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作风问题检举范文

生活作风问题检举范文（共5篇）

篇1：生活作风问题检举范文

原平市人大、纪检、反贪局、大林乡政府：

原平市大林乡下申村党支部书记刘xx在任职期间，欺上瞒下，虚报数字，骗取上级拨款;几年来帐目不公开，村民敢怒不敢言。

我们列举如下事实，请求上级查帐给村民一个交待：

一、20xx年我村西梁上60亩承包土地，被刘五龙伙同忻州市工商银行刘二云当荒地进行开发，骗取国家土地开发款10万余元，此款去向不明。

二、所开发的60亩土地至今无人耕种，据群众反映，每年还领取国家的植补款，此款也不知去向。

三、20xx年至20xx年，国家号召村村通公路，刘五龙多报所修公路数量，骗取上级拨款。

四、农网改造期间，大队砖厂变压器拆回大队入库，第二年变压器无故消失去向不明。

五、省水利厅给我村拨款大约260万元，具体项目：修渠、打深井、开发土地。

该工程是省级重点工程，而刘五龙实际施工过程中，都是以次充好，偷工减料，骗取拨款。

1、修渠：大部分渠道都没有重建，而是在原来的水泥渠上进行了简单的修补。

2、深井：水利厅拨款所打的五眼深井至今没有用过一次，据实际考察所有深井管道太细，根本不能浇地。

3、开发土地：下申村上报国家开发土地(旱地1090亩，滩涂480亩)。

据调查，下申村河滩上早在前就已经开发成将近1000亩土地，大部分已经承包给村民。

此次开发只是在原来的土地北面推了一条土坝，土坝以南垫了大约20公分的土，而实际要求垫土地40公分，垫土量充其量是要求量的二分之一，并且谎报国家开发土地1000余亩，骗取大量资金，不知去向。

三、刘五龙在任职期间，五年来没有向村民公布过帐务。

鉴于以上事实，我们特向上级进行检举。

请求上级部门进行查帐核实，给村民一个交待。

20xx年12月6日

篇2：生活作风问题检举范文

河南省主任王文举在任职期间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

为了纯洁干部队伍，提高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现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王文举的违纪事实，举报如下：

一、村民建房，收取村民建房费用。

王新建4000元马计划7800元李保生2000元马大务5000元马选民2000元李金斗3000元金世起5000元金鼎5000元金小六5000元共计38800元

二、征收村民土地以两万元/亩，占为己有。

并以围墙圈院为证。

实属严重违纪，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核实!

三、目前我村大块田地(肖庄前面)，以王文举为首私自卖给个人开发建房，以每亩三万元征收，以每亩十万元转卖给开发商。

从中谋取暴利!严重影响了党在村民中的形象。

四、生活作风问题，利用职位之便，违反计划生育条例，超生。

现在三个女儿，在2013年中七个月之内，买了两个孩子。

五、思想作风问题，王文举在任职期间，与我村多妇女存在严重的作风问题。

六、关于村民低保，没有按实际情况履行国家政策。

以每个指标500元的价格出卖。

使应该享受的村民无法享受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照顾。

以上材料均属实，目前杨庙村的村民对被举报人的行为敢怒不敢言，我们殷般的希望相关的部门尽快的认真的进行核实、查处。

此致敬意

被举报人电话：135xxxx6981

举报人：xx村村民、党员

篇3：生活作风问题检举范文

一、领导千部生活作风问题的原因分析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究其原因, 既有外部环境的诱因, 也有其自身信仰、心理的催化作用, 还有干部监督管理上的失控、失误所致。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1、从外部环境分析。

转型阶段消极腐化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是领导部生活作风问题的重要诱因。一是西方不良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后, 我们在吸收有利于健全社会机体的清新空气的同时, 西方那些污浊的病菌也乘虚而人。这对我们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消极、腐蚀作用, 也侵蚀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他们逐渐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腐朽、堕落。二是腐败文化的纵容。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 羡腐心理也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那些通过庸俗关系获得利益收人或得到升迁, 那些“找情人”、“包二奶”活得很“滋润”的人, 被人们看作有能耐、有本事, 成为向人炫耀的资本。同时, 领导干部吃喝玩乐等生活作风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 有这些小问题、小毛病的人太多, 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而且他们又没直接拿钱, 算不上腐败, 与其他腐败相比, 最多算“小腐败”。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放纵下, 致使一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日益严重。

2、从干部自身分析。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事物的发展变化, 内因是根据, 外因是条件,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关键在于他们自身出了问题。一是信念动摇。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 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作风中表现出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正是由于他们丢掉了党的根本宗旨, 放弃了对崇高理想和高尚情趣的追求, 导致人生价值观扭曲, 精神空虚, 欲望膨胀。二是攀比心理。一些领导干部人格有缺陷、心理不健康, 看到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包养情妇等错误思想逐渐滋长, 面对种种诱惑难以沉住气、稳住神, 最终被欲望所支配, 在错误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三是逐流心态。在经济发展、财政收人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朴素、节俭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 而贪图享受、追求奢华则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和文化基础。在这种情况下, “吃点喝点、享受一点、”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是普遍的社会行为, 是大势所趋、无可厚非, 自己不这样反而显得与社会与潮流“格格不人”, 会被社会甚至官场所淘汰。

3、从监管机制分析。

监督管理失控是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泛滥的重要原因。一是监督体系不完善。在我国,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人隐私问题, 公众乃至组织都无法有效监督。一方面, 由于党务政务不公开不透明, 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每个领导干部每年究竟花了多少公款用于吃喝玩乐, 这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目前仍没有任何制度对此有硬性的要求。另一方面, 由于监督体系不完善不科学, 组织上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难以实施有效监督。如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廉政档案、述职述廉等制度成摆设、徒有虚名, 很难从中发现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的蛛丝马迹。此外, 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方面的监督制度不完善、操作性差, 致使领导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间题难以及时发现。二是制度执行不力。据统计, 近几年来, 党中央制定出台的对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的制度累计达

多项。然而, 在这么多规则制度面前,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却日益严重, 究其原因, 除规则制度不够规范科学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些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和落实, 一些制度在落实中变形、走样, 致使领导干部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约束和限制。三是处罚惩治不严。与领导能力、工作业绩相比, 生活作风问题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节, 生活作风问题往往被组织、纪检等部门忽略。因此, 近年来, 单纯因吃喝玩乐、找“情人”等生活作风问题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生活作风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带出来的, 许多案件即使带出此类问题往往在处罚上也被忽略。一些领导干部一边找“情人”一边官照当、职位照升, 既显示了制度的苍白无力, 又起到了极坏的反面示范作用, 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

二、防治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的对策探讨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并非小事。小节不保, 大节必失。陈良宇、郑筱萸、成克杰、胡长清等的腐化堕落无一不是从生活小节开始的。领导干部由于其身份、地位特殊, 其行为在社会上往往具有示范效应。生活作风问题小则影响领导者个人的政治生命, 大则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加强党风政风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必须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针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从社会环境、干部思想、制度规范及监管机制等多方人手合力进行防治,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手段。

1、弘扬先进文化, 营造良好氛围。

“先进文化可以养廉”, 构建、培育先进的廉政文化, 遏制、纠正西方不良文化和社会上形形色色非廉文化的消极影响, 对引导领导干部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极其重要。要大力倡导廉政文化意识, 引导领导干部培养高尚情趣, 加强文化修养, 处理好工作与休闲、劳动与享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 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升华自己的人格, 在全社会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

2、加强思想教育, 筑牢道德堤坝。

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可以防止人们误人歧途。加强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 教育是基础。在教育内容上, 要强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的教育, 强化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教育, 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精神情操和廉洁自律意识, 坚决抵制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在教育对象上, 要突出党政领导干部这个重点, 建立严格的干部教育管理规范, 实行教育、报告、考察、考核等制度, 形成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在教育方式上, 要实行廉政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相结合, 经常教育和专项教育相结合, 深人分析生活作风问题的危害性, 形成强大的反腐倡廉教育氛围。

3、健全道德体系, 规范日常行为。

加强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 关键在于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官德体系。要立足我国国情, 制定符合实际的领导干部道德法规体系, 将公款吃喝、游玩等不直接拿钱、但享受到需要用钱来支付的各种消费娱乐活动, 以及找“情人”等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纳入约束和监管范围。同时, 法规制度要政策分明、界线清楚, 强化刚性、减少柔性, 尽量不出现“不准”、“应该”等模糊词汇, 使制定的制度鲜明准确、要求具体、便于落实, 以减少实际操作中的弹性和随意性。要严格法规制度执行, 对于触犯道德标准, 在家庭、财产、社会关系、休闲等方面有瑕疵或违法乱纪问题的领导干部, 要加强监管和查处力度, 让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声誉等各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以做效尤。

4、完善监管网络, 形成强大约束。

篇4：生活作风不仅是个人问题

这个变化要归因于1月10日北京市通过的《<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

这个《实施办法》要求北京市的中管干部、市管干部每年1月20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年度个人有关事项，党员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变化的情况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首次被列入了上报的范畴。

北京市政府监察处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实施办法》只是结合北京实际，个别地方对2006年9月中央出台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在规定适用范围、受理内容等方面都和中央保持一致。

事实上，南京市早在2005年时就规定干部要报告婚姻变化情况。

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的前一天，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围绕干部作风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有关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表述引起外界强烈关注。

《检察日报》近日刊文称，全国人大《婚姻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祯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过勇博士曾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情况，分别建立了案例库A和案例库B进行数据分析。案例库A包括1978年以来几乎全部被查处的副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公职人员腐败要案，司法机关尚未宣判的除外，共有68个案例。案例库B包括1978年以来部分被查处的正处级以上(含正处级)、副部级以下(不含副部级)公职人员腐败要案，共有526个案例。

分析结果表明：就腐败公职人员发生生活作风问题的频度而言，案例库A涉案的68名高官中，至少有18起涉及“生活作风问题”，占26．5％；而在案例B中，526名公职人员中至少有84人性关系复杂，占16％。

过勇告诉记者：“因贪恋女色而涉足腐败的高官还有很多，如果说‘生活作风问题’在20年前还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到了10年前就几乎算不了什么。很多人认为‘生活作风’属于个人问题。但是有多起案例表明，‘生活作风问题’往往成为官员走向腐败的第一步。”

回首2006年中国腐败大案，一批重量级高官落马无不是从生活作风细节失守开始。

而北京市将官员生活细节的关注层级“下调”到副处级，是否“打击面”太大?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官出问题受人关注，但处级官员是基层执政相当重要的领导力量，同样有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条件。”

《实施办法》精神很快传达到北京市各执政部门，海淀区的一位副处长虽然还没拿到申报表格，但事关自身，他对这项新规定已很清楚。

随着公务透明化，官员必然成为公众人物，对于普通公民和公务员该受保护的个人隐私，官员有义务按照党纪要求，实现个人隐私和公权之间的连带关系。

“这个新办法是反腐策略更加深入的体现，动机和用意是好的，”前文提到的海淀区的那位干部说，“不过，一些官员生活作风的变化未必直接导致婚姻变化。腐败官员可能有二奶，同时他们的妻子也在一些部门供职，享受着很好的待遇。”

“中国有‘民不告，官不究’的惯例，领导自己的私生活有很大隐蔽性，群众很难发现，况且婚姻变动也有正常性。”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认为，官员最终还是通过权力达到目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公开权力运作过程，监督权力。

干部生活细节考查路线图

据一些长期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新中国初期，军队领导干部要向组织汇报婚姻配偶等家庭情况，由组织把关配偶的阶级出身、海外关系等。婚姻是否稳定是官员选拔的参考因素之一，一桩婚姻的变化会牵扯很多社会关系的改变。

过勇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都是单位制的，婚姻受到控制，是单位制的必然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惩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制度预防起了一定作用，教育的有效性得以发挥，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上世纪80年代初，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惩治和预防对官员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力度加大。

1985年，中央发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10年后，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将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范围。

1997年1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出台，将报告事项扩大到要求领导干部报告本人、配偶、子女在房产、出国、婚丧喜庆、经营企业、违法犯罪等六方面的情况。

9年后的2006年，这个又有了新版本，党员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变化的情况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首次被列入了上报的范畴。

每一次的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官员腐败违纪的特点直接相关。

是否有另一个监督惩罚机制

江苏宿迁要求干部力戒不良生活小节；山西河津市出台规定，不孝敬父母不能当领导干部；芜湖市委日前出台“干部监督进社区”新举措；重庆綦江聘任10名干部监督观察员，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内外”的监督，特别是对社交圈、生活圈的言行情况进行监督。

中共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历来严格，过勇说，通过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对官员的动向进行监察，为防止贪官外逃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在惩治腐败方面还有很多漏洞，比如这次的要求，官员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如果不申报是否有另一个监督惩罚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王伟提到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向官员讲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他们不仅是监督，也是保护。“但我们的文件往往涉及面广，而操作性差。”

他说，美国政府于1979年成立伦理办公室，作为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府机构，它直接向总统、国会和国务院负责，重点掌管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最高级的3000名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的申报工作。政府伦理办公室被赋予很大权力，包括就高级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和廉政等方面的问题召开听证会。1992年颁布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即是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

韩国也设立了多领域、多层次、具有实权的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

篇5：生活作风问题检举范文

通奸与背叛，当然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腐朽生活方式，事实上，它和人类的足迹一样长，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不过，人类也不必过于以此为耻，因为在哺乳动物中，仅有3%的种类结对抚养后代，人类便在其中。而即使在这种动物界罕有的“一夫一妻制”中，“背叛”也是常态。在一个针对180种鸣鸟的研究中，90%雌鸟生育的后代，不是与其一同喂养后代的“丈夫”遗传学意义上的孩子。

人之初，性本乱，看起来，这才是我们生活在树上的祖先典型的生活状态。不信？看看黑猩猩吧。这种与人类DNA有着98%相似的生物绝对能在最热衷于性的动物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们喜欢“法式热吻“、手拉手走路、拥抱，但是，它们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是没有固定伴侣的。

而“生活作风不端正”在人类这儿成了独有的问题，则是进化中的选择。在漫长的进化变迁和文明进程中，人类开始被一个又一个的性禁忌与性伦理定义与束缚，在动物本能与生存竞争的争夺中，固定伴侣之外的性选择，才被陆续贴上“背叛”“不忠”的标签。

>>在哺乳动物中，仅有3%的种类结对抚养后代，人类便在其中。而即使在这种动物界罕有的“一夫一妻制”中，“背叛”也是常态。

“忠诚”让男性更“聪明”

没有人否认，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步”，但这对女性来说却不完全是一个好消息—地位的下降及对男性的依赖由此开始了。

在以往那个自由腾跃于树枝之间的丛林世界里，背着孩子的母亲仍旧可以采集果实和蔬菜，而抱着孩子蹒跚行走于平原大陆之上，她们却很难躲开凶猛野兽的攻击，并为自己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而且，直立行走使得女性骨盆收窄，孩子不能在母亲身体里长到足够大就得被分娩出来，出生后也需要更久的哺育期。于是，女性开始需要“绑定伴侣”，从而帮助喂食后代与保护自己。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在性伴侣的选择上更为保守，本身就是人类顺应优胜劣汰的本能反應—男人为了确保基因的散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尽可能多的女人性爱，生出尽可能多的孩子；而女人的受孕几率有限，怀孕周期漫长，又需肩负养育重任，生物投资成本比男人高许多，因此，她们会更希望物色到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作为长期依靠。

男性为何甘愿被“拉壮丁”？他们对于伴侣的忠诚，“被迫”的色彩更为明显—在狩猎时代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一个男性所具有的供给和保卫能力，只足以供给一个女人及其孩子。于是，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结成了“一夫一妻”的同盟。而这种稳定的结构，大大提高了后代存活的几率，从而有利于人类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胜出。

对于伴侣的忠诚，带给人类的好处并不限于此。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在“被迫”进入“一夫一妻制”的结构后，在后代抚育上的物资和情感投入越来越多，事实上促进了头脑和身体的进一步进化，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让男性变得更“聪明”了。

强调贞洁是为了避免“陷阱”

相对于那些大量抚育非亲生后代的鸟类朋友，男性远没有那么慷慨，在为后代投入更多的同时，男性开始越来越在意亲子关系的确定性。

但是，男性面临的“陷阱”太多了—女人的受孕期是隐蔽的，而且，越是靠近易于受孕的排卵期，女性的吸引力也越大—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女性排卵期前，男人不论在观看其照片时或闻到其气味时都会感受到更大的吸引力，这本身也是女性为了有效繁殖后代时的进化选择。但对于男性来说，辨识的难度就加大了。在近似杂交长期存在的状况下，男人们往往无法判断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于是，确保血缘关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女人贞操的强调。

这可视为是“背叛”与“不忠”的起源，只是对象仅限于女性。不过，在狩猎与采集为主的时代，这一蠢蠢欲动的性伦理并没得到充分发展，因为那时男女都必须投入到高强度劳动与部落团队合作中，经济关系和力量差距并不明显，加之成年人寿命最多不过30岁，婴儿夭折比例极高，生育资源成了稀缺品，女人地位相对较高。这从当时被赋予万能权力的女神形象就可以看出。

但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男人在力量与经济贡献上加速拉开与女人之间的差距后，女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弱势及从属地位就被固定了。女人的贞操与专属于女人的性伦理被强化得无以复加。于是，从欧洲大陆到东方社会，以下情形保持着高度一致：富裕家庭的小姐在出嫁前深居闺房，整个家族都要对未婚少女的贞洁背书；穷人家为了降低女儿家守贞的成本，更乐意早早就将女儿嫁出，婚后如果女儿被“捉奸”，娘家人则要合力用酷刑处置女儿，以正家风。

也就是说，所谓“背叛”与“不忠”，本质上是由掌控资源及权力的一方说了算的。

“忠贞激素”治不了不忠

女性在被迫忠贞的同时，当然也想将男性拴住。电影《女人不坏》中，周迅饰演的科学家欧泛泛，发明了一种“爱情贴”，其中含有的激素能让爱情长久、两性忠贞。这种“忠贞激素”现实中确实存在。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动物界的“模范丈夫”大草原田鼠中的雄鼠，之所以一旦交配后就对“第三者”失去兴趣，是因为大脑中脑下垂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后叶催产素。神经内分泌学家休·卡特给雄鼠的大脑注入一种化学物质，阻断后叶催产素的分泌，结果“模范丈夫”立刻变成了“鼠渣”，它们抛弃了曾经深爱过的伴侣，胡乱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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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是否也有这样的“忠诚激素”？答案是“是的”，但它的运行和机制则要复杂得多。人类的情爱活动与多种激素有关，后叶催产素与多巴胺、苯乙胺等协同作用，让人产生爱和依恋的感觉。但是，很不幸，我们的大脑不可能长期不断地大量释放这些物质，因为神经细胞只有受到新异刺激时才会兴奋。美国康奈尔大学生化博士辛迪·奈克斯对37种不同文化中的5000对夫妇进行测试，得出的结论是：爱情的保鲜期是18至30个月，这足够男女相识、约会、结合和生子，但之后，人体对这三种物质产生的抗体，则会使“爱情鸡尾酒”逐渐失效。

忠贞激素不能保证两性间的长期稳定关系，那靠什么来维持一夫一妻制的长期存在？这种稳定的结构对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一夫一妻制在天主教会的统治下达到最严苛的程度，它甚至不允许离婚，都铎王朝亨利八世为和第一任皇后离婚，和罗马教皇闹了六年，最后单方面宣布英国脱离天主教会才勉强离了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方同时对婚姻中的“性”采取压制的态度。天主教一度将“性”视为最大的“罪”，任何谈论床上技巧都被认为是下流举止，丈夫与妻子的性生活不能超过“刚需”，一般一个月一次就好，一个星期一次是容忍的上限。而在中国，夫妻间举案齐眉、客气且克制地保持距离才是“正途”，而任何超越生育目的的床第之欢、闺房之乐，即为“宣淫”。后世被称为爱情佳话的张敞画眉，真实的版本是他因此被同僚举报，日理万机的皇帝还真为此事宣张敞进宫责问。

但是，教皇和皇帝都知道，压抑并非婚姻的解药。欧洲天主教会在行动上一方面严厉限制婚姻性伦理，一方面却允许妓院的合法存在，甚至与妓院分享利润。

《冰与火之歌》里的培提尔一边贵为财政大臣，一边创业开妓院，这是有史可据的。妓院在一开始就以私人方式盛行于欧洲，经营者中不乏高贵人士。欧洲曾出现过一家教会妓院，女员工要么在祈祷，要么在服侍客人（客人仅限于基督徒）。史载罗马教皇朱利对此印象深刻，回罗马后也创立了一家类似的妓院。

>>男性在被“拉壮丁”进入“一夫一妻制”的结构后，在后代抚育上的物资和情感投入越来越多，事实上促进了头脑和身体的进一步进化，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让男性变得更聪明了。

而在中国，纳妾制度，多少缓解了中国男人，尤其是上层阶级男人的性压抑。另一方面，中国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妓女职业，此后一直长期合法存在于各朝各代，其间明初、清初曾一度禁娼，但很快又死灰复燃。

女性“嫉妒”不是更强，而是更安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嫉妒是女性的天性，那么本该怒火中烧的女性怎能容忍这种单边忠诚的婚姻制度，长达上千年之久？

最常采用的解释是，这是女性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折衷方案，毕竟，那时的女人普遍没有独立经济收入与财权，在家族遗产继承上的排位也相当靠后，这导致她们更倾向于对丈夫的婚外性行为视而不见，成为对家庭与婚姻保持忠诚与贞操的单一主角。

不过，从进化学的角度看，女性的嫉妒方式不仅维护了这种婚姻制度的长久存在，甚至维护了自身的生存。

首先，女性并不比男性更嫉妒。多個经验研究证实，男性和女性所体验的嫉妒无论在程度上还是频率上都没有差异。一项遍及匈牙利、爱尔兰、墨西哥、荷兰、俄罗斯、前南斯拉夫和美国2000多名参与者的样本研究证实，这一点在多个国家和文化中均无不同。

但是，引发两性间嫉妒的线索的权重是不同的。男性怕戴绿帽子，女性则怕被抛弃—这不仅是情感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一项生理-心理实验表明，男性在想象性背叛时，每分钟的心跳加快了近五次，相当于一次喝下了三杯浓咖啡，而想起感情背叛时心跳则几乎没有变化。而女性对于感情背叛的生理反应则相当于性背叛的近三倍。

这意味着，两性间拥有专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用以应对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不忠问题。尽管女权主义者一定不喜欢这个说法，但这确实给中西方都长期存在的婚姻制度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基础—强调女方的贞洁，男方享有纳妾的特权，但如果抛妻别子，也会被家族和社会骂得抬不起头来。

相对于给予男性的宽容，中西方均有血腥的惩治“奸妇”传统。在早期罗马社会，妻子如被捉奸，丈夫可当场手刃妻子，这一行为还受到法律保护。在明清两代的通奸罪判例中，永远只有对“奸妇”的规训与惩诫。更多的通奸案在宗法制乡村治理下，以“沉潭”“浸猪笼”的私刑予以处置。

事实上，即使在法律平等惩处的现代社会，性背叛的女性也无法避免更多地遭遇男性暴力—这些雄性生物仿佛就是忍不住。在美国，有32%的女性被害者死于伴侣、前伴侣之手。而在1998年，被害的男性中仅有4%死于前任或现任伴侣手上。

相对男性，女性遭遇背叛时的攻击行为要少得多，而且，攻击的对象也通常是女性，这也具有达尔文化意义—自然选择可能会淘汰那些采取危险的攻击方式的女性。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必须比男性更看重自己的生命，因为婴儿更多地依赖母亲的照顾。

忠诚不忠诚，谁说了算

尽管两性间存在着如此显著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要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只要拥有更多的权力，女性一样会出轨。

荷兰研究者对1000多名职场中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权力和不忠存在正相关性，也就是说，越是权力大的人，出轨的倾向就越强。而且，实际发生出轨者的比例也越高，这主要是因为权力大者更为自信。而最出乎研究者意料的发现是，出轨的倾向性竟然没有性别差异。

在两性地位和性伦理的演变中，权力从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女人被机器解放，获得与男人同等的教育权利、工作机会及政治权利，西方以两性平等为基础的新的性道德由此形成。而乘坐五月花号到北美开拓新家园的欧洲清教徒，无论男女，齐心协力赤手空拳建立家园，这种因男女充分合作而产生的平等主义（有些类似于狩猎时代），多少有助于美利坚的第一代公民以平等、尊重的眼光来看待女人。

欧美男人的“暖男”形象由此奠定。美国政客像他们早年的新英格兰移民祖先一样，将家庭的团结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在各种场合都竭力保持着自己“家庭男人”的形象。世界上很少有政府官员会像美国总统或国会议员一样，在竞选时带着妻子、儿女同台亮相。

这些变革并没有杜绝背叛与不忠，但它提高了男性背叛与不忠的道德成本与风险成本。人尽皆知的克林顿“拉链门”即是明证。否则，这要是放在中世纪末，算什么事儿呢？亨利八世除了拥有六任皇后，还有多得无法考据的情人，谁敢有半句闲话？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里，我们最常看到的是男人不知疲倦地开拓婚外性行为，女人似乎天生占据着性道德的高点，以至于容易忽略了事实的另一面：女人只是在生物基因上“被迫”设置为保守模式，并在长期弱势的社会地位中被施以更为严苛的要求。

至少从社会和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一夫一妻制是人类进化的成果，而背叛与不忠是基于人类原始基因的刺激与反应，无论你接不接受，它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