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拇指铐》形象主题浅析（共3篇）
篇1：莫言《拇指铐》形象主题浅析
莫言《拇指铐》形象主题浅析
内容摘要：《拇指铐》虽短小精悍却意蕴深远，戴铐者、施救者及被铐者本身都存在着极大的象征意味，文本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象征意义的揭示来思考《拇指铐》作者的写作意图，小说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的善恶，看到人类美好和丑陋的一面，带给我们的关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思考。
关键词：《拇指铐》 形象分析 象征 人类生存现状
《拇指铐》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精悍但意远旨深，看似工笔写实，实际晦涩难懂。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讲述了小男孩一天的经历。小男孩阿义为生病的母亲到镇上买药，却被翰林墓地一对男女中的老头用奇怪的理由——走路时左顾右盼的代价铐住。因为男孩的求救，从拖拉机上下来的三男一女试图解铐，努力后以失败告终，用要赴宴的理由扬长而去;割麦送水的农妇试图解铐，却因镰刀崩了而不再努力，给男孩喝半壶水后，以丈夫在田里等待喝水和害怕挨打的理由歉意地离去。阿义最终在无人救援的情况下只能自我断指脱铐，最终灵魂脱壳回到母亲身边。文章虽然只是经历了一天的时间，却像是过了漫长的一辈子，故事当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引人深思。
一.戴铐者和施救者的形象
戴铐者是一个模样奇怪的老者，他“满头银发，紫红的脸膛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紫色的嘴唇紧抿着，好像一条锋利的刀刃”，他严肃威严，身体“高大腐朽”，显得冷酷无情，不顾阿义的哭喊求饶，也不考虑阿义无父、母亲躺在床上等待草药的现实情况，只因阿义可能偷看到了什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以蛮力将他铐在了松树上，不管不顾地离开了。他固执霸道，俨然就是一个“霸权主义者”。他习惯于毁掉所有一切脱离自己掌控或者窥探到自己秘密的人，完全以自己的武力征服比自己弱小的东西，不能以德服人。
解救者主要有小个子男人老Q、黑皮衣的女人、大个子男人大P、司机小D和农妇。
老Q是生性冷酷无情、狡黠多疑的人。他对事情的一切都显得非常好奇，是最先从拖拉机上跳下来的人，他好奇“是谁将他铐在这里的、拇指铐的来源、为什么把他铐在这里”，他对拇指铐了解得最透彻，也知道“‘草上飞’三年前就被毙了”，但是却只是不停地提问，在大家想办法帮忙的时候站在一旁说着风凉话，最后以“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先离去。他象征着“学究”，对一切都追求解释，对法律也有着服从的意识，自以为是地认为“孩子是不良少年，眼泪背后更多的是虚伪”，面对问题他更多是选择软弱逃避，他“食利主义”的、逃避与推诿的、自己哄骗自己的理念是有意识无意识之间表露出来的。[1]明明凭借自己的知识可能会有方法解决问题，却不愿意深究，只是以旁观者的形象去嘲笑他人的努力。
黑皮衣女人是性格直率泼辣，有着同情心却又无能为力的人。她总是将求助的眼光转向身边的男人，也善于对他人发号施令，自己不想办法只是催逼别人，“大P，想法解放他”，“小D，你过来看看”，在没有办法无奈离开后只能恼怒地让别人闭嘴，将脾气发泄在他人身上。虽然看上去是一种正义的化身，其实也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促成质的变化，自己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劣根性。
大个子男人大P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他高大魁梧，粗鲁简单，想要帮助却只能蛮干，想直接用手劈或者找锁匠，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象征着“士兵”。为了达成某些既定任务，不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或者一腔热血去完成，有时好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花费大量时间也不一定会有所成效。
司机小D是老实而单纯、善于运用技术、办法多却难以考虑周全的人。他用各种技术工具做了尝试，甚至想砍树、用气焊枪烧，象征着“工人”。凭借现代科技文明、科学技术，异想天开地以为仅仅以自己现有的技术、工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去考虑这一方法的可实施性。
农妇是蒙昧、自顾不暇却心地善良的人。她以一种懵懂的同情心甚至神的考验的敬畏心来帮助阿义，[2]是富有慈悲心的人，但用镰刀砍树是困难的，何况还背着孩子、要给田间辛苦的丈夫送水。她没有解救阿义的力量也自顾不暇，砍树、喂水总是只做一半，但她身上有着纯粹的母爱和同情心，虽不能帮忙，却也感到十分歉疚。象征了“农民”。简单善良，力量却不足，遇到困难或损害自身利益是就会想要退缩。
戴铐者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霸权主义者”，而妄图帮助救援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却都无能为力，以失败告终。
二.被铐者的形象
阿义是孤苦伶仃、软弱单纯的孩子。他害怕凶猛的狼犬、阴森的翰林墓地、母亲的离去，也习惯于求助别人，低身下气，“向胡大爷家借钱”，“哀求药铺老板，下跪磕头”，“面对老头时怯懦哭叫”。但他孝顺母亲，也有雄壮坚强的一面。在母亲生病、路途艰险时勇敢地要求去为母亲抓药;在怯懦害怕差点尿裤子时夹紧双腿、腰背挺直;在他人施救无用后他咬掉了自己的手指寻求解脱。他气质上有着纤敏、柔弱而又果敢、义气的特征，[3]象征着无辜的“弱者”，也会有自己愤怒、反抗的一面。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弱者、无辜受害者，却被大家无视，或者施救者因为威胁到自身利益并没有竭尽全力就匆匆离去，但他不能继续等待，生病的母亲还等着他抓药回家，这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也是他温情的惦念，因此他只能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进行自我拯救。他本身就是一个被虐待者的形象，但是为了自己的存活、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只能通过自虐、自残的方式来拯救自己。因此王干说：“莫言的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暴力美学，小说里不但虐待他人还自虐，”[4]这样一种方式在特定情况下反而会是自己存活下来的最好方式。他在遭受到不义的对待后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义，他无愧于“阿义”这个名字。
三.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
莫言小说始终把写人性，挖掘人性，人性的善与恶作为他的使命与作品的重要主题。[5]在“历史”这棵古老而沧桑的松树上，“义”这一民族传统文化濒临死亡，它弱小而无助，他渴望摆脱束缚、渴望自由、渴望回去解救母亲却无可选择、无人救援。身边的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走在自己生活的轨道上，不愿为了帮助别人而放弃自己所追逐的东西，就算中间偶尔会有人停留，也总是匆匆离去。那这些人追逐的又是什么?是去赴宴，是害怕挨打而给田间的丈夫送水，是忙着收获自己的麦子。他们不停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因利益而抛弃需要帮助的孩子，选择视而不见或者默然离开。就连当初阿义被铐住的`原因也是他不经意间的“左顾右盼”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正如莫言说过，真正的大悲悯，不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不是回避罪恶和肮脏，不是浅层次的批判和鞭挞，不是只同情好人，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坏人都是可怜的人，都值得同情。[6]他们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性中劣性劣行，他们为利益所驱使而忽略了人性中“善、义”的一面，这些大人的表现甚至不如阿义这样一个孩子。小说表现了人性的善恶，也展现了人类美好和丑陋的一面。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同情和悲悯。
人类似乎已经被捆绑在以“美国”为象征或代表的以经济—实力为主导的“文明”的“贼船”，[7]民族传统文化“义”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劣势，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义”被抓住了要害而无法脱身，濒临死亡。处在这一现状中的“工、农、兵、知识分子”都没有办法拯救或想要拯救却无能为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最终，“义”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在解救自己同时，他还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母亲。这或许就是莫言对我们人类现在生存状态的一种担忧，表现了对以“物质”为主这一观念的批判，隐隐指出“钱”对生命的制约和伤害。[8]让人们就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有所思考。
这篇小说以阿义一天的遭遇显示了人类主体令人堪忧的生存状态，他希望人类可以不被“霸权主义者”吓倒，不被强大的物质力量所控制、被逼绝望甚至灭亡，而是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思考自己存活下去的更好方式。
篇2：浅析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一、上官鲁氏与杨玉珍:诠释相同的母爱,有所差异的人生理想
莫言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真实可感的母亲形象。《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一生忍辱负重。上官鲁氏嫁与没有生育能力的上官寿喜,婚后因没有生下儿女而备受婆婆和丈夫的为难。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她只好走上“借种生子”的路为上官家延续香火。她生下七个非上官家的女儿后,婆家人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使她遭到婆婆和丈夫的百般凌辱,最后又与瑞典的传教士马洛亚生下一对龙凤胎。这些体现了她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逆来顺受,勇于在困难面前寻找出路的叛逆因子。
丈夫一家全部离开人世后,“如何让孩子活下来”成为她活下来的信念和勇气。她带着自己的儿女,不畏艰难困苦,把儿女养育成人。这些体现了她坚强、愈挫愈勇的美好品格。她对所有的儿孙一视同仁,不论是共产党,土匪,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亲人,是生命,她都想方设法去抚养,去呵护。这些体现了上官鲁氏作为母亲的坚韧、博爱与宽厚,同时也是中国母亲、大地母亲的代表。“莫言怀有一种深广的忧虑……《丰乳肥臀》则象征着饱经苦难的母亲以大地般的旺盛生命力孕育、滋养着儿女。”
其次,《四十一炮》中的母亲杨玉珍的形象。她的丈夫背叛了自己,她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弃妇,但没有成为怨妇。她凭着中国传统妇女的那种坚强与韧劲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盖上大瓦房。她说 :“有多少次,我把绳子都搭到梁头上了,不是有个小通牵挂着,有十个杨玉珍也死光。”为了儿子,她选择坚强活下去,以捡破烂来维持母子的生活。不怕苦累,为盖上大瓦房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奋斗。五年后,她拥有全村最宏伟壮观的大瓦房。这位母亲留给人的不仅有折服人心的震撼,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这两位母亲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性格中的坚强与柔韧,生死观与叛逆。在困难面前,她们都选择了以勇敢、坚韧战胜重重难关。他们为了儿女选择活下来,对于儿女都有深情的母爱。在丈夫的不公平待遇面前,没有选择逆来顺受,反而寻找新生。上官鲁氏嫁给没有生育能力的上官寿喜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怀,婆家反而把未能生下孩子的责任嫁祸于她。为摆脱这种困境,她宁愿与其他男人借种生子,这些男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更别提所谓的喜欢和爱情。在那个比较保守的年代,上官鲁氏的这种行为一方面表现了她在困难面前勇敢寻找出路,这是不同于许多传统小说中女性逆来顺受的一面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对丈夫的蔑视和报复,甚至是对整个封建礼教—夫为妇纲的反抗。杨玉珍在丈夫背叛自己后经过思想感情上的痛苦后选择和儿子一起努力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两位母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上官鲁氏的一生基本上在儿女之间周旋,是宽厚与仁爱、坚强与柔韧的大地母亲的典型代表。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儿女能生存下来。杨玉珍既有对孩子的爱,也有自己的理想,这是她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为实现这个理想,她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
二、戴凤莲与孙眉娘:如乡野狂风敢爱敢恨
《红高粱》的女主人公是“我奶奶”戴凤莲。她在临死前向天空呐喊 :“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叫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这段话从侧面反映了戴凤莲有意义的一生和洒脱、勇敢的性格。勇敢与名义上的丈夫决裂体现了她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在文中奶奶为抗日英雄送饭而牺牲在战场上,鼓励丈夫、儿子从事抗日战争。由此可见,戴凤莲不仅有野性、勇敢、追求自由和幸福,而且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能干的女性,有着男人的豪放和视野。
在某种程度上说,孙眉娘与戴凤莲有许多相同之处,她们都有对婚姻的不满,
对爱情的向往和勇敢的追求,同时又都受制于封建礼教——小脚才是美丽的。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戴凤莲最后成为了如意郎君余占鳌的妻子,而孙眉娘依然是精神不正常的屠户赵小甲的妻子,她虽然对钱丁充满爱恋也勇敢地表达和追求了,但依然是情人的身份,甚至只是两人欲望的满足,连妾的身份也没有得到。戏子出身的孙眉娘所受的文化熏陶显然不同于钱夫人,孙眉娘漂亮、单纯、无畏的性格使她最终走到了钱丁的面前。从见到钱丁,产生迷恋,再想方设法走到钱丁面前,到最后努力营救亲爹孙丙。这里给我们展示的不仅是眉娘的漂亮、单纯。还有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时的无畏和泼辣,在困难面前的智慧。
三、万心与钱夫人:闺阁女子的不同宿命
《蛙》中女主人公万心的形象是莫言以自己十分敬重并为自己接过生的姑姑为原型,讲述了从医50多年山东家乡妇产科医生的传奇一生。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齐鲁大地上的一只金凤凰,有过美丽的青春岁月,经历过情感的挫折,她因驾飞机叛逃台湾抛弃自己的男友而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从而在动荡的年代备受侮辱。因为身穿圣洁的白衣,医术精湛,被乡亲们视为“送子娘娘”。后来因严格执行党的计划生育的政策而不得不扼杀一个个小生命,转而被视为杀人的女魔头。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姑姑”本质上对生命的热爱,工作的热情,对党的虔诚。她一生洁身自好,最后与热爱泥塑工艺的郝大手结合过上平淡的艺术气息的生活。
《檀香刑》中的钱夫人出身名门——曾国潘的外孙女,是大家闺秀的代表。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没有乡间女子的野性而更多的是儒家文化的内敛和贤惠。在比脚中,从孙眉娘的视角写了钱夫人以小脚的优势向眉娘示威来打击眉娘。由此可见,钱夫人对小脚的认可。当钱夫人知道钱丁与眉娘之间的关系时,没有大哭大闹,反而为丈夫的前程着想选择默默隐忍。策划蓐须一事,以此激发眉娘对钱丁的恨,在灾难面前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选择死亡。可以说钱夫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隐忍奉献而又充满智慧。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受过教育,都有一颗正直的心,怀着坚定的信仰。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万心处于解放后的中国,学习的是一项技能——医学,拥有自己的事业,是时代新女性。钱夫人处于清末,她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是传统妇女的形象,没有自己的事业。丈夫基本上是她婚后的全部。而万心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自己的生命支撑,信念之源。
篇3：莫言《红高粱》主要人物形象浅析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 人物形象 分析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3-0004-02
自《红高粱》问世之日起，各路评论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在战争中，“我爷爷”打日本、杀鬼子，之前有在“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只大盖子枪”[1]。所以说“我爷爷”是抗日英雄，是中国的大英雄。“我奶奶”因为想出挡退日本汽车兵的计谋，最后在战争中牺牲，所以说我奶奶是抗日的先锋，是民族的英雄。还有罗汉大爷他曾经独闯日本军营，用铁楸铲驴腿，最后被日本人残忍剥皮杀害。由此可以说他们都是抗日英雄。小说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及罗汉大爷这样一群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形象。以致于读者都把他们放在“抗日英雄”的神坛之上。
然而，莫言的初衷在此吗？不是。也许，他的初衷是酝酿一坛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文中的主人公就是血红的“红高粱”，他们在生存意识和精神思想上，将觉醒而未觉醒。笔者希望还原他们性格刚烈、内心充满热情、大爱的大众形象，尤其是“我奶奶”这个形象，把这些神坛上的“英雄”人物拉下神坛，让他们回到那盛他们的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酒坛。
按照当代小说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则需：肩扛正义，英勇无畏的正气；理性处理事情智气；救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志气；抛弃个人的私欲，大公无私的大气。
让我们走进“红高粱”，品味的他们的生活与爱情婚姻观，观照他们真实的形象：
我奶奶“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2]。十六岁的奶奶已经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贴的杨柳”，“鲜嫩茂盛，水分充足”[3]。如此标致的人儿，不仅被财主单廷秀看中选作儿媳，连抬花轿的男子也舞步亡魂落魄。也只有我爷爷那样具有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才能与之比翼齐飞。
我奶奶待字闺中之时，便对未来的丈夫有了描绘：“与戏台上人物同等模样，峨冠博带，儒雅风流”[4]，是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5]，奶奶“渴望着淌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6]当她听到女伴传说自己的未婚女婿单家公子是个麻风病患者，她的心凉了，向父母倾诉心中的忧虑，听轿夫们说道单家院子里的烂肉臭味和成群结队的苍蝇，奶奶委屈的哭了，在唢呐悲惋的曲调里，“她听到了死的声音，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7]，在她的怀里揣着一把捍卫自己初始恋爱愿望的剪刀，可以说是为自己准备的，也有可能是为麻风病单家公子准备的。
“单家公子在炕下方凳上蜷曲，面孔痉挛”，“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长着鸡爪状的手，这与“高粱深处，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顿喉高歌”[8]的我爷爷一比较，让我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按东北乡的习俗，新婚三天的奶奶回门，她对曾祖父诉苦，表示决不再回那大户人家，没有得到回应，被一只有力的胳膊挟着，走向高粱深处，明知被“土匪”挟去，奶奶没有惊慌，可能宁愿这样，也不愿回到那麻风病相公身旁。在高粱地里，奶奶看见那半裸的胸膛，看见那黝黑的皮肤流淌的强劲彪悍的血液，“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于是“两颗蔑视人间法则的不羁心灵”[9]紧贴在一起，在高粱地里，奶奶拥有了情人，拥有了儿子，拥有了财富，拥有了红高粱般殷实的生活。
莫言企图通过男女主人公性的觉醒来表现这群被红高粱浸染，带着血气的生命对于传统礼教的背离，展现出最生动可爱的一面，因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这种人类种姓退化、生命萎顿，血液凝滞的一种，才能起死回生”。[10]在小说中，我奶奶在余占鳌杀死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没有良心的不安，可以说她对此应是期待的，杀夫仇人做了她的床上客，占了夫家的财产，传统的道德论理，心里的畏惧，不安，在爷爷奶奶身上毫无体现，至此两个人更是肆无忌惮在那一片红高粱地里热烈地相爱着。
从“我奶奶”作为一个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而言，她也拥有女人渴望爱与被爱的心意，不自觉的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但最终听从父母的安排，但她也有颗蔑视人间礼教法则的不羁心灵，与自己的杀夫仇人相爱并生活展现出她将觉醒而未觉醒的形象。
我那婀娜多姿的奶奶倒在高粱地里死去，是具有偶然性的，——“我父亲”听从“我爷爷”的吩咐，回家让“我奶奶”给部队送饭，在送饭途中遇敌，遭枪杀。她未怀有革命的主观动机，不是参与到实实在在的抗日战争当中而壮烈牺牲的。
“我爷爷”集善恶美丑于一生：
他在礼教纲伦上，一方面遵循着，另一方面却反抗着——他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她希望自己的母亲守礼而不违背纲常，他截断了母亲的性爱之源，在他的思想意识上，有遵
循伦理的烙印；但他又杀死了单家父子，霸占了单家家产和新娘（尽管新娘从内心来说是心甘情愿的），他反抗着礼教纲常。他在遵循与反抗礼教纲伦的时候，带着对生命的漠视和对法律的践踏。
他肩扛正义，却拒绝国民党的拉拢，不能理性看待抗日，救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却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拉起酒坊伙计豁出命的伏击日本人，他的动机不是站在民族大义上抗日，更多的是出于捍卫家园，保护财产和对生命的生存需求。他实为一枭雄。
与 “我奶奶”关系暧昧的罗汉大爷能算作抗日英雄吗？
罗汉大爷因铲死骡子，被日本人剥皮处死，他的死，不免让人觉得生命毁灭时的残酷，不寒而栗。或许有人认为罗汉大爷以铲死日本军营的牲畜是对日本压迫的反抗，其实不然——从日本军营出逃是因为神秘人逃跑杀死了卫兵给恰巧醒来的他提供了机会，逃出去过后因为听见东家两头骡子的嘶鸣，又折返回营地，然而骡子没有认出他来，还飞起双蹄踢伤自己，彻底被激怒的罗汉大爷拿起了铁锹向骡子砍去。也就是说明罗汉大爷并没有蓄意反抗，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但绝非和反抗日本人有关。
小说塑造了这样几个在生存意识和精神思想上，将觉醒而未觉醒人物形象，也让读者迷醉在那坛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中。
【参考文献】
[1][2][3][4][7][8][9]莫言.红高粱.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