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正与法治的作文范文

关于公正与法治的作文范文（通用3篇）

篇1：关于公正与法治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法治，法制，rule of law，rule by law

中图分类号：C04；H059；D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4.006

Abstract： We think bot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fazhi （法治） and fazhi （法制） are different，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Based on dictionary definition， we compared the two pairs of words， fazhi （法治） and fazhi （法制）， and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law. We als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azhi（法治） and fazhi（法制）.

Keywords： fazhi （法治）， fazhi （法制）， rule of law， rule by law

引言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到1999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被正式写入宪法，再到2012年十八大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完成了“法制”建设向 “法治”建设的转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成为了中国当前语境中的高频词语。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对外传播与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冲突、磨合与大体认同、趋同的过程。“法治”与“法制”的英译见证了这一过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典型案例。

“术语的表述简洁明了，但其本身的意义通常要比外在的形式复杂。”[1]笔者拟就“法制”与“法治”、 rule by law与 rule of law的内涵进行分析，正本清源，讨论“法制”与“法治”的翻译问题。

一“法治”与“法制”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法治：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以法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

法制：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法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2]

可见，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简称的角度考察，法治乃法律统治，法制乃法律制度。按照以上词典解释，法治似乎是一种治国方略，一种价值观，一种理念，一种原则和方法，强调以法律治理国家。它的反义词应该是“人治”。法制从其狭义上讲，是一种制度体系，一种社会规范，由无数实实在在的条文制度构成，强调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要“有法可依”。

因此，法制是法治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法治无从谈起，“无法可依”。法治似乎是法制的终极目标，仅仅有法制是不够的，需要法治保障其公正、合理地实施，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容易出现人治现象。

从二者的关系上看，法制是基础，法治是归宿。社会的发展必定是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不断给予法制新的要求，新的挑战，推动法制建设；法制自身得到不断完善、充实，为法治保驾护航。

二rule of law与rule by law

《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以下简称《牛津词典》）对rule of law的定义：Rule of law： the restriction of the arbitrary exercise of power by subordinating it to welldefined and established law [3]。从该定义来看，几个要素构成了rule of law的前提条件。一是所有的法律裁定和基于法律的裁定必须置于法律框架下进行。二是法律必须是welldefined（界定明确的）。三是法律必须是established（既定的，现行的）。由这几个要素构建的rule of law与我们的法治概念若相契合。第一个要素几乎就是法治的本质要求，否则就变成人治了。后两个要素构建了良好的法制（所谓“良法”）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良法？简而言之，就是争论性、分歧性空间较小，有成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legal system），至少是welldefined。战国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有言： “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所谓“法制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牛津词典》既解释了法治，又阐述了法治与法制的联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无良法，难善治。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 F. A. Hayek）在《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指出：所谓rule of law，指的是政府的所有行动均受到已确定并已宣布的规则之约束（government in all its actions is bound by rules fixed and announced beforehand），因为“这些规则能够让人们确切预知当局在特定情形下会如何行使其权力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得以规划个人事务” （rules which make it possible to foresee with fair certainty how the authority will use its coercive powers in given circumstances and to plan ones individual affairs on the basis of this knowledge） [4]。哈耶克的观点进一步解释了《牛津词典》关于rule of law的定义。简言之，法律是established的，只有established的法律才能为法治提供实践基础，也才可能使法律的前涉力（prospective operation）成为可能。

在英语中，rule by law并不常见，或者说并未进入固定说法或惯用语（set phrase）。笔者仅在answer网上查到了相关定义：Rule by law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rule of law. Unlike rule of law， this states that no citizen is above the law， rule by law， involves arbitrary government rule， by using the law to implement their decisions [5] 。该定义明确指出rule by law与rule of law的区别所在。后者表示没有人能凌驾于在法律之上，而前者则可以指政府用法律施行专制统治、推行其决策。也就说，rule of law 基本符合法治精神，而rule by law则似乎隐含了人治的概念。

三rule by law 与 rule of law 的介词观

1.rule by law的介词观

前文提到的《牛津词典》对介词 by的解释有8个义项，最主要的前两个义项分别是：（1）identifying the agent performing an action；（2）indicating the means of achieving something[3]。

也就是说，介词by引导一个施动者，或者引导为完成某个任务、实现某个目标采取的手段。这样来看，在rule by law里，by引导的或是一个统治的施动者law，或是统治的手段law，抑或两者都是？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将law作为施动者还是作为手段，都隐藏了一个更直接的、真正的施动者：统治者。谁用法律进行统治？谁让法律实施统治？by law凸显了法律的工具性，主权者用法律来统治或控制。换句话说， 统治阶级不但可以以法律之名行非法与不义之实，徇私枉法，而且其本身也不一定受到法律约束。不过，从法治发展史来看， rule by law至少提升了法律的地位，实现了“有法可依”，一些“无法无天”的做法（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遭到鄙视。

2.rule of law的介词观

《牛津词典》对介词 of的解释有9个义项，都是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是部分（part）与整体（whole）、从属（association）、同格关系[3]。也就是说，介词of连接的前（A）后（B）两者的关系为：A属于或从属于B， 极致情况下A等同于B， 如： the two of us （我们两个人）。从这个角度上看，rule从属于law，统治必须是法治，非人治。法律既是构成社会的机理，其本身也是目的。rule of law的主体是法。如果实现了rule与law的同格，治必法，法以治，法与治高度融合，法治就进入了最理想的境地。

3.rule by law 与 rule of law的兼容与排异

广义上讲，介词by引导的施行者比较广，对施行者行为本身并无效果评估与价值评判。介词of连接的前后两者基本上限于属性范畴，其关系比较单纯。从这个角度上看，rule by law当然不应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它指的是任何以法律为手段而进行的统治或治理实践。因此，法治，或者rule of law应该属于rule by law 的一部分，或者说是rule by law 的一种具体的形式。试想，不以法律为手段的统治能称为rule of law吗？

rule of law作为rule by law的一种理想形式，追求的是法律（law）的正当公义性，杜绝对法律的误用与滥用。再说，法律本身也有“良”“恶”之别。良法维护正义，捍卫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恶法损害正义，维护独裁，侵害人权，践踏自由。暴政者以恶法统治，这也是rule by law， 但绝不是rule of law。

鉴于此，介词by似乎更具动词特征，rule by law多了一份动态的、可变的、不可预见性特征。介词of更具名词特征，rule of law有一种静态的、稳定的、可预见性的特质。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前涉力（prospective operation）恰恰是法治的精髓所在。

四“法治”与“法制”的英译

按照“法治”的定义，考虑其内涵与外延，“法治”翻译为rule of law是可以的： rule of law基本反映了中国法治概念的内涵，又符合国际惯例。当然，中国在阐述相关概念时一般会完整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对应翻译为socialist rule of law country、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按照“法制”的字面意义，应该翻译为legal system。

至于“依法治国”“以法治国”的译法，笔者认为，正如rule by law没能成为专有名词一样，“以法治国”在中国的正式文献中很少提及，就不必再人为地纠结于这两个汉语词了。

国内媒体对“法治”由当初的混乱翻译 （rule by law、lawbased rule、legal governance、legal government等）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翻译（rule of law）。西方主流媒体也由当初任性地认为中国的“法治”应翻译为rule by law，到后来怀疑似的报道（最常见的用语是what China means by rule of law），到后来慢慢肯定（如China is closer to rule of law， China is committed to rule of law， China is developing towards rule of law），到后来逐渐认同接受、套用了中国媒体的翻译（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features），目前已直接使用rule of law了。国内媒体与学者也大多使用rule of law了。

参考文献

[1] 郝雪，张金忠. 试论科技翻译人员的术语应用能力[J].中国科技术语，2015，17（6）：14-1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M]. Pearsall J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4] 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篇2：关于公正与法治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县级法治政府；建设；重要性；途径

为加快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全面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指出“市县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县级政府法治建设的现状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总结，探求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以期待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的尽快实现。

一、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

建设法治政府，县级政府是基础和关键，这是由县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1.县级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在我国的政权体系中，县级政府是基层政府的核心。对上，它通过省、州（市）政府与中央政府联系起来，是政策、法律的重要执行者；对下，它通过乡镇政府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服务者。相对于省、州（市）政府，县级政府的事权更加集中，管理事项更加具体，管理对象更加直接，更加能够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相对于乡镇一级的政府，县级政府的机构设置更加完整，行政职权更加法定，管理事项更加广泛，也更加能够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加强县级法治政府建设，不仅关系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为了加强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国务院于2008年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决定中对市县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作了明确阐述：“市县两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际工作中，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具体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多数由市县政府做出，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大多数发生在基层并需要市县政府处理和化解。市县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

2.县级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连接国家与人民群众的“桥梁”政府，是体现人民政府形象的“窗口”政府，是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终端”政府，是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汇的“焦点”政府，由此可以说，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所在；基层政府在地域上的相对封闭性、机构设置上的相对完整性、利益上的相对独立性、公务员人际关系的地缘性和工作岗位的低层次性，更容易出现行政权力的地方利益化、行政执法的非程序化以及行政监督的形式化等倾向，由此可以说，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难点所在。作为基层政府的核心，县级政府更是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县级法治政府建设成功与否，对我国整个法治政府的建设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二、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途径

1.树立法治理念。县级政府要树立法治理念，真正从思想上明确行政权从何而来、权为谁用、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思想认识问题，确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政府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一切权力也都应该源于人民的授权。既然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各级政府就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负责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同时政府本身不追求利益，应当把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政绩。

增强领导干部的行政法治理念，要通过加强培训，使得领导干部时刻更新法治观念，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通过加强学习，提高法律知识，不断提高法律意识的底蕴；通过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而宣传本身就是自我法律意识提高的途径。在实践中注重改进工作方式，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严格执法，从而真正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2.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完善行政决策的各项制度，保证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目前在行政决策程序中要大力推进专家咨询制度，地方政府对专家的选择必须考虑不同专家的利益立场，尽可能使受决策影响的利益各方都能获得专家代表，从而通过专业知识的相互制约而获得平衡；行政机关不得干预专家的论证意见，不能向专家提供倾向性的意见；专家在咨询过程中的活动应有相应的纪录，便于公众查阅；尊重专家论证意见的科学性，政府最终决策应当说明理由并公开对专家意见的处理情况。

建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制度，行政决策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阳光政府要求政府的行政决策也应该公开、透明。推行公众参与在“阳光”下操作，不仅地方行政决策过程公开，而且结果也公开。通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使公众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来，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性。

切实开展行政决策的评估制度，各级政府机关应当事前对行政决策的成本、目的、效益、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公众的认可程度及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形成完整的决策后评估报告，载明决策评估的相关信息、对实施中决策做出的调整建议及理由，提前做好相关应对准备。

建立行政决策追踪反馈制度，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信息反馈。地方政府内部应该建立一个吸纳和反馈社会意见的专门组织，及时、准确、广泛的征集和受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对征集到的所有意见和建议，都逐一加以整理归纳、认真分析研究，形成有关意见情况的说明材料。

3.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权力的行使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建设法治政府，监督是保障。要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防止行政权力的随意放弃或滥用，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在继续强化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等外部监督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专门监督等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进一步加强，提高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民主程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审查规范性文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到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有的还涉及到与党委的关系，因为有些文件是经党委同意甚至是授意的。这就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对报送备案的规章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严格依法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将规范性文件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加强监督。

三、结语

县级法治政府建设在我国的整个法治政府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加强县级法治政府建设，应当明确建设的目标和途径。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严格监督政府权力，为此应当做到行政合法、行政限权和行政透明。

参考文献：

[1]王璐.县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问题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2012.

[2]张英飚.拜城县法治政府构建策略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旬刊，2015（26）.

[3]黄卧云.法治政府，从县级改革寻求突破[J].刊授党校，2007（9）.

篇3：关于公正与法治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刑事诉讼；实体公正；程序公正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实体公正优先、程序公正优先以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三种言论。第二部分综合分析了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缘由，该部分研究了对程序公正优先论的质疑以及实體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由。最后一部分综合研究和分析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包括了坚决反对“重实体轻程序”和“轻实体重程序”两种极端观念、极力杜绝引发实体与程序同时不公的情形发生。

一、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

（一）实体公正优先论

实体公正优先观点认为，刑事诉讼当中的程序公正服务于实体公正，作为一种手段，程序公正就是为了打造实体公正，而当前者不利于后者的情况下，则程序公正也就理应被放弃。从实体公正优先论来看，具有着较早的起源，在历经了多国的刑事实践之后，传统的实体公正优先论才得以被逐渐摆脱。我国法学界对于程序法独立价值的反思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诸多学者对此的研究认为对于诉讼观念的转变需要以明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作为前提，将刑诉法的独立价值澄清，从此之后，该观点逐渐被认同，但受到诸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实体公正优先论观点依然长时间存在[1]。

（二）程序公正优先论

程序公正优先论最初始于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体系中更为盛行。我国理论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便基于对实体公正优先论的反思试图将重心倾向到程序公正优先论领域当中，并有学者提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一旦发生矛盾，则程序公正具有着更鲜明的确定性，有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权威的指导，因此应优先[2]。

（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论

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的当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被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具有着同等的地位，两者的目标也逐渐被一致化。此方向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并不应当一概而论，唯有视具体情况具体协调，才能有效助推我国司法实践的完善。时至今日，实体公正与程序公证并重已经成为了理论界多数学者的共识，理论虽如此，但如何深化两者之间的并重实践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3]。

二、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缘由

对于刑事诉讼当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理论的坚持，不外乎是为了将案件进行科学化解决，通过对片面认识的澄清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指导。

（一）对程序公正优先论的质疑

程序公正优先论作为我国部分学者主张的观点，对于程序独立价值的提升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的“重实体、轻程序”极端化现象的改革固然具有着相应的优势，但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可知，司法实践并不会因为程序公正的有限而实现实体公正，并且程序公正的确定性和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也并不绝对，尽管我国司法理论当中有着“救济先于权利”之说，但依然不足以对程序公正论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由

首先，程序的独立价值虽然存在，但难以保证其纯粹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其重要性通常体现于在追求实体公正不成之后的辅助作用当中。结合诸多相关研究可知，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至今，大部分公众对于司法的期待主要在于实体公正方面，而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当中的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程序公正优先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可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并重具有着特定的必要性[4]。

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

（一）坚决反对“重实体轻程序”和“轻实体重程序”两种极端观念

两种刑事诉讼实践针对于实体和程序的两种公正理论长时间以极端化形式存在，要想有效打造两种公正并重的局面，必须要打破传统的重两者的极端观念。突破传统的“不枉不纵”之“愿景”，并摒弃“有罪必罚”的理念束缚，致力于整合两个观点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二）极力杜绝引发实体与程序同时不公的情形发生

对于实体和程序不公现象的发生，应当以科学化权衡两者之间的冲突作为前提，由此也就要求对两者并重的关键点进行减持。首先需要深化形势政策当中的宽严相济原则，以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降低牺牲者所受到的伤害值，确保两者之间公正的最大化；其次，应当致力于推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一致性，着力追求两者之间的统一，以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动态机制构建创设良好的环境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中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并重实为完善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必要对此予以正确认识，应该进一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避免出现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现象，如果存在两者之间的冲突，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实现利益最大化，多措并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完善助力。

参考文献：

[1]张焕霞.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关系[J]. 甘肃理论学刊，2010，03：66-68.

[2]陈光中. 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之我见——以刑事司法为视角[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02：3-6.

[3]冯新华. 在强化程序意识中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J]. 楚天主人，2013，01：44-45.

[4]冀祥德. 程序优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冲突选择[J]. 诉讼法论丛，2012，00：1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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