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

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精选6篇）

篇1：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

刑法论文题目

1．罪刑法定原则研究

2．刑法溯及力问题研究

3．刑法解释研究

4、论刑法的时空效力

5、论犯罪构成理论

6．中外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

7．刑事责任研究

8．论刑法上的行为

9．论不作为

10．持有型犯罪研究

11．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12．刑事责任能力研究

13．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能力

14．单位犯罪研究

15．论犯罪故意

16．论犯罪过失

17．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18．论犯罪既遂

19．论犯罪预备

20．论犯罪未遂

21．论犯罪中止

22．论共同犯罪

23．实行犯及其刑事责任研究

24．帮助犯及其刑事责任研究

25．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研究

26．论想象竞合犯

27．论法条竞合28．论结果加重犯

29．牵连犯及其处罚原则研究

30、论转化犯

31、论吸收犯

32．正当防卫的条件研究

33．论特殊防卫权

34．紧急避险问题研究

35．安乐死问题研究

36、论死刑

37．罚金刑制度研究

38．刑罚裁量情节研究

39．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40．中外刑法自首制度比较研究

41．论立功

42．累犯制度比较研究

43．数罪并罚原则研究

44．减刑制度比较研究

45．假释制度比较研究

46．危害国家安全罪比较研究

47．玩忽职守罪研究

48．滥用职权罪研究

49、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50．交通肇事罪研究

51．走私罪研究

52．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53．内幕交易罪研究

54．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研究

55．洗钱罪研究

56．集资诈骗罪研究

57．贷款诈骗罪研究

58．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59．保险诈骗罪研究

60．偷税罪研究

61．骗取出口退税罪研究

62、试论转化型抢劫罪

63．论医疗事故罪的认定

64、论交通肇事罪

65、论走私罪 66、论假冒商标犯罪

67、论重婚罪 68、论挪用公款罪

69、论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70、论强奸罪

71、“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 72、论诬告陷害罪 73、论伪证罪 74、论抢劫罪 75、诈骗罪问题研究 76、论合同诈骗罪 77、论保险诈骗罪 78、论受贿罪 79、论侵占罪

80、论贪污罪

81、论非法拘禁罪

82、论绑架罪

83、论盗窃罪

84、论敲诈勒索罪

85、毒品犯罪研究

86、论行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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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

1、概念

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广义上也称国家主权豁免或国家管辖豁免。国家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辖, 即非经一国同意, 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 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的扣押和强制执行。国家豁免中最主要的是外交豁免, 还包括外国君主个人的管辖豁免及国内法上的主权豁免制度。

狭义上的国家豁免即国家司法管辖豁免与外交豁免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叠。在国家豁免有关强制措施豁免部分, 为了防止各国法院随意扩大对外国财产实施强制措施, 草案对此做出限制性规定。其中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91年对《国家管辖豁免草案》第四方面的限制是“此项财产不属于国家用于或意图用于使馆、领馆、特别使团、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派往国际组织的机构或国际会议代表团的财产。”

2、概念来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第65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5条规定:“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指一国本身及其财产遵照本公约的规定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

3、国家豁免的产生情形

(1) 一国在外国法院直接被诉。

(2) 在有的案件中, 一国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法放弃了管辖豁免, 但在判决做出以前或以后, 如果牵扯到对它采取诉讼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 则会提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

(3) 一国虽然在外国法院没有直接被诉, 但在某民事诉讼中涉及该国, 该国为了维护其权利而主张豁免。

(4) 一国在他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 由于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诉, 便提出该国是否对反诉享有豁免的问题。

二、国家豁免的理论分类

作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有关国家豁免的程度、范围和方式, 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关于这个问题, 传统的理论有绝对豁免理论和限制豁免理论。

1、绝对豁免理论

绝对豁免理论主张, 一个国家, 不论其从事何种行为、财产用于什么目的都享有豁免权, 除非国家自己放弃豁免。绝对豁免论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主权平等是国家交往必须遵循的国际法原则, 而平等者之间是没有管辖权的。基于此, 早期的国家及其豁免原则是在绝对豁免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 并且在西方国家权威学者的著作中得到了承认。

绝对豁免原则是由西方国家的判例法形成的。例如, 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交易号帆船诉麦克范登案”的判决、1880年英国上议法院对“比利时国会号案”的判决都体现了绝对豁免原则。绝对豁免原则对于尊重和维护国家主权, 发展国家间的正常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各国有关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 国家在运用绝对豁免原则时一般采取灵活的态度, 且应注意以下问题:

(1) 享有国家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元首、国家本身、中央政府及各部、其他国家机构、国有公司或企业等;

(2) 国家不仅在直接被诉的情况下享有豁免, 而且在涉及国家的间接诉讼中也享有豁免权;

(3) 绝对豁免理论的基础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在平等者之间是没有管辖权的, 这是国家交往必须遵循的国际法原则。

2、限制豁免理论

19世纪, 绝对豁免主义在国际法理论界曾一度占据支配性地位。19世纪以后, 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不断扩大, 国家本身介入商务活动的情况日益增多, 产生了国家在贸易上的垄断以及国家经营铁路、海运和邮政服务的现象。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 实行国有化, 国家从事贸易活动, 国际社会对国家豁免的态度也越来越倾向于限制豁免。20世纪后, 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垄断资产阶级利益, 开始强调国家豁免的例外, 于是“限制豁免理论”应运而生。

根据民事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商事活动时, 应该与对方处于平等的地位, 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 承担同样的民事义务和民事诉讼义务。而且, 自然人和法人在同国家进行民商事交往时, 本来就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再赋予国家这种司法豁免的特权, 就更加深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样, 势必要影响有关国家同他国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商事交往, 从而影响该有关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 这也不符合当今国际法和国际民事诉讼法力求保护弱方当事人的发展趋势。

(1) 限制豁免理论主张, 外国国家只能在实现国家权利主体的职能时, 即执行主权行为或公法行为时, 才能享有豁免权;反之如果外国国家参加“私法行为”, 则不享有豁免权。

(2) 根据限制豁免理论, 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标准有三种:即目的标准、行为性质标准和混合标准, 其中赞成行为性质标准的人居多。

三、国际刑法的发展与豁免原则的变化

目前虽然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着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的基本对立, 但不可否认的是限制豁免主义已经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判例中得到了承认。

在传统国际法中, 国家主权不可侵犯, 国际法系统中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实体。随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紧密, 以及国际人权法的不断发展, 一些特定的行为被认为具有了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性质, 从而受到国际司法组织的惩治。同时, 由于一些特定种类犯罪的跨国化和多元化, 严重困扰着各国刑事司法系统, 仅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已难以有效打击日益猖獗的跨国犯罪。在这样的背景下, 近年来的国际刑法内容大为扩充, 一批国际刑法公约陆续被制定并付诸实施。其中2001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被认为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 国际刑事法院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强制力的司法组织因此而建立。

目前许多国家虽仍然坚持国家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完全豁免的观点, 但正在被不断发展的国际刑法所挑战。随着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法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特定的行为已被认定为是国际犯罪。具体表现为, 当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发生时, 负有直接主要责任的国家领导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实施追究责任行为的机构不是某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国际审判机构, 如纽伦堡和东京军事法庭, 前南和卢旺达军事法庭都是典型。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更成为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和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明确规定了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不能援引管辖豁免。国际刑事公约的制定和实施, 对国家豁免原则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四、结语

我国政府关于国家豁免问题历来主张和坚持国家主权豁免原则, 反对他国恣意破坏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做法, 并主张通过当事国之间达成国际协议的方式来消除有关国家间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但是, 我国从不把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绝对化。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前提下, 基于正常经济交往的需要, 国家可以在特殊情况下, 以协议或其他形式对具体案件或某些事项放弃豁免权。

摘要：豁免原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当今, 豁免原则仍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随着近年来国际刑法迅速发展, 绝对豁免原则日益受到挑战, 限制豁免原则正在成为共同趋向。在此背景下, 中国应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现有的豁免规则, 以协议或其他具体形式处理具体案件或某些事项。

关键词：绝对豁免原则,限制豁免原则,国际刑法,国际犯罪

参考文献

[1]贾宇, 崔峰.论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J].法律科学, 1985 (04) .

[2]卫永红, 安淑珍.关于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2008 (03) .

[3]彭思彬.国家豁免若干问题辨析[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6) .

[4]兰红燕.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之比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8 (02) .

[5]梁淑英.浅析国际豁免的几个问题[J].政法论坛, 2000 (02) .

[6]徐珊.从国际刑法的发展看豁免原则的变化[J].理论月刊, 2007 (09) .

篇3：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主体；民事欺诈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物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的。

关于此条规定的（五），在实践中常被称为“兜底条款”，又称“堵截条件”。

一、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有所特指？其范围又究竟如何界定？是否利用任何形式、任何性质、约定任何内容的“合同”或“协议”进行诈骗的，都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

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应指且仅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释》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一语。但是，现行刑法第224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没有继续沿用该司法解释的“利用经济合同”用语，而只是用了“合同”一词。此处删去了“经济”二字，无疑扩大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可解释范围。从《刑法》的结构理解，合同诈骗罪位于《刑法》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九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因此，该罪中所谓的“合同”，应该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则与这种社会关系或法益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应不在该罪“合同”之列。

那么，除了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其他的合同是否应该包含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内呢？根据刑法目的解释，该条是规制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那么，与经济合同相对而言的民事合同无疑也应该被包含在此条规定的“合同”中。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有无形式要件的要求呢？随着合同形式的多样化，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仅包括书面的，还应包括口头合同，以及现在出现的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1。但从证据的客观性上来说，口头合同在司法实务中，很难被认定，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存在意义。

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如何界定？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区别在什么地方？

根据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以刑法第30条的规定为基准，按照理论界通常的理解，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非法利益，经本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主要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此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可综合参考《民法通则》与《刑法》的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位才构成合同诈骗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如系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均不属单位犯罪。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这种情形也只能认定为个人犯罪。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应该怎样区分？

如何准确划清利用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之间的界限，从来是司法实践中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合同诈骗犯罪和民事欺诈在合同履行瑕疵、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等客观外表特征上十分近似、差别甚微，有时甚至难以觉察。尤其是在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也采取了一定的欺诈手段，这与合同诈骗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

何谓民事欺诈？我國民法学者认为，它是指一方当事人通过欺骗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或者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由此可见，合同诈骗实际上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而且按照责任竞合的规则，对合同诈骗的行为人除了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外，也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因此，从广义或一般意义上讲，合同诈骗罪行为也在欺诈行为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合同诈骗罪认定意义上所说的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两个范畴，显然在观念和法律上都是不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的。有人认为，合同诈骗只是一种情节严重的合同欺诈行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区别，仅在于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构成条件不同，以及诈骗数额是否较大，达到刑法的规定标准，两者的故意内容、行为手都没有质的区别。这种观点严重混淆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两者的本质，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理论上普遍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几点（1）主观目的不同。即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签订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人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客观方面不同。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程度内，故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来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3）侵犯的客体和权利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而民事欺诈侵犯的是债权。（4）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竺琳.民事欺诈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

篇4：论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一) 行为模式上的衔接

这种行为模式其实就是法律规范当中的基本核心要素, 主要是相关部门法规范性的成为刑法的前提性的规范法规, 同时和刑法之间保持着有效的衔接。这种前提性的规范关系主要体现在 (1) 刑法直接将相关部门法来最为规范的有效前提[1]。 (2) 刑法以暗示性的方式来讲相关部门法作为规范性的前提。 (3) 刑法并没有将相关部门法来作为其规范的主要前提, 而相关部门法却已经成为了刑法前提的规范。这就主要表现在一些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以及过失犯罪等相关的开放性犯罪所构成的场合当中。

(二) 法律制裁的衔接

法律制裁的衔接具体表现在 (1) 制裁方式的衔接, 我国的刑法当中, 制裁方式主要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财产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等。这些制裁的方式和相关部门法之间就有效的保持了相应的衔接和配合, 具体在行政处罚的类型方面保持了良好的衔接、在民事处罚的类型上保持了良好的配合。 (2) 制裁程度的衔接, 这种衔接主要也是表现在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这两个方面。比如剥夺自由权利时, 刑法当中拘禁的最低也是1个月, 而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最高期限也才20天, 所以这两者在严厉的性质上基本衔接在一起。

二、刑法和相关部门法的具体划分标准

对于法律部门方面的具体划分标准, 在法理学方面众说纷纭, 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划分法理部门的重要标准还是法理进行调整的各种不同社会关系, 然后才是调整法理的不同方法等, 而对于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和划分标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1) 从法律的调整对象来划分两者的实际标准, 首先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 而并不是非罪行的关系以及刑事法律关系等, 关系是刑法的内容, 但是并不是刑法的调整对象[2]。其次, 刑法所要调整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 而是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方面的关系。 (2) 法律进行调整的方式成为刑法和相关部门法关系划分的形式化标准, 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主要后盾来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因此, 所有的法律调整方式都带有相应的强制性, 主要是实施在那些侵犯法律所保护社会关系的行为者, 这些行为者们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同时进行国家强制力的干预。

三、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之间的不协调

我国的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之间也存在着和一丝不协调的关系, 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 刑法缺乏一定的前提性规范, 刑法是相关部门法的保障法规, 其入罪的前提就是, 违反了相关部门法规, 但是在入罪的前提方面明显有所欠缺, 一是少数犯罪的民事违反性质不够充足, 就比如民间借贷方面, 通常民间借贷都必须要建立在合法的前提下, 如果只是依靠公众性的特点将直接在民事合法的行为以及犯罪的行为之间划出一道界限, 因此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二是一些犯罪的行政违法性不够均衡, 具体表现在法律的评价行为上, 在行政法的评价行为方面和在刑法方面的评价完全不同, 因此就表明两者的不均衡性。 (2) 法律制裁的方法衔接不够合理, 刑法所具有的保障法地位直接决定了形式制裁的最后性, 通常都是相关行政法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治理效果时, 才会使用刑事制裁的力量来进行。

四、刑法和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这就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关系来对其加以调整, (1) 静态关系, 静态关系的调适首先要实现法律用语的衔接, 目前的刑法当中有很多的法律用语和相关部门法当中的用语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性, 而且在概念上也明显不同, 这都直接损害了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关系, 因此必须加以完善。其次, 是要合理的协同法律的规则, 目前从整体上来看, 我国的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之间的规则设定大体上比较平衡, 所以就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协调性, 这都是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两者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3]。最后, 要平衡法律的制裁效果, 刑事的制裁力度通常都大于民事和行政的制裁手段, 必须要加强法律制裁的手段, 以此来实现其中的合理平衡性, 这对于协调刑法和相关部门法两者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动态关系, 两者动态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再往后的发展过程当中, 适度犯罪化依然只是在以后较长的发展时期当中刑法及相关部门法之间动态关系发展的主流, 当相关部门法无法达到治理效果时, 使用刑法来进行。二是, 适时的非犯罪化是我国的刑法以及相关部门法两者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势, 特别是我国刑法方面的重要发展趋势。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必须保证两者之间的衔接、明确具体划分标准、完善之间的不协调以及做好两者关系的调适等, 这样才能保证两种法规相辅相成起到互为保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与限缩[J].政治与法律, 2012 (11) .

[2]赵秉志, 袁彬.论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J].法学杂志, 2012 (10) .

篇5：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

一、草案对于反腐的相关规定

(一) 增加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第四十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后增加一款, 即向国家工作人员身边的人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 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应当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二) 对行贿犯罪增设了罚金刑

草案对部分行贿犯罪增设了财产刑, 旨在完善行贿罪财产刑罚制度。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草案第九规定对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行贿数额较大的, 也应当处以罚金刑;第二、草案第四十一条对《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中关于“对行贿罪的处罚”均增加了“并处罚金”, 并去掉“可以”一词;第三、草案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以及第四十四条分别对《刑法》第三百九十一、三百九十二以及三百九十三条增加了“并处罚金”的规定。

(三) 对行贿罪的处罚更为严格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由的, 可以减轻, 甚至免除处罚, 而在刑法实践中, 为了鼓励行贿人自首或者坦白案情, 在其向侦查机关如实陈述行贿案情后, 通常不会受到处罚。草案严格限定了免除处罚的条件, 只有在罪行较轻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时方可免除处罚, 而在行贿人如实交代的情况下,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 取消对贪污罪具体数额的规定

草案第三十九三十九条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进行了修改, 取消了根据贪污数额来认定贪污严重程度的规定, 即取消了五千元、五万元、十万元的数额门槛, 而采取“贪污数额较大”、“贪污数额巨大”以及“贪污数额特别巨大”的描述。

二、对草案反腐相关规定的评析

(一) 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的性质认定问题

草案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款, 本文认为增设条款无可非议, 然而新增条款的位置易引起对该行为性质认定上的争议。首先, 所增加新款的目的是对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的行为予以惩处, 以使刑法规定更加严密, 此举值得认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与受贿罪对应的行贿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已经做出了规定, 但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对应的行贿行为却付之阙如, 因此, 修正案对此予以增设规定, 实乃完善刑法之善举。其次, 本文认为新增条款的位置不太合适。如前所述,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是关于受贿罪的规定, 而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显然不属于受贿罪的范畴, 并且草案中仅仅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并未规定其罪名, 由此易引起对该行为性质认定上的争议。

(二) 罚金刑的可行性问题

如前所述, 草案对部分行贿罪增设了罚金刑,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第四十一条对《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的修改中, 对于行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据此,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使用没收财产, 而使用罚金。首先, 本文肯定这种修改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没收财产存在合法性以及合理性的缺陷, 其直接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 因而, 《刑法》中对没收财产的适用比较慎重。而罚金刑则不存在这种缺陷, 若能选择适用, 当然是一大进步。其次, 选择适用容易产生随意选择或者难以选择的弊端, 从而不利于为司法活动提供明确的指引。最后, 尽管罚金刑被广泛采用, 但是并未规定罚金刑的处罚标准, 具体的处罚数额又将困扰着司法人员。

(三) 严格处罚行贿罪的问题

通常而言, 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向犯, 《刑法》对受贿罪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而对行贿罪的规定相对比较宽松, 只要行贿人如实向侦查人员交代案情, 则可以减轻处罚, 甚而网开一面、免除处罚。出于这种不对等规定, 草案要求严格处罚行贿罪。本文认为, 草案的出发点是好的, 然而其现实实施效果却不容乐观。因为, 正是基于刑法对行贿人员的从宽处理, 行贿人员才会有如实告知的动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侦查人员通常从行贿人员入手, 以侦破案件。如果对行贿人员亦处以较严格的刑法, 那么这种刑法激励机制将会减弱, 行贿人如实交待后不能获取好处, 难免会迫使其站到受贿人一边, 与受贿人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无疑将影响到贪污受贿类罪行的侦破。

三、对草案反腐相关规定的完善

(一) 明确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行为的性质

如前所述, 由于草案中将关于“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行为”的规定置于“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下, 从而引起了对该行为性质认定上的争议。本文认为, 可以将关于“向领导干部身边人员行贿行为”的规定置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之下, 明确其行贿属性, 则消除了这一争议。

(二) 对罚金刑的数额进行限制

对于草案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本文大胆建议取消“没收财产”的规定, 以突显刑法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因为, 对于腐败案件中, 对于贪污受贿所得或者不明所得, 司法机关可以追回以上缴国库;若在对罪犯处以没收财产的刑罚, 对罪犯的合法所得全部没收, 这会损害公民的财产权益。另外, 对于行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规定较高的罚金刑, 以此取代没收财产, 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取的。同时, 本文认为, 《刑法》应当对罚金的数额进行明确的规定, 从而避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少确定性指引而产生的量刑不统一的弊端。

(三) 对贪污程度进行明确规定

草案将贪污的具体数额修改为“贪污数额较大”、“贪污数额巨大”以及“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仍然存在问题。本文认为, 应当对贪污的程度进行明确的规定, 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确定性指引。具体而言, 可以借鉴俄罗斯联邦刑法的规定, 在确定贪污程度时, 将“当地最低劳动报酬”、“当地人均收入”、“当地平均工资”作为参照标准, 将以上指标的倍数作为认定标准, 如此这一标准将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起同落, 可以增强刑法的稳定性。

四、总结

综上所述, 为应对目前反腐的需要, 我国《刑法》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 从而为反腐提供确定的法律依据, 同时将反腐形成的经验法律或、制度化, 将反腐常态化。然而, “徒法不能自行”, 修改完善刑法反腐的相关规定仅仅是第一步, 只有这些规定被严格遵守并付诸实践, 其反腐功能方可得到彰显。相信在依法治国的形势下, 依法反腐会得到深入的贯彻, 刑法在反腐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一帆.罚金刑:让腐败者倾家荡产[J].廉政瞭望, 2006 (8) :44-45.

[2]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26.

[3]赵薇.俄罗斯联邦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336-338.

篇6：刑法相关的论文题目

关键词：被迫行为,价值基础,胁从犯,紧急避险,借鉴意义

1 英美刑法被迫行为的含义及其适用条件

被迫行为是英美刑法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在其普通法的发展史上,其最初是适用于刑诉法领域,为刑诉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但近年来,其渐渐被纳入刑法范畴,成为刑事责任的一个合法抗辩事由。在《英国刑法汇编》第三章“普通例外规定”,美国《模范刑法典》第二章“责任之一般原理”对其进行了规定。

被迫行为是指行为人在他人胁迫下所实施的形似犯罪但根据一定条件可以进行合法辩护的行为。例如,A用枪对着出租车司机B,以死威胁,强迫B把他送到计划中的抢劫现场。B可以“被迫行为”为理由免除协助抢劫罪的责任。[1]在英美刑法中,一种行为要被认定为被迫行为,成为合法辩护理由,必须要符合一定的适用条件。

1.1 胁迫的范围

胁迫作为可以免责的辩护事由,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案件。在美国大多数州规定在被告人的行为对无辜的第三者构成谋杀罪或者罪该处死刑的判国罪的情况下,不准许被告人以被迫为由进行合法辩护。有的州对被告人造成的杀人结果虽不能作免罪辩护,但可以减轻处罚,谋杀降为非谋杀。一般说来,在轻于谋杀罪的情况下,可以以“被迫”为理由进行合法辩护。

1.2 胁迫的程度

传统英美刑法一般认为,只有在受到直接致人死亡甚或是严重身体伤害的重度胁迫下,才构成被迫行为。依据美国刑法,有些司法区要求“被告人合理地害怕死亡”,有些州只要求“被告人合理的害怕身受重伤”。少数州没有明确规定这类要求,因为例如A以一般伤害胁迫B超速开车,在这样的情况下,B可以以被迫为理由为超速开车进行辩护。这仍符合以小害免大害的原则。一般说来,以侵害名誉或者侵犯财产相胁迫,是不足以构成被迫行为的。

1.3 胁迫的真实性

一般被迫行为中的胁迫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但美国多数州只要求“被告人合理的相信胁迫即将实行”就可以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即使胁迫者只是吓唬,并非真的或者是没有能力使胁迫付诸实施。

1.4 胁迫的非预见性

胁迫行为还要求行为人不能预见到自己会受胁迫。

1.5 胁迫的紧迫性

《英国刑法汇编》要求立时有生命危险才构成被迫行为,在未来伤害之恐吓下实施的行为是犯罪行为。美国许多州规定,胁迫必须是紧迫的,而不是遥远的,并且如果处于强制行为之下的人能借助法律的保护,他必须救助于法律,否则不能成为一般辩护理由。并且一般认为“如果胁迫发生后,被胁迫者有时间有机会维护其意志,那么就不能有任何免责理由,这是显而易见的。”

1.6 胁迫的对象

首先胁迫必须针对人身,其次美国大多数州规定死伤胁迫的对象只能是被告人本人,少数州也允许针对一定范围的第三人,如被告人的家属。堪萨斯州刑法规定,这种威胁是针对“被告人或者他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者姐妹”。

1.7 胁迫的效果

并非任何的死伤胁迫都能构成被迫行为,只有当这种死伤胁迫使得被胁迫者只能听命于胁迫者外,别无他法,即被胁迫者不得不实施某种客观上为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才认定为被迫行为。于美国刑法规定相似,英国刑法也规定这样的客观检验胁迫效果的标准。

2 英美刑法被迫行为的构造基础

英美刑法规定被迫行为此项合法的辩护事由,一方面是基于相对的意志自由形态的哲学依据,另一方面是基于刑法的宽容和谦抑性,体现了刑法的人性基础。

2.1 意志自由形态的哲学依据

有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原本是哲学学界的研究问题,基于刑法构造的哲学基础,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人是否有意志自由,有意志自由论和意志决定论之争。意志自由论者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能够基于自己对外界的理性认识,使其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选择。意志决定论者否认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人的行为是受自然环境、遗传及自身的素质所决定的,因而是不自由的。比较这两种学说,都失之偏颇。相对的意志自由论既承认人的理性判断和选择能力,也承认遗传、环境等因素对人的意志自由的限制。笔者认同相对意志自由论。

在相对意志自由的基础上,考虑被迫行为,可以得知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要注意行为人在当时具体场合下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合法行为,如在被迫者受到生命或者生命健康严重威胁的时候,他实质是别无选择的,只能实施犯罪行为,所以此时他就存在有被迫行为的合法辩护理由,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2.2 刑法人性与谦抑性的体现

人的基本品性就可以概括为人的生存本能和性的本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人又具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功利性,所以刑法在此应体现对人性的关怀,也体现对人功利性的尊重上。英美刑法中的被迫行为除体现人性之外,还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即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

英美刑法中的被迫行为作为合法的抗辩事由背后有深厚的哲学和论理学底蕴,体现了刑法对人性的充分了解和关怀,体现了刑法“不强人所难”的宽容精神,体现了刑法的宽容和谦抑性,体现着刑法的人性基础。

3 比较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相较于英美刑法中体现着刑法人文关怀的被迫行为,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体现于有关于胁从犯和紧急避险的规定之中。

3.1 胁从犯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被胁迫参加犯罪的”是胁从犯,“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国有关胁从犯的规定是作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加以规定的,其在世界各国刑法共犯分类中都是独创性的规定。而英美刑法中的被迫行为是作为合法辩护事由加以规定的。

分析我国有关胁从犯的规定可以得知,我国有关胁从犯的规定也是对人性的体谅,其依据一方面是由于其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更重要的是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小。笔者认为对于胁从犯我国法律规定定罪给予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与英美刑法中免除罪责的规定是不同的,另外我国是依据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样的规定较为粗疏。我认为可以把犯罪情节分为受胁迫的程度和行为所造成伤害程度两个因素,再依据胁迫的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作不同的处理。如英美刑法中将合法辩护予以免责的胁迫限制为死伤胁迫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

3.2 紧急避险

我国规定紧急避险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法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紧急避险作为我国的排除犯罪行为与英美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不同,英美刑法中紧急避险只针对于自然力,而我国除此之外,还包含针对于人的行为。

那么我国的紧急避险是否存有英美刑法的被迫行为规定之意?我认为关键是紧急避险中的法益保护范围与保护顺位。关于法益,张明楷教授在其所著的《法益初论》中将其定义为“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胁迫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我国刑法规定的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其中对于“其他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没有排列出保护法益的顺序位阶。我认为,如果按照传统观点,依据法益权衡排列出适当位阶,就能更好的达到刑法规定此项排除犯罪规则的意义,在此我认为可以借鉴英美刑法中有关被迫行为的规定作出具体的法益保护规定。

鉴于英美刑法与我国刑法属于不同法系,规定有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英美刑法中被迫行为的规定,我国不能照搬硬抄,比较我国相关的胁从犯和紧急避险规定,我国可以在自有法律规定的体制下进行借鉴与完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