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精选6篇）

篇1：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有史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管理日益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人类“群居”的社会性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管理的必然性与能动性，从而也就决定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适合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行为、活动、观念、理论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既属于现代管理学的学术范畴，又与一般管理学不同，有着自身必要与明显的学科特征。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性

所谓管理，即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拥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既定目标的活动与过程。就管理的实质内容看，理论层面可主要概括为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基本职能，实践层面则可以通过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等管理传导作用而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一方面，管理是相对于组织的目标性与绩效性;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组织由于分工的存在而需要合作、协作以及相应的划分与组合。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①这种职能就是管理。例如，单独的演奏者是自己指挥自己，而合奏的乐队则需要统一指挥。这里，指挥对于乐队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具体形式的管理，他的行为与方式就是确保乐队的合奏能够协调进行并实现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指挥的宏大乐团很难合奏出优美和谐的乐曲。同理，很难想象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会产生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和秦兵马俑、古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等。历史到了今天，管理越来越体现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必然，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关系时代化的内涵。管理不但是科学、是艺术、是素质、是能力，而且是软实力(基础国力、国民素质)、是软环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三配置方式(另有市场方式与计划方为、是更重要的生产力。

管理活动是很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到若干因素(包括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管理又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认识管理的规律性和把握管理的特征，正是管理学的任务，是管理者的基本功，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基本条件。管理行为与活动的规律性及其特征，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依据。

(一)管理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与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问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两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②可见，管理既有同生产力、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又有同生产关系、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

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相联系，管理的自然属性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管理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人们的共同劳动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也就越重要。第二，管理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通过特定的管理才能具体实现劳动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配置以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使实现组织目标必需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作用。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实质上又体现着特定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们之问的利益关系。

管理的两重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基本制度，有内容而无形式。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不可能孤立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单独存在，有形式而无内容。另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与其相适应。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必然对相应的自然属性产生影响并发生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具体的管理行为与活动包括与之相联系的管理理论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物，必然与一定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地域或国别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与中国特定生产力的状况、特征、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体现相联系，从而必然具有自身的学科特征。

(二)管理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统一

一般而言，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共同的活动，二是一致的目标，体现为多样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管理相对于共同活动具有社会性，相对于一致目标具有文化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管理的精神支柱。社会性与文化性是管理活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由此，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而言，其社会性直接、具体体现为相应的生产关系;其文化性直接、具体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必然深化其学科特征。

(三)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管理的科学性意味着任何管理都有其内在逻辑性，管理是科学，并且具有普遍性。客观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有一整套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反映客观管理过程一般的条件、内容、特征、演变以及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即管理科学。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普适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从总体而言，管理是有逻辑性、程序性、目的性的活动;管理的艺术性意味着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相对于管理客体的权变性与灵活性，强调管理者必须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管理的相应原则与方法，形成有个性的管理技能、技巧，从而在管理的大舞台上不断演出一幕幕既生动又活泼的“好戏”来!可以说，管理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技巧;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当今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人性、关系、环境、伦理以及多样化、自主化、具体化，实践与悟性是把握管理真谛的钥匙。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不言而喻。

(四)管理是目的性与绩效性的统一

所有的管理都具有目的性，所有的管理也都讲求绩效性。没有目的性的管理必然无所适从，不讲求绩效性的管理自然一派混乱。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时也特别讲求绩效性的管理，才是现代管理，也是科学管理。现代科学管理不仅管理者具有明确、切实、可行的目的性，而且这种目的性也被组织成员所认同;不仅管理者实实在在抓绩效，而且成为组织的全员行为。只有组织的目的性与绩效性统一的管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管理。由此，这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所在。

(五)管理是配置与环境的统一

现代管理是与现代化大生产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资源与要素的配置不能不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方面与内容。与此同时，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又与环境密不可分，管理的一系列特征、原则与规律既是客观环境的反映，又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与变化的。这里，环境是自变量，管理是因变量，既尊重、注重客观环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有管理的动态性与灵活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权变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其基本要义与理论基础就是把握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讲求唯物性、逻辑性、发展性、辩证性。简言之，环境是配置的约束，管理是环境的函数。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性得到理论支持。

社会存在的管理及其管理理论有多种形式，各种管理与管理理论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西方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既存在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特征，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属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正在拓展中的新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管理学科最大不同点在于:一是关于中国的，以现代化和谐社会为要旨，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关于现代的，以辛亥革命为开端，不是全程性的。从学科属性考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学科

区别不同学科的关键在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最小、最大”，亦即稀缺资源的效率与利益问题;而管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把握“用人、分钱”，亦即组织资源的配置与绩效问题。可见，经济学与管理学各自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与专门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有特色的理论主线，有一系列涵义明确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以及有经过实践验证其正确的系统性原理与原则。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对该学科的需要及其对于人们社会活动的指导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客观性、实践性、真理性、发展性、系统性、指导性等。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与时问跨度远远小于一般管理学，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及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有共性，因而同属于管理理论;也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性，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又不属于同一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综合性学科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目的在于归纳、概括、总结并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管理行为与活动。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多面性及多层次性决定了管理理论内容的综合性，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关乎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及其各种不同内容与方式的社会活动，也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生理学、统计学、会计学、运筹学、信息学、数学等多学科密切相关。这种综合性包含着很强的概括性、科学性与应用性，因而既是多个学科的综合化，又是多种学科的边缘化。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应用性学科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实践，在于应用。如果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付诸于实践与应用，就是空中楼阁。我们说管理理论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本意就在于:科学是相对于实践而言，艺术是相对于应用而言。没有实践，无所谓科学;没有应用，也就无所谓艺术。在这里，科学的含义是指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艺术的含义是指管理者能够熟练地运用管理理论，并且通过巧妙的技能素质、能力、方法、技巧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管理的倍加效应往往是通过管理的科学与艺术实现的。说管理是环境的函数，就是在强调管理理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同样如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与应用中大有文章、大有空问、大有作为。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软科学

软科学(社会科学)是相对于硬科学(自然科学)而言的。所谓管理理论是软科学，一方面是指管理在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完全精确化、定量化，也就是说，在给定条件下有时不一定能够得到确定或预期的结果。因为影响管理效果的因素太多，而且许多因素又是无法事先预知的，或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管理主要是与人打交道，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管理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包括心理因素既不可忽略又难以精确测量，诸如人的思想、情绪、个性、作风、特点、习惯等，以及人际关系、组织文化、管理方式、领导作风等都是影响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又都是模糊量，我们只能尽力使其确切或精确。另一方面，是指管理还有类似于计算机软件的功能与效果的涵义，也就是说，在管理活动中，同样存在着“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前者主要是指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后者主要是指权力、信息、行为、过程以及管理活动所引发的效应、变化等无形因素。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软科学，并不意味着其科学性与实践性就可以打折扣，也不意味着其缺乏理论性与原则性，而是其具有较大的能动性、灵活性与弹性特征。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新学科，不言而喻也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一)特定性与限定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定性是指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即其研究对象的空间性仅为中国，而不是泛指世界各国或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因而不同于一般管理学或其他的国别管理学;限定性是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时问性考虑仅以辛亥革命为上限与开端，之前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但以辛亥革命之后管理理论的研究为转移，因而也不同于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以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因而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是特定的，研究的起点与范围是限定的。

(二)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从实践中来、为实践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各国管理实践与理论成果，借助于相关知识与方法，不断提炼、概括、总结现代管理的规律性并通过理论化的形态加以体现，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总体上属于应用学科，紧密联系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实际，以服务现实、指导实践为学科取向是其重要特点。考察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确实是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以及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应用学科，它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中国富民强国过程中的管理经验与教训，解决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努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是其最重要的学科目标。正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能不断地从现实实践与理论发展中丰富、完善自身，从而获得内在的强劲动力。

(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管理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条件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把现代管理的方式与方法归纳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共同采用，如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对于管理实质方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须充分注意国情的不同和把握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体现为管理的特殊性;对于管理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其属于管理的一般性。也就是说，由于管理的二重性，某些管理方法、技术乃至理念也是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具有普适性的。

(四)综合性与专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社会发展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学以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等基础上，借鉴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与体系设计，同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财政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具有明显的借鉴、交叉、嫁接、融合等特点，具有综合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创建与创新过程中，又有自身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相对必要、稳定的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有自己确切、系统的概念链条与基本内容;并且有在研究规范、逻辑结构、核心概念、理论主线等若干方面独到的特点与风格，具有专门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张积极借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易于出现纯学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管理学，而切断或割裂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还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五)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作为以实际应用为主要学科取向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突出强调经验、概念与认识的说明与证实，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事实、过程、经验的分析与归纳，提出相应的假设或有待验证的判断、命题或理论，并由事实、过程、经验证实或证伪所提出的假设、命题或理论，这实际上包含着研究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在客观反映、描述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相关现象及其规律，并运用经过证实的`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进行预测，从而回答管理活动与过程中提出的“为什么”“是什么”等问题，这又是一个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科学。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化事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理论，必然涉及模式选择、价值判断等问题，所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实证问题，还要提出“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规范性问题，把价值分析与判断作为研究的重要方面。

(六)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包括组织、企业等各类微观管理，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的制度设计、治理模式、政府职能等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内容与水平;在微观管理层面，则更多地强调管理的技术因素(当然，环境条件以及组织文化会对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及权变原则。当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具备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与要求。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无管理的组织，也没有无组织的管理，不是管理别人就是被别人管理。学习、掌握、改进和完善管理的理论、模式、内容、方法关系到组织目标的实现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利益，管理是科学，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要掌握并提升管理技能及管理理论，就要学习、认识和深化现代管理的理念、内容、特征、原则等，培养管理素质，增强管理技能，提高管理效率与效果。这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分不开。

(一)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

中国古人很早就显现出杰出的治国智慧，古语云:“服人者，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其精辟之处，在于高度概括出了管理的意义与精髓，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伦理道德。古往今来，在治国理论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以德服人是最高境界的协调艺术，也是最有实效的管理经验。中国人讲求修身、齐家而达到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实质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与和谐。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崇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实际上是肯定法在管理中的作用。虽然，诸子百家各家各派各有各的主张和提倡，但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经过时问与历史检验的、方方面面的管理知识与理念，都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国家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管理学有价值、有意义的理念与经验也是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二)有利于履行职责与提高绩效

组织管理是在有确定目标的、具有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协调功能的有机系统内，并且是在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特定社会实体中进行的，是同组织成员一起，并通过一系列相关者使组织活动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的行为与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细化和具体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日趋提高，管理就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管理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履行职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实际上就是要制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相应的传导与配置，实施既定的战略与决策，从而达到最佳绩效并充分达成组织目标。换言之，管理就是依据组织目标，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设置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按层级、按部门、按职能分解落实，及时有效配置资源和协调关系，并促使各方面、各环节同心协力履行职责和义务，以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一个履行职责、有效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强管理能力、提高管理绩效的过程。完整、准确、适当地把握与落实管理技能与管理理论，既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

(三)有利于培育素质与增强效能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竞争和斗争。也就是说，凡是存在竞争和斗争的场所，就会有谋略、有智慧，有配置、有协调。从组织的角度看，讲究思路，讲究战略，讲究技术，讲究方法，其实就是管理理论或管理艺术的体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这些已成理论体系的经验和知识，也就是学习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概念、范畴与原理，使人开窍、使人聪明、使人领先一步、高人一筹，从而增强效能，把握胜算。特别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只是阐释一般管理学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重要内容，而且增加了传导层次，引进了配置理念，强化了对于战略与决策的研究与说明，从而更加中国化、可操作化。在今天复杂而又险恶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条件下，认真学习现代管理的基本知识，有利于培育自身的基本素质，增强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能力，处险不惊、处难不乱，泰然有度，大道致远.

五、结语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来说，不再像传统管理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组织内部或企业管理范围内，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宏观领域，包括政府职能和社会治理方面;在内容结构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由“两个层次”发展为“三个层次”，即增加了传导层次，并且把配置概念引入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研究重点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以往管理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环境、战略、传导、配置与项目、绩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重视规范研究，注重量化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政策分析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概而言之，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内容之中吸取经验、教训与营养，更要充分吸纳国内多种意见、看法与争鸣，从而把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发展，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讨论与创新的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

相信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为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从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理论、中国声音。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必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篇2：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论文发表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 ”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论文发表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

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

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篇3：中国现代地学家群体特征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现代地学家群体为考察对象, 以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为样本, 从多个角度出发, 统计分析了从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 学部委员) 评选, 到2011年间13次院士增选过程中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223位院士 ( 目前健在119人, 去世104人) 的基本情况, 并在一些方面开展了不同时间段的对比性研究, 力图显现出我国现代地学家群体的总体面貌, 同时对科学家群体的计量研究方式做出有益的探索。

一出生年代分析

以年代划分, 将地学部院士的出生时间分为9个阶段。由图1可以看出, 地学部院士的出生年代在1880—1889年与1960—1969年这两个阶段为最低, 1880—1889年间为1人, 1960—1969年间为3人。此两个阶段人数少的原因与我国实施院士 ( 学部委员) 制度的时间、地学学者成长并获承认的年龄相关, 出生于19世纪且成就突出的地学家们在新中国实施院士制度时大多已不在人世, 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地学家获得重大成就并得到承认的当前为数尚少。

地学部院士的出生年代在1910—1919年与1930—1939年这两个阶段呈现出高峰, 1910—1919年间为53人, 1930—1939年间为62人。呈现出这一现象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与1980年、1991年两次院士增选人数较多相关。另一方面, 与社会环境因素相关, 一般来说人在青年时代即20岁左右选定人生奋斗的专业方向, 那么这两个阶段出生的地学家的青年时代正好是20世纪30年代与50年代。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即日军侵华, 社会动荡, 许多有志青年为抗日救国选择了能带来实效的地质学专业并为之努力, 如马杏垣、陈梦熊、郝诒纯、刘东生、池际尚、杨起等院士, 当时或是直接选择、或是从其他专业方向转入地质学专业, 将其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研究方向。同时这一时期地学教育中通才模式的有效实施突出表现为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地质学者, 据统计, 中科院地学部院士出自西南联大的就有20余位。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立初期, 百废待兴, 在基于国家实际需要的宏观调控下, 实施了地质教育改革, 地质院系规模空前扩大, 地质教育的振兴, 为培养优秀地质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出生地域分析

地学部院士出生的地域涉及27个省市地区, 其分布整体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如图2所示, 其中以江苏、浙江、上海为最多, 其次为河北、山东、河南, 再次为安徽、北京、湖南、湖北。可见较为集中于江浙一带与华北、华中地区。近现代时期我国的这些地区一方面传统的人文文化氛围浓厚, 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交通较为便利, 受社会变迁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的碰撞与传播的影响较大, 新兴的科学文化对于开阔人的视野与培育科学精神的影响逐渐显现。所以这些地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并能够选择地学专业的学者众多, 而成就突出者人数也超过其他地域。

我国院士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改革与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对学部委员的标准和资格的规定等方面的原因, 1955年、1957年、1980年的学部委员评选在间隔时间、人数上都有较大变化, 而从1991年之后院士 ( 学部委员) 的增选无论从时间还是增选人数上, 都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5］

所以, 按照时间段进行对比分析, 以1991年为界 ( 包括1991年) 分为两个阶段, 之前与之后当选的地学部院士的出生地域中, 江浙沪地区人数最多以及山东、安徽、河南人数较多的特征基本没有变化。变化较大的是河北与北京, 1991年前 ( 包括1991年) 当选的地学院士出生于河北的达到16人, 出生于北京的为8人, 而1991年后人数均大幅下降。其原因大约在于20世纪20—40年代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名师众多, 声誉卓著, 此外, 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播使得大批年轻人希望通过学习地质学来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富国强兵, 所以北京及周边地区青年学生很多就近报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地质学系及相关院系。而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 各地高等院校纷纷建成, 学科门类逐渐丰富, 青年学生选择院校与从事专业呈现出分散性特征。统计也表明第一阶段出生于不同地域间的地学院士人数相差悬殊, 而第二阶段出生于不同地域的地学家数目较为均衡, 由此也体现出我国各个地区科学教育特别是地学教育的逐步普及化。

三当选年龄与性别分布分析

从1955年至2011年进行的14次院士评选中, 每次地学部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均在51—66岁之间, 总平均年龄为61. 1岁。其中最年轻的为41岁, 最年长的为78岁。见图3。

对不同年份当选院士的年龄段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在1955年、1957年当选的31位地学部院士中, 40—49岁的有10位, 占32. 3% ; 50—59岁的有17位, 占54. 8% , 可见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这一批院士年轻有为, 成就突出。1980年与1991年当选的106位地学部院士中, 40—49岁的仅有3人, 50—59岁的为27人, 而60岁以上的达到76人, 这与当时我国院士制度的实施状况及历史原因有关, 一大批地学家较长时间没有得到承认, 人数累积较多, 年龄偏大。但1993 —2001年间5次院士增选中, 当选的平均年龄均在60岁以上, 而且50岁以下的人数为零, 说明地学家做出突出成就并得到社会承认的时间延长了。［6］从2003年开始, 当选院士平均年龄曲线开始逐渐呈下降趋势。近几年当选地学部院士的年龄均低于60岁, 2011年当选的3位院士高山、焦志念与周忠和当选年龄更是低于50岁, 当选院士平均整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这既表明地学家成长并取得重要成果的速度逐渐增快, 也说明了地学家获得学术界与社会承认的时间开始相对缩短。

地学部女院士共8人, 见表1。女院士数占全部地学部院士人数比例的3. 59% , 略低于中科院女院士所占全部院士人数的比例4. 78% 。 ( 截止2011年, 中科院女院士共57人。) 地学部女院士当选院士平均年龄为59. 6岁, 略低于地学部院士的平均当选年龄61. 1岁。获得博士学位者5人, 占全部地学女院士的比例为62. 5% , 高于地学部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 ( 见下部分) 。其中4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 1位在我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科学家群体中, 女性人数较少的现象在中西方科学界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地学研究的艰苦性与我国传统观念中对女性形象的认定更是对女地学工作者的极大挑战, 数据表明我国女地学家人数所占比例的确略低于整体女性科学家人数比例, 但学历较高、大多具有留学经历, 其成就也较早地获得了社会承认。

四教育经历分析

就本科教育而言,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早期为中央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及清华大学六所大学培养了近60% 的地学部院士。见表2。 其中,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地学部院士人数最多, 占到地学部院士人数的近20% 。其次为南京大学 ( 早期为中央大学) ( 15. 2% ) 。再次为西南联合大学 ( 近10% ) 、北京地质学院 ( 现中国地质大学) ( 8. 5% ) 与清华大学 ( 6. 3% ) 。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 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 及清华大学的地质学系作为设立较早、师资雄厚、影响广泛的地质教育机构,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培养了大量地质学人才, 为我国地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而北京地质学院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建成的地质专科高等学校, 在国家高等地质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新时代的地学家。由此可见, 中国近现代地学人才的培养具有集中化与承继性明显的特色。

地学部院士中拥有博士学位者79人, 占全部人数的35. 4% 。其中获国外大学博士学位者63人, 获国内大学博士学位者16人。获国内大学博士学位者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 其中41. 2% 的院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不同年份当选院士拥有博士学位者的数量随年份呈现出如图4所示的变化趋势。1955年、1957年及1980年当选的院士博士率均在30% 以上, 其中1955年拥有博士学位的院士更是占到当选人数的57% , 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基本上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 而1991— 2001年当选的院士博士率呈现较低的状态, 1993年与1999年的当选院士博士率甚至为零; 2003年当选院士的博士率开始上升, 2007年达到100% , 2009年与2011年均在80% 以上, 这一阶段当选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可见建国初期当选的地学部院士很多具有西方留学经历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国地学学科由西方移植继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 一直与国际地学界保持着较为广泛的交流,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体现出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特征。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者最少, 这与当时“冷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工作的导向以及“文革”等特殊历史时期密切相关, 我国向西方国家派遣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数量极少, 而我国也还未实行博士学位授予制度。20世纪80年代之后, 我国地学专业开始培养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同时我国与西方的科学交流与教育交流逐渐恢复, 获得博士学位的地学研究者逐渐增多。而近年来, 博士研究越来越成为培养当代科学研究人才的一个必经阶段。

地学部院士有国外留学经历并获得学位者91人, 占全部院士人数的40. 8% 。求学国家中, 如表3所示, 美国占比例最大, 约为43% ; 其次为苏联, 占16. 5% ; 再次为英国、德国, 占12% —11% ; 法国、日本占3. 7% ; 瑞士占2. 8% ; 加拿大和奥地利占1. 8% , 其他国家的共占3. 6% 。留学于美国等欧美国家在各个时间段都有, 留学于苏联的时间则集中于20世纪50—60年代, 这与当时我国地学教育学习引用苏联模式的时代特色密切相关, 而且这些院士所获学位大部分也是具有苏联学位体制特色的副博士学位。

五所在机构与所在地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 见表4, 地学部院士工作所在机构主要集中于科研院所, 占61. 88% ; 其次为高等院校, 占27. 35% ; 其他机构占10. 76% 。可见当代社会中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仍然是地学研究创新的坚实基地与地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

地学部院士所在地 (按机构所在地统计) 以北京为最多, 占全部院士所在地的63.68%;其他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占32.74%, 其中以南京、武汉为最多;一般城市与特别行政区只占约3.59%。见表5。

由此可见, 我国地学专家基本集中于北京等直辖市与南京等省会城市的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 这些地域科研院所众多, 学术交流条件便利。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 北京) 拥有的院士占北京全部地学部院士的68. 31% 。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武汉大学等科研院所在地学上的突出成绩使得南京与武汉拥有的地学部院士数量在省会城市中位居前列。

当然, 院士所在机构与所在地呈现出马太效应, 既有有利一面, 如便于学科资源的集中利用、学术交流的开展及人才的培养与学术传统的传承; 但也会有消极一面, 如造成地区间学科资源的不平衡与学科文化传播与普及的差异性。

六专业方向分析

地学部院士的专业方向涉及地学类的地质学, 地理学、土壤学和遥感, 地球化学, 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 大气科学以及海洋学六个门类［7］。以1991年 ( 包括1991年) 为界划分为两个时间段, 对比两个时间段中院士所从事专业方向门类中的数量比例, 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 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地学部院士数量虽然是在所有门类中最多的, 但也处于变化之中, 在1957—1991年间占到地学部总人数的61. 93% , 而1993—2011年间的比例下降至41. 84% ; 相应地, 从事地理学、土壤学和遥感, 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大气科学和海洋学研究的地学部院士比例均有所上升, 其中从事地球化学、大气科学与海洋学院士人数所占比例上升最大, 由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 从事地球化学的人数比例从3. 98% 上升至10. 20% , 从事大气科学的人数从1. 70% 上升至5. 10% , 从事海洋学的人数由3. 41% 上升至6. 12% 。

就其中的地质学门类而言, 地学部院士从事的专业方向涉及16个方向。比较1957—1991年间当选院士与1993—2011年间当选院士中从事不同专业方向的人数所占的比例, 如图5所示, 可以看出, 地质学领域中, 从事传统的地层学、矿物学、矿床学、 岩石学等的院士人数比例都有所下降, 而人数呈上升趋势的既包括构造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与变质地质学等这些基础性研究的专业方向, 也包括与资源、能源或新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专业方向如石油及天然气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热地质学及数字地质学等。

由此可见, 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拓展与深度的增强, 以及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强烈关注, 地学中新兴学科门类在新时代不断崛起。而就地质学学科门类内部而言, 一方面重要的新发现、新理论的提出会进一步夯实某些学科方向的基础性地位, 同时社会需求的变化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更是地质学内部学科方向重点调整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地学工作者选择了这些方向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七启示

1. 对地学家的统计分析表明, 地学人才的培养与成功与其他学科的人才成长特点相比, 有其独特性, 也有共同之处。我国地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特征与当代特色决定了我国地学人才群体的整体特征, 而社会历史环境、地域文化氛围、国家政策、教育状况等因素对地学发展与地学人才的培养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所以, 学科内部的科学的发展规划与合理的人才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依凭。在当前从传统地质学向现代地球科学转变的关键时期, 调整我国的地学学科结构、进行地学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地学交流机制以及推动地球科学的普及等都有利于培养基础扎实、具有创新思维的现代地学人才。同时, 整个社会所提供的丰厚资源与强大支撑是科技人才成长与成功的坚实土壤, 不断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建立保障科学自主化的体制以及创造良好的学术创新与学术争鸣的氛围等, 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科技人才的必要措施。

2. 当今随着地学学科发展突破旧传统, 不断涌现出新型学科分支, 与资源、能源、环境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密切相关的新方向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事这些学科专业的地学科研工作者取得较大成就、获得社会承认的时间相对缩短, 地学人才在学科内部的流动明显受到了社会需求、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而整个地学学科的发展既需要新兴学科的崛起, 也离不开基础性学科的突破。这就要求无论是国家的科技政策导向, 还是学科内部的评价机制, 都要兼顾基础与前沿、理论与应用, 实现我国地学学科的整体繁荣, 最终推动我国由地学大国发展成为地学强国。

参考文献

[1]卢嘉锡.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 (1-5) [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1-1994.

[2]王恒礼.中国地质人名录[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89.

[3]中国科学院网站“院士信息”[EB/OL].[2013-03-23].http://www.cas.cn/ys/.

[4]于洸.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概况[C]//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室.地质学史论丛3.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5:102.

[5]徐飞, 卜晓勇.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3) :68-73.

[6]董树文, 陈宣华, 等.20世纪地质科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演变[J].地质论评, 2005 (3) :275-288.

篇4：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关键词传统艺术本质特征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艺术,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是一种无形的历史资源,是我们民族艺术的优秀宝藏。本文从艺术的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进行探讨,并深入阐释中国传统艺术体现出来的现代价值。

1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

在传世至今的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国艺术的本质的论述,如《庄子》中的“乐也者,……道可载而与之俱也”;《韩非子》中的“道者,圣人得之以成文章”;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原道心以敷章”,“道言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北宋学者兼文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也有“文所以载道也”的说法;直至清代也不乏对中国传统艺术本质特征的多角度分析,如美学家刘熙载《艺概》说:“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根极于道”等等。以上文论中谈论的关于“艺”的问题显示出,中国的艺术本质上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系的,是体现人对宇宙本体和本质之道认识的文化载体,是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文化载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

艺术认识的思维上呈现出中和的特征,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二。纵观中国的传统艺术,艺术家们在对艺术的认识过程中,一直注意同时把握艺术中各种相互对立的要素的关系问题,艺术家在处理这种内在的对立时,始终在追求使之中和以达到一种“圆满”的状态,即现代研究学者经常所说的“圆”,“圆”是“中和”的一种最终表示,是中国艺术的整体生命观的最高体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于一,以一生万,乘万为一。”这里“道包含着正反两极的统一,而这个正反两极的统一,便是“道所化生的‘一’,是混沌,是全,是阴阳未分之气。在中国哲学上,实际上把这个混沌无形之气视为‘圆’。”圆,即中和。

中国传统的艺术中存在着大量内部规律性的要素,这些要素都是互为矛盾地统一存在着,形成一个具有生命气息的中国艺术。中国传统艺术是中国自身所特有的、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具有“中和性”思维的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的两种本质特征,使其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艺术,它对我国艺术发展的现代价值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于此,是我们的中国艺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源。我们的艺术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围绕着这两个本质内涵。

传统不可丢弃,传统孕育着新生。中国传统艺术在其发展道路上并未止步不前,而是不断充实发展自己,在保有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诸多的现代价值,因此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性现代价值不容忽视。

2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性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艺术是民族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所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已有的智慧结晶,是维系民族艺术的生命线,是后人不断承继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传统艺术的本体性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2.1历史价值

“文化”、“艺术”﹑“历史”这三个词构成了整个世界。中国传统艺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一种历史,是历史就必须有意义。“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意义上来说,历史传统总是以构筑家园的形式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理解方式和现代准则,也就是说,我们的各种观念,都是以往各种传统在在时间中的延续。”这段话,对于艺术的价值来说,最适用不过,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无外乎两种东西:文字和艺术。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就只有靠艺术来记录文化,中国传统艺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等提供了对于历史认识的凭证和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艺术同样为现代艺术提供了历史依据,“读史可以明鉴”,当代艺术的发展的创新可以在传统的艺术中寻找到生命的源泉。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从一幅幅洞穴岩壁的图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时代原始人的社会生活,一个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真正的历史。

2.2借鉴价值

传统如根,中国的传统艺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之一,它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艺术理念、艺术语言、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这些独特的艺术特质,为今日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养料,它也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艺术的形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艺术是民族本性及民族表现方式的浓缩、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和灵魂,中国传统艺术最精华的地方就是其对于“形”的精神性的认识,中国传统艺术对于“形”的精神性认识的透彻性使得中国传统艺术被认为是极端成熟的艺术,它具有整体性的精神个性,这种精神个性是西方艺术和其他民族的艺术所不具备的,恰恰就是这种整体性的精神个性正是中国艺术之所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法宝,中国的艺术想要继续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必须要学会鉴赏传统艺术的精髓,在传统艺术精髓的滋养下,获得自身的发展,传统艺术对于现代社会的借鉴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理念借鉴价值。我们在谈论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时说到中国传统艺术具有思维上的中和特征,这种艺术思维上的中和特征,便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理念,它贯穿着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始终。这种理念,可以归结为几个词:“中和”、“淡泊”、“古雅”、“简约”,这些艺术的理念不仅在艺术学本学科中对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学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就如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所阐释的那样:“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实的性格……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为己用的意识不强……但是,在人的具体的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化和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借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我们民族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它能给与后人的不仅是一幅画和一首音乐这样的简单的视觉和听觉上的接受,它真正想表现的正是它的本身的内涵和精华,留给后代人并指导后世人的生命内涵。如宗白华先生在《艺境》一书中谈到的那样:“道,舞,空白,是中国艺术境界结构的特点,艺术,要形落一切表皮,呈现物的晶莹真境……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向……藝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艺术真正的追求正是我们人类对生命的最终极的追求,现代社会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艺术所表达的精神相连,而现代社会的真正的精神价值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的借鉴上,中国传统艺术的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表现。

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题材情感图式等艺术程式和手法上的借鉴价值。这一点是不必要多解释的,这也是传统艺术最直接的借鉴价值的体现,现代艺术的发展的前提便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的程式和手法的吸收得上的。

2.3区别于‘他者’的个性价值和提升人生信念的价值

这里的‘他者’,不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他者’,是指相对于中国传统艺术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艺术。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特别要说明和解释的,但在目前这个世界追求文化提升的时代里,我们有必要加以强调。当前这个时代国家综合水平的竞争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已经扩大到对文化艺术的竞争,这种无形的竞争往往使得我们的民族艺术悄悄流失,这种艺术文化的流失是严重的。如近年来韩国已经向联合国文化组织申请到端午节是韩国的民族节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民族节日和传统文化居然处于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处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外国友人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心,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缺少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意识,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属于中国自己的,我们拿什么来说明那个艺术是我们中国的?区别、特征、文化内涵,这就是我们需要找到并加以证实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应该给与她特定的界定。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它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艺术精髓和文化内涵。我们希望能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以最有利的理由和实证来说明,这个文化艺术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是区别于‘他者’的!这种用于区别于‘他者’的价值观,也是传统艺术重要的价值体现,是我们现代人正在忽略的,也是我们以后必须加以重视的。

中国的传统艺术还具有提升人生信念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传统艺术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提升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生存的价值感,可以从精神层面提升人的精神的信念,提升我们坚持人生信念的信心。抵制西方的文化冲击掉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要努力地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当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被世界认同时我们的国家信念也必然会得到提升。

3结语

传统艺术的价值是由“历史的延续性”和“推翻坏传统的革命”共同构成的,传统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艺术家对传统艺术循规蹈矩的吸收,也不在于艺术家在传统艺术的原有基础之上,抹杀它的自身的价值体系,传统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给艺术家提供了感情、题材、方法等标本,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自己独立地批判地检验这些题材标本,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传统艺术有所取舍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才是传统艺术的真正价值的真正体现。

篇5：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ISSN1548-6591,USA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 洪威雷* 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 万燕花** 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 朱娇妮*** 葛高枫****

摘要：行政文化是客观的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淀，是人们学习和从政得来的关于行政心理、态度、行为、思想、信念、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本文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现代行政文化的九大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发现两者既相互渗透影响，又彼此在法治与人治、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主义、平等观与等级观、开放与封闭、竞争与中庸等五个方面的冲突。

关键词：行政文化；传统；现代；特征；冲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行政文化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的行政思想、行政价值观、行政心理和行政行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有许多可以继承利用的现代资源，但也有许多与时代不相适应的方面。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行政文化逐渐占主导地位，但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产生的影响仍一时难以消除，而且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彼此冲突。为了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合理的解决，有必要对我国的行政文化进行动态的考察、梳理，并对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进行深入的比较，发现其冲突，为继承优秀的行政文化，剔除陈腐的行政文化，提供可选择的基础。

*洪威雷（1949-），男，湖北新洲人，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C.No.CMAS-ACA-05411 B.No.XZ-016-0018·AC），主要从事纪实文学和应用写作学等方面的研究；通讯地址：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邮编：430062；电话：***；E-mail:newtorrent@sina.com.**万燕花（1978-），女，湖北咸宁人，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

朱娇妮（1982-），女，浙江宁波人，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葛高枫（1980-），男，浙江宁海人，湖北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有着丰富的资源，其中既有对现代行政产生积极影响的方面，又有不利于现代行政发展的消极方面。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消极方面的特点 1.“吸收同化”的排异性民族特征

在世界文化史上几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排异性，只不过中国传统行政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封闭性的文化并不等同于不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改变，被吸收的外来文化反而被完全同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固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固有形态。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中国行政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的系统内，任何属于其它范式的文化都无法在中国本土扎根。古代的援佛入儒形成了宋明理学，其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更加封闭，即使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也没有触动这一封闭系统的稳固性。

2.“经学方法”的封闭性思维特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经学又是传统儒学的至高点，人们在主观上认定儒家经典是一切科学与知识之源，因此任何革新都不能超出经学的范围。经学的方法，简言之，就是注解、阐发经传的方法。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经学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把自己的思维视野囿于儒家经典之内；第二，把圣人之言、经传所云视为人的行政行为的规范和政府管理的准则。在思想上，儒家经传是甄别正误的唯一检尺，后人的思想只能作为圣人之言的诠注。在实践中，历代改革家若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几乎都从经典中寻求根据，像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都是如此。经学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来说，一方面使传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但另一方面却使传统行政文化缺少文化变革的机制，从而丧失变革的动力。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3.“人治主义”的贤人政治特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治主义。人治主义并不排斥法制，但它强调一切法律都由人来制订、执行和遵守，以证明人高于法律。这个“人”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帝王和贤人，所谓“君权神授”是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行政组织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顶点的人治的金字塔。虽然历代王朝均有无数刑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但却一直处在人治主义的总体制约之中，法制仅仅是君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而社会则一直是一个人治的法制社会。人治依靠的是圣人、帝王，圣人、帝王是理想的人格、理性的象征、真理的化身、情感和信仰的寄托。由于行政组织中君主是最高首长，所以君主也就是最大的圣人，他所依赖的官僚集团则是由一批贤人组成的，贤人担负着治理国家和教化民众的职责，这就是人治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的“贤人政治”。在圣王权威之下，人们形成了普遍的臣民意识，主观上自觉认同君主专制制度，学理上主动追求圣人理想，心理上期待圣王明君专制制度，崇圣观念和臣民意识导致了民众独立人格和民主意识的沦丧，从而导致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贤人政治，最终使人治主义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

4.“君主专制”与“大一统”的独裁思想

古代天人合一理论与崇圣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导致了君主专制理论和大一统理论的产生。人自然化和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把一切个体都视为恢恢天网中的一个结。个体在关系网中只有相对的地位，君主是人间最尊贵的独一无二的。但君主也只是关系网中的一环，他只有顺天、从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尊贵。在天、地、人大一统中，君主具有承上启下、圆通万物的作用。这种思想的导向处处是君主专制。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各家学说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法家以君为圣的倾向，在后世成为一条行政铁律。围绕着君主专制，诸子百家从行政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了君主一人独裁和拥有天下论，内圣外王强化君权论等理论，从而在理论上不断巩固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理论的构造，首先是大一统与集权理论。传统行政文化认为一个国家，15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慎子说：“两则争，杂则相伤。”2荀子进一步涉及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3

法家着眼于君主权力的极端强化，提出君主法、术、势兼用和驾驭臣下、统治民众的设想。他们对于专制君主应该享有无上的政治权力这一点与儒家是相同的。在大一统的理论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重点，传统行政文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行牢固控制对于稳定统治秩序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提出了本大末小，强干弱枝的思想。《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4所谓本大末小，即君主直接管辖的地区应该具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由此实现对国家所辖各地的牢固统治。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始终是循着这一理论发展的。这种理论设计是小农经济基础的反映，其本质是高度膨胀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行政权力必须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须干预思想文化领域。墨子首倡“一同天下之义”，5必须规范社会道德。大一统的集权理论产生的后果，就是使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府的终极权力归属于君主，政府模式集立法、行政、司法为一体，国家的统一稳定必须建立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上。这种基础上形成的行政文化，当然是君主专制文化。

5.“求官”、“保官”、“以官牟利”的官本位特征

“官本位”观念以不择手段地求官、保官为目的，以官牟利、以官构名为归宿。“官本位”观念衍化出丑陋的“等级”观念，所谓“官有九品、人有九等”，官贵而民贱，内生出丑恶的“特权”观念，认为官吏可以享有特权，可以得到一般人不能得到的特殊利益。这些观念阻碍了行政人员的分流：一旦某些行 12345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慎子·德立。

荀子·王霸。

左传·桓公二年。

墨子·尚同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政人员被划入分流的范围，在本人和他人看来，就必然是权力、利益和地位的丧失。这样，他们就会通过种种手段，运用种种关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腐败问题极易产生。这也是传统行政文化的丑陋之一。

（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积极方面的特点

1．“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早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随着民众地位的提高，孔子较早提出了重民富民的思想。《论语》记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所重：民、食、丧、祭。”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荀子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7

道家的老子认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8“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9法家的韩非从提防民的威胁这一方面，论述了他的民本思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 利之所在民归之”

1“徭役多则民苦”，“徭役少则民安”，12他们这些思想为后世统治者及思想家所继承并发展，汉初的统治者制订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贞观群臣以君舟民水论为基础把治理民众、安定民生列为君主政治的首要任务；朱熹认为“生民之本，足食为先……盖俗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藏富于民” 6789

3王夫之提出

4等思想。

孟子·尽心下。

荀子·富国。

老子：四十九章。

老子：七十五章。

韩非子·用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非子·留内。

朱子大金：文一。

读通鉴论：卷五。1011121314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总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认为，任何统治都要以民为基础，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对这个问题认识和解决得如何，将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治乱，顺民心、养民力，则国泰民安；逆民心、竭民力，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可以说，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非常需要的，对现代行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功利观念

儒、墨、法三家都讲功利，在义利之辩方面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因素。义利之辩由儒家开其端，孔子最初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罕言利”。15孟子提出：“何必曰利，而有仁义而已矣。”但同时，孔子又提倡“惠民”、“利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16，“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8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尽量做到黎民能暖饱，老者衣帛食肉。由于在二者之间，他们倾向于义而罕言利，他们的功利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阶段竟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对整个中华民族影响极深。

墨子是最早讲功利的人，他提倡兼爱，但以交相利为条件。兼爱是仁，仁必须与利结合，“仁之求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他认为义利是统一的。后来的陈亮、叶适等人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论点。陈亮说：“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20他主张适用和事功。叶适修正了重农思想，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认为“四民”，即农、工、商、学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应该本末并兴，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制造舆论。法家和道家杨朱一派在义利之间，坚定地站在了利这一边。如韩非子认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利用 1516 论语·里仁。

孟子·梁惠王上。17 论语·颜渊。18 论语·尧曰。19 墨子·兼爱中。20 策。21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一。18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人们的好利之心，激发整个社会的竞争心理。他说：“利之所在民归之”，“以利之为心”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2，“以肠胃为根本，2

4，“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但是，由于他的理论是从性恶出发，以利来剖析社会关系，强调以利来治国治人，否定义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作用，所以导致这样的结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讲信义。这种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也影响极大。

总之，传统行政文化的功利性强调的是，在治理国家时，行政决策者应该具有务实、革新和进取精神，应该注重物质利益，并相应地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这一点对现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文化的塑造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3．“过犹不及”，“与时皆行”的变易思想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内容比较丰富，本文略归为五点：

第一，天地革。《周易下经·圭》中说：“日中则仄，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革》中说：“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地革而四时成”，告诉人们只有认识和尊重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确保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法与时转。商鞅认为：治国“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依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非在此基础上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2韩

世间没有万世不变的制度，它必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法令为时代服务，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制度与时代相适宜，治国也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过犹不及。《论语》、《中庸》等提出的“适中”、“无过无不及”、“中正”要求人们做事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管仲在行政管理实践中提出了三条原则，即贫富有度、取民有度、赏罚有度。2223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非子·解老。24 韩非子·显学。25 商君书·更法。26 韩非子·五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第四，因地制宜。赵日华认为“走筑城廓，立仓库，因地制宜”。27孟子也说过：“为事必因丘陵，为2829下必因川泽”。孙膑提出“水无常形，因地而制流”。因地制宜才能取胜。与因地制宜内涵一致的还有“因事制宜”，30都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五，与时皆行。《易传》提出“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皆行”。31“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32。“时中”之说主张人们主动去认识和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动，在变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地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

4．“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反专制性

中国传统反专制思想一直存在，在宋元明清时期，以邓牧、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他们发挥了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吸收了魏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和隋唐时期《无能子》的非君观念，在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发展了反专制思想。

邓牧在批判元朝封建专制时指出：“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食之美者，非尧舜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非尧舜也……今夺人之好，聚人之所夺，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一样成为人民的大害。

李贽反对权威和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禾康。” 2728

3揭露了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和官吏像盗贼禽兽

4“致一之理，庶人非下，吴越春秋·阖宫内传。

孟子·离娄上。29 孙膑兵法·虚实。

3031323334 淮南子·汜论训。

损卦·篆传。

良卦·篆传。

伯牙琴·君道。

答周二鲁。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贼。”

3黄宗曦关注民众的忧乐安危，痛斥封建君主的腐败，他说：

36“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治理天下不能靠君主一人独裁，应该“分治之以群工”。其目的是削弱君主的权力。

他还认为，顾炎武力陈封建君主个人专权的危害，提出了分权众治，保天下匹夫有责的思想。他说：“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37，“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8他针对道学空谈心性，不顾国家安危的恶习，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出“引古筹今”39，“拨乱涤污，法古用夏”，40用古代有益的东西，来拨正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混乱，解决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各种弊端。他们的思想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产生，因而成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一大亮色。

二、现代行政文化的特点

随着WTO的加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封闭到现在的开放，从国内到国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完善，还很不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文化也必然还留有诸多传统行政文化的残余，且对现代行政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阶段行政文化的主流是积极的，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的“规则秩序”表征了行政文化的法制性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对法制的需求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市场经济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没有规则，便没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使这些规则和经济规律获得相应的法律形式，通 353637383940 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明夷待访录·原臣。

日知录（卷九）：守令。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文集卷四与人书八。

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过法律的语言表达出来，并规范市场行为，正是法制经济的基本要求。作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法制代表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要求确立法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严格依法办事。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文化是具有法制性的行政文化。

（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赋予了行政文化的竞争性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法则，41亦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竞争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竞争，竞争的目标就是获得利益。竞争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竞争培育了人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时也催人上进。竞争的结果是高效率，高效益。竞争使企业不断创新，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相应地，我们的行政文化在如此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也必然具有竞争性。

（三）“等价交换”的原则倡导了行政文化的自由平等性

市场经济要求人的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是以等价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们之间发生联系的纽带，而商品和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所谓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价值高低表现在货币数量的多少。在市场经济中，超经济的统治和奴役关系不再是经济的主导形式，传统文化中人的等级身份、血统背景等差别都被打破。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一种身份，即物（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等）的所有者的身份起作用，人们只能在契约关系中实现交换，在等价关系中进行竞争。虽然在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运作中，可能一些不平等思想、不平等竞争的观念还大有市场，但总的趋势是向着平等的方向发展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真正平等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一点会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四）“一体化”进程促进了行政文化的开放性

行政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现象，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并渗透其中，41 冯玉忠：市场·体制与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184。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投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文化也随之向着开放性迈进。现代行政文化摈弃传统文化封闭性和排他性带来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一种开放的、兼容的文化。它是行政体系与其他体系交流，进行“玻璃屋”式的透明管理的文化，它可使行政主客体之间保持平等地位和正常对话。通过政务公开，确保公众对公共行政具有知情权与监督权。在瑞典，公开性的原则早在1766年就已被载入法律，后来又由宪法做出规定。为了促进自由意见交换，扩大信息来源，法律规定每个瑞典公民都可自由调阅各种官方文件，发表自己见解。法国所确定的“自由查阅行政资料的原则”使公众可以自由接触行政资料，获取行政信息。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与氛围使得行政过程具有极大的公开性，自1967年7月实施了《信息自由法》后，明确规定凡与公众有关的行政生活的各种文件，人人都可以接触，都可以查阅和复制，行政机构应当按照公开性的原则编制全部资料的索引。公开性原则的贯彻实施，为行政决策过程注入了必要的活力，对完善行政决策体制，体现行政决策的“公共性”与实现公共行政决策科学化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三、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冲突

动态地考察当今中国的行政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同时并存，二者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彼此冲突。主要的冲突有以下几方面。

（一）民主法治与传统人治的冲突

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法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它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政则是人治。“普天之下，为皇帝一人之治”，并以皇帝为至高无上的顶点，形成了一个人治的金字塔。虽然历代社会均有无数刑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但却是在“君权神授”的宗法专制主义的总体制约之中，加上“刑不上大夫”，42“君子口出法随”，因此，中国传统法治并 42 礼记·曲礼。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未超出人治的巢臼，人治传统起着绝对权威作用。迄今，“人治”的残余影响仍然阻碍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与民主法治同传统人治的冲突相联系，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之间也存在冲突。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专制主义的宗法家长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障碍。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清除这一障碍。

（二）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主义的冲突

虽然儒、墨、法三家都讲功利，且在义利之辩方面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因素，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行政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至上色彩，推行伦理至上主义，“重义轻利”，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成是“纵欲”，是“小人”之所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激发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的实现又是通过各市场经济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便无可厚非。这使安贫乐道、重义轻利、重德轻才等传统观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对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无疑是历史的必然。

（三）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有着浓厚“平均”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

43。但传统社会实行着普遍的等级身份制度。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着相当固定的社会身份，其权利、义务、荣誉和社会地位，均完全取决于这种身份。这种等级身份制度，意味着社会权利分配、资格分配的一系列等级差别，当与宗法、家族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一种在现代被称作“血统论”的社会身份和权利世袭继承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行政文化的平等观念强调按照个人能力及对社会贡献大小，来确立每个人的价值和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它要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等级观念、特权 43 孔子：季氏篇第十六。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特征及其冲突

思想、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这种平等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们价值尺度的变化。

（四）开放要求与封闭传统的冲突

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传统行政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行政体系之间相互交流，行政活动缺乏透明度，从而导致行政毫无生机和活力，这种封闭传统不适应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要求。

现代行政文化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它客观地要求任何行政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增加行政管理的透明度，调动国家公务员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五）竞争意识与“中庸”信条的冲突

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没有竞争便没有发展，这是事物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市场经济提倡竞争，就是鼓励人们要有积极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稳怕乱、中庸之道等观念发生冲突。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提倡“执两用中”，强调“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以此作为自己的忠实信条，它排斥竞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种中庸之道严重降低了经济活动、行政活动的效率，阻碍了社会发展。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现时代行政文化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和对立，但是也存在着一致性和共通性。如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自律性、人本主义、集体主义等是与现代行政文化相一致的，是现代行政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从略）

篇6：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分析论文

马智宏(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远船务集团党委书记)2016年07月14日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党建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否则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国企党的建设坚决抓紧抓实抓好。”“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总书记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和观点，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直气壮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潜心践行总书记国有企业党建思想，对于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一、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在2016年7月4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让人民更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可靠、最雄厚、最先进的物质力量就在国有企业。在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压器、现代化管理和“走出去”国际化经营的排头兵。一方面，国有资本掌握优质的原材料、科技、人力等资源，能够适应社会需求、控制经济命脉、引领战略发展、为国家提供较多税收；另一方面，国有经济无论是资本价值还是实业资产，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足以保证其发挥主导作用的规模比例。在推进改革开放、维系国计民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支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国有企业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无论是历史、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怎样改革，国有企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地位不能动摇，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不可削弱。

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始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有经济不断壮大，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加，整体水平和综合效益有很大提高，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国有企业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企业创纪录上榜106家，其中近一半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它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和骨干，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础，承担着稳定国民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参与全球竞争的重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毫不动摇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总书记旗臶鲜明地强调，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毫不动摇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坚守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之一。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最根本的是要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和党组织的根本属性内在统一于“人民”。在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利益的重要内容。2015年12月1日在中央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赵乐际同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坚持党对中央企业的领导，坚定不移加强中央企业党的建设，为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做强做优做大提供坚强保证。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强监管，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一条决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有企业党组织决不能臵身事外，必须把党章党规党纪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头等大事，切实履行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把国有企业纳入巡视重点，充分说明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肯定和重视。专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再次印证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十分艰巨。如有的国有企业党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态度不坚决、执行不到位；有的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用人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有的公款吃喝送礼，权力寻租、以权谋私、靠山吃山、损公肥私；有的以改革为名，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贱卖贵买、予取予求，进行利益输送，侵吞国有资产，等等。国有企业出现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弱化，企业党组织主体责任缺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国有企业不能例外，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真正把党的领导体现出来，保证国有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实现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有企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家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由小做大、由弱做强、由“死”变“活”的国有经济发展道路，一大批国有企业成长起来。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管理体系、企业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强大科技创新能力、良好技术装备、一流技术管理水平，已经成为能够把握市场机遇、应对国际市场挑战的新型国有企业。中远船务成立15年来，党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使中远船务从一个年收入仅10亿元、利润0.7亿元，业务单一的修船企业，发展成为年收入最高时达218亿元、利润达21亿元，集修船、造船、海洋工程装备建造三业并举的大型企业，尤其是高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跻身世界行列。无数国有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数据和事实表明，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强化党的建设，是实现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坚强保障。

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只能巩固不能削弱。历史是现实的源头。实践证明，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资源。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极其落后，只能产碗造纸织布等，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从1956年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1958年的第一辆拖拉机，从1960年大庆会战开发建设世界级大油田，再到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这部新中国辉煌的建设史就是一部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史、发展史。如今，载人航天、高速铁路、高端装备制造等等，都彰显着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体现着党的建设的独特优势。在国有企业艰苦奋斗、图强报国的发展征程中，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勇气概，“航空报国英模”罗阳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呕心沥血、夜以继日、以身殉国的可泣事迹，这一代代国有企业的优秀共产党员，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壮丽的人生书写着共产党人光照人间的精彩篇章。当前，国有企业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处于“保增长、保效益”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任重道远。越是攻坚克难，越要旗臶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建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作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决不能只管经营、生产、项目、资金等业务，而忽视了党的建设，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党员领导干部，肩上还有沉甸甸的“一岗双责”管党治党的职责。必须充分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建设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我们的责任才是完全的责任，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负责人。

三、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在中国，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叫国有企业，离开了党的领导的改革，也不叫国企改革。中国的企业管理，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既要借鉴西方企业在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创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又要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所拥有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独特的优势，坚持走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可以说，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就是把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体制机制优势相结合的产物。”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要遵循《党章》，坚持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是我们党总结成立以来的领导经验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的实质和内涵。其中，政治领导是根本，思想领导是灵魂，组织领导是保证。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党的领导的根本在于用人，重点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方位抓好党的建设。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就要按照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建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加强党的建设，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一条主线”，牢牢把握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来推进工作。必须把党的领导内嵌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让国有企业党建的独特优势在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

在思想建设上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没了这个根、丢了这个魂，精神支柱一旦坍塌，迟早会栽大跟头。从一些企业领导人员的蜕变看，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实质上都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世界观这个“总开关”“总闸门”出了问题。因此，筑牢远离腐败的思想防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念，牢牢守住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在组织建设上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必须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各个环节，都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要在程序设臵上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有机结合，保证和落实国有企业党组织选人用人中的主导作用。要在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和人才工作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企业党委（党组）在人才工作中谋大局、抓关键、管大事的功能，包括管大政方针、管营造环境、管协调各方、管完善机制等，通过指导、保障、推进人才工作达到解放、发展、用好、凝聚人才的目的，“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全面引领与有效支撑人才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在作风建设上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防“四风”反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决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应该说，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现在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仍停留在“不敢”阶段，远没有做到“不能”，更没有达到“不想”。各级国有企业党组织必须按照中央要求，既立足当前，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继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纠正“四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治本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成果、不断深化，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坚决防止“四风”反弹，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在反腐倡廉建设上必须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勇担主体责任敢负监督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两个责任”的强化，抓住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点。落实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必须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反腐倡廉领导体制，推动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企，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要求、从严管理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用权行为监督，突出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等重点部门和岗位的监督，加强对选人用人监督；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严守纪律底线，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努力构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在制度建设上必须健全和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保障国有企业行稳致远。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臵、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健全和完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必须建立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做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有机统一，保证和落实企业党组织对企业改革发展的引导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重要经营管理干部选用的主导权、党员干部从业行为的监督权、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权、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加强企业党组织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委（党组）、书记、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书记抓就是牢固树立“抓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意识，切实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抓就是要切实落实“一岗双责”，结合业务分工抓好党建工作；部门抓就是要把党建工作摆上重要位臵，业务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做到哪里；必须建立健全“一条主线，五位一体”全方位布局的工作体系，明确和坚守党组织的法定地位，落实从严管党治党责任，把党建工作贯穿于企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保障国有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