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共6篇）

篇1：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经历了从非犯罪化到犯罪化，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从单行刑法到刑法典的发展过程。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

一、我国刑法对于切实保护食品安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仍存在的不足之处

从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现状来看，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节点，刑法的不断完善很好地契合了社会公众对于进一步保护食品安全的呼声，体现出很大的进步性。但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现状，特别是与国外相关立法比较来看，我国刑法对于切实保护食品安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位有所偏颇

食品安全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不特定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此已无争议，但二者何为主要客体还没有定论。现行刑法将侵犯食品安全的两个基本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產、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归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可见，当时的立法者倾向于将该类犯罪的主要客体归结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然而，一些学者结合当前形势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食品安全犯罪本身具有公共危险的性质，并且在当今风险社会的条件下，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流入市场，其危害更加不容低估。为了凸显食品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特点，有必要将其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在一个犯罪存在双重客体的情况下，其主次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应当看到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位没有做到与现实相契合。

（二）刑法在调整范围上，存在与《食品安全法》等不衔接的问题

在两高最新的食品安全司法解释施行之前，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严重不衔接被广大专家学者所诟病，正是由于刑法在调整食品犯罪时存在严重的遗漏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甚至屡禁不止。许多按照《食品安全法》已经达到适用刑法程度的行为，在刑法中却找不到相应的依据，导致出现漏罪，或定罪不合理的情形。但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这一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新司法解释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如食品生产者如果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便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此外，还应当通知其他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及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但刑法中却没有相应不作为犯罪的规定。

（三）刑法对主观上的过失犯罪未予规定

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都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持故意的态度，但这种只强调主观上必须故意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表现出与现实环境不符的一面。刑法对于食品犯罪主观故意的现行规定是与社会公众呼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呼声相悖的，犯罪心理有两种，忽视了对犯罪人过失心理的考量，必然导致现实中会遗漏对一部分过失犯的处理，使其逃脱刑事责任。虽然单从主观罪过讲，过失的危害程度要轻于故意，但是从危害结果来说，过失犯罪却并不一定要小于故意犯罪。

（四）刑罚设置上，罚金刑的适用不具有明确性，适用死刑过于严苛，没有根据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引入资格刑

首先，《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原先对于罚金刑的规定，将原来罚金数额的上下限取消，同时罚金的适用一律采取并处的方式。而最新的司法解释也规定，犯《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规定之罪的，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但是也应该看到，无限额的罚金制极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可能导致由于法官自身因素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类似案件乃至同一地区类似案件出现处罚差异较大，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另外，《刑法》第143条规定，“后果特别严重”才适用没收财产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规定容易让法官优先选择罚金刑，从而忽略了没收财产刑。

其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这与刑罚的轻缓化、严格控制死刑的潮流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悖。根据现行刑法，既然食品安全犯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那么对其适用死刑便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在刑罚种类上，缺乏与食品安全犯罪特点相适应的资格刑。因为该类犯罪的主体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公司、企业等，单位犯罪的现象也在有所增加，引入资格刑便十分符合当前食品犯罪的现状，对于那些通过行政许可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犯罪主体来说，剥夺其进入食品行业的资质并进行相关备注就彻底消灭了其再犯的能力。

二、完善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建议

针对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定位上的偏颇、立法以及刑罚上的缺漏和不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

（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置设定，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于具有多重客体的犯罪来说，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刑事政策以及犯罪自身的不断变化，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同样存在转换的可能。对于食品安全而言，食品安全犯罪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是，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的位置在进行着改变。相对于破坏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更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造成威胁，这就与公共安全犯罪的客体不谋而合，这也是将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刑法第一章最主要的原因。

（二）适当增加过失犯罪

在刑法中增加食品安全过失犯罪扩大了打击范围，加大了打击力度，起到了“重典”的作用，对于扭转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并不赞同超新过失论的主张，纵然它有助于遏制犯罪，但违背了罪刑法定和责任原则，极易扩大刑法处罚的范围。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应当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过失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应该明确行为主体的注意义务，只有在主体具有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而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才能认定为过失犯罪。刑法应该结合《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行为主体设定一定的注意义务，这样有助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出事先判断，提高了注意能力，也为侦查工作带来便利。

（三）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配置

第一，在罚金刑方面，为了避免法官在量刑时因为刑法规定过于原则而导致裁量权过大以及适用上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状况，建议设立限额罚金制。《食品安全法》第84条和第85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于刑法而言，处罚的比例应当高于《食品安全法》的比例，以体现刑法的严厉性。

第二，由于生产经营资格往往是食品安全犯罪的前提，所以有必要在刑法中增加相应的资格刑。虽然《食品安全法》规定对非法的生产厂家可以适用吊销许可证、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手段，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有着巨大的不同。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导致不能因为行政处罚中有资格刑就可以替代刑罚中资格刑的设立。至于资格刑的设置可以参考《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自然人和单位分别作出不同的刑罚。

（四）重视附属刑法在食品安全保护中的作用

附属刑法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法典中空白罪状引起的漏洞，克服成文法典在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犯罪形势时所表现出的滞后性，同时让法典尽可能保持稳定和权威。我国要发挥附属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专业性、及时性的功能，就应当在附属刑法中设置真正的罪行规范，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犯罪的罪状和法律后果，做到与刑法典相互协调与配合，在保持法典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及时打击犯罪。

篇2：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摘 要：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特别是2011年南京“龙虾门”事件的爆发，再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这样既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的利益，也不利于保障我国经济秩序的正常进行。通过对责任主体、食品标准等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的分析，提出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健全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等立法建议。这些对于加强政府部门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食品标准；监管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然而，近几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食品的安全事件剧增，如英国的“疯牛病”和“口蹄疫”事件、比利时的“二啄英”事件，国内的苏丹红、吊白块、毒米、毒油、孔雀石绿、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使我国乃至全球的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近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就提到，“面粉里面有荧光剂和增自剂、大米经过了化学漂白、蔬菜水果上喷洒了保鲜剂。存放了很久的肉经过化学品浸泡可以恢复新鲜的色泽„„”。“一个苹果能榨出四扎苹果汁，一个西瓜能榨出20多扎西瓜汁。这样的鲜榨果汁你敢喝吗？”笔者认为：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是我国特定阶段多种社会矛盾在食品领域的集中爆发，背后折射的是制度的缺失。人们在愤怒地谴责惟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漠视生命的失职官员之余，更应该理性地思考如何完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以杜绝那些吞噬人们生命与健康的黑洞。

一、概述

（一）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从阜阳大头奶粉到三鹿毒奶粉。从苏丹红到孔雀石绿，从瘦肉精到增白剂，从有毒多宝鱼到福寿螺事件„„天上地下、海里河里、植物动物，所涉及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社会各界敏感的神经。当消费者把矛头对准了超市、企业、商贩的同时，对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拷问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待也增加了一层。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问题事件频发，威胁公众生命健康。近期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并且城镇化、市场化正在逐步为食品安全危害的广泛蔓延起到加快的作用。（2）食品生产整个链条面临安全考验，波及区域面广泛。生产、加工、物流、销售。每个环节无一例外地存在安全问题。严重危及公众 的生命健康。（3）受害人群众多，妇孺幼危险大。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状况。所以很多保健食品打着益生菌、高钙、水果味、好吸收、提高免疫力等各种口号向妇孺幼猛烈的宣传。（4）商家越来越隐蔽，地点越来越不固定。现在的很多商家都很清楚自己是违法的，所以一直都是在很隐蔽的情况下进行违法行为，而且流动性很强，让执法人员很难分辨。（5）环境的严重污染，生态的严重破坏。工厂的违规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导致了很多农业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并且也增加了农产品的不安全因素，也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现状

西方各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如英国的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德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企业自查和报告制度 美国则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系统。而且，借助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 体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等等。就我国来讲，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以《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多部单行的有关食品的法律和近百个配套规章和相关的食品卫生标准为主干，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农业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为补充而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但由于立法体制、“法律宜粗不宜细”等立法指导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存在着法律之间着相互抵触和矛盾的现象。同时，很多法律制度缺少监管和有力地执行，“多龙治水现象” 的存在导致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相互扯皮、推诿责任等等。

二、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缺陷

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到2011年的“地沟油”事件和“龙虾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始终十分突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食品安全规制的立法不健全。我国的食品市场巨大，食品安全隐患众多，立法缺陷使得食品安全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样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就有了可乘之机；（2）巨大的市场利益所驱。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为了一已私利，不惜以身试法，甚至犯罪；（3）消费者的盲从心理。我国人口众多，消费者的盲从心理严重，容易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我国需要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制度，从源头上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但是，目前我国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食品安全问题，也没有统一的食品标准、执法标准来指导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这就导致了关于食品安全监督与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以下是笔者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的分析：

第一，责任主体结构不明显，政府问责机制不完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中，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的相关规定生产、加工、销售食品，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食品安全负主要责任；而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政府为第二责任主体，制定合适的食品安全法规并监督其施行，在必要时可采取制裁措施。而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更多强调食品生产加工参与者责任，对政府责任的关注度较小。就现有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的监管责任规范来看，其责任程度明显过轻，不能达到食品安全市场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的要求。强化政府对食品市场监管职权的同时，也需要同等程度的责任规范约束。如果市场失灵可以大体归结为客观因素而有所容忍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尤其是政府监管懈怠、不力，这就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因此，我国应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切实履行对食品市场的安全监管职责。

第二，食品标准设定得较低且相互冲突。现阶段，我国仍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消费者生命健康保护的倾向。其中，忽视消费者生命健康保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食品标准设定较低，不能有效地起到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作用。在我国，制定食品标准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但事实上农业部、卫生部也有权制定在全国施行的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这就导致我国食品标准体系混乱的局面，很难与国际接轨。目前在我国的各类食品中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监管的还不到一半，远远落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食品标准绝大多数都是在2000 年以前制定的，这些食品标准往往是不同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对同一对象设定两项或两项以上标准的现象并不在少数，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严重，形成了食品标准体系混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标准的实施和食品安全的监管。因此，我国只有设定有充分科学的标准，才能够准确判断食品的规格，才能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为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

第三，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者处罚力度过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法律对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处罚非常严厉，例如在英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一般违法行为根据具体情节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以内的监禁；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食品或提供食品致人健康损害的，处以最高2万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监禁；违法情节和造成后果十分严重的，对违法者最高处以无上限罚款或两年监禁。由于法律责任大，制裁措施严厉，违法成本很高，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近两年，我国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但是对于违法者处罚力度仍然过轻，使得法律缺乏威慑力，生产经营者为了暴利，往往敢于以身试法。例如，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39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卫生许可证，并同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1）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人以下，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2）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11 人至3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至四万元的罚款；（3）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31人至10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4）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1人以上或者人员死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四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三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通过这一条款，可以看出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覆盖面过窄，处罚力度较轻，不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难以达到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

三、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立法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的分析，笔者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第一，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无危险即无保险”，风险的存在使保险制度应运而生。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的正当性在于食品市场天然的不安全性，一旦被保险人在约定期限内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内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相关者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时，应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由此而产生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应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保险公司可以分摊本有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费用，从而起到减小企业损失，及时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从而避免“市场主体违法，政府埋单”的怪现象发生。因此，笔者建议，《食品安全法》应规定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其优势在于：（1）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对政府监管食品安全具有补充作用。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的预防工作，降低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率。（2）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减轻了政府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压力。根据《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07）》的规定，受害人员的抢救、安臵、补偿以及征用物资的补偿、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处理等事项，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承担。当事故发生后，一旦企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政府就必须承担起救助，补偿的责任，因此，政府届时将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若处理不力则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可以使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迅速地得到赔偿金，有利于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

第二，健全缺陷食品召回制度，完善已有的法律。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种旨在消除离开生产线、进入流通领域的潜在不安全食品危害风险的制度，其目的是预防和消除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实施食品召回制度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召回制度的实施上都是以推动主动召回为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具体规范手段进行调整，也应推动以企业主动召回为主，责令召回为辅，从而完善现有的制度。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由此可见，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由于可操作性强，可以快速、直接地判断食品是否为缺陷食品，这样既便于诉讼，又便于企业及时发现缺陷食品，从而防止其被错误地投入市场。因此，制定科学、统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已有的法律。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召回制度规定得很笼统：（1）没有明确主动召回和被动召回的适用情形；（2）没有建立缺陷食品召回级别制度，具体区分召回级别因素以及确定召回规模、范围；（3）缺乏严格的召回责任规定。并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本条是建立缺陷食品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但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规定经营者违反第18条应负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应弥补这块法律空白。

最后，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食品安全法体系。首先是制定严密的基本概念定义。严密的基本概念定义可以为司法和行政创造有效可靠的法律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自由裁量权；其次是健全的食品安全法体系。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既有纲领性的《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使得完善的上位法可以有效地指导下位法，各州在执法操作时的自由裁量度较小，保证了食品安全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而在我国，虽然已制定了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范、程序、条例等单项法规100 多个，食品卫生标准近500 个，加之配套的地方法规，已经建立起基本的食品监管法律体系。但是，其中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仅有《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几部，数量上与法律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少。除《食品安全法》外，其余几部法律的规定都缺乏纲领性，对具体操作的指导意义不大。综上所述，我国应当注重采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多种形式来推进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坚持管理法和促进法的统一，政府宏观治理与企业微观治理的统一，体现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并且，我国也应运用多个法律部门对食品安全行为进行规制，特别是加大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最大限度地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的发生，从而保障广大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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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

(一) 刑法阶段

1979年《刑法》并没有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作出专门规定, 也不存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名。但对于这类案件一般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适用《刑法》第106条的规定。

1993年, 我国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卫生犯罪法律诞生——《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规定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两个罪名, 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措施。

1997年《刑法》, 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规定在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这一部分中。这种规定有效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建设的完善。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 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调整为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相比范围更加广泛, 这扩大了法律对食品安全保护的范围。

(二) 刑法修正案阶段

2011年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 对食品安全类犯罪做出了修订, 体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立法的衔接。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由此确立了食品安全犯罪新体系——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二、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一) 将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从食品安全犯罪性质上来看, 食品安全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 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则主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 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考察, 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显然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因此, 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其罪质, 符合刑法对于食品安全保护的目的, 实践中能更有效的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打击。

(二) 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行为

《食品安全法》在食品的包装、加工、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设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义务, 对有可能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目前刑法中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刑事责任只体现在生产、销售环节, 其他方面在刑法中并没有体现。实际上在食品流通的其他环节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 从单一的生产、销售行为扩大到包括包装、运输、贮藏等一系列行为上, 从而更好的全方位对食品安全进行刑法保护。扩大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打击范围。

(三) 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形态包括过失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立法中, 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公共安全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食品安全犯罪普遍遵循这个原则。这种责任原则不要求原告明确证明缺陷的存在, 并且原告不需要证明产品缺陷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在我国, 故意犯罪占较大比例, 因为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不法生产经营者为谋取暴利而人为造成的。但是因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食品安全犯罪不能只惩罚故意犯罪。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 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外, 因重大过失引起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 只能间接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过失, 那么, 我们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

(四) 细化罚金适用标准

《食品安全法》中罚款标准是根据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的不同而确定不同幅度的罚款。采取特定数额制和倍比制两种立法模式, 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也可考虑采取同样的立法模式加以规定。 (1) 设置食品安全犯罪罚金的最低数额。原则上罚金的数额应高于食品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数额。 (2) 对罚金刑量刑幅度细化,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以及犯罪人是否为累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防止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 实现食品安全罪责刑一致。 (3) 针对自然人犯罪与法人犯罪设置不同的罚金刑体系。法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数额要高于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 以区别对待, 实现不同的惩治效果。

(五) 增设资格刑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犯罪分子从事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性, 必须增设相应的资格刑。《食品安全法》中虽规定了资格处罚措施, 如吊销卫生许可证、停止生产经营等。这种打击和威慑效果明显不足:行政处罚措施力度小, 且没有具体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期限的限制。

鉴于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是滥用自身的某些资格和优势实施, 因此, 对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进行设置时, 从业禁止等资格刑可适用于生产经营者;强制破产可适用于单位。根据犯罪的情节不同和危害后果严重程度, 对食品安全犯罪人处以禁止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的不同期限的刑罚。在具体设置资格刑时, 要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 选择相适应的资格刑种类。

摘要：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下, 刑法作为最后保障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我国目前刑法有关食品安全内容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为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惩力度, 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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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乃纯.论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过失问题——以公害犯罪为根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10 (4) .

篇4：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食品安全问题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犯罪手段的多样化, 犯罪领域的扩大使原有的刑法不足以对其进行全面的规制, 修改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呼声亦越来越高。因此, 根据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需要, 《刑法修正案 (八) 》对相关法条进行了修改。

首先, 《刑法修正案 (八) 》对犯罪对象进行了修改, 将1997年《刑法》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物”改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物”,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五) 》 (2011年4月27日) 将其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虽然是“一词之差”, 但很好地体现了刑法和食品安全法规的衔接, 体现了立法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相比范围更加广泛, 包括不卫生的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食品以及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等, 不仅将具有同样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食品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而且实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相互衔接, 维护了食品安全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1]

其次, 《刑法修正案 (八) 》对该罪名的罚金刑进行了修改, 将“销售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修改为无限额罚金, 并且取消了“单处罚金”的规定, 增设了“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罚, 解决了原先罚金过少无法达到处罚和威慑效果的尴尬。

再者, 在犯罪情节方面也做了改动,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其他严重情节”替代了原条文中的“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这一修改扩大了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范围, 同时将犯罪情节也考虑在内。

第四, 在自由刑方面, 《刑法修正案 (八) 》删除了原食品安全犯罪的最低自由刑“拘役”, 增加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 对违法犯罪分子也有了更强的威慑作用。

最后, 《刑法修正案 (八) 》在原刑法第408条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 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失职责任也进行了追究, 加重了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责任也加大了对其失职的惩处力度。

二、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缺陷

(一) 食品安全保护未成体系

当前我国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两个罪名:“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不仅包括生产和销售, 同时也将食品的种植、养殖、贮藏、加工、运输、生产、销售等纳入规范体系, 实现了全方位的保护。而刑法却只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规制, 这使得参与其他环节的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得以规避刑法的制裁, 或者只是受到行政处罚这类轻微的惩罚, 食品安全问题的隐患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二) 罪名归类不当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都被归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根据刑法理论,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客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上述两罪名的客体为双重客体, 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权利和生命安全, 二是食品安全法总则规定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秩序。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食品安全犯罪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开始危害公共安全, 而与此同时刑法却未做相应修改, 因此笔者认为刑法中此罪名的归属并不恰当。

(三) 食品安全犯罪罪过范围过窄

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的罪过只能是故意, 而过失的心理状态并不能构成食品安全犯罪, 这就提高了追究食品安全犯罪的入罪门槛。在食品安全行业, 故意和过失心理状态下的犯罪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影响并无差别。而且, 注意义务的高低, 与行为人所从事的行业息息相关, 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褚剑鸿所言, 制造业者对于原料上提供的货品加以注意并不会妨碍自身业务的正常运作时, 就必须课以部分注意义务, 因此企业所生之危险不得以第三人之疏失响而对直接被害人者主张信赖原则, 如食品之品质不良, 制造商不得已信赖供应商供应之原料无瑕疵而免责。因制造商对消费者应负品质保证之责任, 否则社会共同生活即丧失安全性[2]。对于食品行业, 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是非常高的, 将过失犯罪纳入其范围也是合情合理, 并且非常有必要的。其实, 将过失犯罪纳入食品安全犯罪也是国际上较为常见的做法, 《德国刑法典》规定, 对于食品安全领域行为人因其行为至少轻率地导致他人死亡的, 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3]。

(四) 未设置资格刑

刑罚不仅是事后制裁而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犯罪人施以刑罚的方式对权利的保护起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 是一种可感触的力量[4]。资格刑正好可以达到这种预防的功能。刑法中的资格刑是以剥夺犯罪人享有一定资格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 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这两种资格刑都充满了政治色彩, 针对对象较窄。唯一可以适用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剥夺政治权利也不能适用于所有食品安全犯罪的情况, 并且政治色彩浓厚不能达到使犯罪分子失去再犯能力的目的。且当前我国资格刑只针对自然人, 对于单位犯罪则无法使用, 因此也就无法达到理想的刑法制裁效果。没有相应的取消犯罪分子一些领域的从业资格的资格刑使犯罪分子“东山再起”, 再一次危害社会, 也是导致了食品安全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五) 罚金刑规定存在缺陷

食品安全犯罪通常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犯罪目的, 罚金刑恰好能够使犯罪分子的目的落空, 此外, 妥善科学地运用罚金刑, 还可以使犯罪分子失去再次犯罪的经济基础, 达到很好的惩罚和预防的目的。《刑法修正案 (八) 》删除了关于罚金刑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限额, 而采取无限额原则。从一定程度上, 此次修改改变了以往罚金过少, 对很多犯罪分子达不到有力处罚的效果的状况。一些资本雄厚的单位, 其犯罪的目的基本为牟利, 罚金刑对其惩罚和震慑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 修改后的规定亦存在着适用的困难。无限额原则的规定反而是罚金刑变得原则化, 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变大, 在实践中很多法官感到无从下手。以前刑法是以销售金额为参照, 而销售金额无法囊括犯罪分子生产好但未来得及销售的非法产品, 而这些非法产品仅仅只是销毁或者没收, 违法者也只是缴纳销毁所需的费用, 数量微乎其微。更多的违法犯罪分子觉得犯罪成本低, 抱着侥幸的心理, 就会伺机再次犯罪。《刑法修正案 (八) 》将关于销售金额的标准全部删除, 直接变为“并处罚金”, 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来说, 这给与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滋生腐败, 罚不当罪。另一方面, 没有上限下限, 与行政法规无法很好地衔接, 法官量刑没有统一的标准, 就会出现同类行为同种情节, 罚金数目不同的情况, 不仅使刑罚不统一, 而且与罪刑法定原则不符。

摘要：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重。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率猛增,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规制存在缺陷, 没有实现有效惩罚与震慑食品安全犯罪的功效。民法、经济法由于其法律性质及强制性、惩罚性不足的问题, 无法形成有效地保护, 因此食品安全要通过刑法来规制是势在必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 》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修改后, 扩大了惩处范围, 加大了惩罚力度。但仍有很多不足, 本文主要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刑法规制现状进行阐述, 并指出刑法立法方面的不足, 并初步指出立法完善的方向。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不足,原因分析

参考文献

[1]吴喆，任文松．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以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立法完善为视角[J].中国刑法杂志, 2011, (10) .

[2]褚剑鸿.过失与信赖原则[J].台湾<法令月刊>, 46 (06) .

[3]德国刑法典[K].许久生, 庄敬华, 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150-152.

篇5：对“人肉搜索”刑法规制的思考

一、“人肉搜索”概述

(一) “人肉搜索”的起源

“人肉搜索”最早诞生于2001年的猫扑论坛, 其最初形式为:一网友发帖提问, 通过悬赏“奖金” (即网络货币) 来吸引其他网友关注与回答, 在获得理想答案后支付“奖金”以作答谢, 即“赏金猎人”制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该信息搜索方式被其他网站广泛采用。这种“一人提问, 万人回应”的搜索游戏日渐火爆,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备受关注的“人肉搜索”事件。近两年来, 一些贪官在“人肉搜索”的强大威力下纷纷落马, 一批腐败、欺诈、丑恶的事件被一一揭露, “人肉搜索”充分发挥了网络监督的力度。然而, 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 “人肉搜索”也是利弊结合的茅盾体, 对“虐待动物”、“婚外恋”、“不爱国”等等行为一一动以“私刑”, 给当事人造成了损失, 也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

(二) “人肉搜索”的概念

从“人肉搜索”的发展历程来看, “人肉搜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肉搜索”, 泛指一切由信息“征集者”提出问题、信息“应征者”回答问题的信息搜索与提供方式。狭义的“人肉搜索”, 是指信息“征集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强大的信息汇集能力, 在网上通过论坛发帖形式提出问题, 愿意提供帮助的网友, 通过网上搜索功能或网上论坛发帖交换信息的方式, 有的甚至采取黑客攻击的方式, 对目标对象进行信息搜索、发布, 逐渐获取某个人或某些人信息, 然后整理分析这些信息, 最后找出这个人并确认某个人信息的过程。与传统的搜索模式不同的是, “人肉搜索”不再仅仅依靠某个网络程序或者冰冷的互联网资料库, 而是更多地靠无数有着真实血肉之躯的网民的亲身参与, 由他们在某个随时可能参与进来的时间, 用自身的知识、经验、信息渠道, 向提问者送上部分答案, 再由其他网友补充、完善, 直至最后得出确切的答案。如轰动一时的“虐猫事件”, 先是某个网友在曝光的视频里, 发现某个建筑物是东北某地, 这个答案一出, 立马引发了东北网友的寻找热情, 很快, 有网友将该建筑物锁定在呼兰县……就这样一步接一步, 最终找到虐猫女主角。

二、“人肉搜索”与公民隐私、个人信息的关系

1.“人肉搜索”并不必然侵犯公民隐私

按照民法学者梁彗星的观点, 隐私是指自然人不愿意公开的个人事务、个人信息或个人领域。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在客观方面隐私的内容从根本上属于特定个人单方面即可作为的事务、单方面即可操纵的信息或单方面即可控制的领域;在主观方面特定的个人对其内容具有秘而不宣, 不希望社会或他人知晓的愿望。[1]“人肉搜索”涉及的信息十分广泛, 有特定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容貌特征、肖像、职业、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 以及个人私生活等等。在这些信息中, 有一部分信息属于隐私, 但也有一部分信息不属于隐私范畴。由此可见, “人肉搜索”与隐私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 “人肉搜索”并不必然侵犯公民隐私权。

2.“人肉搜索”并不必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修正案 (七) 》新增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其中“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和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2]。“人肉搜索”中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人:发起搜索人、提供被搜索真实信息的人、提供被搜索虚假信息的人、对被搜索人谴责的人, 以及纯粹看热闹跟帖的人。在“人肉搜索”中, 发起搜索人和提供被搜索真实信息的人均有可能触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提供被搜索虚假信息的人、对被搜索人谴责的人, 以及纯粹看热闹跟帖的人并不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因此, “人肉搜索”并不必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三、对“人肉搜索”纳入刑法规制的争议

对“人肉搜索”行为是否纳入刑法规制, 目前主要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 “人肉搜索”不应纳入刑法规制,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 “人肉搜索”语义欠缺明确性, 同刑法的明确性要求产生了必然的紧张, 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刑法的具体内容具有明确性[3]。第二, 法律不能挤压公民的言论自由知情权。对“人肉搜索”进行限制有可能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个人隐私固然要保护, 但是网民在人肉搜索过程当中所固有的表达自由, 更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 也要同等保护[4]。第三, “人肉搜索”入罪的可操作性不强。“人肉搜索”涉及发起搜索人、提供被搜索真实信息的人、提供被搜索虚假信息的人、对被搜索人谴责的人、纯粹看热闹跟帖的人。各种不同的人交织在一起不好确定谁在实施犯罪。即使将其纳入刑法约束范畴, 也会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遭遇现实操作的障碍[5]。第四, “人肉搜索”纳入刑法规制违背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作为最后的干预手段, 要求刑法把自己限制在不得不存在领域, 而“人肉搜索”行为可以通过民事制裁以及行政制裁的方法来解决[6]。

“肯定说”认为, “人肉搜索”应纳入刑法规制, 其主要理由如下:法律要针对不同性质和不同危害程度的侵权行为采取不同法律层面的制裁措施, 刑事责任是对侵权行为人的最严厉追究, 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有力武器。根据“人肉搜索”发动者和参与者的主观用意、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范围的控制以及实际造成的权益侵害程度不同, 其处理也可以“分门别类”:轻者属道德领域的问题, 应当接受社会舆论的公开谴责;严重的构成违法或者犯罪, 其中民事侵权的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违法的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刑法规范, 就意味着“人肉搜索”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国家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措施设置上显然是不完整的, 而在法律责任体系构建上也是不科学的。而日益泛滥并逐渐沦为“网络暴力”的“人肉搜索”, 除了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外, 还会泄露其他隐私信息, 同样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 而且受害者无法控制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更无法知晓侵权者, 遏止这类侵权行为单靠民事追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那些因“人肉搜索”随意传播他人隐私而致使受害者精神失常、导致自杀或报复社会等严重后果的行为, 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7]。

笔者认为, “人肉搜索”本身不存在是否犯罪的问题, 我国刑法对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人肉搜索”已有相关规定, 没有必要将“人肉搜索”的入刑予以单独规定, 只有当行为人采取“人肉搜索”的方式侵犯了他人隐私或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时才涉及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人肉搜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不涉及违法犯罪的情形。无论是发起搜索的人还是提供信息的人均未侵犯他人的隐私或个人信息, 只是单纯地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征集”理想答案, 目前的“人肉搜索”绝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2.涉及违法但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形。如发起搜索的人或提供信息的人在“人肉搜索”过程中侵犯他人的隐私或个人信息等权利, 或涉及侮辱、毁谤他人, 此时可由民法或行政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规制。3.涉及犯罪的情形。这种情形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发起搜索行为的人以犯罪为目的发起搜索, 而提供信息者不知情, 如发起搜索行为的人以杀人为目的在网上编造谎言以获得对方的下落, 对发起搜索的行为人应以所犯罪行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提供信息者因主观上不明知而无罪, 若提供信息者提供的信息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或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则提供信息者可能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 (2) 发起搜索行为的人以犯罪为目的发起搜索, 而提供信息者也知情, 此时对发起搜索的行为人应以所犯罪行追究其刑事责任, 提供信息者构成发起搜索行为的人犯罪的帮助犯, 而非法提供他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则是手段行为。 (3) 发起搜索行为的人开始并没有准备实施犯罪的意图, 当搜索行为完成后才产生犯罪意图或被第三者利用实施犯罪, 对发起搜索的行为人或第三者应以所犯罪行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对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信息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或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则提供信息者可能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 (4) 发起搜索行为的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 而提供信息者在提供信息过程中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或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则提供信息者可能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

参考文献

[1]梁彗星, 廖新仲.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J].人民司法, 2003 (4) :42.

[2]黄太云《.刑法修正案 (七) 》解读[J].人民检察, 2009 (6) :15[J].

[3][6]黎邦勇.人肉搜索入罪宜缓刑[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107-108.

[4]周斌“.人肉搜索”可发表意见但不可践踏公民基本权利[N].法制日报, 2008-9-5.

[5]李齐广.人肉搜索不应入罪[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113.

篇6：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完善论文

一、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在金融行业正常运行的过程中, 有些投资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 会在金融活动的过程中采取极端手段, 从中得到好处, 这不仅会扰乱金融市场的秩序, 同样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 面对互联网金融, 由于其存在形式的特殊性更使得互联网金融存在很大的风险, 所以实行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是十分必要的。

(一) 互联网正常运行时的风险

互联网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其虚拟程度过高, 很难有实际物质在其中进行度量, 不会像银行或是借贷机构拥有实际货币进行交易,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现实世界, 就会给人们带来梦幻的感觉, 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力。阻碍着互联网的正常运行。

互联网现多采用光纤通信, 速度要比以前快了很多, 但是这也不能阻止黑客以及木马病毒的侵入, 工信部已经加大力度增强防火墙的防御能力, 但是, 蓄意不轨的人依旧存在, 他们往往抓住客户端连接网络的瞬间, 获取IP地址, 从而获得更多的客户端信息, 最后将事先编辑好的木马植入其中, 是客户端受到损害。

如今伴随着数据挖掘技术蓬勃发展, 大数据技术也不断进步, 人们在网络上浏览的痕迹便被实时记录下来, 以供后台采集后进行数据分析, 最终实现有用的商业价值。虽然有些商家会冠冕堂皇的说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但是这无形中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安全隐患。

(二) 互联网进行金融活动的风险

现如今互联网金融也成为金融运行中一个重要的金融环节, 当然, 在交易的过程中也就会有风险存在, 金融活动不像是银行存款, 可以保证本金, 并且能有一定的收益, 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 所谓的担保方也只是具有相应资质的资金监管, 并不一定为保证有收益存在, 因此, 在交易过程中就会有危险发生。

人们所熟悉的XX公司作为国内借贷公司的典型代表, 在设计业务交易模式的过程中引入了放款人的风险保障机制, 也就是说无论放贷人在投资过程中实际是盈利或是亏损都将会受到资金监管保护, 而不是顺应市场变化有赢有亏。这种将资金抽取作为风险赔付的做法, 无论资金流动过程中是否会在放贷人账户上都是一个非法谋取利益的过程, 都将构成非法经营犯罪。

正是因为互联网金融活动过程中, 会有风险存在, 所以, 司法部门就提出相关议案有必要对金融活动进行刑法规制, 最大限度的维护经济市场秩序, 同时保证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限制性

如果只是简单的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交易, 消费者的权益基本可以受到保证, 有相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 哪些交易过程可以允许哪些交易是明令禁止的。伴随着物联网的高速发展, 互联网金融业也如雨后春笋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由于互联网金融注入门槛低, 可以将民间闲散资金集中到一起进行更大数额的投资, 如果一味的动用刑法惩治, 将会使金融业受到限制, 因此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也有一定的限制性。

(一) 刑法规制限制性重要原则

刑法规制无疑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有序健康可控发展, 如果任何一比交易在有序进行的过程中随时还要担心被刑法规制的风险, 这无疑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阴影。对此, 日本法学者平野龙一强调:即使刑法危害威胁了他人的生活, 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法律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当交易过程中遇到问题要适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但是, 从人道主义角度讲, 经济犯罪大多是以货币形式的犯罪, 法律也应保证人身安全, 时刻以生命为第一位, 而不是一味的惩罚犯罪嫌疑人所犯下的经济过失, 却要危及犯罪嫌疑人的生命。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 如果动用了极刑可能连悔过的机会就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二) 刑法规制限制性的意义

互联网金融活动刑法规制可以有效保证经济活动健康进行, 尤其在打击像地下钱庄这样的非法场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规范了市场秩序, 能够限制进行金融活动的活动地点, 不能因为有些不正当的经济活动是在暗处进行, 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触犯法律就应当受到应有的制裁, 但是要依据情节严重程度以及认错态度, 切不可一刀切, 这样对国家对人民甚至是对个体的家庭, 都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 使用金融刑法规制也要有限度, 掌握好分寸, 才能够起到双赢的作用, 既能够起到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作用, 又能够保证经济不会受到损失。

三、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途径

互联网金融实质是一种创新的金融模式, 互联网本身不能产生金融, 金融也可以脱离互联网存在, 但是互联网却给金融带来新的生机, 助长了新的金融模式产生, 因此面对这种无形的金融模式, 如何进行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形式上的创新也是内容上的创新, 例如像阿里小贷、腾讯财富通, 人人贷等小微贷款机构, 都是通过技术革新, 通过技术运营, 搭建了新的贷款平台和模式。这些都是不同过去的银行和商业贷款机构。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态势, 对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也提出了跟高的要求, 不再是纸上谈兵, 国家相关机关, 也应采取相应措施实时拦截跟踪调查在互联网金融运行时可能产生的漏洞, 及时采取补救与预防措施, 保证金融秩序稳定发展。

如果没有获得证监会的同意就擅自发行股票, 甚至扬言严格控制股东人数等等类似于“自残”的方式来抵抗法律的红线, 都是十分不明智的做法, 所以, 国家司法机关更应加大宣传力度, 从根本上规避风险。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难而退不去冒险, 仍存侥幸心理。不以身试法, 就不会触犯法律, 从精神上, 从思想意识上就能够严格杜绝类似的事件发生。

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途径还有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运行的平稳, 保证经济利益不受损失, 最大的保证人们的权益, 在人们享受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要时刻警惕不法分子从中谋取暴利。

四、结语

良好的网络运行环境是人民继续信赖网络交易的根本, 只有保证了网络交易的安全性, 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网络金融当中来, 同样, 如果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将会使我国的金融行业更好的发展。一旦当人民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 人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害。而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 法律也是把双刃剑, 只有利用好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摘要：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不仅是与外界更加便捷的沟通, 同时可以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互联网为依托, 进行相关金融活动也营运而生。文章首先分析金融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其次分析金融刑法规制的限制性, 最后探讨进行金融刑法规制的途径, 可见我国相关法律部门已经深入关注相关问题, 这也将更加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限制性,必要性

参考文献

[1]张跃.起重机械安全隐患与缺陷的统计分析[J].低碳世界, 2016 (19) :98.

[2]于健宁.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人民论坛, 2014 (08) :20.

[3]戴险峰.“互联网金融”提法并不科学[J].中国经济信息, 2014 (05) :23-34.

[4]杨洋, 张宇.互联网金融在金融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以阿里金融为例[J].时代金融, 2014 (05) :87.

[5]胡云腾.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与指导性案例[J].人民司法, 2014 (06)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