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代课教师吃“定心丸”（共4篇）
篇1：给代课教师吃“定心丸”
给代课教师吃“定心丸”
对于当了5年代课教师的沈韬来说，今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成为吴江区备案制教师，与在编教师同工同酬。此举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坚定了他从教的信心与决心。吴江新近出台的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中小学（幼儿园）备案制教师实施意见”，力争在三年内基本缓解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增强百姓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今年30岁的沈韬，在吴江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教语文已有5年。出色的教学水平，让他深受学生爱戴。由于历史原因，他此前的身份一直是代课教师，虽然干着同样的活，但收入却与事业编制教师有较大差距。家人劝他：“这么辛苦，收入又低，不如别干了。”但出于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热爱，他一直默默坚持。如今，吴江“中小学（幼儿园）备案制教师实施意见”的出台，让他不仅有了合理回报，更坚定了他在教书育人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信心。 “由于控编的.政策原因，吴江目前的教师事业编制数量还是制定的。当时，学生总量正处于低谷，按照师生比核出的吴江教师编制只有7000多个。”吴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两年，适龄入学儿童大幅增长，7000多个在编教师岗位已无法满足需要，大量代课教师随之出现。但代课教师收入偏低、流动性强，势必对教学质量造成很大影响。“就好比一辆车，发动机超负荷运转，司机还是临时雇来的。这样的车，肯定跑不好、跑不快。” 最近，吴江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关于“中小学（幼儿园）备案制教师实施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代课教师的问题。 记者在这份新鲜出炉的“意见”中看到，除了面向代课教师招聘300名备案制教师外，吴江还将面向社会招聘300名备案制教师。这些教师虽为企业编制，但和事业编制教师同工同酬，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 同时，吴江还将采用“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骨干教师交流制度，抽调城区骨干教师到乡村学校、外来工子弟学校帮扶交流，努力实现“一人带动一个团队、一人提升一门学科”；将若干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处于不同层次的学校，组建成紧密型、协作型、帮扶型三类教育集团，分别探索不同形式的学校治理模式，使集团内各校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课程教学、教师发展、设施使用等方面实现共享、互通、合作、共生，成为互动共赢的学校发展共同体。 “最近，我们面向硕士研究生，从3000多名竞争者中挑选出176人进入事业编制教师队伍；竞争性选拔了一批校长，加强了学校领头羊队伍建设。”吴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把好教师队伍进口关，从源头为提升教学质量打下基础。当前打造教育名区的步伐越走越快，吴江不仅能留住当地的优秀学生，更能吸引苏州中心城区的优质生源就读吴江。篇2：给乡村医生吃一颗“定心丸”
乡村医生是和农村居民接触最多的医务人员,“他们以最朴素的情怀、最简单的设备、最优良的品格在农村一线为人民群众解除伤痛,护佑安康”。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离不开农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作为网底的村卫生室功不可没。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得到明显改善,随着医改各项新政的推进,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赢得了更多患者的认可。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村落里的患者看病仍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能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的,就是这些最普通的乡村医生。
但是,一直以来乡村医生的待遇普遍很低,大部分不能依靠行医养家糊口,还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作为补偿。在社会保障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照顾,在岗时收入本来就少,“卸任”后更没有生活保障。近些年乡村医生参加新农保有了一些专项养老补助,但还是杯水车薪。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医科毕业的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地区工作,甚至有的乡村医生因生活所迫,转而放弃行医,改作他行。多年来乡村医生队伍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结构不合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不高等因素,制约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医生状况的真实写照。
乡村医生现状折射出农村困境。笔者以为,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在乡村医疗保障建设上存在着政策盲点。乡村医生既无法享受到财政保障,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其生存和发展都困难重重。乡村医生的困境就是广大村民、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的困境。
解决乡村医生问题,让乡村医生无后顾之忧,事关广大乡村医生的切身利益,事关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要改变乡村医生面临的这种困难处境,让广大村民享受到便利、优质的医疗服务,有关部门就必须将乡村医生纳入到医疗保障体系,解决其收入和养老问题,解决村医后顾之忧。与此同时,还要对乡村医生给予规范的监管,为其继续教育、培训创造条件,提供机会。从政策、措施、经费等多方面关心乡村医生,落实好配套措施,让广大乡村医生吃一颗“定心丸”。
篇3：给代课教师吃“定心丸”
“这确实很不合理，”来自瑞典的波妮·罗培（Bonnie Roupe）说。罗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年她怀孕时，有一次生病了，想在网上搜索自己的病症，无奈所获甚少，最后不得不到医院接受治疗。这次经历让她萌发了一个念头：向世界各地的妈妈们普及生育卫生知识，提供改善和挽救生命的信息。罗培是一个不寻常的妈妈，她曾经用一只47英尺的帆船绕格陵兰岛（经过格陵兰海、拉布拉多海和北大西洋共1800海里）航行至美国；还创办过杂志《Red Tee》，在她的经营下，3年内读者人数达到4.2万人，成为瑞典的知名杂志之一。
为了帮助更多的妈妈，2011年，罗培卖掉自己的杂志社，开始了二次创业。她用卖掉公司的钱来聘请技术人员，搭建网络和数据库平台，宝讯（Bonzun）就这么诞生了。在这上面，妈妈们可以获得关于妊娠并发症、妊娠感染等医疗卫生专业信息，如贫血、妊娠糖尿病、孕期胆汁淤积症等。更妙的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免费的。
豪华班底进军中国
罗培的行动获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支持。拿到津贴后，罗培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全球市场拓展，她的第一站就在中国。“我非常喜欢中国，我和两个女儿都在学习中文，并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孕产妇及婴幼儿死亡率也高于西方社会，而且她也找到了熟知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推荐下，罗培认识了李纳特·柏格（Lennart Bogg），梅拉德伦大学的教授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柏格曾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公室工作，参与过“中国农村地区孕妇保健的结构性阻碍者和推动者”和“中国和越南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等项目。柏格与中国机构和学者有长期广泛的合作，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宝讯，担任编委会主席。在他的推动下，宝讯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儿童保健分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浙江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全国妇幼保健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专家都被网罗来为宝讯撰文。
宝讯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是罗培在瑞典CEO俱乐部玩扑克时结识的：曼克奈斯·奥姆斯泰特（Magnus Omstedt），前IKEA中国区市场部经理，负责宝讯在中国的市场拓展；海伦·里德佳德·沃林（Hellen Lidgard Wohlin），曾任职于瑞典某投资银行，后成功创业，并担任多个公司的董事，在宝讯主要负责财务和融资。罗培说：“我本身并没有太多过人之处，但我知道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整合资源，这是我所擅长的。”
公益性质的创业旅程
虽然有一个强大的编委会，但罗培强调，宝讯的定位是发布有关怀孕和婴儿护理的全球最新研究信息，帮助孕妇、产妇更好地了解自身病症，但并不提供针对病症的任何医学治疗建议。比如说，当某个用户登录宝讯后，网站会根据用户的个人注册信息筛选出与该用户最相关的保健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症状，了解可能患上了什么病。这样当她去医院时，就能提供更准确的信息给医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因此，宝讯与医院之间不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也启发了罗培的营销思路：通过医院来推广网站。如果医生、护士、助产士都使用该网站，通过专业医护人员的口碑，可以让更多的产妇了解到该网站，也会增加产妇对网站的信任感，从而促使她们更多地使用该网站。
宝讯开启了一个创新平台，向孕产妇提供健康信息，这对于降低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促进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正面的意义。然而，罗培并非慈善家，宝讯也不是社会公益组织，而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作。既然这么有价值的信息都向公众免费公开了，那么收入将从何而来呢？罗培说，她希望通过广告创收。因此，她的首要任务是吸引广大用户。将来，宝讯可能成为一个孕产妇的虚拟社区，向社会化医疗健康、移动医疗健康的方向发展。
把经营得红红火火的杂志社卖掉，开创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盈利模式却不十分清晰的新业务，罗培的身上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影子。她出生在瑞典一个贫穷家庭，15岁就开始靠打零工养活自己，上大学时还同时兼职于爱立信。“那时真的很累，但我必须得赚钱。”她不给自己设限，尝试过管理咨询、销售、人力资源等多份工作，也都做得很出色。但是她觉得，在职场上女性往往被低估，因此萌发了创业的想法，并最终创业成功。至此，出身贫寒的她拥有了大笔财富。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是个完美的结局，然而，物质的富足并未给罗培带来想象中的满足感，反而让她更空虚。她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这一公益性质的创业旅程。
篇4：给代课教师吃“定心丸”
(摘要)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 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 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第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方式强迫、限制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第十四条保险机构应当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10日内, 将应赔偿的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
第三十二条保险机构经营有政策支持的涉农保险, 参照适用本条例有关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由财政部门给予保险费补贴, 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 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措施, 支持发展农业保险
●对农业保险经营依法给予税收优惠,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
历经“千呼万唤”后, 一部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的农业保险“基本法”终于得以出台。
国务院颁布了《农业保险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由财政部门给予保险费补贴, 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该《条例》将于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政策性”定位明确
根据《条例》, 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 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那么, 《条例》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作了哪些规定?对此, 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为使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 《条例》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二是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由财政部门给予保险费补贴, 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三是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 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措施, 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四是对农业保险经营依法给予税收优惠,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
“互助保险”有法可依
《条例》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条例》不再将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限定为保险公司, 而是扩大为“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
“这样的规定可谓是众望所归, 不仅明确了商业保险机构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作用, 也为包含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开展农业保险经营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位保险专家告诉记者。
“大灾风险”有望分散
除明确规定“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的农业保险标的属于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范围的, 由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 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外, 《条例》还对社会各界讨论已久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进行了明确。
《条例》指出, 国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一直以来, 由于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各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和运作农业保险的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位从事农业保险经营的保险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业保险是党和国家惠民的一项重要政策, 因此公司在经营中都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也使得保险公司在具体经营中如履薄冰。
“毕竟我们是商业公司, 必须要考虑经营效益, 而农业保险缺乏分散风险的渠道, 这就使得这块业务的风险高度集中, 到了一定规模后各公司就不敢再扩大规模了, 而这又违背了保险的大数法则。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相关细则, 落实农业保险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这样农业保险才能够扩大规模, 从而与保险的经营规则相契合, 让更多的农民获得更加充分的保险保障”, 上述负责人如是说。
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为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 落实《条例》的新规定, 保监会正加紧研究和制定配套管理办法, 包括农业保险市场准入和退出、农业保险产品管理、准备金提取和偿付能力计算标准、农业保险的基层网络建设、农业再保险管理等。
同时, 保监会农业保险监管处副处长王祺透露, 农业保险市场的准入和退出、产品管理和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的管理办法将于2013年3月1日与《条例》同步实施。
编后:新政仍需在实践中完善
由于农业保险特别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时间还比较短, 有些问题还需要在实际基础上逐步完善。
没有完全解决“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问题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中, 有的地方出现了“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问题。从《条例》第15条第1款注意到, 从保险合同执行的角度, 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该款规定:“保险机构应当按照农业保险合同约定, 根据核定的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足额支付应赔偿的保险金。”这个规定可以防止再搞“协议赔付”, 但对“封顶赔付”问题并没有解决。
需要进一步探讨农业保险中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