简单地说，是“总成本与总收益相抵后还有净收益”，而显然没有考虑“净收益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

而不同成员是否支持改革，又恰与改革净收益的分配状态相关。这方面，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实用的标准即“戴维斯—诺斯标准”：只有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此成员才会支持改革。但是，戴维斯与诺斯引入了不确定性后分析又认为，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确定性太大，而社会各阶层中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贴现率，因此，社会中各阶层成员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基本结论是，低收入者贴现率较高，更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这就好比一个行将饿毙的乞讨者讨到两元钱首先考虑的是填肚子，而不可能拿两元钱买一本《致富指南》，成为百万富翁再到五星级饭店吃燕窝鱼翅一样；社会高收入者贴现率低，更看中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

真实世界的改革，可能是符合“卡—希标准”，即能够增进生产力与全社会的财富；但同时却往往是使得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对损失——这种使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而另一部分人福利受损的状态，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称为“利益不一致（Heterogeneity）”——即不可能同时符合每个成员的“戴—诺标准”。这个时候改革能否继续顺利推进，就取决于支持改革的利益阶层与反对改革的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结果。假定是在民主制度下，以简单多数票决制(majority rule)决定一项改革决策是否被采纳，即使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改革，仍然可能将因不符合多数人的“戴维斯—诺斯标准”而遭杯葛。而改革最难处理的恰就是这样的问题：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顺利采纳与实施。反过来说，改革能否得到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问题。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首次谈到“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时，同时指出了“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而原因就在于，“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3页）。这表明，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将处理改革中“利益不一致”问题放在关键性环节予以考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伟大的革命”之所以能在过去三十年间得以顺利推进，原因也恰在于较好地处理了“利益不一致”问题。

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农村改革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农民阶层自不必说，城镇居民不仅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而且最直接的实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农副产品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这种改革既符合“卡—希标准”，因而也是合意的改革；同时也符合“戴—诺标准”，改革也因此受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支持。那也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其最突出的效果就是：它是一项全面改革的总动员，它空前地激发了全国上下每个阶层对改革收益的良好预期，这种良好预期又在相当时期内使人们忽视或能够忍受改革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由于分配性冲突导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这种效应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进一步扩散，基本上采取的是渐进式策略：即“先易后难”。而所谓“先易后难”的实质，其实就是将改革领域以“利益不一致”按小到大进行排序，利益冲突越大的改革，越往后押；同时对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方案采取各种过渡性安排。比如，改革是在存量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即我们常说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所以，国家首先并没有急于改革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而是在公有部门之外发展起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即使是改革已经推进到不得不对“存量”动手术的时候，改革仍然安排了大量过渡性策略：如用了整整十年时间逐渐消化“下岗职工”。再比如，分税制改革中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不一致”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家确定了“中央税按比例返还地方”的过渡方案。

也就是说，中国渐进式改革在处理“利益不一致”问题上，能够绕开就绕开，如果的确绕不开，就通过各种过渡性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利益冲突的程度。“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这是中国三十年改革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

然而，也正因为中国改革在处理“利益不一致”问题时采取了上述策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利益不一致”的累积。

以“存量不动先对增量进行改革”而言，为了使改革有动力，同时具备“示范效应”，策略上也必须使改革先入者受到激励，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谁还愿意改革？改革之初，由于增量一块当时很小，存量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了，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从改革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大；无论合法与否，其利益越来越大；而增量改革的成本基本由存量一块承担，比如，东北地区当年承担改革成本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承担了中央财政因对沿海地区税收减免后的亏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整个八十年代，国家对东南各省的优惠政策一个连一个，但此时东北却承担了全国最重的税收负担。在九十年代初期，鞍钢流动资金困难到连买煤的钱都要职工捐资,可是上缴给国家的利税仍然高于上海宝钢若干倍。但此时由于类似“拨改贷”等各种政策的出台，支持存量的财政支撑基本断流，对于作为依附在存量上的那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现在又在为改革支付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不仅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且没有兑现以前有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事实承诺。这使得其与增量一块之间的利益差别更大。还有一块，增量改革市场化进程，这是一种借助于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规范，发生了较为普遍的权力资本化现象，特别是有权者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民间称之为“掌勺者多吃多占”——实际上也是在侵害存量一块的利益，使本来相对利益已经受损的存量与增量一块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也正因此，改革三十年后，即使是涉及存量的改革，其导致的损益分布也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性：此前与增量改革相关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仍然是受益最大的群体。

正因为渐进式改革导致的“利益不一致性”也由小往大积累，加之由于补偿的不及时，随着制度转型的不断深入，矛盾也将不断累积，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也不断恶化。这与俄罗斯的爆炸式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常用这样一个隐喻比较两种不同改革的进程与后果：苏联与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是从存量开始，相当于先用推土机将所有的旧房子都推倒，在空地上盖新房子。因而，在新房子盖起来之前，全体俄罗斯人都有一个无房子住的艰难时期，但随着新房子不断盖，被转移进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社会矛盾越来越小。而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不动旧房子，在旧房子旁边先盖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成本是由居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承担的。但新房子不断盖起来的同时，旧房子却失去了维修的经费来源。更有甚者，有人为了盖自己的新房子，甚至干起了偷拆旧房子砖瓦的勾当，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如果新房子足以使所有住旧房子的人迁出来住进去倒也可以，但问题在于，承担了建房成本的原来住在旧房子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住在已经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

以“戴—诺标准”衡量，正是由于自觉处于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位置，所以，附着在存量上的社会阶层成员——主要由国有企业职工与农民组成——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对于改革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尽管政府常常对他们进行这样的教育：“改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且的确可以预计改革继续推进将有利于这些阶层成员，但正如上文所述，收入相对较低阶层贴现率太高，使得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并以此确定自己对于改革的态度，所以，以一种远期的预期净收益来试图说服收入本来就低的阶层成员支持改革，效果肯定不明显。

也因此，一些学者看到了在当下中国社会中低收入者中间弥漫着一种气氛，学者们称之为“民粹主义”，认为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大障碍”。

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低收入者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障碍并不客观。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就已经越过由“自发秩序”而进入“建构秩序”阶段。即制度的变迁不再是由下而上并最终得到“上”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而是一个由政府强力推动，得到经济精英以及知识精英协助的过程。所以，一定程度上，精英阶层对于改革的前途具有更关键性作用。那么作为改革中相对利益上升的精英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又如何呢？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精英阶层在成为社会较富裕阶层后，又比较看重继续改革的预期，也就是说，他们考虑得更长远。而在当初的设计中，当改革进入由增量带动存量的阶段时，将轮到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更多地分担改革成本，因而，在后续的改革中，对精英阶层来说，预期收益未必会超过预期成本，也就是说未必有净收益，因而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此变得保守起来。于是，此前的改革中坚力量完全有可能实现由改革者到保守者角色的转换。尽管这时“改革”仍然挂在他们口头，但更多时候他们在以“改革”的名义在行反改革之实，当然他们自己甚至也不自知。这些既得利益者才是后续改革的最大障碍。而且，更复杂的情况在于：从既得利益者口中吐出的“改革”字眼越多，下层民众中对“改革”的失望也可能越多。

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复杂的共谋”：不仅前一阶段改革的利益相对受损者支持改革的热情下降，而且前一阶段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太愿意推动后续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热情的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改革的确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经济思想史上，鲍莫尔曾经设想过，一个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方案，在因“利益不一致性”而无法被采纳时，可以通过将补偿转化为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方案，从而可以被通过。

我们给出以下一个典型案例说明这一过程：

假设某单位有一百个人。现在有一项改革决策，如果被采纳，可以为这一百个人中的某一特定的人带来三百元的收益，而给另外九十九个人每人带来一元钱损失。如果这个决策用民主投票的方法付诸表决，结果一定是以九十九票反对一票赞成而无法通过。但从总福利改进的角度看，决策通过后会给单位增加三百元的福利，带来九十九元损失，两相抵消，仍有二百零一元的净福利。而决策不被通过，净福利改进为零。如果以“希克斯”标准衡量，上述改革是“可容许的改革”，因为成本与收益相抵，净收益为二百零一元。因此，应该推进这样的改革。但这样改革却因“利益不一致性”而无法被采纳。这时，可以用做实的“卡尔多补偿”来协调利益上的冲突，即由改革受益者对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如果在民主投票前，受益者做出承诺：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他将从增加的三百元钱收益中拿出一百九十八元钱， 给其他九十九个人每人补偿两元钱，那么，这项本来只有一个人受益而九十九个人受损的改革，就变成了每个人都能改善其状况的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其中九十九人每人增加一元钱收入，而另一个人增加一百零二元的收入。也因此， 改革一定会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由于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补偿过程不会自觉地在改革的损益双方之间进行，这个时候，必须借助于国家承诺： 即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强制力量来保证事前承诺是可置信的，并且可以借助于再分配制度保证事后补偿能真正进行。

而实际上，邓小平一开始也是这种思路。他说，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以先富带后富。他还特别讲到所谓“两个大局”：内地先要支持沿海，无条件富的人要支持有条件富的人；称“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并称“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显然隐含了一种政治策略：让改革即时受益者与即时受损者都进行相互的承诺——受损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后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因此，要化解中国改革当下所出现的困境，要继续推进这种“合意的可容许的改革”，当务之急是将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改革，同时转变为“成果共享式”改革；手段则是大胆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使改革中感到相对利益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使改革重新获得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