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精选6篇）

篇1：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篇2：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

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

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

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众所周知，曹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些趁镇压黄巾军起义之机发展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割据势力，为争夺地盘，控制中央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混战。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到265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其间战乱频仍不绝，致使国家残破，人民遭殃。诗人曹植正是亲身感受到了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自己的诗作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的《送应氏》一诗这样写道。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

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经，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

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据《魏志·董卓传》记载：“后汉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徒献帝（刘协）都长安，纵兵焚烧 洛阳宫殿”，后由于连年战乱，未经收复，故洛阳城更显荒芜。诗人用了史诗般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洛阳一片苍凉萧条、惨不忍睹的景象。你看，宫室被焚，垣墙崩坍，农田荒芜，中野萧条，荆棘参天，人烟稀少，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首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曹植身为王侯，还能关心人民疾苦，把当时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下的贫困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杂诗·转蓬离本根》）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战乱游子征夫漂泊无定、千里流徙的痛苦生活，从中，读者使人不难感受到封建战乱在人民心上投下的浓重的阴影。“剧哉海边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兽，行人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免翔我宇。”（《泰山梁父吟》）这又真实地展现了汉代边地人民贫困不堪，凄苦万状的生活场景，令人感叹不已。他还有不少诗篇，对劳动人民直接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表现了他和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思想情感，如“朝云不归山，霖雨或川译，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赠丁仪》）“嘉种涩膏壤，登秋毕有成。”（《喜雨》）等诗，既有对农夫遭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的担忧，又有因雨救灾，登秋有收的喜悦。诗人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把人民的忧乐融注于笔端，从而使他的诗篇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倾向。应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侯，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出人民的思想情感，这在建安诗人中是很少的。

妇女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由于四大枷锁的束缚，劳动妇女的地位十分低微，命运非常悲惨。曹植同其他进步诗人一样，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并用诗歌形式加以艺术表现。如《浮萍篇》描写一个“恪勤在朝夕”的女子，因丈夫另求新欢而无端获罪被遣，致使郁郁寡欢、愁苦满怀。《种葛篇》写一个妇女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遗弃，他如坠入痛苦的深渊，“攀枝长太息，泪下沾维衿”。这些描写弃妇的诗篇，可能也寄寓着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慨，但不可否定，他从客观上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的悲剧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和罪恶，我们可以从这悲怆动人的诗篇中，感受到古代劳动妇女巨大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

曹植诗歌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怀才不遇的怨愤心情。建安诗人，大都具有远大的理想、美好的愿望。曹植也不例外，他“生乎乱，长乎军”，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诲，并且，年轻时曾跟随其父转战疆场。现实生活的熏陶，超乎众人的才能，致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越来越强烈。他曾在《求自试表》中说：“昔从汉武皇帝，南极赤岩，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曹植这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如他的《白马篇》一诗，以游侠儿自此，把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表现得非常鲜明。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

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按飞猱，俯身散马蹄。……

这里，诗人给我们刻刻的一个武艺高超、勇敢机智、捐驱赴难、奋不顾身的游侠少年英勇形象，正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意志的形象体现。在曹植的其他诗篇里，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时有表露。如：“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鱼 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都表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当然，曹植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在这些诗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文人所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烙印，我们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建功立业的功名思想中所含的个人主义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他的诗作“没有出离个人得失的情况”，郭茂倩在阐发《白马篇》的主旨时曾这样说：《白马篇》“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5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总之，曹植这些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充分体现了曹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诗人积极用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植纵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无从施展。在曹丕继立以后，由于有争立太子的前嫌，他备受曹丕的迫害。首先，他的好友丁仪、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杀害，给了他以沉重的打击。接着，他又被曹丕责令离京，并处处受到监察官的密切监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长逝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真是转徙飘泊，饥寒备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曹植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于是，这种贫困不堪的现实处境和远大的抱负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诗人产生的苦闷、怨愤的心情，积郁于胸中，发之于笔端，就使他的诗歌具有怨愤不平之气，金石掷地之声：“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鱼 篇》）这一声长叹，人不我知的感慨、壮志难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信念尽含其中。曹植这种“抱利剑而无所施”的怨愤在《美女篇》、《赠白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从本质上看，它和表现诗人建立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诗作流露出的怨愤之情，由于植根于当时社会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诗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经历中，亲身体验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冷酷、凶残，看到了社会政治的 黑暗和腐败，因此，曹植的诗作也有直接和间接地反映这一现实的。如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其回国途中和白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愤心情的描写，反映了封建集团对有志之士的迫害，诗人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的黑暗现实。在《野田黄雀行》中，诗人感叹“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险恶、恐怖的政治环境。对曹植这种揭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的诗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诗人政治上失意而发出的牢骚，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黑暗政治压迫的控诉。钟忧民先生在《关于曹植评价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争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别是曹丕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后，他们之间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兄弟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迫害与被迫害的君臣关系，怎么还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用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去观察他们的矛盾性质呢？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统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寻常的个人得失。”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描写的虽然和现实相去甚远，但细加体味，它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的曲折的映照。诗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摆脱尘世间的烦恼，求得精神的暂时宽慰，正如朱乾所说：“游仙诸诗嫌九州锔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6如《五游泳》、《远游篇》等诗，写诗人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以寻求理想境界之所在。《挂之树行》等诗篇，又描写了瑰丽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这些诗篇，颇有一种“列仙之趣”，然而，这种“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它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有的评论者没有领会到诗人写游仙诗的主旨，认为“曹植所写的游仙诗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他想当神仙这一思想实际的反映”。这种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创作游仙诗的真正意图，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实际。应该说，曹植对封建迷信之类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辩道论》一文中说：“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嬴州，……弃六骥而美飞龙哉？”可见，诗人对道术是持有否定态度的。至于他的诗中出现“飞龙”，乃是诗人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诗看成是作者要当神仙思想的反映，这实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诗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诗中，也颇有一些“忧患之辞”。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仙人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远游篇》）应该说，这种“忧患之辞”正是诗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体现，这和屈原的“悲时俗之迫承诺厄兮，原轻举而远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曹植这种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来求得精神上的宽慰，也有其消极的因素，这是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别的途经来吸取精神力量，改变黑暗的环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渊明、李白等都无不如此。我们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更何况，诗人在忧患之中并没有厌世轻生，也没有沉湎于梦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写过一些赠答诗，这些诗的感情是健康、真诚的。如《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诗，大多含有劝勉之意。“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 番 美，积久德愈宜。”“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这些诗，都充满着真挚的情谊和人生的乐趣，表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写的慨叹人生行止无定，宣扬及时行乐的赠答诗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用他那苍劲有力的大笔，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画，使诗歌更具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有人无视曹诗所反映的客观内容，认为曹植很少描写现实的诗篇，这不免有失偏颇。在曹诗中，社会的**、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即便是那些游仙诗、赠誉诗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当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诗人未经世事，志满意得，写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鸡诗》这些思想内容极为平庸的作品，但这不是曹植诗歌创作的主流，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

二

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除了表现在它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外，还表现在它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上。曹植在艺术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样是他得以成为“建安之杰”的重要标志。

每一个成熟的作者的艺术创作，由于其思想、经历、个性等等的差异，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色。曹植和建安时代的作家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时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刘勰所说的“志深而笔长”、“慷慨的任气”。但就曹植诗歌创作的实际来说，他的风格往往和其他诗人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的。比如曹植沉雄古朴、气势豪放，曹丕清丽明朗、细腻委婉，而曹植意厚词瞻、气势雄浑，显示了明显的个性特色。

曹植诗歌风格是和他的诗歌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昂扬激奋的豪情、建功立业的壮志、怀才不遇的怨愤，形诸笔端，就使他的诗具有一种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和骨气奇横的艺术风格。请看他的《杂诗·飞观百尺余》：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 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

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此诗可称为曹植诗歌风格的代表作品。他抒发了作者甘心赴难、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达了壮志被压抑的愤激之情。作者处逆境而壮志不灭，这就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气。在曹植的诗集中，这种诗篇俯拾皆是。如“时俗薄朱颜，谁为发浩齿。”（《杂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野田黄雀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篇》）这些诗同样也是刚劲有力、令人振奋的。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诗，依然保持着诗人这种独诗的艺术风格。“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游仙》）诗人凌清风，奋六翮，游太空，对自己的理想进行着不懈的追求。这种峻洁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远远超脱于流俗和现实之上，所以，前人指出：曹植的游仙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8

曹植还有一些诗，貌似柔和素雅，但细细玩味，却又觉得劲健慷慨。如《种葛篇》、《浮萍篇》、《七哀》、《杂诗》等。或写空闺愁妇思恋丈夫的柔情蜜意，或写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哀怨愁苦。表面上缠绵排恻，婉约柔和，但字里行间，我们又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块垒不平之气。在“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叹声中，我们又不难体味到一股沉郁浑厚的力量。因此，在曹植的诗里，柔和素雅和刚健慷慨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艺术风格只不过是曹植刚健慷慨性格的一种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诗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建安时期的诗人中，曹植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最为严格。“质素也如秋莲，擒藻也如春葩。”（《前录自序》）这是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的语言标准，而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标准。历代的一些评论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诗“词采华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质素也如秋莲”的一面。事实上，曹植诗歌既具有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绮丽优美的语言，又具有《东门行》率直朴素的语言。他的大多数游仙诗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诗的语言属于前者，文彩缤纷、流丽富瞻；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黄雀行》等诗的语言则属于后者，不假修饰、朴实如话。诗人正是从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出发，采用与诗歌内容相谐和的语言风格。《游仙诗》大多描写瑰丽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诗人在描写中付之以华艳的词语，使神仙境界更为令人陶醉。这种语言风格与诗歌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正是曹植运用语言技巧的高妙之处。

曹植非常讲究诗歌语言的韵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语言的音乐美。他喜用对仗这种整齐匀称的形式使诗歌具有优美的节奏和韵律。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音调明朗，声韵谐和，读来自有意趣。诗人还十分重视炼字炼句，使诗歌语言精炼简约。如在“俯身散马蹄”、“嘴落轻毛势”句中，作者用“散”写驰马之状，“轻”状斗鸡之势，十分贴切传神。还有如“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绿叶摇缥青”中的“发”、“激”、“摇”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贴。这些精炼而又传神的语言，增添了诗歌的韵味。

曹植诗歌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于起调”。诗人特别重视诗的起句的运用。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开首突兀非凡，着意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愤懑和决心摆脱黑暗现实羁绊的雄心，气势磅礴，全篇为之振起，同时，超现实的描绘为全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用形象的语言渲染了险恶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全诗蒙上了一层暗淡的悲剧色彩，正是“兴家自然，无限深意，横著顿注”。9诗人巧妙的起句，能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让他们不自觉地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这种出手不凡的起句的运用，同样也表明了诗人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

由此看来，曹植诗歌语言颇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诗人很高的语言素养。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诗“雕琢词藻”，并认为他“开出了六朝骈骊文字的先河”。对此，我以为值得商榷。曹植的“锤炼词句”和“雕琢词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雕琢词藻”是指不顾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片面地追求词藻的华艳，一味地雕琢文词，这样的作品一般是华外而虚内的，斧斧雕凿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曹植诗歌的语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畅，并无斧雕琢之痕迹，且又饱和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曹植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和“雕琢词藻”混为一谈。至于曹植诗中的一些骈骊文字，也不能武断地把它说成“开了六朝骈骊的文风”，因为在曹植以前，汉赋固不必说，就是在清新流丽的汉乐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骈骊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诗作中，骈骊的句子也时有可见。如果把“六朝的骈骊文风形成的原因一味归诸曹植，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诸诗人中是学习汉乐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善于吸取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进行艺术表现，这突出地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方面。在曹诗中比兴的手法运用非常的圆熟。“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随水飘荡的“浮萍”比喻漂泊无定，无所依托的人生；“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则用凉气初发，树叶凋零比喻天下肇乱，令人悲凉的社会现实，都非常恰切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汉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不只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在汉乐府民歌中，虽然也有通篇用比兴来构成完整形象的，然而这类作品极少见，而且比兴所显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显得很为单纯。但曹诗却不同，他不仅有许多诗篇用比兴来构建形象，而且比兴所构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单一形象，而是一个相互有密切联系的完整意象。如《情诗》：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绿水，翔鸟薄云飞。渺渺

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日白露晞。游者叹黍离，处

者歌式微。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此诗借遥役思妇之情，喻诗人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之意。“微阴”喻文帝，“阳景”喻武帝，“清风”喻进谗的群小，“客行士”喻诗人自己，“徭役”喻诗人被贬异乡，“久不归”喻诗人长期不被重用，“严霜结”、“白露晞”均喻政治环境之险恶。这里的比喻是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作者的压抑而又愤激的心情正是在这些完整的比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如《美女篇》、《白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构筑形象、表达感情的。这种成功独特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曹诗收到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大大地加强了诗歌表达的形象性、生动性。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的艺术形式的运用上、诗人善于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艺术表现。胡应麟评述说：“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11这是符合实际的。而在多种形式中，五言诗的成就最大。“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2诗歌发展到建安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五言诗这种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五言诗中溶进入深广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它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除了五言诗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诗也写得很好，如《矫志》一诗，情事崎岖，语脉参差，而气甚高古。诗人还特别注意学习模仿汉乐府民歌的创作；虽然他模仿的痕迹还略有显露，但不可否定他的乐府诗也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女篇》虽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叙述的方法、描写的重点、艺术表现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们只要从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就可以窥见曹植创作乐府诗的娴熟的技巧。

对曹植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没有加以肯定，他在《论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贬斥，他说：曹植诗“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这可能是郭老全盘否定曹植诗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事实上，这个看法似乎特别强调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创新的一面。郭老的这种评价全盘否定了曹植在诗歌创作中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从以上对曹植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表现手法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植的诗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结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诗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三

通过以上对曹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曹诗确实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在建安诗坛上，可请冠冕群英，首屈一指。如果我们把建安时期的其他诗人同曹植进行对比，就更能印证这一观点。

曹操是建安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在乐府诗中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使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加强。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生活，是曹操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从曹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曹操在诗歌形式上似乎没有更多的突破，他现有的二十多首诗中，大多是四言诗、杂言诗，且全系乐府歌辞。虽然曹操也写过一些五言诗，但数量太少，和曹植众多的五言诗相比，就显得太单薄了。且就五言诗的创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圆熟，因此，从诗歌形式建树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功绩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时代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现有诗四十余首。他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也曾作过大胆的尝试，其七言诗《燕歌行》是现有最早的七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致使两人的诗歌创作存在明显的差异。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处廊庙，养尊处优，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圈子十分狭窄，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诗歌创作的激情，因而，虽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敌的才气，也难免使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刘勰曾指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14这是不无道理的。就曹丕诗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大多写的是身边琐事，题材狭隘，现实主义成分不够充分。他还有的诗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诗反映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诗歌所反映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他的诗作颇多婉约缠绵之辞，“建安风骨”似表现不够明显，因此，客观地说，就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曹丕是明显逊色于曹植的。

王粲是建安时代的又一位著名诗人。刘勰称他是“七子之冠冕”。可见他在建安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他前期的创作，由于亲身经历过战乱和流离的生活，对战争的残酷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写出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七哀诗》这样的作品，但是，由于他后期投身曹植幕下，政治地位、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缺少亲身的体验和深切的感受，故他后期的诗作，现实主义的内容大为减少。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主要都是歌颂曹魏功德，反映邺下文人生活，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这就大大降低了他诗歌的艺术创作成就。同时，王粲的诗歌“体弱”、“质羸”，缺乏曹植诗歌雄浑的意象和壮盛的气骨。这只要我们将王诗和曹诗作一比照，便可见他俩在诗风上的差异。

刘桢是被称为可和曹植差可比拟的重要人物，钟嵘曾称誉他的诗歌“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16他的《赠仁弟》三首确也反映了这种诗风。但钟嵘 把他和曹植并称为“文章之圣”，这对刘横来说，实在是过誉了。刘桢现存十二首诗，大多反映的只是他个人的思想情感，社会生活面貌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外，辞采也不精警秀出，诚如钟嵘所言：“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其风格也不如曹植多样，诗歌成就自然不能和曹植相抗衡。

至于建安诗坛上的孔融、阮禹、陈琳、应汤、徐干诸人，不可否定，他们在文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不能出于曹植之上。孔融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并不多，现存作品仅八首，内容多为抒发自己不得用世的不平之气。阮 禹、陈琳以章表符檄称誉当时，虽各有《驾出北郭门行》、《饮马长城窟行》传诵于世，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钟嵘的《诗品》将阮 列为下品，陈琳未曾提及。至于应、得干的地位，又较阮 禹、陈琳为次，更不能和曹植同日而语。

从以上对曹植和建安诸作家的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曹植的诗是有突出成就的，它超越于建安诸子之上，独步诗坛，出类拔萃。所以，钟峙称曹植为“建安之杰”是毫不过分的。

正因为曹植诗歌的实际成就超越建安诸子之上，所以，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对后代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曹植继承了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使之得到了发展。远在西周、春秋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开了现实主义的先河。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感，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得到了发展。但是，《诗经》、《汉乐府民歌均属于民间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正在文人的诗歌中得到运用，还是建安时期的事情，曹植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或借乐府旧题写时事，或摆脱旧题自创新题，以反映深广的社会内容。这不仅使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且为以后的文人采用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正是曹植等人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吸引了后代的不少诗人，激发了他们描写现实，反映世事的创作热情。从曹植等人的乐府诗写作到杜甫的新乐府创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密切的继承关系。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曹植诗极为推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杜甫并自觉地效法曹植的诗歌创作。可见曹植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人的影响，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其次，曹植以他大胆的创新精神，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革新，对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诗经》大多采用四言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古老的四言形式已经不能容纳日益丰富的生活内容，也不能尽情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别是到了建安时代，时代的风云变幻，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怀，已经很难用固有的四言诗来反映。这样，诗歌形式方面的革新就势在必行了。这时的建安诗人，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创作经验，在诗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曹操一方面用乐府旧题写时事，另一方面又尝试着进行五言诗的创作。从他现有的几首五言诗来看，可见他在诗歌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曹操的五言诗写得毕竟太少了，他没有使五言诗得到更大的发展。是曹植，以他那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五言诗的创作进行了反复的尝试。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五言诗这种始自西汉歌谣，乐府民歌的新形式才逐渐臻于成熟。作者能成功地运用五言诗体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诗人情感，而且表现手法灵活多变，词采丰赡质朴，使五言诗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观。曹植成功的五言诗的创作，不仅为后代诗人反映社会生活，抒情述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为后代诗人从事五言诗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可谓有功之臣。

另外，曹植诗歌创作还为后代诗人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后代的诸多诗人都自觉地模仿学习曹植的诗，从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学习曹植谋而布局的章法，如严沧浪的《从军行》、杜公的《出塞》起承转合，全都借鉴曹植的《白马篇》。谢惠连的《西陵遇风献康乐》、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杜子美的《游何将军园》都本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有的诗人甚至借用或化用曹植诗句，将之融合在自己的诗作之中。谢玄晖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起调极似曹植，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杜甫的“异方惊会面，终宴情征途”都化用曹植“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的诗句。杜甫“乾坤万里内，莫见客身畔”、孟东野“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化用了曹植诗句“四海一河局，九州安所知”的诗意。仅此数例，足以说明曹植对后代诗人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确实有着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所决定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是“封建意识凑成的”。可以相信，曹植的诗歌将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篇3：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分析

1. 哀而且怨

在一切情感分类理论中, 情感多可以归入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 一类是积极性情感, 一类是消极性情感。中国古代诗歌以消极性情感为主体, 较少欢娱之词。诗歌之所以以消极性情感为主体, 一是现实中不如意事多, 可心事少。二是不幸常常孕育着艺术, 痛苦往往造就诗人。三是中国古代的诗人多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无论儒道概莫能外。忧患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承下来, 使诗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疏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心灵的震颤与创伤, 极为敏感。

子建的生活与创作以“司马门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诗歌以游乐言志赠别为主, 风流自赏, 豪健洒脱, 然亦有忧世、忧生之叹。曹植的《闺情》、《名都篇》等诗写他早期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 的确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 但美遨游”的印象。他有时沉浸、陶醉于这种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 乐而忘忧。但斗鸡走狗、金筋肴撰、红颜妖姿带给子建子桓兄弟的, 并不都是欢乐的感受, 透过这表面的欢乐他们往往会体会到更深刻的悲凉, 即所谓乐极生悲。曹植《笙摸引》、《当来日大难》, 曹王的《善哉行》“朝日乐相乐”、“朝游高台观”等皆写乐极哀情来之感触。曹植《笙摸引》全诗之意脉确有此三层, 层层递进, 层层深化。置酒高殿, 歌舞助兴, 极尽人间之乐。在极乐之时, 诗人麻醉神经突然清醒, 他开始思索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难题, 悲哀如烟似雾, 笼罩了他的心。“知命复何忧”所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诗人知命无忧, 消除了心中的沉郁与悲哀, 而是无可奈何的自慰。这自慰之语更是深刻地透露出诗人之忧无法排遣。

2. 怨而不怒

“怨而不怒”、“温柔敦厚”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中国诗学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并认定此一纲领的提出源于儒家祖师孔子, 显现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诗三百》以下, 只有屈原的作品具备“怨而且怒”的艺术特色, 屈原见疑于昏君, 受谤于奸僵, 不只他的理想不能实现, 反而遭到了流放, 因而他对楚王, 对群小充满了怨忍之情。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是一篇与汉儒“温柔敦厚”相悖的怨诗。

“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艺术特色由曹植首次在创作上完成。换句话说, 曹植诗歌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诗教的典型代表。子建自云“欢怨非贞则, 中和诚可经” (《赠丁仪王集》) 看来他对中和之美深有体认。

子建“怨而怒”之情或直抒, 或婉抒, 手法不一。《赠白马王彪》是子建怨气最盛的诗篇, 刘克庄曰:“子建于黄初之世, 数有贬削, 方且《责躬》上表, 而不敢废恭顺之礼, 卒以此自全。诗作于诸王凛凛不自保之时, 而其忧伤慷慨有不可盛言之悲。诗中所谓‘苍蝇间黑白, 谗巧令亲疏’, 盖为灌均辈发, 终无一毫怨兄之意。处人伦之变者, 当以为法。” (刘履《选诗补注》卷二引) “终无一毫怨兄之意”云云, 显然与事实不符, 曹植不忍或不敢将怨凶之意明明白白、淋漓尽致地写出, 倒是真的。在《怨歌行》中, 他试图用骨肉之情来打动曹王冰冷如铁的心。

诗以周公自况, 极写为臣之难, 却以“为君既不易”开篇, 意在表明他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 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原由。他始终坚信或者说迫使自己相信, 迫害自己并不是兄长的旨意, 而是小人的挑拨离间。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就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

诗人以大量笔墨极写环境之雅、服饰之丽、容颜之美、门第之高, 以之反衬美女“盛年处房室”之哀。“中夜起长叹”一句表明:虽然是美女自己因求贤良独难而未适时嫁人, 但盛年独守空闺, 一任年华如水流逝, 毕竟心中充满了怨情。诗人已将“怨情”表述得很清晰, 但这种“怨”尚未达到剑拔弩张之地步。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种写法是借弃妇之形象来曲折吐露自己的怨忍, 曹植诗集中之弃妇诗皆具有哀婉动人之艺术魅力。其《七哀诗》为其代表作。

吕向说:“‘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耳闻而哀、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 谓一事而七情具也。” (六臣注《文选》) 不一定切合题旨, 但说七哀是写一种深切的哀怨之情是没有错的。宕子外出十余载, 夫妇会面遥遥无期, 思妇有无限之愁思、无数之悲叹、无尽之余哀, 但她贞心不改, 甘愿化作一缕清风, 长驱万里, 入君怀抱。令她担忧的是若君怀不开, 清风将漂移无所依靠。诗明写思妇想夫之切, 暗寓子建念兄之心、怨兄之意。这一层古人早已挑明, 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

子建诗歌之所以形成这种“怨而不怒”的艺术特色, 有两重原因。一重是非不怒也, 实不敢怒也。子建其实对曹王父子的压抑迫害看在眼里, 恨在心头。但“利剑不在掌”, 只能将无限的委屈怨恨埋在心头。具体到子建则还有第二重原因。子建其人才华横溢, 早年又深得其父宠爱, 故一度盛气凌人, 目空一切。但其天性较为纯正真诚, 后期备受折磨, 遂尽洗前期之傲慢浮华之习, 能够以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待人处事。

3. 哀而不伤

子建“哀而不伤”之情感渗透于所有诗作中, 那些“忧怀从中来”的弃妇诗莫不怀着美好的期望, 祈求其夫有朝一日良心的觉醒, 故不曾堕入消沉、绝望之境。然其“不伤”之情在下列两类作品中展现得尤为充分:一类是言志之作, 一类是游仙之作。前者有昂扬向上、自强不息之骨, 与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相通;后者有超旷逍遥、轻视万物之气, 与老庄哲学之精神境界相系。钟嵘评价子建诗歌曰“骨气奇高”, 此之谓也。

《赠白马王彪》是哀极之作, 诗犹有“心悲动我神, 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 万里犹比邻”之句, 表现了诗人的自我克制力和志在四海的胸怀;《责躬》诗写于生死未卜之时, 诗中犹谓:“愿蒙矢石, 建旗东岳, 庶立毫厘, 微功自赎。危躯授命, 知足免庆, 甘赴江湘, 奋戈吴越。”见其建功立业之想。其后期表现慷慨不平之气的作品很多。

人在孤苦之时总会产生幻想, 情感敏锐的诗人当比常人更善于想象。在一定的环境中, 痛苦的人可以欢笑, 饥饿的人可以大嚼大咽, 囚禁的人可以飞升九天, 把这样一种潜意识中的幻想用诗的感情、诗的韵律、诗的语言表现出来, 就是游仙诗。相信神仙者会有白日梦, 不相信神仙者亦会有白日梦。子建虽非铁心要做道士, 但他后期也不会与道教信仰势不两立, 文士道教本来就是老庄哲学与养生学说的混血儿, 子建有一些神仙之想毫不奇怪。子建《桂之树》沿用了神仙诗的旧框架, 所盛的却是新的内容。得到的真人所告凡人的“要道”是老庄哲学。“淡泊”、“自然”六字正是老子哲学的核心。

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即其诗歌以“哀怨”为基调, 在哀怨的基调上具有“怨而不怒”与“哀而不伤”的色彩。此一艺术特色之中, 既深受原始儒学文人精神与诗学理想的辐射, 亦有老庄哲学与道教神仙思想的投影, 同时他包孕着两汉“温柔敦厚”、“止乎礼仪”的正统诗教观。

摘要：曹植在他短短的四十年人生中创作了90多首诗, 60篇赋, 还有120余篇章表书信等散文, 被论者誉为建安之杰。无论是对文学遗产的继承, 还是对后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曹植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都是巨大的。本文试着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曹植,诗歌,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清·张元龙编《历代赋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2]魏·曹植撰清·丁晏纂《曹集诠评》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3]清·朱绪曾《丛书集成续编·曹集考异》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版.

[4]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篇4：浅析曹植诗歌的魅力

关键词：曹植；诗歌魅力；辞藻华美；个性突出；词情合一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07-01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1]这唯美的词句出自“建安之杰”曹植的《白马篇》，曹植开篇即用他那精巧的语言表现了属于自己的不同寻常的魅力。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后世称为“陈思王”。曹植的诗歌具有工于起调的辞藻，他对每一首诗，每一个字都有深刻研究，力求做到语言流丽，清新自然，词采华茂。对于诗歌情感，他主张将自然的景与那时那地的情融合为一，将自己的个性及情感贯穿在诗歌词句中，彰显性格风采，这种种融合不仅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志向的追求，以及建立功业的渴望，还表现了对自己及友人不幸遭遇的愤懑，与怀才不遇对现实人生的失望。可以说，曹植用他的诗道尽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了自己的骨气奇高，塑造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歌魅力。

一、辞藻华美

曹植的诗歌魅力首先表现在辞藻华美，注重炼字炼意上。曹植的诗歌工于起调，用字充满表现力，比如前期第一类诗歌《赠徐干》中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2]的“飘”和“忽然”，诗人用词精准将太阳的落山和风联系起来，而且用“惊”联系人物心理感受表达对时光飞逝的感叹。再如文章开始提到的前期第二类诗歌《白马篇》，诗歌从一开始就用白色和金色的色彩搭配来吸引读者关注，动态展示无以附加的美。还有《赠白马王彪》中“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3]曹植用“顾”和“恋”字，从动作上表现对好友的深情，以及内心的失落感。无论是创作《公宴》还是《侍太子坐》曹植都将华丽和文采融入诗中。曹植注意诗的每一句每一字，充分将自己的才情融入字里行间，形成了只属于他的词彩魅力。

二、个性突出

曹植的诗歌魅力还在于个性突出。曹植是一个有着奔腾的热情和不羁个性的艺术家，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每一首诗都体现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他对于乐府民歌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注入自己的情感，把以叙述为主的乐府民歌变成以抒情为主，比如《野田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4]好一个“结交何须多”，他不单纯的叙事，更多的加入对自己以及朋友迫害的悲愤，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寄予自己的无限期望，表达对曹丕骨肉相残的愤怒。再如曹植后期的第四类诗中的《游仙诗》，“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5]诗人不是单纯描写仙人仙事，而是用不同于常人的仙境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失望，表达对神仙的向往之情！还有《名都篇》中“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6]诗人将民歌和文人笔体完美融合，渲染对京都繁华兴盛的得意。诚所谓宋人敖陶孙所讲“三河少年，风流自赏。”[7]充分表现曹植个人对贵族子弟游乐的不满。可见他的个性魅力。

三、词情合一

曹植诗歌魅力之三是将精心选择的词语与流泻的情感融合为一。比如文雅的抒发哀怨之情，表达滨海之民不幸的《泰山梁甫行》和感叹社会凋敝，惜友人不幸的《送应氏》：“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毁。”[8]再如《七哀篇》：“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9]用比喻的手法写出君臣之情。如《文选》六臣注吕向所讲：“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10]这种种哀情被曹植在诗中道尽。还有大作《美女篇》：“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11]用美女盛年难嫁的苦闷来托寓身世，表白心迹，表现自己哀怨的内心世界。曹植在诗中多次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将文人诗和乐府民歌紧密联系起来，把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诗转为以抒情为主更是盖世无双，可见曹植的独特诗情魅力！

总体来看，曹植的这些艺术魅力在前后时期都有所体现，可以用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12]进行概括。曹植的诗拥有“隐括《风》、《骚》，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的无限魅力。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曹植都是建安的经典，他的诗歌有着无限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袁世硕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李道英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3]陈一百 著：《曹子建诗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5]周建忠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6]郭兴良 周建忠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

[7]张可礼 宿美丽 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10月。

[8]王玫 著：《曹植传（精）/中华名人传》，中华书局，2012年7月。

[9]马泰泉 著：《棠棣之殇》（曹植传），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

[10]徐中玉 金启华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第一册》（诗词曲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8页。

[11]周红兴 主编：《古代诗文名篇选读》，作家出版社。

篇5：陆游诗歌的艺术特色

陆游幼年时期，随父辗转逃难，经历了“万死避胡兵”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国破家亡的环境里自幼就受到抗金复国思想的影响，在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报国壮志。而爱国主义思想，亦成为他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陆游许多诗篇和词，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其思想性、艺术性成就卓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作风格，既有现实主义特征，又有浪漫主义色彩

他能够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功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他表现时事、寄托理想、突出主题的抒情艺术。陆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调，不是或者很少对客观现实生活作情节完整的叙事性描写，而是善于用高度概括和夹叙夹议的手法反映现实，并注重抒写个人的主观感情和见解。他往往通过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把巨大的社会现实内容浓缩在一首短诗里加以表现。如“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全诗只有12句，却用对照的手法描写了皇帝下诏主和，将军临边不战，朱门歌舞，士兵报国和遗民渴望收复失地等多层面的内容，成为整个南宋时代主和与抗战斗争的高度艺术概括;并且作者又把他反对议和，斥责权奸，同情遗民的感情融于其中，直抒胸臆，使他的现实主义诗歌表现出特别的理趣和深刻性。另外，陆游爱国忧民，但由于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使得诗人只能借助幻境、梦境来喷吐胸中的壮怀英气，因此陆游的诗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如“手把白玉船，身游水晶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醉歌》)。这种幻想境界与写实手法的结合，是陆游浪漫主义诗歌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传统的新的扩展。

二、艺术风格，既雄浑悲壮又清新婉丽

陆游凭着他个人高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从各家各派中汲取营养，善于创新。从而使他的诗表现出了雄浑悲壮与清新婉丽兼而有之的独特艺术风格。这主要和他成功地吸取了杜甫的沉郁与李白的浪漫分不开的。他善于把这两种风格融为一体，即以杜甫的深沉、雄厚、郁结为体，作为抒发爱国之情的基调;以李白富于激情、富于想象、富于自我色彩，善于夸张、跳跃，善于高度概括等艺术手法作为抒情的表现手段;最终形成自己既沉郁悲壮、又清新婉丽的风格。他的爱国诗篇，往往体现出雄浑悲壮的风格，具有气势宏大、瑰丽雄奇、热情奔放、才气豪健的阳刚美。如“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同时，陆游还善于吸收陶源明的平淡真纯、王维的静谧幽雅、梅尧臣的古朴自然，又能继承学习中晚唐、北宋以来白居易、张籍、王建、欧阳修、以至范成大等人关切现实的精神，形成既幽美纯净，又富有生活气息的一家之风。他的咏物写景一类诗，则往往体现出清新婉丽的风格，具有清丽明媚、婉转新奇的阴柔美。如“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

三、语言风格，既简练生动，明白平易，又自然流畅

语言方面，陆游反对雕琢，更反对追求奇险，追求晓畅平易，精炼自然。如“老虽惫甚，壮气复有余，长缨果可请，上马不踌躇!”(《夜读兵书》)。短短四句，把他老当益壮，愿立即投笔从戎，上马杀敌的心情表现得一览无余，跃然纸上。说陆诗语言明白平易，是因为大量汲取人民群众的口语、方言、俗语，写入自己的诗。他说：“雕琢自有文章病，危险尤伤气骨多”。他以诗句对仗著称，他的对仗常常能够做到工整而不落纤巧，新奇而不至雕琢，显得十分自然，十分流畅。如：“一身抱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悲愤的情绪从清丽流转的字句中传出，情致深婉。

四、体裁形式无体不备，各体皆工

陆游的律诗善于属对，几乎每首都有一联佳对，既流利，又奇健;既出人意表，又绝无生涩造作之感。如：“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云归时带雨数点，木落又添山一峰”，“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瓯北诗话》引)等，不一而足。陆游的绝句、尤其是七绝标志着宋代最高水平。有的继承唐人之风致，如《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的古诗“工丽更深于近体”，更适合表达陆游深沉而奔放的感情，所以写起来“浑灏流转，更觉沛然有余”(《瓯北诗话》)。讲究工力，注重锤炼，是陆游诗集大成的又一表现。

篇6：浅析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转本三班 1020110220 杨静

摘 要:在中国诗歌史上 李白是最具独特性格的伟大诗人之一，他的诗艺术风格是以自然为宗飘逸豪放,修辞手法的运用更是独具特色。他的诗裁体多样, 题材广泛并且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他的一生把禀赋所具有的自信天真狂傲仗义等情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酣畅自如同代诗人不可与之相比。关键词：李白 诗歌

艺术特色

性格特征

一千多年以来，“兴废虽万变”，可李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酒仙”和“诗仙”—直都没有改变。“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诗句（语出杜甫《饮中八仙歌》），极为传神地描摹出了同为当时诗坛泰山北斗的诗人杜甫眼里的李太白：一个有傲骨而无傲气，藐视权贵而生活于民间，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天才诗人。更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语出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以大胸怀、大气魄、大才情夺天地造化之神工，其诗歌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奇魅力。

李白是我国古代最富诗性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已臻随心所欲的境地，其作品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寻常诗人无法企及的境界。李白反复吟咏的主题是生命的自由，与此相适应的是作品形式在挣脱桎梏后的极度自由。那么李白的诗学风格艺术特色是怎样的呢？本文就此进行分析研究。

一、以自然为宗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歌确如王世贞指出，是以自然为宗的。顾名思义，王氏所说的“宗”，无疑包含着李白对中国诗歌自然美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崇尚。读李白的诗歌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有这样的感觉：除了激情的奔泻愤不可遏的呐喊、大起大落的跳跃、光怪陆离的闪烁之外，更趋于一种自然的化境。大体而言，他用典自然，把儒家的进取精神典型化；他抒意自然，把道家逍遥精神时代化；他写境自然，把佛家空寂精神形象化；他造语自然，把乐府民歌精神具体化。如在《古风一》中有诗云：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歇邻。表明了他对清新自然的歌颂，也表明了自己欲效孔子删述垂辉。所以这种儒家的进取精神在其诗歌中具有了典型化特征。在《蜀道难》中他有诗云：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传说仙人常乘白鹿，这样蜀道的自然风光在其笔下就赋予了道家的精神。在《韵语阳秋》中“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问语前后际，始知金仙妙。” 我们知道李白是跌宕不羁的，是钟情于花酒风月的。可是，他对佛对禅却有独到见解。正如诗中所说：人生就是一场梦，如风火般腾转变化，假假真真。佛教原本讲空，可是李白却将其形象化了。此外无论在其《行路难》还是《长干行》等乐府名篇中，他都积极吸收民歌的精华，既富于乐感又长于变化，语出自然是民歌精神的具体化。

语言的自然质朴以及民歌化、口语化表现形态，是李白诗歌的又一特征 他曾经评朋友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却也正是他自己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李白的诗如行云流水，非常自然，有民歌化和口语化的特征。

《越女词》中的其三写到“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诗歌活泼自然，语言质朴率真，这与他认真学习六朝乐府民歌是分不开。《寄东鲁二稚子》是李白思念寄居东鲁的儿女而作的，全诗如诉家常，娓娓道来，明白如话：“吴地桑叶落，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此树我所种，别的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真挚的情感，都在其平铺直叙中流淌。再看“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同样语言自然率真，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两句（《将进酒》）则从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化出，语言更显得平白、自然，而意境更见高远。我们从“黄河之水天上来”与“百川”、“奔流到海”与“东到海”以及“不复回”与“何时复西归”之间不难体会出来，可以说李白通过学习乐府民歌，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乐府民歌为我所用而非我为乐府民歌所用的化境，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白的诗歌除了具有民歌化特征外，其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特征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乐府民歌的语言多多少少是经过加工修饰的，与民间的日常口语相比毕竟第二手的，总是少了些鲜活与生气，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及语言学习时所说“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李白取法于文学语言的源头活水—— —民间的日常生活语言，并常常在诗歌创作上直接以口语入诗，如《将进酒》中的“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为招呼、劝酒之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则是酒酣耳热时的高喊了，写得自然、贴切，很好地烘托了当时豪饮的气氛，读来倍感亲切，场景中的人形象更是栩栩如生。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难》）写得平白如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则是一句脱口而出的感慨，而且这一诗句在诗中再三出现，每一次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妙处。李白的绝句《静夜思》以极为浅近的语言，仅仅用四个诗句，却创造了一个鲜明的画面，开辟了一个深远的意境。诗句口语化的特征，是李白诗歌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宣城见杜鹃花》、《观胡人吹笛》、《登金陵凤凰台》、《赠汪伦》等许多作品中都可见到。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中说：李白“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于镂心刻骨”，这也与李白诗歌多属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有很大关系。其实，语言只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或工具而已，李白在语言的运用上不过为了更真实、更直接、更迅捷地表达一时的情感与愿望，他很少顾忌看起来毫无诗意的词语，往往将日常话语信手拈来即入诗，反倒有一种仿佛语言在说话而不是诗人在作诗的奇绝效果，让人感受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流工具的性质而且本身还具有活泼泼的生命特征。战国时代燕国的荆轲，一个本来不是诗人的刺客，尚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场合，他有感而发的即兴作品《易水歌》，却成了千古绝唱。大诗人李太白说自己“兴酣落笔”，其语言的天成和脱口而出的诗句，更显得其笔力之强，情感力量之大，似可摇撼五岳。

李白诗歌语言上的返朴归真，诗句的口语化、民歌化，不仅增强了其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无形之中平添了几分感染力。

二、豪放飘逸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如白居易所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与元九书》）李白的豪放源于他大言为美的夸饰，大胆的想象加之仗义的豪情。他的飘逸则源于他独具匠心的修辞。

（一）以“大言”为美的夸饰

世传宋玉写有《大言赋》和《小言赋》特意把事物放大或缩小，而李白所追求的“大言”之美，固然与其所生活的时代有关，但是作为一种诗学境界，他对自然意象的摄取、对现实世界的描摹、对人生社会的透视都有着天分极高的处理功夫。夸大则宏伟壮丽奇特无比，缩小则泥丸脱手神妙天成。如《望庐山瀑布》一诗中：“日照香炉升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里的“三千尺”可谓艺术的放大。但这种夸张有生活的真实为基础，既出人意料又合乎艺术的真实。《结袜子》中：“感君恩重汗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 在这里，李白把鲜明的对比与大胆的夸张相结合，加大艺术的反差，从内容上起突出强调的作用，从形式上形成一种不对称美。他把三杯与五岳的轻重作对比，又拿君恩之重与为之付命的鸿毛轻作比较。看来李白诗的气度由夸张的修辞可见一斑，正是这种夸张的修辞增添了他的诗的豪放飘逸。

（二）超乎寻常的想象

李白的想象可谓与众不同，无论是天上人间抑或幽冥地府，所描写的无不闪动着特异。这种特异是那样的大气，大气之中又让人如踏浮云，飘然神驰。无论是那蜀道“可以横绝”的“鸟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的“天梯石栈”，“百步九折”的岩峦，还是那让人高不可攀的巨峰及来自九天的飞流直下的瀑布无一不抒发他气吞五岳四海的胸怀。从而达到渲泄情感、表现自我的效果。他诗中的形象无论现实与虚幻，可以说都是超越时空的。将现实与梦境，人间与仙界、鬼域打成一片，这些形象不再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主观的外化。如“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我见楼船在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司马将军歌》）且看李白又是星光流彩，又是电闪雷鸣，并把闪电想象为倚天神剑，那翻江倒海之势又有多少是现实中来，不都是诗人伟大的想象么？所以说他的这些大气的想象 让他的诗读起来充满豪侠之气，又让人如临梦境，如入仙界倍感飘逸。

（三）生动鲜活的比拟

他的比喻与拟人是造成他诗风豪放飘逸的主要因素。李白诗歌的比喻和拟人常与匪夷所思的奇诡想象相结合，具有生动新鲜、不落俗套的特点。如他在《古朗月行》中有诗云：“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诗仙李白从小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一个“呼”字活脱脱地画出了儿童时期兴奋、雀跃的神态；一个“疑”字又展示了他勤于思索的习惯，决非等闲之辈。而所呼 所疑的“白玉盘”和“瑶台镜”既表现了圆月的形状，又写出了它清亮照人的光芒，这是形似。人们总是把月亮看作美好神奇之物。此时，李白所用作比喻的“白 玉盘”和“瑶台镜”不就是既美好又神奇吗？从而达到了神似的境界，这种境界得益于他奇特的比喻。

在《劳劳亭》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里则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春风”人格化，从而使离别之苦、之无奈跃然纸上。明明自已想留住友人，却不说出而是让春风之多愁善感来表达离情。这春风又何常不是诗人自身的物化啊！其实像这样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拟人在李白的诗中可谓俯拾既是。李白正是通过运用自己独特的比喻与拟人，使自己的诗境扩大了。大到可以自由呐喊、吞吐五岳、气壮山河。也正是这种比喻与拟人的运用给他的诗罩上了一层轻纱。使人观之如飘然物外的仙人。所以说他独特的比喻与拟人是形成他诗风豪放飘逸的主要因素。

当然想象、比喻、夸张等还不足以表达其奔放、激越的情感时，李白便借助于富有浪漫色彩的梦。他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以梦游来驰骋想象，梦中的神仙世界，绚丽多彩，“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奇情奇景，着实令人神往。而梦醒后梦境与现实的比较，不由得感慨万分，引出结尾两句点题之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李白蔑视权贵的铮铮铁骨和热爱自由的人生追求。此诗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事物到了李白笔下，通过想象、比喻、夸张等手法，仿佛可以任意扩大，收缩自如，幻化万千，这是李白的大胆创新，更是他对生活深刻感悟的结果，而他的才情也这些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艺术特征，与前面谈到的李白诗歌中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感情色彩和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完美结合，使他的诗篇极具浪漫情调，形成了他的诗歌独有的“飘逸”风格。

三、不同体裁题裁的艺术特色

(一)不同体裁上的艺术特色

1、雄奇奔放的乐府歌行

李白才情横溢、豪放不羁，其乐府歌行似之。李白的乐府，歌行能综合乐府杂体和楚辞的长处而富于变化。如在《艺苑厄言》四卷中有这样的评述：“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又有《唐宋评理醇》云：白诗天才纵逸，至于培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人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李白的乐府确实成就极高，从他的一首乐府名作《行路难一》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点。韦应时在《李诗纬》卷一中，评价此诗是：“太白纵作失意之声，亦必气概轩昂，若杜子则不然。”这一方面说出了李白乐府诗的雄奇奔放，另一方面说出了他在诗风上与杜甫的不同，此言评之极当！

2、明快、俊逸的五绝、七绝 李白的五言绝句，有一种明快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一首写片刻超然意趣的佳作。一人独坐时的寂寞心情与寂静的山景忽然冥会，感受到与自然相亲近的温暖，人与山刹那间灵性相通、浑然一体了。诗人将这种心领神会的感受信口说出，仿佛毫不费力，但在相看两不厌的人与山的冥会中，似有未曾说出且不必说出的无限情思在其中。情思也只是灵心一闪的感悟蕴含却委曲深长，这便形成了李白五绝的明快、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

李白的七言绝句具有俊逸且不拘一格的特点。首先作为抒情小诗的绝句，最 忌字重，意重以及其他形式的重复，但李白在一些诗里却存在着字重，意重，如：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这些重复不仅婉转且含义深刻，其次绝句要求韵调谐合，意境统一。李白写的一些绝句中，打破了这种成规，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使诗歌别有风韵和情趣，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如：“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祗今唯有鹧鸪飞。”（《越中览古》）一般转折都在第三句，而此诗前三句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急急收煞，使全诗余味无穷。由 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无论是“一叫一回肠一断”的婉转还是“半轮山月”“如花的春殿”都体现李白的七绝不拘一格，而这种不拘一格在其诗的字里行间，无不让人感到俊朗飘逸。

3、一语贯之的律诗

李白诗集中律诗较少，七律更少。他并非不能作合辙押韵的律诗，但因性格 不羁，不愿受声律拘束，故他所作的诗常有破出格律之处。《登金陵凤凰台》是李白过黄鹤楼时，由眼前之景即兴而发。此诗开口雄伟脱落雕饰，前半首别是一律，后半首则为古绝。登台而望，一气呵成，所感至深！再看一首五律《江夏别宋之悌》：“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此诗读响一般，正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一中所评：“太白‘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达夫’功名千里外，心 事一杯中’似皆从瘦抱之，‘悲生千里外，恨起一杯中’来。而达夫较厚，太白 较逸，并未易轩轾。这就是李白律诗的特点，既有其独特的风韵，又绝不受于拘束不落窠臼，乃一气呵成之神品。

(二)不同题材上的艺术特色

1.气势磅礴、细腻秀美的山水诗

李白的山水诗是一种极其外向，有着雄浑力量的气势磅礴的阳刚之作。李白的一生是飘泊的，是游历的，所以他占尽了中国名山名水之风流，成就了他的一大批精美的山水诗，并且他的山水诗有其自身的灵魂。李白的山水诗在心灵的细腻程度上不如其它山水诗人，然而这不是缺点，而恰是他自己的特点。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确开创了山水诗的又一先河。但是并不是说李白就没有写得细腻秀美的山水诗，他的诗《访戴天道士七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清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依二三松。”这首诗让我们看到李白山水诗的另一面：秀美清丽、细腻之微便体现的淋漓尽致。李白是一位一直在完全地表现自我的诗人，他执着地追求理想。即使在失意之时 也强烈地表达他的安社稷济苍生之心，他的寻仙访道决不是一种简单的隐退，而是在寻求片刻宁静时的一种有目的的等待。因此可以说李白的山水诗，是大气中带有细腻，“鲁莽”中不乏思想。

2.雄浑、凄怆的边塞诗

李白的边塞诗具有苍凉雄浑、悲壮凄婉的诗风。他的边塞诗具有鲜明的个性，有很多已经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佳句。如《关山月》、《塞下曲六首之一》、《从军行》、《独不见》。在这些诗作中，既有描写边塞风光的，也有描写边塞将士战斗生活的。在写边塞风光上，他讲求意象层次性。《关山月》一首中，由近及远；《塞下曲》一首中，也很注重视觉的层次性，即由清晰到模糊。在意象的选择上，多用冷声调事物来突显环境的恶劣，在《太原早秋》一首中，他选取了“落芳”“霜威”“云断”等几个意象，给人一种凄冷的感觉。李白的边塞诗很注意对环境气氛进行渲染，如在《独不见》中，他借助寒风声和凄冷的月色来渲染一种孤独的境况，最后用独自一人流泪的场面结尾。悲伤的场景得到突显，深化了主题，因此说李白是善于用水墨写大意，以最简练的笔墨，传边塞风光之神韵。

3.细腻精确、刻画传神的女性诗

李白的女性诗细致入微、刻画传神，善于把时间与空间，内在与自然有机而完美的结合。李白写下了大量的女性诗，它们成为李白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李白诗歌艺术成就的重要代表。他的诗中女性形象有农村姑娘、女中豪杰、妓女、思妇和弃妇等，其中描写最多也最成功的是思妇的形象。《荆州歌》：“白帝城边足**，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缫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在这首诗中，李白抓住了思妇在长久的睹物思人的自然心理。写正在家中缫丝的思妇，由茧成蛾想到麦子成熟，又由麦子的成熟这一空间上的客观事物，联想到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中的丈夫的处境。在这一连串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中，既有时间的流动对人物心理的冲击和改变，又有空间的变化对人物情感的震动和牵引，而这一切又都集中在思夫的女人一个人身上。这就使这首诗情感的真实性和情感的震撼力得到强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女性诗的艺术特点，细腻中更含细致，精微中不乏精确，并且在时间与空间的处理上恰到好处。

4.“月我合一”的咏月诗

“月既是我，我既是月”，生活与命运融通。把李白的咏月诗单拿出来，一是因为月是中国人文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学也和月结下了不解之缘；二是因为李白的咏月诗在其诗歌中成就极大。椐葛景春先生统计，李白现存的诗中，涉及咏月的诗有三百八十二首，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他不像有的诗人那样对着清澈如水的月无病呻吟，或故作高深状哼哼呀呀，让人酸牙，而是把月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命运融为一体，使月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此，读来绝无矫揉造作之气。李白从来不直呼月亮为月，如《初月》一首中，他称作“玉蟾”，不仅如此，在他的很多咏月诗作中，对月都有不同的称呼。如叫作金魄、圆光、圆影、玉钩、破镜等等，据统计有多达四百九十九个不同称呼。这是李白咏月诗的独特之处。李白的咏月诗不单写月，还经常把人介入，写二者的关系，如“山月随人归”，“暂伴月将影”等，类似诗句中不是月伴人便是人伴月。写出了人与月的亲密关系。李白的咏月诗是把生活与命运相融通的，如《静夜思》中那床前的月光让人思乡，《古朗月行》中儿时对月的幻想，《把酒问月》中对人生无常的质疑，这些都是很生活化的，都与诗人的命运不可分离的。

最著名的，最有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李白词条，在简单叙述了他的生平后，这样写道：“诗歌现存九百多首，内容丰富。他的思想混杂，有儒、道两家不满于社会政治的黑暗、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具有积极昂扬的精神。《古风》五十九首批判朝政弊端，愤慨贤能不得展其抱负。乐府《行路难》，《梁甫吟》、《将进酒》等着重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他的诗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手法，想象奇特丰富，语言流畅明郎自然，有的诗歌还富于民歌气息，杰出诗作大都是雄健奔放的七言古诗和清新隽永的绝句·······”这既是对李白贡献的肯定又是对其诗歌的艺术的高度概括。

总之, 李白诗歌把我国古代的诗歌艺术推向了顶峰, 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诗“千载独步, 惟公一人”，皮日休《七爱诗》称李白“ 惜哉千万年, 此俊不可得”，唐代韩愈、李贺、杜牧都从不同方面受过李白诗风的熏陶;宋代苏轼、辛弃疾、陈亮的豪放派词, 也显然受到李白诗歌的影响。

现在, 李白诗歌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 有许多学者在认真研究, 而且流传到世界上许多国家, 得到外国人民的喜爱, 许多国家的学者也在研究李白的诗歌艺术, 李白已经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的文化名人。

参考文献：

[1]：葛景春 李白诗选【M】 上海：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出版社，1996 [2]:瞿蜕国 李白集校注（上、下）朱金城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宋）宋敏求 曾巩 李白文集【M】 四川：巴蜀书社,1997 [4]:安 旗 李白传【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5]:乔象钟

李白论【M】 济南：齐鲁书社，2002 [6]:裴 斐

李白研究【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7]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8]:邓 实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9]::李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96 [10]:胥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