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念

国家观念（共9篇）

篇1：国家观念

政治与伦理-蔡元培的国家观念

蔡元培先生为追求自由、民主，建设新国家，以翰林身份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学术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力图通过提高国民的知识与道德水平达到复兴民族，再造国家的目的。他的政治思想同他的伦理思想是紧密相联的，这突出体现在他的国家观念之中。

一、国家的涵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国家学说在中国并不十分发达。唐君毅说，由于儒家思想总是以和天下为最高目标，于是中国现代人也动辄想到全世界、全人类，而慕向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又因为西方的国家主义，恒化为侵略的帝国主义，所产生之反感，所以中国现代人形成了重民族而轻国家的观念习气。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武力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有所不同，蔡元培对国家思想很早就有较为密切的注意。1903年他编了《文变》一书，就收录了梁启超等人讨论国家思想的文章。在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思想的派别和变化趋向之后，他试图融合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道德体系，以促进统一的国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新国家的建设。

1900年蔡元培在《上皇帝书》中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1)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蔡元培在这里也以民约论的观点，主张主权在民。到1907年留德前后，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国修身教科书》，进一步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念，极力提倡国家伦理，把国家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

在蔡元培看来，国家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群性的结果。由夫妇到家庭，到宗族、邻里，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他说，“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苟其于国家无直接之关系，于法律无一定之限制者，皆谓之社会”，“然人类恒因土地相近种族相近者，建为特别之团体，有统一制裁之权，谓之国家，所以弥各种社会之缺憾，而使之互保其福利者也。”(2)所以国家在社会之上，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充，并对社会有“统一制裁”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其“独立之主权”・因而蔡元培说，“国也者，非徒有土地有人民之谓，谓以独立全能之主权，而统治其居于同一土地之人民者也。”(3)国家的产生正是于行使权力的需要，权力是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之所以成立者，权力也。“(4)由国家的公权取代各人的自卫权，使人人不必自危，也不得自肆，公平正直，各得其所;离开了国家，权利漫无限制，则无谓的争阋，将日增一日。所以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各人的生命与权利，“欲安全其国家者，不可不巩固其国家之权力，而慎勿毁损之，此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本务也。”(5)

蔡元培把国家看作一个道德有机体，认为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等都是意志团体。他说，“以道德言之，一国犹一人也，惟大小不同耳。国有主权，犹人之有心性。其有法律，犹人之有意志也。”(6)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个人不仅要广泛地承认国家的意志，也应承认国家立法的道德价值。他说，法律者，维持国家之大纲，吾人必由此而始能保有其权利者也。”(7)他认为，法律不仅可以使个人的平等权利在共同体中得以保障，使人人服从正义，而且可以维持一国的独立，保全一国的福利。

虽然蔡元培也提出要复兴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取代国家主义，更不主张极端的汉族种族主。1903年因不甚赞同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杀尽胡人”的见解，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所以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因而“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8)这种观点在“当时注意者甚少。及辛亥革命，则为舆论矣”(9)。1912年5月蔡元培参与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该会认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同一枝派，同是父

[1][2]

篇2：国家观念

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文天祥等人的做法，并不是出于现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对于遗民的这种道德约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这就是儒家道德对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成为伟大的道德英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如果以此苛求古人，看来像是在拔高他，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

中国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吗?

12世纪，南宋将领岳飞面对自己国家的北部领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严峻局面，在一首中国人都知道的词里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比岳飞稍晚，一个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写他在宋朝故都开封城的地标“州桥”遇见当地百姓的情景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天子统领的军队)来?”钱锺书以为，在女真国家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拦住宋使臣高声问话。但他同时又引用其他几种史料，证明本诗确确实实传达了藏在他们心里的真正愿望。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反元：“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在此之前，他还说过：“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此种意识也同样生动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统治华北的事实的议论中：“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这些只是很多类似例证中之最广为人知者。因此，若问中国古人有没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答案是“有”。但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所以需要对这种意识作以下四点更深入的说明。

明人临摹宋画《胡笳十八拍》。长期处于契丹人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并不因为朝廷与自己之间在文化、族属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这种差异的不满，而动摇对于辽王朝的政治忠诚。

第一，这种意识反映出对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确感知的，还不止是文化差异，而已经从文化差异被提升为一种族群的、即对是否出于共同血统的认知与区别。在这里，“夷狄”指的就是与汉人不相同的族群。请看下面一段话：“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食禄北朝(此指辽朝)，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遗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虽愚憨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

篇3：国家观念

一、“孝悌”对政治伦理影响深远

《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孔子为政之道,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尊卑有序, 齐景公赞成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虽有粟, 吾得而食诸?”[1]反映“孝”不仅仅是一种家庭社会伦理, 而是已被纳入政治伦理的范畴。

中国古代“家国天下”, 家国同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家庭的放大。在古代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 家庭伦理扩大了就是政治伦理。“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为国家政治的法则。”[2]君主就是家族长, 百姓就是子民。“君父”“子民”观念成为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一。古代中国是一个父权制的国家。儿子必须遵从父亲, 臣民必须遵从君主。“孝”是父子关系的规范, 它上升为君臣关系, 就是“忠”, 这就是“移孝作忠”;“悌”是兄弟关系的道德, 扩充为上下关系便是所谓的“顺”。由此, 从“父父子子”中引伸出“君君臣臣”, 由亲疏长幼延伸出尊卑贵贱, 这样也就建立起整个社会的伦常与政治秩序。所以“孝敬”与“效忠”从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中国有俗语“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儒家伦理中“孝悌”的观念对于国家制度形成也影响深远。西汉时期考试制度中有“举孝廉”一项。就是以孝顺的程度作为评选官员的标准, 更将“孝悌”抬到现实的政治制度之中。如果一个人犯法, 但是他的父母年迈又没有其他人可以照顾, 还会相应的减轻刑罚。

“家国一体”这种稳定的结构, 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 这种层层相通、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维系了国家的政治稳定, 使中国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的家族体系”。使中国帝制得以维持数千年而不至解体。

二、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方面, “孝”意味着要无条件赡养父母或是父母之上的亲人, 这样社会上由于年老而失去劳动力的人们就有了生活的来源, 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每个家庭都把老人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 整个家庭以他们为核心, 使他们享受到年轻力壮时所享受不到的“天伦之乐”。人们“养儿防老”, 免去自己由于年龄过大失去劳动能力而造成的生存危机。这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是有深远意义的。对于国家, 则不必花费更大的力气去增进社会的福利、社会的保障。政府的福利可以大多集中在修筑水利工程等方面。这就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国家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开拓疆土, 逐渐形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帝国。当然从另一角度看, 基于此也没有使中国走上像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 《论语·学而》谈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欤!’”[3]在家里孝敬家长, 从不让家长操心, 不做让家长不高兴的事, 从不做任何有风险的事。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刑罚比较严酷, 但是光凭刑罚并不足以塑造这样一个几千年来并没有本质变化的“超稳定”的社会。

许多法规之类的都是表象, 真正深层次起作用的还是儒家的伦理观, “孝悌”就是其中之一。西汉时“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所确立的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早已深入人们的骨髓, 这种无形的精神调节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达不到的。“孝悌”观在对社会伦理等级体制规范作用方面功不可没。孟德斯鸠曾经断言诺大的中华帝国更多的仅仅是靠一种道德体系在维持着, 这个体系一旦崩溃中华帝国的强盛也走到尽头了, 甚至是解体。[4]

总之, “孝”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孝悌”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这是一种感恩, 也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善良和知恩图报的表现。这是我们“礼仪之邦”重要特点之一。在古代中国它的范围被扩展了, 不仅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一部分, 也对政治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形成中国独特的政治伦理体制。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促进了历史的延续。

摘要：“孝悌”观念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西周时期, 以“亲亲”和“尊尊”为中心建立宗法制度, “孝”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忠”的思想也由此逐渐成型。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西汉时“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孝悌”观念被纳入国家制度的范畴。在以后几千年中影响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不但规范着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等级, 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伦理制度, 影响着国家秩序, 出现“家国天下”的局面。成为中国伦理本位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发展影响巨大。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孝悌,伦理,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1]孙钦善译注.论语注译·颜渊十二.巴蜀书社出版, 1990年版, 第201页.

[2]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2年版, 第178页.

[3]孙钦善译注.论语注译·学而第一.巴蜀书社出版, 1990年版, 第2页.

篇4：国旗意识与国家观念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untry directly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flag,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ong sense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represent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love of the national flag.

“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是鲁迅在《呐喊·头发的故事》中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时国民国旗意识的标准样本。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是一个国家最直观、最集中、最鲜明的符号显现。一国国民国旗意识的强弱直接反映其国家观念所达到的深度与热度，同时，一国国民较强的国家观念也必然表现为其对本国国旗的认同与喜爱。从增强国民的国旗意识入手，不失为养成、增进国民国家观念的简便而有效的途径。2010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室组织编创出版的《五星红旗》同名图书和三集电视文献片，与之前的《我爱你，五星红旗》摄影与书法艺术展作品集而形成的系列作品，引起我们围绕这一问题做一番思考与探究的兴趣。

翻检历史，国旗并非古已有之。它随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现，本身即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产物，并随现代国家观念的传播而传播。

现代国家观念13世纪下半叶萌芽于西欧，到16世纪末基本完成。它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反对中世纪的神权国家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相互契约而创立的，并最终把国家的合法性奠定于“主权在民”思想的基础上。与之相伴随，世界上第一面现代意义上的国旗产生于1568年爆发的荷兰独立战争，独立后建立的荷兰共和国采用橘黄(后改为红)、白、蓝水平三色旗。这面国旗以简单的条纹代替了此前欧洲传统的纹章旗帜，赋予颜色和设计以象征意义，表明了纹章旗帜作为国王与贵族身份象征时代的结束，使旗帜开始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此后，美国独立战争中诞生的星条旗创造了代表自由与独立的五角星；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红、白、蓝(后改为蓝、白、红)垂直三色旗被广泛接受作为共和运动的标志颜色。这几次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革命，不但其所代表的思想观念、革命路径、法律制度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其所形成的国旗也成为后进各国借鉴和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了以各自为典范的庞大的旗帜家族。如受荷兰国旗影响的，有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捷克等泛斯拉夫旗帜；受美国国旗影响的有智利、乌拉圭、古巴、希腊、马来西亚等国家国旗；受法国国旗影响的有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墨西哥、塞内加尔等国家国旗。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所使用的红旗使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得到广泛认同，并影响到现今白俄罗斯、越南等国的国旗，包括中国的五星红旗。进入19世纪，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又相继产生了以新月和星星为特点的穆斯林新月旗，以红、黑、白、绿4色为标志的泛阿拉伯旗帜，包含绿、黄、红或红、黑、绿两种色彩组合的泛非洲旗帜等旗帜家族。可以看出，历史产生了国旗，国旗反射着历史，透过国旗的发展变迁，不难把握一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古代自然也没有国旗。进入近代，在西方影响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先后完成了由封建专制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再到人民民主专政三种国家制度的历史跨越。体现在国旗上，也经历了从1862年大清的黄龙旗，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五色旗、1929年国民政府确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历史演变。对比来看，黄龙旗相似于欧洲传统的纹章旗帜，五色旗的设计一望可知是典型的民主共和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格局明显受到美国星条旗的影响。而五星红旗，实际上延续了在旗帜正面左上角方形部分添加图案的格局，只是将添加的图案做了改变。据系列作品记载，1949年7月新政协会议发布的国旗方案征集启事对国旗设计提出四条要求，一是中国特征；二是政权特征；三是形式庄严简洁；四是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最后通过的五星红旗方案集中了各方面智慧，跳出了对中国特征、政权特征进行简单图解的窠臼，如舍弃了五星红旗原设计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在红旗上加黄杠代表黄河等设计，既符合旗帜设计的一般规律，又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创下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民主议事的成功范例。国旗随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来到中国，并见证了这个古老国家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每一次重要进步。

国家观念是国民对国家的自觉认识和认同。它的意义在于，提高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强化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为全民族的团结统一形成精神纽带，为爱国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国家观念涉及一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内容丰富，不易把握，尤其对普通民众和广大青少年更是如此。如何培养、强化国民的国家观念？充分运用国旗这一象征符号，通过增强国民的国旗意识来强化国家观念，是一条简便而有效的途径。根据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原理，“精神内容本身是无形的，传播者只有借助于某种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借助于符号才能表现出来，而传播对象也只有凭借这些符号才能理解其意义。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活动首先表现为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国旗作为一种物化的非语言象征符号体系，比语言符号更直观、更鲜明、更直接，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在国家观念的宣示与渗透上拥有许多独到的优势。

国旗对于提升国民国家观念的独特作用，被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一再证明。尤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特别强调通过增强国旗意识来强化国民的国家观念。在美国，国旗出现的频率往往达到超乎想像的程度。从政府大厦到普通住宅，从交通工具到服饰用品，从商业广告到日常百货，无处不见美国国旗，甚至在内衣、围裙、指甲剪上都不乏星条旗图案。有学者认为，星条旗在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国家钢筋”和“社会水泥”的作用。

从系列作品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增强国民国旗意识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如当时质朴务实的革命者，对一切程序性、仪式性的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从1949年10月到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一直是北京市供电局工人师傅的兼职任务。迟至199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1991年才成立专门的国旗护卫队，天安门广场才有了比较正规、隆重的升旗仪式。国家至今还没有确定国旗日，对于五星红旗中色彩与五星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迄今尚未确定一种统一的权威解释。同时，也可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1990年《国旗法》的颁布顺应了社会大众的心理和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拥护。《国旗法》颁布20年来，政府、学校、社会的国旗活动日益频繁，人们的国旗意识日益增进，五星红旗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系列作品推出后受到欢迎的程度，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旁证。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处于落后、屈辱的地位，同时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不断蜕变更生，国民的国家观念也随之逐步觉醒。20世纪70年代末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和平崛起之势隐然成型，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们的爱国热情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期，国民国家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与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普及国旗知识、强化国旗意识、张扬国旗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的迫切需要。应当说，系列作品的推出正当其时。

系列作品围绕国旗这一主线，精选有关重要史实和场景，以旗绎史，以旗喻理，以旗寄情，为共和国书写了一部新颖生动的五星红旗史。编撰者们下了很大功夫把散在四处的各种资料搜集、集中起来，又细心加以剔抉爬梳，考证解决了有关国旗的许多疑案和难题。编撰时，《五星红旗》图书文图并茂，史料丰富，弥足珍贵，文献片集知识性故事性于一体，画面经典，感染力震撼力强，《我爱你，五星红旗》画册更汇聚了众多名家精品力作，图片幅幅鲜活靓丽，背后故事鲜为人知。这些作品相互印证，制作精湛，饱蘸感情，娓娓道来，生动可读。在现有关于五星红旗的专著中，不失为篇幅最大、收罗最全、较为可靠的一种。

国旗作为国家的符号显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对内的象征性，主要表现为凝聚、召唤、引领的作用。二是对外的标志性，主要表现为面对外部的区分、辨识作用，如在公海上、在战争中、在对外交往中及在其他国际性场合。三是内在的审美性，主要是庄重、鲜明、简洁，既符合美学原则，又契合民族心理。在过去闭关锁国的年代，对于国旗，我们多强调其对内象征性的一面。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对外开放范围不断扩大、程度日益加深，对外交往越来越普遍化、经常化，国旗的对外标志意义显得越来越突出。

篇5：观念的学习心得：观念的力量

听史贤龙老师分享，美国的崛起逻辑是这样的：他们先有了崛起的逻辑，然后有了执行这套逻辑的精英人才，最后才成就了强大的帝国。他的逻辑不是要把对方消灭了，自己独活;而是即便对方没死，自己也能发展，甚至他们不必追求对方的消亡，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争取到自己的独立。

中国历代的王朝都不是这个逻辑。新王朝推翻旧王朝，就是全盘推翻，改朝换代。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

这应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的。

张维迎老师写过一本书，叫《理念的力量》，中心意思是说，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从理念变革开始的。当一种新的主张得到社会的认可，形成广泛共识，这个主张就能获得支持，最终成为改革社会的力量。如果这一主张确有其先进性，它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显而易见了。

作为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行动总是受制于我们的思想观念，人与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观念上。观念指的是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自己和世界的世界观，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方法论。好的观念，能量无穷。

譬如今时今日，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你分析这是好时代还是坏时代?对你而言，这个时代是机会多一些还是封锁多一些?

我觉得这是个好时代。另外我也认为任何时代都是好时代。这就是我的观念。我相信由这个观念带来的，是乐观的态度和积极乐观的行动，最后得出的结果，大概率是积极正向的。

公众号：日白匠

篇6：国家观念

课程意义：

审视我们的日常质量管理工作，我们的领导到处不停地巡逻，发现”火灾“，然后及时扑灭，把很多质量问题给“消除掉”。

争论、罚款、加班以及现场中一群群的救火队在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似乎这一切都已习以为常。如果我们仔细统计分析，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问题是惊人地相似，却日复一日地重复发生着，每发生一次就会重新再解决一次。而实施质量改善则要求我们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第一次就将正确的事做正确”这是所有企业追求的一种管理境界，但事实上，我们常常被劝戒，在工作中要更加认真和细致，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将接受惩罚。除此之外，我们仅用了很少的时间去探究问题的本身。

“质量观念与个人发展--观念决定贫富，思路决定出路“主张企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进行经营管理，强调预防系统控制和过程控制，它为企业提供了卓越绩效的解决方案和管理模式。

学员收获：

1、通过学习可以了解质量观念与个人发展--观念决定贫富，思路决定出路管理的内涵,提升企业员工对质量的全方位认识，树立质量就是企业生命

2、通过学习可以知道在企业如何推行质量观念与个人发展--观念决定贫富，思路决定出路运动

3、通过学习可以了解质量观念与个人发展--观念决定贫富，思路决定出路与企业文化的双向构建4、、、、、、、培训学员对象：

生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质量总监、经理；生产总监、主管；其他部门经理、主管及全体操作人员。

课程设计时间：3小时

课程大纲：

一、质量----新思维的改善与维持观念

1、选择大于努力，观念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智慧决定贫富

2、案例：生活与选择

二、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品牌的基础

1、“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品牌的基础”无数企业兴衰成败的案例正在不断验证着它的正确性。

2、品牌是近年来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而质量则是品牌最密切的关联因素。

三、产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1、“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

四、产品质量无小事质量安全大如天

1、质量已经不再只是关乎企业的存亡，而是人命关天的头等大事。

案例：洛阳一拖（珍宝岛冲突）

五、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1、“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提出再次强调了质量的重要性

2、这一理念不应该仅仅是标语口号，更应该成为深深刻在每位心里的烙印。

六、过硬的质量是参与竞争的保证

1、中国企业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竞争力领域——质量竞争力。

2、约瑟夫·朱兰博士的话来说：20世纪是生产率的世纪，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是和平占领市场最有效的武器。

七、对产品质量来说不是100分就是0分

1、胡适先生的名作《差不多先生传》所传达的精神恰恰切中我们中国人的要害，“不是100分就是0分”的理念却是“差不多”的天然克星

2、产品质量是一个绝对严肃的话题，不存在任何侥幸，也没有任何折中的标准。“100－1≠99”，“100－1＝0”。

3、海尔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入选首批中国世界名牌产品。

八、以质量求生存 以质量求发展 向质量要效益

1、有人说：产量是“钱”，质量是“命”。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产量和效益，无异于

案例：视频观摩海尔砸冰箱 “要钱不要命”，最终只能是“人财两空”。

最后：分组总结与探讨、问答与交流

篇7：国家观念

——企业班组中的固有观念的思考

企业已全面进入全方位的竞争时代，多方压力必然也越来越大，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呢？某种意义上讲，传统业务增长乏力，更需要进行业务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来获取生命力，企业传统固有观念中，这些创新似乎离基层班组很远，感觉上创新都是相关管理部门的事情，和基层乃至一线班组没有关系。在我看来，创新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形势下，打破固有观念，积极创新思维，乃是企业发展的重点，乃是企业发展的转折点；前沿班组的活跃性，新观念、新认识、新提升对公司长远发展更为重要。

一、打破固有观念，建树新观念

班组作为企业的最基本的生产与运作单元，承担了公司中执行的角色，而且在角色定位中也是属于执行层。所以，建立班组化绩效管理体系，打破大锅饭体制，对于班组长以及班组成员来说，有效提升他们的执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班组长在分配工作任务的时候，只知道告诉员工任务内容，没有给到方向、方法，并强调过程的监控和反馈点。在工作分配中，最需要强调的是工作的监控和反馈，以及把工作做实做透的理念。特别是在实施班组内部管理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地设定员工的核心绩效指标（KPI），对于行为目标也进行量化考核，建立员工的绩效管理体系，增强员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方向感，结合TPM管理观念，有力地促进班组管理的量化管理，用相对完善的绩效管理闭循环来规范班组内部员工的绩效管理；从而促进竞争机制与激情效应。

譬如：

1）、在机制中打破固有观念：设备科维修班组，以前是电、钳分开，为适应现代企业现代设备维护的需要，必须提升自身素质，现在的维修班在，经过多年努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机电已经融合一体化。

2）、在传统中打破固有观念：班组建制中，员工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手把手学习模式，现代企业环境以彻底打破这种固有习性，将民主与辩证的思想贯穿于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相互学习已蔚然成风。

二、打破固有观念，形成新认识

班组的管理与建设过程中，有了新观念才会在工作过程中形成新认识，如何更高效率的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我认为员工的激情很重要。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员工都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增加收入，提升职务，获得认可。我们有非常棒的一线班组，我们不乏有足够的资源和必要的培训。在朝着目标航行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是激情！

当客观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能影响进程的就是人本身的“激情”。作为企业，员工们每天面对的都是熟识的产品，固定的工艺，死板的设备，冷冰的电脑，日复一日中，人们容易失去热情，丢掉激情，人一旦失去了对某件事的热情，是非常可怕的。目标会变成纸上谈兵而不能落实；资源会变成废物而失去价值；培训会变成应付而流于形式；班组、团队会变成散沙而毫无斗志。激情是实现工作价值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那么激情哪里来呢，良好的环境是滋生激情的土壤，良性的竞争是产生激情的动力。这个“环境”应该是广义上的，包括各部门的制度、规定等周到的约束和保障机制。谁都有这个感觉：睁开眼睛看到灰色的天空，心情会不好；处在杂乱的环境，情绪会不高；拿着不趁手的工具，干活没意思。所以，给员工们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他们体贴的防护和周到的保障，建立并依据奖惩制度及时兑现，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多种形式的活动，以促进员工积极的态度和更快的速度。

竞争是最容易让人产生热情的。它是人的一种本能，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良性

有效的竞争机制，以及相关的完善和公平的奖励政策。我们要鼓励竞争，因为无论内部良性竞争的结果如何，这个过程的受益者是我们的企业自己。竞争带来激情，创新就是竞争。不断改进，在认识中提高思维，创新必然建成果，企业才能真正全面得到提升和发展。

譬如：

1）、在小改小革中打破固有观念：通常数控车床照明灯有24V、110V、220V电压，常用40、50W功率；现可全部统一采用13W/220V节能灯，既节约能源又给维护带来便利快捷。还有国产件替代进口件等，都是一种对固有观念的打破，同时效益非凡。

2）、在日常工作方式中打破固有观念：积极提倡“预知管理”，加强设备“预防维修和保养”，减少“事后维修”;实行“维修工日巡查制度”，密切关注设备运行动态，跟踪设备在线状态，做好“动态点检”是基础。

三、积极创新思维，促使新提升

大到公司的管理，小到班组的建设，打破固有观念，加强信息沟通是关键！只有信息沟通，才能暴露公司管理中的问题，促进问题的公开讨论，增强企业活力，增进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增强企业凝聚力。

沟通说起来简单，作起来困难，因此作为班组团队沟通的规则很重要：切忌在沟通中不能保持开放的心、没有尊重对方、没有以对方为中心思考；只思考到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而忽略掉对方的利益和立场；只想到自己要说什么，而忘掉也要听对方在说什么。作为一个班组团队，协作精神固然重要，但没有有效的沟通，其他都无从谈起。因此，通过不断提高班组中每个员工的自身沟通能力，增强信息沟通途径，提升班组是提高企业安全、经营、管理水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的发展才有根基，有了根基企业就有发展上升的希望。

第一，班组作为企业中最小的生产组织单元，是企业上升发展的根基，如果根基不牢，就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必须从班组这块企业发展的根基抓起。没有班组管理，企业管理工作，安全生产、技术应用、设备“修管用”、经济核算、文明建设等企业的各项工作就没有落实下去。班组管理水平提高了，才能保证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必须把管理触角延伸到班组，通过班组来检验单位整体工作水平。

第二，班组是提素育人的摇篮。通过开展班组建设活动。可以让每一名职工在班组这个平台上展示作为，锤炼提高，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教育全体职工以对自己、对家庭、对他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管好自己，端正自己的思想意识，控制约束自己的行为，主动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为自己的发展甚至生存创造基本条件。

第三，班组是经济效益的源头。班组的效率和效益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存发展空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明确了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何开源节流。要把增收节支的考核办法充分落实到班组，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准则，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第四，班组是凝心聚力的团队、形象的窗口。班组是职工之家，职工的荣誉感也往往是通过班组来体现。班组建设的水平提高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增强，就会把企业利益和自身利益紧紧联系起来，自觉投身到企业改革与发展中去，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明显增强。总之，企业的生存发展，成在班组，败也在班组。

篇8：发达国家环保观念的启示与借鉴

一、英国的环保意识

英国是一个小岛国, 土地资源很有限, 工业化进程早, 因此整个民族形成了讲究实际, 崇尚科学的风俗习惯,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环保意识。例如英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有利于环保。他们的饮食实行的是分餐制, 各取所需。如有剩饭菜也会想尽办法用作喂养小动物绝不浪费, 这种饮食习惯既卫生健康又节约资源, 有利环保。

英国人在穿着方面也以节俭, 方便, 适用为宗旨。服装有几套夏装外加两件保暖外套组成, 职业人士另外再加两三套西装, 鞋子也只分冬夏两季, 尚简的习惯节约了大量布料, 节约了许多和制衣相关的能源, 资源和人力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英国人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把不中意的衣物送给义卖商店, 这种方式不但节约了大量衣料人力物力还节省了处理旧衣物的费用, 有利于环保。

在居住方面英国人尚绿不尚大, 民居是两三层小楼房, 总建筑面积不超过200平米, 他们对绿地却有世代相传的热情, 往往认为前后花园绿化是衡量家居条件的重要尺度。在居住方面英国人也不尚新, 许多人居住在父辈甚至祖父辈曾祖父辈留下的住宅中, 避免了因经常拆建房屋造成建筑垃圾污染环境, 节约每一寸土地, 将他们绿化起来, 这就是很多英国人的环保意识。

英国人的出行心态时尚实用,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轿车, 有的家庭有多辆但他们的私车仅用于旅游和上下班, 若长途出差, 探亲访友, 更乐于选择火车。

英国这种从小处培养环保意识, 成为一种风俗习惯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国家在很多场合的习俗表现为追求铺张浪费, 并以此为荣, 这种未富先奢的心态最要不得, 应当学习英国人将节约、环保的观念植入人们各种日常生活观念中, 植入整个民族的灵魂中,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二、德国的环境保护政策

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 从1972年通过的第一部环保法至今, 德国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环境保护法。为了加强执法, 德国设立了环保警察, 环保警察除了通常的警察职能外, 还承担环保现场执法, 充分地发挥了执法的严肃性和制止环境违法的及时性。

通过法律和政策来强制性的保护环境, 这种方法只是临时应急的措施, 在现今这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 更加成熟且自发的体系是通过经济手段给环保行为以物质鼓励, 自然激发人们的环保热情。

三、美国环境保护的做法

美国是世界上环境产业市场的龙头老大, 代表了环境产业的世界先进水平。其依靠成熟的市场体制, 发达和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发达的资本市场, 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需求市场, 通过完善环境管理法规, 建立严格的环境执法机制, 以法规控制、政府有限干预、全面引导、鼓励技术创新、利用市场机制、激发企业良好的环境行为为主要手段, 以改进环境质量获得经济效益、树立企业良好环境形象为驱动力, 最终保持和提高美国环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 推动环境产业高级化为目标, 国内与国际市场并重, 将环境产业确定为国家战略产业重点发展。美国环境管理以鼓励手段为主, 美国环保产业年产值非常庞大基本上与汽车业持平, 环保产业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发达国家环保观念的启示

一是提高公民环保意识。环境保护主体是全体公民, 因此加强环保,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扩大和开展各种环保活动, 增加公益广告, 加强宣传力度, 政府应考虑从民族民俗的角度来努力。我们应当发现并承认我们习俗中那些与环保不相容的部分, 并着手改变它们, 倡导一种环保型的风俗习惯, 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环保观念, 而非被迫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在强制性使用暴力, 诱惑性的使用利益去拯救环境。我们应从各国的环保习惯中吸取经验,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贯彻环保概念, 我们的环保事业就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二是加强政府在环保产业中的宏观调节作用。要达到前所述及的那样并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 环保仍需一些强制力和宣传鼓动。环境产业具有公益性特点, 环境产品有公共产品的特性, 决定政府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严格执法来约束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 规定市场主体的环境责任, 建立统一、公平、有序、规范的环境市场。政府应当如何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根据当前环境法规执行不力, 制约环境产业市场需求增长的现实,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保证环境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环保责任, 增加环保投资, 提高环保产业供给水平, 优化供给结构, 制定环境产业政策, 发展战略和规划, 支持环境产业快速发展。促进环境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引导企业积极开拓国际环境市场, 扩大环境产品和环境技术出口, 提高环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政府和企业增加对环境产业的投入。增加对环境产业的投入是推进环境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对环境产业投入主要来自两个部分: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政府投入用于治理公共环境污染, 投资领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运行和管理, 生态保护。企业的环境投入主要用于企业自身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 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 环境保护设备和产品的生产, 关注对环境产业投入比例变化, 在环境产业形成期, 企业环境投资比例大, 在环境企业发展期, 政府环境投资比例高于企业, 在环境产业成熟期, 随着环境基础设施民营化步伐加快, 企业对环境投资比例提高。我国环境产业要增加投入, 把环境投入多元化和环境投入商业化做重点, 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国内投资者共同投资环境产业。环保产业商业化还要做到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 使投资者有利可图, 保障环境产业的经济效益, 还要加大高科技产业在环保事业中的应用, 加强监控机制, 政府通过国家项目倡导绿色发展, 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摘要：环保必须放在首位的是公众的环保意识,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 导致教育跟不上, 人口的文化水平低, 环境保护意识差, 法制观念薄弱, 也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篇9：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

民族国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基本的国家形态。有人指出,我们经由日文把nation-state翻译成“民族国家”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概念所指的并不只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确实,nation-state的含义并不只是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是摆脱了神权枷锁的主权国家。不过,对这个概念的误解,并不是从它的日文翻译或中文翻译开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觉醒的浪潮中建立的很多国家,就已经把nation-state理解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文和中文的理解,只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概念的普遍理解的一个延续,而不是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特别地误解了它。

在欧洲早期现代,随着世俗王权的强大和宗教改革的推进,nation-state也逐渐形成了。当时民族国家的主体,确实不是20世纪意义上的族群概念。不过,由于世俗方言的兴起,以及新教各教派的形成,也就形成了单一语言、单一教派、世俗王权至上,这样三位一体的nation-state,来对抗罗马教廷拉丁语的神权统治。这些国家的公民,也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而这样的“世俗国家”,也就慢慢可以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了。

这一点尤其可以在19世纪末德国完成统一的过程中看到。随着拿破仑的战争以及普鲁士帝国的逐渐强大,以前极为分散的德意志各邦的民族意识日渐兴起。但把这100多个小邦国统一成一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不是易事,在理论上要说服每个邦国的公民也需要大量的工作。因此,当时德意志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研究看上去非常不同的各个小邦国人民之间的共同性,然后把他们塑造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从而成为国家统一的基础。虽然这些学者的工作在大多数邦国是成功的,但在奥地利这个与德意志民族有明显亲缘关系的人群中,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民族认同。德意志的统一,既是德意志强大的现代世俗国家的建构,也是德意志民族的形塑过程。

所以,虽然nation-state指的不只是民族国家,但这种世俗国家确实是经常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并不是绝对的误解。因此,现代中国人在接受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还是准确把握了20世纪初西方世界对它的基本理解,其所缺的部分只是未能了解这个概念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无法洞彻从世俗国家到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史意义。但这一点,是现代中国在接受很多西方观念时所犯的通病,比如无法理解自由民主背后的思想内涵,无法看到现代科学背后的人文意义,等等,这都是要假以时日,慢慢探索和澄清的。

二、民族国家与多民族的现代国家

既然nation-state并不内在地意味着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么,在现代西方,就完全可能形成非常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事实正是如此。即使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也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国家形态。

我们姑且不说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多国家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也并不符合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世俗国家这一路向。比如率先崛起的英国,可以说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典范。虽然我们一般也把它当作以英格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且不说它早就吞并了威尔士和爱尔兰这样的异民族,而且在它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英格兰与苏格兰形成了联合王国,这一多民族的特性甚至体现在了它的国旗上:两个十字架的交叉代表了两个基督教国家的联合。更不必说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当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以欧洲移民为国民主体的美国更不是单一民族的世俗国家。美国建政之初,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那场争论,多少就和这个问题相关。究竟是建立小型的道德共同体,还是建立容纳多民族、多宗教,甚至多语言的众多群体,建立一个庞大的现代帝国,正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争论的焦点之一。要打破启蒙思想家所谓民主制不可能在大国实现的断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形态,就必然包容不同的信仰、文化和民族背景。美国的成功为现代国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模式,与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的世俗国家的传统已经非常不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美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混杂的大帝国,反而逐渐变成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言人。难怪托克维尔要特意远渡重洋,去研究民主在美国安家后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超越民族国家的模式,其实并不只是英美政治思想的发明,而且代表了现代西方政治理想的一个更高境界。这种超越多少类似于当年罗马帝国对城邦制度的超越。在希腊罗马的古典城邦,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和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大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希腊人普遍认为,文明人的生活只有在狭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像波斯和埃及那样的大国,只能是野蛮人。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对城邦模式的打破,以及后来庞大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城邦制不仅无法维持它的政治安全,而且根本就无法存在了。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也打破了民族宗教的形式,为跨民族的大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

到新教改革的时候,庞大的天主教会重新分裂为各自为政的新教派别,并与世俗政治体结合,于是有了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像英国的亨利八世成立圣公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从天主教会分裂为新教教派,这并不是回到基督教之前的民族宗教。每个新教教派都有普世的宗教要求,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民族国家之内。因此,圣公会的英国仍然愿意与天主教的苏格兰联合。

正是因为基督教文明的这种普世要求,哪怕是到了今天,欧洲人不仅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模式,而且试图统一欧洲,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美国人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模式,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建立现代新罗马的迷梦。美国之后,加拿大、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都是这一模式。

三、从“五族共和”到五十六个民族

中国建立现代世俗国家的任务,恰恰与革命党人的排满思想同步发生,于是就很容易接受民族国家的概念中的民族主义成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排满的热潮渐渐消退了,“驱除鞑虏”的口号也逐渐被更理性的“五族共和”思想取代,但民族国家的理念依然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受德国影响不小,其基本倾向就是,从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出发,试图将汉、满、蒙、回、藏五族比附为同一宗族的不同分支。于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陈伯达在批判此书时指出:“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一批评虽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他指出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与德、意、日的民族国家路向更加接近,却是实情。

共和国建立之后,则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学习苏联的经验,通过细致的民族识别,把本来差别也许很细微的族群区分成不同的民族,最后确立了五十六个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这种通过苏联学来的模式,就是多民族并存的现代国家模式,是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的一种现代国家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不无它的问题,但总体而言,苏联后来的诸多民族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所学习的并不只是欧洲的多民族国家模式,而且中国文明继承了几千年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

应该说,无论国民党的“五族共和”,还是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都既从现代社会的国家建构中寻找支持,也从中国历史上寻找资源。凡是异族入主中原,官修史书总要把该族的祖先说成是黄帝的某个子孙,因故窜于夷狄,所以这个民族只不过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分支;这就是国民党宗族论的古代资源。但“民族区域自治”的背后,却是“夷夏之辨”的更深层含义。

四、夷夏之辨与多元一体格局

古代圣人向来重视夷夏之辨,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不同。很多时候,“夷夏之辨”被理解成了族群之间的问题,好像这就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斗争,如吕留良所谓“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但若从历史的角度看,则夷夏之辨重视的是礼乐文明,而非血统或族群。孔子作《春秋》所推崇的尊王攘夷,乃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唐代的程晏更明确指出:“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并不是以一个主流族群吞并各少数民族,而是以礼乐文明统合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汉族”,并不是因为血统的同源,而是由于文化的融合。所以当年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就慢慢融合成了统一的民族。

我们也不能把儒家礼乐文明理解为汉族的民族宗教或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套文明框架,在它之下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形态和宗教形态。佛教在中原地区兴盛起来,也并没有使佛教徒不再是汉族;今天的很多汉族人成为基督徒,也不妨碍他们仍然是汉族。甚至,在儒学传播的其他地区,像日本、朝鲜,也自称为“中华”、“华夏”。把汉族当成一个与其他民族并列的族群,只是在有了现代民族观念之后的一种强行划分。

今天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只是古代儒家文明的承载者,而是在中华文明的框架之下,吸收了大量的现代文明建立起来的一个现代世俗国家。它并不是以“汉族”这个族群为国民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可以容纳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一个文明和政治实体。在这个政治实体之下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和进一步创造共同的礼乐文明,也可以维护和发展各自独特的民族文明;但在政治层面上,各民族都只有一个忠诚的对象,那就是中国。

中华文明向来有普世性的天下诉求,这与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精神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别。西方现代文明在建立诸多民族国家的同时,仍然要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办法重温罗马帝国的普世旧梦。但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完全陷入民族国家的狭小局面;其普世理想更不是通过征服与兼并完成的。而今,中华文明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通过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模式,艰难但基本上成功地继承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普世理想。虽然现代中国还有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没有解决,现代中国的文明框架也并未完全安顿下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一个现代大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或其中任何一个族群缩回民族国家的模式。