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文化运动

20世纪新文化运动（精选6篇）

篇1：20世纪新文化运动

第三节 二十世纪的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构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一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著名论断：“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一面领导着民族革命战争，一面关注着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提出了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63 页。）特别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等一些重大问题，《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体现，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文艺理论格局和新时期文坛光怪陆离的现实,我们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当代意义。

关于《讲话》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文艺服务对象的问题。强调文艺的人民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读一些旧小说时就曾发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大部分旧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帝王将相、圣贤君子、英雄豪杰，而没有占多数的人民群众呢？这种疑问可以说是毛泽东注重文艺人民性的最初萌芽。随着思想的成熟和世界观的确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之后,毛泽东对这一间题有了更清醒而系统的阐述。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曾指出: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国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毛泽东更直接地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这种强调文艺人民性的观点在《讲话》中则被毛泽东更明确地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明确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分析，“当下的文艺大抵分为三类：一类是封建文艺，封建文艺是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第二类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为资产阶级说话。尽管梁实秋等人宣称文艺是超阶级的，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第三类是为帝国主义的以周作人、张资平为代表的‘汉奸文艺’，这三类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党需要的新文艺，应当是无产阶级大众站在一起的文艺创作。”自古以来文艺必将属于一个阶级，因为文艺创作者本身就属于一定的阶级，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我党需要的新中国新文化，应该是与无产阶级大众站在一起的文艺创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艺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讲话》指出其中“人民大众”的概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工人。工人是领导革命的主要阶级。第二是农民，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作为革命战争主力的武装起来的工农军，第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我们的文艺就应该为这四种人服务。”文章指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离开这个根本，离开这个原则的创作，就离开了广大的现实基础，我们需要文艺，我们需要精神食粮和意识形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以现实基础为依托的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只有做到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研究群众，与群众交朋友，才能挖掘出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和需要，才能做出大众的文艺，从而丰富人民的生活达到寓教于乐的思想，团结民众，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讲话》还谈到了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向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可见,毛泽东所谓的普及与提高仍然首先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的。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深人生活、深人群众、深人接受者的观点。“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只有用工农兵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

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紧接着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简单来说，主要是解决文艺作品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作为工农兵的文艺，其普及和提高也一定是要围绕着工农兵。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学习工农兵，了解工农兵的需要，了解工农兵喜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普及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可以达到的；而提高更是应该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前进方向上必定会有的提高上去提高，真理的道路是曲折而前进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这个耐心。”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必须到群众之中去，去真切地体验生活、认真地感受生活，观察环境、分析一切人、一切生活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出：“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应的产物，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最生动、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任何的文学艺术都将来源于生活，离开物质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借鉴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必要的，也是传承文化的需要，但要想创作出优秀的、不朽的作品，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和精华是其唯一途径。只有贴近广大群众的生活，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生动、形象、令人动容，并激发起受众的共鸣的作品才能成为广泛普及、经久传诵的佳品。文艺作品本就应该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其内容中反应出的作品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典型性和普遍性，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让人民惊醒，感奋起来，从而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因此，新时代的新文学，无论专家作者还是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从群众中吸取养料，否则其作品将成为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解决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的问题也得到结论，“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也还是为了群众。”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必定要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需求，这是基本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如秧歌剧。1943年春节,由鲁艺师生试创,在延安兴起的秧歌剧运动,这些秧歌剧以新的主题、人物和形式,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让群众耳目一新,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实践《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正如周扬所说:“秧歌的前途是无可怀疑的,它已经成了广泛而热烈的群众的艺术运动,已经在群众当中站定脚跟了。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指示的文艺新方向的绝对正确”。1943年3月,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会议,按照会议发出的“文艺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创作出描写工农兵的一批报告文学和诗歌作品,如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和艾青的《吴满有》等,成为《讲话》精神指引下文艺实践活动的先声。而《血泪仇》、《逼上梁山》、《同志、你走错了路》、《白毛女》等剧作的出现,更显示出延安文艺界实践《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新收获。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各根据地先后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座谈会,部署文艺工作者的下乡问题,文艺创作活动也相继展开,形成了一股持续性的创作潮流。

孙犁的《荷花淀》所表现的虽然是冀中农民参加抗战保家乡的时代主题,但却将这一主题不露痕迹地融入到张弛有致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将外在的社会政治要求转化为人物内在的精神取向。如水生与妻子之间那段简短的对白: “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透过这些词句,我们不难体会到那种对家人强烈的爱和眷恋、对敌人刻骨的仇恨和坚贞不屈的性格。抗日保家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完全成为了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植根于其情感意识的深处,正如孙犁所深刻体验到的: “农民抗日,完全出于自愿。他们热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父母妻子也是这样想”。《荷花淀》集中体现了孙犁的创作特点:在深厚的生活体验基础上,通过“家务事、儿女情”的场景描写,来表现农民身上与那一时代隐然合拍的内在精神品质。小说对水生嫂们乐观、自信、坚贞的人性美和心灵美的着重渲染，一方面表现了战争中“美好的极致”，也表现了对于个体生命充满温情的人文主义关怀，但也明显回避了战争的残酷，虚化了阶级斗争的背景，而清新优美的散文笔调和诗化的抒情色彩，则传达出了传统文人的趣味。在孙犁的小说叙事中,这种人文情怀和文人趣味，往往转化成为对日常伦理的深切体察，对人物内在生命的心灵呈现，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之情，对于自然风物的唯美感悟，构成了与革命性、政治性主题潜在对话并时有冲突的另一种维度。正因如此，作者在面对反扫荡斗争的残酷时，流露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倾向:集体主义的乐观精神和坚强信念,极富个性和诗意的浪漫情怀(如《琴和萧》)；在描写土改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变革时,作者既肯定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也表达了对被时代所裹挟的个体心灵和命运的关注(如《秋千》、《春歌》等)。

《白毛女》演变所体现的通俗文化与意识形态

我们想通过对延安文学的代表作《白毛女》中文化因素的探讨，考察所谓“新文化”和“通俗文化”建设的成就。《白毛女》所代表的解放区文化，可以说和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历史有着千丝万缕、曲曲折折的关系。

《白毛女》是一部几经加工修改，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迁移的作品。据说当年《白毛女》无论在哪里演出，只要“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刚起，全场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20世纪40年代：从“白毛仙姑”的传说到歌剧《白毛女》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河北西北部山区流传着 “白毛仙姑”的故事，这个传说据说是有真人真事为依据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靠山的某村庄，八路军解放后的几年来，工作一向很难开展。„„某次，区干部到该村布置村选，决定某日召开村民大会。但是，届时村民都不到会，区干部询问理由，村干部畏畏缩缩地说：“今天是十五，大伙都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区干部接着便追问了“白毛仙姑”的详情，估计可能是一个什么野兽被村人误会了，或者是敌人玩弄的破坏阴谋，最后决定到奶奶庙捉鬼。当晚，区干部和村的锄奸组长携带武器，隐蔽在奶奶庙神坛西侧的暗处，等烧香上供的人走后，约有三更多天，月光时隐时现，一阵冷风吹过，有脚步声渐近，果见一个白色的“物件”走进庙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她用手去抓供桌上的供献，正回身欲走时，区干部从暗中跃出，大呼：“你是人是鬼？”白毛仙姑一惊，突然发出狂叫向来人扑去，区干部发了一枪，白毛仙姑倒在地下，却又立刻爬起来，狂奔而下。区干部和村锄奸组长尾随着追出，穿过树林，爬上了山，过了几个悬崖峭壁，便看不见那白色的“物件”了。正在踌躇中，隐约地听见有婴儿哭声，仔细地窥看，在黑暗的山沟尽头有火光如豆，闪闪灼灼，神秘可怖。区干部等仍然勇敢追寻，便看见一个阴暗深邃的山洞，“白毛仙姑”正躲在一角紧抱着婴孩——小“白毛”。区干部等举起枪对着她说：“你到底是人是鬼，你快说，说了我饶了你，救你出去，不说不行！,„„”这时“白毛仙姑”突然在区干部面前跪倒，痛哭失声。接着她向区干部倾吐了一切：九年前(抗战尚未爆发，八路军未到此以前)村中有一恶霸地主，平时欺压佃户，骄奢淫佚，无恶不作。某一老佃农，有一十七八岁之孤女，聪明美丽，被地主看上了，乃借讨租为名，阴谋逼死老农，抢走该女。该女到了财主家被地主奸污，身怀有孕。地主满足了一时的淫欲之后，厌弃了她，续娶新人。在筹办婚事时，阴谋害死该女。有一善心的老妈子得知此信，乃于深夜中把她放走。她逃出财主家后，茫茫世界，不知何往，后来找了一个山洞便住下来，生下了婴孩。她背负着仇恨、辛酸，在山洞里生活了几年。由于在山洞中少吃没穿，不见阳光，不吃盐，全身发白。因为去偷奶奶庙里的供献，被村人信为“白毛仙姑”，奉以供献，而她也就借此以度日。而关于抗战爆发，八路军解放，“世道”改变等，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区干部听了“白毛仙姑”的这一段诉说，阴惨的旧社会的吃人的情景摆在眼前，他流泪了，然后他向“白毛仙姑”讲述这“世道”的改变，八路军如何解放了人民，那些悲惨的情景已经属于过去了，今天人民已经翻了身，过着几千年未有的愉快生活。最后，他们把“白毛仙姑”救出这阴暗的山洞，来到灿烂的阳光下，她又重新的真正作为一个“人”而开始过着从未有过的生活。

1944年5月，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将“白毛仙姑”的故事传播到鲁艺。为了迎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周扬极力主张在新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根据这个题材编写成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与情节简单的“白毛女人”的故事相比，经过反复修改的较成熟的新歌剧剧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正。首先，剧情结构由原故事的倒叙改为适合中国老百姓欣赏习惯的从头说起、有头有尾的顺叙方式。其次，剧中人物的名字也作了改动：“穆仁心(“没人心”的谐音)太漫画化，改为“穆仁智”；“红喜”改为本名“喜儿”，被抢到黄家后再由黄母按丫头“红福”、“红禄”给她排名“红喜”，这一笔改动就相当集中地表现了地主对佃农人身奴役和占有关系的超经济的阶级压迫的历史深度。至于剧中的黄母、赵大叔、王大婶张二婶、王大春、关大锁、李拴等人物的名字都是贺敬之执笔创作过程中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设计而起的。第三，在剧情内容上较大的修改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45年冬在张家口，对剧本主要作了这样的修改：第一幕第三场“加一段赵大叔说红军故事，描出在旧社会里埋藏在农民心中的希望”；第二幕第二场“添了王大春、大锁反抗狗腿子逼租，被迫出走，后来王参加八路军回来的一节”，“增强了农民在旧社会里的反抗性”，且将农民的反抗性与共产党的影响联系了起来；“喜儿的性格在三幕以后加强一些”，突出了她要活下去、要反抗的意志和性格；第六幕第一场重写，去掉了原来太重的话剧味道，第二场加了后台合唱“太阳出来了”的唱词，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本剧的鲜明主题。第二次较大的修改是于1950年上半年在北京进行的，作者将原剧本6幕20场改为5幕16场，删去了原来表现喜儿在山洞里生活的第四幕，最后的两幕除保留一些可以保留的内容外，大部分都重写过。这次修改去掉了剧本中的琐碎的话剧成分，避免了冗长拖拉的散文部分，剧情和戏剧语言都更精练、更紧凑、更集中，增强了剧中诗意浓郁的抒情气氛和歌剧气氛，服从戏剧的要求加强了文学性，多以唱代替说，唱词也更多地采用了独唱、合唱、领唱、轮唱、重唱等形式，使戏剧与音乐更好地结合了起来，因此，在歌剧形式上就较为统一和完美。此次修改本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1951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这个版本实际上成为后来供文学欣赏和舞台演出的《白毛女》剧本的定本和保留本。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解放区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抗战胜利后，《白毛女》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量，成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的最生动的教材。一些村子在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很快发动群众展开了反霸斗争。“例如椐晋察冀日报载，某区观众看了《白毛女》后，自动起来告发一个在过去依仗敌人势力奸污良家妇女的人，后来这人被法院判了徒刑。”一些知识分子也撰文叙述《白毛女》对自己阶级感情变化所起的重要影响。有的部队看了演出后，战士们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为白毛女报仇”一度成为部队杀敌立功的口号之一。据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回忆：有一次，他们为部队官兵演出时，有一位战士无法控制心头的怒火，竟然拔枪要打台上的“黄世仁”，幸被他人及时制止。事后同事们诙谐地对他说：“陈强，你把黄世仁这个角色演活了啊！怪不得人家要拿枪打你呢。”

二、20世纪50年代：电影《白毛女》的改动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与歌剧剧本相比，电影版的《白毛女》在政治主题方面并没有大的改变，主要调整了叙事力量，加强突出了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在影片中的分量，将其作为主线贯穿影片始终。比如，“将本家姑姑出嫁前将辫子挽成了发髻的情节给了喜儿，又多了大春为喜儿摘柿子，在悬崖中砍柴相亲相爱的情节”，并在影片结尾“交代了大春与喜儿相爱的结果”，从而“使大春与喜儿的爱情更加丰满，更加鲜明”，“也使黄世仁的罪恶更加显而易见”。

在影片对歌剧的多处改动中，有两处至关重要。在歌剧中，喜儿被黄世仁强暴之后，怀上了身孕，黄家欺骗喜儿，假称黄世仁要娶她，喜儿相信了他们的鬼话，幻想黄会纳己为妾。很显然，这种处理严重地损害了喜儿的形象———喜儿在丧失阶级立场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爱情的忠贞。影片将这一情节改为，喜儿遭蹂躏后，欲以自杀明志的态度十分坚决，被二婶劝住才罢；在黄世仁娶亲的当儿，黄母假装仁慈，给了喜儿两件衣服，打发喜儿回家，实际上黄家已将喜儿卖给了人贩子。喜儿扔掉了黄母送的衣服，回到下人住的小屋，拿起自己的旧衣，准备回家。这一改动，回避了喜儿弱女子中逆来顺受、忍辱偷生的一面，强化了她不屈不挠抗争性的一面。既表现了喜儿鲜明的阶级立场，又表现了喜儿对大春的忠贞不渝。另一处改动是，歌剧中，喜儿逃出黄家后，在山洞里生下并养育了孩子，将孩子一直留到抗战初。而在影片里，这个地主阶级的孽种刚刚生下来就死掉了。这样就回避了人物内心世界可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强化了阶级冲突的尖锐性。“政治话语需要做这个改动是为了删除孩子所标志的政治上的暧昧地带，孩子与黄世仁的血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绝对的阶级对立。但同时，从‘情’的娱乐原则看，这个改动却使大春和喜儿的爱情传奇更为纯粹，更为完整。”

其实，电影编导自己也承认，为了使喜儿与大春爱情表现的更加鲜明完整而作的改动，也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政治考虑：“让孩子留在喜儿身边，味道实在不对头，最后王大春如果不同喜儿结婚，要是自己的话，良心上实在过不去，实际上这是阶级感情的问题。”可见，在温情脉脉的“爱情原则”指导下的改动也隐含着某种政治说教的动机。

另外，编剧杨润声认为：“杨白劳、喜儿、大春，3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帐有欠真实。„„杨白劳由躲帐改为主动还息。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收，逼杨白劳走上绝路”。歌剧中杨白劳喝卤水自尽前的一大段唱也被删去。两者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而做的改动。

1951年3月18日晚上，电影《白毛女》举行首映式。1951 年的中秋节，影片 《白毛女》在全国 25 个大城市的 155 家影院同时上映，盛况空前。据统计，一天的观众竟达47.8万余人。观众纷纷投书报刊，高度评价《白毛女》。《白毛女》在1951年捷克卡罗维·发利第6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 38个特别荣誉奖中的第一个。《大众电影》在1959年作了一次统计，1949年到1958年，按照国内观众人次来排名的国产影片排行榜中，影片《白毛女》位居榜首，高达150，692，276人次。

三、“文革”时期：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命运

1964年初，上海市舞蹈学校决定根据同名歌剧改编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校长李幕琳组织了编导胡蓉蓉、傅艾棣，作曲严金萱三人创作组，请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担任艺术指导。经过四个月的夜以继日的创作和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最早雏形，就是由蔡国英、顾峡美等主演的小型芭蕾舞剧片段《白毛女》，在当年5月的“上海之春”文艺汇演期间，进行了实验性的演出，并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经过第二轮重新修改的芭蕾舞剧，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上进行公演时，已经由原来的一幕该成了联贯始终的八幕芭蕾舞剧，演出轰动一时，盛况空前。该剧得到了周总理和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好评。1967年4月24日晚上，江青陪同毛泽东首次观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毛主席称赞道：“《白毛女》好”。因为这样一句话，江青把《白毛女》列入“八个样板戏”之内，进行反复修改排练。六十年代末，江青责令亲信于会泳再次督阵修改《白毛女》。该剧于1970年由上海电视台联合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11本黑白的电视屏幕复制片。第二年，拍摄成舞台艺术片。1972年，影片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复放映。1975年，整个《白毛女》剧组奉命被调往北京，对《白毛女》进行大修改，硬是把这出早已成形的好戏，改的面目全非，修改未成功，也未进行公开演出。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芭蕾舞剧《白毛女》才又恢复原来的面貌。

与歌剧相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中心主题发生偏转，由阶级斗争的主题取代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196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透露出了改编后的舞剧主题与歌剧主题的不同：“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在《白毛女》这部剧作中，通过舞剧所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对广大观众揭示了：在沉重的奴役压迫下的旧中国农民，始终没有屈服，而是顽强不屈地英勇战斗着！”舞剧侧重的是剧作中的反抗与压迫，它要借剧情的发展向人们阐释农民与地主之间严酷、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歌剧中，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其实也贯穿始终，但歌剧是展示新旧社会中人的命运，舞剧则强调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

而舞剧主题的偏转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体现出来的。“《白毛女》应该以阶级斗争作为红线贯串全剧，„„突出喜儿、杨白劳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歌剧中，杨白劳是旧中国面对黑暗势力的压迫无能为力，受尽屈辱的普通农民的典型。而在舞剧中，杨白劳一改歌剧中那种软弱可欺，忍辱自尽的形象，成为一个不甘受压迫、敢于抗争的农民英雄。面对前来逼债抢人的黄世仁，他高高举起了挑豆腐的扁担，由于抗争被地主活活打死。“这一扁担，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杨白劳死的命运结局在舞剧和歌剧中是一致的，但由于舞剧中导致死亡的情节更换，人物死亡的内在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由屈辱含冤而死变成为不屈抗争而亡。这种笼罩于杨白劳身上的神圣光环放大了剧情中的阶级冲突的不可调和以及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对于喜儿的处理，我们也突出了她的斗争性和反抗性，她从黄家逃出后，在深山野林中，勇敢地和大自然进行搏斗，坚强地活下去，坚信总有一天穷人会有翻身出头的日子；在奶奶庙里，喜儿怀着满腔怒火，举起香炉向黄世仁仍去，阶级敌人吓破了胆，如丧家之犬，抱头逃窜，狼狈不堪。这样，一个贫农的典型形象就在舞台上屹立起来了。”可见，喜儿已由一个淳朴活泼的农村少女一跃而成为满腔阶级仇恨的复仇女神，胸中时时都有一团复仇的火焰在燃烧。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如此，为了表现黄世仁的剥削阶级本质，芭蕾舞剧把黄世仁作为一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某地的一个普通地主的历史性给完全删除了。他的形象由歌剧中对日寇的恐惧，变为超历史的恶霸地主，不仅是汉奸，还干尽抢人、拉人逼债等坏事。

除了上述几种艺术形式的《白毛女》以外，在红色经典《白毛女》演变的过程中，还曾出现过京剧和连环画的版本。1958年，马少波、范钧宏根据贺敬之、丁毅等同名歌剧改编成京剧《白毛女》，由中国京剧院演出，由李少春饰杨白劳，杜近芳饰喜儿，叶盛兰饰王大春，袁世海饰黄世仁。剧本保持原歌剧的基本情节和“旧社会将人逼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运用京剧唱、念、做、舞等表演手段和传统程式，并且根据内容需要，在剧本、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作了革新的尝试。而根据歌剧《白毛女》的故事原型编绘的连环画长期以来已有多种，其中以华三川于1964年问世的《白毛女》彩色连环画影响较大。新时期以来，《白毛女》曾多次重演过，尤其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由上海芭蕾舞团再三搬上舞台。可见，红色经典《白毛女》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后，在今天继续闪现出新的光芒，散发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篇2：20世纪新文化运动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这一思潮和运动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各流派创始人所具有的深固的忧患意识，忠贞的爱国热忱，崇高的使命感和事业心，执著的探索精神却是显而易见的。“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先驱们呕心沥血地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手段和方式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和谱写的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发展史，至今仍在历史的文库中熠熠生辉，启人睿智，值得……

20世纪代至3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风起潮涌般的“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思潮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它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先驱们开始打破中国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超然、闲适的局面，极具功利性地走出封建士大夫的象牙之塔，与时代、与政治紧密相连，可以说，“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思潮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高度，带着沉重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从人类发展的伟大实践中，重新审视、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无论是早期王拱璧的新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派，还是实验高潮时期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雷沛鸿的民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派，其创始人的经历和事迹，都展示着他们用青春的才华和辛劳的汗水谱写着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发展史。他们都是当时进步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移风易俗的推动者。他们都是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手段和方式在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形象。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他们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深固的忧患意识

“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先师们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相煎熬，人民生活极度悲苦的时代。这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对中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研究有素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华夏大地频遭列强瓜分、蚕食的厄运，忧国忧民忧时的意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历久弥深。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终于积淀为他们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原始动力。

诚然，忧患意识人人都有，但其性质却有所不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命运出发而产生的忧患是公忧；从自我出发，对个人和小家庭的地位、生活的忧患是私忧。“乡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公忧而不是私忧。请看：王拱璧的大半生是在忧愤中度过的。他幼年时就对私

篇3：20世纪新文化运动

一、定县实验、邹平实验

1. 定县实验及其主要做法

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 最初在城市进行, 号召“除文盲、做新民”, 他认为中国民族涣散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是人的问题, “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他希望通过农村运动来解决之, “中国的农村运动, 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1926年, 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 开始持续10年之久的实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整体思路是逐渐形成的。他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个方面。而他的主要做法是“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三步走战略”。通过这些具体的介入策略进行农村的改造。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指出这四大教育不能独立开展, 必须连续进行、整体推进, 要综合运用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来具体落实, 同时, 实现这些目标, 要遵循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征推广三个步骤。这样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为着力点, 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 而这其中的关键是乡村建设工作人员的“农民化”。可以看出, 晏阳初的思维是多角度多层面的, 更重要的是他及其重视人的关键因素。

2. 邹平实验及其主要做法

经过在广东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的实践, 梁漱溟逐步完善了乡村建设理论, 并在山东邹平全面实施。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立三个机构组成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机构。一是乡村建设研究部, 主要负责研究乡建理论、制定有关计划、方案和政策;二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 主要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乡村建设干部人才;三是乡村建设实验区, 将理论付诸实践, 划定邹平为试验县。“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倡导的。通过组织团体来训练、增强农民的团结力, 在生产上, 推广科学技术。在经济上, 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 这一点与晏阳初等其他乡建实验有类似之处。乡学村学是邹平整个行政系统机关教育化的产物, 县下设乡学, 是“政教合一”的机构。重订礼俗乡约, 创造新文化。成立道德协会, 每日朝会, 村民一起唱歌、呐喊或者听学校老师演讲。

二、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当我们讨论这一话题时必须要注意一个问题, 即大背景不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与20世纪20-30年代的农村情况根本不同。与此同时,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农村发展内容而言, 一些基本的价值、内容是基本不变的, 比如教育、公民素质提高、医疗问题、贫困等, 因为这些是发展性的问题。有些做法是相似的, 比如推行职业培训。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不成功的, 但从其理念、实施内容、具体做法和留下的精神财富、失败的教训看, 对我们进行农村社会工作有以下几点启示。

1. 理念方面

乡村建设运动从其出发点来看, 是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主体的, 走的是与农民结合的路子, 工作员与农民是平等的关系, 目的在于促进农民的自觉, 其中的代表人物表现得更加明显。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 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 这里体现的是农民的主体性。要“化农民”须先“农民化”, 体现的不仅是平等意识同时也是介入策略。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 而乡村建设运动中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主体, 工作员与农民平等的关系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开展农村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者要是定位不清, 同样会遭到农民的反感, 工作就可能无法开展。这要求社工融入农村、接纳农民。

从综合介入策略上看, 晏阳初和梁漱溟在各自的乡村建设实验中, 都是采取综合介入策略的,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其“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三步走战略”表现的尤为突出。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 农村原来遗留的问题、改革中新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必须统筹考虑, 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必须兼顾, 预防和发展、微观和宏观必须同时关注, 如此开展农村建设工作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而梁漱溟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 从社区工作介入的层面和方法上看, 也是整体通盘考虑的结果。

晏阳初对农村问题进行归因, 明显是在问题意识下思考问题的, 这同样给我们以重要启迪。社会工作通常从优势视角来考察服务对象和社区组织。社会工作视人为有潜力的人, 视社区为有资源、有优势的社区, 能够通过组织社区居民或提供专业人员策划发展模式处理社区的需要。而这些则不仅仅是问题意识的思维方法, 更是发展意识的思维方法, 即看到问题中的能力、更注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社区的发展, 这些视角决定着我们采用何种具体方式去面对农村社区和农民的需要。

2. 实施内容方面

乡村建设运动实施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教育、卫生等诸多领域, 具体有编印宣传教育资料 (刊印课本、图书、报纸) 、组织农民团体 (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开展社会调查、开展文娱活动 (组织戏剧演出、歌唱比赛) 、传播科学技术 (培育植物动物良种) 、帮助农民增收、培训相关人才 (训练活动、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提高民众医疗卫生水平等等。

⑴有助于我们理清农村社会工作的具体可行领域。如可以开展农村计划生育社会工作;针对农民公共文化娱乐领域, 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开展整合各种公共文化资源活动, 这里姑且命名为农村文化社会工作;针对“五保”工作可开展农村扶贫社会工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清农村社会工作的实际工作领域。

⑵有助于提醒我们开展相对广泛、深入的农村社会调查, 得到系统资料, 为我们国家制定社会政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在城市社区, 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 如一社区一社工, 如果在农村社区也设置一村一社工或者“一自然村一个社工服务中心”, 社工在该农村社区进行社会调查、评估建档、入户访谈等各领域社会工作, 经过整合, 就会得到系统的资料, 这对统合农村工作有重大意义。

⑶乡村建设运动涉及到的各种具体工作, 有助于我们开展形式多样、易于接受的小组工作和社区活动。比如, 我们可以从“朝会”那里开拓思维, 可以带领农村社区居民开展一些例如“晨练会”“早操小组”等活动。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环环相扣的理念中可以激发我们整合农村社区各种教育资源为青少年、成年人服务。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有助于我们思考开展各种类型的小组及社区活动, 兴趣类、互助类、治疗类小组等活动应当在农村社会工作中被恰当应用。诸如此类的活动很多很多。

3. 工作方法方面

如从重订乡约礼俗可以提醒我们在介入农村社区活动中注意领袖人物的作用及培养农村社区领袖, 以得到农村社区居民支持, 利于开展各项活动。不仅以农民为主体, 还需要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工作人员。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同样需要大批专业人才, 这要求我们像当初培养大批经济工作人才一样培养大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乡村建设运动对工作人员的训练和继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注意社会工作者的继续教育或者在职教育。

4. 精神财富方面

首先, 社会工作者应当负起勇气去承担责任。当前我国城市社会工作已经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 但农村社会工作并没有像城市社会工作那样受到关注。这与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相比,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很多人携妻带子, 扎根农村, 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和宗教家的狂热投身到乡村建设中去。其次, 乡村建设运动中各类团体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想应当努力提高社会工作机构领导人的个人魅力, 引领一批机构到农村去。作为社会工作者或者社会工作机构, 应当从他们那里学习这些良好品质。

5. 失败教训方面

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 其中经费紧张使工作难以为继是其中一点。这对我们来讲, 要注意经费来源稳定化、多元化。社会工作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 政府的责任排在第一位, 社会工作机构的运营能力 (比如机构的筹资能力) 也应当提高, 就如晏阳初先生为了平教会工作和定县实验多次赴海外募捐钱款。另外, 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得不依附当地政权的情况, 影响了其工作独立性, 由于当时地方政府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是不代表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的, 所以不利于工作开展。反观现在, 我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靠政府、与政府合作才能开创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新天地。

摘要：20世纪20-30年代, 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及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本文通过对其内容、方法和效果的回顾, 试图从乡村建设的理念、介入策略等方面梳理其对我国开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农村社会工作,启示

参考文献

[1]程建平.发展农村社会工作, 促进新农村建设[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09 (4) .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 :7, 149-150.

[3]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5) :11.

[4]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5]唐踔.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述论[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6 (02) :6..

[6]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90.

篇4：20世纪新文化运动

[关键词]回乡生产运动；20世纪50年代；上海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22-03

一、问题

开埠之初的上海人口不足50万，解放之初的人口统计录得人口502万。到1954年，上海人口达到662.71万人，1955年更是接近700万大关。[1]人口的迅速增长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早在1949年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一文，指出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而判断一个城市是消费型还是生产型的指标之一，是城市人口的劳动参与度。1955年4月底上海的699.7万人口中，被赡养者的比例高达62.93%，远远高于被认为是合理水平的50%。[2]1953年年底，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开始实施，政府直接承担起为城市人口供应粮食的任务。而1954年到1955年的两年里，上海的粮食销售量屡屡超过计划供应量。[3]对此，1955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讲话中说“上海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踊跃地到全国各地参加工农业和其他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放弃农业生产跑到上海来等待就业的劳动人民应该说服动员他们回乡生产”。[4]紧接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在6月份制定方案，要求“从1955年7月起，到1956年6月份之前，坚决从各方面完成紧缩城市人口100万，其中动员40万至60万人回乡生产的任务，以达到贯彻本市紧缩与加强的方针，消除人口臃肿的不合理现象的目的。”[5]

这项方案意味着每十个生活在上海的人中，必须要有一个离开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先进最繁荣的大都市，让已经来到上海、甚至已经生活下来的人放弃上海的生活，回到乡村或小城镇去，必然会有人不理解、不情愿。将群众的“不支持”转化为支持，即成功地把那些原来不支持这个运动的民众疏散出上海，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策

面对“回乡生产运动”遇到种种难题，中国共产党展示了有能力、有办法、有威信、有号召力的政党形象，达成了既定的目标。其成功的要诀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发动宣传系统，对民众进行有策略的宣传和教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且非常善于做宣传工作。在“回乡生产运动”期间，当时，上至《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下至企事业单位和里弄的黑板报，都被利用起来进行密集的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报道，造就了空前巨大的舆论声势。这场宣传不仅声势浩大，尤为重要的是以动员为目的，其中包含着诸多宣传策略和智慧。

第一，准确把握人民渴望建设新国家的心理，将回乡生产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美好目标结合起来说服群众。针对群众对“回乡生产运动”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在宣传策略和部署上党内的文件明确指示：“紧缩上海人口，是为了充分发挥上海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和加强国防。要强调宣传回乡生产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行动，宣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重要作用，同样光荣；动员农民回乡不但为了加强城市，同时也为了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适当批判不劳而获和放弃田地到城市‘混生活等错误思想。”[6]将回乡生产问题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协同发展工农业、平衡城乡关系的高度，让群众懂得回乡的重大意义，进而懂得拒绝回乡是不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甚至有不劳而获和混生活思想在作怪，使许多群众逐步改变了原来的不支持态度。

第二，换位讲述，娓娓道来，分析利害，循循善诱。舆论宣传不能仅仅站在执政者的角度进行说教，更要从宣传对象的利益和诉求出发考虑问题。在回乡生产运动宣传上，许多宣传材料都站在被动员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分析其呆在城市的害处，以及回乡生活的好处。比如呆在上海开支大、居住空间小，生活来源无保障等等；而回乡生活则开支小、生活更便利、生活来源稳定，从而得出回乡生产有利于个人及其家庭的结论。这无疑打动了不少被动员者，起到了推动回乡生产运动的作用。

第三，着力于不久的将来，为回乡者勾画美好的生活蓝图。从宣传策略上看，基于过去和当下的宣传通常比基于将来的宣传更为困难。党和政府把握了这一宣传规律，明确指示：“（应）宣传目前农村的新情况，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飞速发展和丰收，农民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要宣传《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指出农村建设的远景，提高农民对农村的认识。”[7]《解放日报》将新农村描绘成：“鱼满塘、谷满仓”……“拖拉机耕种收割，抽水机电力灌溉”，“乡乡有电话，村村有广播，社社有收音机”，“农村中图书室、电影队、体育场、业余剧团无处不有”，“小路变大路，乡村像城市”。[8]这样美好社会前景，自然令人向往，比较继续留在上海面对当下的困难生活，回乡生产自然成为了正确的选择。

（二）在落实回乡生产政策过程中抓住关键环节，有策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宣传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落实，不会变成现实。在回乡生产运动中，党和政府除了做好宣传工作外，紧紧抓住回乡生产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坚定落实具体政策，有效推进各项工作的展开。

第一，精准锁定动员目标，区分轻重缓急，减小阻力。要让占上海人口十分之一的人迁出，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让谁走？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回乡生产运动就无法顺利推进。对此，党和政府非常慎重，把动员对象锁定为“在农村中有生产生活条件、回乡后能维持最低生活，在城市没有固定职业”的人群。上海的“在职职工一律不动员”，“夫妻关系不动员”[9]，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区分轻重缓急，还体现在对外来保姆、奶妈和佣工的政策上。运动刚开始时，这部分人也在被动员回乡之列。但很快新的问题就浮现了。没有了保姆、奶妈和佣工的服务，那些家里有幼儿或老人需要照顾的在职职工无法安心工作，不得不请假去找本地保姆代替农村来的保姆，或者在工作时间里抽空回家照顾小孩、打理家务。一时间，怨声载道，反对之声四起。政府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纠偏，规定“在职保姆、奶妈和佣工不进行动员”。

第二，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最大程度地减少群众在实际利益上的损失。由于城乡差距，特别是上海与各地农村的巨大差距，搬离上海回乡生产的人们必然要损失一部分利益。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对回乡生产者给以物质补偿是落实政策的关键。因此，在安排回乡生产时，党和政府进行了认真的调研，确保疏散地有充足的土地或其他生产条件提供给被疏散回乡的人，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先不动员。[10]此外，有的动员对象在上海已经有了住房，虽然其中很多属于违章建造的棚屋。党和政府对于这些棚屋的政策是：一般不拆除，而是协助他们出租或转让棚屋；不易出租和转让的，由政府收购或租用。[11]其他形式的补偿还包括资助回乡路费，协助安排交通工具，协助解决债务和子女转学等问题。[12]不仅如此，在动员对象回乡后，上海市政府还向相关省份派出了访问团，了解已回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当地政府在安置上有何困难，同时，总结经验教训，使后续的动员安置工作持续顺利进行。

第三，发挥干部职工的模范带头作用。回乡生产运动，如果党员干部不能身先士卒、模范地执行政策，只是让普通群众迁出，回乡政策难以实施。所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就成为回乡生产运动成败的又一个关键所在。

解放以后，随着生活的逐渐安定，很多干部职工把家属接到上海定居，以至在农村的亲戚朋友也前往上海投奔他们。运动展开之后，政府对干部和职工进行教育，让他们劝说已经来上海投奔自己、符合回乡条件的亲友和非直系亲属回乡。还动员在职干部职工写信回家乡，劝说在乡的亲友不要盲目离开乡村到城市投亲靠友。[13]有的里弄干部，本身就是符合回乡条件的动员对象。许多里弄干部自愿带头回乡，影响了很多动员对象跟着回乡。[14]当时，干部职工的带头作用是回乡生产运动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三、启示

在当今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做好群众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顺利地推动各项政策的实施，这是执政者必须应对的问题。回顾和总结党和政府在回乡生产运动中的成功之处，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强大的和富有策略性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是落实政府决策的重要武器。上海回乡生产运动得以顺利推进，并达到预期目的，如果离开当时那种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和富有策略性的思想动员是难以做到的。宣传上以美好的社会前景吸引人，以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引领和教育人；以换位言说的方式打动人，才使那样一场大规模的涉及回乡者切身利益，且需要个体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运动顺利推进并获得成功。

第二，党和政府任何决策的制定及实施都必须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上海回乡生产运动的开展，虽然就回乡者眼前利益而言，可能是一种牺牲，但从长远看，它换来上海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成果，这些成果又回馈于全体人们。不仅如此，在整个运动的推进中，党和政府对回乡者的利益补偿，生活、生产的安排也体现了把人民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的一面，从而得到回乡者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不论做任何事情及遇到何种困难，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走在群众的前列，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党员干部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上海回乡生产运动在那样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转变群众最初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直接决定着群众对于政府决策的态度。在回乡生产运动动员中，虽然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为加大政策执行力度，一度采取了不适当的强制手段，如有的看到群众有一些动摇，立即为他迁出户口，门上贴上红纸条，里弄贴出“光荣榜”，使之不得翻悔；有的则是在座谈会上点名要求发言，要所有人都订下回乡计划，不发言、不订计划就不散会等。但总体上看，党和政府始终强调以群众自愿为主，对于严重违背政策，造成群众反抗的工作人员政府则给予批评和处理，从而化解了公共舆论方面的危机。这也是回乡生产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频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到2014年底，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已经达到2425万。“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将“十三五”期间上海人口的控制目标确定为2500万。如何应对当下上海的人口规模问题？重温60前上海的回乡生产运动，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有好处。

参考文献

[1]上海通志：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6.

[2]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口办公室.关于编制紧缩人口方案的情况说明（1955年）[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25-1-1-35.

[3]汤水清.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66-368.陈熙.1955-1956年上海首次城市人口紧缩与粮食供应[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3）.

[4]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N].新民晚报，1955-05-02.

[5] 关于动员外来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初步方案（草案）（1955年6月）[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21-53.

[6][10]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草稿）（1956年）[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71.

[7][9]上海市人口办公室.一九五六年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工作计划（草案）[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71.

[8]乡亲们，快些回家园吧[N].解放日报，1956-04-23.

[11][13]上海市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初步总结（四稿）[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71.

[12]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1955年8月10日）[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62.

[14]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1956年12月13日）[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68.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大都市的经验研究——以上海为例的讨论（1949-1959）”（项目批准号：15JD710085）中期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篇5：20世纪新文化运动

l、大型化：由于城市工业化造成的人口积聚和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使得建筑在不断向高空生长的同时，也在向地下扩展，例如北京的京广中心地下3层、地上52层，上海的金茂大厦地下3层、地上88层，建筑的体型越来越大。

2、复合化：由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建筑空间已不再单独表现为住宅或办公室，更多地将住宅、商场、办公楼、停车场结合为一体，建筑具有了复合功能。

3、智能化：由美国工业的电气化引发的智能技术，被美国纽约城市广场建筑应用后，目前已扩延到了整个建筑领域。通过计算机和其他高新技术对建筑进行控制，帮助管理者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保证建筑的可靠运行，提高建筑价值。

4、同质化：建筑材料的选用、功能的设计、室内外的环境，从厅堂灯光布置到居室房间分隔，千篇 一律。建设变成公式，整个城市规整而又单调，小区内的建筑越来越雷同，小区之间也越来越相像，个性被共性所湮灭。

5、抽象化：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建筑的内涵变得更加费解，建筑的外观已不能完全展现其具有的功能。为区分建筑的空间场所，表达建筑的用途和功能，只能借助于一些符号对建筑进行空间定位，来恢复建筑的环境秩序，

进入21世纪，由于人们对获取信息、增加自身能力的渴求，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理念、价值观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们相互结合，共同构筑了住宅建筑的发展趋势。

l、知识性：信息空间所具有的开放性、兼容性和流动性特点，使得人们不出门而晓天下，因此要求建筑必须具有更多的知识内涵。建筑所含的信息量、所拥有技术的先进性决定了建筑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价格走向。

2、情感性：由于生产的高效、生活的集中和竞争的压力，人们对建筑的要求从物质享受变为对精神愉悦的追求，美学、生态学、心理学、住宅社会学、人体工效学、行为学等多种学科将在建筑中得到体现，建筑文化与情感相互融合。

3、技术性：高新技术作为建筑的内在品质，在建筑的各个领域大显其能，它的实质是通过数据的传播、转换和控制来实施完成建筑物的各项预定功能。技术密集型大楼成为21世纪建筑的象征，更多的工业文明将在建筑中得到体现。

4、多元性：人类与自然、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国际趋势与本国国情相互融合互补，各种理论争鸣，建筑创作将更具理性，不再盲从于某一学派，各种风格的建筑随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和应用而广泛存在，个性建筑将得到突出和体现。

5、生态性：环境保护是21世纪永恒的主题，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节约能源的重视，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各类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环保节能建筑将更加受到大众青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人口与生产高度集中的状况仍将延续，这就决定了中国建筑业在21世纪仍保持兴旺态势。但由于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和建筑业的风险性，在21世纪，中国建筑业要根据时代的脉搏，运用现代技术、人类思想最新成果的空间组合，不断地充实建筑创作，实现建筑的高效能、高可靠性、高便捷性、高适应性、高舒适性和高服务性发展，从而达到社会效益和工业效率的完美结合，解决人居问题。

篇6：20世纪重大科学发现

1823年法拉第第一次观察到液化氯，其后各种气体的液化和更低温度的实现一直是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但实验的规模始终不能满足需要。

1873年，范德瓦耳斯（Van der Waals）在他的博士论文“气态和液态的连续性”中，提出了包括气态和液态的“物态方程”，即范德瓦耳斯方程。

1877年，盖勒德（L.P.Caillettet）和毕克特（P.P.Pictet）分别在法国和瑞士同时实现了氧的液化。

1880年，范德瓦耳斯又提出了“对应态定律”，进一步得到物态方程的普遍形式。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杜瓦（J.Dewar）于1898年实现了氢的液化和固化。

1895年德国人林德（C.V.Linde）和英国人汉普逊（Ｗ.Hampson）利用焦耳－汤姆生效应（即节流膨胀效应）开始大规模地生产液氧和液氮。著名的林德机成了低温技术的基本设备。

但是经过多年努力，用了许多办法都未能实现氦的液化。

氦气液化

卡末林-昂纳斯

Heike Kamerlingh Onnes 1853-1926，荷兰莱顿大学低温物理学家，超导电性的发现者，19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对低温下物质特性的研究，特别是这些研究导致了液氦的生产和超导电性的发现

53图1.卡末林-昂纳斯

年9月21日出生于荷兰格罗宁根一位砖窑主的家庭里。

1870年进入格罗宁根大学，第二年即获科学学士学位。l878年通过考试获科学硕士学位。

1879年以论文“地球旋转的新证据”获博士学位。

1882年他被任命为莱顿大学的实验物理和气象学教授。他在莱顿大学建立了低温实验室，二十世纪之初，莱顿低温实验室成了世界闻名的低温研究中心。卡末林-昂纳斯三十岁成为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是国际液化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26年2月21日卡末林-昂纳斯在莱顿逝世，享年73岁。

近代物理学重大发现

卡末林-昂纳斯的主要科学成就是全面研究了低温下物质特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导致了液氦的生产和超导电性的发现。他很重视培养人才，为此创立了一所技工学校，让学生晚上学习，白天在实验室工作。他培养的玻璃技师不但满足了本国的需要，还受聘到许多国家的物理实验室 工作，为发展低温物理学和真空技术作出了贡献。卡末林-昂纳斯还广招科技人员，包括来自国外的访问学者，集中到他的周围。

发现过程

卡末林-昂纳斯以极大的精力改善了实验室装备，使之由初具规模发展到后来居上。莱顿低温实验室于1894年建立了能大量生产液氢和其它气体（包括氦气）的工厂和一栋规模甚大的实验楼馆。他以工业规模建立实验室，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就是从这里开始，物理学由手工业方式走向现代的大规模水平。图12.2是卡末林-昂纳斯的低温实验装置原理图。

图12.2 卡末林-昂纳斯的低温实验装置原理图

1908年7月10日,卡末林-昂纳斯和他的同事在精心准备之后，集体攻关，终于使氦液化。它标志着20世纪“大科学”首次登台，初战 3 告捷。卡末林-昂纳斯的准备工作极其细致，他事先对氦的液化温度作了理论估算，预计是在5-6K。氦气大量储备，有充足的供应。液氢是自制的。在实验前一天，制备了75升液态空气备用。凌晨5时许，20升液态氢已准备好，逐渐灌入氦液化器中。用液氢预冷要极端小心，如果有很微量的空气混入系统就会前功尽弃。下午一时半，全部灌进氦液化器，开始令氦气循环。液化器中心的恒温器开始进入从未达到过的低温，这个温度只有靠氦气温度计指示。然而，很长时间看不到指示器有任何变化。人们调节压力、改变膨胀活塞，用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促进液化器的工作，温度计都似动非动，很难作出判断。这时液氢已近告罄，仍然没有观察到液氦的迹象。晚7点半，眼看实验要以失败告终，有一位闻讯前来观看的教授向卡末林-昂纳斯建议说，会不会是氦温度计本身的氦气也液化了，是不是可以从下面照亮容器，看看究竟如何？昂纳斯茅塞顿开，立即照办。结果使他喜出望外，原来中心恒温器中几乎充满了液体，光的反射使人们看到了液面。

这次卡末林-昂纳斯共获得了60cc的液氦，达到了4.3K的低温。他们又经过多次实验，第二年达到1.38-1.04K。

发现的突破点

卡末林－昂纳斯为了试验最纯的金属，选用了水银，却偶然地发现了并不只是属于纯水银的一种普遍现象--超导电性。然而，对于卡末林-昂纳斯来说，这一发现并非完全偶然，因为第一，他首先实现了氦的液化，而且直到20年代，全世界只有他独家生产液氦；第二，他所在 的低温实验室拥有大规模液氢生产设备，可以保证维持氦恒温器的低温状态；第三，他明确地认定要探索低温下物质的各种特性，特别是电阻的变化。而正是从各种金属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关系打开了通向超导电性的道路。所以超导电性的发现对于卡末林-昂纳斯来说，又是必然的。

对科学史的影响

超导电性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利用在临界温度附近电阻率随温度快速变化的规律制成超导温度计，其灵敏度极高；可以利用电阻消失的效应传输强大的电流，制造超导磁体、超导加速器和超导电机等；可以利用超导体的磁悬浮效应可制造无摩擦轴承和悬浮列车等；超导电性的约瑟夫森效应则已广泛用于基本常量、电压和磁场的测定、微波和红外线的探测等等电子学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趣闻轶事

莱顿低温实验室的经验。188

2年，卡末林-昂纳斯担任莱顿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他在就职时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题为“定量测量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他说道：“物理学能创造获得新的物质的手段，并且对我们的实验哲学思维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只有当物理学通过测量和实验去夺取新的疆土时，它才会在我们今天社会的思维和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喜欢把‘通过测量获得知识’这个座右铭贴在每个物理实验室的大门上”。他以这种精神在实验物理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建立了低温实验室，使氦的温度降低到0.9K以下，结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接近于绝对零度的低温。正是这些低温研究使 卡末林-昂纳斯发现了超导电性。后来他的学生凯松（W.H.Keesom）和德哈斯（W．J．de Haas）在该实验室继续实验，得到了更接近于绝对零度的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