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通用6篇）

篇1：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建构的批判与反思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它必将被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下，资本不断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与压迫，同时也给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掠夺和破坏，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一基本的理论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新阐释出发，思考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他明确反对莱斯（William Leiss）式的“控制自然”理论，而倡导生态正义价值理念，并在此理念下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路径，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维框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审视福斯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发现其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对于更好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更好地坚持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更全面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以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

福斯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他认为，随着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由于学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的肤浅和零碎，因而并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实质。福斯特认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本质。在开始这样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长期以来，都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这妨碍了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哲学观点。“我多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认定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系统的、富含深刻生态思想的世界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因而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找不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丢失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与实质性意义。面对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学者，以及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观点的人，福斯特明确指出：“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副福斯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疑，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态正义理论之前的一个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认为，由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看不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对自然保持高度关注，一直将自然一物理的内容视为物质存在的重要构成，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他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显然，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从历史变革、制度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和认识生态问题。我们看到，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前提。传统的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作用，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体系，但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态原则的方式组织生产，而是把自然视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并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拜金主义的盛行。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经济学狭隘的视野显然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后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根本不需要“绿色化”。马克思主义既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同时又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路径，因此，它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的和完整的理论。那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被忽视了，那么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价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来。

正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才使他获得了关于“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观内容。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而且又能够将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从根本上带来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概念。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看不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内含的关于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旦被这些错误的观点主导，其中的生态思想的光辉也就没有了。

福斯特认为，绿色理论中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科学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才会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本身，并指责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发源于启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自我设想与构造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存在的自然内容，坚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制度变化等范畴出发思考问题，并且把生态理论融入这些范畴，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这样一种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福斯特能够站在一种很高的视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态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谈论自然，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生态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最终动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极易将生态矛盾扩大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生态危机。这种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精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实践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实践也不直接等同于笼统的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抽象地谈论实践或者行动，实践或者行动总是在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谈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劳动过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显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福斯特则直接将马克思的实践指认为一般形式上的、脱离了现实与具体内容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他眼中的劳动和实践都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内涵的。

二、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为基本路径

福斯特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正义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符合人类需求的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终究无法避开正义问题的纠缠。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指认。

福斯特不但批判传统的经济学，而且批判以技术的改进来建构生态正义的路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与破坏。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生產方式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不断地扩张，而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和技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短期行为”往往导致长期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的缺乏，导致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对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新的生态战略，才能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有效的生态变革策略是“红绿联盟”，即走红与绿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正义。福斯特承袭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将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必须诉诸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盟。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将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正义的生态学”。显然，福斯特的理论策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通过人类的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

福斯特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环境，建构符合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正义理论，首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自然的地位。传统的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与自然在现实中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把人与自然的平等视为生态正义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就自然而论自然，应当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将社会正义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选择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的思路是，把生态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正义。那些呼吁所有物种平等、一味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靠的。显然，与以往的“深生态学”的正义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将生态正义置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视野中予以观察的，而不是将生态正义理论极端化。基于这一基本视野，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实现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为支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它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呼唤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逻辑的本性是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解决诸多不正义问题，也不会带来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眼中的新社会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也是能够增进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社会。

建构生态正义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道德，长期以来将自然当作商品买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符合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生态道德十分必要。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证个体道德修养的落实。福斯特认为：“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对待自然问题的不道德行为，坚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有道德革命是不够的。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利润、不断实现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高目标，对技术的推崇与非理性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实行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斗争失败的事实。这一环保运动因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制造了林业工人与环境主义者之问的矛盾与对立，无果而终。这次环保运动的教训使得福斯特确信，要想建构生态正义，必须使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结盟，通过斗争的方式获取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个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斗争”，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福斯特却没有具体展开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斯特有推动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结盟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为这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科学合理的证明。如果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不正义的角度认识资本主義制度，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经济正义的批判与思考，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本质。

三、生态正义建构的主体寻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阶级力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盟是由这一革命主体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对那些主张超越阶级斗争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有关，因此，阶级斗争的角度仍然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他指出，当代社会历史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无产阶级在生态正义建构上的主体地位依然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实现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与奥康纳有一致的看法。

奥康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阶级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是环境、生态等运动中一个明显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之处就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坚持。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倡导的那种与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不过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他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即是说，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权力关系，生态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与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行动”和“物质实践”的概念，在福斯特这里就是指通过社会变革，建构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

福斯特认为，具体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会下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而且深受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折磨。因此，环境斗争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并没有过时，因此，在环境正义运动与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中，革命运动的担当者也即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福斯特比那些主张仅仅依靠提高人的意识建构环境正义的环保主义者更进步。然而，遗憾的是，福斯特虽然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革命主体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应当采取何种革命策略，应当如何付诸行动。

四、结语

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重构与改造，阐释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等生态学基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考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坚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变革，并以此建构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正义理论，从根本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福斯特拒绝像一些环保主义者和绿色运动主义者那样，仅仅在理论上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从抽象的层面对生态危机进行抽象批判，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思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也拒绝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坚决主张生态问题绝不是孤立的，生态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为应对生态危机，应该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组织，对其进行宣传，并提出未来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走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福斯特也未能提出具体有效地推动绿色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案。他虽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却未能真正理解“实践”一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福斯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定位在生态学层面，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关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理论都是基于生态学角度的，仅仅靠一些零散的斗争是不能真正实现绿色革命的。这表明，福斯特所提出的不过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不确定的、外在性的斗争策略，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实质是很清楚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本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本质认识。还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眼中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是抽象的生态学领域的统一，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历史的统一。尽管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批判是经验现象层面的，是把涉及这种生产方式的各种经验层面的异化现象组合起来进行的思考，而不是从私有制的社会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视角进入的，因而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由于现实历史过程的思维方式的缺失，福斯特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我们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仅仅依靠生态运动或仅仅通过政治议程、政治责任，是不能实现的。理论的不彻底性与实践的模糊性使得建构生态正义的设想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上，也就是说，“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当成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结果，而是当成一种主观建构性的产物，具体地说，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是从建构共识或趋向一种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出现。尽管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因此而回归到从单纯的技术必然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产生，但十分明显的是，上述这种思路显然割裂了文化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向了文化的单面线索”。虽然福斯特提出一种新的关于生态正义的建构路径，但是由于脱离社会现实，这一路径最终只能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难以落实，归于流产。它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篇2：社会正义

第一时社会规则与正义

一、教材分析：

1、重点：制度规则、道德规范与正义

2、难点：正义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社会合作的公平性。

二、学生分析：

1、针对的问题：初中学生对规则意识的认知程度比较低，对什么是正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2、学生的需要：了解制度规则、道德规范与正义的关系，培养正确的规则意识。

三、综合设计思路：

1、导入新：用学生耳熟能详的“超人”导入，引出正义这个话题。

2、制度规则与正义Flash《交通事故》引导学生讨论：制度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制度规则与正义的关系。；用《盘子一定要洗七次》和探究园的事例加以比较，揭示遵守制度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以“我是个正义的人吗”引发学生自我剖析，认真填写“我思我行”，结合生活中的事例加以阐析。

3、道德规范与正义用Flash《正义的使者》阐释道德规范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以本中的小剧场《王莹该怎么办？》，引出道德规范与制度规则之间的区别。

4、小结升华：正义的制度规则和良好的道德规范保证了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运行。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仅是一个遵守制度规则的人，而且是一个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的人。

四、教学中存在的疑问：如何用好教材资源？新程提倡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这意味着老师可以对教材进行处理。但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到底该如何把握呢？第二时

做有正义感的人

一、教材分析：

1、重点：做有正义感的人

2、难点：如何才能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二、学生分析：

1、针对的问题：初中学生一方面憎恶生活中的一些违反规则的现象，但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产生从众心理，为了自己的一时便利而违反规则。

2、学生的需要：懂得怎样做才是正义的行为，从而指导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

三、综合设计思路：前布置学生搜集中国与外国“规则意识”及其有关的内容的。以“中外规则意识报告会”的形式贯穿堂，在学生展示了成果后及时予以总结，了解国内外的一些具体事例，加以比较，引出在我们身边提倡正义感的必要性，并分别概括总结怎样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让学生在情感上加以体验，并通过老师的指导加以升华，以期对学生的行为加以影响和指导。

四、教学中存在的疑问：如何达到思想品德“践行”这个目标？这门有它的一个特殊性——转变思想、指导行为。学生通过学习虽然懂得了如何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但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却经常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思想品德是不是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附录：

（一）盘子一定要洗七次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的餐馆当杂工，洗盘子。那里有这样一个规定：洗盘子必须洗七次。但这位中国留学生为了方便，却只洗了五次，这样，果然效率大大提高。和他一起的一位日本学生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出了原由，听了他的话，那位日本学生和他疏远了。有一次，餐馆的老板用特殊的测纸检测出他洗盘子时，少洗很多次，便把他开除了。他失业后便又到很多餐馆去找工作，但老板们一知道他就是少洗了几次盘子的人，便都不要他。

（二）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道德意识现象的内容之一。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普遍规律的反映，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道德生活中的体现。道德规范源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社会实践，又高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社会实践。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规范，都是从相应的时代要求和阶级利益出发，经过概括而形成的，并用以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行为。道德规范指判断善和恶、正当和不正当、正义和非正义、荣和辱、诚实和虚伪、权利和义务等道德准则。人们能够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为，就是善行；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是恶行。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条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人们自觉行为的产物。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贯彻，同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社会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道德本身的继承性。任何先进阶级的道德规范总是要继承和发展先前社会中的有积极和进步作用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是最先进的道德规范。

篇3：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一、公平正义对实现社会和谐的意义

公平正义, 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公平正义作为衡量和评价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准则的综合性范畴,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 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1. 公平正义有利于合理分配社会利益

从社会利益分配的视角来看,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使所有劳动者和建设者都能够分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一切政治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能使广大劳动群众不仅享受到革命的政治成果, 而且享受到革命的物质成果, 消灭贫穷和愚昧, 达到共同富裕。

2. 公平正义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主动性和创造性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 发展都是第一位的, 特别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尤其重要, 而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中, 劳动者始终是第一位的, 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劳动者的积极性如何、潜能发挥怎样,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至关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坚持以人为本, 保证公平正义。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 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尊重人的尊严, 保护人的基本权利, 使人们享有基本的教育、就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 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平台, 有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基本素质, 为国家现代化的和谐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石。在个人机会选择方面, 机会应向全社会成员开放。只有实现机会均等, 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 培育社会公平竞争和奋发向上的风气,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二、公平正义对实现社会和谐的作用

当前, 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保持清醒头脑, 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这是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1. 公平正义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公平正义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 产生人与自然的矛盾,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人与人一定的社会关系, 产生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为解决这些矛盾, 人们一直在探索一种比较合理、大家基本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 这就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原始社会, 主要通过部落首领或酋长主张公道, 来化解社会矛盾, 来维系原始部落的生活生产秩序和生存发展。人类分化为阶级社会以后, 产生了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 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公平观。统治阶级凭借占有生产资料和掌握国家政权, 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是他们养活了穷人;而被统治阶级则认为, 我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 其主要成果被统治阶级无偿占有了, 这是不公平的。被统治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的公平, 不断地起义、造反和抗争, 结果一次次被镇压。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消灭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 形成了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公平观。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堵塞不公平渠道得到的不义之财, 营造公平正义的竞争平台, 通过正当渠道致富, 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才能减少社会矛盾, 实现社会稳定。

2. 公平正义是维系社会和谐的法律规则

在阶级社会,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表白自己的公平正义, 也会制定一些法律和规章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这样既有利于按章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关系, 也可以向广大人民表白, 他们是按法律政策公平行事。事实上法律和政策是统治阶级自己制定的, 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 对广大劳动者而言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 实质上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在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上消灭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 人与人之间处于基本平等的关系, 为了维护这些公平合理的平等关系, 必须建立必要的法律和规章来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和规章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公平的原则。只有人们认为这些法律和规章是公平的, 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 并按照这些法律、规章去做, 即使自己违反了这些法律和规章, 做了蠢事, 也会甘愿接受处罚。这样, 社会才会有章可循, 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实现良性安全运行。

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奠定了政治前提;“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政治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和谐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他将社会和谐解释为,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社会生活中许多由于社会公正缺失而导致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也凸显出来。由于社会成员在禀赋、能力、机遇等方面的差异, 也由于市场规则难免存在着诸多不严密和不尽合理之处, 还由于中国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安排, 导致了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以及贫富悬殊等不公平现象, 产生了分配上的不公平;一些垄断经营甚至违法经营得不到有效遏制, 群众的土地、住房等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产生经济权利的不公平;有的地方内部制度不健全, 少数领导干部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 独断专行, 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 群众的意志难以表达, 产生政治权利上的不公平。可以说, 当前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越经济领域,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中公平正义对于其他五个要素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实现公平正义, 才能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 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只有实现公平正义, 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 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 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才能形成;只有社会利益分配公平合理, 才能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社会才能呈现安定有序的局面。可见,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 必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益和利益, 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建共享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 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将不再遥远。

当今社会, 网络信息的畅通使人们对公开、公正、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人性化。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 一切行动都是在自觉意识指导下的, 而行动的深沉理念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 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平台, 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都能得到自己的应得。社会强者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 有自己施展才能的平台, 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报酬。社会弱者也能各尽所能, 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和价值, 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关爱, 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善者能善有善报, 得到社会的赞誉和推崇, 恶者应恶有恶报, 遭到社会的唾弃和鄙视。只有这样, 社会正气才会上升, 人们才会心情舒畅, 和谐社会才能实现。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 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 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 也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公平正义对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实现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篇4：自尊与社会正义

罗尔斯曾说“自尊和对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意识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善。”这些基本善

对于个人顺利执行一种合理的生活计划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罗尔斯看来，自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意识，他对自己的善观念及个人生活计划

值得实行这一点所抱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其次它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只要能力允许，他就会实现自己的意图。获得与实现这种自尊的首要条件是人具有两种道德能力和一种正义感，这引导和激励人们将自己看作是自由且平等的人，并进而积极地追求合理的生活计划。这些道德能力的发展和实践是自尊形成的先决条件，在充分参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能够终身追求一种有价值的善观念这一自信。

自尊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我们自己之价值的认同与肯定，即罗尔斯所说的“可靠感”，它支持和加强了对我们的决定性善观念值得实施的坚定信心。公民不仅是充分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他们也希望被认可为这一成员，这一点维系和支持着他们的自尊。自尊的缺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都提到，如果没有自尊，似乎任何行动都没有价值，而且即使某些东西对我们有价值，我们也会缺少追求它们的意愿。自尊的重要性使得人们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会慎重考虑支持自尊的社会制度结构，并力图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自尊的因素

因为自尊包括自我价值意识与对自己能力的信心，那么自尊的实现和维护首先就依赖于个人能力的实现程度。一个人的能力越是得到充分实现，他对自己的价值就越有信心。能力的实现不仅依赖于个人天赋和努力，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合作。“倾向于联合的关系，加强了自尊的第二个方面，因为这种联系往往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并在发生意外时帮助防止自己缺乏信心的意识。”另外，“显示了复杂巧妙的才能并表现了辨别和匠心的活动，不但得到这个人自己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他周围的那些人的重视。”我们的自尊不仅来源于自己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还有赖于他人的评价和尊重。而他人的尊重常常仰赖于我们自身的优点，优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合理地要求我们具有的属于人的特点和能力”，它们使我们“能够执行一种提高我们优越感的比较令人满意的生活计划”。凭借这些优点我们将得到与我们合作共事的人们的赞赏，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自尊，“具有这些优点并在自己的行动中把它们表现出来，是他的规定目标之一，因而被认为是他受到他愿意与之共事的那些人的重视和尊敬的一个条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民的自我价值感及相互意识，因此为了培养公民的自尊与相互尊重，社会应避免运用至善标准。社会团体应该按照其成员的能力和需要进行调整，从而为其价值意识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即使能够对成就的绝对水准作出规定，这种水准也是毫不相干的。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拒绝把至善标准当作一种政治原则，同时为了正义的目的，也应该避免对彼此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作出任何评价。”社会正义的安排应做到即使对于一个能力较差的人，“在这个社团里，他发现他的努力得到了他的同事们的确认。”

既然人们天赋和能力上具有差异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制定有助于提升其自尊的合理的生活计划。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团体，每一个团体的成员都有他们自己的与其抱负和能力相称的理想。在这个团体中，“对他来说是合理的活动得到了别人的公开确认……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认识，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是值得去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能力出发构建自己的生活计划，合理的计划使得人们不因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天赋缺乏导致对整体生活计划失去信心，从而削弱自尊。

三、自尊与社会正义

罗尔斯认为，社会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社会结构以不同的方式限制人们的期望和抱负，影响着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可以说，社会制度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自尊。由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之第一主题，显然自尊应被纳入社会正义的考虑范围中。

首先，人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基本结构应为其生活前景开辟最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赖于他们的社会起源、已经实现的自然天赋和各种偶然机会。“正义论所必须调节的，是各公民之间在生活前景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产生于社会开始时的状态，产生于天赋优势和历史偶然性。”要调节这些原初的不平等，就不能将天赋和偶然因素看作理所当然，并且应该扩大机会的平等。

其次，虽然某些不平等是可允许的，但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公民的价值永远平等，社会所具有的给予其公民以正义的目的，并不是“一种可以衡量所有公民被期待的贡献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其社会作用或价值的目的。”因此，正义原则要求“各种（可允许）的不平等，应该使某种功能性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期待，只要这种功能性的分配是由各种公共制度中资格系统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对自尊及个人生活前景的考虑促成了差别原则的形成。

四、浅析诺齐克对之的批判

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没有多少指责，他批判的焦点是差别原则。首先，他认为罗尔斯将个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天赋）完全归为外在因素将否认一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行为，如此贬低一个人的自主性与罗尔斯的支持自主存在之尊严的理论形成矛盾。而且，如果产生贫富差距的过程是合法的，那么各方对他们各自的持有不仅是拥有权利的，也是合法的。依据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的权利观，一个人不能只根据分配的外在形式就要求国家对此做出改变。其次，他认为人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不是由于感受到较优越的地位是不应得的，恰恰相反是因为该地位是应得的和靠自己挣到的。“当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拥有某种东西或特征时，这种东西或特征并不作为自尊的基础起作用。自尊是建立在差别上的。”因此，试图通过重新分配以实现平等对于建立和维护自尊没有帮助，“一个社会要避免悬殊的自尊差别，最有希望的途径是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对诸方面的统一权衡。”

在笔者看来，诺齐克的批判有一定的思考价值，却不能动摇罗尔斯的理论根基。因为个人的自尊不仅建立在与他们的比较上，还建立在他们对自己的期望上。自尊的社会基础（平等的自由和机会等等）为他们的合理生活计划提供了物质保障，该保障对于个人实现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会因为别人也拥有这些东西而受到影响。相反，对自尊之社会基础的平等要求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予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同样的权利和机会，塑造公平的起点，使他们不因天赋和自然能力的缺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期望，感到被社会遗弃。在罗尔斯看来，理性的公民会选择合理的与之能力相适的生活计划，社会不能根据人们的生活计划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决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条件和待遇。在分配问题上，既然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所有公民参与的合作计划，那么社会安排就必须使得该合作产生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因为人们的能力有别，这种分配并不要求是绝对公平的。——这才是正义的本质含义。

另外，诺齐克提到自尊是建立在差别上的，这一点确实是对的。物质条件的优劣是造成自尊得失的一个方面，但只要将这种差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利益分配尽可能合乎每个人的利益，那么这种差别对于自尊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威胁。社会正义的目的不仅是重建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该制度安排应为公民的价值意识提供可靠的基础，使得他们能够在社会各重要方面发现自己的优点，意识到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罗尔斯.正义论[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篇5：论社会公平正义及实现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从原始社会物质极度缺乏下的平均分配到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法治和按劳分配，都无不证明了追求公平正义精神的存在。“公正”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意思是“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后来逐渐引申为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著名思想家把“公平”与“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认为正义是社会与心灵的和谐，强调正义的总原则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

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

1、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民主社会环境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构建在诚信基础上的法制健全、道德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因此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的支柱。，2、加强法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历史经验表明，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整个社会成员具有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和追求意念，而且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作保障。一方面要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在科学阐释和宣传公平正义价值意义的同时，通过法律法规建设，保障公平正义在实践中的落实。

3、扩大公民参与途径，提升公民意识

公民的政治参与，既是一个实现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只有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公民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利益。为此就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1)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2)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和综合素养。(3)培育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

4、调整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

众所周知，政府行政行为的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政府就需要不断强化其社会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督。

5、加强监督，完善惩戒措施

历史经验表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而缺乏政治透明度的监督必然是流于形式的监督。首先要建立健全社会公正的诉求通道。其次要加强监督体制探索和完善。再者要重视舆论监督作用。

6、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篇6：论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进而酿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起点，保持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一、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已经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前提，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首先，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就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永久联盟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1]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就要保持和谐。因为“一个政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愈是融洽，这个政体就愈能持久。”[2]社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公平正义对于一

个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对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促进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我国目前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重要的理念内涵之一。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则，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最终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但“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4]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性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用科学的方式加以调节，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要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就要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公平正义是协调、消弭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思想基础和锐利武器，惟有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

再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从整体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的五个方面的能力之一提了出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公平正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把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公”，涵义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式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指以各方利益大体均衡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形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达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恰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蕴意一脉相承。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已然成为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也成为我们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公平正义缺失：和谐社会面临考验

当前，我国社会从整体上看是一个比较公正和谐的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各阶层各方面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也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缺失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甚至非常严重。

（一）机会不平等。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空

间和余地，机会又是指资源的分配，机会的不同将导致未来发展结果的不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导性的平等原则只能是机会均等来考察社会平等问题。”[6]机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保持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的重要砝码。但机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对于机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因素和根源导致了很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的产生：

1.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7]受教育的机会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机会拥有量的不同和把握生存发展机会能力的不同。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最大的社会不公，足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和终身利益。目前，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农村中男女之间，受教育的机会差异很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和上升流动机会。从教育资源分配来看，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诸如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和师资等的分配极不均衡。在一些直辖市和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不仅中小学的普及程度高，大学多、高校录取分数线也低于其他地区。各级教育收费逐年攀升，也使得一些农村青少年及城镇贫困家庭的子女难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受重男轻女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让男孩上学而女孩辍学务农或务工，造成了男女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促使社会发生了分化，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