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利益集团（精选6篇）
篇1：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
篇2：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2007-12-15 22:57:37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解读中国利益集团解读中国利益集团(2)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
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
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
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
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
篇3：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1. 利益集团的概念
“利益集团”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政治名词, 在西方, 研究利益集团的历史较为悠久, 许多学者对于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理解。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如罗伯特·达尔对其下的定义“从最广泛的含义上说, 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 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1) 除此之外, 阿尔蒙德认为利益集团是因兴趣或利益而联系在一起, 并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 (2) 我国学者对“利益集团”这一概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王沪宁是较早使用“利益集团”概念的学者, 他认为“利益集团就是在政治共同体中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 它们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 (3) 顾善杰认为, 利益集团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利益关系不同而结成的新的组织形式”。 (4) 这一定义是对改革开放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对新时期社会关系的一种重新审视, 并公开确认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利益集团。他也是中国最早运用利益集团分析法分析社会的第一人。
“改革开放带来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众多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 同时, 人们也开始强调自己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 典型的中国利益集团逐渐产生。”21世纪, “利益集团”渐渐成为国内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众多学者也纷纷对这一概念进行辨析, 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
2. 利益集团的基本特征
首先, 利益集团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目标。在利益集团内部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认同, 这是集团相对稳定的基础, 这个基础的内涵是多方面的, 或者是共同的观点和目标, 或者是共同的兴趣和观念, 或者是直接间接的社会关系。
其次, 利益集团具备组织的基本特征, 集团内部行动一致。利益集团首先作为一个组织存在, 具有组织的基本特征, 有自己的目标和框架, 内部对于所要采取的行动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再次, 利益集团采取行动的目的在于影响政策制定, 以维护并增进自身的利益。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到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 试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过程, 达到维护自身利益。
二、中国利益集团产生的背景与成因
一般认为, 中国利益集团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改革的过程也是利益调整与分化的过程。换言之, 中国利益集团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公民社会的崛起、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逐步地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 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分化与利益竞争的结果。
中国利益集团的形成路径具有多样性, 从当前中国利益集团的历史脉络来看包括以下几种:首先, 直接从国家控制下分化出来的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在脱离政府控制后便具有了不同程度的产权、经营权、分配权, 从而得以在从事自治性生产和服务的同时, 扮演经济利益集团角色。其次, 社会自生的利益集团。在政府部门改革、国有企事业改革以及政企、政事政社关系改革中, 突然产生了大量待岗人员, 他们按照社会利益要求重新组织化, 从事生产和服务, 从而产生出自主性较高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也常常为了自身地位和权利的提高而倾向于获取政策支持。最后, 政府成立、吸纳的功能性利益集团。改革一开始, 国家为履行治理和统治职能, 急需重新构建国家与社会关系。因此, 在转型中, 政府吸收或强制性地成立新的具有准政府部门性质的功能组织, 协助政府治理社会。作为利益集团的一面, 这些功能组织依据制度化职能, 享有特殊的利益表达权利、地位和渠道。
中国利益集团形成路径的多样化, 反映了从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过程中的社会“分化与重构”。在这个过程中, 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是以“政府主导”为起因的。
三、中国利益集团的主要特征
无论是从利益集团的类型, 还是从中国利益集团的形成路径, 我们都可以看出我国利益集团的一个显著特征——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种类的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千差万别的命运——不平衡性。
首先, 中国利益集团的“表达自由”受到一定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 中国政府既不允许社会群体组成专门的利益集团, 更不允许社会组织影响国家决策和权力运行。由此, 中国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在利益表达上处于“被代理”状态。一方面, 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 被归附到大大小小的政府主管部门或功能社团, 由之代表狭隘利益要求并进行微观管理。另一方面, 利益群体不具备组建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决策的权利, 只能通过信访、听证、诉讼、有限选举等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因此, 中国利益群体及其组织的自由权利与活动空间比西方的要小。在法律角度, 政府只允许成立协助政府治理与统治的功能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等社会集团, 并不许可成立以影响政策为目的的利益集团。
第二, 中国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地位在实际上处于不平衡甚至不平等状态。这主要表现在:首先, 官办社团这类机构性组织既是社会组织, 又是政府机构, 它们在权力体系内发挥职能, 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参与制定政策。因而它们在实际上不受到“社会组织不得影响政策”规则的限制。其次, 国有垄断企业归国家所有, 直接通过其利益代言人——主管部门——影响决策权力, 同样也处于特权地位。再次, 上述利益集团在政治制度 (如人大代表制度、信访) 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殊权利和地位。相较而言, 其他利益集团则处于国家范围之外, 既在公共事务参与中缺乏对等的政治权利, 也没有政府内部的利益代言人和表达渠道, 更缺乏令决策权力重视的社会地位。最后, 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不平衡还包括了它们各自在与地方政府互动中所形成的不同关系。
四、正确对待中国利益集团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面对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 利益格局的急速分化, 利益集团的不平衡, 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利益诉求, 政府应当如何协调, 如何控制, 如何通过实现政治平等进而升华为社会平等, 这是当前对我国政府能力提出的巨大挑战。
在我国, 尽管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明确承认了利益集团在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作为政府一直都在刻意回避利益集团的存在。中国的利益集团, 从客观存在到开展行动, 都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问题。我国的利益集团与西方有所不同, 就是很少公开直接对政府施加压力, 往往更多通过影响人大及政协代表, 或者形成舆论压力, 甚至包括行贿等非法手段影响公共政策。正是由于缺乏正当途径, 利益集团才会更多地通过行贿等非法方式对政府展开行动, 这无形中将增加社会成本, 影响政府公信力和决策的公平与公正。如果政府能为各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一个合法的平台, 使其能够通过正规的利益表达参与到政策过程, 也就不会通过行贿甚至暴力等非法行为来谋求其利益, 宣泄其不满的情绪, 也就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利益的多元化要求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并加以平衡, 这样建立在各方妥协基础上的决策就能得到共同的遵守和维护。我国政府必须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 为使利益集团得以合理健康的发展, 就必须从制度上使其得到认可。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创造一个行之有效的平台, 更加注重弱势和较小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发挥利益集团对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积极作用。
然而, 对中国而言, 难题在于, 利益集团与生俱来的特征是发展的不均衡性。由于发展不均衡必然会导致集团力量的失衡, 强势利益集团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将会不断扩张其势力和欲望, 从而将吞噬和侵占其他弱势利益集团成长的空间和利益。此外, 中国人数最大的那部分弱势群体还没有被组织起来, 他们的利益诉求难以纳入集团化渠道予以保护。因而, 利益集团两极化的发展可能会撕裂整个社会结构, 造成“断裂”社会, 引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对抗和仇恨。这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无法承受之重。
尽管如此, 对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发展应持理性欢迎之态度。因此, 我们认为不能扼杀和阻止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 相反要积极创造有利的条件来支持利益集团的均衡、有序发展。利益集团的均衡发展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有序理性竞争, 有利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而且, 利益集团成长为一股独立于公共权力的力量, 对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 制约权力膨胀和腐败, 实现善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皖河.利益集团:改革路径与合法性问题[J].战略与管理, 2002 (02) .
[2]张雅勤, 李昌全.论我国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其化解对策[J].公共行政, 2006 (02) .
[3]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大学学报, 2004 (05) .
[4]刘恩东.中美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比较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8.
篇4：正视中国利益集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将成为常态,而且制度越不健全、寻租空间越大,利益集团就越趋于活跃。《集体行动的逻辑》作者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无一例外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增加总的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
“寻租”的基础
我国利益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对立法的影响上,而是利用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漏洞进行“寻租”。这一特点既与现行制度不完善有关,也缘于我国注重人情和面子的关系型文化基础。腐败,即经济学所谓的“寻租”,乃是寻租者向权力拥有者支付租金,以求获得大于租金的特殊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寻租的双方均从中获利,受损的是社会的利益,是公平的丧失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在19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双轨制现象,双轨制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通过市场价格获得生产资源的渠道,另一方面为政府保留了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生产资源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大量利用调拨价和市场价差距谋利的寻租行为,尤其是钢铁。根据国家科教办局长胡和立(1989年)的计算,1987-1988年全国寻租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0%—40%。
创业板成为“寻租”新温床
眼下,创业板的推出为利益集团提供了新的渠道——借道PE(私募股权投资)形式谋利。由于采取了PE投资入股的形式,此种方式更为“市场化”,也更为隐蔽,在市盈率处于高位的形势下赢利空间更大。近年来,PE在国内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数量从十年前的几十家增长到了目前的1200多家。截止2010年1月18日,在已上市的42家创业板公司中,有33家创业板公司的股东中有PE、VC(风险投资)出现。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虽然PE的介入对创业企业的管理规范、加速扩张和上市进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创业板高市盈率所隐含的PE暴利空间,也导致了大量“伪PE”的涌现。截至4月2日,创业板整体市盈率达88.26倍,远高于中小板的49.17倍和沪深300的21.72倍。以10—20倍市盈率的入股价格匡算,PE获利当属不菲。
与传统的PE以专业投资能力和风险承担不同,伪PE更热衷于Pre-IPO项目,即在企业上市前快速介入,解禁后退出,整个投资周期2-3年左右。而他们之所以能在上市前快速介入,依靠的往往是特殊的关系资源或政治威慑力。而这种关系资源,在现行的IPO审批制度下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IPO“隐性双轨制”
我国现阶段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体制表面已确立但仍不完善,行政性力量仍然对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证券市场为例,从表面上看,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上市,但由于证监会的IPO审批,人为创造了上市机会的稀缺性,导致了“隐性的双轨制”:一方面,优秀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渠道上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本来不符合要求或者不那么优秀的企业能以很高的市盈率实现上市,这也是“王小石案”、“太平洋证券上市案”产生的原因。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负实际利率和投资标的严重匮乏,巨量资金长期在股市徘徊;另一方面,IPO发行节奏却受到证监会的严格调控。由于长期的IPO发行节奏管制,中国股市供求关系失衡,形成了高市盈率运行的“堰塞湖”,同时也成为寻租的沃土。从王小石案、王益案,直至最近的李莉案,无不告诫我们打击寻租之任重道远。
IPO审批制带来的社会成本是高昂的。首先,上市企业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其次,IPO时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不少企业苦等几年,把全部精力都耗费于“公关”;再次,从理论上讲,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应该等于IPO的正常成本(如投资银行承销费、律师费、路演费等),而不是像目前动辄可以卖个几亿元,并滋生了一次次的内幕交易;最后,证监会把精力和资源都耗费在了IPO把关上,却不能充分打击日益泛滥的内幕交易。
在证券市场发展之初,证监会控制IPO发行的缘由之一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优先扶持大型国有企业上市。目前,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达2/3,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IPO发行控制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恺撒的还给恺撒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唯有加大政治改革力度,消除政府部门过大的权力,才是利益集团博弈之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正途。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如果证监会放弃IPO节奏控制权,把市场的归还给市场,也许股市会下跌,但失去的只是供求扭曲造成的泡沫和寻租的制度空间。
在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利益集团的存在将成为常态。我们不必讳疾忌医,而应坦诚面对,提高透明度,将利益集团博弈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压缩寻租空间
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意味着行政力量的退出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市场体制不健全,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权力、资源,与此同时,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和完善性又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大量的寻租机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性、教育、机会、努力程度的不同,“结果不平等”是必然的,也是竞争的合理结果。但是,我们必须做到“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意味着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歧视,而且任何人都不能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丹麦、新加坡分列三甲,中国香港排名12,中国内地位居第79位。
目前,我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与美国接近。在基尼系数攀高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相当一部分财富的积累不是通过创业努力或风险承担而来,而是来自于“原罪”、灰色收入等寻租行为。因此,如何让大众充分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硕果,这已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命题。去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篇5：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王玉凯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划分为权贵利益、垄断利益以及地产资源利益集团。
有学者则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
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共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中共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制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
三、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
中共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藉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
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四、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
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产开发商
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
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七、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篇6：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何新2006年)
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阶层的区别，来自社会中各种人群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阶级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所谓的阶级）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本豪族利益集团欲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其文指出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势必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可能的。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国内主流学者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方针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据我观察，当代中国队社会阶级构成大体如下：
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区分社会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不能让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而应该实现财富的公平占有。
（二）权势文官阶层（）
主要为官员及国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入侵。
（注：发展到今天，说不定又来一次八国联军侵华，只是这次侵华，人家运用的是经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国抱有大量美国废纸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来，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发展，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进入。
（注：市场也是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让出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文官体制官僚化，衍生为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各级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权利失去监督，这是体制问题。其实只要把人民的权利真真还给人民，人民真真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就能解决腐败，党内反腐，虽有成效，治标不治本。）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注：看来我就是处于这个阶层，往上发展有可能会成为权势文官阶层，向下发展，失业就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了）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注：这个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危源，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政治地位、无经济来源，其中许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2、养老危机，3、子女教育危机，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
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词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注：我近几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01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应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应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不应对内外资本利益集团屈服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
及宪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