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良出表

银行不良出表（精选4篇）

篇1：银行不良出表

银行不良出表三大模式解析

目前，商业银行探索不良“出表”，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是通道模式，分级持有模式和卖断反委托模式。

银监会统计，截至2015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1.67%，不良贷款余额为1.27万亿元。另外，关注类贷款占比3.79%，超不良贷款两倍。

显然，银行化解不良贷款，依然任重而道远。

经调查发现，目前，商业银行探索不良“出表”，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是通道模式，分级持有模式和卖断反委托模式。

不过，前两种模式不同程度涉及“假出表”，只是为了规避资产风险计提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将不良资产名义上腾挪表外，而实际上通过各种形式担保，将不良资产的处置风险和收益留在银行体系内。

然而，4月28日，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6〕82号），规定在转让信贷资产收益 权时，作为出让方的银行应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阻断银行不良“假出表”。

通道+分级持有，银行手握定价权

根据多家银行机构人士反馈，在银行不良资产出表中，最基础的模式应属通道模式。

通道模式操作手法为，银行首先将不良贷款组包转让给AMC（资产管理公司），AMC向银行支付收购款。同时，银行将理财资金认购一个和转让规模 相匹配的资管计划。AMC将资产包收益权转让给资管计划，并由资管计划支付收益权转让对价。接着，AMC将资产包委托处置权和管理权授权给银行和AMC的 合资公司（一般为基金子公司形式），合资公司再委托银行分行对资产包进行清收处置。回收资金定期归集划转至资管计划专户，并根据合同支付理财本金和收益。

另一种不良资产出表模式是分级持有模式，即在通道模式的基础上，设立分级结构化资管计划，由银行理财认购优先级，AMC认购中间级，银行和AMC共同认购劣后级。

据了解，某国有大行对劣后级的预期回报率不超过15%。以该银行为例，就支付劣后级本金和目标收益之后超出部分，40%由劣后级持有人平均分配，60%用于奖励处置分支行。

在上述两种模式中，都可能涉及到银行对不良贷款包的回购，具体形式有提供流动性支持、收益互换、提前赎回、差额补足等。在具体操作中，也有合资公司承担兜底功能。

经调查发现，一般来说，在通道模式和分级持有模式中，银行作为主导方，拥有资产包定价权，AMC更多扮演通道角色。AMC收 取的管理费一般不超过资产包本金的千分之八，合资公司收费不超过千分之四。银行分行因受委托进行处置回收，手续费可达回收金额的4%。

AMC主导卖断反委托，处置分行承担责任

卖断反委托模式和上述两种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卖断不再涉及回购，在具体交易结构中，不再嵌有资管计划。

其具体模式为，AMC从银行买断不良资产包后，将处置权委托给银行分行（若实施债务重组、以资抵债和债务见面则需要AMC同意），将处置管理权授权合资公司，并由合资公司监督管理资产包处置进展。回收资金定期划归AMC。

以前述某银行为例，其对AMC的目标收益设置在10%。超额收益部分，AMC和银行分行或按3：7进行再分配，或再根据具体情况协商。

在卖断反委托模式中，一般是因为双方价值判断上存在一定差异，AMC主动性更高，在定价上也更有话语权。同时，合资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相对更低，可能不超过资产包本金的千分之二。

其实，上述三种模式中，对于资产的具体处置，最终都委托到了银行。因此，对于分行回收的考核，就显得非常实际。

以前述某行为例，在委托处置期间，除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全部定价金额的100%视为表内不良贷款，按年根据处置回收力度减少考核金额。

对于未完成预定处置目标的分行，则按照“谁家孩子谁抱”的原则，承担总行参与资管计划的投资损失，并按照实际和预期收回的差额等额核减当年拨备后利润（超额完成也超额等额增加报备后利润）。

篇2：银行不良出表

一、PPP市场的主要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

（一）PPP市场的主要社会资本根据明数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PPP项目成交总金额达到55674.97亿元，其中央企及央企下属公司成交总金额达到29150.2亿元，占全国项目成交总金额的比例为52.36%，远高于其他所有制背景企业的占比，当之无愧为PPP市场最主要的社会资本。

（二）PPP市场的主要金融机构尽管目前没有关于金融机构参与PPP市场的权威分析，但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来讲，无疑银行是PPP市场的最主要金融机构。PPP融资具有期限长、金额大和直接资金收益较低的特点，目前金融市场只有银行资金最能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对于银行而言，其参与PPP项目的动力也较强：

第一、银证合作的要求：银行在全国的网点分布广泛，基本上每个区县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银行分支机构根植于当地，为深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均有较强动力参与当地PPP项目融资；

第二、银企合作的要求：中标PPP项目的社会资本主要为大型央企国企和民营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资信和实力都较好，银行有较强的动力在PPP业务与这些企业合作，从而深化银企关系，为后续与企业的其他业务往来奠定基础； 第三、综合收益明显：银行在给PPP项目融资后，项目公司所有的存款、上下游结算和代发工资等业务均会放在融资银行，从而带来较为丰厚的综合收益，一定程度上弥补PPP项目直接资金收益不足的缺陷。

二、出表和增信的矛盾

（一）央企出表需求根据上述明数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央企系列成交项目总金额29150.2亿元，若按照每个项目需投入20%的资本金，则央企需要在PPP项目中投入5830.04亿元，并且这些资金需要在项目中停留十年以上。如果所有项目资本金均由央企自己提供，则其所能撬动的项目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如果能引入银行相对低成本资金，从而做大项目杠杆，那么央企自身所投入的那部分资本金的收益率将大大提高。基于上述原因，央企存在极大的PPP项目资本金融资需求。

目前许多央企（尤其是施工类央企）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较高，而单个PPP项目债权融资金额一般较大，尤其是资本金融资后，单个项目公司的杠杆极高，如果所有这些项目都并表到央企，那么将导致央企本身资产负债率大大上升。这与目前去杠杆的大方向不符，同时也会极大影响国资委对央企负债率的考核。因此，对于央企及其子公司而言，该类PPP项目必须出表。

（二）出表和增信问题的提出要真正出表就必须形式上尽可能少地持有项目公司股权，同时不能给予银行任何实质增信。但从银行的角度看，项目公司融资比例如此之高还要形式上做项目公司大股东，因此必须要求给予实质增信，这就产生了目前较为普遍的央企要求出表而银行要求增信的矛盾，大大阻碍了PPP融资项目的推进进度。

三、银行风险分析PPP业务本身收益就不高，在央企不提供实质增信的情况下，对银行而言该类业务收益与风险极度不匹配。在运营比例较低的PPP项目中，除政府违约风险外，银行还必须面对以下风险：

第一、建设风险：许多央企强调自己的建设能力，但这只能说建设风险很低，不代表没有建设风险，更何况有很多项目央企都是通过当地民营企业获得，背后关系极为复杂，很多情况下央企必须把中标项目的较大施工比例转包给指定的当地企业，这进一步加大了项目的建设风险；从银行角度看，PPP项目所涉及的建设领域众多，如道路、桥梁、楼房等等，因此很难一一深入理解各个项目类型的建设风险，也缺乏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第二、违约风险：由于在出表业务中，央企所出资的比例很少，并且可通过施工利润实现收益快速回笼，因此其违约成本极低。但银行资金一旦投入，就必须坚守到项目结束，因此若项目发生风险，银行将成为最大的买单者；

第三、实施方案风险：当前市场上PPP咨询机构良莠不齐，所出具的实施方案质量就有很大差别，同时PPP所涉及的年限较长，很难用一纸合同将未来所有不确定因素完全说明清楚。笔者曾参与过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咨询机构全国有名，但经研究发现方案有较大问题，于是询问PPP咨询机构，答曰：这一部分是另一个PPP项目照搬过来的，没有考虑到这个项目的特殊性，但是律师表示如果发生这个风险，社会资本胜诉的可能性较大！

第四、股东风险：一方面，项目已经从央企出表，央企只是小股东，银行或其控股SPV才是大股东；另一方面，央企可能并未在中标项目区域设立实体子公司，而银行的分支机构需要在当地一直经营存续，那么，如果经过若干年原项目参与人员均已岗位调整，此时项目公司出问题政府要追责是不是只可能找到银行？实际上以上清单可以写的更长。尽管市场上有不少银行在尝试给予信用方式的出表融资，但笔者个人认为，若央企只考虑自己出表并且获取施工利润后实现快速退出，将长达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风险甩给银行，这是较不公平的合作方式，也是缺乏诚意的合作态度。

四、关于该问题的解决方式出表和增信之间的矛盾，目前尚无很好的根本解决方式。在银行能力有限以及收益较为固定的情况下，该矛盾的核心是银行必须将无法承担的部分风险分担出去，因此目前市场上有以下操作方式：

第一、风险主要由政府承担：财预〔2017〕50号文之前存在这种操作方式，即由政府指定平台公司或国有企业给予银行增信，或在实施方案中由政府承担绝大部分风险，实际上该模式存在“伪PPP”的嫌疑。随着财政部对地方政府PPP操作和举债行为的规范，该模式已逐渐在市场上消失； 第二、风险主要由央企承担：由央企给予抽屉协议提供增信，或经过复杂交易结构安排，由央企说服外部会计师事务所认可出表；

第三、风险主要由第三方承担：即引入第三方承担主要风险； 第四、风险由银行和央企分担：在银行认可且央企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出表的情况下，风险由银行和央企分担。该模式需要银行、央企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密切沟通，也需要各方对PPP项目风险有深入的认识。

篇3：银行不良出表

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会影响财务指标和监管指标, 因此关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基础资产是否出表、结构化主体是否属于发起人或投资方的并表范围等会计问题需要关注。同时在设计类似性质的结构化产品时也需要考虑此问题。

一、资产证券化业务所涉及的会计准则

当基础资产打包入池后, 通过合同安排, 转移给特定目的实体时, 需要对相应资产的转移程度进行分析, 即基础资产是否符合出表条件, 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与此相对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I F R S9:金融工具》中的终止确认 (Derecognition) 部分。金融资产转移后, 需要判断发起人是否仍对相应金融资产保留控制权, 如保留控制权则需并表, 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与此相对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在2011年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重新修订, 提出了以控制为单一合并基础的合并原则, 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合并提供了更为规范的会计制度环境。

二、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会计问题分析

发起人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结构设计时, 首先需要明确资产转移给特殊目的实体的程度如何, 从而确定是否应将资产做出表、并表等会计处理。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一) 基础资产终止确认

出于增加流动性、进行完全的破产风险隔离、减少风险资产占用等目的, 发起人可能将与信贷资产相关的所有风险和报酬进行转移, 将其现金流权利所依附的所有权全部转移给特殊目的实体, 从而在实质上形成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 将基础资产在表内终止确认。由于风险和报酬已全部转移, 不满足控制的“权力”、“可变报酬”、“权力影响可变报酬的程度”三要素条件, 自然不需并表。

(二) 基础资产不出表

风险自留行为的规定出台后, 在设计资产支持证券的结构时, 尤其对于过手型的支付方式, 通常将其交易结构按照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分为优先档和次级档, 发起人需要持有不低于全部发行规模的5%, 同时持有最低档次的比例不低于最低档规模的5%。为保证发行顺利, 在设计结构时, 发起人有时会提高自持比例。假设, 优先档、次级档比例为1:1, 如果自持比例为全部发行规模的50%, 即持有全部次级档, 此时, 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可能几乎全部留置在次级档, 发起人保留了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基础资产不应出表。

(三) 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需考虑发起人对特殊目的实体是否拥有控制权

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基础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 但是保留了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 发起人需在报表日将特殊目的实体的相应资产和负债并入合并资产负债表。例如, 发起人自持最低档比例为最低档规模的5%时, 则首先需要对资产所有权上风险和收益的转移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收益, 则需要继续判断其是否控制特殊目的实体。此时需要运用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的控制三要素, 即权力、可变报酬、权力影响可变报酬的程度。如果发起人控制特殊目的实体, 则需要确认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 并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将特殊目的实体纳入并表范围。如果发起人不控制特殊目的实体, 则将基础资产从表内转出, 并确认转移事项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所对应的资产和负债, 不需并表。

三、资产证券化投资方的会计问题分析

当银行将资金投向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支持证券时, 在会计处理上, 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投资成本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计入相关的投资类科目, 但是投资方仍然面临着是否需要合并特殊目的实体的问题。例如, 特殊目的实体的优先级分层为80%优先级, 20%劣后级, 银行投资了全部的劣后级, 由于银行承担了几乎全部的风险, 则需要将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并表。

四、对设计资产证券化以及其他结构化产品的启示

《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和其他结构化主体产生重要影响, 会限制某些以出表为目的的业务设计, 同时也可能将原来没有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进行并表处理。银监会于2014年8月发布的《商业银行并表管理及监管指引 (修订征求意见稿) 》, 以替代原有的《银行并表监管指引 (试行) 》的通知 (银监发[2008]5号) , 试图将并表监管思维渗入银行内部管理。银行在设计结构化产品时, 应该关注如下问题:

(一) 需要关注有控制权的条款

银行在设计相关的结构化项目时, 需同时考虑出表和并表问题。资产在形式上的转出, 并不一定满足经济实质上的出表条件, 因此, 在设计产品时需要首先评估出表条件。同时, 如果发起人仍然保留对结构化主体的控制权, 结构化主体中全部的资产和负债都需要进行合并。因此, 在设计合同条款时, 应特别关注对结构化主体有控制权的条款, 如持有劣后级比例、投票权、决定投资方向等。

(二) 应考虑结构化产品的整体绩效

结构化产品会带来名义上的收益, 但纳入合并的结构化主体同时也会耗用资本、占用加权风险资产, 因此, 应考虑结构化主体的名义收益、资本占用、加权风险资产占用的综合绩效。如果名义收益不能冲抵资本占用和加权风险资产, 则表明其开展的必要性不足, 优化结构或寻求其他资源配置途径更为有利。

(三) 项目应注意前期评估, 兼顾事后评价

结构化产品的种类较多, 涉及金额较大, 在设计结构化主体并开展相关业务时, 应提前评估其综合影响, 注重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价相结合。

摘要：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商业银行减少资本占用、增加资产流动性、盘活存量的重要手段。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会影响财务指标和监管指标, 因此关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基础资产是否出表、结构化主体是否属于发起人或投资方的并表范围等会计问题需要关注。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出表,并表

参考文献

[1]莫小鹏, 郑博.资产证券化中有关发起人会计确认问题的研究——兼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范[J].中国总会计师, 200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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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华等.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会计问题[J].金融会计, 2014 (7) .

[6]IASB.IFRS9:Financial Instruments, 2014 (7) .

篇4：银行出表“躲猫猫”成历史

靠银行表外业务“躲猫猫”将成历史？

日前，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简称“82号文”），就交易结构不规范不透明，会计处理和资本、拨备计提不审慎等问题，提出相应具体要求。

“82号文”的出台，是监管层意在压缩银行出表和监管套利空间，力争使不良资产等监管指标趋于真实化，防范风险积聚的系列举措之一。

“82号文”背后的逻辑

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了非标债权的投资业务，特别是通过理财计划、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方式，形成了大量的表外信贷资产，这些表外信贷资产名义上是计在银行表外，但通过隐蔽的回购承诺或者其他担保承诺，银行承担了一定的信用风险。

银行将信贷资产出表，其动机除正常的盘活资产外，更主要的是规避监管，美化部分监管指标。目前银行存贷比、信贷额度等监管指标已取消，但在不良上升、业绩下滑、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银行美化不良率、拨备覆盖率、资本耗用等指标的动机仍在。银行通过信贷资产假出表操作，使全行业资本耗用、不良总额下降，从而实现监管套利。

判断银行信贷资产是否真实转让（洁净销售），主要看银行是否有如下承诺：一是承诺回购或者交换任何资产；二是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承担损失的承诺；三是对已售信贷资产本息的任何承诺。

如有上述任何一项承诺，信贷资产都不能被视为“洁净销售”。除此之外，具有下列行为的，也不能完全视为“洁净销售”：一是出售信贷资产的银行对购买资产的特殊目的载体（SPV）拥有股权或者管理控制权，或者SPV被纳入银行的合并财务报表；二是出售信贷资产时，出售银行以SPV的名义进行；三是出售银行对出售的信贷资产给予任何形式的流动性支持等信用增级行为。

国际上通行的要求是，若不能实现信贷资产的真实转让，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相关的信贷资产必须留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继续按照监管要求提取相应的监管资本。当前我国很多信贷资产转让带有担保增信及回购承诺等隐形条件，银行体系仍然是不良资产收益权的最终投资者，没有实现风险的分散、转移。

严控不良出表

具体来看，“82号文”监管要求包括：1、转出方银行依然要对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即会计出表，资本不出表，以防规避资本要求；2、不得通过收益权转让的形式藏匿不良资产；3、不得承担显性或隐性回购义务；4、个人投资者参与认购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不得投资不良资产收益权。同时对于机构投资者资金来源，应实行穿透原则，不得通过嵌套方式直接或间接变相引入个人投资者资金；5、建立报备登记制度。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必须到银登中心进行登记交易，并且资产选定之后要逐笔报送，对于装入什么资产可能会有所限制。

根据新政，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转出方银行资本金还是得继续计提，增加了银行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的资本占用成本，将使得银行积极性下降。不良资产转让后，转出方银行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的计算中也要纳入这部分收益权转让了的不良贷款，这也将打击部分银行通过不良假出表粉饰不良情况的行为。银行不能用本行理财资金承接本行的信贷资产收益权或提供回购承诺，将减少表外资产接盘者，这对现在银行的贷款收益权转让出表消额度，尤其是不良出表再用理财资金承接，是有直接影响的。

综合来看，“82号文”是对前期监管层所提的“穿透”原则的落实，一改此前仅基于会计科目（形式）的监管，而是深入到业务（实质），有助于银行各项监管指标的真实化。

当前银行业进入净利润低增长，不良率持续上升的严峻时期。“82号文”实施后，对出表业务较多的银行来说，其资本耗用、不良率可能会有所上升。尤其是对于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指标贴近红线的个别银行来说，可能压力明显。但长期看，银行业监管指标趋于真实化，有利于更好地估值。

纵观过去一二十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诸多创新往往为监管创新，为监管套利而生，同业创新尤其如此。金融机构以“在合规基础上把钱挣了”为座右铭，做得晚了就没机会了。于是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商业银行与监管层的博弈与角力不断上演。但无论是三四年前大行其道的三方买入返售，还是2014年的TRS理财产品，还是2015年的伞形信托，被监管叫停的速度越来越快。

基础资产穿透原则，注重实质风险，预计是未来监管工作的核心原则，未来更多的监管套利被限制。放在应收款项类投资的类贷款业务逃避了贷款拨备要求，下一步或许将按照贷款要求计提资产减值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