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2024-06-14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精选12篇）

篇1：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我是今年8月7日到综合室帮助工作的。来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家庭也把读书作为生活、工作的重要内容，家里不安电视，电脑一年开不了几次，每年固定拿出大约三千元左右购买书籍，全家读书50本以上。今年三月，被评为诸城市百户文明和谐家庭。来到综合室之后，除了充分感受到任劳任怨的实干意识、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外，对各位领导同事持续学习的进取精神感受颇深。大家在高标准、高效率干好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休息、吃饭等边角余料时间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能力，让我个人受益匪浅。

下面，谈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的一些感悟。之前先后读过《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和《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我读的第三本吴晓波的书。

20xx年6月，一大学同学推荐并从北京邮寄了这本书，乍看书名，就深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平时读历史，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更替、文化传承了解的多一些，而经济变革则少的多。马克思一个经典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对每个朝代的经济不够了解，就很难全面理解这个王朝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事件和文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偏安一隅的秦能够一统关东六国?为什么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和元朝的曲很发达?为什么明清的小说鼎盛一时?这些问题在经济上可以找到很好地解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解古代经济知识非常重要。但是，这里面有三个难题，一个是古代记录较少而且散乱。不同于军事、政治、文化，古代经济一直躲藏在历史的角落里。《史记》成书之前，经济材料大多散布于各类书籍，而且与农耕水利等混杂在一起。司马迁对汉代以前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挖掘，形成了《货殖列传》，但仅仅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的一篇。《汉书》一百二十卷，只有《食货志》一卷记叙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二是年代久远阅读起来晦涩。这些文言文相对晦涩，名字术语很多，经济活动用现在的知识不容易解释，这就造成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三是中国经济学起步晚。经济学科是个小青年，直到近代建立了独立的经济学科和引入西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之前，经济都不是独立学科，更遑论与政治、经济的交叉研究。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记叙了中国历史上十数次经济变革，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用历史的眼光解读经济变革，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丰富历史内涵，非常讨巧地将历史与经济、政治结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前面那三个问题，让人有种酣畅阅读的欲望。

经济学虽然是现代的产物，但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改革家却已经应用了现代经济学流派的原理，在人类历史中探索发展的路径。简要地提一下其中的几个变革案例。管仲，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管制宏观就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读后感。最早实行盐铁专营和国营色情业，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国营企业垄断的开端。齐国因“商”而强大，桓公得以成为春秋首霸。商鞅，与管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商鞅重农，他把握住了命令型经济的真谛，“废井田，开阡陌”，通过对工商业课以重税、限制人口流动等方式，让农民依附于土地，以农养兵，以兵论功，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国力量。这种经济类型简单粗暴，放在战争环境，通过战争，可以让秦国在战国群雄中胜出;但在建设年代由于缺乏出口，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也是秦朝灭亡的一个经济原因。唐朝为什么强盛?与其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系。世族势力被打破，小中央政府，轻徭薄赋，民间发展。但往往这种发展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地方势力过大，威胁中央统治。中央为了加强自己权力，实行专营，国营垄断，经济复归专制。一放即乱，一收即死，周而复始。同样的循环出现在宋朝。宋朝是一个重商的王朝，但地方势力坐大。为改变这一格局，在宋中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主导者是王安石。围绕改变宋朝工商经济发达但国家财政羸弱的问题，王安石进行了一次很全面、深刻的改革，从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以及流通等方面，进行配套体制改革，但是，国家将手伸向经济领域，事无巨细，招致的结果一定是政府及市场的失能，再加上中间守旧势力的阻隔，失败是难以避免的。王安石变法是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全面变革，这之后的，明清时期主动闭关锁国、清代后期的洋务运动都是在一味求稳的基础上的小修小补。

吴晓波在分析历代经济变革的案例的时候，梳理出这样的框架构造：中国历朝历代的焦点集中于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和四大模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会精英控制模式、宏观经济制度模度)。中央集权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的四大基本制度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郡县制度保证王朝的运行，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的产生;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内为我所用;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个人觉得，这个模型不仅研究经济变革，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继绳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同样如此，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

改革涉及到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财政(税收)、货币和土地，好的改革要处理好这三个方面，从税收上来讲，明税容易造成反对，暗税则容易被接受。国家对上游资源、生活必需品(盐铁)、货币、土地的控制措施，历次改革都想出了很多措施和办法，总的来说各方在利益博弈中通常是政府胜出，最终又造成权贵经济，剥夺国家经济活力，并逐渐走向衰亡并转向重新分配的轮回。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行的种种经济探索，也是在这个大逻辑上进行的。朱F基以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为抓手，使中央在经济权力大大加强，通过实施对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使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被迫以“工龄买断”的方式离开工作岗位，甩掉了国有企业亏损的包袱。朱F基通过启动城市化建设、开放房地产市场、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等，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以2003年的铁本案为标志，民营资本遭受打压，纷纷从钢铁、电解铝等行业退出，而国有企业趁机纷纷占位补位。200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在这一阶段，国有资本集团重新成为国民经济。

如果从1978年以后我们来研究35年的中国改革，可以看出基本上又走回了汉武帝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当年的一个老路子。一开始是放纵民间，我们这一次很快花了十五到二十五年间就让老白姓富起来，强大起来，接着又开始搞集权改革，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搞集权改革，而权力重新从民间回到中央政府，然后现在又出现政府很强大，国有企业很强大，贫富差距很大，然后民营老板对实体经济失去信心，奢侈、移民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它历史上就一再的出现了，所以一定要警惕，避免走进历史的闭环逻辑。

通读全书，个人觉得对当前我们进行的改革有借鉴的几个地方：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变革，变革内容、方式以及效果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背后的指向都是解决经济社会产生的问题。改革，就是要防患于未然或者破于青萍之末。如果对问题找的不准、看的不清，把握不住，那么改革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最后只能流于形式。但是如果不去改革，养痈遗患，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二是要攻坚破难。杨继绳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将社会划分9个阶层，缺乏流动空间，造成阶层固化，社会必然失去活力，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美国、欧洲这几年比较混乱可以在这里找到部分答案。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触动特权阶层和很多人的利益，也会遭遇懒政怠政的阻隔，这就必须下大决心，白刃向内，勇于同这些问题作斗争。

三是要统筹协调。大病大治，小病小治，改革同样如此。但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统筹把握起来，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什么强调进行全面配套改革?就是要从机构建设、行政审批、产业扶持等各个方面进行优化重构，这里面既有体制机制等宏观的“四梁八柱”，也有小到一个程序环节的枝梢末节，大的小的、重要的次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序协调起来。

四是要抓好作风。“治政先治吏”，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莫不是如此，改革大业同样如此。事，因人而异，因人而成，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怎么抓好“人”呢，就是“治吏先治心”。

篇2：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吴晓波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我今年的枕边书。我是在读完作者所著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后买的这本书。书中的所引用论据性材料虽绝大部分来自都是上面几本书，但本书旨趣颇有不同。

读了该书，我最大的感受一是坚定了是制度而不是行为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效率的判断。

该书的导论中提出了研究中国的两个研究工具。这两个研究工具其中之一是作者认为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改革其实就是制度变迁，是利益—无论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改革的方向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二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制度对应于企业治理来说略约相当于总部对分公司（区域公司）的授权及分工、公司的价值观及企业文化、人才选拔及任用制度、产权及经营权制度。

该书从第一讲到第十二讲边叙边议，评述了从先秦到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的内在原因、路径和得失。跨越2700多年的经济改革历史也从侧面证实诺斯关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简而言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接近拍累托最优。任何一个组织中与效率相悖的现象出现，终极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而不是个人或者小团队的行为。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制度决定的。一个组织中个人或者小团队行为的错位与混乱，本身反映了制度的缺陷。

第二个感悟是经济强大不足以强国，振兴经济的同时必须同时强军。该书的第一讲说的是管仲变法。公元前八世纪，西周中央政权已形同虚设，各诸侯国纷纷崛起，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期。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开始变法，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发展齐国经济。管仲的经济经济改革措施及思想概括言之为五点：

1、“四民分业，士农工商”，通过专业分工，提高社会生产力。

2、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微观层面：对内刺激商品经济发展，对外降低关税。齐国是诸国中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宏观层面：从财政、税收和价格着手加强政府管控。

3、资源国有，承包经营。政府严格控制盐铁等资源所有权，经营权交给商人，征收30%的增值税。

4、鼓励消费。管仲鼓励消费甚至奢侈消费以拉动生产和经济发展。他在歉收年成雇佣赤贫者进行宫殿修建以促进就业，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采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和救贫济困的政治家。

5、以商止战。管仲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供求关系，控制领国的粮食等关键资源，消弱邻国实力达到和平目的。他通过贸易战以和平的手段、非常低的代价制服了鲁国、梁国、莒国和莱国。

总而言之，他的经济理念是既尊重市场、同时毫不手软地进行国家干预，可谓先秦时期的凯恩斯主义。

管仲通过经济改革，使齐国国力强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齐国的不扩军、不兼并的以商止战的非军事主义思想使得齐国的第一强国的地位在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后很快被楚、秦等军事强国替代。公元前221年，在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战略攻势下，初为春秋五霸之首、继为战国七雄之冠，立国长达845年的齐国灭亡了。

篇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作者/吴晓波

分类/经济史

定价/42.00元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截为两段。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是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一）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也是最成功的一场经济大变革。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有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共同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少数的重商主义者。司马迁评论他的治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销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的“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二）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则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的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史记·苏秦列传》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的。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实行仁政，“什税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篇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心得

市场活动有成功有失败，最怕的不是失败了，而是“不知道怎么”赢了，赢就会掩盖所有的问题和不足，让人沾沾自喜，今后遇到类似的状况就简单地去复制，然后祈祷好的结果发生。

其实无论成败，都应该有分析有复盘有胜败点的认知，不然无法做到优化以及复制和推广，就像我们的教学七步法，就是通过做的好的案例提炼总结，最终形成成功的模式进行推广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利用。

笔记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甚至无法确定“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达成目的的手段。

心得

统一看似是褒义词，分裂似乎是贬义词，但我认为都是表达状态的中性词。

在市场宣传上亦是如此，新东方作为一家集团公司，在品牌性上当然应该有相当的统一属性，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不允许差异化的存在，毕竟每个城市每个学校的发展状况都是有差异的，要有统一的观念，也要有允许因地制宜的智慧和气概。

笔记

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在土地、郡县、户籍、军制、经济上的治理政策可以说几乎截然不同，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

心得

篇5：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李叶波

根据安排，今天由我来进行学习分享，近一个多月以来，到上个礼拜才断断续续地看完经济作家吴晓波写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可以说这本书内容博大精深，但形式上又新颖别致，以讲历史故事般的方式来评判经济变革的得失所在，很值得一读。但本人限于学识水平，所读心得过于粗浅，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作者从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讲起，到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唐代刘晏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清代李鸿章变法，再到民国孔宋变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变法、朱F基变法等等，通过对中国经历的这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进行分析，他从中发现，抛开意识形态的维度，从纯经济角度观察30中国经济史，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史上无论哪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放权与集权循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国有化与私有化融合、无产阶层与有产阶层妥协、政府治理与市场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除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之外，还存在一个经济改革的“鬼打墙”: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就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不断轮回。

该书中个人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管仲，他第一次通过对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并首创“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特别是他的“寓税于价” 的手段更是高明，他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以达到“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在当时社会，管仲的这种超出常人的经济思维确实让人惊叹不已。

篇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共98000 字，分序、前言、正文和总论四部分，此书是由钱穆先生于1952 年的五次演讲稿组成，前言、正文和总论都是演讲的内容，序是作者对写作因由及成书过程的交代。书名虽然称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只包含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种安排，既是因为演讲次数以及演讲时间的规定所限，也因作者心目中自有取舍。作者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

作者在前言中就讲到了研究制度的七大要义：“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第五，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就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钱穆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只是对唐制的缝缝补补反，甚少建树，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

读罢全文，让人有一种通透的感觉。例如论及清代之时，钱先生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

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抹杀整个中国历史。

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首先，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制度架构的一个不错选择，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其次，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

篇7：《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书评

关键词：经济；改革；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5-02

吴晓波，我国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青年领袖”。吴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通过梳理历代的经济制度变革，来对比当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这本书的一大创新点。

吴先生贯通此书的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吴先生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博弈、妥协的结果，这一点，我比较认同。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共分为12讲，从“管仲改革”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按照历史的脉络，以变革来分析当时的经济问题。在导论部分吴先生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提出疑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吴先生认为中国人最害怕、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这一点和其他他国家有很大区别，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吴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大多围绕着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这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一讲的“管仲变法”，讲到了管仲把“士农工商”四民并列，而且管仲还发现振兴商品经济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从财政、税收、价格三方面入手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管仲创造了盐铁专营制度，他的经济思想中还有鼓励消费，甚至是奢侈消费；他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他主要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来进行和平称霸。管仲可以说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者，他治理齐国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第二讲的商鞅变法，商鞅推行的“重农抑商”制度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出发，这一经济变革，与管仲变法对却属于一种倒退。他提出郡县制度、军功爵制度、土地私有制度，这些让他成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创始人。

第三讲的“汉武帝变法”是本书的重点，从文景之治到贾谊和晁错的“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主张，再到桑弘羊操盘的煮盐、冶铁等的国营化，“均输平准”以及货币、财政等核心经济问题，进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的体制改革。汉武帝所颁布的诸多措施都为后世所效仿。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跟管仲相比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桑弘羊的国营化政策却遭到群儒的反对，桑弘羊提出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这些这也是治国者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涉及了财政、货币和土地等方面，他的变法也是对汉武帝变法的一种效仿，但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厚。在土地上王莽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并宣布不准卖买奴隶，很多史学家都对于王莽禁止买卖奴隶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人道主义的举措，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是王莽为打击世族门阀而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的措施。他的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没有无产者的支持，国家又没有增加收入，这次经济变革最终是以掉脑袋而告终。

第五讲的世民治国，讲述了大唐王朝的经济变革，科举制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当时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对于商品交易征税全免，造就了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也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李世民还进行部门精简，实行“兵在藩镇”，让地方财政出钱养驻军，节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小政府”就产生了。“小政府”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节度使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分权的膨胀导致“枝强干弱”，最终以“安史之乱”告终。

第六讲的王安石变法，讲的是北宋的经济变革，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把兵权收归中央，化解了地方政权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变法的实施使国库收入增加，可弊端也很快凸显出来，自由工商业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伴随着1085年宋神宗的驾崩，哲宗的即位，新法被废除。

第七讲的“明清停滞”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会陷入“高水平停滞”这一陷阱中，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国人自信的主动决策，“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优势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

第八讲的“洋务运动”，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潮流中，但我们依旧积极的变革。“中学西用”的变革理念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嫁接到中国的封建政体上，虽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以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一时间进行，却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结局。

第九讲的“两个民国”，时间长达38年，1911年到1927年的北洋民国和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从孙中山和袁世凯起，中央就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北洋政府时期，金融业的民营化、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出现了军阀自治、商人自治、建设模范城市和实验公社，这一次是大自由、大混战的试验；国民党政府时期，主张发展国营经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宣示经济主权，对内强调中央政府的干预职能，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权的基本特征，从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国债绑架，控制证券市场，利用经济危机，收编民营企业并、银行国有化等政策，通过七年的系统性整肃，政治、经济、军事的集权效应呈现。其中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政策导致国营事业效率低下，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国民党在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下，在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共产党。国民党在战后的五年里，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两次民国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艰的状态。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史，1949年的20多年的时间，进行的是一场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2003年，国有经济得到发展，民营集团控制的许多产品倾销海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我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吴先生总结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城市化、外贸和房地产出现疲软，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公平危机”或许更为严重，尽管我国的GDP总量为强国，可是在我国的富人却爆发了移民国外的潮流，穷人会问一句“国家富贵，与我何干”？这是当下我国亟待解决的社会改革问题。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吴先生写到了“回归历史基本面”，他认为尽管古往今来的政治层面有很多种意识形态，但是在经济策略上却始终围绕财政、货币、产业、土地这些词，这是一个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背后涌动的是四大集团的利益分配和贫富均衡。吴先生认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央集权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唯一制度。吴先生提出，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通过税制改革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切分“蛋糕”，才有可能在未来把蛋糕做大；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税，加大对医疗、教育和社保的投入，才是实现均富的基本途径。现阶段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国有经济体系未来如何发展；“全民企业全民共享”，将大部分国企资本注入社保，转化为全民福利；改变央企税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模式，同时将与地方的资金定向投入到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去。土地改革的主题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的任务：在对企业减税的情况下实施房产税，让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中持续收益而不再依赖一次性拍卖金；将土地拍卖所得金注入社会保障体系；以农用山林为突破口，逐步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试验。

这本书以历史事件为出发点，来分析和经济制度变革，是写作的一大亮点。按照历史的顺序把重要时期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了每个朝代经济变革失败的原因，并阐述了现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处于飞速发展中，但是由于缺乏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吸收，导致盲目的崇拜、拜金等热潮，并引发了很多不健康的经济因素。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战略调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反思，以历史为借鉴，结合实际，实现全面小康，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路子。这本书也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这个国家的问题，对于国家当前的经济症状有了更多清晰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提炼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论文写作以及个人学习情况等问题的分析，查找影响自己学习的因素，以便于个人全方面的提高。此书内容丰富，观点独特，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2]吴敬琏：《中国未来30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篇8：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政府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钱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他认为中国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是不能以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①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他认为制度是围绕人事而变的，人事是制度订立、发展、流变之源。“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但他似乎不太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不重视制度对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响，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否则人事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其实许多人事问题是可以通过先确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规范基础上予以解决的。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地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群体的认同乃至文化。美国联邦党人不正是借鉴常识、经验并通过逻辑上的思辨而制定了美国宪法吗？这也许并不完全切合当时的人事，但这却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并行之有效达两百多年之久。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论证的那样，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较为缓慢，可能要以10年为单位。

最后来谈谈内容。先说说皇权与相权之争。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以下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而中国历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况愈下。我觉得皇权、相权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皇家和官僚（士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秦朝由封建到郡县后。诚如钱先生所言，此一变化后，除皇家之外，其他官职均不能世袭。平头百姓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谋取官职，提升社会地位，客观上来说是进步了。但秦之所以消灭封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防止类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剧再次发生，是为了要天下一家，万世一系。所以我不认同钱先生认为的汉代皇家之事也属政府管理，宰相才是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将皇权与相权平等对待的认识。汉是承秦制的。刘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给了以宰相为代表的读书人，难道是活雷锋不成？从历史上刘邦和萧何的关系以及其后来对功臣的态度来看，都可以看出皇帝还是老子，其他人只是服务于他的。也即皇权是第一位的，相权是第二位的，中国历代可谓从来如此。所以皇权对相权的侵揽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皇权虚设的情况。当然皇帝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帮忙是

不行的，于是人员的选拔、赋税的征收、国防和兵役等各项举措随之而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必须要认清的第一要义。至于在和皇权的博弈中相权能获取多少自主权，全在于其实的情况。客观上来说，皇权和相权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是有好处的，也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再说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代地方只有郡、县两级，有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汉代时郡长官级别是二千石，这和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等级别，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地方、中央官员交流也较为频繁，这就使官僚体系内部的通路较为顺畅，升迁激励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较好。这好比现代组织治理所讲的扁平结构。而汉以后，一是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分为三级。二是中央逐渐集权。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他们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地方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即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物质上的东西。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认为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①。这是值得当今为政者思考的。

读完本书后，我还有一个颇为意外的发现，即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制度的废弛和崩溃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时宜，而是因为执行不力，换言之即没有人去监督该制度的执行。既如钱先生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制于不可收拾”。②比如书中在论述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日积月累所致。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令人为①

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5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3页。

之叹息。承认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所言，中国并不缺乏滔滔雄辩的战略家，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但是何以会缺乏执行者呢？执行者不履行职责又何以没有惩罚措施呢？从根本上这就牵涉到权力来源和制衡问题了。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在获取了权力后，再通过意识形态神化统治者和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但是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在历史上便必然出现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篇9：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一开始看，就觉得爸爸的话果然没错，我也一口气看完了。总的来说，这本书很长知识，推翻了我之前很多错误认识。

一开始，钱穆先生就讨论了汉代皇室和政府的问题，原来，古代的皇帝一般也不是为所欲为，亦有政府及其领袖--宰相与之抗衡。可是为什么先讲汉代呢?因为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汉之前，都是封建统一，秦汉以后，才有更像样的政府，而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时秦代的延续，所以先讲汉代。

之后钱穆先生又先后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及其考试、经济、兵役、赋税等制度。

唐、宋、元、明、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钱穆先生却没有讲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制度的野蛮，且只知道底层的一些片面。元代没有史官，汉人也无法当大官，所以元代的制度我们不得而知，《元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带着怨恨的明代人编写的。

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某时期某家族很有权势，有时就会误以为官位也是可以世袭的，不然，古代只有一个职位可以世袭，就是皇帝。至于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不过是某人当官，家里有很多书，于是子孙有文化，也能当官。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在古代，有文化就能当官，要想有文化，就得读书。可在印刷术、造纸术发明之前，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根竹简只能写二十几个字，丝帛又太贵，而且它们俩都得用手抄。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书可以世袭，书世袭了，知识也就世袭了，知识世袭了，官位也就“世袭”了。

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代，钱穆先生认为，它的制度没有几个可以称赞的地方，而且到后期极其腐败。清代，是一个专制王朝，不过它并不是皇帝专制，而是部族专制。

现在很多人认为(包括当时很多人)，明清时期所有东北人都是满洲人，其实满洲只是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搞笑的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和日本人自称东北为“满洲国”。

篇1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钱穆这个名字早就听过多遍了。历史老师开的书单里总会出现它的身影。几位复旦学长也极力推荐，说高中将这本书看五六遍也不为过。

终于，在极其仔细地读完第三遍之后，才敢提笔。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议》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长衫、眼镜，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旷达。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是怀着深深的温情的，而这种温情在这本书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看这本书前，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一、国家的安宁或动荡，基本由皇帝的“好坏”决定。

二、几乎没有弄清楚“封建”的概念。

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类的词，等于黑暗，落后，退步;

“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就是先进的，好的。而钱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的立场，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四义中可见一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舆论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批评、质疑、辱骂，也可能是赞扬、追捧、盲从。文人相轻，钱先生却从不轻视他人，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我想这才是学者的样子。那些张扬的，锋芒毕露的人，真的博大吗?静水深流……

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张自铭说：“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愚暗谓：“吾辈学当如此。”

同时，也提出两点问题：

1、钱先生谈清朝与元朝制度时几乎全篇都在言其黑暗与“私人化”，我总觉得有些民族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2、后来我将钱先生的史观运用于生活，又有了这样的疑惑：如果所有人都包容一切，温和平静，所有人事物都“存在合理”，那么哪怕真有一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这岂不是成了宿命?读后感・为何鲁迅说出：“翻开封建社会五千年的历史，处处都写着‘吃人’”这句及不符合史实的话，却仍然成了激励中国社会觉醒的不朽名言呢?

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读书方法吧。

1、勾画，批注。不要害怕这会让书变“丑”。一定要及时写下你的“灵光乍现”。

2、回顾，梳理。特别是再看这种理论性的书籍的时候，先要把书读厚，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大量拓展;然后把书读薄，也就是简单地用一段话，或者话思维导图来梳理一篇文章的逻辑。

篇1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感

今日拜读钱穆先生名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触颇深，有感而发。

文科类的同学最早了解到钱穆先生这个名字，应该是高中时期吧，遇到各种的历史的材料呢，那时还有钱乘旦。斯敏斯塔夫阿诺斯的，这些历史大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一直没有真正的读过他们的作品，说来惭愧，经过推荐决定从钱穆先生最有名的作品入手，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丝启发吧。

拿到整本书，这本书的通俗易懂，这也是受白话文的影响，在建国后通过整理得来的，整篇行文流畅，不臃肿和高中历史课的感觉很像，准确说更像是对高中课本的一个延伸。更加具有人文气息。

本书从我们最熟悉的5个朝代，秦，唐，宋，明清，这也是最具代表性的5个朝代，分别从政府皇权地方选举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入手，清晰的给我们展现了时代的整个政治脉络，许多之前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也找到了一些方向和答案。

从历来到历史中去，一直是我们了解学习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摆脱现实的枷锁，钱穆先生可能给了我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

任何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不会有绝对的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的利弊而判定，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色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有的时候我们对具体某一事件或某一时代的评价是否过于片面，提到1912年前的中国，我们总是下意识的想到黑暗专制等字眼，可这样对他们来说真的公平吗?在本书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答案。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由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能平心荷官的来检讨中国文化。该首先检讨传统政治，在中国文化精神偏重人文见，其中儒家的抱负哪一项注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为重视政治这一环节。

此证只分两方面讲一讲人是二假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有人创意，有人订个修订，亦数人事比较稳定，若离开人世谈制度，则制度也只是条文似乎枯燥无味，无可再讲。

从秦到清2000多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简单说成专制统治了，客观的讲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给我们参考，还有许多错误我们能避免，就像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全书总结下来有以下4点

1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2中国历史传统政治造成各阶层一天天趋于平等。

3长久安是人人所希望的。

4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天的繁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