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行为（精选5篇）
篇1：信仰行为
科学信仰与科举信仰
当代中国只有科学信念而缺乏科学信仰,主要是古代科举制度造成的.考察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科举考试使民众形成对人的信仰而失去对物的信仰.科举制度的长期历史积淀使其本身形成“科举信仰”.“科举信仰”对今天科学与教育有着复杂和广泛的影响.培养当代民众的科学信仰,必须正视“科举信仰”的存在,对其合理重构.
作 者：陈正洪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刊 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9(6)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科学信念 科举信仰 科学信仰
篇2：合理信仰在抑制腐败行为中的作用
关键词：信仰,合理信仰,抑制腐败行为
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难题, 自古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彻底惩治和杜绝腐败现象。党和政府在反腐问题上决心大, 反腐败的法律规章严厉, 但为什么还难以完全奏效, 甚至有些方面有“前腐后继”的态势?基于这个现实, 本文从个人信仰角度入手分析, 将合理信仰的重要作用与腐败原因挂钩, 真正从源头上找出腐败原因, 坚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遏制腐败。根据信仰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在社会发展中影响的性质, 可分为合理的信仰和消极的信仰。在本文中, 主要根据此类划分来分析合理信仰对人生及社会的重要意义。
“要廉政, 先正心”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信仰概述
由于社会现实生活实践及认识主体的主客观条件不同, 人们所形成和树立的信仰也就各异。“信仰也有自觉与不自觉、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的信仰, 才是先进的、可靠的。”根据信仰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在社会发展中影响的性质, 可分为合理的信仰和消极的信仰。就个人而言, “正确的信仰能够引导人们走正人生之路, 带来美好的人生, 不正确的信仰则会使人误入歧途, 无所作为, 甚至会毁掉人的一生。”合理的信仰可以使人分清正确与谬误、文明与愚昧、真善美与假丑恶, 确保人们身心健康、人格健全、不怕挫折、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敢于直面现实、勇于竞争和创新。就群体和社会而言, 合理的信仰可以使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形成统一的合理认识和共同的价值观及精神追求, 发挥信仰的社会规范和整合作用, 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而不混乱, 健康而不堕落, 和谐而不冲突, 从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腐败原因的人性分析
思想意识的高尚才是真正的高尚, 心存歪念和图谋不轨的人, 必然眼光短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反对腐败,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 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自律,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推进反腐败制度创新。”经观察, 当贪污腐败分子受到法律制裁时, 多数都承认“长期放松政治学习, 放松思想改造”。本文此部分主要从人心角度, 合理信仰的重要作用, 即腐败的根源来认识腐败, 试图分析通过正心、树立坚定合理信仰的办法, 减少腐败机率。
1.腐败的人性根源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一个事实, 更是本节开展论证的前提。其滋生与外界环境有关, 但是外因只不过是起到了催生或抑制的作用, 监控不严时出现的多一些, 监控严密时出现的少一些。其根源却在人们自己, 在于自己的信仰出现了动摇, 从心开始, 进行正心、坚信, 形成一身正气的合理信仰才是根本, 否则, 即使再严密的监控, 心不正者照样会寻机腐败。
翻开古今中外腐败的案例, 都会发现有一个规律:位高权重, 从来不为花钱犯愁的人, 却在狂敛钱财;家有贤妻, 却硬是要包二奶;身为执法君子, 却带头践踏法律等等。试想, 如果不是心理存在障碍, 心灵缺失坚定, 心理不健康为不正之气所侵, 怎么会好端端地就将自己推向深渊呢?所以说, 腐败之源就在于心, 坚定合理信仰就有了必要。让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筑起坚固的反腐堤坝, 这将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盛事。
腐败产生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一种从思想念头到具体实践的发展过程。马斯洛认为, 人类的需要时分等级分层次的, 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说, 人在任何阶段都是有需求的。正常情况下, 人们都是在法规及道德理念范围之内去思考如何运用合法合理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当一个人处于权力超约束或富庶的环境中, 让其感知到物欲或性欲的超常满足带来的愉悦时, 就会促使其产生用非常规、违背道德、甚至违背法律的手段谋求巨额财富和更多性欲满足的邪恶意念。正如吸毒人群颓废的根源不是有毒物品对自身健康的危害所致, 而是以太容易的方式就可以瞬间得到极大快乐和满足的非合理、非正常渠道从而使人们不再珍惜正常努力获取的愉悦。在这一思维过程中, 若一开始就有坚定的合理信仰占上风, 腐败颓废的意念很快就会被打消, 其后随之而来的意志动机和行动也更不会出现。深入心灵的教化在这一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2.树立合理信仰的成功展示
正如上文分析, 深入心灵的教化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共产主义信仰教育是任何教派都无法比拟的人类最高的信仰教育。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都是永不过时的时髦。
在新中国建设的起步时期, 自力更生甩掉贫油帽的大庆精神、苦干实干治理“三害”的焦裕禄精神、同仇敌忾卫国保家园的抗美援朝精神。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合理教育催发下, 落后引发思变, 苦干绘就新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励精图治逐鹿科技前沿的“两弹一星”精神、敢闯敢干谱写新篇章的改革精神、勇于攀登终圆太空之梦的载人航天精神。我们自主开拓进取, 壮志铸就诗篇;在新时期抗击自然灾害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九八抗洪”精神、排除万难展现无畏气概的抗击“非典”精神、众志成城力克万道难关的抗击“冰灾”精神、万众一心共铸民族丰碑的“抗震救灾”精神。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下, 以坚定的合理信仰为指导, 万众一心抗灾, 豪气再筑长城。
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很多地方放松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 一切向钱看, 没有了与腐败意念抗争的氛围。和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吃喝玩乐、请客送礼、好逸恶劳、损人利己、骄奢淫逸、一掷千金等被部分人当做开放和新潮。加之改革开放以来, 打开窗户, 透进新鲜空气的同时, 一些不良的思维理念也渗透进来, 致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 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颠倒和混乱。
法律意识强和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人, 绝不会让腐败的意志形成。只有法律意识和共产主义信仰淡漠的人, 才会产生铤而走险的意志。
三、重视并发挥合理信仰在抑制腐败行为中的作用
监督能制约腐败, 但树立合理的信仰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纯洁的思想可以非常迅速有效地抵制不纯洁、享乐的思想。从心开始, 意识并重视合理信仰的重要作用, 将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在严格监督控制的情况下, 让社会成员达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 运用合理信仰更好的发挥自身的判断力和自制力, 反腐倡廉会更加有效。
1.自我剖析是前提
纯洁的思想可以非常迅速有效地抵制不纯洁、享乐的思想。通过合理信仰的树立和坚定来主动轻松抵制诱惑, 确保洁身大业, 是修养的最高境界。一个好的干部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禁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这一切最基本都都需要合理信仰的支撑。要自觉引起注意, 迫使自己克服心理障碍, 冷静下来思考, 用行动逼迫自己遵循社会道德、遵守纪律和法律规范, 让自己回到一身正气的正道上来, 在思想意识上, 下决心做个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人。
2.真心和爱心是合理信仰的动力
真诚在内心就是纯净无染, 表现于外就是真实不虚、率真自然;如此则自然心怀坦荡正直无私。忠诚不仅是树立坚持合理信仰的动力, 更是一种社会公德, 是任何一个从业人员应遵守的职业道德。犯错误是难免的, 但必须改正。毛主席说:一个人犯错误是难免的, 但只要改正就是好同志。
此外, 与一个不具备爱心的人谈合理信仰、谈廉洁从业, 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爱可以包括灵魂或心灵上的爱、对权力的爱、对法律与组织的爱、对名誉的爱、对自己的爱、对他人的爱、对食物的爱、对金钱的爱、对学习的爱, 数之不尽。一个人只有爱心强烈, 才能更好的坚持合理信仰, 才会自觉从廉。其中的爱心包括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岗敬业、爱自己等等。
3.弘扬社会正气, 营造廉洁环境是保障
廉政管理是个系统工程, 虽然合理信仰有着源头性的重要作用, 但由于崇廉、尚廉、为廉的风气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 仍缺不了各方力量齐抓共管, 形成整体合力。要矢志不渝地将廉政工作贯穿于党的组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坚持执政为民, 常温《甲申三百年祭》, 像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启示一样, 谨记民心支持的重要作用, 将反腐倡廉纳入日常管理, 日日反腐, 月月反腐, 长久反腐, 且常抓不懈, 灌输不止。
同时, 营造合理信仰的舆论环境。新闻媒体是社会良知的瞭望哨, 它传递着民意, 守望着社会良知, 更担负着时刻监督公职人员一举一动的责任。运用新闻媒体和网络这些工具, 对腐败分子实施舆论施压和环境影响, 使其合理信仰者更加坚定, 有消极信仰苗头的腐败或正欲腐败者感觉到压力并及时修正。新时代下,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续高度重视共同理想教育。我们应该增强忧患意识, 牢固树立以艰苦奋斗为荣的“荣辱观”;领导以身作则, 立足现实工作, 充分发挥干部党员的艰苦奋斗表率作用;树立主体意识, 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认识;探索有效方法, 不断进取, 创新发展, 着力加强青年学生树立合理信仰的思想教育。
篇3：幼儿欺骗行为的宗教信仰解释
关键词： 家庭宗教信仰；幼儿；欺骗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欺骗是涉及个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维持人际交往的一种重要的行为方式。以往.幼儿欺骗行为通常作为幼儿社会道德发展的一个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文化因素和家庭因素来探索其对幼儿欺骗的影响。朱克军在研究宗教思想在幼儿教育中的隐化提到，宗教思想中宣扬的慈悲、助人为乐、尊师思想对幼儿心理和行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说明幼儿欺骗行为的发展，会受到社会道德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国外，Callender和L.Olson等人（2010）采用两个诱惑性和挑战性的任务来测量3～8岁幼儿欺骗的行为，结果发现，部分幼儿会将欺骗行为内隐化，而这种内隐化的影响因素被猜想为宗教信仰。以往的研究，多数注重于研究不同年龄和性别对幼儿欺骗行为的影响，并且在道德层面上来进行探讨，而对于家庭宗教信仰对幼儿欺骗的影响的研究甚少，在国内研究中，对宗教信仰能提高成人亲社会性行为的研究比较成熟，但国内已有的宗教性研究大都是基于成人的角度，目前也尚且没有研究表明家庭宗教信仰在幼儿的欺骗领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着力于寻求家庭宗教信仰是否对幼儿欺骗行为有影响。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
1、实验设计。实验采用3×2×2（情境×年龄×性别）3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创设三种实验情境，分别为“耶稣在看着我”或者“观音娘娘在看着我”情境、无人监督情境和陌生成人监督情境。按1：1比例随机抽取大班、中班幼儿为被试，要求被试幼儿在规定距离以外用非惯用手背面投掷飞镖。最后考察幼儿在三种情境下做出的欺骗行为的差异。
2、问卷设计。借鉴张金荣老师《幼儿人格发展评定问卷》的编制过程，本问卷的编制也采用了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方法。①质化研究。在质化研究中，设计了用于家长自由描述的开放式问卷，随机选择8位幼儿家长分别描述了幼儿的家庭情况，共八个家庭，其中男女各半，在此基础上对家长的自由描述作出评定，选择合适的的条目。初步整理后，从中取出60个条目进行编码统计，归类分析，同时借鉴王惠斌的《幼儿早期社会化与家庭气氛之间的关系》研究与李槐青的《幼儿家庭关爱研究》，将整理好的条目进一步归类，按照家庭情况的构成，建立三个类别，分别是亲子沟通、家庭气氛、关爱感受。②量化研究。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本问卷的编制时，理论上假设幼儿家庭状况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亲子沟通、家庭气氛、关爱感受。各维度操作定义分别是：亲子沟通，表示父母与幼儿之间单、双向的交流，包括情感沟通和言语沟通；家庭气氛，表示幼儿与其他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相互关系中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环境；关爱感受，表示幼儿在家庭生活中感受的关爱成分。
3、实验方案①被试选取。选取富阳市永昌镇中心幼儿园为研究园区。从园内分层选取中、大班的幼儿作为实验研究的被试，年龄在5～6岁之间（5～6为5岁，6～7为6岁），每种实验情境下（共3种实验情境）每个年龄段各抽取84名幼儿，男女各半，共168名幼儿参加实验。②实验材料。摄像机（在幼儿看不见的位置记录幼儿的游戏过程）、磁性飞镖盘、五彩橡皮擦、笑脸胸针、一把椅子；《幼儿家庭关系评定问卷》。③实验程序a.实验场地选择。幼儿园内幼儿平时比较熟悉的房间（如活动室），实验时保持室内安静。b.无关变量的控制。为保证幼儿真正懂得游戏的规则，在实验前主试与幼儿一起进行游戏，让幼儿熟悉游戏规则（同时明确幼儿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游戏为投掷磁性飞镖游戏，计算幼儿把飞镖投掷到墙上飞盘上的次数，次数越多得分越高。为使幼儿不能轻易完成任务，增大其做出欺骗行为的可能，特制订以下游戏规则：第一，必须在画线以外投掷，不能踩线（画线离墙上飞盘2米远）；第二，用非惯用手来投掷（如是右利手，必须用左利手来投掷）；第三，背朝飞盘投掷。讲清规则后，让幼儿自由游戏。然后进行测试，只有正确投掷6次后的幼儿，方可确认其真正懂得了游戏规则，作为实验的正式被试。c.实验前准备。“耶稣在看着我”或者“观音娘娘在看着我”实验情境的主试必须进行严格的指导语训练，实验前要使主试明确实验的目的以及实验的过程，并且到实验现场进行过操作练习，使实验过程统一标准化，严格统一指导语。d.实验因素的操作定义。无人监督情境：幼儿自己在教室内完成游戏任务。成人监督情境：幼儿在成人监督下完成游戏任务。“耶稣在看着我”（“观音娘娘在看着我”）情境：在教室内放一把椅子，告诉幼儿耶稣（观音娘娘）坐在那里，然后幼儿自己在教室内完成游戏任务。f.实验过程——创设实验情境。本研究具体分为三种实验情境。
情境1：“耶稣在看着我”（“观音娘娘在看着我”）情境。实验前，主试将参加此情境实验的幼儿集中，对幼儿说：“在我们正式比赛前，我想为你们介绍个很特别的人。她的名字叫耶稣（观音娘娘）。你听说过耶稣（观音娘娘）吗？（有的孩子回答“不知道”）好吧，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耶稣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大哥哥，他和我们长得一样，拥有特别的本领（观音娘娘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魔法娘娘，她很漂亮，还还有特别的本领）。你们知道他/她的特别本领是什么吗？（孩子们自由回答）。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吧。他/她会自己成为隐形人，活在我们心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大多数孩子说：“就是看不见他/她”。）对了，就是他/她时刻和我们在一起，而我们却看不见他/她。你们猜猜看他/她在哪里呢？他/她正坐在那张椅子上呢（实验者指向一个空的事先摆好的椅子上），可以随时看到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探查幼儿是否真的相信其存在，逐个对幼儿提问：“你相信耶稣（观音娘娘）是真实存在的吗？（问题避免幼儿按照个人信仰和社会期望来回答）。幼儿可能的回答有3种，相信、也许、不信。（回答“不相信”的孩子列为“怀疑”型被试，考察其是否会出现寻找的行为）。
问题结束后，游戏规则指导语为：“现在开始正式比赛，每个人只能投掷6次，必须按照规则投掷，把飞镖投掷到飞盘上的次数越多，得分就越高，得分前三名就可以获得奖品，奖品包括五彩橡皮擦和漂亮的笑脸胸针，你可以随意挑选。”
然后，按照顺序留单个幼儿在房间内游戏。
情境2：陌生成人监督情境。
此情境下，幼儿被告知，有个陌生的姐姐将监督他的游戏过程，游戏规则指导语与情境1相同。陌生姐姐坐在教室的椅子上，不能与幼儿有任何交流，保持正常的面部表情，不能微笑、生气，也不能太严肃，保持一个平和、自然的状态，保证不会影响被试的正常游戏。
情境3：无人监督情境。
此情境下，幼儿被告知将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内完成游戏，游戏规则指导语与情境1相同。
每种情境游戏结束后，给所有参与游戏的被试奖品，并说：“刚才我记错规则了，现在只要参与游戏，都会给奖品”并感谢他的参与。计分与编码。对幼儿6次的投掷行为进行编码。当被试有明显打破规则的情况，如手动的将飞镖放在飞盘上，这是完全的故意欺骗，计算其出现的频次。另外一种是违反3种规则的情况，计算其出现的频次。另外对“怀疑型”被试计算其探索“耶稣”（“观音娘娘”）的行为的次数。编码由主试完成，存在歧义的地方协商解决。
4、数据的回收和处理。①实验研究。情境实验共168名幼儿参与，根据视频数据显示及编码记录，最终139名幼儿的实验为有效实验，该数据为有效数据，最终取与问卷对应的123组数据为统计分析的数据。②问卷研究。本次研究发放《幼儿家庭关系问卷》168份，回收131份，回收率为77.98%。其中有效份为123份，有效率为93.89%。问卷的36道题目得出的内部一致性信度Alpha=0.873>0.8。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1、幼儿年龄、性别、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次数的描述性分析。大班和中班幼儿故意欺骗和违规次数描述性分析见表。
从平均值上看，对比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六组数值发现，在同一年龄阶段，女孩子出现的违规行为较男孩子少；除中班女孩子在情境1出现的故意欺骗次数均值外，同一年龄段，女孩子出现的故意欺骗行为也较男孩子少；对比三种情境，无人监督情境下出现违规行为最高。
从标准差上看，女孩子出现相应的违规行为和故意欺骗行为的标准值总体上偏小，说明女孩子出现以上行为的个体差异较小，男孩子出现以上行为的个体差异较大。女孩子较男孩子不容易出现违规行为和欺骗行为。无人监督情较其他两种情境较容易出现违规行为和欺骗行为。
2、幼儿年龄、性别、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次数的独立样本T检验。对故意欺骗和违规次数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故意欺骗和违规次数的年龄差异显著，年龄与违规次数t=-0.341，p<0.05，年龄与故意欺骗次数t=-0.862，p<0.05；违规次数的性别差异不显著，t=5.489，p>0.05，故意欺骗的性别差异显著，t=-0.123，p<0.05。初步表明：幼儿的年龄对幼儿欺骗行为影响显著；幼儿性别对幼儿欺骗行为影响不显著。
3、三种情景下，幼儿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次数的条形图分析三种情境下，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次数进行图表分析，见条形图2。
上图显示，故意欺骗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境下，而出现违规次数最多的也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境下，在“耶稣在看着我（观音娘娘在看着我）”的情境下幼儿出现的欺骗行为相对减少，在无人监督下则更少。由此说明陌生成人的监督和“耶稣（观音娘娘）”对幼儿出现欺骗行为的有一定影响。
4、三种情景下，幼儿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次数的非参数检验。对幼儿的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在三种情境下的差异进行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情境效应显著，情境变量与故意欺骗变量之间的显著性为p<0.01，说明随着情境发生的变化，幼儿的故意欺骗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并且变化显著。
5、家庭宗教信仰、幼儿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次数的独立样本T检验。在家庭宗教信仰差异下，对故意欺骗和违规次数的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的家庭宗教信仰差异显著，家庭宗教信仰与幼儿违规次数t=3.695，p=0.000<0.01，家庭宗教信仰与幼儿故意欺骗次数t=2.778，p=0.007<0.01。初步表明：家庭宗教信仰对幼儿违规次数和故意欺骗有较大影响。
四、结论
1、不同年龄和性别对幼儿欺骗行为的影响。继“天使姐姐”在看着我——幼儿欺骗行为的情境性研究后，本次研究得出不同年龄影响幼儿欺骗行为的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欺骗行为也在小幅度上升，这是对之前研究的突破。而性别对幼儿违规次数的造成的影响持续研究不显著，在日后的深入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讨论性别对于幼儿违规次数的影响。
2、不同情境对幼儿欺骗行为的影响。研究已经证明了不同情境对幼儿欺骗是有影响的，幼儿在“耶稣在看着我”（“观音娘娘在看着我”）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故意欺骗和违规次数少于在无人监督情境下的次数。并且三种情境下幼儿所表现出来的欺骗次数由高到低分别为无人监督，“耶稣在看着我”（“观音娘娘在看着我”）和陌生成人监督。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在“耶稣在看着我”（“观音娘娘在看着我”）情境下的相信存在“耶稣”或者“观音娘娘”的幼儿比那些没有人监督的，更不大可能去破坏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游戏规则，然后进行欺骗。而相比之下，对“耶稣”或者“观音娘娘”持怀疑态度的幼儿大多数违反了实验的规则。事实上，只有证实内在“耶稣”或者“观音娘娘”的存在，才有可能不会出现欺骗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缺乏监督管理的情境下，内在信仰会帮助幼儿抵制或延迟欺骗。
3、家庭宗教信仰对幼儿欺骗行为的影响。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幼儿，在受到家庭信仰的熏陶和影响后，容易在内心形成一种对超自然现象（本研究主要是指“观音娘娘”和“耶稣”）的敬畏之情，他们容易相信内在的信念会以某种方式对他们的欺骗进行惩罚或对诚实行为进行赞赏，从而驱使他们形成比较正确的动机，以至于少出现、延迟出现甚至不出现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在数据上呈现为欺骗行为频次少。
宗教信仰下的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以注重良好人格的培养为关键，特别在人的道德良知方面，对幼儿的影响和教育颇深。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长的宗教信仰促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幼儿在观察模仿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自觉形成诚实品格；二是家长对幼儿教导以宗教教义中的良好道德为主，教育幼儿应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等，幼儿在后天教育中习得。
由此，可以验证之前的猜想：家庭宗教信仰可以促进幼儿内在正确信念和行为动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甚至抑制了幼儿欺骗行为的产生。
五、教育建议
1、从小班抓起。教师应注意掌握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和诚实性格培养的敏感期，特别是在幼儿小班和中班年龄段，教师要尤其注重对幼儿诚实守信的培养，可以通过讲述幼儿故事当中的一些善良诚实的神灵，通过介绍他们的良好行为使在幼儿内心形成对该事物的相信和模仿，同时可以把握这一年龄阶段的幼儿模仿能力强的特点来让幼儿加深印象，形成良好品格。特别是在幼儿园语言领域的教学活动中，通过书籍，图像，各种活动等渗透宗教中善良的超自然形象，让幼儿养成诚信的品格，为大班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2、增强自制力。教师和幼儿家长应共同努力增强幼儿的自制能力。尝试帮助幼儿建立自信心，相信幼儿能够做到在与不在一个样，相信幼儿能够诚实守信。在做有关诚实守信的游戏时可以采取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措施，增加诚实行为的频率。正强化：教师或家长对能够长久自制的幼儿给予物质奖励。负强化：当幼儿不能长久自制以致出现欺骗行为时，家长减少相应奖励。
3、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影响幼儿良好品格的形成。家长应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多付出时间与孩子一起游戏、外出、阅读等等。对此，家长可以采取的措施例如：通过亲子阅读、家长开放日、其他社会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诚信知耻的知识。同时，家长们也应不断学习学前教育的相关知识，在了解幼儿的一般规律后，结合自己孩子的发展特点，寻找培养幼儿诚实守信的最佳教育模式。
六、未来研究取向
本研究着重在于研究宗教信仰对于幼儿欺骗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者可以选取其他角度，例如社会文化因素、家庭教育方式、幼儿教育模式等，研究其对幼儿欺骗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秀丽.学前幼儿欺骗发展的研究——从心理理论视角透析学前幼儿欺骗的发展[D].吉林大学，2004
2 刘秀丽.车文博.西方关于幼儿欺骗研究的新进展[J].心理科学，2005：01
3 史冰.苏彦捷.幼儿欺骗的情景依赖[J].心理科学，2005：01
4 吕芳.陆玲.刘云艳.幼儿心理理论中有关幼儿欺骗的研究及其启示[J].教育导刊（幼儿教育），2009：05
篇4：四种不是信仰的“信仰”
一、是神话的信仰, 还是理性的信仰?
信仰有神话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之分。初民时期, 人对神话的信仰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必经阶段。如在古希腊, 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 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全面和深化, 对神话的信仰逐渐被理性的信仰所替代。今天, 哪怕是从未进过学堂的农妇, 也不会相信水旱涝灾抑或风调雨顺是老天爷喜怒哀乐的结果。有人可能要问, 在科学发达的西方,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笃信宗教呢?其实, 这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与其说是是信神或信上帝, 不如说是信神或上帝的教诲。这种教诲往往体现了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普遍价值, 与自然科学无关。
几百年来, 与自然有关的神话一一破灭, 然而, 由于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各种与社会有关的神话却你唱罢后我登场。这类神话一旦被哪个国家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 不仅该国的国民被拖入深渊, 还可能祸害世界, 如希特勒德国。他们煽动仇恨、鼓吹暴力、杀戮同类、剥夺自由, 强迫全体国民无条件信仰他们虚构的神话, 而这一切都是在“建设美好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 这种信仰显然与以“爱人”为教旨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南辕北辙。作者说:“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 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 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 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赝品终究会被识破, 神话也终究会破灭。如重建这样的信仰, 无非是把神话延续下去, 无非是把流感病毒从H1N1变异到HXNY, 真不知还有多少人将要被戕害。
二、是神道设教的信仰, 还是宗教自由的信仰?
为了进一步说明那个时代的信仰是个什么玩意儿, 作者引用了邓晓芒教授《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这篇文章的部分论述。 邓先生发现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所谓“神道设教”的伪信仰, 起初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 要求在位君主要顺应天命治理国家, 发展到后来, 却成为以特定的鬼神信仰, 强迫子民盲从迷信。在此传统的统治术基础上, 现代统治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 所谓“道” 就是统治意识形态, 而“教”则是党政国家机器。“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 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民众。因此, 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如希特勒德国,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德国人民作出美好许诺:消灭贫困、保障就业、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履行了承诺, 但是它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什么呢?是世界大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今天的德国人民肯定不会希望希特勒的国社党再来统治一遭, 那么是他们的信仰缺失了吗?当然不是, 而是神道设教这种骗术在德国已经破产。
三、是“诚于恶”的信仰, 还是“诚于善”的信仰?
显然, 对神道设教的信仰决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但是, 单从“信仰”的词义本身来说, 这种信仰似乎也符合。那么, 怎样才能划分这两种不同的信仰呢?作者根据信仰的价值, 借用梁启超在《论宗教家和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的区分, 把信仰分为诚于善的信仰和诚于恶的信仰。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即是诚于善的信仰, 因为它提倡用此岸世界的人类之爱去达到彼岸世界的美好社会。诚于善的也可以是世俗的信仰, 如对民主等一些普世价值的信仰。
诚于恶的信仰虽也有建设美好社会的口号, 但这只是作为幌子以售其奸, 它用的手段是把人划分成等级, 鼓吹某种族的优秀或某阶级的先进, 唆使一部分人去消灭另一部分人, 反对人类之间的博爱。为了使前一部分人甘愿受其调遣和后一部分人“死得瞑目”, 设教者必然要从精神上控制人, 剥夺人的信仰自由, 而且要“从娃娃抓起”, 使人从小就认识到“宇宙真理”只有它一家, 其他的都是“腐朽的”、“没落的”思想, 要“拒腐蚀、永不沾”。这样, 众人都成了他们的驯服工具, 前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成为后一部分人的掘墓人是历史的使命, 后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确实有一种“原罪”, 就应该接受改造, 就应该“灭亡”。
所以, 诚于善的信仰把人放在第一位, 尊重人的自由, 包括信仰自由;而诚于恶的信仰则把人当作工具, 试图统一人的思想, 只许人接受钦定意识形态的教育, 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有信仰自由。
四、是“照着做”的信仰, 还是“想着做”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说, “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没有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 那么敌视自由的神道设教便有机会成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 不仅控制个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 而且也渗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所以, 信仰的灵魂应该是自由, 即使是宗教的信仰, 一旦抽去了它的自由灵魂, 也会成为神道设教的工具, 如中世纪的基督教。神道设教的信仰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 不允许人们怀疑, 只许“照着做”, 甚至乐意看到群众的狂热与狂信。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个人通过自由、理性思考获得的信仰, 结果可以是某种宗教或政治的信仰, 也可以是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某种宗教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不管哪种结果, 都应该表现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意义的价值, 如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原则等, 最重要的, 这些都应该是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果, 而不是“宣传、蛊惑、洗脑”的结果。
篇5：信仰行为
一、佛教、道教装藏仪轨
装藏，是指新的佛像或神像落成后，为佛像或神像装上象征性的内脏与神识，赋予其生命力。装藏是佛像或神像开光前的一种宗教仪式。开光最初来自道教，是道教仪式之一，道教教义认为：开光就是把宇宙中无形的、具有无边法力的真灵注入到神像中去，神像也就具有无边法力的灵性。后来佛教传人中国后，出于传播光大的需要，亦将其纳入佛教仪式之一。装藏之俗在佛、道两教中盛行。在藏传佛教中，佛像必须依传承的仪轨如法制作及装藏开光才能供在佛堂。在佛像举行开光仪式之前，在圆雕佛像的背部装入经书等物品，按照佛教的装藏仪轨：装藏需要五金（金、银、铜、天铁等）、五木（松、柏、红檀、白檀、菩提木）、五宝石（松石、红珊瑚、玉、水晶、玛瑙）、五药（五种珍贵药材，不得掺杂麝香和动物荤腥成分）、五谷和五布等，还有专门印制的五种经咒（诸佛身口意咒、吉祥满愿咒、子母音咒），以及白檀的中轴等，这是五种智、五方坛城、五蕴清净、福德圆满等的表现手法。佛教教义认为如果佛像不装藏，易被邪祟、恶灵侵入，借佛像驱壳来作害人间，故供奉不装藏之佛像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道教亦有相似的装藏科仪，道教主装物品和药材，道教认为，凡塑神像，均须装藏。《全真秘旨·神像装藏》云：凡塑神像，必先装藏，以应五脏。故先选五金即：金、银、铜、铁、锡。然后选用五色粮（青赤黑黄豆及大米）、五色线（赤黑白蓝青五种线），取新净无残黄表一张，新净笔书“藏符”。装藏所装物品由来及功用在佛教、道教教义中皆有详细的释义，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二、馆藏木雕造像装藏情况概述
在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木雕造像中，有装藏现象的木雕造像占有很大的比重，达四成之多，因年代久远，部分造像背后的装藏物品今已不存，但装藏背龛仍存，装藏痕迹十分明显。馆藏佛教、道教装藏木雕造像鲜见有铭文者，幸识有铭文或有确切纪年文字的家仙木雕造像5尊：一尊家仙造像（女）装藏部位见有“康熙61年（1722年）”，该造像高26.5厘米，宽15厘米；一尊家仙木雕造像基座处有墨书“道光甲申（1824年）中秋，处士彭光祥”铭文，该造像高24.5厘米，宽10.5厘米；一尊为“光绪30年罗耀汉”家仙木雕造像；一尊为道光16年家仙木雕造像；尤以民国丙寅年家仙木雕造像装藏部位得一造像题记，该造像高33.9厘米，宽12.5厘米，其装藏部位藏铭文一篇，谨录识其文如后，以资后文研究：
“今□大民国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市旧称）邵阳县白路隆通二都地名华溪。千金述受五祀，通庙王祠下土地分居住。信士罗崇选室李氏，男□□书、媳陈氏，忠礼媳张氏、孙孝先、孝有，孙爱姑、细姑，女冬青、是青、月青，上堂母亲邹氏老幼，合家人等恭心敬修，显应大道。邹君法灵五□□花袍神像一尊，原命生于万历本丙子（1577）年十月初五日辰时生，降如宝座，永受香恩。为保香主人口清吉，老幼安康，□温远□，火□双消，惟□□□通行，百是（事）亨通，万邦如意，壹叩来言，全叩化佑。处士邹宿月，民国丙寅（1926）四月初九”。
该造像系处士邹宿月（女性）率全家人（包括子、媳和女儿及孙辈）为纪念先人（铭文中述为“邹君法灵”）功德、祈求先人佑护全家平安康健、家业兴旺发达而敬造的家仙造像。所敬神灵当为处士邹宿月之邹姓先祖，题记所记“万历丙子年”至“民国丙寅”（1577-1926年），时间间隔350年的历史，不难推断，其崇敬祀先活动当一直持续而未间断。该造像题记与佛教石窟造像题记十分相类，而析其原由，我们不难寻觅到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的历史印痕（图一）。
三、装藏习俗的宗教信仰行为分析
装藏习俗作为佛、道两教给神像开光前的一种宗教仪式和行为，同时也是宗教信仰者对宗教信仰的一种行为和心理反映。依据馆藏木雕人物造像的装藏对象和类别，试对其行为进行如下分析：
（一）祖先崇拜和孝文化对中国古代先民宗教信仰行为的影响
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祖先崇拜（敬祖）作为一种宗教习惯是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图腾崇拜过渡而来，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在原始的鬼神灵魂观念的影响下，超越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而形成的一种祭祀先祖神灵的人文崇拜和宗教活动，并贯穿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传承至今，即使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仍在民间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和信仰群体，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宗教传统，也是祖先崇拜的重要宗教形式。《荀子·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发展，它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中国古代先民相信其祖先神灵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同时，这种宗教信仰也被历代统治阶级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维护宗法制度和道德关系有力的伦理手段，它不仅是一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孝道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寄托未亡之人对先祖祈望美好生活、济困解厄的精神寄托，这也是祖先崇拜能够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上所录民国丙寅（1926年）处士邹宿月造像题记中即有“百事亨通”、“合家安康”等语。
供养人木雕造像和民间百姓供奉的先人神主、牌位一样，是民间百姓供奉祭祀先祖的物化载体。在佛、道两教的巨大影响力之外，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信仰仍根深蒂固的留存于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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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孝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统治阶级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为确保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纲常礼法，在社会上大力推行孝道和孝文化，树立典范和楷模。古人以孝道为重，有生前之孝和死后之孝。自古就有“生则养，死别敬享”和“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古训。另《中庸》中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丧礼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中就有“丁兰刻母奉亲”。《二十四孝》文云：（东汉）河内人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思念劬劳之恩，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针戏刺其指，血出。木像见兰，眼中垂泪。因询得其情，即将妻弃之。该故事意在引导世人劝孝，古人有诗云：“刻木为父母，形容在日身。寄言诸子女，及早孝双亲。”而佛教东传中国后的一个重要节日——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就是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孝文化相融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始兴于南朝梁武帝时代的佛教“盂兰盆法会”，本意是纪念目莲救母的孝心。其始自于西晋时期的《佛说盂兰盆经》，该经由竺法护所译，强调目连为救作恶之母转世投生，借由供养十方自恣僧，以报答双亲养育之恩，乃至度脱七世父母的思想，意在劝人行善，劝子行孝。
供养人木雕造像装藏现象不仅是对佛、道两教装藏仪轨的践行，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宗教信仰行为的表现，并体现和表明了中国古代传统孝文化的深远影响。
（二）供养人木雕造像行为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崇拜与佛教的互融性
馆藏的供养人木雕造像行为分析不能不谈到佛、道两教与中国古代祖先崇拜的共融，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和灵魂观念的相融。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神灭与神不灭两种对立的主张和传统。神灭神不灭的问题，是关系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即灵魂的有灭性与不灭性的问题，是涉及人类的心灵、民俗和信仰等诸多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代思想家是不承认有鬼神的，但是在民间和上层统治阶层中则普遍地流行鬼神观念，神不灭论成为一些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和平民百姓的精神支柱。而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东汉时期传人中国的佛教，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佛教学者一方面吸取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鬼神观念、祖先崇拜以及儒家、道家典籍的某些观念，藉以阐发和宣传神不灭论；一方面顽强地抵制神灭理论，并批判道教的形不灭说。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巧妙的将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和鬼神观有机相融合，并加以独特阐发，构建了“业报轮回”和“修炼成佛”为主体的中国佛教神不灭学说。
1、佛教“生死轮回”神不灭论与中国古代灵魂鬼神观念的相融
中国古代先民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一些自然现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此产生了中国古代的灵魂观念。认为鬼神是有意志的，能给人以祸福。古代中国人认为人的精神是能离开形体而存在的，这种精神叫做魂。《周易系辞上》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气是灵物，是为神。游魂离去人身，是为鬼，认为灵魂在活人体内是精神，在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即人死为鬼，即鬼神、鬼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谓：“鬼，人所归为鬼”。《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中国古代还说人有魂魄，死后魄随形体而灭，魂则离开形体而变为鬼。中国佛教学者出于传播需要，以佛教教义中的“生死轮回”学说对中国古代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进行了迎合和包容。
2、佛教“修炼成佛”神不灭论学说与中国古代祖先崇拜的相融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是原始社会鬼魂崇拜的产物，约产生于氏族公社母权制时期，是为追念氏族的生存繁衍之本的崇拜形式。后随父权制的确立，又萌生了父系祖先的庇佑本族成员的观念，祖先鬼魂被视作本族的神秘保护力量而受崇拜。祖宗是对始祖及先世中有功有德者的尊称，认为其功绩值得永远纪念，其鬼魂是后代永久的崇拜对象。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祖先崇拜成为维护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内部团结、巩固父权统治的有效因素。正因为祖先崇拜的这种特殊功效，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都特别重视宗庙祭祀，藉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中国佛教学者，尤其是身居统治地位的佛教学者也都十分重视宗庙祭祀，这既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统治，又用以论证神不灭论。
（三）佛教供养人造像遗风和装藏习俗的行为影响
馆藏的佛、道两教和供养人木雕造像行为无疑是受到佛教供养人造像遗风的深远行为影响。供养人造像是信仰宗教出资绘制或建造圣像、开凿石窟的人（即供养主），为了表示虔诚、留记功德和名垂后世，在宗教绘画或雕像的边角或者侧面画上或雕刻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类画像和雕像以佛教为最多。
佛教自东汉“永平求法”之后传人中国，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中，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佛教学者一方面吸取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鬼神观念、祖先崇拜以及儒家、道家典籍的某些观念，藉以阐发和宣传神不灭论；一方面顽强地抵制神灭理论，并批判道教的形不灭说。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巧妙的将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和鬼神观有机相融合，并加以独特阐发，构建了“业报轮回”和“修炼成佛”为主体的中国佛教神不灭学说，解决了道教教义无法解释的“轮回”观念，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同时也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愚弄、麻醉民众放弃反抗得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统治需要，因此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倡导，同时基于传播光大的目的，佛教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祖先崇拜、灵魂观念和孝文化）进行包容、相融，使佛教才得以在中国古代广为流播，甚至超过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力，同时佛教也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宗教信仰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供养之俗起源于佛教。为供养求福所造之佛像，称供养佛。而供奉、供养佛像之人称为供养主。佛教很重视造像，佛教教义认为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如见其真容，可以专心致志供奉。正是在这种教义的影响之下，佛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由佛教徒众捐资开凿和修建的数以万计的石窟造像、石窟壁画和造像题记。这一点可以从敦煌莫高窟“家窟”造像和供养人造像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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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石窟艺术三大宝库之一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佛教传人中国后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家窟”。敦煌莫高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壁画，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供养人作为敦煌莫高窟的主人和建造者，代代相传，倾力开凿石窟，修建佛像，绘制壁画，最终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
“家窟”开凿之风始于唐代，有文字记载的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敦煌大族翟建成所开凿的莫高窟第220窟即题名“翟家窟”，开“家窟”之先河。后世所开凿的佛窟无论是官宦窟、高僧窟还是贵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萨们“看守”的家族祠堂，历代先祖的供养人像及题榜即祖宗牌位，敦煌莫高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从十六国北朝至元，由小到大，到五代宋时和真人大小一般，且是一个家族人物同处一窟，有家庙祠堂的性质。这种带有家族性质造像的“家窟”是当时中国古代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不仅记载和承载着佛教在中国古代传播的重要史实，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浓厚祖先崇拜观念的深远影响。
佛教石窟造像之风至于宋以后，已日渐衰微，因其耗资甚巨、时间长，故民间造像行为已转化为寺院道观塑像和民间家庭供奉塑像和造像行为，材质多为泥塑或木质。馆藏的佛、道两教造像和供养人造像多为木质，当是受佛教造像行为的深远影响，同时，还受佛、道两教开光仪轨中装藏习俗的影响。
四、装藏习俗的宗教
信仰心理分析
装藏现象和装藏习俗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表现，同时也是宗教信仰者对所信仰的宗教的真实心理反映。而在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心理反映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和解决中国古代先民宗教信仰的心态和心理问题。
在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其内容十分庞杂，种类繁多，且早已融人民众的生活中。宗教信仰习俗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以灵验为本位，多供奉一个神明，多一层保护，因此在宗教信仰习俗中，儒、道、释诸神共存互补，其数量之多、祭祀之频繁，也是罕见的。自古以来，人们对不可预知的世界与旦夕祸福的人生，当无法控制之际，认为是鬼神的存在作祟，希望通过对某种宗教来消灾解厄、祈福避祸，在动荡流离和艰难困苦的现实生活面前，无疑是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自我麻醉，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同时，宗教信仰还受到传统的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的深远影响，这种独特的生存模式和信仰习惯，在佛、道两教的影响下，形成了特有的浓厚的民族宗教信仰习惯和信仰心理，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清代康熙十七年（1768年）观世音供养人雕像，通体施漆镀金，像高14.6、宽6.4、厚5.1厘米，该雕像背部有一开口，内藏记载敬造此像的供养人姓名及造像目的、造像时间等内容的纸条。由于此像有明确的造像日期而尤为珍贵，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清代初期微型彩绘木雕精品之作。现录其文于后：“口口北京口内居住，今遂征吉安府庐陵县城内居住信士，正黄旗孔希山室人陈氏，特发处心，雕装观世音菩萨金身一尊，祈保夫妇偕老，早生贵子，寿命延长，身体康泰，在营禄位高增，人马平安，吉星高照，禄马扶持，亿在光中，全默佑。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一日立。”该供养人造像装藏文书对其心理有着最好的诠释（图二至图四）。
纵观中国古代先民的先祖崇拜和宗教信仰心理，我们不难发现，它有着浓重而又复杂的宗教信仰心理。以先祖崇拜为例，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先民的先祖崇拜心理有以下五种心态：一是追思先祖功德而崇敬的心态。对去世的先祖长辈，子孙作为未亡之人，思念其播散繁衍抚育之功，而奉为“神明”崇拜之。王充《论衡》篇云：“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有想之所致也”；此言与《荀子·礼论篇》所云之“无先祖焉出”所类，当然也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深远影响不无关系。二是功利心态。这种心态认为先祖崇拜行为寄托着人们趋利避害、祈福去祸和济困解厄的媒介和精神寄托。三是畏惧心态。在中国古代鬼神灵魂观念的深远影响下，对其存有敬畏之心。洪亮吉《意言·祸福篇》所言甚详，其篇云：“然其畏鬼神者，谓其聪明正直乎？抑畏其作祸福乎？必曰能作祸福耳”。四是疑玄心态。即半信半疑，虽不尽所知（其是否存在有效），又畏“不敬”而得罪之，于是乎就信之。如儒家学派创始人、“文圣”孔子虽不愿否定神鬼，但也表示出他的怀疑。《说苑辩物》中记载孔子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之间时，很明白地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由上可知，孔于在对于鬼神的态度上是存疑的不可知论者，圣人尚且如此，因此一般民众，持有虽疑但“畏”的心态就不难理解了。五是随俗从众心态。孔子在理念上不信“死后有知…人死为鬼”，但他觉得神鬼信仰、祖先的祭祀是维持伦理的一种教化方法。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而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死别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教导，赋予祖先崇拜“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期望民德因而归厚。儒家的祭祖观可以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和“祭者教之本也已”言其之本也。
正是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社会上大力倡导和推行孝道和先祖祭祀崇拜，并利用佛、道两教宗教势力，来麻痹愚弄和影响普通民众，“上行之而下效之”。正是这种力量，而使中国古代先民的先祖崇拜和鬼神灵魂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大家都信之崇敬之，故随俗从众而信之。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